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政府主持公道，房屋、土地失而复得，绝处逢生——为报恩，投身革命，担任儿童团长、粮秣委员——土改被搬“石头”，险些命丧黄泉，心灰意冷——再燃革命热情，化名“浩然”，经历考验，加入共产党。
贪婪，使得一些人丧失理智，舍弃亲情，把金钱财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父亲与他的老舅闹翻后，面临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的境地，前途更加渺茫，日子更加难熬，心里充满忐忑。
有个叫宋德顺的庄亲，比父亲大十来岁，论起来叫他表兄。父亲的这个表兄从小就给有钱人家扛活、打零工，没少受苦受罪。他的心眼儿好，性子耿直，虽然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却很讲义气，好论公道理儿。就是这个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宋德顺让父亲绝处逢生，在人生的旅途中出现了转机：在父亲与老舅反目后的当天，他连夜跑进深山，寻找到共产党的民主政府，替姑姑和父亲姐弟俩告了状。
民主政府很快派来工作人员黎明，在村里走访群众，调查研究，弄清了事实真相，做出公正裁定。似乎就在转瞬之间，父亲这个没有立身之地，即将沦为穷光蛋、叫花子的孤儿，变成了有房屋，有土地，不愁吃穿的小庄户主人。在听完裁定的那个时刻，父亲真真切切的理解了“绝路逢生”的确实含义，同时铭刻在心中，永世都不忘记。父亲流着激动的泪水对黎明说：“你是我们的救星！你是我们的恩人！”黎明回答父亲说，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是毛主席，恩人是共产党；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并很知心地嘱咐：往后得学大人的样子，勤劳过日子，当个好样的庄稼人；争取当个生产模范，自己不挨饿，还能支援解放区政府，这才是有出息的人。父亲暗下决心：一定长志气把日子过好，做一个有出息的庄稼人，报答民主政府，报答黎明同志，报答宋德顺。
从此，父亲打心眼里喊出：“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也从这个时候起，父亲萌发了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恩之心，开始建立起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
14岁的父亲成了顶门立户的一家之主，种地、赶集、出“官工”，开始挑家过起农家日子。他在一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热心淳朴的乡亲们的身传言教下，学着做个庄稼人。渐渐的，父亲懂得了很多庄稼院的事儿，学会了很多庄稼地的活计，习惯了很多做庄稼人都必须习惯、必须精通的做派和思谋程式。如若照此下去，父亲定会成为一个当时对母训所理解的“有正气、有志气”、地地道道的王吉素式的庄稼人。但是，共产党工作人员黎明的再次出现，又一次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
1949年浩然在县团委会工作时于蓟县城里留影
这年的夏季，黎明再一次来到王吉素村开展工作，住在父亲家里。他偶然发现父亲书写的对联，这才知道父亲念过几年书，识文断字，因而十分的惊喜。黎明给父亲找来解放区地方政府编印的《冀东日报》，并利用一同在地里干活和睡觉前的时间，向父亲宣传革命道理，灌输进步思想，动员父亲出来为共产党工作，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
报纸上的文章和黎明的鼓动，使得父亲的心灵如同一座封闭的房屋忽然打开了四面的窗口，一切都感到是那么奇妙和新鲜。尽管年少的父亲对“革命”还是似懂非懂的，但感到共产党有恩于自己，而且共产党、解放区政府的人，都跟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们一样，跟他们一起干革命，不仅没有错，还是顶光彩的事儿。
于是，父亲一改过去“不沾官派”，不问政治和时事的习性，跟着黎明在村里走门串户，登记各种表格，做会议记录。当村政权重新整顿时，王吉素村建立起儿童团组织，父亲担任了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的儿童团的团长。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步入“政治”，是父亲加入共产党夺政权、打江山队伍的第一步，是决定父亲一生“当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的第一步。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开始了平凡而又丰富多彩的革命的一生。
父亲除了担任儿童团长的职务外，又担任起村政权的粮秣委员。那时，父亲并没有多高觉悟，只是见到许多老实正直的乡亲们都积极肯干，就把“积极干”看成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事了。父亲站岗放哨，投递信件，护送伤病员，家也成为一个“堡垒户”，许多区干部的秘密会议，都在父亲那间小小的屋子里召开。父亲心里感到荣耀、得意，工作起来特别的热情、有劲儿。王吉素村的农民素来以不沾官派为本分，对父亲热心于为共产党工作，一些本分的庄亲就劝父亲一心一意种地，一心一意过日子，但父亲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仍整日愉快地忙碌着。由于父亲热心村里的革命工作，就与许多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和来往的部队人员有了更多的接触，除了黎明外，认识了更多的性格不同、水平不同、做派也不同的搞革命的同志。这些人通过不同的方法、手段，自觉不自觉地把许多新鲜的社会知识、生活知识和革命知识传授给父亲。这些知识如同清泉、细雨、露珠，一一渗进父亲心灵的土壤之中。父亲渐渐认识到：搞革命工作才是最有正气、最有志气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父亲发生了变化。内在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在短时间内不论是自身还是他人都很难轻易觉察到，而外在的变化，却是十分明显的。父亲先是学那些工作人员的穿着打扮，进而模仿那些人的言谈举止，干工作的劲头也越来越大。除了下地干活儿，回到家就忙村子里的公事，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和有味道。
1947年的农历五月初十，父亲与母亲成亲。我的外祖父杨泽是一个参加过“冀东大暴动”的老党员，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当时是邻村刘吉素的村长，在附近地区颇有点名气。外祖父1938年就开始秘密地干起抗日工作，接着就拿起枪杆子跟敌人打游击，担任秘密交通站站长。1942年，日本侵略军开始第五次强化治安，在环境最恶劣、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游击队溃散，死伤逃亡，有的人还向日寇投降，只有外祖父和一个名叫石景山的伙伴儿决不放下手中的枪，继续跟敌人周旋。家被抄了，门被封了，外祖母带着我的母亲和大舅躲到毛庄子的娘家。外祖父和石景山被敌人追捕得走投无路，就藏到北山大郎寨峰巅的一个山洞里；害怕暴露目标，白昼不敢生火，大雪天也怕留下脚印儿不能出外走动，他们在洞内吞吃生面和生小米。七天七夜后，他们尾随着枪声，发现了正遭受追捕、腿部受伤的区长，把他架回了山洞。他们硬是又在山洞里坚持了半个多月！脱产后，外祖父被派往平谷担任公安助理，兼任平、三、蓟秘密交通站站长，他在附近几个县开辟地区，建立抗日组织，很是威风。后来，外祖父又调往顺义，担任战俘看守所的所长，直到1946年“精兵简政”，他才回到家乡当了村长。当时，不论区里还是县里的干部，以至过路的大部队的首长们，都非常尊敬他，当地的老百姓更把他当成英雄崇拜。
也许是因为母亲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尽管对革命不甚了解，但对父亲用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为共产党工作，从未抱怨和拖过后腿。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因为父亲干革命工作，险些一起丧生在自己人的手中。
1947年秋季，解放区开始了扩军运动，有些村庄开展的轰轰烈烈，而王吉素这个特殊的小山村却进行得很艰难，包括父亲在内的村干部们都为完不成任务而焦急。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村中一个青年成为可动员参军的重点对象，于是，两位主要村干部便让父亲去做工作。父亲按照他们教的方法对青年进行了劝说，顺利的完成了扩军任务。
1948年1月，冀东解放区进行土地平分运动。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土改工作队秘密到各村搞扎根串联，组织贫农团进行整党审干，发动贫农揭发干部，许多干部被当成阻碍土改的石头被搬掉。也就在这样的时刻，那个被父亲动员参军的青年在东北战场上牺牲的传闻也出现在村子里，而父亲却没有听到一点消息，完全被蒙在鼓里。
一天下午，父亲正躺在炕上看书，那个青年的母亲和新任的贫农团主席带着一伙人连喊带叫地闯进院子。父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想出去看个究竟。刚走出屋门口，就被贫农团主席一把揪到了院子里，那伙人立即将父亲围在了中心。
那个青年的母亲哭叫着要父亲为她儿子偿命，几个人嚷嚷着要把父亲“镐把炖肉”（意思是用镐把之类的东西将人打死）。贫农团主席向众人说：“工作队的同志说了，王吉素土改不彻底，就是他挡道儿！”并指挥众人要上去抓父亲。
一直在人圈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的母亲，一见有人要抓父亲，便分开众人冲了进来，挡在父亲前面不让抓人。母亲的行动让那些人很吃惊，也很气恼，愣了片刻后，在贫农团主席的叫喊声中，几个人蜂拥而上。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同时被搞土地改革搬石头的贫雇农们关了起来，面临着“镐把炖肉”的危险。
又是那个热心肠的庄亲宋德顺，外出回村得知消息后，立即跑到刘吉素去报信。外祖父闻讯立即赶到王吉素。迫于外祖父在当地的威望，贫农团主席吓得躲藏起来不敢露面，其他人赶紧从关押的小黑屋中放出了父母。尽管由于外祖父的解救，免除了生命危险，但父亲还是被当做“石头”搬掉了，而且是王吉素村被搬掉的唯一的一块石头，也是全区年龄最小的石头。父亲最为熟悉和敬爱的共产党工作人员黎明，因出身地主家庭，在这次土改中被一些农民“镐把炖肉”，这让父亲无比的伤心难过。经过这次土改搬“石头”，父亲对许多问题想不通，心中也感到很委屈，曾私下对外祖父发牢骚：从今以后要好好过日子，再不搞革命了。有一回，父亲还向母亲“许愿”：“我一定好好干，当一个有出息的庄稼人，把日子过富裕，把东院的空宅基盖上新瓦房，把毛驴换成骡子……”包括宋德顺在内的许多庄亲出于“不沾官派”的习性和对父亲不幸身世的同情，也希望和支持父亲把心思都用到种地上，过好自己的小庄稼日子。
转眼到了1948年的春节，父亲和母亲从正月初二来到外祖父家，一直住到了正月十五。当他们回到王吉素自己的家中还没有把炕坐热，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就找到了门上。
来人名叫安全，是区里的公安助理。此时，解放区民主政府开始对土地改革中的一些过激行为进行纠偏，安全来找父亲的目的，是想让他继续出来工作。安全对父亲说：经过向本村和邻村的群众调查，都认为他工作积极，少有私心，可靠；经过群众选举，区委批准，由他担任村治安员，并在当晚去参加一个秘密的治安员会议。此时的父亲心里仍然系着疙瘩，不肯答应。安全又对父亲做了一番思想工作，最后劝父亲再好好考虑一下，不要因为闹情绪而耽误了大事。
父亲过去一直迷醉于革命工作，只不过因为受了冤屈，而心里感到有些委屈和不满。经过安全的劝说，他的思想产生了波动，年轻人的感情开始冲动，革命的热情又有些被激发起来。当晚，父亲参加了区里召开的各村治安员秘密会议。当他来到设在一座破庙里的会场，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们又聚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激动了。当他听完领导的讲话，了解到治安员的性质和任务，他那原来有些灰冷的情绪一下子又被点燃，认识到担任治安员不仅重要，而且很光荣，以至以往的委屈、牢骚全都荡然无存，刚下过不久要好好过日子的决心也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就这样，他成为全区年龄最小的村治安员，又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当时正处于“敌我拉锯”，斗争环境十分残酷的阶段，为了安全，区、村干部都要起个“化名”，父亲根据破庙上一块匾额上“浩然正气”的字句，给自己起化名为浩然，这个化名又作为后来从事文学活动的笔名，一直伴随他走完革命的一生。
父亲把每个到王吉素村下乡的干部都当成亲人，爱听他们介绍斗争形势，爱听他们讲革命道理。一天，包括安全在内的几个区委主要领导从四周围的村庄聚集到王吉素村，住在父亲这个“堡垒户”的家里。吃过晚饭，安全让父亲出去串个门，他们要开会。父亲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不肯离去。安全只得对他言明是开党内的会议，党外的人不能听。父亲惊诧万分，他一直以为，解放区是共产党的天下，当了共产党的干部，自然也就是共产党了。所以听了安全的话，急赤白脸地追问：“谁是党外的人？我干着共产党的工作，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你们这么办事儿，对得起人吗？”说完，父亲就又怒又委屈地跑出屋。第二天，安全有意拉上父亲一起去赶集，一路上不慌不忙地给父亲讲革命道理。讲什么叫“革命”，讲革命的任务是什么？讲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员的条件又是什么？还形象的打比方说：革命队伍好像一列火车，火车要由车头拽，火车头就是共产党；参加革命的人都是好样儿的，但是，只有里边那些最优秀的分子，才能够被吸收入党，才能够成为火车头整个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父亲听得入了迷，不满、委屈的情绪也平和下来，追问安全什么样的人才是最优秀的？安全回答道：“干革命最坚决的，要是个最硬最硬的汉子。”
父亲记下了这句话，把这句话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当时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当个最硬最硬的硬汉子。
赶集回来，安全又将四册冀东党委编印的《党员课本》赠送给父亲，嘱咐他要一课一课地仔细念，念一条想一想，把课文上说的意思弄明白。
父亲非常珍视这四册《党员课本》，用针线把它们合订在一块儿，收藏在最严密的地方；每天，只要没有工作和敌情的夜晚，就坐到油灯下边，专心地阅读，一个字一句话地掂分量、品滋味。《党员课本》上的字字句句都好像告诉父亲：想当一名共产党，就要做一条硬汉子！这套亲手合订在一起的课本，父亲一直保存着；要做一条硬汉子的教导，也始终铭刻在心头，当成自己追赶攀登的目标。
在进行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战争年代，参加党的组织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决无索取和名利可谈；不论其地位高低、年龄大小，一律如是。而且不能只用宣言，必须以实际行动回答：自己是属于硬汉子，还是属于软骨头。父亲盼望着有一个显示、证明自己是条硬汉子的机会，而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斗争，很慷慨地把这机会送到了他的面前。
1952年在蓟县溵溜区当区干部时的浩然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续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继而华北的石家庄也被解放。于是，他们为做垂死的挣扎，对位于东北通向北平的咽喉要道冀东解放区进行最疯狂的扫荡和报复。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解放区的大部队朝远处转移，区公所也撤到深山区隐蔽。少见的恐怖气氛笼罩了冀东乡村，也同样使小小的王吉素惊慌万分。
不仅许多随时会遇到生命危险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离开了王吉素，连一般青壮年都在荒岭野沟躲藏起来，父亲自然也不想再留在家里。就在他做好准备打算外出躲避时，偶然发现区里的一位领导仍潜伏在当地开展工作，并从他口中得知因工作需要，区里的主要负责人都没有撤离，仍在当地坚持战斗。本可以躲藏起来的父亲立即决定留在村里，他也要当一个硬骨头，和这些党员一起战斗。傍晚的时候，一支父亲认识的部队文工团，在行军途中路过王吉素歇脚、吃饭。团里的几位领导找到他，动员他跟随部队一起走，形势好转了再回家，愿意留在文工团当个演员更欢迎。父亲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决意留下，留在王吉素的工作岗位上。
父亲不仅留了下来，还有意的走在那空荡荡的街头，向那些走不动、离不开的老弱病残的乡亲们进行宣传鼓动。乡亲们听了他的话，个个脸上露出安定情绪，父亲心头也升起一种自豪：我没走对了，这是个硬汉子样儿！
一天，区粮秣助理心急火燎地来到王吉素，见到父亲惊喜异常。原来，有一大批公粮，从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和敌占区运到山边，要在几个可靠的村子里坚壁起来，王吉素村是计划中的一个。粮秣助理原来很担心因找不到村干部而完不成任务，见到父亲，才塌下心来。用了几个深更半夜的时间，两万斤公粮从外地被秘密地运到王吉素，匿藏到十多户可靠人家的暗井里。交接完毕，粮秣助理叮嘱父亲：这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打胜仗得靠它，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里！父亲深感责任重大，对这批公粮的安危时时担着忧。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度过了难熬的两个多月，终于迎来了反扫荡的胜利，区公所又搬回山外边。到这个时刻，父亲掩饰不住地升起一股自豪情绪：有谁敢说我不是一条硬汉子？
到秋末冬初时节，上级来了一道紧急通知，要把这批公粮运送到密云县。于是，父亲带领着一支由老头和儿童组成的运输驴驮队出发了。这次运送公粮，往返走了五六百华里，一路上，天空常有敌机的轰炸扫射，陆地要过许多关卡，经常在夜里急行，吃不到饭，喝不着水。在行进的途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其他运输队因为惧怕而往回跑的人，父亲不断用执行革命任务，不能怕死，要做一条硬汉子来激励自己，鼓舞同伴。到达目的地密云县石匣镇时，父亲所带领的运输小队没有一个逃跑的，也没有损失一粒粮食。凯旋归来，父亲受到区领导的表扬。不久，也就是1948年11月1日，父亲不满规定年龄，就被区委直接秘密地吸收入党，成了蓟县王吉素村的第一名秘密共产党员。从此以后，父亲更加精神饱满地投入到紧张的支前工作中：接待从东北开过来的解放军大部队；选派担架队开赴天津前线；协助训导队作战俘的思想工作……
就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的前夕，父亲接到通知，要他到蓟县县委党员训练班学习。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都是从各村挑选出来的党员积极分子，县委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文件、进行讨论，一方面动员他们从村里出来，做脱产干部。一开始，父亲认为：北平就要解放，大军南下，天下从此太平了，还脱产干什么呢？学习班的领导赵峰告诉他，还有大半个中国没有解放，那里的老百姓还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挣扎，还需要把革命工作干下去。于是，父亲就打定主意：如果这样，就应该再干上几年，先脱产，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也算尽了忠心；等全中国都解放了，再回家好好种地，好好过日子，当一个有正气、有志气、有出息的庄稼人。1949年2月6日，放假回家过春节的父亲向母亲宣布：从此要“不要家了”，到外地去搞革命工作。此后，父亲把这一天定为他的“脱产”日。
在1949年春回大地，遍山桃杏花开的时节，一个对父亲一生道路都起着决定作用的通知送达到他的手里：火速到地委报到，参加党校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