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刻挺身相救，意识到夫妻真正含义，播种下感情种子——持家育子，千万言作品注满着妻子的汗水与心血——“我不能没有她，否则我就没了家，没了伴儿，没了再活下去的力气。”——六十春秋坎坷婚姻路，相扶相伴相随善始善终。
1954年6月与妻子杨朴桥于通州
家庭和事业既是支撑父亲人生的两大支柱，也是处在他精神天平两端的重要筹码。对于父亲而言，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没有事业，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没有家庭，就丧失了前行的动力。孰重孰轻，孰主孰次，不论是父亲本人，还是其他的任何人，谁都不会讲得明说得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二者在父亲的内心世界中不停地调换着位置，增减着分量。但是无论位置和分量怎样变化，父亲始终是个重亲情、重家庭的人，而这个亲情、这个家庭则需要父亲和母亲共同精心的培养和维护。
1947年农历五月初十，15岁的父亲与我的母亲杨朴桥成亲。父亲比母亲小四岁，是个典型的“小女婿”。他们的婚姻是否属于包办，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即便到了老年，父亲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定性。他们虽然住在相距仅有两华里的邻村，但在成亲之前，却从没有见过面，直到婚后第一个早晨，父亲才第一次看清了母亲的模样。母亲不识字，少言寡语显得很不活泼，在婚后最初的几个月里，父亲对母亲总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隔膜，更谈不上有什么太多的感情。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冀东解放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在土改中开展了“搬石头”运动，年仅15岁的父亲成为村里唯一一块阻碍土改的“石头”。在搬“石头”中那将要丢掉性命的令人恐怖的场合和紧要时刻，一向老实得有点窝囊、连说话都低声细语的母亲，出人意料、勇敢无畏地冲上前去，保护住父亲。母亲在危难关头的行为，不仅使父亲避开了一场生命危险，也开始意识到“夫妻”的真正含义，同时，生与死的考验和灾祸的解脱，在父亲与母亲之间播下了真正感情的种子。
曾有人说过：从不吵架不拌嘴的夫妻，未必是好夫妻；但好夫妻都是越吵感情越深的。我赞同这种观点。之所以赞同，最主要的理由来源于父母的身上，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父亲与母亲在近60年的婚姻生活里，为了管教子女以及其他一些生活琐事，不仅闹过气，吵过嘴，父亲年轻的时候还受周围环境影响等方面的原因，曾萌出过一次离婚的念头。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感情的加深，反而像妥善保藏的陈年老酒，越是年长日久就愈发的醇香浓厚。他们在坎坷的婚姻小道上，在风风雨雨的飘摇中，真情地相随、相守、相伴、相扶走到了尽头，走完了全程。
母亲没有上过学，只是解放初期在农村扫盲时，通过农民夜校认识了一些字。许多不太了解实情的人，出于好心地认为，如果父亲有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妻子，能直接对父亲的文学创作有所帮助，那么，父亲所取得的成就将会更大。对于这样的看法，我很不以为然，随着对父母了解的更加深入和广泛，特别是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到父亲的内心世界后，就越发难以认同这样的看法。那样的妻子对有些作家在创作上也许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父亲却并非适宜，反而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识字不多的母亲确实没有给父亲抄过一页稿子，对父亲的创作也没有给过任何建议和其他直接的帮助，但父亲能创作出等身的著作，离开了像母亲这样的妻子是绝对做不到的。父亲之所以一生中都有着永远也写不完的题材，能写出上千万字的作品，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脱离过生活，拥有数不清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乡村的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父亲能长久的与那些人维系住这种朋友关系，母亲在其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时隔多年后的今日，许多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仍印记在大脑中。在与父母一起生活的那些岁月里，只要父亲在家，就总是热闹非常，人来客往不断，而热情好客的父亲更是常留来人吃饭。在父亲陪客人聊天谈事的时候，母亲则是默默无言地准备着可口的饭菜，热心地招待，很多时候一天内要准备两顿这样的客饭，常常是刚把午饭用的家什收拾完，就要开始忙活晚饭；一些乡下来的客人，有时连续多日吃住在家里，母亲从始至终表现出热心与真诚。
母亲来自农村，是农民的女儿，尽管移居到城市多年，仍保留着农民身上的那些优良品质，保留着对农村、对农民的真挚情感。来访的客人中，不论你是如何“著名”，身居何职，还是满身汗味和土气的普通农民，在母亲的心里都是一样的，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同样的以诚相见，以热相待。正是由于母亲这样的品德和行为，才使得所有来过的客人都能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热情和真诚，愿意更深、更久地与父亲交往下去，以至于即使父亲不在京，不在家的时候，那些乡村的人进城看病、办事，亦如回到自己的家中一样前来打尖住宿，母亲亦如招待亲人一般热情款待照料，让他们满意而归。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随便哪一个为人妻者都能做到母亲这一步，而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这样则更会微乎其微。
其实，要说母亲对父亲的创作没有给过任何建议和其他直接的帮助似乎并不完全正确。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特别是搞业余创作的时期，父亲完成一篇小说的初稿后，总要通过念给别人听的方式征询意见。父亲在多篇谈创作的文章中推荐过这种方式，认为通过朗读，可以使作者和听者更直觉的体会到作品是否写得通顺上口，对修改稿件能起到许多无声默读所起不到的作用。而母亲往往是父亲新作的第一个听众。母亲不会说出什么深奥的大道理，但是她会平白的讲出自己听后的感觉，直接给出“好”或“不好”的评价。父亲是继续听取他人的意见，对初稿进一步的修改，还是推倒重来或暂时搁置，往往会依据母亲这第一个“读者”的感受而做出决定。
1981年与妻子杨朴桥于吉林白城
母亲识字不多，整日忙于家务，对父亲的创作等活动了解得并不详细；长期的共同生活，母亲却很了解父亲的生活习性，其中包含父亲常常会把一些事情记在随手拿到的一张纸上。所以凡是有父亲字迹的纸张，哪怕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纸片，母亲也从不会随手扔掉，直到父亲确认没有用之后才会处理。而那些在别人眼中肯定是废纸的里面，确有许多父亲有用的东西，甚至有父亲对某篇作品突发灵感而临时记载下来的重要内容。
父亲对母亲所付出的辛劳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无数次的在内心深处表示歉意和感激，并在日记和给友人的信函中不自觉的表露出来。父亲在不同年代的几则日记中是这样表述的：“客人来往不断，苦了朴桥；同时，小孩子不断害病，更增加了她的负担。”“她这一天送走了客人，把里外都打扫得非常干净，真是太劳累了。我应当尽量帮她的忙，减轻她的负担。”“昨晚朴桥上了火，一天没有吃一点东西，还忙了三顿饭，跟客人走了一趟天安门。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父亲很小就成了孤儿，许多应当享受到的家庭温暖、父母之爱都没能享受到，因此，对自己的家庭就更加珍惜，尽力使子女得到更多的温暖和关爱。父亲从未用语言表达过对子女过多的关爱，但子女在他心中的重要位置是显而易见的。母亲也同样关爱着自己的子女，而且付出的心血更多，用父亲的话说：“她如同一只老母鸡，辛勤哺育着四个儿女。”母亲从农村来到城市后，是可以出去工作而不在家里“吃闲饭”的，但为了全身心地操持这个温馨的家，照料好子女的衣食起居，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却甘愿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始终没有出去工作，有着较高文化水平的女性，是未必肯做出这样的“牺牲”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因为家中有个专心致志、无私忘我地抚育子女的妻子，才使得父亲能够长年累月地安心到农村深入生活，汲取丰厚的创作素材；在相对适宜的地方静心写作，大量的作品才不断的问世。否则的话，身在异地的父亲会更加时常惦念子女的温饱与健康，而在那种心境下，是无法安心创作的。
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当面夸奖过母亲，但是却多次用文字记载下对母亲这样的评价：她的身上有着我国劳动人民那种善良、勤劳、节俭、朴实、正直、憨厚的优良品德。正是母亲身上的这些品德，才使得她任劳任怨地操持、维护着这个家，全心全意地抚育着4个子女，才使得父亲在他视如生命的写作上取得如今这样的成就。对这一点，父亲是很清楚的，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成就时，父亲就曾写道：“这些成绩，这些荣誉，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何处没有我妻子杨朴桥的汗水和心血的注入！”其实这也并不完全是父亲自己的看法，很多人也有着相同的认识。早在1964年1月，父亲到上海写作修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时结识了作家吉学沛。他们都是农民出身，又都是写农村生活题材的，所以很谈得来。他们相互谈论完各自的身世与经历后，在婚姻问题上有过周折与痛苦的吉学沛，很有感慨地对父亲说：“你断然地不再闹离婚而保留一个农村媳妇，这事办对了。要不然你写不出那么多的作品。”这句十分中肯的话，父亲一直牢记在心中。
正是基于以上的那些真切感受，父亲才会在晚年，当母亲因为多半生的极度操劳而过早地衰老失去健康时，宁可放下写作也要亲自照料。
父亲对母亲是感情至深的，而这种情感又是深藏于心极少表露于外的。1987年4月，母亲第一次因心绞痛发作住院的时候，父亲正在河北省三河县的段甲岭镇生活、写作。得知母亲患重病住进医院的消息，父亲心如刀绞，急速地往京城赶。一路上，父亲心乱如麻，在做着各种最坏猜想的同时，一件件的往事浮现在心头，回想起母亲为这个家，为自己事业的成功所做出的一切：土改“搬石头”中的危急时刻，妻子挺身而出，挽救了自己的性命，拯救了现在的这个家；在《河北日报》当记者，因报道失事而犯了错误，处于心灰意冷、寂寞难耐之时，妻子有意无意间鼓起了自己重新向文学殿堂进发的信心和勇气，使得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今天；“文革”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受日夜连续不断的批判之时，妻子为此整日提心吊胆，精神高度紧张，几近崩溃的边缘，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受到政治牵连，遭受围攻，处于人生最低谷之时，妻子一如既往，任劳任怨、细心周到地照料一家人的生活，热情招待那些比往时更多的客人和朋友；为了支持自己写作，妻子数十载艰辛地默默操持家务，精心抚育子女，以至于积劳成疾，过早的失去了健康……
不算太长的百余里的路程，在父亲翻江倒海的思绪中，却感到有千万里那么长，总也走不到尽头达不到终点。父亲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回京城，飞到母亲的身旁。在医院里，父亲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心胆欲碎，下定舍弃一切也要守她而生，看着她死的决心。父亲对重病中的母亲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只希望她活着，哪怕瘫在床上，也要活着，使两个人共同维护了几十年之久的那个家有个“善始善终”。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遭受着病痛的折磨。病魔带走了母亲的健康，同时也带走了父亲的全部快乐。父亲心中深深的感受到，如果妻子逝然而去，将带走自己的一切，自己将会全部地毁灭。几十年的共同生活，父亲和母亲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相适应，不仅不能再有半点改变，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代替和给予，谁走了，另一个就必然死亡。父亲企盼着母亲能够把生命再延续得长一些，自己宁愿不再写作，不要作家这个头衔，也不留下灵魂的悔恨。父亲同时盼望自己的寿命也能够延长一些，能够死在妻子的后面，这样能够让她少受些痛苦。
1988年6月，为了能够照看病号与开展事业兼顾进行，父亲将母亲接到三河，在县城里安了一个家。父亲的社会活动很多，经常需要回京城或赴其他地区参加一些必须出席的会议和活动。由于担忧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母亲会在夜间发生意外，只要有可能，即便再晚也要连夜回到三河家中；如果活动还没有结束，第二天再起五更赶回去参加。照料一个常年病号是件十分辛苦也很折磨人的事情，对于这种折磨，父亲的回答是：“妻子对我的‘折磨’，磨不去我心中的深情。我不能没有她，否则我就没了家，没了伴儿，没了再活下去的力气。”面对过早失去健康的母亲，让父亲心中产生很大的愧疚，觉得几十年来，她没有跟自己享过福，尽管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却总感到对不起她：自己给事业的时间太多太多，而给她和儿孙的则太少太少。
1990年6月12日与妻子杨朴桥于“泥土巢”
其实，父亲完全不必有这样的想法，更不必愧疚自责，他一生都在为这个家，为妻儿子孙不断的付出着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母亲曾对父亲说过：“我不傻，我知道什么事情重要！”母亲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付出，不仅是心甘情愿、自觉自愿的，而且与父亲的目的是相一致的。
1993年7月20日与妻子杨朴桥于263医院病房
父亲曾多次讲过，在公生活上，他对得起党组织，在私生活上，他对得起家庭。父亲去世后，组织上给予的评价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父亲对家庭，对婚姻的忠诚，更是为人所称道。在父亲的一生中，并不乏有文化的年轻女性追求，而且早在《河北日报》当记者，还未曾跨入文学殿堂大门的时候就已有之。在父亲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中有两处较为详细的描述，而在其他文字资料的字里行间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是书中所描写的那两次。
在对待婚姻、家庭的问题上，父亲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迷失方向，到夕阳晚年，父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而问心无愧。父亲与母亲在坎坷的婚姻小路上共同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