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忘记自己的读者，读者才不会忘记自己的作家——与普通读者交往谈心，使身心愉悦，极受鼓舞——忠实读者遍布全国各地，大洋彼岸也不乏其人——逝世后，再次引起读者的心潮波澜，人虽去，却永活读者心中。
1982年7月3日，长春《新苑》编辑部的赵宝康、文牧到京郊通县看望父亲。临告辞的时候，赵宝康请父亲在他的本上写几个字，父亲信笔写上：“作家不忘记自己的读者，读者才不会忘记自己的作家。我的最美好愿望是：活着能经常跟我的读者见面谈心；死后留下一本他们爱看的小说！”这段话看似是随手而写，实际却并非如此，这种思想认识在父亲的心中早已形成，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过他的读者。
父亲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有鲜明的主题思想，都是赞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弘扬正气，激发广大读者奋发上进的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予读者“正能量”。这一点在父亲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同父亲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具有宣传教育功能相一致的。简单地说，父亲希望广大读者看过自己的作品后，都能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而不至于越看越糊涂，甚至走上邪路。
如果说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那么作者的衣食父母则是读者。父亲对他那些众多衣食父母的尊重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的。
1964年9月《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纷纷写来信，希望父亲尽早完成全书的创作。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界的一些“权威”人士却对父亲讲，不要急于往下写，要吊足读者的胃口。一方是作为衣食父母的广大读者，一方是作为文艺界领导的权威人士，双方的意见针锋相对。父亲不顾一些人的不满和成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抓紧进行《艳阳天》的创作。
作品对于作者来说，就如同是自己的孩子，就如同是自己身上的骨肉。由于《艳阳天》第一卷出版所引起的反响，农村版图书编选委员会决定改编出版“农村版”，改编压缩的任务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落在了原作者——父亲的身上。
“农村版”图书是专为农村文化室、俱乐部、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选印，从全国出版的适合农村读者广泛需要的图书中选出的读物，仅在农村发行，而不在城市发行。为适应农民读者的实际情况，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适当改进，并降低定价。可以说，“农村版”是仅仅针对农民而出版发行的图书。
在“农村版”改编的过程中，父亲常常感到如同割自己身上的“肉”一般疼。但为了农民读者，父亲只能做出“牺牲”，咬牙“割”下去！原版的《艳阳天》第一卷共47万余字，而“农村版”仅为32万余字，被父亲生生砍去了三分之一，近15万字。父亲一生中收到过难以计数的读者来信，不要说回信，就仅仅是阅读，在时间和精力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父亲从没有对那些读者来信懈怠过，认真看过后总是抽出时间尽量予以回复。
把农民的故事讲给农民自己听
“文革”开始后，所有的人都在忙于政治运动，作家缺乏进行创作的条件，即便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和出版；以前出版的书籍，几乎不是因为内容，便是因为作者的问题在书店下了架。对读者无书可看的状况，父亲的内心十分焦虑。1968年，父亲在运动中的空闲时间开始进行他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创作。在第一部即将完成之际，父亲为了使书薄一点，便于一般读者的购买和阅读，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将第一部一分为二，分成两部来写。
父亲的心里装着读者，读者自然也不会忘记父亲，父亲拥有着众多忠实的读者。
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父亲便到那里进行采访，多年之后，当时的许多情景，仍清晰的记在脑海中。当年，从飞临广州到结束采访回京的20余天里，父亲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读者，这些读者包括当地的党政军要员、各级领导，更多的是渔民、基层干部及陆海军的普通指战员。面对这些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父亲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尽管许多领导者热情地表示是父亲的忠实读者，非常喜欢父亲的作品，而让父亲感受到的却多是官场中的客套与敷衍。当采访间隙，与普通百姓和战士的闲聊中，父亲却从他们简短、朴实的赞美声中，感到了发自内心的真挚。虽然这些读者与父亲仅是萍水相逢，初次相识，但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而高人一等的父亲总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他们消除拘谨感，使谈话变得随意而开心。他们讲述自己对父亲作品读后的感受，询问一些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很多人问到了萧长春与焦淑红爱情发展的结局，对他们最后是否真的成了两口子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这些读者在一起交谈，让父亲感到身心的极大愉悦，受到极大的鼓舞。其中许多人从当时的风华正茂变为如今的两鬓发白时，仍清晰的留有当初的记忆。父亲去世后，一位当年的水兵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描述了当时他们与父亲在舰艇上闲谈时的一些情景。并非当事人的我，看到那些早已时过境迁的描述，内心中都涌起激动的浪潮，父亲当年的心情如何是可想而知的。父亲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沙儿女》的创作，那些可敬、可爱的忠实读者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父亲在广大读者的心中是占有一定位置的，许许多多的小事都证明了这一点。作家刘孝存在他《怀念浩然——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丑小鸭》青年文学月刊在青岛开笔会，浩然与会。吃饭时，厨师长手托菜盘带着其他厨师一溜出现在桌旁。厨师长说，他特意做了一道拿手的菜，是敬送给浩然老师的。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能够让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作家，恐怕为数不多。”刘孝存文中所说的笔会，召开于1983年7月28日至8月7日。会议结束后，父亲没有马上返京，而是走访了胶东牟平、黄县、荣城、栖霞、蓬莱等县、镇及渔村。在走访的行程中，父亲又遇到了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普通农民和渔民在内的众多的忠诚读者。这些读者对父亲能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在心理上和精神上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1984年8月1日，父亲到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北京作协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整党学习班。22日因血压猛升到250/140，被送往北京阜外医院。医生诊断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父亲起初不同意，但医生随后的几句话却让父亲改变了主意。医生有些着急的对父亲说：“也就是你，我们马上收下住院，换了别人得等上好几个月。我们也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希望你能把身体养好，再给我们多写两本书。”
1985年8月，父亲因患颈椎骨质增生症，左臂神经受到压迫，疼痛难忍。经作家朋友王栋的建议，父亲来到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热水镇洗温泉治疗。热水镇地处偏僻，几乎吃不到青菜，父亲对那里的饮食习惯很不适应。一日，父亲来到街上的一家个体理发店，一边理发一边与既是老板又是理发员的女青年闲聊。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父亲外出散步，一出疗养院的大门，就碰见那个理发的女青年提着一个人造革兜儿迎面走来。女青年对父亲说：“我来看您。昨天我才听说您是谁。我看过您写的书。”她激动而又诚恳地说，“给您送点儿鸡蛋，补养补养身子。都是我们家养的鸡下的蛋。”父亲接受了草原青年的热情和好心，但对礼品，实在是“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女青年真心实意地希望父亲能够收下她送来的鸡蛋，父亲也不忍心拒绝她的诚挚之情，于是从兜子里拿出四颗鸡蛋，说明自己一行4个人，每人一颗，领了她的情。厚道的女青年勉强地接受了。
1994年于美国纽约
1994年6月24日至7月17日，父亲作为团长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进行访问。代表团的访问活动在美国华人界引起很大反响，各大华文报纸大篇幅地进行了跟踪报道。其间许多从大陆移居美国的华侨和留学生得知消息，为了向父亲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想和问候，见一见这位曾经影响了自己青春年华的作家，听一听他的声音，纷纷打来电话，或驱车赶到代表团下榻的饭店与父亲会面。作家钮保国在他《我眼中的浩然》一文中就有一段较为详细的描述：“一次，我们正在洛杉矶的一家中餐馆内用餐，一位年龄在40岁左右的华人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是不是浩然。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提出希望能单独和浩然先生谈几句话。事后浩然告诉我说，这位青年出国前曾在中国大陆农村待过，出国后，坎坷的经历使他对于那段农村的生活刻骨铭心。目前他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上班。当他从报纸上得知写了一辈子农村题材的作家——浩然来到了美国，他很想见一见这位作家，所以特意利用休息时间跟踪到了这里，为的是向这位影响了自己人生道路的作家表示敬意。这位写了一辈子农民的农民作家被深深的感动了。他乡遇知音正是对自己辛勤笔耕的最大回报。”远在大洋彼岸的异域他乡还有如此众多热情、忠实的读者，这本应是让人高兴的事情，但却似乎是引起了同团的一位同行心中的极大不悦，直到父亲去世几年后，还要想方设法将这口怨气发泄出来。
1995年9月10日在天津市东北角新华书店签字售书
读者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而忘却他们所敬重的自己的作家。父亲的两次签名售书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1988年5月8日一清早，父亲便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作家书店，参加长篇小说《苍生》的首发式，并为读者签字售书。书店尚未开门，读者已在门前排队等候，因购买者众多，父亲不得不两次中断签字，稍事休息。1995年9月10日，父亲到天津市东北角新华书店，出席天津秋季书展开幕式，并参加《浩然长篇小说文库》的签字售书活动。同《苍生》的首发式一样，书店还没开门，读者便在门前排起了队，众多的读者不仅购买新出版的《浩然长篇小说文库》，还带来父亲以前出版的其他著作让父亲签名留念。
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再一次的集中体现出来。父亲逝世的消息刚刚通知一些亲朋好友和父亲的单位后不久，许多吊唁者和新闻媒体的采访人员便纷纷来到家中。有一位《南方周末》的年轻女记者，大约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她本人似乎并非父亲的读者，但她知道她的父母很喜欢父亲的作品。所以在她来采访之前，特意给她在家乡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一是向她的父母通报父亲去世的消息，二是告知要前去采访，她的父母叮嘱她一定代表他们在灵前鞠几个躬，以示哀悼和怀念。
1995年8月9日于“泥土巢”书房
前来吊唁的一位北京读者，她原先既没有我们的联系电话，也不知道住址，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为了能前来吊唁，想方设法到处打听。当被询问的人得知她仅仅是一位普通读者后，都拒绝了她的要求。被逼无奈，她不得不另辟蹊径。这位读者把电话打到北京作协，“谎称”自己是浩然长子梁红野的同学，但电话号码丢失了，希望北京作协能告知联系方式。这位读者终于如愿以偿的来到自己所敬仰的作家的灵前吊唁。她向我们讲述了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情景：那是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书市上，父亲在那里签字售书。她看到工作人员等一些人与父亲合影留念，也很想能一起合张影。她不好意思贸然上前，也怕遭到拒绝，因而一直在附近观看、徘徊。她的行为举止引起了父亲的注意，同时猜想到了她的意图，便主动招呼她过来加入到合影者的中间。这位读者在吊唁的留言簿上写出了她的心里话：
浩然：您好。我见您第二次太晚了，再也见不到您了。您的作品给我快乐，给了我们一代人的快乐。您走了，是人民的损失。您走了，勿忘我们，人们也不会忘记您。
北京读者 何维玉
2008.2.22
为了减少京东等地区吊唁者的奔波之苦，我们在三河市故居也同时设立了一个灵堂，由一直与我父母同住的表妹杨桂春在那里照料。那里去了一个奇特的吊唁者。这个奇特的吊唁者一看便知是从农村来的，他走进灵堂一语不发便跪在灵前磕头行礼，然后起身就要走。杨桂春拦住了他，希望他留下姓名和住址。来人说：他并不认识父亲，也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很喜欢父亲的作品，敬重父亲的为人；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心中十分难过，虽然没能在父亲生前见面，但无论如何也要按照农村的习俗在灵前磕几个头。因此，他起大早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家中赶了来。他一再说明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留下姓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固执的他没有留下姓名地址便匆匆走了，至今也不知道这位父亲的忠实读者姓字名谁，家住何方，这一点难免让我们常常感到十分遗憾。
2008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某报记者一篇报道参加两会的某影视界名人的新闻转载到了网上，一位网民在后面留言说：
浩然，一个像鲁迅一样骨头最硬、意志坚定、心地无私天地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坚定信仰不动摇的人民伟大（至少在我们心中认为浩然是伟大的人民作家）作家永垂不朽！
我在边疆的父母和奶奶听说人民的好作家浩然去世难过的哭了，说：“好人呐，浩然是多好的好人啊，为什么就没有了呢？他小说里的高大泉就是他自己的高贵品质啊，这样的好人不是墙头草，一定受了很多委屈，现在像他这样有文化的好人作家已经快没了，多么可惜啊，坏人活千年，那些坏人咋就不快点死呢？老天不公啊，这浩然咋就不多锻炼身体呢？早晨多晨练不就不得这些病了吗，好人越来越少了，让坏人逍遥了，哎……”
老人虽然没有见过浩然，却非常崇拜人民的优秀作家浩然——因为浩然不但非常有才气，更有良心和骨气！
记者同志，您应该多关注报道这样的好人，对吗？
父亲去世的当天上午，我们便与治丧委员会初步商定6天后，也就是2月26日举行告别仪式，《北京晚报》在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报道了出来。等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联系具体事宜时，才被告知26日已有安排，只得将告别仪式的时间后延两天，但许多读者没有看到媒体上后来发布的消息，26日便来到八宝山向他们所喜爱的作家做最后的道别。
父亲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东大厅举行。公墓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按照有关的规定，只有副部级以上的领导才可以使用这个告别大厅，但鉴于父亲的声望和影响力，可以破例，如果最大的那个礼堂不是正在修缮，使用那里也完全可以。2月28日，近千余名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及众多的读者参加了父亲的告别仪式，如果依照惯例在较小的告别室举行这个仪式，真难以想象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
许多读者撰文表达了自己对父亲及其作品的感受：浩然笔下的人物一个是一个，都那么鲜活、生动。浩然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语言，生活的细节，言谈的方式，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写起来也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读着他的作品，有一种亲切感，书中的有些事，实际上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书中的有些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在他的书中找到我的祖辈、父辈生活的影子。
以父亲拥有的读者数量及其影响，说他作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事业上是一个胜利者，是一个成功者应不为过。
父亲在其杂文《作品与人品》中这样写道：“一个作家真正的成功和胜利，最好是这样的图景：广大读者不知道你的名和姓，而知道你的作品；天长日久，忘记了你的名字，而记住了你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在另一篇文章《向〈绿野〉致谢及其它》中，父亲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家不能没有代表作。如果在若干年后，读者把作家的名字记住了，而忘了他写过什么书，他是个可悲的失败者；反之，读者只记住那书，而忘了作家的名字，这是他重大的、根本的胜利！”
父亲逝世后，一篇署名陈之秀的题为《浩然永活读者心中》的博文在网上发表。作者在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天，她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告诉她要去八宝山送浩然。她左思右想，也没能想起这个人是谁。当得知浩然就是《艳阳天》的作者时，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乃至精彩对话都清晰的在她头脑中映现出来。在文章中她写道：“作者也许并不需要我们记住他什么，他最多最大的愿望可能是希望读者记住书中的故事，或者自己写的故事能够打动读者，产生共鸣，传播一种人文精神和思想文化。”“也许，像我一样的读者很多，只知道其作品，不知其人。但是，我相信大家风范的浩然，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农民作家，是不需要读者更多的记起他本人的名字的，而是作品更多更远地播向远方。”
陈之秀在这篇文章中，表述了与父亲相类似的观点：一个作家真正的成功和胜利，是广大读者不知道你的名和姓，而知道你的作品；天长日久，忘记了你的名字，却记住了你的作品和作品中的内容。如果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成立的，那么，父亲无疑就是一位获得真正成功和胜利的作家。父亲的在天之灵看到这篇文章，定会备感欣慰，定会更加感到自己就是那些获得真正成功和胜利的作家中的一员。
父亲与他的读者是心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