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受训，革命人生观、世界观初步形成，信仰确立——基层实践，记者生涯，活生生的事实，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人生低谷，四个“重新认识”，信仰越发坚定——信仰终生未曾有过动摇，“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真的在中国垮台了，我宁肯做它的殉葬品！”
长时间离家别妻，出门远行，本来是父亲所不愿意的。可是父亲太渴望上学读书，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能读书学知识，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虽然人生的阅历并不长，但父亲实在讨厌和惧怕愚昧无知。所以，父亲一听到党校的“校”字就动了心，立即在县里开好介绍信，回家打点行装。与母亲临分别时，父亲实心实意地说：“我小时候父母死得早，念书没念够，一直梦想再念书；这会儿有再进学校大门的机会，决不能错过去。常言说‘艺不压身’，多学点儿文化，多长点儿知识，就是对当农民过庄稼日子也有益处。”那时候，父亲虽然已经成为脱产干部，但心里却依然打着等全国都解放，革命成功了，就回家继续过自己小日子的念头。
地委党校是冀东区十四地委培训干部的最高学府。父亲背着行李，步出县界，来到党校所在地的平谷县，被安排住在南埝头村。不久，随着形势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党校就从山区南移到平原，来到三河县城东、泃河边上的草桥。在这个地委最高学府里，父亲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这些学习，不仅使父亲始知人是从猿猴变化而来的，是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尤其知道了阶级和剥削，贫穷和落后是社会矛盾和私有制的结果；知道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夺得政权以后，并不算革命到底，不能放马南山，回家种地过小日子，还要带领群众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懂得了消灭剥削压迫，消灭私有制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谁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必由之路。父亲一面学习这些知识，一面联想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联想起自己押担架、送公粮的工作实践。反动派的军队被赶走，地主武装被消灭，大片土地被解放，如此种种，哪一点离开劳动人民能够取得成功呢？这些实践经验，不仅使父亲深一层地理解了刚刚学习过的政治理论，尤其使他进一步地接受了已经弄明白的政治理论。
为了配合这些理论的学习，党校还请来一位访问过苏联的人，讲述他亲眼看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景，并给学员们放了一场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生动的讲述，精彩的影片，征服了父亲的心，也激动了他的心。夜间，父亲那颗年轻的心胸里燃起了熊熊的火苗，许久许久无法入眠，他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原有的许多根本性的观念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想起小时候在开滦煤矿见到的那些洋人，想起他们的富足生活，想起他们的穿用和乘坐的小汽车。他想，中国农村要是都变成了集体农庄，不是会比洋人生活得更好吗？社会主义就是要让所有的农民都不再受穷，都不再挨剥削，都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跟苏联的集体农庄一个样！第二天早饭前，父亲照例在泃河的大堤上散步，心情仍然很激动，一边走一边欣喜地想：我不能回家种那几亩地了，我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的农民都不破产，让全国的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不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而且都成为有文化的人。……他要告诉他的妻子，只有一心一意为这样的理想工作、奋斗，才是最有正气，有志气，有出息的人；他要为自己，为他的亲人当这样的人。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改变了父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的道路，使父亲树立起坚定不移地要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在灵魂深处奠定下世界观和人生信仰的坚固基石。在此后几十年的火路云程中，无论遭到多大风雨，遇到多少坎坷，出现什么迷惘，这个灵魂的基石只有不断地垒砌和加固，从来不曾发生过倾斜和动摇。
父亲晚年时曾经说过：“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要有一个曲折的、漫长的过程吗？也许是。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泃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至花甲的今天，都在长，都在长；这其间，尽管有过动荡与波折，我也不敢说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是，要想把它连根拔掉，只要我还能够呼吸，那就绝对办不到。”
父亲从1949年的3、4月间来到地委党校学习，直到这一年的夏末才毕业回到蓟县，先是分配在县团委会工作，后任溵溜区委委员、团委书记，其间，又参加了团地委的短期训练班和省团校为期8个月的学习。父亲满怀激情地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巨大而不可阻挡的洪流之中。他一面发动青年，开展建团工作，一面跟农民群众一齐动手，铲除农村贫穷落后的根。1950年，父亲在泃河与周河两河之间的平原上发动春耕、组织生产，好不容易盼到庄稼即将收获的时节，却忽然闹起了连阴大雨，两条河洪水暴涨。父亲怀着恐惧而又绝望的心情，跟随着农民群众日夜守护在河堤上。一层一层地筑土，一次一次地堵决口；八天八夜的苦拼，终于战胜了洪水，保护住了两岸的村庄、庄稼和人畜安全。在这次抗洪中，父亲又联想起在党校学习过和相信了的政治理论，于是越发明白了，也越发地坚信了。父亲在乡村到处讲述搞社会主义的意义，给村干部和党团员办训练班，讲解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这样通俗易懂的比喻和话语，在当时庄稼人的心里，比诗美，比火炭热。父亲用自己年轻人的热情，在父老乡亲的胸膛里点起火。父亲按照党的指示，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父亲和村干部一起筹划搞社会主义的办法，动员农民向国家出售余粮，帮助农民备耕收割，遇到灾荒，发放救灾粮款，组织生产自救。父亲还帮助农民自愿地组织起来，跟他们一块儿办起一大批互助组和农业社。在这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父亲宣传的革命思想，教育了广大农民，使他们自觉自愿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千百名萧长春、高大泉、朱铁汉式的基层干部教育了他；千百名刘祥、邓久宽式的普通农民教育了他；并非个别的像张金发那样的“党员”，像冯少怀那样的农民，像沈家粮店的那种商人，也教育了他。他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农民，社会主义的兴起，已经救了农民，让他们走在一条光明的大道上。这在父亲的世界观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经过许多应当总结评价的成败和曲折，但直到父亲的晚年，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他的信仰也丝毫没有动摇过！
1956年底，已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的父亲到山西省采访。在潞安县他了解到县里正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而代表中有六、七位原来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于是他先把这样的一些代表请到一块儿，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听他们叙述各自的思想改造过程和感受、感想。而后又爬山越岭地到其中一些代表的家乡，亲眼看看他们的劳动和工作成果，以及生活情形。这中间，他还到许多虽不是人民代表，但表现很好的地富和地富子女家“登门拜访”。这种连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都没有的新鲜事，使父亲深有感触：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对被打倒的敌对阶级，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对其思想进行改造，使其变为对社会有益的新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革命的对象及其后代，不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进而使他们变成了革命者，成了全县几十万公民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革命的胜利自豪！他从另一个侧面更加深刻的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在这样的特殊时期，父亲同所有人一样过着艰难的日子，特别是1960年到山东省昌乐县下放劳动，更深切地体验到这种艰难。虽然连续两年遭受了自然灾害，可是山东昌乐当地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对所面临的严峻困难无所畏惧，对争取胜利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心。他们的高尚风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都使父亲由衷感动。而作为一个坚守信仰的党员作家，父亲在重重的困难中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悲观失望，他透过层层阴云看到灿烂的阳光，对未来充满希望。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写出了近百篇小说、散文等作品，用这些文艺作品讴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引导读者积极向上、乐观前进的精神。在最为艰难的时期，父亲始终坚信共产党会领导全国人民很快地走出困境。他的信心，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他二十余年的生活道路和十几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使他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由最优秀、最有硬骨头精神的人组成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这个能力的；是他耳闻目睹人民群众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向灾荒做最顽强抗争的无数事实，使他产生并坚守着这种信心。
1978年春夏之际，因为受到政治牵连，父亲被迫在家中的书房兼卧室里待了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父亲把自己出版过的作品全部逐字逐句地看一遍，尔后读了近百部（篇）世界名著。在得到解脱后，父亲又回到生养他的农村大地。看旧作，读名著，去农村，父亲的目的就在于“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的结果，父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使他越发坚信马克思主义论证了的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科学论断。父亲不仅认为过去曾努力歌颂这些真理，歌颂为真理奋斗献身的人做得很对，而且还要坚持做下去。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开始兴起一股风，“劳动”被人轻视作践，“社会主义”被人肆意咒骂，有些人把共产党几十年领导农民为改善生活、发展生产所进行的一切探索和奋斗都一概歪曲、全盘否定，这引起父亲的苦恼和困惑。在一次“名人”的座谈会上，一位有名之士在发言中说：“农民对共产党在农村干的事儿恨透了。他们说，这么多年，共产党只给了我们一块糖吃，最后连苦胆都让我们吐出来了！”父亲一向不愿与人争辩，也不善争辩，但此时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而与之争辩起来。出乎意料的是，在场的竟无一人对父亲的观点表示同意或支持，要么面无表情、无动于衷，要么窃窃地嘲笑。父亲的心一阵剧痛，继而是长长的冰冷。父亲决定从此后专心致志创作自传体小说，不再写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然而，一个始终信奉共产主义的作家的责任心，以及“劳动是最神圣、最应该受尊敬的”、“社会主义这本经没有错，只怪我们没念好”等等观念，又时时使父亲无法安心，无法使自己“躲藏”在回忆中，无法在案头前稳坐。1984年初春，父亲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回到冀东，回到他最初树立起革命信仰的那方土地。当父亲迈上那条曾经印记过他足迹的泃河堤岸边的小路，走进已然陌生而又亲切的村庄：草桥，重温他旧时的金色的梦境时，当年那真理的声音又猛然响在耳畔。父亲的心灵震颤着，想了很多很多，也明白了很多很多。世界观和人生信仰的基石依然矗立在父亲的灵魂之中！这些所想所明的内容，都反映在两年后创作发表的长篇小说《苍生》之中。
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主席守灵
20世纪90年代，父亲在京东搞起“文艺绿化”工程，帮扶农村的文学幼芽，同时，自己也有许多想写、需要写的作品；但本来就不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却又被各种繁杂的社会活动大量消耗着，有的时候像演员赶场似的一天里要参加两三起社会活动，被搞的精疲力竭，不仅无法进行正常的写作，连辅导农村业余作者也越来越难以从心，因而感到很苦闷。社会上让人难以理解和不尽如人意的现象频繁出现，使得父亲对国家、对百姓的命运日益担忧。由于多年来在写作上一直处于“拼命”状态，又不善于保养，加之逐渐步入老年，疾病缠身，时常受到病痛的折磨。如此种种的重负，一齐压在父亲的身上。有一个时期，由于这些身体上与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使得父亲的心里时常闪现出生不如死的念头，但又总被“我不能自私，我的老妻还需要我，我的子孙还需要我，不管如何艰难，我也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的想法逼回去。
1991年12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父亲在精神上打击很大，而父亲所接触到的人，特别是一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此所持的麻木反应，让父亲更加忧虑，整日在忧国、忧民、忧自己中度日如年。精神上如此巨大的压力，使父亲生不如死的感觉更加深重，不仅在日记中，也对知心朋友吐露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真的在中国垮台了，我宁肯做它的殉葬品！”
父亲认识到共产党的光荣和伟大，不是从书本上寻找到的根据，而是在现实中，是死去的和活过来的英雄们用一点一点的实际行动告诉他的。这种认识真实、牢固，从没因个人的荣辱得失有过半分改变，至死也没有！在以往的政治颠簸中，消耗了一些不该消耗的时光，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讲，父亲也受到思想锻炼，获得正反两方面的革命实践经验，进一步提高了觉悟，认清了许多是非曲直，有了更加明确而坚定的人生主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他的心里扎深了根子。在父亲的思想认识中有一条最根本的，那就是：“我应当永远跟共产党一条心，永远永远，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动摇，一点也不能动摇！”忠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是他自从在头脑中建立起来，就丝毫没有动摇过，一生不曾改变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