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几个月之后，我的扑克收入逐渐提高，很快就超过了饭店的经营收入，甚至高出两三倍。我开始想，既然利用闲暇时间打扑克都能轻轻松松收入这么多钱，要是全职打牌那还了得？岂不是一年之内我就可以赚取开饭店好几年的收入？而且打得高了之后，丹佛容不下我，还可以去拉斯维加斯！我到底要不要走上职业牌手这条路呢？
1989年发生了很多事，柏林墙被推倒、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宣布冷战结束是当年最大的热点。可是对我来说，一场由扑克引发的赌博是否道德、是否可以作为职业的战争才刚刚打响。
我出生并成长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村家庭。母亲从小给我的教育就是，千万别沾赌博的边，好男人从来不赌。赌博被视为和淫秽、偷窃、吸毒同等级的行为，同时有不计其数的自甘堕落的赌徒作为佐证。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是坚决禁赌的。
现在我远离了家乡和父母，承载着他们的厚望来到美国，却在这儿迷上了扑克，甚至想要作为终身职业！每次想到要全职打扑克的时候，赌博的各种负面形象就铺天盖地地充满我的脑袋。特别是夜里，我会立刻惭愧得半个晚上睡不着觉。
兼职做扑克俱乐部经理
一个劳累的周二，饭店打烊之后，我又照例去盘俱乐部。周二可能是盘俱乐部最清闲的一天，两边都够不到周末，即使下班后来打牌的也都早早回家睡觉了。八张桌子只开了三张，一张有限德州，两张七牌高低梭哈。如果我有足够的选择，我的优先顺序是金第一，奥马哈高低牌第二，有限德州第三，七牌高低梭哈和其他扑克只能排到第四或者更低。打金我优势最大，然而很少有人再愿意和我打，这也是名声的坏处，他们都知道“那个中国人”很厉害。奥马哈高低牌我的优势也不小，但一般只有周末才会开桌。看来今天我只能等有限德州的桌子了。
等了一会儿，桌上几个人却没有走的意思。我看了一下，以几个紧手为主，史蒂夫也在。即使我上桌，也不会有太大的盈利。我不伯对手疯，也不怕打得怪，就怕他紧。倒不是说紧手有多厉害，我打不过他，而是因为他紧了，我的盈利自然就少了，每小时10美元，那还不如回家睡觉。
我正准备走人的时候，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卫，今天没什么生意，对不起了。”
“是啊，罗蕊，你怎么搞的，知道我要来，还不准备几张好点的桌子。”我跟罗蕊已经很熟悉了，毫不客气地打趣道。她今天很罕见地穿了一身紫色的套裙，精明干练之余也不乏温柔的女性魅力。
“好吧，为了补偿你，我给你开一桌金怎么样？”罗蕊笑意盈盈。
“金？”我环顾四周，除了我只有两个玩家在等桌，他们中间的一个从来不玩金，另一个跟我大战一星期后，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玩金了。“跟谁？”
“跟我。”
“你？开玩笑吧，你不得上班吗？”
罗蕊抬起手腕看看表，“这不，快11点了，正好是我下班的时间。我知道你打金厉害，跟你请教几手，你该不会把我的钱赢光吧？”
罗蕊居然要来真的，真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向来不拒绝主动送上门来的对手，罗蕊也不例外。“好吧，承蒙不弃，我就陪罗蕊小姐玩会儿喽！玩多大的？”
“先试试20美元带算分的吧！”罗蕊说。在盘俱乐部，玩金的以10美元和20美元为主，罗蕊挑了个比较大的，但也算不上太出格。
我们在一张闲置的牌桌的一端相邻坐下，她叫一个闲着没事干的发牌员拿来一副牌，自己麻利地唰唰洗好了，开始发牌。罗蕊是从发牌员干上来的，虽然过了几年，洗牌发牌的功夫却一点也没放下。
每人十张牌迅速发好了，我也不跟她客气，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一直秉信，交情归交情，牌桌上跟谁都不能打软牌。第一局，我赢了她。
第二局，我打着打着，发现罗蕊的牌越拿越低，尽管我不想偷看她的牌，但是那些牌几乎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了。这是初学者常见的毛病，因为牌局中过于关注牌本身，经常会忽略拿牌的姿势。我跟她说：“你再这样，我赢你可不好意思了，你的牌我都看到了哦！”
罗蕊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把牌拿得直了一些。这并没有帮到她，第二局，我依然用一个米和赢了。我又一鼓作气赢下了第三局。
跟弗兰科打金，我知道他很有可能长期挑战我，而且他有钱得很，我可以考虑稍微放一些。跟罗蕊打，我虽然不知道她到底想要干什么，但我知道她不会是我长期的对手，更大的可能是心血来潮，所以如果我跟她玩软的，反而是对她不尊重。
到了算分、也就是算钱的时间——我赢了三局，也就是60分，外加点数分30，一共是90分，转换成美元就是90美元。
“60加20加10再加10，正好是100。大卫，这是我欠你的100美元。”她拿出一张“本杰明”递给我。
金的算点方式有点复杂，算错了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我赶快说：“应该是90，我的奖励分60，点数分只有30。”
罗蕊好像不太相信似的看了看我，又低下头稍微看了一下，说：“真的哦。谢谢你，大卫。这是90美元。”她递过来几张零钱，我说声“谢谢”，把它们收好。即使是罗蕊的钱，该要也得要。
“大卫，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工作？”罗蕊突然问道。
“在盘俱乐部干经理吗？可是我没经验啊，而且，你知道我还开着饭店，夭天上班。除非……除非我兼职工作。”俱乐部经理是个很轻松的活儿，而且我也喜欢这个环境，如果有辙，我还是想试一试。
罗蕊又露出习惯性的、可能有点职业性的微笑，“要的就是你兼职啊。你也看到了，盘俱乐部平时的生意不算太好，我一个人也能应付得来。但是到了周末就火得很，周五周六一般都是满座，周日没那么夸张，但是也比平时忙得多。如果你能在这三天来帮帮我的忙，那就太好了。”
我心里盘算，饭店已经步入正轨，虽然我还是出力最多的，但是没有我，其他员工也能凑合应付，大不了再雇一个人好了。而周末本来中午生意就不怎么样，我何不乘机把周六周日的午餐取消，只做晚餐，这样就能腾出时间来跟罗蕊搭档了。
“可是，罗蕊，为什么是我呢？我的意思是，这么多玩家里面有好几个都做过牌室经理，为什么你不首先考虑他们？”我抛出心里最后一个疑问。
“大卫，你来这里打牌也有半年多了，我对常来的玩家都观察过。我是这么想的：俱乐部宁愿要一个没有经验但是人品正直、不发脾气却能坚持自己原则的人，也不愿要一个有经验但是人品不正或者不好相处的人，你明白吗？其实管理牌室也没什么难的，这半年我看你也始终在观察牌室的运作情况，只要再稍微了解一些牌室的规矩，你肯定能行的！”罗蕊坦诚地用她波光荡漾的大眼睛注视着我。
“那好吧，既然你这么信任我，我也不好拒绝你喽！什么时候上班？”
“越快越好，最好这个周末你就来！”她倒是不客气。美国政府对赌博的政策
随后，罗蕊给我讲了一些盘俱乐部的掌故，大多数我都已经知道或者从坊间听说过，但我还是仔细地听着。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多数州还是禁止赌博的，丹佛所在的科罗拉多州也不例外。但是，禁令归禁令，人性归人性，只要人们想赌的愿望足够强烈，任你再厉害的禁令也禁不住。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是有很多先例的，比如20世纪初的禁酒令。因为美国是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国家，禁酒的情绪特别强，甚至在1919年把禁酒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在第十八修正案里明文规定，全美国范围内均不能造酒、卖酒、运输酒。
但是，美国人对酒的渴望哪里是一纸禁令就能管得住的。第十八修正案出台之后，各种各样的规避手段层出不穷，使这个法规就跟不存在一样，想喝酒的人只要稍稍动一下脑子就能喝到。最常见的是家庭酿私酒，我关起门来自己造酒，你还能管得着？有的则借助医生帮忙，某些特定的病是要用酒精治的，靠医生处方可以买到威士忌，虽然处方上标明“除医疗用途外，其他用途都是非法的”，但是医生滥开处方，药剂师也不会问任何问题。第十八修正案出台之后，这种需用酒精的“病”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倍！另外贩卖私酒的酒贩子和地下酒吧也很多，认识看门人就可以进去，而看门人专门负责盯着警察，不让他们进入。
出于好意的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私酒贩子靠犯罪牟取暴利，酒的品质差异很大，很多人因为喝了工业酒精或者有毒的酒导致失明、铅中毒，甚至还发生瓶子炸了崩坏人脸等各种事故。因为执法官员腐败，酒品黑市到处都是。执行禁酒令的成本非常高，政府又失去了酒品的税收，这一进一亏国库也很难承受。上到政府下到老百姓，对这个禁酒令可以说是怨声载道，最后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终于在1933年，美国立法取消了第十八修正案，酒品再次成为合法商品。而第十八修正案也成为美国迄今为止唯一被取消的宪法修正案。
20世纪80年代赌博在美国的处境，有点像二三十年代酒品的处境。虽然法律明令禁止赌博，但只要想赌，人们总能找到各种方法。首先是内华达州和新泽西州先后开放赌博，造就了西部的拉斯维加斯和东部的大西洋城两大赌城。它们分别招揽了来自邻州、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巨大客流量。其他尚未开放赌禁的州，则坐视自己州的人去两大赌城贡献滚滚税源，肥水尽流外人田。
在那些暂时没有开放赌禁的州，人们想要找到打牌的地方也很容易。首先，他们可以找到私人牌局；其次，如果在州内有专门为印第安人划定的保留区，那里很可能就有赌场。如果两者都没有，你还可以找到盘这样的俱乐部式扑克室。
原来，美国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意允许他们组织开设俱乐部，玩有他们民族或者国家特色的牌戏，可以带一点赌博性质而不违法。当然，21点百家乐这种通用的赌博形式是不可以的。盘俱乐部就是犹太人开设的俱乐部，其开设之初声明俱乐部主要组织“盘”牌戏，但是开的时间长了，各种扑克形式都进来了，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当年对待禁酒令大同小异。不仅如此，俱乐部还受到当局的保护，每天都有警察在附近巡逻，不是抓赌的，而是抓醉酒闹事打架二斗殴的，为确保赌徒们有一个良好的赌博环境贡献了很大力量。
因为不是明令挂牌的赌场，盘俱乐部不能抽水。俱乐部的盈利主要靠跟发牌员的小费分成——发牌员们在一天结束后要分给俱乐部一半的小费。当时扑克刚刚开始流行，短期内也看不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大家都不知道小费应该给多少。比如，一锅30美元，通常能给出5美元。其实，这一锅30美元里面有他自己的10到15美元，盈利也就15到20美元，再给出5美元，百分之二三十的盈利可就都给出去了，这样下来是绝对不可能长期盈利的。可是玩家不管这个，他就图个高兴，俱乐部当然把这些玩家当宝贝供着。
罗蕊还教了我一些日常管理和运作的事情，比如怎么安排发牌员的当班顺序，怎么预测第二天、下一周的客流量以便排班，出现牌手纠纷时怎么解决，怎么核对账目，怎么组织比赛，等等。对，那时候已经出现了比赛，但是比赛形式也是有限德州，而且只有周末才有，人们对比赛的热情普遍不高。
被赶鸭子上架，充任发牌员
第二天，罗蕊安排我见了一下俱乐部老板——老麦。老麦是一个60多岁、看似貌不惊人却声若洪钟的犹太老人，我差点被他的大嗓门吓到。我一直都认为，说话声音大是人真诚坦率的表现，后来才知道，老麦有点耳背，所以讲话才那么大声。老麦平时基本不怎么来俱乐部，因为他还有其他生意，据说是一个银行的董事，还是若干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但我能看出来，老麦也很喜欢我，或者说，他信任罗蕊，因为他马上就同意了让我上任，而且把罗蕊跟我讲的预期薪水又提高了一截。
到了周六，我就走马上任，干上了兼职经理。开始几个礼拜，罗蕊还来跟我一起上班，后来看我干得还不错，有时候干脆就放我一个人在那里，她则美滋滋地享受休假去了。
正如罗蕊所说，牌室经理这活，其实一点也不难，至少对于有心人来说不难。平时我打牌的时候，就经常观察罗蕊是怎么运营管理的，到了这时正好派上用场。我对所有发牌员都和颜悦色，他们也都乐意跟我打交道。跟发牌员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牌室有时候生意突然好起来，就要紧急叫上一两个本来不当班的发牌员来补班，理论上讲，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将心比心，谁愿意在休息时间被叫来工作？这时候私人关系就很重要。很多发牌员都跟我说：“大卫，我来补这个班，不是为了牌室，是为了你。”对这些兄弟，我都心存感激。
有时候赶上发牌员突然生病请假，一时间叫不来补班的，我只能亲自上阵发牌。按道理说，发牌员是要经过1到3个月的培训，才能上岗执业的。我这纯属赶鸭子上架，早就做好了被别人看笑话的准备。但是一场牌发下来却出奇地顺利，洗牌、发牌、掌控全桌进度、数筹码、在高低牌戏中分锅，我都做得有板有眼。这部分归功于我平时在牌室的细心观察，但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我在家喜欢模拟牌桌，自己经常一角多用，同时充当发牌员、自己和对手。本意是练习牌感和研究对手，无意中把洗牌发牌也练熟了。
返乡送别母亲
1989年底，我接到二哥从广西打来的电话，知道了母亲病重住院的消息。我心急如焚，稍微交代了一下饭店和盘俱乐部的事情，就立刻买了机票回国。一路上我又着急又愧疚，又苦闷又抑郁。着急的是母亲的病情——伴随她几十年的哮喘已经让她吃尽了苦，不知道她能不能再熬过这一关。愧疚的是，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虽然是古人的观点，但我在美国这一晃11年，确实没有也无法尽孝道，二老有点什么事情，只好靠守在老人身边的哥哥姐姐们，我定时寄回去的美元代替不了亲情。苦闷抑郁的是，母亲指望我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我虽生活无忧，但距离出人头地还远得很。更重要的是，我竟然沾染上了母亲最为不齿的赌博恶习！一想到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母亲开口。唉，扑克不是赌博，顶多是有技巧、可以赢钱的游戏，这些事理我懂，可是母亲懂吗？她能接受吗？
下了车我直奔医院，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鼻孔插着氧气管，瘦骨嶙峋，形容枯搞。我一见这情景，再也忍不住心里的酸楚，扑到病床前跪倒，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接下来的两星期里，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我每天都守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回忆过去的事，也给她讲我在美国的经历。当我提起有时候打牌还能赢点钱时，她吓坏了，郑重地告诉我：“你可千万别沾那东西，赌博没一个有好下场的，十赌九输说得不对，应该是十赌十输。”我跟她解释，说扑克跟其他形式的赌博不一样，是有技巧的，我比他们厉害，所以能稳定地赢。她还是不放心地劝我：“赌徒们都说自己能赢，最后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输到破产？其实输钱倒无所谓，我是伯你输了钱做傻事，搞不好都得进去！”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我输光的时候倒没有，可是后来真的“进去了”。
我见她不能理解扑克，也就不再解释了。母亲可能时日不多了，我想让她少受点罪，享受几天安宁日子。接下来的几天，我只讲高兴的事。
我回国一个月以后，母亲还是没能熬过去，在一个阴雨天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73岁。她一辈子都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对人善良诚实，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劳动妇女。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教我的做人道理，我将终生难忘。
母亲住院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个父亲的老友因为碰巧有亲戚在同一家医院住院，也经常来探望。他的女儿经常过来帮忙，跟我一起扶母亲起床，帮着喂饭喂水，甚至还收拾脏东西，我很过意不去。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比我小6岁，我们小时候就认识。在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她又经常来安慰我，哄我开心。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
回到丹佛以后，我仍然无法从母亲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一度情绪非常低落。那段时间，幸亏有来自大洋彼岸的鼓励和安慰，我才有勇气支撑下去。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未来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而是有了另一个彼此互相牵挂的人，要携手走完一生。然而，饭店和盘俱乐部经理这两份工作挤占了我所有的时间，我不胜其烦。我想，应该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转让饭店，开始全职扑克手生涯
纯从金钱角度看，我在俱乐部的薪水和打牌的收入肯定比开饭店要多，而且也轻松得多。即便是从兴趣角度讲，打牌也显然有趣得多——我每天打牌都充满热情，回到家后仍然一个人研究牌技，琢磨各种门道。饭店的工作完全是另一个极端：单调重复、又脏又累。
既有钱赚，也有兴趣，这不就是两大成功因素的完美结合吗？我为什么还要坚守饭店呢？我心里很清楚，是伯辜负母亲的期望。母亲希望我做人正直，不沾染赌博的恶习，一辈子都平平安安。我怕母亲如果泉下有知，知道我卖掉了辛苦经营的饭店，不能原谅我。
可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不能一边继续经营饭店，一边追求我的扑克梦。那样下去的结果就是两边都做得非常平庸。我不怕辛苦，但是我怕平庸，我更怕自己好不容易展露的天赋到最后仍然被浪费掉。母亲对我好，可是她不了解扑克，她也不如我更了解我自己。她以为对我最好的事情，其实却未必。我想，她的最终目的是让我幸福，如果我因为听了她的建议而不幸福，想必也不是她的本意。
迈过了这道坎，我心无羁绊。终于，在1989年年底之前，我把经营了两年多的餐馆和我的中餐大王的梦想一并彻底转让了。从此开始，我的生活完全跟赌场分不开了：周末，我是盘俱乐部的经理；平时，我则是全职牌手，有时就在俱乐部，有时也去玩家家里打私人局。无论跟谁，只要能找到金，我就打金；找不到，我就打德州、打七牌梭哈、打奥马哈。
虽然扑克玩家是传统意义上的“赌徒”，好像天生就该道德败坏、偷鸡摸狗，但是在赌场严密的监视和规则之下，他们倒也挺守规矩，很少有什么出格的事情发生。绝大多数时间我这经理当得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是说就绝对没有敢于琢磨歪门邪道的。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人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发牌员与玩家联手作弊事件
一次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我的老朋友吉米把我叫到一边，严肃地说：“大卫，你觉得克里和查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克里是发牌员，今天也来了，刚才没轮到他上桌，他一直在做跑堂的，也就是帮玩家换换筹码之类的活，查理是跟吉米在一个桌上的玩家，这两个人好像沾不上边。我说：“没什么不一样啊，你发现什么了？”
“我怀疑他们作弊！”他压低声音说，把作弊这个词拉得很长。
我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作弊可不是小事，特别是赌场工作人员作弊，不仅会马上被开除，而且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我赶快问：“你怎么发现的，有证据吗？”
吉米显然是压抑着心里的怒气，“我早就盯上他们两个了，每次查理来打牌，总是等到克里做跑堂的时候要求换新牌。而新牌一换来，他就打得出奇地好，赢了我不少钱。我确实没发现牌上有什么记号，但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联手作弊，在牌上捣的鬼。”
“现在你桌上打的是不是克里换过来的牌？”我问道。
“是，大概一小时前克里刚换过来的。”
“那好，你回桌子后不要声张，过一会儿假装牌运不济，要求再次换牌，等我拿到那副牌再做研究。”
吉米依计行事。
我顺利拿到那副牌后，马上躲到角落里细心研究。看来看去总也看不出这副牌有什么毛病，所有的牌正面反面看起来都一样！大小一样，没有划痕，没有折痕，没有污点，花纹也跟出厂时一样。难道是吉米太敏感了，查理赢钱和克里换牌都是赶巧了？有可能。毕竟打牌是个跟运气有关的活儿，短期内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又拿起A仔细揣摩。如果这牌上有鬼，四张A是肯定要标记的。我看来看去，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我又抬头看了看正在打牌的查理，发现他刚才戴着的墨镜已经抬到头顶上去了。恰好此时他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发现我也在盯着他看，就把墨镜摘下来放进上衣口袋里了。
要说戴墨镜也不算什么稀奇事，打牌戴墨镜的玩家大有人在，他们都想隐藏自己的马脚。我个人在现金局里倒是不常戴，玩得太小了，戴墨镜没什么意思，只有在大比赛里我才会考虑。可是这次查理的墨镜却引起了我的怀疑：是不是毛病就出在墨镜上？
我走向查理，跟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嘿，查理，墨镜很漂亮啊，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副。”
查理顿时显得惊慌起来，本来就有点酒糟红的脸更加红得发黑，“这墨镜啊，别提了，戴上它是不是挺傻的？我老婆总说我戴上显得很傻，纯粹是‘装13’。干脆，我不戴了。”说完就要把墨镜放进裤袋里。
我伸出手阻止了他，“别忙，让我看看！”
查理的手不但没伸过来，反而干脆放到了裤兜里。
我固执地再把手伸出去，严肃起来，说：“查理，请你把墨镜递给我。”
查理这才很不情愿地递给我，我拿起来就朝后台走去。查理急了，连忙说：“你要去哪儿？在这儿看不就行了吗？喂，大卫，我告诉你在哪儿买的，你自己去买吧。墨镜还我！”
我一边说着“马上就还你”，一边拿着那副墨镜戴上。透过墨镜，我清晰地看到那张A背面有一个大大的A！
查理收起自己的筹码，把他的棒球帽摘下来放在桌上，把筹码一股脑堆在帽子里，站起来就往门外走。我立即对门口的保安喊道：“拦住他！”
查理跑了起来。可我们的保安也不是吃素的，虽然很胖，玩追逐战可能会比较吃力，但此时正好可以发挥体积大的优势。保安一下堵住门口不算，还伸开双臂叉开腿，跟查理说：“先生，请别走！”
面对高1.9米多、体重将近300磅的保安，查理只好乖乖地站住了。保安命令查理面对墙角，然后从背后扭住他的手。
我也不敢怠慢，马上给俱乐部老板老麦打电话。盘俱乐部开了这么久，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我必须要请示。老麦告诉我，先把查理请到经理办公室稳住他，他给律师打电话后再说。片刻之后，他带着律师一起赶到，跟查理一起在办公室里对峙。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没收查理的所有筹码，另罚款3000美元，不予起诉。
发牌员克里就没这么好运了，老麦大发雷霆，一定要起诉他，说这事绝对不能私了。克里这孩子也就20出头，平时倒是待人和气，跟我们处得都不错。他最近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很大，这次铤而走险犯下大错，可能跟这个有关。克里找到我，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让我一定要看在平时大家关系都不错的分上，帮着向老麦求求情，私了算了，不要告他。雇员作弊欺骗雇主和顾客，这种事一告一个准，一两年的牢狱之灾是跑不了的，更重要的是一辈子背上案底，找工作都找不到了。
看克里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也觉得有点不忍心。他犯的错误的确不小，但是他还太年轻，应该给他一次机会。我去跟老麦求情，老麦开始不答应，后来他想了想，居然真的卖给了我这个面子，对克里仅仅是罚款开除了事。克里很感激我，也一直跟我保持着联系。现在他已经是一家很大的汽车行老板，据说他的车行以信誉好著称。
至于二人联手作弊的方式，是精心策划的：查理先买好隐形药水和眼镜，克里帮他偷出俱乐部的牌，他用药水做好标记，再由克里带回牌室。只要查理看到克里在赌场当跑堂的，就要求换牌，克里就用标记的牌换掉原来的牌。只要查理戴上特殊的墨镜，就能看到牌上的标记了，而别人什么也看不出来。
盘俱乐部从此之后也改变了规矩，发牌员仍然可以给客人换筹码，但拿牌换牌必须由经理亲自干。这样就有效杜绝了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老麦就此对我另眼相看，经常主动约我吃饭，商量俱乐部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公司什么企业，只要为人打工，能受到老板赏识总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可是很多人认为我这么有才，老板天生就应该赏识我，他不赏识我是他的损失。其实，只要换位思考，假设自己是老板，马上就能想明白老板最赏识什么类型的员工——肯定是把企业当作自己事业来干的员工。
成立“丹佛华人同乡会”
在我卖掉餐馆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很多在丹佛经营餐饮业的中国人。我感觉这些人都非常辛苦、勤奋，同时也很苦闷，背井离乡，孤身在外，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辛酸故事。那个时候信息闭塞，也没有互联网，基本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和联络，连雇人招聘这种事都只能通过中国人的西部大本营——洛杉矶来进行。我心里琢磨，如果我能组织一个联谊会，不但能促进中国人之间联络感情，在异国他乡苦中作乐，同时还能给大家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比方说哪个餐馆缺人，哪个地段不错，哪个餐馆转让。这个联谊会的念头一起，我就按捺不住，第二天就租了一家不大的门面，“丹佛华人同乡会”正式挂牌开张了。
同乡会成立之初，我联系了一些熟络的餐馆同行，大家兴趣都很大，聚在一起打打扑克、麻将，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聚一聚。后来，因为口口相传，人越聚越多，到周末的时候能有四五十人来。大家互相聊天，很多人知道了我打扑克的事，一听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就撞掇我组织牌友会，反正有张桌子有副牌有点筹码就行。
说干就干，牌桌支上，牌就在空中飞了。我成功地“带坏”了一批人。
此后，这个同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丹佛华人承担了三重职能：联谊会所、信息中心、私人牌局。直到后来因为我常去拉斯维加斯打牌，无暇管理，联谊会才慢慢消散。大多数联谊会的朋友都是把打牌作为业余爱好，但也有几个人跟我一样，走上了职业牌手的路子，成绩都还不错。
1992年春节后，我老婆飞到美国来正式和我团聚，我们结束了两地隔洋遥望的日子。我在丹佛买了个大房子，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个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顶，山上林木密布，山下有一片安静的湖水。房子是我们两个从头开始设计建造的，冬天可以看到很开阔的雪景，纷纷扬扬的大雪扑簌簌地落在山林和结冰的湖里，确实很美丽。这对我和她来说是个额外的享受，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南方，对于雪的美丽是“听说过没见过”。后来我们搬到洛杉矶，虽然购物方便了，中餐更好吃了，房子也更贵更高档了，但我老婆还是最怀念在丹佛的生活，怀念我们的第一个家和那片雪景。
跳槽到吉盆赌场，遭遇酒鬼闹事
1992年，经过一番拉锯战，科罗拉多州终于通过了开放赌博的法律。这意味着两件事：好事是扑克人口要大规模增加，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赚钱的机会更多了；坏事是盘俱乐部的生意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面临倒闭。
到了1993年，丹佛市区第一家正式赌场终于开业，取名吉盆（Gilpin）。赌场里除了老虎机、21点、掷骰子（Crap）等“传统”赌场项目之外，也开了一个扑克室！无论是桌子数量，还是装修的豪华程度，吉盆都胜过盘俱乐部。隔三差五的就会有盘俱乐部的发牌员跟我告别——他们都跳到吉盆去了。
要说老麦也真够朋友，他居然主动向吉盆赌场推荐我去做扑克室的经理。吉盆的老板也是犹太人，跟老麦是朋友。就这样，我谢别了老麦，吻别了罗蕊，到吉盆当上了全职扑克室经理，在赌博的路上“越陷越深”。
吉盆是正式赌场，扑克室可以光明正大地通过抽水盈利。当然，小费制度还是保留了下来，而这些人给小费的习惯，还是跟在俱乐部打牌时一样。要知道，以前俱乐部的小费是同时养活发牌员和扑克室的，而现在扑克室通过抽水已经抽了一部分，再加上小费，牌手每赢一锅很大一部分都为赌场做了贡献。我粗略计算，即使按照我的盈利水平，也打不败抽水和小费，可以说10个扑克玩家有10个都是输家。想到这里，我有点无奈——还是老老实实做我的经理吧。
以前在盘俱乐部的时候，牌手多是律师、医生等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这些人收入较高，也都比较规矩。虽然出现过“查理作弊事件”，但那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我3年中也只碰到过一次而已。但是吉盆赌场不一样，它是面向大众的，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醉鬼、烂赌鬼借酒撒疯的事情屡见不鲜。
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正在值班，发现2号桌上两个相邻而坐的玩家不太对劲。其中一个小年轻显然已经有八分醉意，打得很松，运气也不错，面前的筹码已经堆得很高。他旁边是一个常来的老头子，平时就打得紧，但是很要面子。现在这个小年轻基本每一把都要加注，搞得老头子在他上家很不舒服，跟小年轻说了几句教训的话，大概是你这么打早晚会破产输光之类的。小年轻借着酒劲，哪里肯听，加注加得更厉害了，只要老头子进来，他甚至不看牌就加注。光加注不算，他嘴里还一直叨叨个不停，什么“我就是牛逼，你怎么着”啦，什么“有些人不会打牌，还胡乱教育别人”啦，什么“靠嘴说话没用，要靠筹码说话”啦，直把那老头子说得脸上红一块青一块，额头上血管一根根都要爆裂开来。我心里嘀咕：看来这两位今晚要唱一出好戏了。
果然，没过多久，小年轻又加注，并且赢了一大锅。这下可好，那些刻薄话更是不断地从他嘴里冒出来。老头子气得肚子“咕咕咕”地乱叫，言语上又不是对手，忍不住推搡了小伙子一把。小伙子哪里肯示弱，站起来朝着老头子光光的脑壳就是一巴掌。老头子虽然体力上吃一点亏，可气势上反倒压过对方，也站起来，一只手揪着对方的衣领子，另一只手结结实实给了对方一记耳光。桌上顿时大乱，全赌场的目光刷的一下朝事发地点转过来。
闹事的两个人在桌子的8号和9号座位，而我在另一端，也就是3号座位那一边。要想过去得绕过桌子，可吉盆扑克室的桌子安排得比较密集，在桌子中间还有若干供客人放水和杂物用的小推车，要想绕过去得好几秒钟。眼见那两位爷已经亲娘祖奶奶地开始肉搏，几秒钟的时间我都耽误不起！可巧，面前的3号座位是空的，我没来得及多想，一个箭步从3号座位蹿上桌子，直接跨到另一边的事发现场，正好在两个当事人中间着陆。我一手一个推开两位爷，大声喝道：“都别动！给我老实待着！”
一刹那间，我镇住了场子。可我觉得我扛不了太久，两位爷都人高马大，体形健硕，再过一会儿恐怕要绕开我直接开战。好在我只需要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够了，因为如果半分钟内保安还过不来，肯定有人要被开除。果然，20秒钟后，第一个保安赶到，接管了局面，等第二位、第三位保安来了以后，3人合力把两位爷驾到了后台经理室。全场议论一番之后又平静下来，只能听到唰啦唰啦的筹码声。
过了些时候，吉盆总经理鲍勃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录像对我讲：“大卫，你会飞啊！”我一看录像，只见我从牌桌一端一个蜻蜓点水就跳上桌子，一步跨到另一端，脚未落地即用双臂分开正在做纠缠状的二人，确实有点李连杰的风范I从此以后鲍勃也对我另眼相看，给予我很大的自由，让我对扑克室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规划管理。
谈到这里，我必须给赌场说几句公道话。没错，我是亲眼目睹了一起作弊案和一起打架冲突，可是，这是我在赌场工作好几年所见的仅有事件。一般来讲，赌场是非常安全的，甚至比外面的任何环境都安全。因为里面有不计其数的监控录像和众多保安、发牌员、经理。在牌桌上，你可以随时离开座位十几分钟，就算把几千美元的筹码放在牌桌上，等你再回来时，也绝对不会少一块钱。任贼胆子再大，也不会傻到去赌场偷东西。
主动要求降职
没过多久，我对鲍勃提出一个让他大跌眼镜的要求：我主动要求降职！
原来，经我观察，发牌员们的工资加小费收入居然是我这个名义上的上司两倍之多，原因就是我说过的，绝大多数赌客给小费都超级多，因为他们都还保持着在俱乐部无抽水时期的小费习惯。特别是牌桌上有其他休班的发牌员打牌时，这些人给小费就更慷慨，50美元的锅能给到七八美元。我作为经理，却只能管理，不能亲自上牌桌，真是岂有此理。
还有个理由，就是我想借助当发牌员，继续培养自己的牌感。打牌这玩意，很讲究一种连续的感觉，若是长时间不打，牌感恐怕就要消退。因为通行的小费给得很高，打牌很少能盈利，我自从当了吉盆的牌室经理后就基本不打牌了，但牌感是必须要保持的，发牌员就是最好的旁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玩家的细微动作和表情，揣摩他们的思路，我对这个活儿很感兴趣。
鲍勃虽然很惊讶，但他了解发牌员来钱比主管还多这个事实，于是同意了我的申请。我又坐上了牌桌，只不过是在另一端——手里拿着整墩牌的那一端。
打牌的乐趣在于靠自己的纪律和智力战胜对手，同时享受肾上腺素加速分泌的惊心动魄的快感。而发牌员也有发牌员的乐趣：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牌手尔虞我诈，精心设计圈套，看他们诈唬时故意伪装出的满不在意，看他们被冤家牌河杀之后的痛苦万分，看他们水下（意思是某玩家处于输钱状态，面前的筹码比总买入要少）时的各种心焦似火，也非常有意思。
发牌员的技巧
单论发牌速度，在几十个发牌员里面，我恐怕不是最快的，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讲我是最专心、出错最少的。有些发牌员过于追求速度，以至于经常出现发错牌、算错锅甚至催促玩家等错误，玩家对他们并不见得满意。关于发牌速度，我做过测试，我一个小时大概能发35到40手牌，一般发牌员的速度在32到35手之间。每小时能多发出四五手牌，这对于一个扑克赢家来说，可能就意味着每小时多赢10美元，他们肯定很高兴。奇怪的是，输家反而更希望你发快点，因为他们急着扳回老本呢。那些过于追求洗牌和发牌速度的发牌员如果不出错，一小时有可能发牌超过40手，但是基本上每小时都要出一两次错误，造成重发，所以他的理论值永远不可能实现。
在玩家打牌的过程中，我也尽量把我放到他们的角度思考，经过无数次这样的训练，很多时候我能精确地猜到双方的牌，即使猜不准，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也能提前判断得差不多。等到双方一开牌，我早已做好准备筹码该往哪边推，这也节约了不少时间。
还有一些让牌局平稳运行的小窍门，很多发牌员不太注意。比如不必非要等大小盲贴出之后再发牌，可以先发牌，发的过程中大小盲很可能就自动贴出了，如果那时还没贴出，再提醒也不迟。有的发牌员总是在发牌前像追债一样催大盲和小盲：“你I美元，你3美元！”不但影响牌局流畅性，玩家也会嫌烦。再比如，在特殊牌面很有可能是双方平分锅底，KQJT2牌面双方全进，那很可能是都有A，这时就不要把最后的下注推到锅里，分锅的时候让双方把最后的下注收回，只要分锅里的一小部分筹码即可。
当两个人全进的时候，一个人的筹码明显比另一个多，这时候没必要把锅先做清楚，直接发牌好了。如果最后筹码多的赢了，那就不用数了，把小筹码全都推给大筹码，节约时间。只有小筹码赢了的时候，才需要从大筹码那里数出对应的数量来。我经常见到有的发牌员数锅数了半天，结果大筹码赢了，白白浪费了时间。当然，如果3个人甚至更多人全进，最好还是先把锅做清楚，因为要涉及主锅和边锅，亮牌后再数容易乱。
在翻牌和转牌上，下注和跟注如果比较清晰，不必着急收拾筹码进锅，可以先发牌，发完牌后利用玩家思考的时间收拾上一轮的筹码，这样牌局会流畅得多。
作为发牌员，还要尽量了解玩家的动作习惯，至少也要了解那些熟客的。比如有的玩家弃牌时，不是把手里的两张牌扔进牌桌中央，而只是稍微向前移动一丁点，也就两三厘米的距离。作为一个好的发牌员，应该理解牌手的意图，而不是每次都询问：“你弃牌吗？”
还有的发牌员过分热衷于跟赌客聊天。关于发牌员该不该跟赌客交流，我认为有一些交流是必要的，例如打招呼、跟熟客问候一两句。但绝不要把聊天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更不能因为聊天而使牌局产生不必要的停滞。如果赌客想跟发牌员深入探讨一个问题，发牌员应该礼貌地告诉赌客，可以场下探讨，等等。一个优秀的发牌员就要做好这种平衡。
因为我的职业表现，基本上每次我的小费都是最多的，这也体现出赌客对我工作的满意度。如果你能持续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当然会有持续不断的高回报。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陆从事发牌员职业的朋友，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从事娱乐业和服务业。高质量、职业化的服务，能给玩家带来很高的享受，这也是促进整个扑克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我自己在打牌的时候，就非常享受一个熟练、职业、保持全局顺畅的发牌员带来的感觉，给小费自然也会多一些。如果我们业务不熟练、不过关，或者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去，那可想而知玩家都会非常不满意，这就是在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前途。
发牌员的秘密：找到熟人的马脚
做发牌员的那几年，我不光挣到了一笔钱，还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了读牌的能力，为以后的扑克生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经常有玩家说他打过多少手牌，现场玩家可能有几万手，网络玩家能很快打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手。但其实这些牌里面一大半都是自己弃牌，至于弃牌后桌上那手牌是怎么完成的，他根本就不再关心。作为发牌员则不然，每一手牌我都要跟随玩家一直走到最后，对我而言每一手牌都是观察的好机会。而且作为旁观者，我有机会一身分饰两角，一会儿想一想下注者是什么牌，一会儿又把自己置于跟注者的位置。一天下来能高质量地参与四五百手牌，按照获得的经验计算，这四五百手可能相当于网络玩家的几千手。我真切地感觉到，当发牌员那几年的看牌经历是我整个牌手生涯的宝贵财富。
有一段时间，我给自己订了个计划，就是要找到每个熟客至少一个马脚。带着这个任务，我在发牌的时候觉得格外有挑战性。有的玩家马脚很明显，比如诈唬和真有货时的思考时间区别很大，诈唬时很快，真有货时很慢。但有的玩家马脚隐藏得很深，不是那么容易找的。隐藏越深的玩家越是高手，我就非要找到这些人的马脚不可。你还别说，只要你认真找，没有找不到马脚的玩家。
比如，有的玩家在下注时手腕的动作会有微小的差异：有时候他的下注是直接送出去的，手腕的动作有一种“扔”的感觉；而有的时候他在送出筹码前，手腕略微有一个回收的小动作，就好像蓄一下劲再送到桌子中央的感觉。后者通常表示他对这手牌有很强的信心，这时候真有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个马脚的准确率比较高，但并不是每次都会出现。一旦它出现，你又捕捉到了，对你的赢率将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牌手紧张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不自觉的暗示，而紧张的时候往往是底锅很大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