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野疼爱又严厉，希望他为弟妹们树立一个好的表率——对蓝天幼时照顾最多，为他刚走上社会便屡遭坎坷而深感不安——对春水最为喜爱，与爱女相依相伴度过七载艰苦岁月——对秋川爱怜忧愁，时常牵挂于心，忧虑他的未来。
俗语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我却觉得，养儿未必知道父母恩；如果知恩也仅仅是肤浅认识的开始，很可能一辈子也无法透彻的领悟到。
同其他家庭的孩子相比，我们4个子女能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确实不多，但所得到的父爱，不仅不比他们少，反而获得的更多。由于父亲不能像其他孩子的父亲那样，天天陪伴在自己子女的身边，便想方设法地进行弥补。在我们几个子女都还年少的时候，也正是父亲在事业上发展最顺利、最繁忙的时期。父亲一直对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没有兴致，也不舍得在那上面花费时间，但不管写作多么紧张，却总要尽可能抽出周末的时间带我们到郊外或公园游玩。父亲的一篇日记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昨日便定妥今日到动物园去。可惜，早起阴天，还说有雨，只好改变计划，到北海去。逛公园也没什么味道，只是应付孩子、花点钱而已。”在另一篇日记中，父亲写道：“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孩子们一天比一天大了，一个一个要走了，现在总希望多跟他们在一起玩玩。”当在野外或是公园玩耍得十分开心，也十分劳累的我们回到家，香甜地进入梦乡后，父亲却为了把白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而连夜苦战。对子女，父亲毫不吝啬钱财，除了时常找机会带我们下饭馆改善伙食之外，在食物、图书和玩具上也有很大的开销。“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十分匮乏，有一次，父亲得知一家商店在卖高价的糖果和糕点，就跑去排队，花了25元钱，买到了二斤糖果、五斤糕点，他和母亲没有舍得吃一口，都分给了几个孩子；在山东省昌乐县下放劳动的后期，赶上苹果成熟，父亲买到了几斤，没有舍得自己全都吃掉，而是惦念着家里的妻儿，把大部分邮寄回北京。现如今，随着对父亲更多的了解，不仅没有感到父亲的给予太少，反而觉得我们对父亲的亏欠太多、太大，父亲和母亲为这个家操碎了心，费尽了力，此情此恩，让我们无论怎样也难以报答万一。
大哥红野是我们几个子女中唯一在农村出生的，长到4岁，才随母亲进城，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对红野是疼爱的，每次与母亲带他外出，都怕他年纪小走长路累，便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驮着他走。当父亲因采访等原因外出时，在来信中都要询问红野各方面的情况，嘱咐母亲把他照看好；而红野因回故乡度假离开父母时，更是让父亲惦念，接到报告已平安到达的家信后，才能把心放下一些。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红野随学校到通县学农劳动，走后一直没有来信，这让父亲十分挂念，不知他在农村劳动的情况如何，是否适应那里的生活。直到半个月后红野回来，父亲的心才算放平稳。
1953年与妻子杨朴桥、长子红野于通州镇
在红野将要初中毕业走上社会这个人生的关口时，更是让父亲产生更多的想法，以至于连续几夜在床上辗转而难以入眠。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不是一般毕业分配问题，而是安排红野的人生道路问题。对于孩子大了，要走向社会，这是老早就有所考虑，可是事到临头，好似很突然，使我一时陷入慌乱。唯恐因为我的私心和主观而影响孩子的一生！”“我心里也很乱，有生以来，我还不曾处理过这样的大事情；尽管有些想法，或者说理想，也是无力为其实现的。……红野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一点小才华，如果能够投身到工农的火热斗争中去，又有正确的思想诱导，再加上他的持之以恒地努力，他有可能成长为于社会主义事业有用的人才。但愿他能够健康地成长，但愿他的一切都比较顺利，并祝他是一个幸福者。我坚信他一定是个幸福者！”
红野要去报到的头一天深夜，父亲为他打好行李，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亲自把他送到学校集合。父亲从学校出来，骑着车子一面向机关走，一面感慨万千：“二十年前，正月里（公历二月），我十七岁，离开了故乡，走向了革命的大家庭。红野也是十七岁，也是正月里，离开了家，走向革命的大家庭。我把他交给了党，交给了工人阶级，我是高兴的。但愿他健康地成长，在各方面都超过他的爸爸。”
父亲的挂念并没有因红野的逐渐长大成人、走上社会而有所减弱，就连自然界一些气候的变化也能引发出来。红野1969年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西郊钢筋混凝土构件厂当工人，因工厂离家距离较远，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就在他参加工作近一个月的一天，气候突然发生变化，夜间开始刮起大风，气温一下子降了很多。当父亲早上起床后发现这一现象后，头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想起红野：“他连棉袄都没有穿，路远不能回家取，在露天地上怎么工作呀？这一天一定冻坏了。”
父亲对红野也是“严厉”的，作为长子，对他寄予着很大期望。人们都说聪明的孩子，大多都很淘气，红野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淘气，因为年少贪玩，父亲几次在盛怒之下责打过他。但每次责打过后，父亲都懊悔不已。由于有年龄更小的弟弟、妹妹，所以很多时候父亲都把他当成一个大人看待，经常教育他要做一个好兄长，不仅要帮助妈妈照顾好弟弟、妹妹，还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当红野走上社会进了工厂，父亲更是不断地教导他，要好好向工人老师傅学习，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品德，掌握一套建设国家的本领，当一个像雷锋、王杰那样的好青年，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父亲曾给红野写过一封长信，在信中讲明了自己对他的期待。这封信可以看做是对红野的一次“家训”，抄录如下：
红野：
我这次到顺义县南彩公社比较时间长地蹲点，临行之前很想跟你谈谈，可惜你那个星期没有回家。到三月十日，你已离开家庭、走上社会、参加工业战线劳动锻炼一周年了。这一年，对你说来是非常重要的，是你革命人生的第一步，是你今后如何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回顾这一年，我感到你的进步很快。我只能说“感觉”，因为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到你的工厂看看，听听工人同志们对你的评价和意见。你在我的怀里、眼下、身边长大，对你总还是熟悉的，尽管没有实地调查研究，从现象上感受，我也觉察出你在不断的进步。做为骨肉长辈，你妈妈和我是很高兴的，也是很得安慰的。你对工厂生活热爱了，习惯了；对劳动适应了，喜欢了；平时，也好像懂事了。社会知识也比过去丰富多了；对兄弟妹妹的感情也比过去深厚了，像个大哥哥的样子了。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都是应当继续发扬的。
如果说对你还有些不满意，那就是你还不太注意节约。我和你妈妈并不是不让你吃些顺口的、有营养的东西，你正在发育，应当加强营养；咱家现在也还有这方面的条件。只要求你从思想注意节约，懂得钱来之不易，不要随便乱用；用之时，要盘算一下有没必要。浪费钱是小事，乱花钱的习惯却是可怕的毛病。很多坏毛病常常从这个坏习惯开始生发起来的，不少的人也是从这个坏习惯为因，渐渐地走上犯罪道路的。
每次讨论一批一批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名单和他们的罪行材料，看到他们小小年纪就断送了青春甚至于生命，我气愤之余，是有些惋惜的。有时，忍不住地想到了你。想到你，我心里高兴，你是一个正派的好孩子，跟那些败类是两个境界的人。但是我又担心你年幼无知，万一会走错道路。我的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好人”和“坏人”并不隔山距海，仅仅是阶梯的上下两层之别——抬脚迈上去就是好人，滑脚溜下去，就是坏人。咱们邻居夏渡克，头几天还是个天真的可爱的孩子，几天之后，实际上就在几秒钟之内，就成了反革命罪犯哪！
估计，你们也参加了对罪犯的讨论。不要仅仅当做满足好奇心的材料，议论一番完事，要想一想，从他们的身上接受为人的教训。管住自己，一生一世不走他们的路。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时刻提高警惕，要“慎微”，一分一毫微小如芥的邪念都不要有；要用“老三篇”和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衡量自己、束缚自己、陶冶自己。当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永生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孩子；你是我们的希望，是蓝天、春水和秋川他们三个的榜样。你能带头走革命道路，把他们三个带上革命道路，我和你妈妈现在就有奔头，老来就有幸福；否则，就难以想象。我们跟夏家那双父母不一样。你妈妈是劳动人民出身，她虽没有文化，但她身上有着我国劳动人民那种勤劳朴实正直憨厚的优良品质，我虽是个知识分子，但党和人民的哺育，以及幼时的苦难折磨，二十多年的斗争锻炼，自认还是正派的。同时，我是个好动感情的人，经不住任何精神上的打击。希望你和他们三个，永远不让我因你们的行为受到这种打击。
蓝天是个憨厚的孩子，看来不会太离格。春水从小就在政治上热心，也会使我们放心的。只有秋川，我总觉得他太聪明，心眼多；他又是最小的，大家都惯着他，唯恐从他身上发生问题。当然，现在下结论还过早，也应从现在起就注意往正路上带领他，这个任务，希望你能担起一大部分。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跟你谈心，多说几句，也是必要的。希望你仔细地看几遍，想一想是否有些道理。也望你把这封信保留着，将来，吸取其有用的东西，加上你的见解，教导你的弟弟妹妹。
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你有时间，争取星期日回家看看，你妈和三个孩子都想念你。我回家时，也争取在星期日。
祝你进步
父示
一九七○年三月廿一日
顺义南彩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这些教诲没有白费，红野虽然没有成名成家，但已经以一个好工人的身份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在家里，他更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兄长。特别是在父母相继离去之后，更使我们这几个弟弟、妹妹体会到有个好兄长是多么的幸福快乐！
二哥蓝天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喜欢鱼虫花草类的动植物，生性好动却又性格内向，不善言谈。蓝天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俄文友好报》当记者，文学创作也正处于学习入门阶段。父亲那时白天要上班、采访；夜晚要写作、读书；中午的时间也要用来誊抄稿件，每一天都处在紧张忙乱之中。蓝天不到两周岁，我的姐姐春水又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只好把照料蓝天的工作兼顾起来，喂他吃饭，哄他睡觉。每天晚上把家务事都帮助母亲干完，蓝天被哄着了，父亲才能坐到书桌前，让自己进入艺术境界里去漫游，直到午夜以后。蓝天的夜尿多，父亲每写一段文字，就必须起身看看是否需要把尿，稍一疏忽便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没有多余的被褥替换，每每发生这样的情况，父亲只能把蓝天挪到干地方，自己来溻着湿窝。在子女中，蓝天是婴幼儿时期受父亲照料最多的一个，蓝天也习惯于这种照料，父亲到山东省昌乐县下放劳动时，还担心刚满3岁的蓝天是否能够适应父亲的突然离开。
1960年与次子蓝天
如同对待红野，当蓝天离开父母独自“远行”时，父亲一样的挂念于心。1971年2月，刚满14岁的蓝天随学校“拉练”，一走就是半个多月。这是蓝天第一次离开父母单独地插进社会集体。正在紧张创作人物传记《王国福》的父亲，会不时的揣测着此时蓝天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方。这是无法得知的，父亲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愿他这次经受锻炼，更加坚强，更加懂事。当略显黑瘦的蓝天归来，出现在父亲面前时，敏锐的父亲立即感到这个孩子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或许从这次起，他的各方面要有一个好的变化，他要成为大孩子了。父亲不会想到，对蓝天的牵挂，才仅仅是个开始，更大、更多的牵挂还在后面。
1976年，蓝天即将高中毕业，他跃跃欲试，豪情满怀的要到农村插队落户。父亲生命与艺术的根，都扎在农村，扎在农民中间，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同时希望自己的后代也能把根深深的扎在那里。因而，对蓝天要到农村去，不仅支持，内心深处也十分的喜悦。但是，大大出乎父亲的意料，蓝天毕业时没有去农村，而且服兵役到了军营。
那时，父亲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一边住院疗病，一边紧张地进行《金光大道》第三部的创作。在蓝天出发的前一天，父亲特意赶回家，和他一起吃了一顿晚饭。父亲对子女自行选择的人生道路都是尊重的，从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为了鼓励蓝天，父亲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一首题为《送蓝天应征入伍》的诗：
未觉年增岁已成，人生道路起步行；临别送儿一句话：常洁身心勇攀登！
回到医院的父亲心中若有所失，十分难受。他没有想到，当孩子成人后必然要离开身边的规律，自己会如此地不能尊重。仿佛他永远都不应该离开自己的身边。……父亲在内心深处祝愿蓝天能在远离父母的地方，生活得愉快，不出意外之故，圆满地完成服役任务；待自己晚年之时，一同到郊区农村落户安家。蓝天是在黎明时分出发的，父亲没有再回去给他送行，内心纷乱，一天都无法平静下来。到了一切都寂静下来的晚上，父亲更是不自觉地猜想着蓝天此时的情景：“他住在哪里？睡在什么地方？当他开始经历这不熟悉的生活、接触不熟识的人们的时候，会不会想念他的父母、兄妹和弟弟，还有他那温暖的家？”思绪万千的父亲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当得知母亲送走蓝天回到家，忍不住哭了的时候，为自己身在医院而无法给妻子些许安慰，内心更加痛苦。
父亲心神不定，难以集中思想，不得不中断正在进行中的创作。几天后，父亲收到蓝天入伍后写来的第一封信。这本应是高兴的事情，但信里的内容，却深深触动了父亲的心，尤其是看到“一切都很不习惯，很别扭。不像过去，离开家去劳动，去玩时，可以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愿干，就不干；可以说，可以笑。现在，干什么都必须向班长说，不能单独行动。没有书看，没有报读，没有广播听。……我很想家，后悔，不如插队……”时，泪水忍不住地滚落下来。父亲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给蓝天写了一封回信，鼓励他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父亲相信蓝天会这样的，他会爱上军队，爱上他的“家”。
不知道别的家庭是否也是如此：父母有了痛苦，遇到难处，总是深藏在自己的心中，尽可能不让子女知晓，以免他们受到影响；而子女遇到这样的情况，则一股脑地兜给父母，寻求帮助与解脱。蓝天从新兵连下到连队不久，就因故调动了部队，造成他情绪的很大波动，使之更加思念家庭和亲人，因而就给父亲写信“诉苦”。父亲收到信，心里自然是十分痛苦：这孩子的生活道路第一步，就这样地不顺利！接着，父亲又收到蓝天战友的一封信，使心情的苦痛达到极端。父亲不忍将苦痛再转给其他亲人，只能自己忍下这心中的苦。父亲想念过亲人，可从来也没有像那些日子想念蓝天那样难以忍耐！
1976年6月18日，父亲乘火车来到张家口，探望随部队驻扎在此的蓝天。这是父亲四处奔波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为探望儿子而出门远行。虽然父子分别了只有三个多月，但父亲却感到似乎已是好几年了。见到了蓝天，父亲那颗悬着的心，一下子平稳了许多。此后不久，蓝天因公回京出差，突然出现在家人的面前。父亲看着与自己坐在一起的蓝天，幸福的情绪充满心头，立刻填补上了因为他参军离家而出现的一点空虚，那种亲人离别的空间和距离，也一下子消失。“为了他们的前途，我也应努力而又谨慎地工作。”这是父亲当时的另一个深切感受。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社会上便开始出现一些有关父亲的谣传。父亲怕蓝天听到后不放心，产生思想压力，就立即写信给他打“预防针”。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
你的爸爸，是一个党培养起来，又一直保持跟群众联系的作家。我用笔为工农兵，为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目标奋斗。因为我写出了一些得到工农兵赞许的作品，产生一些影响，党组织重视我，是必然的，不怀好心的人要拉拢我、利用我，或者忌恨我、嫉妒我，都是难免的事。过去几年，“四人帮”反党集团，特别是江青，对我属于拉和用；最近一些大传谣言者，是后一种人心理的反映。其实，这些都是无所谓的。脚印已经留在身后的历史道路上，包括我在内，谁都难以改变分毫。我从来没有“当官”的瘾，所以就没有投靠“四人帮”；我从来反对借助高人之手抬举而出名，所以就没有巴结“四人帮”；我一直保持跟党组织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所以耳目灵通、心地总能干净，早已发现“四人帮”不怀好心、不得人心，对他们保持警惕。这三条保证了我走路正直，没有落入“四人帮”的陷阱中。今后，我还照旧能用笔战斗，一直走下去。在一段时间里，一些群众不了解内情，听信谣言，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终能看清真相。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一个大胜利，个人就算受一点误会的委屈，也不算什么。你就安心地学习和战斗吧，不要多虑此事。
……
从1978年1月起，一些地方报刊开始陆陆续续发表一些批判父亲及其作品的文章。父亲在顶着沉重的压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之时，没有过多的考虑自己，而是先想到性格内向又远离家人的蓝天，想象着他会因此能有多大的思想负担和情绪波动，会因此遭受到怎样的精神折磨。父亲不断地给他写信劝慰、开导，告诉他困难只是暂时的，让他相信他的爸爸，完全有能力、有信心重新站起来，是有着光明前景的。在现存的父亲写过蓝天的94封家信中，有30多封是在不到一年的时光里写的，那时，父亲正处于人生低谷最严重的时期，也是自身最为痛苦的时期。很怕给别人添麻烦，极少求人的父亲，在那个时期却给许多可靠又贴心的朋友写信，请他们或写信，或到军营看望蓝天，给他一些安慰和劝导。父亲的内心是痛苦的，他的痛苦不是因为自身遭受到委屈和不公，而是源于自己对子女各方面的“连累”，对自己有可能无法再给予子女们更多的幸福而自责，对子女们的前途未来而担忧。在1978年6月的一封信中，父亲是这样跟蓝天说的：
星期日下午，比前两天的炎热程度似乎降了一点。我正读英国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前几章写的是主人公悲惨童年的故事，引起我的共鸣：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也回忆起你们兄弟四个的童年。你们的童年没有悲惨，按照你们应当得到的，使我这个父亲有点内疚，但比起你们父亲的童年，你们是幸福的：洋溢着爱、温暖和愉快的往事，充实了你们的幼小的生命；今天，以至到了我这样年纪回忆起来，一定是甜的，不会是痛苦的。今天，包括秋川在内，都步入了青年时期。我希望，也一定能够陪伴你们进入壮年时期。但是，在你们自立的、关键的青年时期，我很可能无力给你们更多的甜蜜和幸福了。未来过什么样的生活，全靠你们自己去刻苦、奋斗！我希望，也一定能够看到你们都是幸福的人。
我所以认为可能无力给你们帮助，是以现在我遇到的灾难为依据的。无情的历史，把我推到今天这样一种“地位”；看样子，短时期不会有所改善。当然我没有绝望。如今，我，还有你们，都要“忍”。古语说，“能忍者自安”。忍耐，活下去，特别是健康地活下去，就一定是胜利！所以前几次信，我总劝你少有胡思乱想，要安于现状。等忍上一、两年之后，我们再根据“状况”，做一个全盘的考虑和安排。你们跟你父亲一块咬着牙，渡过这段难关吧！我相信你。
因为天热，不想写东西，集中时间看点书，武装一下头脑、积蓄一些力量。只要身体不垮，我一定还能为党和人民写几本好书！这是正道，也是你们所期待的。
……
1960年与爱女春水
父亲说得很对，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的，是甜蜜的，但是不仅仅如此，即使回想起长大成人后，父亲对我们的百般呵护与关爱，感受也是同样的。
从传统观念的角度讲，父亲重视男孩子；而在感情方面，父亲喜欢女儿。我的姐姐春水是同父亲的第一本书《喜鹊登枝》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父亲对春水这个唯一女儿的评价是：“她的性格类似她妈妈，内向，从小就温顺、听话。并不是个怯懦的孩子。她是个外柔里刚的人。”聪明、懂事的春水，可以说是父亲最喜爱的孩子。
春水未满九岁的时候，因为患肝炎，成为家里第一个因病住院的人。当她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父亲心急如焚，自己带着病一趟趟地领着她到医院就诊、检查，又连续跑了两家医院才联系好住院事宜。因要把春水送去住院，母亲哭了一场，父亲的心中自然也不轻松。为了使自己和春水的心里都能得到些宽慰，父亲特意租了一辆汽车送她到医院。一路上，春水很少说话，父亲猜测不出这是病态，还是因为心情紧张，心头如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磨盘；当走进病房，看到同病室其他三个小朋友，春水的脸上露出笑容后，父亲如释重负。春水笑了，笑在脸上，父亲乐了，乐在心里。每到探视的时间，父亲都要带着特意新购买的图书、玩具和食品去探望，希望愉悦的心情能让春水早日康复。
1977年初，春水高中毕业，面临留城还是下乡。那个时候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接近尾声，根据家里的情况，春水完全可以困留，父亲也希望她留在城里，照顾多病的母亲，帮助她操持些家务。而春水却一心想离开城市，到农村锻炼。正在京郊密云县写作的父亲收到春水希望能支持她上山下乡的信，很是感动，马上写了回信：
春水：
信收读。这信极重要，不类似过去我外出时，你给我写的那些“平安家书”。我很严肃地看了，现在也是很严肃地回复你。在我谈个人想法和打算之前，先表个明确态度：我支持你的决心，上山下乡，与农民结合。昨天我给你小哥写了封信，其中谈到，在人生中，我没有特殊的追求，既不想吃喝玩乐地享受，又不图出头露面的虚荣，所关心和热衷的，只有两方面：一是写作，想多写一些为工农兵欢迎的作品；一是愿你们生活得愉快，在愉快中成长。只要这两点满足了我，再大的灾难和痛苦我也能承受和忍耐。因为这样，就决定了，凡是你们的愉快，就是我的愉快。你要愉快地到农村去，这符合党的要求，有利于长远之计，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愉快，包括着对选定的前途中的困难有所估计（完全估计到不可能，困难这个东西，总是出于意外地来降临人的头上），对克服困难有决心，有勇气，有毅力。这样的“愉快”，才是真正的愉快，才能持久。我相信你不是个轻浮和贪图安逸的人，所以对你的“愉快”选择，我也同样相信。如果是这样，你就报名吧，照你选定的目标迈步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缓下”。现在我正紧张写作；你妈妈还在病中；因地震之危，还没有安一个家。这个“缓”，不会缓得太久，顶多一两个月。这期间，我们不仅可以把上述问题稍加解决，而且对于你到哪里去，我们也好从容地选择、比较。密云的同志劝我到这里的县城落户。我有所动。如那样，你完全可以到刁荣芬同志那里去。她是个先进青年，政治上比一般青年成熟，品德高尚，待人热情，我也熟悉，如果由她带上你，会有助进步。这当然都是初步想法。只要能“缓下”，一切都可从容来办。这个要求，总不至使你不顺心吧？
……
父亲对春水上山下乡的行动是坚决支持的，但这个支持的背后，父亲所承受的压力和难处都是很大的。父亲曾在他的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朴桥身体也不好。等到春水插队走了，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呢？”短短几句话，父亲对春水走后家庭生活的忧愁可见一斑。为了子女能够获得快乐，为了亲人的幸福，父亲只能把忧愁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中。
两个月后，春水插队来到通县北马庄村。春水走的那天，父亲没有回京去给她送行，只是写了一封信，并附去一首特意写给她的诗：
春水：
昨天是你走上社会，走向生活的日子，因我参加县群英会的筹备工作，未能回京送行，总有点遗憾。独坐桌头，思念你已经到达陌生的北马庄，便联诗一首，抄另纸，请你留念。
气候骤然变冷，估计你未带挡寒棉衣，很惦念。可否借一件穿？我拟“五一”后回京，可能到通县，但不打算看望你。那时可约你到通一会。
有空给我写个短信来，谈谈你的情况，以便放心。
祝好！
爸爸
（1977年）四月十七日
送春水下乡务农
春水年十九，落户下农村，莫讶名家女，人新道路新。母长柴门里，父亦是农民，走遍南与北，未忘乡土亲。爱女情切切，不叩幸福门，幸福本无种，当赐有志人。东苑沃土阔，纯真才生根；运河风雨多，千撼始成林：三载金风降临时，枝头累累果殷殷。
四月十六日
密云人民武装部
1980年，父亲为了“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在春水的陪伴下，“隐居”通州小镇。暑去寒至，春往秋来，周而复始，父女两人夏天赶着蚊蝇，冬天守着炉火，相依相伴整整度过了7年的艰苦岁月，父亲写出了包括4个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在内的250多万字的新作品，春水也在这段时光里为人妻、为人母。在那些年里，春水在一所中学当教师，担任着班主任的工作，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父亲为了减轻春水的生活压力与负担，总是想方设法地挤出时间做一些家务。一天，父亲出门去打电话，正巧遇上卖贮存大白菜，就独自一人，把3百斤白菜运上楼，累得汗水湿透了衣服。在冬季，春水下班回到家时，父亲总会在炉火上已熬好一锅香喷喷的棒粥等着她。
父亲对子女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考虑的很多很细。1981年7月，父亲应邀参加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大连大长山岛举办的“黄海笔会”。父亲考虑到春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婚后受家庭和工作的拖累，外出游玩的时间肯定会大大的减少，而到大长山岛游览的机会，此生可能只有这一次。征询过春水的意见后，父亲连续写来几封信，说明从北京到大连的所有“程序”，详细到每天有几个航班，几点起飞，几点降落，如何购买机票，怎样到达机场，行前如何确认，需要带什么物品，到达后若干个可以联系的人员等等，连通知飞机航班的电报稿全都拟好。尽管机票的价格昂贵，一张票要40多元，几近父亲当时半个月的工资，为了使春水减少旅途之苦，父亲极力主张她乘机前往。如果说，在一生中父亲对用于自身的花销还有所算计的话，但对用在子女身上的费用则几乎从无过多的考虑，毫不吝惜。
参加笔会的作家们，午饭后通常要下海游一会儿。说是游泳，其实就是在浅水滩泡泡而已。春水到达后的一天中午，受一个作家的激将，在毫无救生工具和其他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跟着他游向大海的深处。春水在海中畅快的游着，尽情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身心的愉悦。当春水精疲力竭地归来时，才蓦然发现，静悄悄的海滩上只有父亲一人独自伫立在烈日下。春水清晰的看到父亲那略显紧张焦灼的表情在见到自己后一下子松弛下来，似乎还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上了岸之后，春水才知道在海中的这一来一去，竟花去两个多小时。父亲没有埋怨春水，只是看着她微笑，倒是春水说了父亲一句：“怎么没回去休息？不是说好了不用等我吗！”父亲就是这样，将情感深藏于心，把快乐的权利交给了女儿，而把担忧的煎熬留给了自己。
父亲对子女的关爱事无巨细，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体贴入微。1984年初，春水夫妇到南方旅游，父亲唯恐深受母亲勤俭持家影响的春水会在旅途中“委屈”自己，特意嘱咐他们：旅游的“目的很明白而单一，就是为了玩。既如此，就应当玩个痛快，等回到通县再节约花钱。当然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疲累，尤其小心感冒。”
在我们几个子女中，父亲只为春水专门写过条幅。那是1982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父亲走到春水身旁，边展开一页宣纸，边半开玩笑地说：“好好留着，等我死了再拿出来。”宣纸上用浓黑的墨汁写着：
在风雨激荡的河流里
掌着良心之舵
摇着智慧之桨
驾着艺术的小船
坚定自若地朝信仰大目标进发
五十岁生日撰座右铭写给女儿
春水留念 于通州镇 浩然
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条幅，它有着许多旁人难于理解的含义和深深的父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这个老四是这个家庭中一个多余的孩子，如若不然，既是最小又是唯一一个女儿的春水，更能集众爱于一身。而我却偏偏“挤”进这个世界，给这个温馨的家庭增添了欢乐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忧愁。
1965年与三子秋川
我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巴，可能是因为先天营养不良，一出生就体弱多病。看到这种状况，父亲总是担心我养不活，养不大，因此成为心头上的一种痛，因而也就自觉不自觉的对我更多了一份牵挂，越加想给我更多的疼爱。然而，我出生刚满两个月，父亲便得到一段盼望已久的创作时间，来到西山八大处作家休养所开笔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在创作《艳阳天》的期间，父亲还进行了其他作品的写作，又几次赴上海修改电影剧本，因而十分的紧张和忙乱。尽管父亲在心中始终对我放心不下，但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我，也就难免在心中产生一种歉疚。父亲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把创作《艳阳天》看成是一生成败的关键。同时认识到，不把全身心的力气都支付给它，是难以取胜的。所以我实在没办法再像对待其他孩子那样带秋川、爱秋川了，尽管我一点也没有嫌弃过他。”
1963年底，也就是我刚满一周岁不久，父亲再一次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一走就是两个多月。父亲一走，家中就只剩下母亲一人带着4个子女，其中还包括我这样一个幼小而且多病的孩子，其忙乱劳累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些也使远在异地的父亲更加惦念。那个时候，好朋友王主玉为了支持父亲的写作，经常到家里看望，帮助处理一些家务；写信给父亲通报一下家中的情况，以便让父亲安心。然而，一向以诚待人的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却格外的多疑，认为王主玉报平安的信是在有意地封锁消息，总是担忧我是不是又害了什么病，心中更加不安。恰巧挚友杨啸出差到北京，父亲马上给他写信探求“真假虚实”：“你在北京见到秋川了，小家伙到底怎么样？还是挺黄挺瘦吗？这孩子挂我一半心，常常想念他、可怜他，怕是养不大。可是主玉对我封锁这方面的消息，闹得我更为不安。”直到看见杨啸写来证实家中确实一切安好的信，父亲才算把那颗悬着的心放下一些。
父亲对我的点滴成长进步都会感到极大的欣慰，甚至会作为“重大事件”写在他的日记中。其中有两条这样的记载：
1967年8月12日晚上回来，妻子告诉我，她给小秋川念连环画《齐建光》（河北省某县一毛选学习积极分子的家史），念到齐建光老大娘卖女儿的悲惨段落，发现小秋川落泪了。
小小的孩子不仅有这样的理解能力，还有这样的同情心，使我大为惊讶。这孩子聪明，感情丰富，很有艺术的天资。
1971年3月16日秋川从十二日开始看“字书”（过去只是看小人书的图），他第一本看的是我写的《一本小字典》，第二本也是我写的《红林和半斤芝麻》。
我不但身体瘦弱，还生性胆小，好在乖巧听话，也很受人喜爱，尤其是父亲，一有机会总会逗我玩玩。在我将满一岁的一个雨天，父亲下班回家，穿着雨衣就走进屋里，想跟我开个玩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竟把在床上正玩得高兴的我吓得失魂落魄般地大哭大叫。父亲既懊悔又忧虑，后悔不该开这样的玩笑，把孩子吓成这个样子；担忧这个如此胆量的孩子长大后可怎么生活呢！父亲把担忧深藏在心中，而对我给予了更多的疼爱。胆小的我有时候又会闹出些“胆大”的事，让父亲为我担惊受怕：不满6岁的我，偷偷跟刚满11岁的蓝天跑到郊外的河里捞鱼虫，父亲得知消息吓了个不亦乐乎。
在父母、兄姐的百般呵护下，我一天天的长大，身体也逐渐的壮实起来，唯独在胆量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夜，父亲带着我和春水下乡，住在了通县。地震时，我们被父亲唤醒，跑到院子里。在天摇地动之际，春水不声不响地站在父亲身边，而我却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身上，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只有那样，我才能感到安全，才能够站得住。天亮后，我们回到城里，接着又被接到父亲的机关。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我整整一天几乎都没有离开过父亲寸步，两只手只有抓住父亲身体的某个部位，哪怕仅仅是一个衣角，才能获得安全感。看着一言不发、双目呆滞、面孔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我，父亲不由得想起与我同样年龄的那个他——也是十四岁，担任着儿童团长。为了把公粮按期运送给解放军大部队，担负起“押运员”的职责，带领着由三十多个驴驮组成的运输队，往二百里外的密云县石匣镇行进。一路上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地雷，闯过几次的“枪林弹雨”……当时如果胆子也是这样小，能够胜利地完成革命任务吗？父亲在对我感到怜悯的同时，也产生出更大的忧愁，心中不由发出一声感叹：唉，我这个胆小的儿子，长大了可怎么走上社会、独立生活啊？
可以说，父亲的心随时为我而悬着，一直紧紧地追随在我的左右。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外出“远行”，是在上大学以后，到近三百公里外的石家庄的法院实习。在我实习的三个月中，父亲的心肯定是不会平静的。他除了督促兄姐们经常给我写信外，更是不断来信对我叮嘱：“工作上注意‘安全’，生活上注意‘卫生’。经常给家里写信，免得你妈妈惦念。因为这次是你平生第一次离开我们而远行，她会比我更不放心。”“注意健康和安全。能买到好吃的东西就买着吃。”在我生日那一天，父亲还特意写信祝贺：“今天是你的生日，临睡觉前，你妈说：这是你第一次不在我们身边过生日，应该给你煮鸡蛋吃。鸡蛋煮了也没办法给你送到手里，写封信，向你祝贺吧！”也就在我实习的时候，学校里有关毕业分配的“谣言”四起，据说许多北京生将要分配到外地工作。我在有意无意中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了母亲，舍不得我“远行”的母亲，自然把“压力”转给了父亲。父亲很担心我的情绪会受到影响，立刻写来信开导我，讲明自己的观点，让我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父亲说：“你妈总叨念你，催促我为你明年分配问题‘走后门’。你知道，我的后门本不多，尤其不会走，估计不会于你有什么帮助。我基本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况且，男儿志在四方，到偏僻、缺人材的地方闯练闯练，未必不是大好事！先别考虑这事，安心工作和学习吧。”
转眼就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刻，“谣言”不攻自破，我自然也没有“志在四方”的分配到外地。在分配的去向上，我本有许多可挑选的余地，却主动选择了警察这个危险的职业。对于我的这个选择，大大出乎了父亲的预料，甚至可以说“大吃一惊”。当我在基层派出所实习即将期满，很快就要回到局机关工作时，几次写申请，坚决要求留在基层的行为，更是父亲没有想到的。父亲仿佛忽然间感到，他的这个儿子，再不是一个胆小怕死的孩子，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坚强的男子汉。在派出所实习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父亲为此举杯庆贺；因工作成绩突出，我立了功，父亲把我印有“立功”字样的照片翻印了好几张，其中一张就放在书房他随眼就可以看到的书柜中。并不真正了解父母内心世界的我，参加工作后经常向他们讲述一些自己的惊险经历，其中不乏炫耀的成分。其结果是，父亲不再为我的胆量担忧，而他自己却变成了“胆小”者：时时为我的人身安全担心。尽管如此，父亲也从未阻拦过我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同样把这种忧虑深埋在心中，不曾有过丝毫的表露。不知有多少个夜晚，父亲为我这个正在大街小巷值班巡逻、抓捕罪犯的儿子担忧而难以入眠。
俗话说：隔辈亲。在这一点上，父亲同样不能脱俗。由于年老、多病、事务繁杂而无法同孙子女们经常在一起，无法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父亲因此常常产生自责，有时都达到苛求自己的地步。一些极微小的事例，便可以说明父亲的这种心情。
1979年6月29日，出生不满两个月的东山被送到托儿所日托，父亲的心里十分难过：“我竟没有力量把第一个孙子养在家里！”
1984年10月8日，不满3岁的大海被送到幼儿园全托，对于这个第一次离开亲人，住在陌生的幼儿园里的次孙，父亲认为他心里一定很难过。父亲“不敢想，心也似揪扯的一般疼！”
对于唯一的外孙女绿谷，父亲更是疼爱有加，几天不见就会非常想念，“刮大风，吃过午饭，我步行到绿谷奶奶家接绿谷，步行抱她回来，浑身被汗水浸透。”小孙子活泉到了入学的年龄，面临无法解决午饭和放学后的照看问题，父亲给连姓名都不知晓的北京小学校长写了一封“求援信”。尽管这封信最终并没有用上，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问题，但对于连向熟人都极少开口，而自尊心又极强的父亲，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写出那封给一位陌生人的请求信。
谁说只有母爱是伟大的，父爱也同样的伟大！浓浓的亲情，深深的父爱，刻印在我们这些子女后代的心间，这种情，这种爱，会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