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仿的年龄，相似的经历，天然的不解之缘，尚未谋面便心怀好感——同甘苦，共命运，并肩经历彩虹风雨，感情至深——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好好活着，给工农作者争气——挚友离世，心痛不已，永远在一起放声歌唱。
怀揣美好梦想的父亲在向文学殿堂艰难跋涉的旅途中，几个工农出身的写作者成为他奋力追赶的目标，工人诗人李学鳌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榜样力量，对父亲所起到的鼓舞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按照阴历来说，父亲与李学鳌都出生在1932年，不过一个出生在年头的二月，一个出生在岁尾的腊月。李学鳌出生在太行山深处一个小山村的贫困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家乡成为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李学鳌参加了儿童团，做起站岗、放哨、送信等等的抗日工作。他自幼好学，但因家境贫寒，无缘读书学习，直到村里办起一个简易的抗日小学，才得以上学识字。14岁时，李学鳌离开家乡，到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厂当了排字工人，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李学鳌随工厂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他如饥似渴地在工人夜校学习文化知识，写出许多反映工人生活的快板、小故事、诗歌等，登在工厂的黑板报上。1952年5月，李学鳌在印刷机旁第一次阅读到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于是，他拿起笔来，把工人们的心里话，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同年，他的两首诗《写信慰问志愿军》和《光荣的任务》刊登在《北京日报》上。此后，李学鳌的诗作就屡屡出现在北京的主要报刊上，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卓有成就的工人诗人。
从父亲和李学鳌早年的那些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们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就连第一次阅读到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几乎是在同一年的同一时期发生的。也许就因为这些原因，使得他们之间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尚未谋面就心怀好感；也成为他们日后形成挚友关系的基础。
早在父亲把李学鳌作为榜样，当成追赶目标之时，他们一个在河北，一个在北京，能够见面的机缘微乎其微。1956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后，虽然一直很想与李学鳌相识，却始终没有得到机会。1959年4月15日，《北京文艺》编辑部打来电话，邀请父亲参加他们举办的在京作家春游活动。父亲接到通知后，很想在这次活动中与李学鳌见面相识，便打去电话，约他同行。李学鳌因工作太忙，不好意思请假，而无法参加此次活动。这让父亲十分失望，也使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向后推延了两年多。在1961年12月19日北京市文联组织的“岁末联欢会”上，父亲才第一次与李学鳌相识，随着相互联系和了解的增多、深入，感情日渐加深，最后发展为挚友。
浩然与李学鳌
1962年，李学鳌从工厂调入北京市文联，两年后，父亲也来到这里，两个人成为同事。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树在随后不久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
“文革”开始后，父亲和李学鳌都因历史清白被推选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筹委会的成员。半年后，他们这两个“革命同志”，被北京市文联的“造反派”打成“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遭受到日以继夜的揭发、批判。
在那被批斗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十分难熬的倒霉日子里，在那大势所趋的情形下，李学鳌表现得一直不那么“驯服”。尽管他也在会场上听着那些“批判”，但决不承认自己执行了“反动路线”。面对“批判”，李学鳌不是横眉冷对，就是插言辩白或反驳，软硬不吃，闹得“造反派”没有办法对付他。结果使得批判会没完没了地开下去，父亲等人也得跟着陪绑。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京市文联后，作家们都必须“触动灵魂”的“斗私批修”会开得让人晕头转向。在会议上，一些人痛心疾首地咒骂自己的肮脏和“丑恶”，而轮到李学鳌发言时却跑了题。他当着众人的面，郑重其事，而又泰然自若地讲起他的苦难家史和个人光荣成长史。他的发言被打断，被训斥为“不分香臭的评功摆好”，受到个别谈话和轰炸式的会议“帮助”。当时，“造反派”的势头正猛，给他们撑腰的宣传队掌握着生杀大权，李学鳌处在一种十分不利和危险境地中，这使得父亲很为他担忧，就利用一次饭后散步的机会劝告他：应该设法应付过去，免得被揪住不放。不等父亲把话说完，李学鳌就气恼地声明：“我们得实事求是，不能为了过关讨好，就给自己栽赃。”父亲继续开导：“大家都批判的名利思想，你没有吗？”李学鳌回答：“我是为革命写诗，不是为个人名利。这两者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得分析分析，不能全批全骂。一个作家就应当有为革命为人民立功建业的荣誉感。爱护自己的名声，就是爱护自己的人品人格。谁也不能损坏我的名声，我更不能自己糟践自己。那样太自私，太可耻……”在以后的会议上，李学鳌仍然讲他的那一套。宣传队对他这样一个“工人出身”、软硬不吃的人毫无办法，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李学鳌被有些人无可奈何地送了一个外号——“红五类”。
在共患难的逆境中，父亲与李学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感情也越来越深厚。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他们结伴尽自己的力量保护一些老作家；他们结伴为了同一信念组织了自己的革命“战斗队”；他们结伴冒着风险到家中探望正受“冲击”的郭小川、贺敬之、张志民等人；他们结伴到京郊农村参加劳动、采访、辅导农村业余作者；他们结伴共同创作，在1968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特写《闻风而动的人们》……
在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批判时，文联的一对夫妻“造反派”曾在会上提出：浩然、管桦和李学鳌是一个小集团，是“卑鄙”的一伙。企图将矛盾性质往“敌我”方面转化，定性为“反党集团”。对于这种无稽之谈，他们的目的当然不会实现。父亲和李学鳌、管桦虽然不是什么“小集团”，但他们的关系确实很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对理想信仰的共同追求和人品人格相互了解基础上的。1967年9月底，脱离被连续批判、检讨处境不久的父亲与李学鳌、管桦商定，这一年的国庆节一起到父亲的故乡蓟县度过。他们三人都认为此行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切都好似上天的有意安排，临出发的那天早晨，因李学鳌有事迟到，未能按时启程。就在这个时候，头天晚上才从内蒙古来京的杨啸出人意料地给父亲打来了电话。杨啸此时来到北京，对父亲、李学鳌和管桦三个人来说，不啻于喜从天降。尽管当四个好朋友会合在一起时已近中午，他们仍决定立即出发奔往蓟县。80多公里的行程，四个人边骑着车，边畅快的聊着天，晚上7点多才到达目的地。在故乡，父亲带着杨啸、李学鳌、管桦三个人到西潘庄、刘吉素、王吉素村访亲，到盘山烈士陵园游历，还登上了父亲度过难忘的少年生活的三郎寨半山坡，看父亲少年时代亲身耕种过的土地和看护的果树园，听父亲给他们讲解少年时代的生活；他们还悠然自得地在山坡草地上半躺半坐地摄影留念。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吟诗论文。他们在乡村度过了轻松愉快且终生难忘的4天。他们太高兴了，在回北京的路上，他们一路走，一路继续兴致勃勃地谈笑，谈几天来的见闻、趣事，谈论文学创作，预想这场“文化大革命”会在何时结束……总之，他们有着说不完的话，完全把当时社会上的混乱情景忘到了九霄云外。他们走了10个小时，才回到京城。虽经一百多里的长途跋涉，却丝毫没有倦意。
北京市文联被撤销后，父亲于1969年到京郊房山县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下放劳动，李学鳌则下放到位于北京南郊南苑的北京第二轧钢厂当了轧钢工人。人虽然暂时分离了，但心还是在一起的，他们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都时常惦念着对方，盼望着对方的来信。李学鳌曾在一天的日记中写道：“非常高兴地接到浩然、管桦从房山县革命委员会寄来的信，读着信，比见面还亲切。”
1970年6月底，父亲乘长途车换乘几次来到位于京郊密云的沙厂铁矿，看望已被抽调到北京市冶金局政工组工作并正在矿山采访、写作的李学鳌。两个分别许久的朋友重逢，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白天没有谈完，夜间又在矿区铁路旁聊到很晚才回屋休息。两天后，父亲打算告辞回城，在李学鳌极力挽留下，只好又住了一天。那一天，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依依惜别之情，更使心中的惆怅之感油然而生。在如此的心境中，父亲给李学鳌作了一首小诗，其中两句是：“临窗并坐观风雨，相嘱行路倍小心。”词句中所包含的深意与深情，是不言而喻的。
父亲与李学鳌的感情至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和共同点。除了早年间的那些经历外，他们还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共同的写作目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中，他们都不愿放下手中的笔。他们的人生和文学之旅都坎坷不平，充满着荆棘和艰险。父亲在1967年9月2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傍晚，学鳌打电话来。他要求几个月时间写东西。本来可以答应他，又怕这样不好。几年来他是受压制的，一直没有得到写作时间。”李学鳌曾受到怎样的压制，因何一直没有得到写作时间呢？其1969年6月4日的日记应当能够给出一定的答复：
我原是干印刷的。从14岁起在印刷厂干了16年。后来领导上调我到文联来当作家，可是并没有给写作时间。到文联不久，文联领导说：“工业部门正搞‘五反’，很重要，你去参加吧。”于是到工业部门呆了一年，还未及写什么，领导又说：“‘四清’开始了，很重要，你去参加‘四清’吧。”于是我又去搞“四清”。回来参加了半年机关的文艺整风。援越抗美斗争任务来了，要派文艺干部随部队出国参加战斗。领导说：“随军出国参加战斗，很光荣，也很危险，这也是对一个党员的考验。你去有没有困难？”“没有困难，我坚决去！”于是又随部队到越南去了半年多。从越南回来已是1966年1月了，还没坐下来写，领导上又说：“西南建设很紧张，你去那里3年至5年。”于是我又去西南参观、认门牌。回到文联机关已是1966年5月份，“文化革命”开始了。……
父亲与李学鳌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他们以及其他的好友身上都没有那种流传久远的“文人相轻”的陋习。他们之间相互探讨创作问题，相互征询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们坦诚相见，心口如一。他们对好友在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对遇到的困难，不由自主地产生忧愁。
1971年1月7日，父亲收到李学鳌寄来的一份《光明日报》，那上面发表了他的一篇散文。看着报纸上李学鳌的文章，让父亲既高兴又羡慕。就在这一年的5月份，他们一起重新返回文学创作岗位，调入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几个月后，他们又先后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文学创作。
在出版社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和李学鳌时常一起讨论各自的创作。在最初的时期，李学鳌总是显得犹犹豫豫，深入不进去，成了父亲的一个精神负担。父亲希望他能够写得顺利，内心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促他写成功！不久，李学鳌打开了思路，顺利地写下去了，父亲由衷的为他高兴。在以后的几年间，父亲和李学鳌、杨啸又相伴着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兴隆街招待所和承德避暑山庄进行写作。
父亲和李学鳌等好友间的关系是亲密融洽的，相处起来无拘无束、随便自在，有的时候还开一些略带孩子气的玩笑。
1972年与李学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夏，杨啸（左）、浩然（中）、李学鳌（右）在北京妙峰山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父亲和杨啸等几个好友在家里聚会，李学鳌姗姗来迟。在等待他的时候，似乎是杨啸首先提议替他“创作”一首诗，于是几个人便你一言我一句地“凑”了起来，抄写在一个当时义利食品厂出产的“甜圆面包”的纸包装袋上；也许就是因为受了这个包装袋的启发，所有“诗句”都紧扣在“甜圆面包”这个主题上。“诗”的内容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甜圆面包甜，甜圆面包圆；甜圆面包真甜，甜圆面包真圆。李学鳌作”。当李学鳌来后看到他的“佳作”时，笑得前仰后合，其他的人也都捧腹大笑，就像是几个天真的孩童。尽管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时在场的也有许多人作古，但每当我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仍能感受到那种欢快、愉悦、亲密的气氛。
无论是对待成年人还是孩子，李学鳌都能自然而然显露出他的诚恳和热情。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李家串门做客。聊天的时候，父亲总是高高兴兴的，但一吃起饭来，却老是让父亲感到“不满意”：李学鳌叔叔和他的爱人李淑英阿姨总是不停的询问我爱吃什么菜，让我多吃，并不住地给我布菜，使得父亲无法很好的与李学鳌“边吃边聊”。尽管父亲一再讲明我已经不小了，不会客气；而我也因常来常往，早就没有了生疏、害羞的感觉，但仍然回回如是。无奈的父亲只能戏言道：“一到吃饭的时候，李学鳌两口子就开始‘啰唆’。”几十年过去了，我和李学鳌叔叔相处时的许多情景都还能清晰地在头脑中映现出来：他带着我到郊区看望正在那里写作的父亲；他带着我在节日里去游园；他和父亲带我一起到农村参观、采访。特别是坝上之行，更使我难以忘怀。那是1973年的夏季，应时任承德市委副书记翟向东的邀请，父亲与李学鳌、杨啸一同赴承德进行文学创作；学校放暑假后，我也到了那里。8月初，在翟向东的陪同下，我随着父亲等人到塞罕坝草原参观访问。我跟着他们采访了草原上的农牧民，参观了御道口牧场、塞罕坝林场和红山军马场等地。由于父亲接到北京市委让他速回北京的电话，不得不提前结束这次的坝上之行。在回程的路上，大雨后的山洪致使河水上涨，我们乘坐的汽车在河中央意外熄了火。由于我前几天因扁桃体发炎曾经发过烧，李学鳌叔叔怕我沾凉水而引起病情复发，就脱了鞋，卷起裤腿，把我一直背到了河岸上。
1974年9月25日与李学鳌同小学生在一起
李学鳌的自尊心和荣誉感相当强，不能容忍有人对他名声的诋毁和玷污。在品德，在生活小节上，他对自己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不免有些小心翼翼的拘谨。就在他拘谨起来的时候，也显露出一种可爱的纯真。这反倒使父亲增加了对他的崇敬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学鳌的肝部开始患病，尽管不传染，但他仍十分注意着每一个细节，注重着他人可能产生的感受。那个时候，他经常和一些朋友到我家里与父亲聊天做客，但每次来，他都不再用我家的杯子喝水，无论别人如何劝说解释，他都坚持着这一点；不管朋友间的谈兴多浓，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要告辞。尽管被强行留住，但他总是在趁人不备的时候偷偷“溜走”。面对固执的李学鳌和他固执的行为，父亲只能无奈而又“生气”地说一句：“这个人！”
1986年11月9日的晚上，父亲接到李学鳌打来的电话。李学鳌告诉父亲，他正因肝炎住院，但是不让父亲现在去看他，等他好些，有兴致说话，或不行了再来。他还对父亲说：咱俩得有一个活着，好好的活着，给咱们这一代工农作者争气。李学鳌的话不仅让父亲心里很难受，也感到了一些凄凉。
李学鳌后来又住了几次医院，父亲也多次前去探望。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对前来看望的父亲，李学鳌大发议论：“建国几十年，我们出了那么多好作品，怎么能够全都一笔勾销呢？甚至连老祖宗的文化传统都给骂得狗屁不如。这要干什么？他们不是也在大讲创作自由、百花齐放吗，为什么只许他们自由、只许他们放，而民族的东西，老百姓看得懂、喜闻乐见的东西都排斥？乌七八糟的东西倒给吹上天……这样的全盘否定、良莠不分，绝不是哪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文坛的悲剧……”听了李学鳌的话，使父亲的心里深感沉重，同时更增加了忧虑。
1989年9月6日，年仅56岁的工人诗人李学鳌因病去世。李学鳌的长女李海鸥通报这一不幸消息的电话是我接的，由于太过于突然，又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不知也想不起来应当说些什么得体的话，只是机械地“嗯嗯”地答应着。那天海鸥说了很多，许多话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两句话却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说：“告诉浩然叔叔，我母亲身体很好，不要为她担心；让浩然叔叔不要太难过，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这表面上看似简单，略显客套的两句话，包含着海鸥代其父亲转达的强烈期待和愿望。对其中的深意，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内心的感触愈发深刻。父亲没有辜负李学鳌的期望，没有给他们那一代工农作者丢脸，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直到再也拿不动为止。那几天，父亲正巧到承德参加活动，无法取得联系，直到9月10日回到段甲岭，他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9月16日，父亲起早从段甲岭赶回北京，参加好友李学鳌的告别仪式。当父亲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休息室里，看到李学鳌的妻子李淑英时，忍不住地痛哭起来，专程从内蒙古赶来吊唁参加告别仪式的杨啸见状，赶紧强行将父亲拉到了另一间休息室。父亲因李学鳌的去世难过上火，血压陡然升高。杨啸见他因血压高而满脸通红，对他说：“您血压这么高，就不应该来了！”父亲说：“学鳌走了，我就是爬，也要爬来见他最后一面。”
对于李学鳌的早逝，父亲认为是因他内心怀着“深深重重的苦闷，以至于这苦闷最后压倒了他……学鳌是揣着未解的哀怨和忧困死去的。”
李学鳌去世后，父亲并没有及时写出悼念文章，这是因为他们交情最深的阶段在“文革”中，忌讳太多，几次动笔都半途而止；勉强写出，又唯恐对不起他。直到1992年，父亲才连续写出《李学鳌还活着》、《回忆学鳌二三事》两篇悼念追思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父亲对他这位挚友的评价是：“李学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培养出的第一代颇有成就的著名诗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坚持对诗歌艺术的探索与攀登，发表过大量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学鳌的诗，学鳌的成功，记录下时代的最强音，推动了诗歌事业的发展；同时，也给众多的工农大众中的文学爱好者树立了榜样，增强了实现理想的信心。李学鳌还活着，凡是对祖国有过奉献功绩的人，都不会被遗忘！”
2000年，作为北京作协主席的父亲，又硬撑着病体主持召开了“李学鳌纪念会”。在李海鸥、李海燕和李海波姐弟三人为他们的父亲所撰《太行山的儿子——诗人李学鳌的文学道路》一书即将付梓之际，父亲应约为这部书做了序。在序言的最后，父亲写道：
李学鳌同志，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人们不会忘记你。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放声歌唱！
是的，他们会永远在一起，会永远结伴为社会主义事业放声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