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严重透支，身体每况愈下，医生惊诧：如此情况还能写作？不可思议！——与死神几次擦身而过，辛勤耕耘不止，永远离去——数百篇追思怀念文章，吊唁者络绎不绝，盖棺定论——有正气，有志气，农村大地一个有出息的儿子魂归故里。
1999年春节与儿女在三河泃河湾
2008年2月20日凌晨2时32分，父亲抛下他所为之追求、奋斗一生的文学和深深牵挂、关爱的亲人以及千千万万喜爱他的读者，平静、安详地离我们而去。这一次的离去，是一个永远的离去。
父亲一生都在为他的理想和家庭进行着不懈的艰苦努力，几十年来，始终处于一种“拼命”状态，这种过度的透支行为，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的身体过早的垮了下来。
1993年6月，父亲突发脑血栓，右半个身子不能行动，说话也受到极大的妨碍。经过在解放军263医院的住院治疗以及出院后的康复，3个月后就大致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写作，基本上没有留下后遗症。
1996年秋，为了避开干扰，父亲带着相关资料悄悄地来到了古都西安，准备起草他的一部回忆录，也就是众目关注的那段“文革”时期的经历。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即将动笔的关键时刻，病魔再一次袭来，父亲突发脑昏迷。经过三天两夜的抢救，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被蓝天和春水接回了北京。这次大病后，父亲的身体状况下了一个台阶，那部计划中的回忆录从此也就再没有条件完成。
自从1993年第一次患脑血栓之后，父亲在每年的冬秋交际，都要到医院作一个疗程的检查和治疗。医生对父亲的健康状况并不很乐观。有一次医生指点着父亲的脑CT片子对春水说：“你看，像筛子一样，长期高血压造成的血管硬化，随时都有危险。”春水着急地问：“那怎么办？”医生回答：“没什么好办法。平时多注意一些,发现不好及时就医。”1996年父亲在西安患脑昏迷抢救检查后，医生形容CT片子的状况像豆腐渣，对父亲在这种状况下居然还能构思小说感到十分吃惊，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危及生命的疾病随时都可能发作的情形下，父亲本应遵照医嘱静心休养，但是他的性格和现实都决定无法做到这一点，父亲依然整日忙忙碌碌，除了写一些短小的文章外，不是接待来访的业余作者就是外出参加辅导讲课等等各种活动。
2002年的6月，父亲再次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作了半个月的治疗后，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倒行动越发地吃力。回到家里调养了一些日子，又住进北京宣武医院治疗，仍然没见到疗效,还时常被医院的各种病毒感染；由于不见好转，更因为心疼我们这些既要上班工作，又要轮流陪床的子女，父亲总是闹着要出院回三河，有几次还发了脾气。在劝说和“哄骗”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好答应了父亲的出院要求。
11月11日，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被急救车从三河送到北京的同仁医院。由于大面积的脑梗，使父亲完全不能动作。
从那时起，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5年多的漫漫岁月。父亲对死亡是无所畏惧的，生命处在垂危之中的他，在等候进入病房的时候，还对守候在身旁的春水和我慈祥地微笑着。父亲不怕死，但怕瘫倒在床上。在父亲身体还比较健康的若干年前，他就曾经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春水说：“将来如果我得了脑溢血，不要抢救呵。”在父亲看来，活着而不能写作，不能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就是一个“行尸走肉”，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就生不如死；而因此给妻子、儿女带来无穷的麻烦，无尽的忧愁，成为一个长期无法摆脱的“累赘”，则将使父亲更加痛苦。当1993年父亲第一次被疾病击倒，与死神擦身而过时，他在医院病床上口述，由春水代笔的一批信件里都表达了他面对死亡的坦然。在给山东省昌乐县郭建华和马进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几天来，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那样的近，只是一纸之隔……脑梗塞（老百姓叫中风）这个恶魔突然向我扑了过来。以后在一连串的抢救中经历了失语、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觉……这一切魔幻般地过着，十七日转到一家部队医院。在整个过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心情是平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知道可怕的后果。但我没有恐惧和悲哀，心灵上倒有一种解脱感、轻松感：我本该给社会、给家庭、给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余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实现了‘要有正气、有志气’的母训——实际上已成为我的信仰；我挣扎了，我努力了，我奋斗了，我忍让了，该付出的付出了，该得到的得到了。我常告诫我的子女和年轻的朋友，人生在世要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不要做有害于人民的人。我本人自觉地遵守着这样的格言。我敢说，我是中国农村大地上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没有白活一世。”
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有人曾在文章中说父亲从来就不是个强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向往美好幸福的生活，却在幼年时就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与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享受不到父母的庇护，像一株小秧苗任凭风吹雨打，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翻身获得解放，定会在风雨中飘泊，在艰难中度日，或许会像我的祖父、祖母一样过早地离开人世；喜爱文学，做着美好的梦想，可却是仅仅读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的普通农家子弟，若不是投身革命，在革命的洪流中刻苦学习、磨炼，好梦成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虽然迈进了文学殿堂的大门，却又饱受世间的冷暖、经历变幻无常的风风雨雨和大风大浪的吹打冲击，幸得几位“贵人”的扶助，才在风浪中不断地艰难前行、成长。父亲凭借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坚贞不屈的精神和顽强奋进的意志，终于从一棵小苗，长成了一棵树，一棵不大，却把根须深深植入大地的树，就像冰心老人所评价的那样“浩然树小根深，风吹不动”。在命运上，父亲确实不是一个强者，一生都在历经坎坷和磨难，但他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一个行动上的强者。正因为如此，父亲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如此的成就，才赢得那么多人对他人品与作品的认可和赞赏。
父亲希望后代子孙都能像他一样的正直、坚强，甚至更强、更好。我曾经是一个十分懦弱的孩子，这一点没少让父亲为我的将来担忧。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尤其是我从事了警察这个职业后，对流血伤亡已经有些司空见惯，胆量越来越大，自我感觉“心肠”似乎也越来越硬，轻易不会动感情，更是极少伤心落泪。在父亲逝世的两年前，母亲便因病离开了我们。在接到母亲突然辞世的消息后，我没有落泪，“平静”地处理完手上的工作才赶往三河。在三河市医院，当我看到母亲那安详慈善的遗容时，心中虽很悲痛，但还是能将这种情感埋在心中，不让眼泪流出来；夜晚也是静静的为母亲守灵。直到第三天去殡仪馆的路上，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的悲伤再也无法抑制，泪水才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地流淌下来。经历过丧母之痛后，我想这辈子不会有什么事情再让我伤心落泪了。
1999年与孙子女一起
对于父亲的去世，我们有着心理准备，经过了几次报病危之后，这种心理准备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当父亲真正离去后，在我们的心中仍产生出很大的悲伤。
在医院办理完相关的手续回到住处，天还没有亮，我们几个子女一边“平静”的商量着后事，一边等待着他人新一天的生活和工作的开始，好把这不幸的消息传达给有关单位和亲朋好友。
消息陆陆续续的发出，吊唁者和慰问电话也陆陆续续的到来。在最初的几天，我们从吃完早饭就开始紧张地接待众多前来吊唁的人以及新闻媒体的记者，一直到晚间。在接待来人的同时，我们还要与治丧委员会商议、决定告别仪式等等诸多问题，忙乱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仅没有时间去悲痛，去回想那些美好的令人留恋的往事，反要劝慰那些比我们子女更显悲伤，泪流满面、哽咽难语者。夜间空闲下来，尽管疲累却难以入眠，便在网上阅读那些怀念追思文章和网民的留言，其中满怀思念、朴实真诚、感人肺腑的词句，常常深深地激动着我的心，夹杂着感激与自豪、悲伤与思念的泪水在不知不觉间流淌下来。我知道，父亲是坚强的，他是不会喜欢我们哭泣的，更不希望看到我们为他的离去而悲伤流泪。他对子女是疼爱的，疼爱到他生命的终结，他希望子女们每天都能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不希望我们生活在悲戚之中。但是，在万籁俱寂之中却心潮涌动的我，只能控制住不发出任何的声息，却无法抑制住不断涌出的热泪。
为了减少一些吊唁者，特别是以三河为主的京东地区吊唁者往来的劳累之苦，我们除了在北京城内的家中设立了灵堂，在三河故居中也同时设立了一个。尽管如此，到北京家中来吊唁的人仍然很多，其中许多是从天南地北专程赶来的。吊唁者中，有父亲生前的新朋老友，有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或已故世好友的妻子、儿女，更多的是来自郊区县及周边地区的业余作者，也有想方设法打听出地址而来的普通读者。
许多吊唁者流着眼泪向我们讲述他们与父亲的交往，讲述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感受。这些讲述，使我们更深一层的了解到父亲的为人与品格，了解到父亲在一些普通人心中的形象与位置。
一些吊唁者在留言簿上写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其中有几条这样的留言：“浩然老师，您走了，但您一生所热爱的乡土文学将永远是我们京郊作家所追随的。我会永远记住您教导我的‘根植乡土’。愿您在天堂微笑。”“您把一生的爱奉献给文学，热爱文学的人永远忘不了您。”一位普通读者的留言则是这样写的：“浩然：您好。我见您第二次太晚了，再也见不到您了。您的作品给我快乐，给了我们一代人的快乐。您走了，是人民的损失。您走了，勿忘我们，人们也不会忘记您。”
一些单位和个人送来了挽幛。其中《北京日报》所送“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和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所送“扎根农村巨笔写巨著心系人民赤子献赤心”这两条挽幛，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时，分别作为了告别大厅大门和二门的挽联。
1995年9月25日与姐姐梁伯侠
一些人当场作出诗章。其中，父亲已故挚友、著名诗人李学鳌的女儿李海鸥满怀深情的写出题为《奇迹史上有浩然》的诗：
艳阳高照众心田，
大道金光辉万年。
我失前辈浩然叔，
悲恸山河京冀挽。
乐土圆梦和活泉，
作品千尺含万卷。
学鳌子孙齐敬仰，
奇迹史上有浩然。
2008年2月21日浩然家中灵堂前
除了当场写就的挽诗，我们还通过电子邮件和邮政快递收到了许多。杨啸在得闻噩耗后，挥泪写出《浩兄稀年逝 文苑失巨星》的藏头诗：
浩公正气贯乾坤，
兄弟情谊海样深。
稀世名作凝心血，
年华生命铸雄文。
逝去往事一幕幕，
文坛岂能无斯人。
苑花旷草皆垂泪，
失友我侪痛断魂。
巨纸椽笔仍在手，
星照泉台抒胸襟。
张永枚的《浩然同志永生》一诗，则是闻讯后在广州的一家邮局柜台上写就，直接快递过来的：
《红旗》知交，
京华老庚，
南海潮高冲锋舟，
西沙烽烟共死生，
农民血肉，
浩然骨硬，
中华文学谁能斩？
国际知己多可寻，
吞泪不洒艳阳天，
存亡只为献苍生。
2月28日，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大厅举行，千余名各界人士和读者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广场上，业余作者们拉起了长长的两条挽幛，上面分别书写着“浩然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和“浩然老师，三河人民想念您”。由于送花圈的单位和个人太多，告别室根本无法容纳，只得在大门与二门之间的走廊上也同时摆放，最后不得不摆在了告别大厅的门外；即使这样，许多花圈上的挽联，都是一条上联，带着数条下联，甚至没有上联，全部挂满了下联。在告别仪式的现场，发放了父亲的生平，应当可以算作组织上对父亲的“盖棺定论”，其中“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浩然同志是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作家，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道路与新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与他的创作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并且极具代表性。浩然同志的逝世，是我国文艺事业的一大损失。”这样的两段话是对父亲一生总的评价。
为表示父亲对文学事业和三河人民所做贡献的感谢，表达怀念与敬仰之情，三河市委、市政府投资兴建了“浩然纪念园”。“纪念园”坐落在三河市东北方的灵泉宝塔公墓，青竹翠柏前安置着父亲和母亲的雕像，北面是按原比例仿建的“泥土巢”，石质的代表作或打开或竖立在翠绿色的草坪中，高大的石碑上镌刻着父亲亲笔手书的一段话“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忠诚代言人”，父亲和母亲的骨灰就合葬在这里，回归了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热土。
镌刻着父亲亲笔手书的石碑
2009年4月13日是举行安葬仪式的日子。这天的清晨，一场春雨悄然洒下，又在仪式开始前不久戛然而止，云开日出。在2008年2月28日举行父亲告别仪式的那天，也是晴空万里，白云悠悠，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就在仪式结束，告别的人们渐渐散去时，狂风骤起，扬尘漫天，放眼望去一片乌蒙。这两次奇异的自然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另有寓意，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无限遐想和揣测。
父亲的去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不长的时间里，数百篇怀念、追思的文章就出现在报刊、网络之上，网民们的留言更是难以计数。《北京文学》、《苍生文学》、《宝石城文艺》、《运河》等刊物都印制了纪念专刊或专版。一些单位和团体又陆陆续续地举行了多次父亲及其作品的座谈会或研讨会等纪念活动。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整整5年，但是，那些曾关心、热爱父亲的人们，并未将他遗忘，思念之情也毫未减弱。许许多多的生前好友，并无深交的各界人士，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素昧平生的普通读者，依然在或编写文章或著书立说，以不同的方式纪念、怀念、研究着父亲及其作品。父亲的著作仍然在不断地被编选和出版，仍然拥有着相当数量的读者。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曾与父亲有过交往的人，每每谈及父亲的时候，他们的眼圈仍然会发红，仍会有泪水流下，有的人甚至哽咽得难以继续交谈。他们都是些朴实无华的人，他们不会用华丽的词句表述自己的心情，他们只会质朴却真诚地说：你们的父亲是个好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
这5年，我们这些子女后人也没有虚掷光阴，我们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对父亲的怀念和报答。我们把父亲一千三百多万字的著作全部录入电脑，制成电子版；通过各种方式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资料；我们编写了《浩然年谱》、《浩然画传》和《浩然书信集》等等的书稿，以备将来出版……
当父亲还没有离去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对父亲很了解。但是，5年过去后，我们却不敢再这样想，至少不敢说了解得很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深入到父亲的内心世界，越来越感受到父亲的爱，是那么深沉，那么伟大。俗话说“慈母严父”。我们是幸运的，不仅有一个慈母，还有一个一生都在关爱着我们的慈父。
深深的思念，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完全，只能概述为一句话：慈父永在我心！
2013年6月9日于北京南营房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附
浩然大事年表
1932年3月25日 农历壬申年2月19日，出生在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矿区。
1942年父亲去世。
1943年
随母亲和姐姐迁居蓟县王吉素村。
1945年12月5日 母亲去世。
1946年
任蓟县王吉素村儿童团长。
1947年6月28日与杨朴桥结婚。
1948年
任蓟县王吉素村治安员。
1948年11月1日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2月6日 成为脱产干部。
1950年10月 在《河北青年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姐姐进步了》。
1952年7月6日 任蓟县十区团委书记。
1954年6月1日 调到《河北日报》驻通县记者站任记者。
1956年9月12日 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任记者。
1956年11月 第一篇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在《北京文艺》发表。
1958年5月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9年10月由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诗人郭小川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60年4月8日 到山东省潍坊地区昌乐县东村下放劳动。
1961年1月 调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朱光的秘书。
1961年8月28日 调到《红旗》杂志社文艺组任编辑。
1964年9月 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66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
1965年11月23日 到北京市怀柔县琉璃庙公社得田沟大队参加“四清”运动。
1969年5月31日 到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公社新街大队下放劳动。
1971年5月
调到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
1972年5月 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出版。1974年出版第二部。
1974年1月28日到西沙慰问、采访。
至2月19日
1976年1月15日 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
1976年9月18日 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1980年5月22日 在京郊通县安家，在此生活写作近7年。
1984年12月 第一次迈出国门，赴日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友好访问。
1988年6月
携妻子在河北省三河县安家，为居所取名“泥土巢”。
1986年12月 任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副镇长。
1990年5月5日 在北京作协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会议上，以满票被评定为一级作家。
1990年5月
长篇小说《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
1990年6月11日 河北省三河县文联成立，任第一届主席。
1990年8月
任《北京文学》主编（6月上任）。
1991年7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6月15日 突发脑血栓。
1994年6月24日 任团长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进行访问。
1994年8月
京华出版社再版《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出版第三、四部。
1997年5月
当选为北京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主席。
1999年8月
当选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
2002年11月11日 因脑血栓病情加重，住进北京同仁医院。
2003年9月
被聘为北京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2004年6月16日由北京同仁医院转院住进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医治。
2008年2月20日 因病医治无效在东方医院病逝。
2009年4月
安葬于河北省三河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