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影视有着不解之缘，许多作品被改编，也亲自编写过剧本——费心耗力完成剧本创作，涉及爱情被领导指示下马，要与电影绝交——受政治因素影响，多部影片功亏一篑，留下遗憾——为农民，拍摄《苍生》电视剧，两年时间深陷其中。
在父亲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艳阳天》、《金光大道》、《山水情》和《苍生》这四部不同时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先后被改编拍摄成影视剧，搬上了银幕和荧屏。这四部影视剧虽不是父亲亲自执笔改编，但在改编与拍摄过程中，同样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许多人不知道，父亲在他一生的写作生涯中曾有过多次“触电”经历，亲自执笔编写了几部电影剧本。然而，这些剧本创作完成后，却最终都没有拍摄成，其中有些影片的摄制组已经组建，演员也到农村开始体验生活，却因种种原因中途下马，使影片的拍摄夭折。
1960年1月2日，父亲完成了根据其短篇小说《箭秆河边》改编的电影剧本，改题为《新春》。这部剧本，是应哪家电影厂之约创作，从何时开始改编，又因什么原因没有拍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从现有的资料上看，这应当是父亲执笔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
1960年1月23日，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创作》编辑部的杨金铭找到父亲，约他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写一部电影剧本；同年4月3日，电影学院导演教研室的一位同志也找到父亲，约写电影剧本。父亲是否应允了这两次写作之邀，以及有关的一些情况，同样由于没有资料详细记载，因而也就不得而知了。
1962年11月21日，父亲来到位于北京西郊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会见了著名演员张瑞芳的丈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编剧严励。严励打算将父亲的短篇小说《蜜月》改编为电影剧本，会面的目的就是商谈这个问题。12月25日，父亲与严励再一次就改编电影剧本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1963年3月19日和4月4日，严励两次来到西山八处，与正在此地写作长篇小说《艳阳天》的父亲又进行了长谈。两个人在这几次会面中都谈论了些什么；严励是否仍将《蜜月》改编为电影剧本，现均已无从考证，只知道在最后一次长谈中，决定由父亲执笔，与严励合作将父亲的短篇小说《朝霞红似火》搬上银幕。
1963年4月5日，《艳阳天》第一卷脱出第一稿后，父亲经过短暂的思考，于4月10日开始着手改编短篇小说《朝霞红似火》，将电影剧本暂定名为《白玉兰》。第二天与严励简单商谈后，当晚便把剧本的架子搭完。4月16日开始正式起草，到18日完成，并写出两首插曲歌词。
创作这部电影剧本，父亲原打算写出一稿后便退出来，没想到一上“套”，便再也难以脱身。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干到底了。
4月22日，父亲与看完剧本初稿的严励讨论了修改方案，并到当时在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领导、张瑞芳的妹夫陈荒煤家，听取他对剧本的意见。当月26日，父亲应严励之邀，同车南下赴上海修改剧本，被安排住在淮海饭店728号房间。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父亲与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的严励、徐桑楚、白桦、鲁靭等人讨论、研究电影剧本，制定出修改方案。
父亲来到上海后，因害怕被报刊编辑“包围”索稿，所以一直封锁消息。不承想，外出看了一场川剧，“目标”被暴露，致使人来人往不断。他只得一面接待来访者，一面修改电影剧本。5月9日，改出电影剧本的第二稿，18日润色修饰完毕后，又是和编辑李浣清、李伟良等人继续讨论剧本，并听取了张瑞芳的意见，再一次进行修改。这一次的修改工作十分紧张，父亲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至5月27日才将剧本修改校完。父亲6月3日回到北京，7月15日严励就又打来电报，约父亲再去上海修改剧本。父亲因工作上的原因，没能成行。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对这个电影剧本热情很高，8月7日，严励专程来京与父亲商谈剧本的修改，至27日改完一遍。10月10日，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又来到北京，同父亲交换了对剧本的修改意见。11月26日，父亲应海燕电影制片厂之邀，再次来到上海，开始了新一轮的剧本修改工作。在与电影厂有关人员充分讨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于12月9日将剧本初稿改出，12月16日基本完成了电影剧本创作，将片名由《朝霞红似火》易名为《山水恋》，并请挚友杨啸为电影插曲写了歌词。在1964年1月间，父亲在上海对剧本又做了两次修改后，回到北京。
1964年2月13日是农历大年初一，父亲这一天收到海燕电影制片厂打印好的剧本后，马上进行修改，第三天就寄回电影厂。3月初，剧组的演职员范莱、王丹凤、师伟等二十余人到父亲的故乡蓟县农村体验生活，途径北京时给父亲带来严励修改过的剧本。正患着重感冒的父亲，挣扎着把剧本改了一遍。3月23日，父亲又赶到蓟县，与县里有关领导和部门继续交涉安排摄制组体验生活和拍摄的问题，随后到演职员们居住的小米庄同他们座谈剧本。由于意见纷纭，剧本的修改工作进行的很是艰苦。3月29日，父亲将最后改定的剧本交给导演后回到北京。
1964年4月号的《电影文学》杂志上，刊登了最后还是定名为《朝霞红似火》
1963年5月27日与严励于上海
的电影文学剧本。这部电影剧本，是在《艳阳天》第一卷第一稿交给出版社后，尚未进行修改的间隙创作的。对于小说原著来说，剧本有了很大的变化，曾将题目由《朝霞红似火》改为《山水恋》，或许就有因将原著中大炼钢铁的背景，改为兴修水利建水库的因素在内。不知是不是题目中的这个“恋”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下有些“扎眼”，也不知是在后来多次修改中的哪一次，又将题目改回原来的《朝霞红似火》。
父亲从蓟县回到北京后，以为这部影片的创作已经基本完成，可以按部就班的进入拍摄程序，只需静候佳音了。可是到了6月19日，正当他在西山八处满怀信心、情绪激昂的修改《艳阳天》第一卷并考虑第二卷的起草时，却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华东局某位部长一时心血来潮，看了《朝霞红似火》的剧本后，说这部影片是反映爱情故事的，不要拍了；上海海燕电影厂根据这位部长的“指示”，将拍摄工作停止，影片下马了。
得知这个消息，让父亲十分意外和愤懑：既然有如此大的生杀之权，为什么不早审查？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这种人，真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从此，与电影绝交！
父亲的愤懑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事情摊到谁的头上恐怕也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他在这个剧本上花费的时间、消耗的心血太多太多了。当然，“从此，与电影绝交”只是一句气话，现实情况也不允许他做到这一步。
1963年6月3日下午，父亲第一次赴沪修改完《朝霞红似火》电影剧本回到北京，刚刚在家中坐定，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南吕与任彦芳就赶了来，约请他写电影剧本。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任彦芳、南吕为了写剧本的事又多次找到父亲。盛情难却的“逼迫”，以及父亲那为人随和、不愿让他人为难的性格，使他无法再拒绝，9月底时，答应在下个月为“长影厂”写出电影剧本提纲。由于单位、家庭以及创作上的各种琐事缠身，使得父亲根本无暇动笔来实现对“长影厂”的承诺。11月，“长影厂”的唐漠、刘国权、南吕、任彦芳等人又几次找到父亲，商谈剧本的写作问题。到1963年年底，父亲终于挤出时间，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写了《艳阳天》电影剧本的提纲。
1964年4月2日，父亲开始了紧张的《艳阳天》第一卷的修改工作。在几次修改的空隙中，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汤汝雁进行了多次接触，商议《艳阳天》电影剧本的修改问题。但终因《艳阳天》第一卷的出版，第二、三卷的起草以及农村版的删节编写等工作，而使这件事情一直拖到了1965年的4月。
在与汤汝雁多次研究后，父亲于1965年4月14日开始重新起草《艳阳天》电影剧本的大纲。到了23日，将剧本初稿交给了汤汝雁，几天后又将写好的歌词给了他。可能是当时必经的审查程序，汤汝雁将与父亲商议后的电影剧本修改稿送交给北京市委文艺处的王慧芹，并于5月11日携带剧本的初稿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此后的两个月里，“长影厂”的苏胡、南吕、李晓峰及汤汝雁几次来京，与父亲商谈剧本的修改问题。《艳阳天》第二卷改定后不几天，父亲便于7月21日随同汤汝雁一起来到长春，进行剧本的再次修改工作。在与汤汝雁及导演刘国权等人几番讨论、研究的基础上，父亲对剧本做了三次较大的修改，于8月中旬返回北京。
剧本修改工作即将收尾时，父亲在长春曾与汤汝雁商议写“那匹马”的电影剧本。10月中旬，汤汝雁还专程到京找到刘白羽，想替父亲请假写该剧本，但没有得到批准。这个“那匹马”的电影剧本要反映什么主题，是怎样的故事情节，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更详尽的记载，但根据既是父亲的挚友，彼此间十分熟识了解，又很熟悉电影创作的杨啸分析，“那匹马”应指的是父亲所著的短篇小说《一匹瘦红马》：这篇作品是父亲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也是他所喜欢的；其故事情节，也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父亲与汤汝雁拟定的这次合作，因“文革”的开始而夭折。
1966年2月下旬，《艳阳天》电影摄制组的导演刘国权、副导演薛彦东、剧务怀兴及演员们先后到达北京，并赶到顺义县焦庄户体验生活。
根据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改编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在《电影文学》1965年10月号上发表后，收到几十封的读者来信，父亲从中得到许多启发。摄制组到达北京后，父亲、汤汝雁及两位导演几次研究讨论，对剧本又做了修改。好事多磨,1966年4月3日，父亲从汤汝雁那里得到一个让他担忧的消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多灾多难的电影剧本《艳阳天》，又遇到了灾难。文化部正在审，它的命运就在一句话了。”
1966年“五一”节前夕，父亲从“四清”工作地北京市怀柔县得田沟回到城内，得知了文化部对《艳阳天》电影剧本的审查结果：将上中下三集合为一部片子。这一决定，使得电影剧本必须重新修改，而且工程量很大。于是，摄制组从乡间撤回，电影停拍。不久后，“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的越来越热闹，多灾多难的电影《艳阳天》，没有逃脱停拍下马的最终结局。父亲为此付出的诸多心血又一次付诸东流。
事实证明，“从此，与电影绝交”也只能是父亲的一句气话。在与汤汝雁的合作尚未正式启动前的1965年1月，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萧慧琴就找到父亲，极力鼓动他将《老支书的传闻》改编为电影。最初，父亲是不太想干的；经过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多次“鼓动”，又有点犹豫不定。这件事对父亲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他最终没有经受住“诱惑”，答应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要求。这个时期，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们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父亲便利用个别晚间没有会议的空闲时间，从1月13日开始，为珠江电影制片厂起草剧本大纲，到28日夜间近12时，草拟出题为《老支书高松山》的电影剧本。2月中旬，又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将剧本修改誊清后，寄往珠江电影制片厂。3月8日，父亲收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打印好的电影剧本。随后，珠江电影制片厂给父亲发来电报，要派人到北京来谈剧本修改的问题。而此时，父亲已开始进行《艳阳天》第二卷的起草修改、第一卷农村版的删节工作，不得不拒绝了电影厂的要求。
1964年1月12日与吉学沛于苏州
到了4月份，珠江电影制片厂还是派人专程到京，与父亲多次商谈剧本的修改。父亲因《艳阳天》二、三卷的起草、修改；《艳阳天》电影剧本的编写、拍摄；以及后来下乡参加紧张的“四清”运动，已没有时间和心绪进行修改。就这样，一直拖延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此事就被完全搁置了。1973年3月16日，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萧慧琴又一次找到父亲，要求继续修改电影剧本《老支书高松山》。再以后的事情便不得而知了。
1965年10月26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杨金铭又找到父亲，希望他写一部电影剧本。1966年1月29日，杨金铭又“追”到父亲参加“四清”运动的所在地——怀柔县得田沟，希望他将其短篇小说《争先靠后》改编为电影，并在得田沟住下“督战”。父亲利用参加运动的空闲和回京办事的机会，于2月6日起草完《争先靠后》的电影剧本。到2月中旬，根据北京电影制片厂提出的意见，父亲对剧本又做了几次修改，最后也因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而不了了之。
父亲与影视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断与之“交往”，但交往的过程却又总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不论是他亲自执笔编写，还是由他人进行改编，他在其中都耗费了宝贵的创作时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结果却总是不能尽如人意或付出了过大的代价。
1973年，《艳阳天》由著名导演林农执导，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再次改编并拍摄成电影，张连文、郭振清、马精武、浦克等著名演员在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影片上映后虽然受到广泛好评和欢迎，但在拍摄前后的整个过程中，困难重重、阻碍重重，受到许多的非议和挑剔，而且由于当时的氛围加之其他一些因素，影片的改编和拍摄质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电影《艳阳天》上映后，导演林农、孙羽一鼓作气，又把父亲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搬上银幕。电影《金光大道》仅拍摄完成了上、中两集，当拍摄中集时，林农因另有重要题材，改由孙羽独立执导。
电影《金光大道》的改编、摄制过程也同样遇到重重的困难，仅上集的剧本就写了十五稿，前后达一年之久；中集的拍摄也经历了许多有惊无险的过程。父亲的挚友杨啸也为剧本的写作付出了相当的艰辛和宝贵的时间，亲自进行过全面的修改。尽管有诸多的困难，但影片改编、拍摄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因其真实感人，公映后反响强烈，担当主演的张国民、王馥荔等青年演员因这部影片而一举成名。亲身经历过互助组、合作社那段历史的人，在观看影片时更是倍感亲切，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1977年春节前后，电影《金光大道》中集被父亲带到京郊密云县，为农村社员试映。观众中有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在电影的放映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喊了声：“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由于过分激动，引发了疾病，不得不中途退场到医院诊治。
尽管《金光大道》这部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水平都很高，但下集却仍因政治因素而没有拍摄完成。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因受到江青的政治株连，受到国内部分省市报刊的围攻批判，那些“批判”文章沿用了“文革”中“打棍子”、“帽子”的“左”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无限上纲上线。尽管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没有刊登转载这类的文章，尽管《金光大道》下集的拍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但在这种咄咄逼人、令人恐惧的形势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还是产生了顾忌，在摄制组已经买好了车票，当晚就要出发去外景地之际，下令暂缓下集的拍摄工作。任何一个人都明白，所谓的“暂缓”就是停拍。导演孙羽含泪据理力争，向厂领导保证父亲不会有政治问题，《金光大道》更不会有问题，恳求允许他继续拍摄。孙羽提出，只要让他完成《金光大道》下集的拍摄，拍完后封在仓库里不公映都可以。他甚至情绪激动地说，如果一定停拍《金光大道》，他今后就再也不拍片子了。尽管如此，孙羽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应允，这部描写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史诗般的影片，令人惋惜的没有最后全部完成。这样的结果，成为包括原著作者在内的编剧、导演、演员等等为它付出过心血的人以及喜爱这部影片的成千上万观众的终生遗憾，或许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遗憾。
2000年5月28日与电影《金光大道》高大泉的扮演者张国民于三河泃河湾寓所
大约在近10年后的1986年1月，导演孙羽致信父亲，言及原《金光大道》剧组的同志都很惦念他，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想拍摄一部《金光大道》续集，写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在芳草地的故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父亲不得不婉拒孙羽代表原剧组所提出的这个愿望。
同样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父亲的另一部代表作《西沙儿女》，也因政治因素而没有完成最后的制作。
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出版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拍摄成电影。因父亲正在赶写它的姊妹篇《西沙儿女奇志篇》，无法自行改编，于是，电影厂就请杨啸来担负这一工作。之所以请杨啸改编，一来，他是父亲交往多年的挚友，对父亲的作品及其创作思路非常熟悉，沟通起来很方便，更有把握改编好剧本；二来，不久前他刚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过电影《红雨》，相互比较了解，配合得也非常好；三来，作为原著作者的父亲也极为希望他来改编，并对他充满希望。
为了增加些感性认识，把剧本创作得更好，杨啸还特意到南海西沙体验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这之后，杨啸便根据已出版的《西沙儿女正气篇》和还是校样的《西沙儿女奇志篇》创作起电影剧本。经过紧张的苦战，到了1974年国庆节前夕，电影剧本改编完成，父亲和杨啸对这个剧本都很满意。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剧本送审通过后，很快组建起摄制组，由著名导演水华执导，著名摄影师朱今明负责拍摄，李秀明、朱时茂、张连文分别饰演片中的主要角色，当年西沙自卫反击战的总指挥、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担任这部影片的军事顾问。正当一切齐备，准备开始投入拍摄的时候，国务院文化组却来了指示：由于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电影《西沙儿女》的各项工作暂停，先不要投入拍摄。何时投入拍摄，等待指示。于是，《西沙儿女》电影的摄制搁浅了。
在影片的前期准备中，导演水华与父亲和杨啸之间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已经很有感情，接到国务院文化组暂时停拍电影《西沙儿女》的指示后，便请父亲和杨啸再给他写一部电影剧本。于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1975年的夏初，父亲和杨啸合作写出了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为《新路》的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很快就被审查通过。正当组建了摄制组，准备投拍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又突然接到国务院文化组的指示：电影《西沙儿女》可以投入拍摄。于是，导演水华又转回头进入了《西沙儿女》的拍摄，而新写出的电影剧本《新路》就只得被搁置在一边。
电影《西沙儿女》的摄制组不畏艰苦、齐心努力，在南海奋斗了近一年的时间。就在只需补拍一些过场镜头，整部影片的拍摄任务就可完成的时候，“四人帮”被粉碎，有关部门以电影《西沙儿女》需要重新审查为由，要求停止一切拍摄工作。于是，这部反映爱国主义题材的影片，便因政治因素再次下马，摄制组被奉命解散。
《西沙儿女》电影的改编是非常成功的，已经拍摄完成的部分，不论是场面还是演技都可称上乘，在艺术上颇有特点，只可惜功亏一篑，没有最后完成。1988年10月底，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在一次会议上与父亲相遇，表示将投资30万元，整理发行电影《西沙儿女》。不知是否在这30万元资金的筹集上出现了问题，使得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影片对南海西沙拍摄的十分美丽壮观，20世纪90年代，曾有人拟将影片剪接为一部单纯的风光片，这个计划不知是否变成了现实。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导演水华，直到去世前，还因这部影片没有最后完成而深深为憾。深深以此为憾的又岂止是水华一个人呢？
1975年9月，正藏在京郊延庆深山区农村的父亲突然接到北京市委让他速回城里的电话，回去后才知道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他马上去大寨。负责全国文艺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召集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先后来到大寨，在那里给一些人布置了几项写作任务，其中父亲被编入电影《井冈山》创作组。这个创作组的成员除了父亲，还有导演成荫，编剧陆柱国和王树元。
电影《井冈山》所涉及的题材，父亲并不熟悉，缺乏相应的生活，很有些为难情绪。由于有过几次电影剧本的编写经历，所以知道从素材收集到剧本的最后完成，需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紧张创作《金光大道》的第三部，并极想尽快把它完成。父亲实在不愿意违着心去干自己不愿干的事，而且还要浪费至少一年的时间，因而在大寨就曾三次向江青提出免掉这个写作任务，但都没有获得同意。电影剧本的创作任务布置后，于会泳等人一再叮嘱此事需要“保密”，不得对外人讲；写一个电影剧本需要如此的严格保密，这难免让父亲产生了一些疑虑。
从大寨返回北京的第二天，父亲便向北京市委主管文艺的副书记黄作珍做了汇报，并明确表示不想参加这个创作组。黄作珍听后觉得此事很难办，颇感为难；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只能决定先拖拖看。于是，父亲先是在魏巍的帮助下，躲到京东蓟县的52891部队，写作《金光大道》第三部等作品。然后又在市委和有关领导的安排下住进医院，一边治病，一边偷偷进行《金光大道》的创作。父亲一开始被安排在朝阳医院，等到了医院后听说周扬也住在那里，害怕走漏风声，被人抓住把柄，又连忙被转到了解放军301医院。就这样，父亲东躲西藏，想尽办法拖延、推脱，但不论是他还是北京市委，终究还是顶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1976年4月3日，父亲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后，特意让司机开车绕行天安门送他回家。第二天便是这一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怀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花圈，如同大雪一样，铺盖在那里，尽管天阴沉沉，冷飕飕，让父亲感到一种无形的压抑，但还是被这异常的景象所激动。周恩来总理活在那么多人的心中，让父亲深受鼓舞。那几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父亲准备到外地与早已开始工作的电影《井冈山》创作组会合，因一直没有购买到机票，而没有成行。4月5日，父亲又接到北京市委的一个紧急电话，让他想方设法尽快离京，追赶创作组。于是，父亲4月7日紧急飞往长沙，与电影《井冈山》创作组的其他人员会合。
父亲跟随剧组的成荫、陆柱国、王树元等人同行，从长沙出发，参观毛泽东青年时期曾经活动过的遗址，沿秋收起义的路线上井冈山，采访收集素材。他们在井冈山地区走访了众多健在的知情人，踏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收集到许多珍贵的资料。就在剧本初稿经过文化部的审查，准备再次修改时，“四人帮”被粉碎，《井冈山》这部电影的创作自然而然也就下了马。
《山水情》虽然是父亲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但它是父亲在“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后的第一部重点作品，是一部具有“反思”性质的小说。因此，1979年刚刚在《长城》杂志上以《男婚女嫁》为题发表，便引起了关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肖尹宪更是不等连载完毕，与导演孙羽一起，便根据部分校样开始了电影剧本的改编。
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创人员的创作热情极高，剧本的改编等筹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而这个“顺利”却给父亲带来了一些麻烦：原定出版这部小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担心小说会出在影片公映之后而影响发行，因而打了退堂鼓，另有几家出版社也因同样的原因不愿意接手。正当父亲一筹莫展之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动伸出热情之手，愿意出版这部小说，并以加急件处理书稿，终于使小说出版在电影公映前。
这部根据长篇小说《山水情》拍摄的影片，1980年摄制完成，当年就进入了放映市场。因在改编电影剧本时，父亲曾表示出版单行本时将要更换标题，而当时新的书名尚未想好确定，故而编导便舍弃了原题目《男婚女嫁》，将片名定为《花开花落》。
影片《花开花落》的改编拍摄在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遗憾。在观看了这部影片后，父亲感慨道：“演罗小山和刘惠玲的两个青年演员不错。但一眼即可看出，编导者精神上还束缚着‘绳索’；在某些方面想‘解放’点儿，又很生硬和做作……艺术的求索，是需要胆识的。”
父亲的长篇小说《苍生》先是发表在1987年的《长篇小说》杂志上，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苍生》的发表和出版，在海内外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海外的一家中文报纸还以《〈艳阳天〉的作者沉寂十年又一次崛起》为题，进行了专门的报道。《苍生》成为父亲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1986年6月小说刚刚完稿，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凤奎就有意将其改编为电影，父亲也很想让更多的人，特别是众多的农民通过银幕和荧屏观赏到它。在此后的两个月中，导演王凤奎多次找到父亲，诚恳而急切地索要走了《苍生》原稿的复印件，但不知为何却没有了下文。由于多种原因，这部书第一次仅印刷了一万余册，许多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根本买不到此书，这更加坚定了父亲将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决心。著名演员赵丽蓉阅读完小说《苍生》后，专程来看望父亲，并且说：我从来没犯过戏瘾，这回犯了戏瘾。她极力鼓动父亲把它改编为电视剧，还当场表演了一段田大妈的小品。这使父亲极为感动，也感到更有信心。当时，有几家影视公司想进行改编拍摄，经过权衡考虑，父亲决定由家乡的影视公司——河北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进行拍摄。父亲亲自担任了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文学顾问，由张千帆、姚欣改编，林汝为执导，老演员赵丽蓉、梁音，青年演员吴京安、刘劲分别饰演其中的主要角色。
1989年，电视连续剧《苍生》拍摄期间，浩然与赵丽蓉（右二）、梁音（左二）等在河北三河段甲岭镇
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从开始酝酿剧本的改编到最后摄制完成，他被陷入其中整整两年的时间而不能自拔，其他的创作活动几乎全部被迫停止。个中的苦楚与煎熬，是他人很难知道也无法理解的。
除了上述那些作品，还有许多父亲创作的小说也曾有人想改编为影视剧，搬上银幕和银屏。例如：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拟将短篇小说《夏青苗求师》拍摄为电影；1959年中国煤矿话剧团的一位编剧拟将短篇小说《新媳妇》改编为电影剧本；1974年杨啸在创作完成《西沙儿女》电影剧本后，为珠江电影制片厂将儿童中篇《欢乐的海》改编为电影剧本；197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何玉门拟将短篇小说《霞光曲》改编为美术片；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拟请杨啸将中篇小说《三把火》改编为电影剧本；199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拟将长篇小说《迷阵》拍摄为电影，并已改编出电影剧本；1991年一位导演拟将中篇小说《碧草岩上吹来的风》改编为电视剧；1992年电视剧制作中心一位导演拟将长篇小说《乡俗三部曲》改编拍摄为电视连续剧；1993年著名导演田壮壮、著名演员李雪健、吕丽萍等人拟将《艳阳天》改编为电视连续剧；2009年一家影视公司拟再次将长篇小说《苍生》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山东电视台拟将长篇小说《晚霞在燃烧》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还有人拟将《乐土》、《活泉》、《圆梦》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搬上荧屏……这些作品的改编进程各有不同，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
父亲的作品，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生百态，这些作品无论从史料价值上，还是从艺术价值上，与影视剧的缘分还远远没有结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能在银幕上、荧屏中观赏到根据那些作品改编的新的影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