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岁月，经历坎坷与磨难，真诚关心帮助建起真挚情谊——逆境中挺身而出，《红旗》对质遇不测，承担全部“罪责”——几次私下叮嘱，决不能走轻生之路；因“包庇”，被撤销专案工作——患难之交，永生难忘，友情保持到生命终结。
1995年12月1日清晨，一夜未睡安稳的父亲从河北省三河市的“泥土巢”来到北京，参加《北京文学》第三届董事会。在中午宴请与会人员时，父亲从文联一位领导口中偶然得知杨沫病危，住在北大医院。作为宴会主人的父亲没有等到活动结束，便不顾礼节地提前退席，赶往医院。
在病房里，父亲看到仰卧病床上紧闭双目，呼吸微弱的杨沫，不由得想起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共度的特殊岁月，想起替她担的那些“罪责”，忍不住悲从心生……
父亲与杨沫的初次相识，是在1962年12月30日晚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在京会员迎新年宴会上。那时，父亲任《红旗》杂志的编辑，正在西山八大处撰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杨沫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任编剧。相识以后，两个人除了在一些活动中经常碰面外，似乎并没有过多的交往。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杨沫和父亲先后调入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交往才逐渐多了起来，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在经历了一些特殊的考验后，他们两个人成为能够相互交心的好友。
父亲调到文联后还没有两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文革”初期的那段特殊岁月里，父亲与杨沫都经历了很大的人生坎坷和磨难。在这些坎坷和磨难中，两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为他们把真挚的友谊保持到生命的终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6月下旬，父亲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市文联参加运动，先是被工作组推举为文联革委会筹委会的副主任，后经群众选举，成为正式革委会的副主任。过了半年的光景，也就是刚刚进入到1967年，父亲便因“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文联的造反派组织——造反派联络站夺了权，被“罢官革职”，成为主要的被批判对象，遭到三个多月的持续、猛烈的批判，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在被批判的最初阶段，由于对造反派的一些言行难于理解和接受，自然就在会议上有所表露，结果是引来更猛烈的批判，处境极其困难和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置于死地。危险和困难的程度，大概只有经历了那段时光的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到。许多朋友和关心父亲的人都为此担着心，捏着汗，杨沫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开始公开批判《青春之歌》，但因其他方面的原因，杨沫的处境也不是很好。在一次对父亲的批判会后，杨沫特意私下找到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怕父亲思想上转不过弯子，行言不慎，触怒造反派，而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父亲倒是很有自信，并不十分害怕，甚至但愿他们把自己打成什么分子，日子倒好过了；相信党和群众，现在怎么打上去的，将来还得怎么给自己去掉。但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及他人招来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父亲在言行中并没有太情绪化，而是严控着自己不时产生出的冲动，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做着检查交待，听着一些批判者的过激言论，少说，甚至不说与检查自己“错误”无关的话。尽管如此，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仍不满足，批判的火力并未减弱，借父亲几乎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机会，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地公开造谣、诬陷。父亲无论做多少次检查，检查得如何深刻，在他们那里也是不会得到通过的。对这一点，父亲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
到了1967年4月，父亲的忍耐到了极限，在一次批判会上，父亲开始“造反”，几次打断批判者的发言，进行插言发问。文联的一些人也对造反派联络站的言行不满，和父亲不约而同地造了反，致使批判会只能无奈地中止。当第二天造反派联络站仍想继续开会批判原革委会和父亲时，又有一些人起来造反，使得这种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再也无法继续进行。自此以后，造反派对父亲的批判逐渐收敛，虽然形势已大为好转，但父亲仍处困境，一些人还在虎视眈眈地紧紧盯着，寻找着可以再次下手的机会。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大肆鼓动批判《青春之歌》。在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意识下，父亲也认为《青春之歌》同自己以往所写的作品一样，都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可以，也应当进行“批判”，但是没有必要大规模地公开批判，更不能牵强地硬往刘少奇的身上靠。社会上有个工人造反派，到处散布《红旗》杂志正在约他撰写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向《红旗》杂志社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根本不存在，他们要辟谣。过了几日，《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又通过电话向父亲传达了该社否认约作者写批判《青春之歌》文章事发表的声明。这一天，父亲起草了一篇《为批判〈青春之歌〉事访问〈红旗〉编辑部》的大字报草稿。这篇草稿，被别人在父亲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抄写后贴了出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师范大学等处的许多人来到文联找父亲，询问有关情况；那个工人造反派也公开宣称这张大字报不符合事实，又招来一些人找父亲澄清。
1999年8月5日重访《红旗》杂志社
4月28日的上午，那个工人造反派带领几十个人来到文联，就批判《青春之歌》的问题对父亲进行围攻，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
在那几天里，父亲几次跟《红旗》杂志社联系，进行确认，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一切都显现出胜券在握的迹象。
4月30日，当父亲与那个工人造反派等各方代表及群众到《红旗》杂志社当面“对质”时，形势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因为《红旗》杂志社内部有些情况不能公开，对以往所说的一概不能承认。《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倒是把详情告诉了父亲，但父亲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根本没有错误而把《红旗》的内情揭出，他只能忍受，只能承担一切本不应当由他承担的责任。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对方占据了有利、主动的地位；因要对《红旗》负责，父亲则极为被动，无论对方有什么举动，父亲只能沉默。
大获全胜的工人造反派等人把斥责父亲“造谣惑众”的大字报贴到了文联，而原来某些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的人也紧密配合，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甚至有人提出批判革委会的时候，就没有把父亲批透，大有再次掀起一场对父亲进行集中批判的势头。对这种很可能发生的情况，父亲在心里默默地回答：“好吧，那就再接着批吧！”当时，那个工人造反派正在得势之时，而且势头很猛，而父亲的处境则是危险的，有如立于悬崖边，生死只在寸步之间，父亲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甚至对杨沫的女儿说过准备为此“牺牲”的话。
为了避免牵扯出《红旗》这个党刊，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父亲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写了张检讨性质的大字报，贴在了文联的院内。那个工人造反派或许是觉得已经获得了重大胜利，或许还因为父亲历史清白找不到“碴口”，就偃旗息鼓见好就收了，没有再与父亲继续纠缠，此事也就逐渐平息下去，不了了之了。
1968年10月，北京市文联被撤销，作家们来到位于西郊的教育行政干校，集中学习、“斗批改”。当“斗批改”即将进入到整党、建党阶段时，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杨沫因为“假党员”问题受到专案审查。在当时大的环境下，有的审查采取的是“对敌斗争”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一些人来讲是难以忍受的，自杀的现象在社会上并不少见。父亲看到专案组的几个积极分子，对杨沫采取那种处理敌我矛盾的审查方法，很为杨沫担忧，怕她对目前的审查想不通而产生其他想法。一天晚上散会后，父亲到楼下打开水遇到杨沫，悄悄地鼓励她，劝她道：有什么问题就老老实实向党交代，但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千万不要胡思乱想……暗示她万万不可走轻生的路。真正的朋友是心有灵犀的，杨沫马上就从含蓄的话语里领会了父亲的意思，表示决不会那样。据杨沫所著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记载，在那次父亲与她谈话后不久，李学鳌还趁四周无人之机偷偷跑到杨沫的房间，代表父亲和他叮嘱杨沫三件事，让她千万记住，一定做到：第一，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想不开。一定要挺住。第二，千万不要乱说，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第三，保重身体。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一定要保护好身体。杨沫在这部书中还写道：“还有，浩然为我被撤消了专案组的工作。那是在军宣队召开的一次全连大会上，浩然忽然被宣布撤消了专案工作。而且当场叫他检查对我的‘包庇’。那场景叫人想起是难过的……”杨沫对父亲是十分信任的。在那本书中她还叙述说：1969年春节前专案组对她的审查十分严厉，很有可能过了春节就将升格为被“专政”对象。当在家过完春节返回学习班时，她叮嘱送她来的儿子青柯说：“你回去吧，该上班了。过两天给浩然同志打个电话，他会告知你们我的情况的。”对于这种信任和友谊，杨沫的子女也应当是早有感受、十分明了的，如若不然，当两年前，也就是1967年4月26日杨沫的家被她另一个儿子带着十几个人抄家之后，她的女儿也就不会首先打电话报告给父亲。那个时候，父亲刚刚从连续猛烈的批判中挣脱出来，既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也没有任何实权。父亲接到电话后，很是为体弱多病的杨沫担心，唯恐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这样严重的刺激，就没有向她述说详情，只是嘱咐她暂时不要回家，随后便带着几个同志匆匆赶往她家察看情况。
1973年5月23日与李学鳌、杨沫于香山
1969年5月底，父亲到北京市房山县下放劳动，与杨沫暂时分开了，但他们的交往并没断，时常书来信往，回城时便相互看望，聊天谈心；即便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杨沫也会常到家里看望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当隔段时间与杨沫见面，看到她精神很好，比过去壮实一些，身体状况明显好转，父亲都很感宽慰；当杨沫告诉父亲她已经恢复了组织生活的消息后，更是为她高兴。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和杨沫都以为能够从此专心写作，不承想，他们却受到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在政治上的“非议”，企图假揭批“四人帮”之机，将他们整倒。在咄咄逼人的气势下，父亲与杨沫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度过了难关与险境，他们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
父亲和杨沫先后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诸多的因素使他们见面谈心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如此，他们仍是始终彼此惦念的，经常向熟人打听对方的各种情况。1993年父亲第一次患脑血栓后，住进京郊通县的一家部队医院。杨沫得知消息后心中十分不安，虽然很想到医院去探望，却因正闹腰椎病而无法行动，只得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表示问候及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外，杨沫还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是患难之交，我永远不会忘掉你在‘文革’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如今老了，行动不便，又加写作任务，和你联系少了，但我心里是常记挂你的。”
1987年10月与杨沫在京郊虎峪
父亲与杨沫之间的情谊是长久和深厚的，但是，父亲去世后，我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传言。传言说：在九十年代文联的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杨沫给父亲提了点意见，因而使两个人产生了隔阂，关系疏远，导致父亲都没有去参加杨沫的一个作品讨论会。事情果真如此吗？在父亲生前，我从未在父亲口中听到过半句哪怕是暗示性的对杨沫不满的词句，更没有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类似的事情。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95年12月11日杨沫病逝后，父亲收到她的讣告和告别仪式通知书，征询我意见时的情景。那段日子，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父亲的状况都极为不佳，包括我们子女在内的很多人都为此担着心。我知道父亲与杨沫之间的情谊和感情，但如果在如此的状态下去参加那样的活动，对父亲的心理和身体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很担忧父亲会经受不住那样的刺激。我劝慰父亲说：您和杨沫的关系很好，感情很深，这大家都知道；但你现在的身体很不好，大家也全都知道。即使不去参加她的告别仪式，别的人包括杨沫的亲属也是能够谅解的。您如果一定去参加，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不说给我们这几个子女，得给别人增加多少麻烦？说完后，我感觉父亲似乎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但举行告别仪式的那一天，父亲还是从三河赶了去。
我对那个传言的真实性是十分怀疑的，因而按照那次杨沫作品研讨会的日期，查阅了父亲当时的日记。根据父亲日记的记载，在那个研讨会的前夕，父亲做了一个不得不立即做的手术，虽然不是很大的手术，但是术后别说去参加会议，就是坐着也是不可能的。至于说杨沫在党组织的生活会上给父亲提意见，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记载，但我认为这件事不论有没有都是不重要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如父亲和杨沫这样解放前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在党组织内的生活会上当面表明自己的看法，即使没有几十年的深厚情谊，也是不会因此产生矛盾的。那个传言让我难以置信，恐怕也是很难服众的。这个传言的始作俑者，如果仅仅是富于联想，便根据两位逝者的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做出如此的推测并传播，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如果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则是很可耻和很不道德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父亲的生前死后，在父亲与他的朋友之间煞有介事的制造传播这种子虚乌有的流言，挑拨搬弄是非的事情并非仅此一件，其中最为可笑也十分令人气愤的是关于父亲和刘绍棠之间的“故事”。大概有人对父亲与刘绍棠没有成为对头冤家，反而变成要好的朋友十分的不悦，心中格外的不痛快，因而在刘绍棠逝世、父亲病卧在床多年，两个人都失去话语能力后，创作出他们俩人之间争夺北京作协主席位置的动人“故事”。可十分拙劣的是，“故事”中的“主席争夺战”发生时，刘绍棠已经去世了好几个月。这类事情的出现，使我不能不产生某些人不仅有意在父亲与他的朋友间制造矛盾，而且还企图在后人身上撒下敌视种子的怀疑。
杨沫的去世，让父亲感到十分难过。为了追思这位有着深厚情谊的朋友，父亲很快写出了两篇悼念文章，分别发表在《深圳商报》和《北京文学》上。
父亲与杨沫从相识、相交、相知，经受了特殊岁月的考验，建立起真挚的情谊，这种情谊他们从中年保持到老年，从老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