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香港旧友为我在美国俄勒冈州联系到了一个教会的教友，他同意为我担保，我可以以交换学生的身份去俄勒冈州首府萨勒姆市（Salem）。不久，我就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邀请函和担保书。看来我的新生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东风不是别的，就是钱。一张赴美机票需要300多元人民币，虽然算不上天文数字，但也足够令人头疼的。关键时刻，大家庭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我的哥哥姐姐们这时都开始工作了，你凑一点，她凑一点，很快就凑够了这笔钱。买完机票后，还剩100多元。当时私人兑换美元非常难，母亲不知道找了谁的关系，居然给我换了5美元，剩下的100元人民币也给了我。这100元人民币和5美元，就是我赴美时的全部资产。
1978年4月，家人送我到南宁，我终于登上了赴美的飞机。
头次坐飞机，遭遇下马威
此时的我，一腔热血，壮志在胸，只等踏上那片陌生的土地，尽情施展！
我以为途经路线依次是南宁—香港—东京—萨勒姆，其实正确的路线是南宁—香港—东京—波特兰—萨勒姆。从未出过国的我，根本不知道波特兰是什么地方，也分不清楚波特兰和萨勒姆是什么关系。
在香港转机的时间很短，很快就到了东京机场，而东京转机的时间有5个小时。我觉得有点渴了，摸了摸兜里，那张5美元的钞票还静静地躺着。我走到一个小卖部前面，看了看矿泉水的价格——300元！“食咗人只车咩？”（想要命吗）我南宁话脱口而出。往前走，没想到下一家更贵——400元！我不甘心，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继续往前走，发现有标价500元的，有标价600元的，全机场最便宜的一瓶水也要200元！
我彻底蒙了，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日元和美元在汇率上的差距，也不知道那个喷泉会喷出免费的自来水。快到登机时间了，我只好拖着又累又渴的身体回到飞机上。刚坐定，一摸衣兜，我发现全部家当已经不见了，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我立即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没有！把鞋袜也翻了一遍，没有！我真的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了！当然，我还有100元人民币，可是那100元人民币到了美国还不是废纸一堆？
从东京到美国，一路上我全部时间都在想这个问题：一个穷光蛋怎么开始自己的生活？就好像我如果没丢那5美元，就能够衣食无忧一样。
美国还没到，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谢谢你们，好心人
随着轰隆一声响，飞机顺利降落。我来到了这块既是“纸老虎”，又代表自由和梦想的新大陆，宽敞明亮的机场大厅把我晃得几乎睁不开眼。看着跳动的电子显示牌和行色匆匆的旅客，我有点晕头转向，只好随着人群往前走。
我走着走着，一直走到了大街上，也没有碰到来接我的人。我想大概是我走得
太远，错过了，又想走回机场，但是机场服务人员已经不允许我再进去了。
这下我可急了，费劲地蹦出两个单词，想跟他们解释，但没人听得懂——那时候我的英语实在是太蹩脚了，再加上着急，更是语无伦次。
这时旁边有几个亚洲人经过，我以为是中国人，赶快跑上去求救。等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不会说中国话，我们还是只能用蹩脚的英语交流。现在回想一下，他们应该是韩国人或日本人。
我拿出机票，他们一看都笑了。费了好大的力气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我还有一班飞机没坐呢！我应该在机场里面转上从波特兰到萨勒姆的飞机，但是我却傻傻地走出来了！
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几个亚洲人正好就是去萨勒姆的，让我搭他们的车走。就这样，我上了他们的车，先到了其中一个人的家里。然后，他按照我给的电话号码，联系到了我的寄宿家庭主人——辛普森先生（Mr.Simpson）。直到辛普森先生开车把我接过去，这位亚洲人才友好地跟我告别。热心、友善、助人为乐，这就是我对美国人的第一印象。迄今为止，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几个朋友，那时刚来美国不经世事，我竟然连人家的名字也没有问。我想借此机会真心说一句：“谢谢你们，好心人！”
许多年后我给老婆说起这段往事，她先是笑我傻，然后又说：“哎呀，那你托运的行李怎么样了？”其实，我哪里有什么行李，我所有的只是一颗要赚钱的心，要改变生活现状的“雄心壮志”。
“欢迎来到美国！”
和辛普森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还深深地记在心里。辛普森先生60岁上下，满头银发，身体结实，看上去精力充沛，虽然脸上经过风吹日晒有些粗糙，但能感受到他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他还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脸上经常掠过一丝狡黠的笑容。
辛普森先生问明情况，跟人家道过谢，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哥们，欢迎你来到美国！”虽然我那时还听不懂他的话，但也能从他的手势、身体动作中琢磨出他玩笑的意思。
回到他家，辛普森太太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为我接风洗尘。辛普森太太面色和蔼，说话慢条斯理，脸上总是洋溢着友善的微笑。30多个小时的旅途，我真的是又累又饿，虽然美国式的晚餐不像中餐那么对胃口，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一通风卷残云后，我被他们安排到专门准备的卧室，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起来。
萨勒姆在美国算个像样的城市，但在中国只能算个小镇。我去的那一年，全城还不到10万人。白天大街上也不是很热闹，晚上一过8点，基本就成了空城。辛普森家坐落在萨勒姆郊区，在一座小山脚下，林木茂盛，到处绿草茵茵，开满鲜花，景色非常优美。开门向西看，大山扑面而来，整个人顿时有一种“接了地气”的感觉。辛普森家的房子有十几个房间，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牧场，里面养着牛、马、羊、鸡、猫，还有看家护院的狗。这个房子加上牧场，足有我老家的半个村子大小。我不由得暗暗惊讶，这老头可真有钱！
后来我才知道，这房子既是辛普森的家，也是他的产业——一个私人老人院，每个房间住两个老人，一共有十五六个。这些老人最年轻的都有70多岁，最老的已经99岁，或多或少都有些行动不便，有的甚至出现了老年痴呆的征兆，生活无法自理，也不能进行日常交流。
辛普森先生带我参观完了他的老人院，已经过去了半天时间。我们回到办公室，他给我泡了杯黑黑的饮料，我抿了一口，香醇可口，甜中带着点烧焦的苦味。
辛普森先生说：“芳全（听起来像芳看），对不起，我总是念不好你的名字，你能再教我念一次吗？”
我说：“没关系，你已经念得很好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上中学时，在英语课上老师让每个人取一个英文名，我那时叫作David（大卫）。
我就说：“你就叫我大卫好了，这样你也会觉得顺口一点。”
他大笑，连手里的咖啡都差点洒了出来，“大卫，好，谢谢你！你很厉害，你的英文可比我的中文要好上10倍。”
把老人院当成自己的家
确定我的名字后，辛普森先生稍微正色了一点，说道：“大卫，我的事业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个老人院，我希望你喜欢它。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全职的工作，就是照顾这些老人。我一个月给你开400美元，你的吃住都是免费的，就在我家里，跟我们一起。如果你干得好，3个月后我们给你加薪。你看，这个条件你愿意吗？”
父母辛苦一个月，一共也就能带回几十元人民币，除掉日常开销，一般剩不下10块钱。现在，我一个不到18岁的毛头小子居然能挣到400美元，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好事，怎么还会不愿意？我平静了一下快要跳出来的心，说：“我非常愿意，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就这样，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开始了。辛普森先生说得一点都没错，这里的日常工作虽然琐碎、繁杂，但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就差一边工作一边唱歌了。我给老人们做饭、洗衣服、熨衣服、洗澡，带他们散步，给他们存取残疾人车辆、清洁地板和房间。
因为牧场的存在，辛普森一家还有老人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我负责给所有的动物喂食，给牛羊准备草料。牧场养了两头奶牛，给辛普森一家和老人们提供了最新鲜的牛奶，自然，每天早晨给奶牛挤奶也是我的任务，而且是我最喜欢干的活。在中国我从没挤过牛奶，那种新鲜的感觉我很受用。牧场养的鸡每天产的鸡蛋不但足够所有人吃，还有剩余。每天早晨去捡鸡蛋，也总有一种收获的乐趣。
只有一些需要使用英文的工作，比如为老人们准备日常药品，接待来探望老人们的家属，记录老人们的意见和提议等，我暂时还不能胜任。我每天跟在辛普森先生后面看他干这些活的时候，都非常留心看他是怎么做的，一边“偷师学艺”，一边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准备有一天把这些活也都揽过来。
老人院还有五六个员工，两个全职，其他人则是业余时间来打半工。我跟他们的关系都处得相当融洽。3个月下来，老人院的日常事务，除了辛普森教我的那些，其他员工干的活我也一样没落下，照单全收。而他们也乐意教我干活，毕竟我学会了，他们就可以少干一点，我也毫不介意多干点活。
除此以外，我每周都会给辛普森夫妇做两三次中餐。当时萨勒姆的中餐馆还非常少，他们吃到中餐的机会也不多。每次我烧好菜端上桌，他们都带着夸张的表情说：“大卫，你干脆改行吧，你一定是俄勒冈最优秀的厨师！”然后，他们会吃得比平时多一倍。
我已经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院子里的草长高了，我会用割草机跑来跑去地割草；秋天树叶落了，我会用吹风机把院前吹得干干净净。至于帮忙擦车、换灯泡、修栅栏、做小木工活等，不用辛普森先生说，只要我看到了，就会主动去干。到了秋天，我还会开着牧场的收割机，制作一米多高两米多长的干草滚子，供牲畜们冬天吃。辛普森先生对我很好，我要对得住他。
干活很多，但牛奶、鸡蛋、肉是每天餐桌上必备的食物，我的体重很快就从95磅增加到了130磅！虽然还远远算不上胖，但已经摆脱了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更不会出现晚上饿得睡不着觉的情况了！
唯一不习惯的，还是那种背并离乡的孤独感。俄勒冈州地处太平洋西岸，雨水充沛，每次一到下雨，我就更想家。有时候早晨起来，我会情不自禁地说起汉语：“这是哪儿？”
牧场的动物们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倾诉对象。牧场养的马可以随便骑，养的牛都憨厚老实，可以静静地听我“对牛弹琴”。特别是辛普森先生家养的大狼狗杰里（Jerry）、两只小狗博比（Bobby）和约基（Yorky）、一只小猫玛丽（Mary），全部都跟我成了好兄弟、好姐妹。每次我睡觉，博比、约基和玛丽就会跳到我的床上，杰里则会趴在床下，我们“一家五口”就在小房间里安然进入梦乡。
3个月就升职加薪
一天晚餐过后，我跟辛普森先生道过晚安，正要回我的房间休息，辛普森先生用他习惯的客气语调说：“大卫，你已经在这里做了3个月了，我非常感谢你的工作，对你也很满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从明天起，你就是老人院的管带（Manager），负责管理其他员工，我准备把你的薪水提高到1100美元。你看怎么样？”
我早猜到老板辛普森会留我做正式工，却没想到他要我做管带；虽然猜到他要给我涨工资，却没猜到他要给我涨这么多。
领到1100美元薪水的第一个月，我马上跑到邮局给我母亲汇了一笔钱。想象着母亲收到这笔钱后，可以买些药治一下哮喘，可以吃一顿大餐，还可以翻修一下破破烂烂的房子，让我在陌生的俄勒冈有了很多慰藉。
车在美国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没有车就像人没有腿。1979年，来美国一年多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一辆7000多美元的全新道奇奥姆尼（Dodge Omni），花掉了我的全部积蓄。奥姆尼车型早已停产，以现在的眼光看，它方方正正，一点也不流线形，显得很“古董”，而且只有暖气没有空调，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爱不释手。刚买到车的第一个月，晚上睡不着觉时，我就会一个人开车出去兜风。这辆车陪伴了我6年，甚至到离开萨勒姆到了丹佛的最初一段时间，它都一直陪着我。
做了管带以后，空闲时间稍微多一点了，我想充实一下自己，我的身份是交换学生，即使按照签证的要求，也应该去上学。我把这个想法跟辛普森先生一说，他马上同意了，还推荐我到离家很近的一所当地的社区大学先去读语言预科。我的英语水平虽然比刚下飞机时有了一点进步，但直接上大学还是远远不够的，读一个语言预科，对我而言是个必要的起步过程。
在美国，学生可以灵活地安排日程表，我报了中午前后的两节课，一星期上三次。上课的日子，我大概6点钟起床，先到牧场把所有动物喂好，挤完牛奶，捡过鸡蛋，做好早餐，给老人们准备好日常药物，给来上班的同事布置好工作，就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完两节课已经是下午，赶快回家，从同事那里接班，准备晚饭，收拾卫生，帮有需要的老人们洗澡、散步……等老人们都休息了，晚上11点多钟，我开始温习功课、写作业，一般都要凌晨1点左右才能睡觉，有时作业比较多，就要写到凌晨2点多。虽然累，但是一边挣着“大钱”，一边上学念书，很快乐。
一直在老人院待着，我平时的交流就是跟老人们的只言片语，还有辛普森夫妇。辛普森夫妇知道我口语不好，会刻意说得比较慢，再加上我自己努力学单词，3个月下来勉强可以跟他们交流了。可不出去不知道，一出去吓一跳，跟其他移民坐在一个教室，虽说是语言预科，但我的基础实在太差，在这一堆外国人里面也只能当哑巴，大半时间只能干瞪眼，看着老师和其他同学一会儿眉飞色舞，一会儿又大惊失色，特别是当老师讲了笑话，全班哄堂大笑时，只有我愣愣的。
我决定给自己开小灶，通过辛普森先生在教会里的好心人的帮忙，找到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答应到老人院来，每周为我上三次课。六七个月后，我终于能慢慢听懂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了，而且变成了班上积极发言的学生。
开始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
1980年7月，我被萨勒姆本地的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录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我选择了摄影专业，那时我觉得摄影很有趣，美国那么多美景，我应该都拍摄下来，给自己留作纪念，也可以给家人朋友看。
这些苦我觉得并不可怕，甚至不觉得它算得上苦。当你的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同时又怀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时，就是人生最黄金的阶段，越累越幸福，越苦越快乐。
真正的烦恼，在于对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摄影的确很好玩，但它毕竟是富人的游戏。一是那些高端的相机、镜头、镜架，冲洗费用，还有各种采风需要的旅行费用，都注定了穷小子要提高是几乎不可能的；二是摄影这行毕竟算是艺术，所有搞艺术的行业都有个共同特点——只有极少数有非凡天赋的那些人能出人头地，剩下的99％则连吃饱饭都很困难。
1981年，人人都在谈论一个神奇的东西——电脑。苹果公司年仅25岁的掌门人乔布斯（Steve Jobs）已经是大众眼里的英雄，他推出的苹果Ⅱ型电脑风靡全国，IBM也抓住时机推出“个人电脑”（PC）的机型与之对抗，各大媒体纷纷为之造势。各大高校纷纷开设计算机专业，掀起了一波电脑热潮。
大一还没读完，我就抛开摄影，投向了计算机专业的怀抱。最初几个月，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计算机这个东西，晚上如果有可能，我都会想办法待在大学的计算机室熬通宵，那是当时唯一能接触到计算机的地方。
但喜欢计算机不等于在计算机行业有自己的未来，我那时仍然在焦急地寻找能迅速改变家境的出路。计算机毕竟属于新兴行业，社会需求量不大。一想到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好像也不是我想要的。再看看自己身边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学阶段就打下了坚实的数学或电路课程功底，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的中学教育，跟人家差距之大难以想象。这些同学以后就是我的同事或对手，以我之短攻敌所长，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做了3年多老人院的管带工作，我对日常工作早已驾轻就熟，辛普森先生对我也一直很满意。3年里，我亲自送走了6位老人。看着朝夕相处的老人们走到生命最后一刻，特别是儿女不在身边、孤身一人上路的，我每次都会为他们流下泪水，感叹人生忙忙碌碌，到最后还是一场空。目睹世事无常、人生变幻，我也开始为自己思考，我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我不可能一辈子在老人院工作。是的，辛普森先生对我很好，是的，我干这项工作很拿手。但这是辛普森先生的事业，不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还在我也不知道的地方。我继续读书，继续在老人院工作，我的心绪却每天都在剧烈翻滚。从大学生变身中餐馆服务员
读大学时认识了同学阿强，也是中国人，比我早来美国几年，交友广泛。阿强的一个朋友在丹佛开了一家中餐馆，生意好得不得了，正缺人手，特别是缺既懂中文又会讲英语的跑堂。当时中国人大多集中在美国东西海岸，偏中部的丹佛等地区中餐馆不多，很难雇到人，只能通过外州聘请，偏偏这些人里面懂中文的不会英文，懂英文的又不会中文，像我这样懂双语的很吃香，阿强劝我试一试。“一个月底薪加小费能拿到2000美元！”他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合适吧”，因为我的父母送我来美国，是想叫我留学或者做生意，这样的路对他们来说自然而然也脸上有光。如果去做个跑堂的，好说不好听啊！
没几分钟，我就意识到这个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在美国，大家并不看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要你是靠劳动挣钱，就会受到尊重。往大里说，跑堂的和市长、州长甚至总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不会受到歧视。而学计算机专业，即使我勉强毕业后，也只能找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传统”工作，慢慢消耗宝贵的青春。我的特长是严谨认真、不怕吃苦、善于观察、善于“偷师”，这恰恰是做一个餐馆老板所需要的。几年来通过为辛普森夫妇及其全家做饭烧菜，我的手艺大有长进。而且我知道美国人非常喜欢中餐，中餐馆市场前景广大。再者，经过几年工作，我也攒了些钱，唯一差的就是经验。去丹佛干上两年，我自信能学到开餐馆必需的所有本事，两年后，我就可以当上真正的老板。再过两三年，依靠积蓄和人脉，我就可以开第二家姐妹店，5年内就是第三家、第四家连锁店！我就是连锁店老板了！以后，我还可以重新打回俄勒冈州，打到美国东西海岸，甚至把我的餐饮品牌打回中国……
我正在做着美梦，突然被打断。“你到底要不要去啊？”阿强说。
几个月后，阿强接到一个电话：“阿强，我是大卫，丹佛又下雪了，你过来滑雪吗？”
老邱德州Q&A
Q：你在牌桌上对朋友软打吗？
A：牌桌上我从来不会。在牌桌上对朋友或熟人因为“面子”不好意思真打，该诈唬时不诈唬，该下价值注时不下价值注，“默契”过牌到底，这叫软打。我认为软打有违扑克的宗旨，是对桌上其他玩家的不尊重，而且也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在高额桌上，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软打行为。
在比赛里面，软打是规则明令禁止的严重作弊行为，一旦发现，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现金局没有明文规定不得软打，但是软打仍然是不应该的。
首先，朋友之间的软打会改变筹码的分布，本该一个人赢的钱却没有赢到，那么桌上所有玩家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
其次，我听很多人说过：“多人锅我们不软打，但锅里就剩我和朋友两人单挑时，默契相互过牌总没有问题吧？”但这还是会产生很多问题。我也见过很多纠纷，都是因软打而起的。比如3个人时前位朋友1下注，朋友2在中间加注，后位陌生人弃牌后，朋友1生气地质问朋友2为什么对他加注，因为他认为陌生人肯定要弃牌，朋友2的加注显然是针对自己，而朋友2认为他加注时仍然是3人锅，所以不违反两人的软打协议。有时朋友1下一个超大的注诈唬，锅内其他人都弃牌，唯有朋友2却读到朋友1是在诈唬，于是拿很弱的牌跟注，这个跟注可能也会引起朋友1的质疑。没有任何“软打协议”能完美地解决类似的纠纷，因为软打本身就是跟扑克的设计宗旨相违背的。对任何人都真打，才能保证对任何人都公平。
我只在打金拉米时软打过，因为那是一对一的游戏，不存在对其他人的尊重和利益纠纷问题。在扑克桌上，即使对我的金主，我也绝对会真打。刚搬到洛衫矶我的资金流不足时，如果打的局较大，我会接受朋友特德·福里斯特（Ted Forrest）的赞助，他“买”我的牌局，不论输赢都和他分摊。一旦接受赞助，我必须向桌上所有对手声明。但我绝对没有任何一手牌对特德软打过，他也绝对不会对我客气。
有一次一个中国朋友和我同桌，我跟他真打一手牌，赢了一大锅，结果他很生气。打完牌后我特意请他去吃大餐，很诚恳地表明我的态度：大家场下可以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可以请你吃饭喝酒，甚至你困难的时候我可以借给你钱，但这并不妨碍场上我们要真打。软打不但难以做到公平，牌桌上其他玩家也会看不起我们。他愉快地接受了，我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
我的建议是：一律真打，无论是多好的朋友。如果觉察到对手可能有软打的意图，不妨事先跟他说明自己要求真打的立场。如果坚持这样，相信我，你不会失去真正的朋友。那些因为你真打就要跟你断交的，恐怕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