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起步，忍受着当面背后的冷嘲热讽，顽强前行——艰辛的业余创作，被“组织”上“批评规劝”，执迷不悟被编余——面临连根拔起远走他乡，心怀侥幸投送书稿得前辈相助——自信和坚守，使一个半文盲跨入文学殿堂，成为组织上承认的作家。
按照现有资料的记载，父亲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写于2002年4月23日，刊登在同年《苍生文学》第2期上的千字散文《真情实意著文章》。若是从1950年10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姐姐进步了》算起，父亲在他的文学之路上共跋涉了52年之久。
父亲是个农民的后代，因为贫穷，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多的学，就被迫丢下课本，拿起了锄镰；接着，又拿起红缨枪，参加了革命斗争。从小受到的地方戏曲、民间艺术和古典文学的影响，使父亲很早就喜好文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一条五彩缤纷的新生活道路展现在父亲这个十七岁的少年面前。由于组织上提倡创作，积极为报社投稿，父亲从喜爱看文章开始热衷起写文章。
信心，是一个学习写作的人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如若缺乏信心，是绝不可能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父亲就是靠着对自己的信心，从一个祖辈为农的平民百姓，干起文学这一行。从萌生了搞文学的理想，越往文学这一行靠拢，父亲干起来的决心就越大，信心就越足，最终把理想变成现实，闯进了文学界，在作家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版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父亲认为，自己能从一个半文盲成长为一个作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出现过的。这种现象堪称是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不是自己，而是中国农民。由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农民在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翻身，文化上提高，自己也随之解放、翻身、提高，而且是农民在向文化进军中站在前列的一个代表人物。
父亲作为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出身的小说作者，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没有20世纪50年代工、农、兵掀起来的写作热潮，没有工人李学鳌、胡万春，农民王老九、苗得雨，士兵高玉宝、徐光耀这些同代人的成功，父亲的文学梦想可能早就破灭。在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父亲终于好梦成真，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得以在文学这条道路上大步地走下去。
父亲以第一篇“正式”小说《喜鹊登枝》的发表为标志，迈入文学殿堂的门口。从起步，到迈进文学大门，到继续前行，父亲走过的是一条漫长、艰辛、曲折而又坎坷的历程。
父亲的文学理想之路始终是不平坦的，始终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压力与阻力。起步阶段，不仅要用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一边提高文化水平，一边进行写作实践，而且还要承受着不断失败带来的痛苦，承受着周围不时传来的当面或背后的冷嘲热讽。成为一名记者后，也因进行文学创作而不断遭受到周围人的“指责”和非难；在许多人的思想里，文学创作和个人主义是同义语。那些年的各种政治运动，父亲虽然没成为运动的重点，但常常被抬举为运动末尾群众普遍“洗澡”的重点，罪名是“个人主义”，根据是“成名成家”的思想严重，甚至严重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父亲似乎也感到，之所以对会议及一般社会活动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搞创作，时间太少所致；如果不搞业余创作，一定会成为各种运动的积极分子。一次一次地检讨，一次一次地表示“改过”，总是不能被轻易放过。有两次在批评会上被“高明”的同志用“高明”的言辞给批评哭了，当时真想从此洗手，不再搞文学，只干“正业”，当个好新闻记者和好编辑。可是，一离开会场，父亲便旧态复萌，继续为自己确立的志向和目标奋斗。
自父亲1956年9月从位于保定的《河北日报》调到首都北京的《俄文友好报》后，他的视野便从一个省份放眼到全国，从更广阔的范围感受到祖国农村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了解到众如满天星辰一般的新人新事，这些都极大地激发着父亲的创作激情，小说作品不断在报刊上发表。
随着这些作品的不断发表，父亲逐渐引起文艺界与读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周围个别人的妒忌，开始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词语掩饰下，或背后嘀嘀咕咕，或在领导面前议论一通。背后的一些议论传到父亲耳朵里，使他极为反感，也感到很苦恼：“如果有一个人，直截了当地说清楚，搞创作不合乎党的利益，会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我就立即放弃。为革命牺牲生命我都不会眨眨眼睛，这等小小的事情，又有何难做？”
个别领导也以组织的名义找父亲谈话：“你是考虑工作多呢？还是考虑创作多呢？……为革命利益牺牲生命都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不写呢？”
这样奇怪的问题，让父亲难以用语言回答，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回应：“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尽力做好本职工作，除正常工作时间外，只要需要，仍然加班加点工作，星期日不休息去采访。你说我考虑的什么多呢？小说创作，是在业余时间允许的条件下进行的，难道这也要被限制吗？关于牺牲的问题，是个没有根据的问题。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个人的创作是和党的利益一致的，有什么必要‘牺牲’呢？假如这种活动确实不符合党的利益，需要牺牲的话，自然可以，而且应当毫不犹豫地牺牲。我是在革命工作艰苦的年月入党的，我参加革命并不是投机，有什么根据和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为推动革命工作，为宣传教育群众，而不是为名为利而写作，是五十年代盛期成长起来的大批青年作家，尤其是工农出身的作家一个显著的新特点。这个特点在父亲身上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痛苦与苦恼中反思了自己的行为，觉得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宣传革命思想，歌颂新人新事是没有错误的，对革命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他继续并更加勤奋地进行着业余创作。为此，在“反右”后的整风运动中，父亲被《俄文友好报》定为检查“个人主义”的重点对象，被扣上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大帽子。
这个时候，又有人戴着“组织”的帽子对父亲说：“……我就不相信，一个人的脑子能这样，上班时候搞工作，下班时候搞写作……”“……我听说你还在写东西，证明整风时的批评，你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有志愿是好的，谁也没有说你不应当写作……”这种原则上肯定，具体否定的说法，不仅使父亲奇怪，而且有些茫然了。当父亲向这位代表组织的人指出，她的爱人怎么能够白天在《人民日报》当编辑，晚上却可以在家搞漫画创作？父亲得到的回答，先是几声冷笑，然后是一句：“你怎么能够和他比！”放弃吗？可惜！不放弃吗？不行！父亲处于一种令人非常苦恼的两难境地。父亲所承载的压力是很大的，所受的委屈也是不小的。他实在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让他放弃写作呢？如果能有另外的方式和技能，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的话，他甘愿不当这个作家。父亲深感业余创作的艰难，深感前进的道路是那么的不平坦。父亲也深感别人能把他的一切征服，但是，谁也征服不了他的追求和理想。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激动着他；发表了作品，在农村和青年中间发挥了作用，文艺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鼓舞着他；文学艺术本身的神秘的魅力纠缠着他；一个农家青年、半文盲，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有权拿起笔来写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又有可能成为作家的强烈欲望支撑着他。这些从内心中生发出来的强烈感受，使父亲不能不写下去！到了后来，越挨批评和指责，父亲就越觉得自己没有错：人民需要作家，革命事业需要作家，刻苦努力地追求“成名成家”，不比那些追求吃喝玩乐，追求女人，追求踩着别人的肩头往上爬，当官混事的青年高尚有为吗？父亲下定决心，搞好本职工作，在工作之余允许的情况下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理想——给祖国写出几部好书来。他要默默地承担一切，苦苦地奋斗下去，一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父亲如此的不“听话”，使得《俄文友好报》的某些领导更为不满，1957年底，以报社要精简缩编为名，将父亲定为“编余”人员，计划分配到山西《太原日报》当工业记者。如果这样，就等于把父亲连根拔起，抛弃到远远的人地两生的地方去。那里没有父亲熟悉的农村，没有父亲要好的农民朋友，没有燕赵大地那适宜父亲扎根、生长的土壤，从此将会永远睡在文学梦中，将会自生自灭。
在报社送行的酒席宴后，父亲忧心忡忡地回到家，独坐灯下，思绪万千。在思前想后之中，父亲无意间看到桌上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由一位乡村教师所著的长篇处女作，便决定碰碰运气，将自己的那些小说也送到作家出版社，即使不能出版，也能跟他们建立起联系，以后到了太原，仍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指导。
父亲将11篇小说稿送到作家出版社后，便带着家小到故乡探亲，做离京的准备。当20天后返回北京时，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小说集的信函已经在等着父亲。同报社的记者朋友贾玉江仗义执言，拿着那封信函直接找到了报社的最高领导。于是，父亲又被作为“人才”留在了《俄文友好报》。父亲的人生轨迹又一次被改变。
1958年5月，父亲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著名文艺理论家巴人亲自担任责任编辑的《喜鹊登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出版之前，巴人就为《文汇报》写了一篇预告式的推荐文章《读稿偶记》。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前辈作家叶圣陶看过这部书后，立即主动热情地给《读书》半月刊写了篇题为《新农村的新面貌》的评介文章，叶老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读这本短篇集子，我觉得像这几年来到外地去参观访问的时候一样，心里充满着兴奋和喜悦。……作者是凭他深入的生活经验写成这些篇章的，所以能使读者得到仅仅参观访问未必能得到的领会。说实在话，读完这本书，我对作者非常感佩。”1959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苹果要熟了》。从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父亲的著作一本本地出版，至逝世前共出版了近90种。
1962年12月1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办公室拜见叶先生
父亲尽管没有被“编余”，尽管小说集已出版发行，并受到叶圣陶、巴人等前辈作家及广大读者的赞许和好评，但他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仍然没有得到一些人的“谅解”，似乎反而引来了更大、更多的“不满”，依然承受着许多不应有的压力和苦恼。父亲在他1959年2月17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爱》这篇小说，又招惹了灾祸。打击和压制是从多方面来的，我实实有些招架不住，但是，我还得挺直腰板，来承担一切，相信这种现象不会持久的，总有一天，我可以离开这里。”
在文艺界内开展的一些运动，也使父亲感受到一定的压力。父亲的短篇小说《队长作媒》发表后不久，中国文学艺术界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批判所谓“中间人物论”，反映新生活中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题材的作品，也倒霉透顶地遭到株连，而许多作家更是难免厄运。父亲的《队长作媒》曾被评论家誉为“短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转眼之间，又被人把它列入“中间人物”的黑名册上。编辑害了怕，父亲也着了慌，立刻从已经编好的小说集中抽了出来。即使这样，父亲也难免提心吊胆，唯恐被点着名，而失去写作的权利。
除了人为的因素，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也给父亲的创作带来许多困难。春秋是创作的好季节，夏季的炎热相对而言也好对付，唯独冬季的寒冷是最为烦人的。自从父亲来到北京后，在完全朝北的房屋里居住了若干年。这样的房屋一年四季见不到太阳光，在寒冬里供暖不足的情况下，室内的温度十分低，父亲经常被冻得无法伸出握笔的手，经常是用嘴里的热气呵呵手指，再接着进行写作。
1959年的金秋时节，苦苦坚持下来的父亲得到组织上的承认，经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郭小川的介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此时的父亲万感交集：千幸万幸，我赶上了新社会、好时代！像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身居僻野山村，连“作家”这种名称都不曾听说过的农民子孙，能够爱上写作，能够搞起写作，并以它为终生的职业，如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苦人搞革命，政治上得解放，经济上闹翻身，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1960年底，父亲从山东省昌乐县下放劳动回京，不久后因中苏关系破裂，《俄文友好报》停刊。父亲原本打算调到北京市搞专业创作，先是“对外文委”不放，等同意放行时，中宣部又因为《红旗》杂志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需要文学编辑而拒绝放行。于是，1961年8月底，父亲调到《红旗》杂志社文艺组任编辑。
父亲在《红旗》杂志社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进行文艺创作。他向作家们组稿，几年间几乎拜访结识了文学界的所有名家，特别是结识了赵树理、柳青、孙犁和周立波。周立波的《李大贵观礼》和《在一个星期天里》、杨朔的《雪浪花》，以及赵树理在《红旗》上发表的那篇散文，都是父亲亲自组稿和编发的。在初学写作的阶段，赵树理、柳青、孙犁和周立波这四位前辈作家就成为父亲未曾谋面的启蒙老师，他们的作品给了父亲较多的影响。父亲最早喜欢赵树理的风格通俗，又因为爱好诗歌，总觉得学习他的手法有点受拘束，感情难以抒发。继而喜欢孙犁的语言优美，他的短篇具有诗情画意的特点，一段时间过后，又觉得他的调子有些“软”，对自己想要表现激烈斗争的生活和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不太适应。于是，父亲又喜欢上柳青作品的“硬”度、扎实、深沉和气魄，同时，喜欢周立波的质朴和语言，尽管不太赞成他过多地滥用方言土语，但这的的确确是他的特点。最后，为了冶炼出个“我”来，父亲打主意从他们每个人的风格中学到一点所喜爱的特长：赵树理的故事性，柳青的深沉，孙犁的抒情，周立波的质朴及吸取运用群众语言的技能。这些特点，在父亲的作品中逐渐地不断显现出来。在为《红旗》杂志组稿与这几位前辈作家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又说过许多有见地、有意义的话题，对父亲极有帮助。父亲向别人组稿，同时许多编辑部也向父亲组稿。那个时候，父亲的稿件已经十分“抢手”，并且“文债”高筑，有还不完的欠账；一些编辑几乎是“强行”拿走刚完成的稿件。这些，不仅使父亲很苦闷，也引起过一些麻烦。1962年9月11日的晚上，《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张忠来到家中，看到父亲刚刚修改完毕的短篇小说《红枣林》，便不由分说硬把稿子拿走了。9月27日，报刊上登出了《解放军文艺》十月号的目录，《红旗》杂志社的人看到了目录上的《红枣林》，于是便引起一场风波，文艺组的徐荇和郑公盾两位组长批评父亲把稿子给了别人，而没有给《红旗》。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让父亲有口难辩。
在经历了几年的短篇小说实践后，父亲一直想创作长篇小说，但苦于缺乏时间等原因，始终未能如愿。1962年底，父亲终于请下一段时间的创作假，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休养所写作《艳阳天》。在1964年9月《艳阳天》第一卷即将出版之际，父亲调到北京市文联，开始了专业作家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