“浩然老师不要走！”“你对文学爱好者恩重如山！”业余作者的心声——自觉担负起扶植责任，数十年从未停歇——大张旗鼓“文艺绿化”，办刊、写序、出书，为他人做嫁衣，专业作家再次“业余创作”——辛勤耕耘，无怨无悔，熬尽生命灯盏最后一滴油。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父亲告别仪式时，签名留言簿上有这样两条留言：“浩然老师不要走！”“浩然老师，你对文学爱好者恩重如山！”留言人是两位普通的业余作者。这两句留言，代表着众多业余作者，特别是农村业余作者的心声，说出了他们内心中深切的感受。“恩重如山”这个词也许有些严重，但父亲确实为了扶植、帮助文学爱好者，那些文艺苗圃中的幼苗，付出了相当的心血，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从农村成长起来，又是业余作者出身的父亲，深知文学小苗最渴望、最急需有人伸出热情之手加以扶植，那些身居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者则更是如此。受责任感和报恩的愿望驱使，父亲几十年来一直关注着农村文学事业的开展，关心着农村业余作者的前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责任，也有了一点气力后，父亲就一直没有停止扶植文学小苗的工作。当父亲在通向文学殿堂的坎坷小路上蹒跚前行之时，不仅有许多不知其姓名的报刊编辑热心地为他编发习作，更得到《中国青年报》的唐飞虎、《北京文艺》的孙毓椿与周雁如、《中国妇女》的杨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等等诸多编辑真诚、具体、有实效的帮助。他们热情的鼓励与支持，给父亲加了油，鼓了劲，更加坚定了信心，为父亲最终圆了文学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父亲对一个文学小苗最需要怎样的扶植和帮助，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父亲对文学爱好者的扶植、帮助，基本上是通过书信、修改推荐稿件、个别面对面辅导、撰写创作体会文章和做创作报告等方式来进行的。父亲为文学爱好者解疑答惑、传授经验教训的书信到底写了多少，现已无从统计，数量肯定是巨大的，总字数应达数百万甚至近千万字。几十年来，除了零散的复信外，父亲总是每隔一段时间，便要专门抽出几天时间集中写信回复。现存最早的这类信件，是1958年11月写给现已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费玲英的。自1956年11月号的《北京文艺》上刊登了《喜鹊登枝》后，父亲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歌颂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文学爱好者开始写来信，询问一些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费玲英便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她还是个江苏无锡洛社中学的一名学生。由于父亲刚刚踏入文学大门不久，自觉在文学创作上还有许多地方不成熟，因而在复信中，针对费玲英提出的问题，认为能够拿得准，对她的这个爱好能有所帮助的，就做了明确的答复；对拿不准，有可能产生误导的，尽管没有直接回答，但也提出了明确的建议。父亲在复信中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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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还是一位读初中的学生。初中时期，是每一个人，不论你将来要专哪一门，就在一个作家来讲，也是不可少的基础学习。数理化学，虽然不一定会体现在稿纸上，但是它能帮助你认识问题，提高创作水平。缺少这些基本知识的作家，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因此，我第一个意见就是希望您能够珍惜您这个学习时期，努力读书，先做一个五好的学生。至于搞创作，我觉得，目前还不应当过多地给它时间。不要过多地给创作时间，并不等于不搞，在您来讲，写东西跟学习数理化学一样，同是对今后的创作准备。先争取可能的时间投入生活斗争中，像您讲的参加大炼钢铁，在大运河的两旁种油菜，等等。把您的体会、感想写下来，先要求写的准确，写出来的东西，像您看见的一样，然后再要求自己提高。作文、日记都是最好的练笔方法。您现在担任“黑板报”的编辑，我看尤其宝贵，您千万要认真地搞下去。至于您要我谈谈创作体会，很抱歉，我真的没什么可谈。最近为《文学知识》编辑部写了一篇答问，其中包括了您的问题。我就是那么一点儿体会，若有兴趣，待十二月出版后，可找来看看。《跟大哥一块过的暑假》我是读过一遍，只觉得写的不够，提不出具体意见。又要请您原谅。对品评别人的作品，我是最低能的。胡乱地扯一通，对您不会有帮助，往往会得到坏效果。我这个意思，您仔细地想一想会明白的。我建议您把稿子交给语文老师，你们面谈，比用信说话方便的多。也可以请您周围的朋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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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与业余作者讨论小说稿
在一个月后的另一封复信中，父亲更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希望：“一个人的进步和取得成就，别人的帮助和指导是不可少的条件；但重要的靠自己努力。希望你能按着自己说的那样做下去。不浮夸、不急躁，埋头苦干，时间是不会亏待这样人的。”
父亲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自己能对文学爱好者有所帮助，在给他们复信时自然也就持一种真诚坦率的态度。这种真诚坦率固然可贵，但也因此引起过不少误会。一个文学爱好者从高中时期就喜欢写作，毕业参军后仍保持着这个爱好。几年间，他经常寄来一些习作，父亲一直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指导。这个文学青年有个很不好的习惯：稿件不仅冗长，没有誊清便寄发出去，而且字迹潦草、不工整。做过多年编辑工作的父亲深知，再好的作品，如果稿面不整洁，字迹潦草难辨，也会大减成色；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这更是一个对取得成功的严重阻碍。因而，复信时提醒他注意这个问题。在几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父亲不得不“警告”他“以后你再写潦潦草草的、长得让人看着困难的作品，我将原封不动地退给你。”这几句过于直白、不讲情面的话，大概使这个年轻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生了气，不仅把父亲以前写给他的信件都退了回来，还中断了与父亲的联系。经过若干年生活的磨炼，逐渐成熟后，他才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不仅主动与父亲恢复了联系，还生发出一种父子般的感情。对父亲的良苦用心不理解的，并非此一人一事。为了能使那些小苗长成大树，父亲也不怕暂时的误解，甚至得罪人。黑龙江省依安县乡村有一个很有才气和前途的女青年作者，父亲对她报以很大的期望，亲自为她修改稿件，向刊物推荐，并写出多篇评点文章。父亲在关注着她点滴进步的同时，也注意着她身上的问题。在女作者发表几篇文章，受到一定好评后的一封来信中，她说到自己近来的很多爱好。对她的这些爱好，父亲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女作者回信时，不仅只字未提父亲所提出的看法，反而又说了自己又新增添的一些“爱好”。对此，父亲不得不费尽唇舌的再次进一步阐明观点：
……
此信对我上次那封长信中对你“爱好”过多、精力不集中的批评只字未提。这是否意味着：不表态就是态度呢？从你又一次洋洋得意地夸耀我前所未闻的新“爱好”，只能揣测出这样的答案。我喜欢有主见的青年，但不喜欢任性的青年。有才华、有前途、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如果放任不羁，又醒悟迟缓的话，那就无异于一种“自杀”！我对你抱着希望，也花了些心血。因此愿意看到你在文学跑道上淌汗、喘吁，甚至摔倒几次，而渐渐离我远去，最后达到我对你预计的目的。决不愿看到你满足现状地、心安理得地、无所谓地坐在楼台亭阁前，靠幻想与神游打发走属于你的，又不太长的大好时光！把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精力都扑到“生活”和“创作”的活动之中吧。学朴实，学踏实，管住自己，趁如今这天时地利条件，多写，多多写！我等你一封想好了之后的表态信。同时等看你的新作品。
……
父亲根据自身的生活和创作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认为一个初学写作者，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而许多农村业余作者却恰恰缺乏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条件差，文化低，对取得成功往往表现出信心不足，甚至有些自卑的感觉。对于持有这类想法的人，父亲总是用亲身经历来说明客观条件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改变的，只要经过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希望以此来激发起他们的信心和勇气。由于父亲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讲述这些，使得在父亲身边工作的人听到过许多次，其中个别不了解父亲用意的人就不免私下说出“老是讲这些，我都快背下来了”的牢骚话。不知这样的怪话是否传入过父亲的耳朵，他始终一如既往地用自身的成功，来激励那些信心不足的人。
父亲为工农兵学商各行业的人都做过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讲座或报告，这类的座谈会和报告会不低于几百场次。平心而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父亲是不愿意做这类报告的。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父亲始终认为一个作家要靠作品存身于社会，如果不以创作为主业而到处“夸夸其谈”，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其二，父亲并非不愿意帮助青年作者，曾经为这类工作花去不少时间和精力；也不怀疑好的写作经验，对青年习作者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自己在创作历程中就从别位作家的经验谈论之中，吸取过不少可贵的营养。但是，在自己一个阶段来尚未写出较为满意、成功的作品，自然也就不会有值得介绍的经验的情况下，敷衍了事、空话连篇地硬说，于己于人都没有什么益处。其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父亲是十分明了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各种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而父亲本人也曾遭到过听报告者的“检举揭发”而受到一定的牵连；更有不少朋友劝告父亲：谈创作，关系到理论问题，容易谈出差错，不如用那个时间写篇作品。
从探寻摸索到跨入文学殿堂的大门，从业余作者转变为专业作家，父亲曾一步一步地走过相当长的一段艰苦历程，他太了解一个初学写作的业余作者最渴求、最希望的是什么。因此，在许多时候一想到自己当初的经历，一想到自己的责任，一想到那些渴望得到帮助、指点的业余作者，父亲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初衷，应邀前往。有的时候这种“应邀”甚至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11月，父亲和北京市文化局的几个干部到京郊平谷县参加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验交流大会。在作者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领导和参会的农民作者们都希望父亲能够讲一些创作体会。那个时期，父亲的处境并不是很好，一些对立面的造反派正紧盯着他的一言一行，以便抓住把柄，将他彻底整倒；对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父亲也并不很了解，如果在发言过程中的哪句话讲错了，被在场的个别“觉悟”高、“警惕性”强的人揭发出来，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面对着那些迫切需要技术指导的农民写作者们，父亲经过了一定的思想斗争，还是在会上讲了自己的创作体会。
1985年9月为业余作者授课
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给业余作者谈写作的活动，都让父亲难以一口回绝。1974年7月，父亲到广东进行创作期间，正赶上肇庆地区召开创作会议，邀请父亲与参会者见见面，谈一谈。因为几十名参会者都是业余作者，尽管父亲当时的写作十分紧张艰苦，仍答应前往。几十年来，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太多太多，有的时候，父亲开始时嘴上的态度十分坚决，心里却又总觉得应当给予业余作者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再多再大的难处自己也要去承担克服，最终还是改变主意答应下来。
父亲给业余作者们讲体会作报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有效帮助，使他们的创作水平有所提高；从大多数听众以各种方式的反馈中，也表明听过父亲的报告后的确解决了他们不少的实际问题，有所收获。父亲从不赞成以作家的身份，利用作创作报告的机会，向求知欲旺盛、而又天真的文学青年们宣扬文学界的“内情”、“轶事”，传播国内外社会与文艺的一切稀罕古怪的见闻。那种“哗众取宠”式的报告讲演，表面上热热闹闹，“效果”良好，讲者得意，听者满意，但对受众方创作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实际教益，甚至会起到难以预料的副作用。
多少年来，哪怕是处在人生最低谷，甚至人身和作品正受到“批判”的时期，父亲都会不时地收到业余作者寄来的稿件。对这些浸透着写作者大量心血的作品，父亲总是十分重视，认真处理，从不会置之不理地丢弃在一旁。父亲曾为一位农村业余作者修改一篇习作，当修改完成后，却因这个作者本身的特殊原因而无法将稿件交还给他，直到18年后，这篇被仔细修改并妥善保管的习作才作为纪念品物归原主。由于父亲的“文债”太多，几乎长年累月的被这永远也偿还不清的债务“压迫”得焦头烂额。对业余作者们源源不断寄来的作品，父亲又不愿马马虎虎的敷衍了事，因而只能是尽力挤出时间来处理；许多时候都是带病在床上半躺半靠地进行。父亲逐篇仔细阅读那些还显稚嫩的习作，提出自己的意见看法；当无法确定自己的看法是否准确贴切时，还专门转给一些对业余作者同样热情关心的作家同行或编辑朋友帮助看，征询他们的意见。父亲不论是外出采访、开会还是写作，他的旅行包里总是装着业余作者的稿件，把别人休息、游玩的时间都用来阅读修改这些稿件。父亲很少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关系”做其他事情，但是在处理业余作者稿件上却充分加以利用。父亲知道，同样一篇作品，由自己写出推荐书转寄或由作者本人直接投寄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一个业余作者，特别是一个初学者的作品能够在报刊上发表出来，对作者的鼓舞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有可能影响到他一生的命运。因而，凡是认为已经达到发表水准的稿件，就不嫌费时费力的亲自向刊物推荐投寄。在某些个时期里，对于父亲推荐的作品，报刊还能无条件的刊发，但随着社会风气渐渐地变化，编辑部就开始提出条件：父亲只要给刊物任意写一篇稿，就可以同时刊发那些无名作者的作品。对于编辑们在社会大形势下的苦衷，父亲是清楚的，为了能使业余作者的作品得以发表，父亲不得不尽自己所能满足编辑部的要求；然而，父亲在种种条件制约下，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满足这种要求的。这种硬性搭配的做法，让父亲既感到为难，也很无奈。
在新的历史时期，出书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一些在文学创作上具有一定水平，做出一定成就，但缺乏经济实力又规规矩矩的农村作者更是如此。为了使他们的书稿能够出版，父亲上下奔走，四方联系，终于为一些业余作者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著作。那些经过父亲的艰苦努力才得以出版的书籍中，《陈绍谦小说集》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说《陈绍谦小说集》的出版具有特殊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一个生者给死者出版的著作，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而在于它是一部在世的知名老作家，为一位已然逝去的无名青年作者费尽心思，付出艰辛而出版的书籍，即便不能说这件事是绝无仅有的，至少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陈绍谦是京郊平谷县赵家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青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他酷爱写作，却屡遭失败。在父亲的扶植、鼓励下，他的作品陆续发表，有的还获了奖。正当陈绍谦激情振奋、信心十足地向理想目标奋发前行之际，形势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那些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的作品，变得很不时髦，很不吃香，自然也就难于发表，父亲代他转寄的稿件被原封不动地退回。那个时候，写作已经成为陈绍谦顽强地将生命延续下去的一根支柱，父亲不敢把实情告诉他，怕他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父亲只能将那些被退回和又陆续寄来的作品仔细地妥善保管。当父亲在三河建立文联、创办《苍生文学》季刊，并鼓起勇气，担着风险而接过《北京文学》主编的差事，有了发稿权之后，就很快地把陈绍谦的那些积稿解放出来，先在《苍生文学》创刊号上发表8篇，又在《北京文学》的一期上隆重推出25篇。在以后的赞扬声夹杂嘲骂声中，父亲打算为陈绍谦这个“无名小卒”组织一次作品研讨会，但是受到邀请的某些专家学者，不是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便是以种种理由回绝，态度十分冷淡。父亲没有被这些让人不快的情况所干扰，继续操办着这个研讨会。在父亲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由评论家、教授、编辑和作者等各方人士参加的“陈绍谦作品讨论会”，终于在北京航空饭店成功举行。在那个充满爱的研讨会上，与会者们热情的肯定了陈绍谦的创作成绩，同时也指出不足和继续努力的路途。散会后，父亲一面送被其父搀扶上车的陈绍谦，一面很兴奋地嘱咐他：希望这个讨论会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加油站，一个艺术新起点，往后能日趋成熟，写出更多的精品。让父亲始料未及的是，那个讨论会竟成了陈绍谦与人生、与艺术永别的仪式！会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绍谦便因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他只度过34个春秋的世界。对他的夭折，父亲非常惋惜和痛苦；在悲哀、惋惜之余，产生想方设法把他留在世上三百余篇小说作品中的精华保存下来，流传下去的愿望。5年之后，《陈绍谦小说集》在各方的支持、努力下终于问世。父亲为这部作者永远也不会看到的书，撰写出充满感情的题为《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石》的序言。
父亲一生为业余作者出版的各类书籍写了一百余篇的序言，有些作者不仅不认识，从未谋过面，之前也没有过任何联系。不论亲疏远近，只要父亲认为有必要给予扶植和帮助，身体状况和时间等条件又许可，就从不回绝。
1998年7月初，父亲突然接到来自辽宁省武装警察部队的一封信，写信者是部队的一个普通新闻工作者，听说父亲很关心文学青年的成长，尤其对他们的扶持作了不少努力，因此，想请父亲为他即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写一篇序。当时父亲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为了休养身体，做好一些急需办的事情，推掉了许多杂事。但从来信中得知他是个农民的后代，正做着文学梦，在文学道路上苦苦追求、实践了十年，现在终于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后，父亲不能不决定助其一臂之力。几天之中，父亲冒着酷暑，翻阅随信寄来的稿件和材料，写出了序言。类似的事情在几年前也曾发生过，那是1990年5月底的一天，一个年轻的军人冒雨辗转几地才找到正在京郊开会的父亲。刚一见面，这个军人就急不可待而又兴奋、诚恳地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从小就喜欢您的小说，决心走文学道路。这次出版第一本书，请您一定给作个序；知道您太忙，写几百字也行……”面对被雨水淋湿戎装的年轻军人，不仅使父亲理解了他，同时也立即联想起许多熟悉的农家子弟的面孔，他们自发地迷恋上写作，把文学殿堂看得非常圣洁，把戴着作家头衔的人看得格外高尚。当他们天真的、理想化的心态在圣洁处和高尚者身上碰了钉子之后，又会生发出无限的迷惘，甚至破灭感。现在，要由父亲向这位陌生的青年作者证实那“圣洁”那“高尚”是可以实现还是根本办不到。父亲拿定主意：起码不让他从自己这里开始有可能生发迷惘和破灭感。于是，父亲平等地以热相待，以诚相见，留他在宾馆住宿，次日又专门请了假，与他自由自在地聊了半天，并很快为他的书稿写了序言。
在父亲的晚年，由于身体状况的渐渐恶化，实在无法为找上门来的业余作者写序，就改为给他们题写书名，直到最后，握着毛笔的手都不那么听从大脑指挥的时候，还是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父亲热心扶植业余作者的事情被广为传颂，深受业余作者的爱戴和信任。在纷纷找上门来的众多业余作者中，有的是需要父亲给予直接的帮助，有的仅仅是想向父亲吐吐心中的苦水。对于那种心怀苦闷的人，父亲不是说几句同情、劝慰的话便了事，而是尽力地想方设法为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82年元月，父亲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给既无一个熟人，也从未打过任何交道的江苏省盐城县文化馆写去一封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负责同志：
我接到您县古元大队第五生产队一位名叫孙保成青年的来信。他酷爱文学，渴望帮助，同时道出一些苦恼。因我是农民出身，是从业余作者中成长起来的专业作者，所以对孙保成这样的同志深为同情。可惜京郊与江苏距离太远，我个人的力量也有限，这又引出我的苦恼。于是我想起你们，我替孙保成同志向各位求援。
对这位农村青年具体的、乃至于真实的情况，我均一无所知；如果他信中所述属实，那么，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向他伸出热情之手。
……
父亲不仅在具体的写作上扶植业余作者，还在许多其他方面关心、帮助他们，关心的程度可以说细致入微。1995年的一天，父亲在“泥土巢”里接待了一位来自山区的农民作者。这位业余作者已年过六旬，一边务农，一边写作。父亲与他亲热地谈论家乡的人与事，谈论文学创作。临走时，父亲送给他一大摞自己专用的八开稿纸。这些稿纸也许并没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是父亲知道，那一本稿纸的价钱，可以让他种上三亩地的红薯。那位老作者没有辜负父亲，两年之后，那些稿纸变成了厚厚的一部书稿。
1990年6月11日在三河县文联成立大会上
父亲像慈父一般的关心着年轻的作者们。他亲自出面给一些业余作者联系单位，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亲自出面找到业余作者所在单位的领导，请求他们为业余作者提供一些良好的写作条件。劝导一些业余作者不要因热衷写作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要先掌握一门谋生、养家的手段，安排好自身的生活，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体验、观察社会生活，促进自己在创作上的发展。对几位大龄单身女作者的婚事，父亲更是挂记在心头，四处托人给她们介绍对象，解决婚姻问题；直到她们先后出嫁成家了，父亲才舒了一口气。在那电脑和复印机还很不普及的年代，父亲总是将许多业余作者寄来的载有他们文章的报刊阅读后寄还给本人，并嘱咐他们好好保存，以便将来出版集子的时候使用。
父亲对业余作者发自内心的关心体贴、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宽厚质朴的人格，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感受至深的，也使他们深为感动。“文艺绿化”工程中从农家小院走出来的作家朱立弘在一篇追思怀念文章里这样写道：“看着他满头的白发，虚弱病态的身体，我试着问：‘您能参加我的婚礼吗？’他马上回答：‘能，能。’听他答应的如此爽快，我竟有些不忍。我结婚的那一天，浩然老师精神格外好，他微笑着坐在我的亲人，朋友，父老乡亲们中间。从他的神情上你根本看不出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奇迹与辉煌，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平易安详的长者，一个参加孩子婚礼的老父亲，他微笑着把自己的孩子送向幸福的红地毯。”从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张爽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父亲：“谁说浩然没架子？浩然的架子其实很大。他内心倨傲，话说得甚至有几分倨傲。只不过，他在我们面前，甘愿放下自己的一切。他放下一切，只为贴近我们，只为帮助我们，只为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一点压力！只为卑微的我们能够活得更有尊严！这就是浩然！”
北京市文联原党组副书记、《北京文学》顾问赵金九在他《送走浩然后想到的》一文中则作了这样的描述和评价：
……
1986年初，郊区一位文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到浩然那里去了，说到我，浩然说我已经很久不去看他了。这是真的，因为我知道，他正在修改他的长篇小说《苍生》。得到这个信息后，我估计他的修改工作已经完成，否则他不会这样说。我去看他的时候，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摞全国各地业余作者寄给他的稿子。他正在为给一位业余作者写回信犯难。他说，这篇稿子他已经认认真真地看过了，根本不入门。可是，作者在给他的信里却表现了极高的热情，立志非当作家不可。浩然说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回信了。说重了怕伤害他的积极性和自尊心，说轻了又怕盲目自信，误导了他的前程。我说其实像这些来稿完全可以转到编辑部去，让编辑替你处理。浩然说，我担心这些稿子到编辑手里，他们连看完的耐心都没有，就填一张打印好的退稿信给退了：××同志，你的来稿我们研究过了，本刊不宜采用，现将原稿退还给你。谢谢你对本刊的支持。此致，敬礼。浩然说他当年到处投稿、到处退稿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被别人看到这样的退稿信。所以，他收到退稿信时，总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打开信封。他说他深知业余作者的心理，不忍心这样做。所以，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都要自己看、自己回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浩然是他那个时代培育起来的作家，浩然也用他的作品成就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浩然走后，留给我们的，除了他那些广受读者喜欢的作品，还有他对业余作者那颗真诚无私的心和满腔热情的爱。没有人知道他这一生中究竟发现、扶持、帮助和培养过多少业余作者，也没有人知道曾经得益于他的发现、扶持、帮助和培养过的业余作者当中，有多少人最终走上了文坛。我们不知道，浩然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谁也没有统计过，也根本无法统计，更何况浩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想过要留个数字给后人。这难道不是浩然对我们文学的重要贡献吗？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史在提到作家的成就和贡献时，除了他们的作品，这些都是可以略而不计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怀念死去的作家时，却不能忘掉这些。
……
父亲对业余作者的扶植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时期，是他在三河实施“文艺绿化”工程的那些年，为此，致使几部非常想完成，也可以完成的重要著作，最终没有完成。
父亲平生搞过两次“文艺绿化”工程，都是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地点在京郊农村，以通县为基地，悄然无声做起来的；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地点在冀东，以三河为中心，是以“大张旗鼓”的架势开始的。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和工人出身的诗人李学鳌一起重返文学创作岗位。他们两个人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信徒，都认为搞写作就是干革命，文学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部分。因之，把鼓动、扶植文学青年的创作活动，当做“革命事业”，自觉自愿去做。于是，李学鳌到密云铁矿去“鼓动、扶植”工人业余作者，父亲到通县“鼓动、扶植”农民业余作者。在通县县委会有关领导的支持帮助下，父亲在县城和乡镇主办了数十次创作学习班，还带着学员到村里体验生活，跟他们一块儿讨论结构作品，并动手修改、编发了不定期的刊物《通州文艺》。由于唐山大地震的发生，震散了创作学习班，也终止了这一次的“文艺绿化”工程。这一次“文艺绿化”工作虽因种种缘由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但还是培养了大批工农兵作者，使通县的文学创作呈一时兴旺景象，被扶植起来的几位经常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艺作品的作者，有的已经成名成家，活跃在北京文坛之上。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大潮风起云涌，农村的群众文艺创作被冷落，甚至被遗忘，业余作者被“金钱”的旋风吹得站不住脚，农村文艺园地几乎被沦为一片荒芜。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移居冀东三河的父亲，觉得自己有必要，也必须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从而萌起再搞一次“文艺绿化”工程的念头。父亲希望在衰老将至之时，尽自己所能，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给农村热爱文学的写作者一些帮助和扶植，使他们能够如愿地起步、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的代言人”，而不至于自生自灭；使农村的文艺活动生动地开展起来，有生气地发展下去。以此对有恩于自己的农村和父老乡亲做一点回报和反哺，对所钟爱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一点奉献。1990年6月，在父亲的倡议下成立了三河文联，次年《苍生文学》季刊创刊。从此，在燕山下、潮水边这块热土上的“文艺绿化”工程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对父亲发起的“文艺绿化”工程，有人不理解，说是在做徒劳的傻事，更有一些关心爱护父亲的朋友或当面或书面提出“避免得不偿失”警告和劝说。对于父亲来说，当时已年近花甲，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和志趣；身体不好，写作和读书的时间奇缺；还有沉重的家务拖累。这一切，都说明不适宜再承担额外的差事，而且父亲也十分清醒地明白：属于他“兵强马壮”的岁月不太多了，他最好的作品在后边，还没有写出来，因而需要时间，需要宁静。他必须做出很大的牺牲、担当很大的风险才能够把“文艺绿化”工程开展起来，做下去。
既然如此，父亲又何必在没有人指派和布置下，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承担起“文艺绿化”这副重担呢？这是因为，父亲在明了对自身种种弊端的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几十年所倾心热爱的不仅仅只是自己的作品，而是文学事业；这事业需要集体力量，一代一代接力赛般的努力奋斗才能完成。“文艺绿化”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具体努力，是一桩显示志气与正气的行动。倘若把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发动、扶植起来，哪怕只有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写作者，跟自己志同道合地真真地下定决心“写农民，给农民写”，把这面旗帜举下去，至死不变心，就是对所做出牺牲的最有价值、最宝贵的补偿，牺牲再多，风险再大也不悔不怨。
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作者交流
十余年的“文艺绿化”工程，确确实实、真真正正让父亲付出许多。但看到被帮扶过的业余作者一篇篇的发表作品，一部部的出版著作，一个个的成为各级作协和其他文学团体的会员，父亲的内心是深感宽慰的，对所做出的牺牲是无怨无悔的。父亲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农村文艺苗圃中默默劳作，为那些稚嫩小苗的健康成长，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熬尽了生命灯盏中的最后一滴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