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读到《讲话》，如同当空的太阳，把光和热融进心田——创作的实践，更加认定和主张文学作品的宣传、教育功能——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不仅作为一种理念，更认为是个真理——不论是否“吃香”，始终把《讲话》作为真经来念。
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他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脚印，也是他的灵魂，即信仰、思想、爱憎、品行与情操的脚印。讲述父亲的文学实践，就不能不说到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父亲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与《讲话》精神是紧密相连的。按照《讲话》精神的指引，为革命而写作，为工农兵服务，是父亲自从拿起笔来，就始终遵循的、永恒的信念。坚持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坚持对艺术的探索与攀登，体现在父亲的整个写作生涯。可以说他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忠诚追随者、执行者和实践者。
20世纪70年代在密云县农村采访
在学习写作的初始阶段，父亲并不知道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样一篇后来被他虔诚地视为“圣经”的文章，因而也就更没有阅读过。在团组织的号召下，父亲凭着年轻人的好强和兴趣，笨拙地拿起笔来给报纸投稿，写了许多抒发个人情绪，甚至多是“无病呻吟”的诗歌，结果被屡屡退回；写的其他一些小文章，也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报刊的编辑们劝父亲不要急躁，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走，并指点说：要仔细观察生活，积累生活经验，要写身边的人与事，写农村里的新事好事，批评旧事坏事……编辑们有意无意地用《讲话》精神对父亲进行的帮助、教育、指导，使他一步步走上正确的轨道。父亲有一次去探望他的姐姐，得知她不甘心当庄稼院的小媳妇，想参加村子里的社会活动，还要求加入青年团。父亲觉得这就是农村的“新事好事”，便写了篇稿子寄往报社，于是，这篇题为《姐姐进步了》的小稿就成为父亲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文章发表后，父亲的写作更有劲头，更有信心，一连气写出许多这样的人物通讯和故事。
父亲第一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52年5月间。那时，刚刚20岁的父亲正在保定的省团校学习，5月23日就要来临之时，听说河北省文联要召开纪念会，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十年前在延安有一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闻知这个情况后，父亲立刻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解放区印刷的《讲话》，就坐在城外麦田边的草地上，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父亲一边读着，一边回想着自己那并不算长的学习写作实践和工作生活实践，很受启发，感到《讲话》里的很多话都好似是针对自己讲的。父亲一口气读了两遍。这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向的著作，像是当空的太阳，把光和热都融进父亲的心里，浑身升起一股强大的信心和力量。父亲是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凭着一股子热情而拿起笔来的，但是，到底为了什么写作，走怎么样的道路，父亲没有深一步地想过这些问题。《讲话》精神使父亲豁然明白了曾经历的一些生活和艺术实践的真正意义；而生活与艺术实践的经验，又帮助父亲加深了对《讲话》精神的接受与理解。最初写作的实践，最初对《讲话》精神的理解，使许多方向性、根本性的观点，刻印在父亲的心灵，决定了他一生为人为文的信仰和主旋律，也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基调。尽管当时受水平和经历的限制，父亲还不能很深刻的领会这部光辉著作的伟大意义，但是，像“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学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等等重要的话语，却深深地印入父亲的脑海里。父亲下决心要当一个战士，用文艺这个武器为革命事业服务，把“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战斗任务，并一辈子努力做下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父亲在文学创作上的指路明灯和艺术航船的指南针！
父亲始终认为并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宣传、教育读者的功能，这不仅是学习《讲话》的心得体会，更是在创作实践中得出的结论。194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父亲第一次编写的小剧在乡村演出，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好评，这是父亲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文艺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大约过了一两年，政府向农民发出植树造林的号召。由于当时还是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因得不到眼前利益，不论工作人员怎样发动，就是没人响应。一次，父亲偶然发现一个妇联主任带领几名妇女在公共的水坑边沿栽了一片小树，认为这是新人新事，值得表扬，就立即写了篇稿子。这篇表扬稿在报纸上发表后，在当地引起轰动，起到很大的鼓动作用，各村的干部带头植树，有的村干部还派人找到父亲，让给他们也“扬扬名”。这件事更使父亲感到，运用手里的笔写文章，跟开会讲政策、坐在炕头上搞宣传一样能够发动群众、开展工作，甚至更有效果。1960年，父亲到山东省昌乐县下放劳动，五一劳动节前夕，下放干部小组决定在村子里举办个晚会，要求父亲编写个小剧，剧本要在半天的时间里完成。父亲一个上午没有出屋，编写了一个题为《王老七上坡》的快板剧，交给其他的下放干部排练。大为出乎父亲的意料，当这部匆忙赶写出来的小剧在几天后演出时，受到社员们的赞赏和欢迎，极大的鼓舞起他们搞好生产的热情和干劲。
父亲是在一个特殊年代从工农兵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文学写作者，他的身上具有那个时代工农兵和青年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写作者们所共有的一个显著特点：首先加入到革命的行列，志在解放全中国被压迫的劳动大众，消灭剥削制度，创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此基础上拿起笔写作，而写作又是为了宣传先进的革命思想，更有力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推动社会和时代朝前发展进步。父亲一生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进行着创作：用各类形式的文艺作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宣传真、善、美，抨击假、恶、丑，通过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宣传教育大众同心同德地搞社会主义。父亲的作品，也确实起到了宣传教育群众，歌颂新人新事，引导广大读者积极向上的作用。2003年8月，一位名叫刘湘才的国有煤矿的党委书记给父亲写来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两段话：“……没有任何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能像您笔下的萧长春、高大泉那样影响我的一生。无论我是一名中学生，知识青年，煤矿工人，还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一个国有煤矿的领导人，我一直以萧长春、高大泉为人生的楷模，正因为如此，无论我在哪里，也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虽然现在像萧长春、高大泉这样的人物，在官场并不受欢迎，但在群众中备受爱戴。……我无怨无悔，决心不改初衷，终身以您笔下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永远做有益于人民的人。……”从一些侧面的了解，这位刘湘才书记不仅在位时深受群众的爱戴，近几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那里的职工仍然在怀念着这位正直廉洁的领导。似刘湘才书记这样，由于受了父亲作品的影响，而树立或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事例，从报刊或网络的相关文章中可以了解到许多。
1989年秋在泃河水利工地劳动中小憩
父亲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宣传教育，完全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责任心主动而为的。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父亲在深入生活与青少年的接触中，发现许多年轻人只对当时的生活感到幸福、满足，对未来也充满了美好的畅想和希望，而对旧中国农村的情况、农民的生活知之甚少，或是已经淡忘。父亲觉得应当让那些不知道的人有所了解，对淡忘了的人做个提醒，这样才能使他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并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地去学习和劳动，便在1957年9月，仅用几天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短篇小说《往事》（初次发表时题为《北斗星》）。这篇小说通过一个老农民回忆往事的方式，描写了旧社会贫苦农民的艰难生活。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忆苦思甜”也已被所有的人抛弃。然而，父亲却很“不合时宜”地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和《七岁像嫩芽一样》。这两部中篇小说，描写的都是旧中国普通农民苦难而辛酸的生活。这类题材的小说，不论是在写作之时的80年代，还是现如今，都是极为不时髦，不合乎“社会潮流”的。而父亲自动“逆流而上”，甚至会遭到某类人嘲笑、谩骂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创作，就是看到由于宣传教育上的偏差，以及一些文学作品的虚假描述，致使绝大多数的青少年不清楚、不了解普通百姓在旧中国的生活境况，还使其中的一些人产生出旧社会百姓的日子比新中国建立后还要好过的糊涂观念和认识。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父亲认为应当而且有必要通过文学作品对青少年讲明真相，使他们对旧中国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有所了解，因而创作了这两部小说。
父亲始终坚持“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不仅把这句话作为他进行文学活动中的一个理念，而且认为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同父亲认识到共产党的光荣和伟大，不是从书本上寻找到的根据，而是在现实中认识到的一样，对“唯一源泉”这一真理，也是从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逐渐领悟感受到，并不断加深巩固的。
父亲的所有小说作品，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经过提炼、概括后艺术加工而成的。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有一次骑车下乡，半途中不仅遇上雨，自行车还坏了。父亲在一个小修车店里一边修车避雨，一边和修车工人闲聊。闲聊中，修车工人除了不断向父亲抱怨近期滚珠、轴承等零件很不好买，还讲了许多关于修车方面的知识。过后不久，父亲来到一个水库工地，了解到一个专门负责修理小推车的人为了满足水库建设的需要，用铅条代替滚珠、轴承来修理坏了的小推车。父亲立刻意识到这个修车人与上次雨天所遇的那个修车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坐等、不埋怨，而是自力更生，想办法克服困难。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精神是很动人和可贵的。于是，父亲便根据这个素材写出了短篇小说《车轮飞转》。类似的情况有很多，父亲总是能从丰富的社会生活里、从别人毫不在意的点滴细节小事中捕捉到创作素材，并据此写出既有艺术性又有宣传教育作用的文学作品。
父亲的素材仓库中总是有着丰厚的积累，似乎永远也使不尽，用不竭。之所以这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父亲始终没有脱离社会生活，没有脱离农村，能从中得到不间断的大量补充。这是父亲忠诚的实践《讲话》精神所带来的极大益处。
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写道：“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父亲对这段话的感触是极为深刻的。
父亲在他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只有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社会生活中去，才能够做到“深入”，而不是仅仅“身入”；才能从社会生活的源泉中获取大量的素材；才有可能写出真实可信、受读者欢迎的作品。
父亲刚刚热衷于写作时，还是个县区的基层干部。那时候刚刚解放的广大农村，到处是累累伤痕，党和人民政府全力以赴地组织、领导翻身农民搞互助合作，教育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搞运输、编织苇席、土法纺线、打渔狩猎等副业，渡过灾荒，丰衣足食。因而，父亲那个时候基本上一年到头生活在乡村，常常是或自己或与同伴包几个村子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若把时间用到扎在屋子里埋头读书写作，不仅会使同伴有意见，闹不团结，也会影响到工作的开展。于是，凡下乡到村里，父亲就把写作暂时放下，跟同志们一起积极抓工作。父亲白天与群众一块儿劳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晚上或是召集群众会，或是利用民校、识字班和到群众家串门的机会，宣传美好的未来，讲解党的政策，鼓动群众向前奔。同时，广大农民群众也用他们朴素的感情、热情的劳动、丰富的知识教育着父亲、哺育着父亲。在那几年里，父亲在不经意间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二十年以后，父亲写《金光大道》及其他作品的时候，马上就会回想起在这段生活中接触到的人与事，把它们很顺利的写进作品中。如果说那个时候父亲还属于不自觉的深入到生活中，那么自从读过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逐渐成为了自觉。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不论身份、地位、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父亲都基本没有脱离农村，没有脱离生养他的黄土地，保持跟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亲密关系。
在不曾间断的深入生活中，父亲感受到，跟农民交知心朋友，跟他们打成一片，这是“深入”的唯一途径和最有效果的办法。只有“心入”了才是真正的“深入”。1957年，父亲在体检时查出患肺结核病，住进北京北蜂窝《人民日报》工人疗养院疗养。这个疗养院并不是单独设立，只是占用了几排工人家属宿舍中的几间平房。在疗养中，由于父亲经常跑到家属宿舍中，给一对总是吵架的青年夫妻进行劝解，被有的病友说成是多管闲事。但父亲很为那对青年夫妇的不和睦而担心、焦虑，所以也就不辞辛苦地要帮助到底。虽然父亲确实给自己找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最终还是对青年夫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同时自己也获得了一篇很好的小说素材，创作出短篇小说《金海接媳妇》。1960年4月，父亲到山东省昌乐县东村下放劳动，跟社员们吃一个锅里的饭，喝一口井里的水，一块儿冒雨抢收麦子，一块儿解决共同面临的困难。在那不算短的8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记者、作家和下放干部，而是从内心觉得自己是那些农民社员中的一个，心是紧紧相连的。在互不隔心的共同生活中，彼此都加深了了解，父亲的生活仓库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回到北京后，不仅根据那段时间获取的素材创作出一大批短篇小说，而且也孕育出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艳阳天》。
多年的创作实践，使父亲从感性到理性都不打折扣地接受了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真理，并不间断地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父亲不曾停顿地以《讲话》精神来对照、校正自己这种继续着的实践，同时也在加深自己对《讲话》精神的理解，提高对自己实践的认识。按照《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与农民相结合几十年，农民和基层干部们的鲜亮的言语、独特的聪明，尤其他们传统的品德和新的风尚等等，对父亲长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一点一滴地渗入心田之中。这一切的收益，不仅滋润着父亲的艺术之树，也同时滋润着人生之树。父亲曾经说过：“在我来说，忘了农民，就意味忘了本，就表示伤了根，就将会导致艺术生命的灭亡。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1987年4月13日摄于三河县段甲岭镇
父亲在许多论创作的著述里都曾谈到《讲话》对自己人生与艺术的影响，也专门写过多篇纪念文章，如1962年的《永远歌颂》、1972年的《幸福的生活和写作》、1982年的《永远追随这面光辉旗帜》、1990年的《永恒的信念》、1992年的《艺术航船的指南针》、《到生活大潮中去吧》等等。1982年父亲写出《永远追随这面光辉旗帜》一文后，一家报纸的编辑认为其“调子太老”而拒绝发表，直至1990年《讲话》发表48周年的前夕，才一字不改地在《中国文化报》上刊出。
父亲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真正理解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容易，而永远地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则更难，这是对我们每个文学写作者的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从事革命文艺创作活动的人，仅仅在口头上接受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样的道理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做到真正的理解。只有真正的理解，才会有真正的接受和实践。”父亲始终把《讲话》当做指引自己艺术航程的灯塔和指南针，始终把它当做真经来念。在社会风云的变幻中，不管这本经“吃香”也罢，不“吃香”也罢，父亲都在虔诚地念着，一直念到生命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