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22日，洛杉矶早已开始洋溢着圣诞节的气氛，各大商家都不肯放过12月底这每年最好的时机，拼命打出“大减价”“大甩卖”的牌子，并把门前、广场都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有巨大的圣诞树，有拉着雪橇的鹿，房顶上有圣诞老人爬烟囱，还有穿着短裙的美女促销―洛杉矶的冬天也不算冷，这点比丹佛强得多。
家里也是一片喜洋洋的气氛。我的儿子刚出生一个多月，这是他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岳父在家帮我们照料这个全家的宝贝。我早就买好了圣诞树，在上面挂好了中式灯笼和西式彩球，并且给全家都买了圣诞礼物，准备留到圣诞节那天给大家一个惊喜。
圣诞节前飞来横祸
中午我接到了朋友史蒂文·沈（Steven Sim）的电话，问我是否准备好去演唱会了。那天晚上，香港天王黎明要在洛杉矶举行“我这样爱你”演唱会，据说还有神秘嘉宾出席。史蒂文和我本来对流行歌曲兴趣都不太大，但他的女友南希（Nancy）非常喜欢黎明这位帅帅的亚洲偶像，说服了我太太要我们两家一起去，我就一口答应了。自从我太太生下儿子后，已经一个多月没出过家门，天天在家照顾婴儿。借这个机会让她也出出门，沾点“人味”。
史蒂文·沈是从新加坡来美国的移民，比我来洛杉矶早好几年，跟我在牌桌上认识后，立刻结交为好友。他的女朋友南希跟我太太很快也无话不谈。
当天演唱会的效果很不错，黎明很卖力，灯光和舞台效果都无可挑剔。神秘嘉宾就是他的绯闻女友舒淇，我太太事先猜中了，为此我还输给她20美元。在场外跟史蒂文和南希告别后，我们开车回家。
按道理说，从演唱会会场到我家所在的蒙特利公园只有10英里，15分钟的车程，可是那天很堵，11点演唱会结束，直到12点我和太太还在大马路上。好不容易才从5号高速上挪下来，离我家已经只有5分钟路程了。
这时候我接到岳父打来的电话，说家里没牛奶了，问我能不能顺便在路上买一桶。我看到前方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小卖部“路边便利屋”，便把车开了过去。
车停到“路边便利屋”门口，我对太太说，你就在车里等我一会儿吧，我买了牛奶就出来。太太说好。我没熄火，迅速跑进店里拎了一桶牛奶，结账出门，上车开走，全程不超过3分钟。
我万万预料不到的是，这短短3分钟买趟牛奶，竟然造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一场灾难。
到了家，我把太太送回屋，把牛奶放到冰箱，就出门抽烟。那时候我的烟瘾很大，但从来不会在家里毒害家人。我点上一支红色万宝路，刚吸两口，发现一道光柱从天上直射下来，在我家周围打转。天上一架直升机飞来飞去，那道光柱正是从直升机上射出的探照灯光。
蒙特利公园是亚洲人聚集的地区，很多亚裔黑帮都在这里活动，警察晚上使用探照灯抓人的场面我也见过一些，并不在意。我当时还想，这罪犯可别跑到我家来。抽完烟我回家睡觉，一夜无事。
第二天是12月23日，离圣诞节还有两天。我照例7点起床，为全家做好早饭，饭后送3岁的女儿去幼儿园。送完女儿，按照我平时的惯例，我开始“上班”前的准备工作：健身半小时，洗澡，然后去按摩休闲馆一边按摩一边阅读报纸，一小时后，我精力充沛，全身调整到最佳状态，驱车直奔考莫斯赌场。
11点到了扑克室，＄400～800混合局已经开桌，我和平时一样买了10000美元筹码上桌。当天牌局很平淡，到了晚上7点，我面前大约有17000美元的筹码。我觉得有点饿，就叫了晚餐的外卖，准备边吃边继续打。
刚刚点完晚餐，扑克室的广播响了，里面说：“扑克玩家请注意！扑克玩家请注意！在贵宾停车区第三区的一辆银色丰田4Runner越野车与人发生碰撞，车牌号是××××××，请车主速到停车场处理。在贵宾停车区第三区的一辆银色丰田4Runner越野车与人发生碰撞，车牌号是××××××，请车主速到停车场处理。”
“搞什么鬼？”我嘟囔一句。我开的就是银色丰田4Runner，那车牌号正是我的。我对发牌员说：“先别发我牌，我的车在停车场被撞了，我去处理一下。”色情大亨拉里·弗林特说：“快去快回，不能就这么放你走哦！”我笑着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这么早撤退过？”
走到门口快要出门时，我的另一个朋友、在靠门的大厅闲逛等位的老何（Matthew Ho）跟我打了个招呼，说：“老邱，你的车被撞了？你怎么这么倒霉？”
我苦笑一声，“是啊，大过节的，谁给我送的这份礼啊？”
老何笑道：“撞了就撞了，也就当你少收一锅而已！”
从金钱的角度来讲，如果真要我自己修车，可能真的要出一个锅的钱。但我有车保，停车被撞不是我的错，而在贵宾区停车的人肯定也有他的保险，所以我连少收一锅的担心都不用有。
我点上一支烟，轻松地走了出去。刚走出没几步远，就听到背后有人快速跑来，我还没来得及完全回过头去，就被一股大力扑倒在地上，嘴里刚点着的香烟也滚到了一边。我感觉两个人在背后一左一右，各反扭着我一条胳膊，同时按着我，其中一个人的膝盖重重地压在我的膝盖后弯上，另一个人用皮鞋踩住我的背，这两份重量压得我紧紧贴在地上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的脸贴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摩擦，肯定已经渗出了血丝。
我拼命抬起一点头来，看到前面有另外4个戴头盔的警察，手里都拿着冲锋枪，也向我跑过来！一两秒钟的工夫，我被扣上手铐，灰头土脸地被强行拉起来。我这才看到后面两个人也是警察，而且是6个警察里面块头最大的，每人足有200斤！
我有点蒙了，且不说我从没做过任何犯法的事情，就算做过，也不至于六个警察骗我出门，还要四把冲锋枪吧！那肯定是杀人的罪过吧，而且至少得杀死好几个！我赶快问警察：“怎么回事？你们要干什么？”
我前面一个下巴有点歪、中等身材的白人警察说：“少废话，闭嘴！
我说：“你们肯定认错人了，我什么也没干，为什么要抓我？”
歪下巴冷笑一声，一字一句地说道：“听好了！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作为呈堂证供！
我忍不住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句著名的米兰达警告，我在电影里听过很多遍，今天可碰到真的了。我跟他说：“我天天在这里打牌，那个犯人肯定不是我！
警察们根本不听我的话，歪下巴警察对其他人说：“把他扔到车上去！
其余5个警察从四面架住我，带我往旁边一辆越野车走去。这辆越野车虽然是警车，但没有任何警灯和标志，是一辆“便衣”警车。可怜我被夹在几个彪形大汉中间，还戴着手铐，哪里有反抗的空间。就算这样，他们仍然掐着胳膊撼着脖子，好像我有绿巨人的本事，要干倒几个人逃命似的。
刚要挪到警车时，我听到老何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老邱，怎么回事？”
话音未落，从门边居然又冲出两个便衣警察，像刚才扑我一样把老何扑到地上，一样给戴上手铐。老何看上去也蒙了，一急之下连中文都喊出来了：“操！你们干什么？我只不过出门看看而已！
不由分说，可怜的老何被押上了另一辆便衣警车。便衣越野警车离开考莫斯赌场，急驰而去。
我坐在车上，左右各有一个警察夹着，心里却一点也不慌。我知道这肯定是个误会，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我可能恰好跟哪个罪犯长得有点像。我连问几次：“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根本不肯告诉我。于是我改成跟他们说笑，他们大概是完成了重大任务，也很开心，跟我开着玩笑。
车走了一小时，来到离我家很远的一个警局。进门时我扫了一眼标志牌，上面写着：帕萨迪纳警局。帕萨迪纳是洛杉矶郊区的一个城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跟这里产生联系。
车停下后，我被推进一间貌似审讯室的屋子。我惊讶地发现，我太太也在里面，手上也戴着手铐，正在抹眼泪！我心想：这下真的糟糕了！难道是我太太犯了事？不可能啊，她天天在家看孩子，连出门的机会也没有。再说她本性善良胆小，夭下人都犯事了，我也绝不相信她会违法犯罪！
我赶快问：“老婆，这是怎么回事？”
她抬头从泪眼中看到我，焦急的眼神里似乎稍微有了点安慰。她说：“我也不知道啊！你看看那边！
我顺着她示意的方向看去，忍不住又大大地吃了一惊：我的岳父岳母居然也在！他们也戴着手铐！我忍住乱糟糟的思绪，问太太：“孩子们呢？”
“他们都被警察带走了，说是要送到寄养家庭（Foster Home）去。”
寄养家庭是政府为无家可归或者父母因为法律原因暂时失去抚养权的小孩设立的孩童暂存机构，我曾经去过一次。那次是因为一个朋友闹离婚，老婆告丈夫家庭暴力，结果老婆和孩子都进了寄养家庭。寄养家庭里面很多都是问题家庭的孩子，其乱糟糟的程度我想一想都害怕I现在知道我的两个孩子都在那里，3岁的女儿听不懂英语，也吃不惯美式的饭，引天的儿子还在吃妈妈的奶，我怎么能不心急如焚！
我立刻问他们：“你们想要千什么？请把我的孩子和家人放回家，即使有误会，也是从我这里产生的，跟他们无关！
几个警察凑近嘀咕了几句，然后轻蔑地对我斥道：“你老实点，我们有我们的程序！”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着制服的人走进这个简陋的审讯室，对我宣布：“我是这个案子的检察官，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绑架一个9岁的女童，并打电话向女童的父母勒索3万美元。对你的审讯将会在我们准备好材料之后开展。”
“绑架儿童？3万美元？你在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今天我打扑克的桌上，就有17000美元。我在考莫斯的保险箱里至少有20万美元，我怎么可能因为3万美元绑架儿童？！如果你不相信，我这里有保险箱的钥匙，你可以自己去看！”我气愤地回应。
“不要激动！”检察官面无表情地说，“你的钥匙我们会没收的。不光钥匙，你身上的一切我们都会暂为保管。我们只看重证据，凭证据说话。在找到证据之前，你说什么也没用。”
之后，检察官和警察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就扭头走了。过了好久，又来了几个警察，他们搜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随身物品，包括钥匙、钱包、手机、小饰品，然后把我扔进了一个只有3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可怜我还没来得及跟太太说几句话。我太太英语不好，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加上刚生完孩子不久，身体也很槽糕。岳父岳母更是不懂英语，他们怎么能对付这些人的询问？
当天晚上，岳父岳母被释放回家，但是我和太太仍然在警察局，被分别单独关押。
在警察局度过的这一晚上，我真真正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饥饿和伤口的疼痛，我根本不关心，但是我家人遭受的痛苦让我不能平静：太太在另一间小黑屋里遭罪，岳父岳母受了这么大的惊吓，这都让我心如刀割！更重要的是，3岁的女儿和41天的儿子，你们在哪里？你们能吃饱饭吗？你们该多么想爸爸妈妈，你们该多么害怕？我女儿从小就在家里长大，我太太是全职家庭主妇，所以她从来没去过托儿所，即便现在上了幼儿园，也是带她妈妈亲手做的传统中餐―稀饭、面条、包子。可是送去寄养家庭之后，她肯定只能吃那些从没吃过的洋快餐，什么汉堡、热狗，她怎么吃得惯？她肯定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
可是，我对这一切全都无能为力，连电话也不能打，甚至连具体怎么被关进来的都不知道！我能面对的只是四面光秃秃的墙壁！这种无奈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马上要爆炸了，同时又有深深的绝望和悲哀。
我成为警方缓解民意压力的工具
一夜水米未进，一夜没合眼，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天早晨，又到了提审的时间。我被拎出监号，送到审讯室。等了大约两小时，检察官才来。他对我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12月22日发生了一起绑架案，一名9岁的女童被绑架。当天深夜，绑匪用“路边便利屋”旁的公用电话给女童父母打电话，勒索3万美元。警察在监控录像中发现打电话时我的车正好停在那个电话亭旁边。我开银色丰田4Runner越野车，而根据女童父母的描述，绑匪开的也是一辆银色越野车。你说怎么就这么倒霉！在丹佛的时候因为老下雪，这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没想到在洛杉矶为我们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当时警察就跟随我到家，等候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在赌场设了个圈套把我抓了。
第二，我和太太可以保释，保释金是每人50万美元。我也可以请律师，可以在监控下通过警察局的电话跟外界联系。
我拿起电话，一时间却不知道该给谁打。家里只有岳父岳母，他们交际圈很窄，也不懂英文，无法跟律师打交道。想来想去，只有牌友可以依靠。我给史蒂文打了个电话。
史蒂文已经听说了我进去的消息，赶紧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跟他交代了两件事情：帮我联系律师，帮我准备100万美元的保释金。
100万的保释金，史蒂文一时间拿不出来。但是，史蒂文真不愧是我的好哥们，他迅速联系了其他几个牌友，包括来自上海的老石（Michael Shi）、来自香港的老何（就是前一天也被抓进去的那位，第二天被放出来了）和p立棋（Ben Wan）。他们几个都清楚得很，以我的性格和为人，绝对不会做出绑票这样的事情。四个人用最快的速度凑够了100万美元，送到了警局。
令我想不到的是，100万美元送到警局，检察官居然以“嫌犯危险性太大”为由，把我和太太的保释金提高到每人100万，也就是总计200万美元！史蒂文只好回去为我重新筹钱。
直到后来我跟律师见了面，律师才告诉我，不用再让史蒂文筹措保释金了。检察官和警察压根就没想把我放出来。开始他们说每人50万，是因为他们根本想不到我能找到人拿出这50万。现在我们拿出来了，他们改到每人100万。如果我们真的找齐了200万，他们一定会再次提高保释金。只是因为法律有规定，他们才不得不公布保释金数额，但同时他们也有提高保释金数额的权力。
我的律师是个经验丰富也很敬业的好律师，他跟我解释了这一切的原因。原来，我家所在的蒙特利公园社区是亚洲人聚集的地区，以中国人为主。近期，亚洲黑帮成员在蒙特利公园活动频繁，经常作案，搞得治安很不好，警察局受到了来自上级和公众的很大压力。他们虽然没能力抓住真正的罪犯，但是利用这次机会逮到了我这个替罪羊，正好是缓解民众压力的作秀机会，同时也能“杀一儆百”，给黑帮施加压力。他们会说，你看看，我们警察毕竟也不是吃干饭的！我们会抓人，而且，我们不会轻易让嫌犯逃脱！到了案情真相大白释放我的时候，民众的关注度早就衰退了，也就没多少人真正关心我是不是被冤枉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一听这话，我心都凉了。但是律师说得非常有道理，事态的发展很快印证了律师的说法。洛杉矶有影响力的几家中文报纸如《世界日报》等，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这件事，登出了我的名字，警方则以“次日即抓获嫌犯”的功绩接受表扬！
至于警方抓捕我太太和岳父母的过程，更印证了警方作秀的本意。我在赌场被设计抓捕的同时，我的家人也遭受了羞辱性的对待。当时，我太太和岳母带着3岁的女儿出门买东西，留下岳父一人在家照看我儿子。警察跟随我太太、岳母直到最繁华的大华超市，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突然一拥而上，把两个弱女子按倒在地上，戴上手铐。无数人目睹了她们两个被抓捕的时刻。我不禁要问，对付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而且还带着3岁的孩子，至于要用上六七个警察炫耀武力吗？又为什么非要在人最多的超市实施抓捕呢？这不是作秀是什么？
这边抓到我太太和岳母后，那边一群警察直接砸开我家门，闯进家后不顾吓坏了的岳父，把所有房间的家具都乱翻一遍，所有抽屉里的东西都被扔到地上。据我岳父后来描述，连贼和土匪都不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家糟蹋成那个样子。
艰苦的狱中生活开始了
我被关进去的第二天中午，见完律师后，警察把我从监号提出来，通知我说要送我到县立监狱。跟我一起戴着手铐坐上囚车的，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4个中国人。4个人都很年轻，20出头的样子，身上有刺青，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一看这4位，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他们4个恐伯就是真正的绑架案罪犯。但是，上车前警察再三警告，囚车内不准讲话，违者挨打！别说我不能跟4个罪犯讲话，连我和太太都一句话也不能说！我们两个只能“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直到被释放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这4位就是真正的罪犯。他们跟我同一天被捕，只比我和太太早几个小时进入警察局。他们后来分别被判了15年、8年、7年和5年徒刑。判5年的那位是因为他一进去就全都招供了。到今天算来，如果没犯其他的罪加刑的话，他们中间至少有3个应该已经出来了，
颠簸的囚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帕萨迪纳县立监狱。这座大型县立监狱里面关着几千名犯人，我被送进去的时候，光“注册处”就有二三百名新抓的犯人在排队，这就是洛杉矶一个县每天抓到的犯人数目！真叫人触目惊心。
我看着那些排队的犯人，他们眼神或呆滞，或凶恶，或满不在乎，跟我在外面见到的正常人完全不同。犯人按照种族分为四列，分别是亚裔、白人、黑人和墨西哥人。
我排在亚裔的队伍里，队伍走得非常缓慢，大概两小时才走了不到一半。犯人们都等得很不耐烦，有的人就挪来挪去，队伍的界限开始模糊。快到注册台的时候，一个亚裔警官对我说：“你快回来排亚裔的队，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
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我不知不觉排到了墨西哥人的队里。我赶快回到亚裔的队伍。到了注册台，我的衣服被扒下来，换上囚服，领到了我的囚号―1383。从现在起到被放出去，我的身份就不是什么老邱，不是丈夫和父亲，不是牌手，而是1383。
我和4个华人被关进了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的左右和后墙是封闭的，前面是铁栅栏，就跟动物园的笼子一样，便于狱警随时监视。4个狱友里面，有一个哈尔滨的是因为家庭暴力打老婆进来的。有一个是当地华人黑帮“华青”的一个小头目，叫吉米，江湖人称米少，因为打架斗殴进来的；还有一个台湾的，老是跟华青不对付，可能属于不同的帮派。他们小的不过18岁，大的不过20出头，本来应该是风华正茂的好年纪，现在却因为种种原因在这里混日子。我看着他们觉得很可怜。
监狱的饭菜既难以下咽，分量也很少，根本吃不饱。每周一，狱警们会发一份购物清单，我们在上面打钩买东西，一般都是方便面、面包、火腿肠之类。但我们身上所有的钱都被没收了，没法买东西，只能靠外面的朋友给我们的账户里面存款。这存款也有限制，每周只能存20美元。也就是说，我最多只能买20美元的东西。我每次都把20美元全部买光。即使周一买，一般也要等到周四周五才会看到东西来。
我的4个狱友好像没什么朋友来探望，也没人给他们存钱。第一个周一填购物单的时候，他们都懒懒地待在那里不想动。我点了泡面、面包和薯片，花完我的20美元，把购物单给了狱警。我问米少要不要点什么，米少一撇嘴，“反正也不好吃，谁稀罕那玩意！”
周四我点的东西来了，当晚我就着薯片吃泡面。因为不给热水，只能用冷水泡，要泡半个小时才好。这些几毛钱的泡面和面包，我平时连看都不会看，但是监狱里的饭菜实在吃不饱，每天半夜都会饿到头晕，这些东西多少能给胃一点安慰。泡面的香气传出来，米少直愣愣地看着。我心里一笑，把一包泡面递给米少，说：“来吧，一起吃！”米少这次没有拒绝，接过来也去用冷水泡了面。另外3个狱友看到我跟米少狼吞虎咽，也显出饥肠辘辘的可怜样，我干脆把剩下的东西全部给大家分掉。
“1383号，出来！”听到狱警的吃喝，我知道史蒂文又来探监了。我嘱咐他，除了给我存满20美元外，给他们4个也都每人存够20美元。反正总共也就100美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数目。
这每次20美元对他们4个人产生的作用是超出我预料的。米少开始叫我“大卫哥”，对我的态度变得好了许多。他开始跟我讲话，给我讲黑帮的许多故事，还跟我说，以后出去了有事尽管找他。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感受过什么关爱，平时眼里只有仇恨，只有尔虞我诈，只有打打杀杀，而当他们体会到哪怕一点点温暖时，都很容易唤起心里那还没有泯灭的人性。人性本善。
米少口中的黑帮故事
听了“华青”米少的许多故事，我才感觉到这些黑帮成员也真正是可怜的人。他们的思维已经固定在了骗和抢，他们对黑帮外的整个社会一无所知，他们也没有任何技能，根本没有能力独立谋生。即使他们有脱离黑帮的愿望，也完全没办法实现。包括这位米少在内，很多人都是非常幼稚的，也是充满了绝望的。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个老囚犯老布，有一天他突然被假释了，走出了关了他50年的监狱。重新享受到自由和阳光，他应该高兴、欣喜若狂才对。可是这50年里，他遵守着监狱里的规定―吃饭、放风、上厕所、睡觉。突然没有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变得无所适从，突然崩溃，最后自杀了。很多人对老布的自杀感到不理解，只有摩根·弗里曼（在片中饰演囚犯瑞德）一语道破了天机。
他说：“一开始你恨它，它剥夺了你的自由；接着你会慢慢地习惯、熟悉它；最后你会离不开它，离开它你将像老布一样不知所措。”
米少给我讲述的黑帮故事，让我觉得黑帮就是这样一座监狱。它的害处不仅仅在于骚扰打杀老百姓，还在于它让黑帮里每一个成员慢慢接受了黑帮的摆布，无法跳出。你给他自由，他都要拒绝。这座监狱不是有形的，而是在这些黑帮成员的心里。
其实不光黑帮，我们生活中又有多少这样的监狱？我们赖以生存的体制、单位，又何尝不是一个个监狱？
在米少口中，我知道了洛杉矶主要的两大亚裔黑帮：越南人的黑帮叫作“越青”，中国人的黑帮就是“华青”。这两大黑帮为了争夺地盘，经常互相火并，但更经常的是跟其他种族的黑帮交战。前不久，因为墨西哥黑帮头子的儿子被华青给弄死了，所以现在华青跟墨西哥黑帮弄得不共戴天，一见面必然要砍砍杀杀。当时如果我不小心排到墨西哥人的队伍和监号里去了，那真的有可能会横着出来。
四个种族的黑帮虽然互相都看不顺眼，但也是有程度分别的。黑人和亚裔黑帮勉强可以和平共处，白人和墨西哥人黑帮也能凑合着相安无事，但是另外四种关系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点火就着。白人和黑人那是见面就打，不问青红皂白。
那年恰好是我到美国的第二十年。20年内，我在美国所见的多是美好的一面。在俄勒冈4年，打交道的是勤劳善良的辛普森夫妇和民风淳朴的萨勒姆小镇居民；在丹佛的前几年，见到的是苦中作乐的中餐馆业主和打工者，后几年在盘俱乐部和吉盆赌场，见到的是寻求刺激却遵纪守法的牌友和赌徒，即使来了洛杉矶，所见所闻的也全都是乐观、有礼貌、有底线的人。
可是到了监狱，好像彻底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友爱和善意好像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到处都是仇恨、仇恨、仇恨！不问什么来由，也不管你是谁，就是从心底生出的对整个世界的仇恨，囚犯、狱警无不如此。监狱里的种族歧视是外面的人想象不到的。
有一次提审我时，一个平时就看不惯亚裔的白人狱警趁我落单时走到我面前，嘲弄地对我说：“你个黄狗，我真想弄死你！”我怒火中烧，再也忍耐不住，回道：“你要是个男人，就脱下警服，堂堂正正地找我打一架，我随时奉陪！”他看我居然不服软，举起警棍做了个要打下来的动作，我腰一挺，反而站得更直。他只好作罢。
有一次我要出庭，同车的除了我太太和那4个亚裔犯人之外，还有许多白人犯人。警察也知道白人跟亚裔同在一辆车里，那就肯定免不了一场打斗，于是把我们6个亚裔关在笼子里与白人隔离，就跟关动物一样。即便如此，满车的白人犯人在上车下车前，都排着队对着笼子里的我们每人吐一口痰。
开庭是更加残酷的惩罚
住监号的日子，天天盼着开庭洗刷清白，可是真到了开庭的日子，却是更加残酷的惩罚。因为这个案子是绑架儿童，要在专门的儿童法庭开审。每到开庭日那天的凌晨3点，我就会被狱警叫醒开始等待，一直等到7点多，由检察官和法官确定了法庭地址，才会被拉上车，送往法庭。
第一次开庭时，9点到了法庭，发现前面有十几个案子等着审理，我们被排到了下午2点。又是一番漫长的等待，到了下午2点，法官、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见面之后，商定说我的材料缺某样东西，然后把我打发回法庭的小隔间，一直等到晚上9点，又稀里糊涂地被拉上警车送回县立监狱，回到监狱已经是夜里11点了。一整天没吃东西没喝水没睡觉，连跟人说话都说不上几句。而且，这才只是开始。
第二次开庭，照样是凌晨3点起床，9点到法庭，到了法官那里，发现4个罪犯的4个律师只来了两个，法官宣布因为人没凑齐而无法开庭，又是一天过去了，晚上11点又被送回监狱。
4个真正的罪犯因为没钱，无法像我一样请得起私人律师，只好由政府帮他们指定公务律师。这些公务律师因为和犯人没有利益关系，千活就不像我的律师那样出力，经常因为某些原因不来出庭。可想而知，要想凑齐所有的律师有多难！至少有四次开庭都是因为律师没凑齐而没开起来！我的律师每次都按时出庭，准备非常充分，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他陪我等候一天，连跟法官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而每次开庭对我来讲，都是在一天水米不进中的漫长等待。
只有在开庭时，我才可以见到太太，可我都不忍心看她那憔悴的脸。这时候她也已经知道我们是因为绑架案子被冤枉的。她身体不好，很怕冷。可是法庭里那冷气起劲地吹着，像刀割一样，太太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被告专用的铁椅子上，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瑟瑟发抖。我太太奉公守法，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跟警察、法院打过交道，想不到来到美国要忍受这种屈辱和折磨。她真的很害怕，又有天大的委屈，可是又能怎么样？就算你口齿伶俐也没人听你的，何况语言本身就不通！在5人小监号里住了一个多月后，大概是看我问题不大，把我调到了一个全都是轻罪或是准备释放的犯人的大监号。这个大监号有50多人，因为都是轻罪犯，所以各个种族没怎么隔离，除了30个左右的墨西哥人、10多个亚裔之外，还有零星的白人和黑人囚犯。我原来的4个狱友中只有米少跟我一起来到了新的监号。
“看看又来了哪些鱼（Fish）？”我听到大监号里的老犯人谑笑道。
“我们才他妈不是鱼，你们都放规矩点！”米少硬气地回嘴说。
鱼，在扑克桌上是对那些打牌臭手的称呼，在这里是新犯人的专用名称。鱼来到监号，一般要接受老犯人的下马威，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教你老老实实。不是鱼，自然就不用再玩那些吓唬人的玩意。看来，世界上的鱼总是要被欺负的，无论是池塘里的、牌桌上的，还是监狱里的。
新监号里的“中墨黑帮大战”
新监号里的犯人待遇稍微好了一点，每天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可以打打篮球，跑跑步，晒晒太阳。这让我看到了一点自由的曙光。
伙食也稍微变好了一点，每周四甚至有鸡腿吃！这使得周四成为所有囚犯共同期盼的一天。到了周四下午，监号里就洋溢着兴奋的气氛，大家说说笑笑，真有点过年的感觉！吃鸡腿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这有什么，已经比我小时候的生活好多了，那时候一年到头都吃不上肉，连吃饱都是奢望。人就是这样，不幸的时候，只要想一想更不幸的日子，就会坚强地挺过来。
有一天，我看着监号里的墨西哥裔犯人和亚裔犯人之间有点不对劲的感觉，相互对视的眼光显得很凶狠。晚上应该是9点熄灯，到了8点55分，我已经坐在床上准备休息，米少凑到我身边，跟我悄悄地说：“待会儿我们华青要跟老墨打架，无论听到什么，你都待着不要动，千万别出来劝架。他们不敢动你，如果真的敢动，我会保护你的。”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打架，就熄灯了。
黑暗中，只经过几秒钟的寂静，就从角落里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夹杂着中文的“丢你老母”和西班牙语的叱骂。一会儿碰翻一个脸盆，一会儿又好像是有人撞到墙上。我听从米少的劝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大约打了两三分钟，狱警被惊动了，七八个狱警赶到监号，灯光大亮。监号中有两个鼻青脸肿的犯人，一个是华裔，一个是墨西哥裔。看来他们两个就是领头闹事的。
狱警把他们带走，每人关3天禁闭。被关禁闭是很痛苦的，一个人在两三平方米的小黑屋独自待3天。关禁闭出来后，两人还要加刑。
后来米少对我讲，这次冲突是华青和墨西哥帮派之间长期积攒恩怨后的一次算总账。打架就是黑帮解决矛盾的办法。监号里的华青只有10来个人，墨西哥帮却有30多个，如果大家全上，那肯定是华青要吃亏。两个帮派的头面人物经过商量，决定采用一对一的方式，每边只允许出一个，代表帮会打一场，其他人只能袖手旁观。
黑帮的人都很讲规则，说到做到。当晚的战斗真的就是一个对一个，其他人基本没有参与。米少大概在华青里面级别还不够高，轮不到他出战，另一个叫龙少的级别较高的头目参加了这场“中墨大战”。
当然，这样的战争没有胜利者，双方都被关禁闭和加刑。这种处罚他们事前都是知道的，但是仍然要打，也许这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经过此事后，我也很为米少对我的照顾而感动。而米少也把我介绍给了其他华裔犯人―大多数都是华青成员。他们也很尊重我，叫我大卫哥。他们对我的尊重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这些人一般都是20岁左右，而我已经38岁，比他们大得多。原因之二是我对他们都很照顾，经常分东西给他们吃，给他们买东西；原因之三是我比较沉默，不怎么讲自己的故事，大家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来头，还以为我也做过帮派的老大。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我对他们的态度―既不歧视，也不怕，完全符合据说是中国人接待外宾时的指导标准：不卑不亢。我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世界，原谅他们，同情他们，无论他们是不是黑帮成员。
后来，连住在二楼监号的华青成员也知道我了。他们经常在泡面的时候给我多泡一份，用包装袋子包好面和水，再用一根绳子打包拴好，从监号铁笼的缝隙里给我吊下来，还说：“大卫哥，这是孝敬您的！”
我太太在监号中的日子却远远没有这么好过。她生性善良，甚至到了柔弱的地步，受到这么大的冤屈，她剩下的只有终日哭泣。她被关在女监号中，里面的罪犯虽然坏，但是都想表现出自己“正义”的一面。她们对涉及儿童的罪犯都恨之入骨，非要侮辱一番不可。我太太虽然是冤枉的，但是那些女犯们不管这一套，只当她真的绑架了9岁的女童，于是照样拿出对付虐待儿童犯的那一套招数来。那些残忍的对待，我今天提起笔来都不忍写下去，只是谢谢上天，这段非人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终于走出了监狱大门
这里我要再次感谢史蒂文·沈和老石。他们两位除了为我筹集保释金、给我垫付律师费、定期去监狱探望我之外，还为我洗清冤屈到处搜集证据、奔走呼号。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第一，他们找到考莫斯扑克室的经理，索要绑架案发生前几天的录像资料，以作为我不在现场且没有时间参与谋划的证据。本来赌场的录像是绝不会让外部人士查看的，但他们软磨硬泡，最后硬是要到了这些宝贵的资料。第二，他们征集和我熟悉的牌手，共有十几个，联名上书，保证我绝不会干绑架那样的事情。这些签名里面还有珍妮弗·哈曼（JenniferHarman）等非华裔牌手。虽然由于法官拒绝使用这些证据，从而没有对案情起到实质性作用，但是我为这些好朋友的一腔热血和朋友之情而感动，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些好朋友。谁说牌桌上没有真正的交情？
在经历了数次不成功的开庭之后，3个月已经过去了。这一天，终于凑齐了全部的律师和被告开庭。我的律师问替察和检察官：“你们已经调查了3个月，到底有没有查到大卫·邱跟案子有关的任何证据？”法官在询问各方后宣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卫·邱和他太太跟此案有关。”
他们同意先释放我太太。1999年3月25日，历经3个月的屈辱和煎熬，我太太终于出狱。
我却被继续关押。原因是，检察官提到了另一个疑点：在一个绑匪的车上，他们搜到了考莫斯的一个筹码，而在我的车上，也发现了考莫斯的筹码。这很可能表明我和绑匪还是有关联的。我真是气坏了：我天天去扑克室打牌，车上有它们家的筹码是什么稀罕事？你说这绑匪闲得没事怎么也去考莫斯啊！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没过几天，筹码事件查清楚了，我和案件仍然没有任何关系。
1999年4月2日上午9点，最后一次提审完我和4个绑匪后，法官终于决定释放我。在和绑匪一起回县立监狱拿东西的车上，我跟他们聊了几句。这之前我一直避免跟他们说话，一是见到他们就生气，二是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太多我的情况，免得他们用来栽赃陷害。他们对我开玩笑说：早知道你有那么多钱，就直接绑你老哥了。我顿时哭笑不得。
下午，我照例在小房间等到晚上8点多，才回到自己的监号。已经这么晚了，只能等第二天再放人了，这也恰好给了我跟狱友们道别的机会。米少的刑期还有一个多月，我跟他说：“出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你解决！”4月3日，我走出监狱大门，重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沐浴着自由的阳光。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感觉到自由是多么宝贵！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我的两个孩子仍然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律师和我又折腾了两个星期，才把孩子要回来。儿子还不懂事，但是3个月没见到父母的女儿对我已经有点陌生了，我禁不住楼着孩子痛哭！
我还有大量被政府没收的现金由银行代为保管。我拿着政府的支票去银行取这些现金时，柜台小姐还对我满脸堆笑地说：“恭喜先生！”在她看来，拿着政府支票取这么多钱的，一定是中彩票大奖了，我肯定也是那幸运的一个。我真是哭笑不得。
这场风波下来，即使不算我和太太、孩子遭受的屈辱和皮肉之苦，只算金钱损失，我也至少损失了40多万美元。其中包括律师费、调查取证费、朋友们为我奔波的费用和我3个多月不能“上班”的时间成本。你见过损失40多万还要接受“恭喜”的吗？
牢狱之灾后的收获
《世界日报》等华语主流报纸一直跟踪本案，也报道了我和太太被释放的新闻。虽然是无罪释放，按道理说证明了我的清白，可是仍然给我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来赌博在中国人眼中就是连下九流都算不上的职业，在一般人眼中，这搞不好就是玩扑克输红了眼会做出来的事，却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老百姓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清楚这背后的许多是是非非，只是凭脑中的固有成见去判断。有一次我在超市亲耳听到有人议论此事，言之凿凿，好像老邱一定是绑匪之一，不过是花钱买通了其他绑匪替他坐牢而已。我听了真是又委屈又愤怒。从我18岁来美国以后，我为老人洗过脚，给死人穿过衣服、擦过身体，喂过狗，割过草，连续几百天不停地切菜炒菜，我什么都干过，一切都是自食其力，从来没干过靠抢和骗来维持生活的日子。如果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再去赌场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过所谓“上班”的日子。我之所以选择打牌，并不是因为我懒惰，而是因为两点：一，我热爱；二，我擅长。这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做上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工作呢？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20多年的拼搏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尊重不是靠嘴上说说就能赢来的，只能靠实际行动去得到。我只会更加努力打牌，证明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过上很好的生活，证明我的能力。
每一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只要熬过去，就肯定是加分的，关键看是你被它打倒，还是它被你打倒。这加分的效果，当时不一定能看出来，但是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总有让你慢慢感受到这种力量的机会。我无故遭受了一顿牢狱之灾，拿扑克的行话说，叫作严重负EV。但是，这牢狱之灾带给我的坚韧不拔，带给我的忍耐忍耐再忍耐，对我以后的扑克生涯有巨大的帮助。特别是2008年WPT比赛，我在赛场上坚持忍耐了两个小时，才换来最后的单挑机会，那时的“蓄势是为了更好地出击”，就有这次灾难的投射。
两个月后，我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一听那熟悉的声音，正是米少。他说他今天出狱了，但是实在不想再回黑帮混日子，想找我帮帮忙，看看能不能指点一条路，干点正经事情。
我马上出去，找了个饭店，请他坐下好好吃了一顿。米少痛哭流涕，看样子是真的痛恨在黑社会骗来骗去打打杀杀的日子，要改邪归正。他本可以找他的“兄弟”们，但是他避开他们直接来找我，可见是真心的。
我带他去了一个旧车市场，花2600美元给他买了一辆不知是三手还是四手的福特金牛车。我对他说：“米少，你现在有了车，随便去一家餐馆做工，前台也好，外卖也好，省着花，过几年就能攒够一笔钱。到那时候，你结婚也好，做自己的生意也好，总之就不用再在这条黑路上混了。”
米少真诚地答应了，他开着福特金牛车，消失在洛杉矶的车水马龙里。
再往后米少没有跟我联系过。过了几年，我听说他又进了监狱，还是因为黑帮的事情。
老邱德州Q&A
Q：你为什么说德州扑克是最难的游戏呢？我觉得奥马哈更难，起手牌组合那么多，难以总结出定式，翻牌后经常出现复杂的听牌，这些都比德州扑克复杂。
A：扑克的难度不在于评价起手牌组合和计算听牌赢张，那些在有一定经验后均可以找到定式。扑克的真正难度在于精确衡量风险与回报。
奥马哈因为起手牌为四张，它的最终成牌牌力一般远超德州，以至于奥马哈成为坚果成牌与坚果听牌的战斗，特别是深筹码中，追求第二坚果意义不大。筹码足够深，牌手水平足够高，你看到的大部分全进锅，都是顶暗三和13张以上的超级顺子听外加同花听的较It。这就使得奥马哈变成了“一端”的游戏，你是坚果成牌时只需要考虑尽可能多地把对手的筹码现在套进来，你是坚果听牌时只需要考虑如何尽量少付出筹码，等做成牌后追求隐含赔率。如果听牌的赢张足够多，也可以当成牌打，直接追求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