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因素，埋藏心中的艺术种子开始发芽，做起文学梦——胸怀大志却出师不利，屡遭退稿，梦想难以成真——刻苦努力攻克文化难关，脚踏实地反映身边生活，手写稿终于变成铅字——不懈的艰难跋涉，换得喜鹊报喜登枝头，跨入文学的殿堂。
父亲虽然只受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的学堂教育，但自幼就受到中国民间文学的熏陶：不识一字的祖母，是父亲第一位艺术启蒙老师，她用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流浪的民间艺人所表演的评戏、皮影等民间戏曲，滋润了这颗幼弱的种子；识文断字之后，父亲如饥似渴地阅读费尽心机寻找到的一些中国古典文学，《水浒》的英雄好汉，杨家将的爱国忠良，使父亲睁大眼睛，观看世界，观看历史，在心灵里打下了对世界认识和继续认识的基础，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这颗种子接续了必不可缺的灌溉；埋在父亲心灵中的艺术种子，在适宜的气候里，在阳光的照耀下，得以发芽、生根、吐叶、拔节、扬花、结果。民间艺术的熏陶，在父亲的全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都留下了痕迹。
父亲怀上文学的理想，走上文学之路是非常偶然的。他从事文学创作，并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完全得益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促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新中国的建立，消除了战争，包括父亲在内的广大农民，生活、劳动和工作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政治上的解放、经济上的翻身，使父亲由衷地喜悦；二是新的社会，新的农村，新的农民，不断涌现出亘古未有的新人新事，极大地鼓舞着父亲；三是盼望新中国昌盛强大、新农村繁荣富裕的心愿，产生出的想对社会发展起点推动作用的革命责任感。简单地说，是由于新生活的感召，艺术的诱惑，革命责任心的促进，才使父亲选择了这条既开满鲜花，又遍布荆棘的人生道路。
父亲家祖祖辈辈都是在田地里刨食吃的农民，祖父在故乡农村破产后流落到矿区下煤窑谋生，父亲就降生在赵各庄矿区一个大粪场子的小窝棚里。父亲没有受过系统的、正式的文学教育，在“煤黑子”中间度过童年，十三岁成为孤儿后，在蓟县盘山脚下王吉素这个靠山小村做了一个顶门立户的小庄户主，整日里跟锄镰锨镐、土坷垃和石头打交道，从不知道社会上还有专门写书著文的作家这种职业。因为认识一些字，又在矿区见过一些世面，受到过祖母和民间艺人的一些口头艺术的熏陶，所以很喜欢看书，念唱本，后来又接触到解放区出版的《冀东日报》，但他从来没考虑过那些书和文章是何人所写。这些都决定了父亲与文学创作不大可能发生直接的联系。
1949年春，父亲随着冀东十四地委党校从平谷县迁移到三河县的草桥。不久，党校的学员和地委机关的同志一起，在城边一座大庙里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在会场里，坐在紧靠边上的父亲，无意中看到墙上遗留着的前不久教师训练班张贴的壁报，其中有几篇散文诗体的文章，吸引住他的目光，逐字逐句地读了几遍，用力地记住。过了不久，那几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全被忘光，但那带韵的优美文字所表达的当时农民对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活心满意足的情绪、对更美好日月的向往，却激发起父亲的共鸣而深深地印在脑海。党校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蓟县团委会工作，到区、村蹲点搞建团工作。为了庆祝开国大典，区委领导赶鸭子上架般的要求父亲编写个小戏。
父亲有一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性格特质。这种性格的产生，或许是从祖母身上的遗传基因继承下来的，或许是祖母对父亲后天的影响，或许是因为祖父、祖母过早地离世，使父亲沦为无依无靠、无助无援、受人歧视的孤儿而形成逆反心理造成的。父亲从幼年时候起，就从来没有跟谁动手打过架，连发生口角吵骂得面红耳赤的事都极少发生；表面上的懦弱，实质上包藏着一颗桀骜不驯的心。“他能做，我也能做，我一定能做”，这是父亲一生中面对强者、面对困难、面对任务的主见和自我推动力。
这一次，面对难以推托的任务，加上这种性格所发生的作用，父亲大着胆子写了起来；不光顺利的编写出小戏，还亲自登台参加了演出。小戏的演出，受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效果。这使父亲开始认识到写作的重要性，开始认识到写作也是一种革命工作，是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武器。
1949年底，青年团河北省委决定创办机关报《河北青年》，向全省各级团组织发下通知，号召所有团干部都要积极为报社写稿和反映情况。到这时，父亲才懂得报刊上的稿子可以由普通人写了邮去发表。那出国庆小戏成功的编写与演出，使无意中发现自己身上还隐藏着艺术潜能的父亲十分惊喜和得意。一直喜欢读书看报的他，这一回又发现了另一条发挥艺术潜能、寄托兴趣和解除寂寞的新出路。父亲觉得，编写、演出文艺节目，受到戏台、角色、伴奏、时间、地点等等诸多条件的约束和限制太多，如果把这方面的能力用到写诗歌、故事和小说上，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就能使更多的人看到或听到，这该有多么荣耀，多么有意义。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父亲产生出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尽管一位“懂行”的同伴得知父亲的想法后，告诫他编写稿件，当编辑、记者是一件很苦很累的差事，父亲仍坚定地表示：“我不怕吃苦受累。”于是，父亲便凭着年轻人的好强和兴趣,拿起笔来，开始“创作”。父亲首先模仿赵树理开始编故事，幻想照着《新儿女英雄传》的样子，写一篇歌颂盘山英烈的小说。父亲用了三天的全部业余时间将这部稿子写完，都没有顾得上再看一遍，就急匆匆地寄给了报社。不久，稿子被退了回来，并附着编辑部的一封退稿信。在退稿信中，编辑对父亲给予了鼓励，并提了几条包括提高文化水平，先写短小文章在内的几条建议。
当时，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基层干部大多都是农民出身，缺乏文化，文盲、半文盲的情况十分普遍。党组织和政府为了提高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在每个县城都开办了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每个区公所都配备了文化教员。一开始，父亲认为自己上过几年学，不应当归属于文盲的行列，现有的文化已足以干好工作；周围的许多人包括领导在内也持这个观点，所以并没有报名参加学习。投寄的稿件被退回，报社编辑的指点建议，使父亲明白仅靠三年半学历所给予他的文化知识，是不足以成功写出作品的，是不能迈进文学大门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父亲下决心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不仅参加了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学习，而且起早贪黑地极为认真刻苦。下乡时，父亲专门到村里的学校住宿，没有学校就住在村公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当自学出现问题的时候，便于向教师或账房先生及时请教。那时，父亲和其他县区基层干部一样，包村包片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南下大军解放全中国，支持国家恢复国民经济，搞好经济建设。彻底翻了身的农民心气向上，农村里的那些曾为农民政治解放而艰苦斗争、如今正为农民经济翻身寻找幸福之门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首先鼓动起身边那些男女青年，争先恐后地追赶时代的浪潮，使农村涌现出比比皆是的自古以来没有过的新鲜事；这些新人新事使父亲迷醉，也深受感染，鼓舞着他把它们都写下来。
父亲从学习使用标点符号，学习认识字、理解字开始，一边补习文化知识，一边兴致勃勃地练笔，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他模仿着大庙墙报上那几篇散文的格局，写作起诗歌、散文和演唱材料等一些短小的文章和通讯。尽管投寄出的稿件都被一一退了回来，但这并没有使父亲退缩和气馁。那些与父亲同时开始为报社写稿的伙伴们，在屡屡失败后，早已不再干这种费时耗力，又很没脸面的事情，只有父亲一个人仍在顽强不懈地坚守。开展工作的需要，成为他不计得失、不嫌苦累、不怕吃败仗和丢脸的动力。父亲写了小诗歌，就抄写在乡村的黑板报上；写了小通讯，就爬到树上或屋顶上，用铁片焊的喇叭向村民广播；写了小故事，就在开群众会，特别是青年多的民校课堂上去念。他不再把每一篇稿子都投寄到报社，只是将其中自认为好一些的寄去。父亲在这期间经历的许多事情，使他越发感受到文学艺术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作用，对革命事业，对时代前进的推动作用。一次，父亲在李善庄开展工作，区里指示下乡的工作人员抓一下有些松懈的代耕工作，还送来一份宣传提纲。父亲把宣传提纲缩写成一篇短小的议论文，抄写在村里的黑板报上。村民们经过黑板报时，只是随意看看，就议论着走过去了。父亲见那黑板报还空着一半，挺不顺眼，觉得应当再加上一点什么内容才好。父亲思忖了一下，便起草出一首顺口溜，抄在了黑板报的空白处：
春风吹，柳条青，
大哥今天起五更。
大嫂问他去做什么，
他说给军属去代耕。
人家为咱在前方，
不怕流血和牺牲；
心换心，情换情，
他的家属咱照应，
代耕工作定做好，
永久胜利有保证！
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抄在黑板报上的宣传提纲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反响，而无意中写出的顺口溜却发挥了重大作用：村长在听到识字的人给他念过这首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后，脑筋就开了窍，没让父亲做任何思想动员，便主动地抓起代耕工作。类似这样的事例，父亲在那几年遇到的太多了。
父亲起早贪黑地一边自学提高文化，一边练笔学习写作，在锲而不舍的勤学苦练下不断进步，终于用一百多篇的废品换来了成功，在1950年10月28日的《河北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姐姐进步了》的小通讯，成为蓟县农民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第一人。这篇小通讯写的是一次父亲回家休假，途经姐姐家的那个村，就顺路去看她。在家里扑空后，跑到地里才见她正跟男人们一块儿干重体力活计。这种事情在当时来说是件新鲜事儿。姐姐能一改过去那种落后的“小媳妇”的精神状态，给了父亲一个崭新而又强烈的印象，姐弟俩交谈时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也使父亲大为感动。《姐姐进步了》原稿有两千多字，被编辑给删去有关姐姐的历史介绍、风景描写和多余的话，登载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余字。手写的稿子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这个千字小文，对于父亲这样一个无知而有志，想追求但目标不准、道路不明的农村青年来说，其作用非同小可：它坚定了父亲一个距文学门口还相当遥远的十八岁的农民后代，走文学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在此鼓舞下，父亲又陆续在《河北青年报》、《河北民兵》、《河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小诗歌、小故事和小通讯，一些稿子甚至登载在北京的《中国妇女》和《中国青年报》上，并先后被《河北青年报》、《河北农村》、《河北日报》、《河北民兵》、《华北人民》等报刊聘为通讯员。父亲的信心越来越足。在为推动工作而学习写作的实践过程中，使父亲渐渐地爱上了文学事业，确立了个人的志向，决心努力奋斗，当一个作家，当一个写一辈子农民的作家。
浩然的通讯员证
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父亲本可以在仕途上不断地稳稳上升，1952年7月从省团校毕业回来后，便被委派到蓟县的重点区十区担任了区团委书记。许多人或明示或暗示父亲，只要他别再“异想天开”地总想当作家，过渡一段时间，就可以接任区委书记的职务。但是，父亲太喜爱手中的那支笔，实在舍不得放下，为了手中这支被他视为革命武器的笔，为了实现文学理想，他什么都可以抛弃。父亲继续不停地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继续不停地勤奋练习写作，新作在报刊上不时地刊出。1954年春，父亲在《河北日报》副刊上连续刊出《两千块新砖》和《探望》两篇小说后，引起报社的注意和重视，被破格选拔到《河北日报》，到通县记者站当了记者。
父亲这样一个半文盲的农村干部，靠着社会制度提供的优越条件，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了有知识的文化人，从基层工作岗位，变为省报的新闻记者。当了记者的父亲，并没有终止文化知识的提高，继续进行积极的业余学习。父亲从当年怎么使用标点符号开始，一步一步坚持了八年，直到完成了大学专科的主要课程。父亲除自学了诸如苏联的《文学原理》、中国的《文学史简编》和巴人先生的《文学论稿》，还按着历史顺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从古代《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到明清小说，一直读到“五四”以后的名篇名著，尤其是解放区和解放以后的新创作都做了普遍浏览。
1954年6月刚刚当上省报记者的浩然
在《河北日报》工作期间，父亲一面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写出大量的通讯报道，一面毫不松懈地进行业余文学创作。父亲在1956年11月号和12月号的《北京文艺》上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和《春蚕结茧》，正式踏入了文学殿堂的大门。从此，父亲在经历了一段漫长、艰辛而又坎坷的道路后，好梦成真，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得以在这条路上大步地走下去。
是共产党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把父亲拯救出来。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父亲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而且成为文化的主人。父亲从内心深处感激党，感激人民。父亲决心用手里的笔杆子歌颂党、歌颂人民一辈子，永远歌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