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的感召，成为报道“快手”，因喜爱文学创作，招致许多“灾难”——《婚姻法》颁布实施，婚姻题材作品流行一时，最终形成一种公式——忍辱列席创作者会议，受到鼓舞和启发，新作品跳出老框框——偏见和不负责，未阅便判“死刑”，一部成功之作险遭厄运。
浩然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
父亲的创作是从写小诗歌，小戏曲，新闻通讯开始的。大约写了一百多篇“废品”以后，在《河北青年报》上发表了小通讯《姐姐进步了》。这是父亲平生头一次把稿子变成铅字，也是父亲为文学“处女作”的诞生正式做准备的开端。
此后的几年间，父亲继续不停顿地坚持业余学校的文化补习；较为广泛地阅读文艺作品；进省团校学了近一年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文学创作的探索中，则有意识地侧重于短篇小说方面的练笔。大概又写了一百多篇“废品”后，终于在1956年11月发表了短篇小说《喜鹊登枝》。
《喜鹊登枝》一直被父亲当作发表的第一篇“正式”小说，把它视为“处女作”，之前所发表的“故事”、“小说”均属习作；也把它作为创作生活的正式开始，以前的各种努力全算做准备和练习。就这样一篇在父亲五十年写作生涯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要地位的作品，在其诞生之际却险遭灭顶之灾或许永无出世之日的厄运。
1954年6月1日，父亲调到《河北日报》驻通县记者站，开始了记者生涯。当上新闻记者，给父亲这个农家出身的区干部插上了翅膀，飞出一个县的地理圈子，可以在一个地区的十几个县的大范围内任意翱翔，很快就从东边的蓟运河畔飞到西边的拒马河边，从大兴、固安平原，飞到怀柔、密云的长城以外。一年后，父亲调入省会保定的报社本部，成为驻社记者。从此，父亲驰骋的天地更加宽阔，也开阔了视野，活动的足迹从通县一个专区扩展到整个河北省。农村大地天翻地覆的变化，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人新事层出不穷，这些情景，使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昂扬的激动之中，也更使他深深地感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让农民永久地摆脱贫苦，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他的身，他的心，都投入到这个时代大潮之中。父亲以饱满的精神和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的通讯报道写的又多又快，被报社的领导和同事们称为“快手”。
父亲是《河北日报》记者里岁数最小的，也是最为勤奋，最为活跃的；合作化高潮之际，是从地区记者站调到报社的唯一驻社记者。可见父亲那个时候很“红”，如果一心一意地做好记者工作，一定能在这个行当里干出一番事业。可是，父亲却偏偏喜好文学创作。
无论是在记者站还是在报社本部，父亲的这个“业余爱好”并没有受到支持。得不到支持就偷偷地搞；没有时间就用应该休息和睡眠的时间搞。其结果是，给自己招来了很多遭刁难、受打击的“灾难”，以及连绵不断的失败、苦恼。可父亲依旧孜孜以求，不肯停止文学创作，不肯放弃追求的理想目标。
父亲之所以如此的“固执”，在他几十年后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解答：
第一、我太爱文学。文学创作，能够通过自己的笔，描绘歌颂我们农民中最使我喜爱的人；能倾吐我们农民心里的话；能创造一个使精神自由遨游、驰骋的天地，寄托自己的情思，抒发自己的胸怀，表达自己的志气。
第二、新的生活鼓舞我。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牢笼里被解放出来的农民，是多么的兴高采烈、意气风发！对共产党是多么的感恩戴德！对革命运动是多么的虔诚拥护！对未来的日子是多么的充满信心！……为此，我有一股子强烈的自豪感，忍不住地想用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向别人炫耀，留念给后人。
第三、我把搞文学当成一种干革命工作的本领；我希望自己掌握这个本领，成为对革命事业，对改革社会、推动时代有所作为的人。
第四、我对自己有信心。从打立志要从事文学创作那时候起，不论失败的苦恼怎样残忍无情地折磨我，我都坚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成功，从未怀疑过自己，从未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念头只有一个：别人能干，我就能干，功夫到了自然成！
上述种种，是支撑着我的精神的柱子，使我能够咬紧牙关，经受了一个农村青年要登文学殿堂不可躲避的万苦千辛，终于发表了处女作。
父亲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摸索、攀登，在前行中不断遭遇失败，又在失败中不断前行。
扫清封建婚姻制度残余，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由，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农村开展进行的一项艰巨任务。第一部《婚姻法》1950年5月1日正式公布施行。这一涉及千家万户的国家大法，给亿万农民带来了欢乐和幸福，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成全了美满婚姻；但由于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婚姻自由也受到一些没有从旧的传统观念解脱出来的家长坚决反对，使得在农村推行起来也是阻力重重的。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也鼓动起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反映婚姻问题的文艺作品相继产生，流行一时，并呈现出一种蓬勃而起之势。父亲也加入到这一行列。
在最初这类题材的作品中，确有不少经典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时间一长，反映这类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就难免互相雷同，形成一种新的公式：男女青年在共同的劳动和工作中，产生了爱情，父母图钱财或守陈俗而反对，妇联会或青年团出面干涉，帮助忠贞于爱情的青年男女美满结合。……父亲曾先后写了六七篇这类题材的小说，尽管在语言文字上花费不少功夫，煞费苦心地把故事编排得更加曲折，更加奇特，终是无济于事，全都失败了。
1956年3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随后，河北省第一次青年业余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在保定召开。父亲本已被提名出席河北省的这次文学创作者会议，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父亲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正式代表的名单上。经过努力争取，父亲忍辱负重，以唯一的列席者身份参加了会议。父亲在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听到许多有益的发言，受到很大鼓舞，信心倍增，也受到不少启发。作家谷峪在介绍他写小说《新事新办》的体会和修改过程时说：写新农村生活的作品，关键在于“新”字。要写出生活的“新”来，就得在选材的角度方面下一番工夫，角度新，作品就新，因此也就有了深度。谷峪的话很让父亲开窍，不由得想起自己那几篇反映婚姻问题的小说，想到它们一篇接一篇都没有写成功的关键问题，恰恰在于角度不新，没有一篇跳出当时这类小说的老框子，继而又想起现实生活中许多在这个套子以外的真实事例。其中的两个实例引起父亲深思：有一年的春天，父亲来到顺义县焦庄户。一天晚上，房东大伯兴致勃勃约父亲跟他一起到邻村龙湾屯去观看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是反对包办婚姻、宣传婚姻自由的。没料到，房东大伯刚看个开头儿，就张罗回家，既不讲理由，也留不住他。第二天早晨，父亲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了房东大娘。大娘听后对父亲说：“我们这边一演戏就是卖闺女，就是骂爹妈老顽固……谁没事儿睁着眼睛听他去骂呀！我们这边没有卖亲骨肉的，都愿意让他们过舒心日子……”这件事情过去不久，父亲在另一个村发现一位村干部的女儿婚姻观点十分错误，她很讲究婚姻自由，可惜自由得过了火，把恋爱、定亲、结婚当成儿戏，连续着退婚、离婚好几次，使得群众议论纷纷，影响极坏。父亲听到反映，觉得写成稿件不十分突出，不好表现，就当面批评那位村干部有失管教。那位干部有苦难言地解释说：“咱是领头的干部，得带头贯彻党和政府的法令，怕出面一管，人家说反对《婚姻法》咋办？只有让她去自由，装看不见，免得犯错误……”
父亲在基层工作多年，当新闻记者以后同样久住农村，不仅亲自处理过许多婚姻事件，耳闻目睹的事情更不少。新婚姻法是要消灭封建残余，从身心上解放劳动人民，使他们团结起来，走新的道路，建设新中国。这不仅符合青年男女的切身利益，也符合做父母的老一辈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受到包括许多老年人在内的广泛拥护和支持。自由结合的新夫妻，比经过跟父母斗争，甚至打官司告状才得以成婚的要多得多，而且越来越多。他们能够自由结合，说明大多数父母是支持儿女婚姻自由的，起码证明他们的父母没有反对新婚姻法。
那天的会议结束后，父亲一边骑车往家走，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父亲觉得：一个革命的文学作者，应该从积极的方面歌颂这样的父母，张正气，树新风。这样，不仅能起到正面的宣传教育作用，尤其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父亲走着想着，想着走着，忽然想起了他给姐姐去相亲的事情。父亲与姑姑很小就成了孤儿，婚姻大事只能靠自己张罗。父亲成亲是姑姑张罗的，给姑姑找婆家则是父亲做的主。媒人来到家里给姑姑提亲后，父亲拿不定主意，害怕上当受骗，就骑着毛驴亲自去相看；不仅看了他们的家庭状况，还跟未来的姐夫刘连弟见面聊聊天。看到实情，父亲才放下心，订妥了姑姑的婚事。
想到这些，父亲心里琢磨：是否可以把自己个人的经历借过来，改成一对农村老夫妻的故事，写一篇反映新农村进步的父母家长拥护婚姻法、支持儿女婚姻自由的小说呢？写这对老夫妻听说女儿跟邻近农业社的一个男青年搞对象、谈恋爱有些不放心，老头子就“微服私访”，亲自到邻村去相看那个男青年到底如何：要是女儿看错了人，回来就劝说女儿别再搞下去；若是女儿看中的人好家也好，回来就支持女儿，成全这桩婚事。这样，小说中的人物、故事不就跳出了老框框、有了新角度吗？
父亲主意拿定，在此后的几天里，有空隙就构思情节，设计人物，编排故事。创作会议刚一结束，父亲便坐下身子，将腹稿写在稿纸上。经过了一番艺术概括和提炼，父亲这一回的写作，憋了很足的情绪，真如同蓄满了的水库被打开闸门，运载着语言和感情的水奔流而下，一口气就搭出了小说架子。父亲给这篇小说拟名为《女儿的亲事》。第二天利用歇晌的时间，父亲又逐字逐句地推敲一遍，修饰一番。等下午下班后，父亲一边啃着从食堂买回的馒头，一边对小说稿抄写、润色，一气干到半夜后的两点多钟。抄改完稿子，父亲的精神依然昂奋，没有一点倦意，便半躺半倚地把抄清的稿子从头看一遍，改正抄写错了的字。父亲美滋滋地端详着已经完成的作品，心里像有一颗火花一闪。
那稿子的开头写老头子准备动身去相女婿的时候，听见花喜鹊在窗外桃树枝上喳喳地叫唤，他抬头看看，心想：这次出门私访，不知道其结果是喜事还是坏事。而他到了男青年家，果真看中，成了喜事，以哈哈大笑作为小说的结尾。于是，父亲又拿起笔来，将原来的标题划掉，改成《喜鹊登枝》四个字。以这四个字的民俗成语冠为篇名，父亲觉得不仅新颖、响亮、通俗易懂，而且显得民族化、大众化，使整篇作品鲜活起来了。父亲越看越满意，越满意也就越得意，这篇小说的篇名就这样决定了。
父亲自认为这篇小说写出了自己的新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是一部成功之作。认为它的成功关键在于：冲破了当时被众人，包括自己写滥了的公式框框，从新的角度表现了普通的题材，出了“新”。而“新”跟“深”有着密切关系。在当时来说，《喜鹊登枝》超出了反映婚姻问题的范畴，在表现新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方面，既是新鲜的，也有一定的深度。
满心喜悦的父亲亲手把稿子交给一位虽与自己年龄相仿，却已被人称为作家，在《河北文艺》当编辑的青年作者。希望他帮助看看，推荐给编辑部。那位编辑不仅答应自己看，还说要推荐给谷峪看，如果写得好，《河北文艺》一定发表，还要让文联的领导写一篇评论。
1956年秋在《河北日报》工作之时
父亲眼巴巴同时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小说稿的消息。许多天过去了，不见任何音讯，写信询问也不见回复，便利用办公室无人的机会往编辑部打了个电话，才得知那位编辑已于几日前请假去了天津，一个月后才能回保定。接电话的人还告诉父亲说，那篇小说稿不能刊用，早已经退稿了。一听这话，父亲立刻“脑大如斗”。因为父亲对这篇小说很有信心，而且没留底稿，如果丢失了，那可就“坑死了人”。情急之下，立即骑车赶到《河北文艺》编辑部。
父亲到达《河北文艺》已是临近下班的时候，编辑部里仅有一人还未走。父亲对这位编辑说明了情况，请他再帮助查找一下。谁知那人不仅不给查找，反而对父亲说：“丢了也没有什么惋惜的，反正是篇废品，你写的东西，总改不了虚假的编造和不真实的毛病……”父亲急了眼，被逼得犯了庄稼人的脾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找到那篇稿子，让有眼光而无偏见的明白人看看，评评理，讨个公道；并在下意识里断定，那篇稿子一定还在编辑部，一定压在他们没工夫和不屑一顾的稿子堆里。在那位编辑的怒视之下，父亲自己动手翻找起来：先在大堆落满灰尘的稿子堆里找，后来拉开那位远游天津的编辑的办公桌抽屉找。拉到第三个抽屉的时候，父亲就发现了自己的稿子。那个装着稿子的信封，仍像父亲当初交出时一样，封得严严实实，根本就没有拆启过。父亲是个农民，有农民的自尊，也有农民的自信。父亲举起那个信封，向那位目瞪口呆的编辑晃了晃，一语未发便拂袖而出。父亲满怀愤慨离开编辑部回到自己的居所，划掉信封正面的《河北文艺》编辑部，在背面写上《北京文艺》四个字，便投进信筒，把它连同自己所怀的希望和所寻求的公平，一同寄往首都。稿子寄出不到十天，父亲便接到《北京文艺》编辑部的回信。信上说：“……小说读过，觉得很新颖，很有生活气息，我们留下，准备发表……”这篇被某些编辑没有看就“枪毙”了的稿子，发表在《北京文艺》1956年11月号上，父亲的处女作诞生了。
在《喜鹊登枝》这篇处女作诞生后的十年间，父亲发表了近260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了7部短篇小说集、4部儿童文学集、1部散文集、1部三卷本长篇小说及5本小册子。从《喜鹊登枝》问世起，一个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的农民后代，在文学这曲折不平的长途上，一步一步地走过了半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