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今的互联网变成了新投行，国内的程序员就像被金钱绑架的劳工。不知从何时起，那些互联网大厂中开始盛传一种“35岁即失业”的“丛林法则”，认为这个行业追求的是创新，对经验传承要求不高，而程序员过了35岁脑力和体力就跟不上了，公司只会留下技术最牛的，大批年富力强的新鲜血液将前仆后继地填上空缺。于是对于这些临近危机边缘的中年程序员来说，要么想办法转成产品经理，要么自己出去创业。
平川显然也被这种思潮裹挟，就像追随指南针一样笃信自己应当去往的方向。我和某某大厂的朋友聊过，他会告诉苏昂，他们公司的确鲜有35岁以上的同事，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他想象着他们被时代的黑洞吞噬，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坐标。苏昂有时能够理解，但也常常心生怀疑。平川目前在一家外企，工作琐碎但剥削较轻，上下级之间也不乏尊重和信任。虽然和那些大厂相比有些“边缘”，但工作颇为顺心，也能施展身手。这还不够吗？她想，敲一辈子代码又有什么问题呢？那些35岁以上的人肯定也有他们的去处。平川只喜欢写代码，那就一直写下去好了，他对技术的真心热爱足以令他自发地与时俱进，为什么非得追求什么事业突破，什么财务自由？没错，世界很残酷，竞争很激烈，但只要降低欲望，怎么都能活下去。更何况，坐标并不是死的，他们还可以考虑退回英国——那么多西方同行写了一辈子程序，不也照样活得好好的吗？他们并没有流落街头，或者从地球上消失，或者变成长了三个脑袋的外星人……当然，她知道平川不会轻易考虑搬回英国，他似乎将之视为某种失败的象征，它意味着他要回归他曾拒绝过的那种人生，也意味着他仔细考量后做出的回国决定是错误的。他从不相信犯错也是一种自由，一场空也有一场空的收获。
但除了那天晚上一鼓作气地发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坦诚对话，因为对话下面没有内心的宁静作为支撑。他们像两个在森林里迷路的旅人，手里握着各自的指南针，无法说服对方正确的出路其实是相反的方向。
苏昂握着茶杯站在窗前。天色阴沉，云朵变成水墨色，眼看就要下雨了。她对天气感到满意——这样她就更没有理由出门了。
早饭后她试着读书，但总是心猿意马，直到她终于放弃，走进厨房开始准备午餐。她把平川买的三文鱼头解冻放进一个盆里，用盐和胡椒粉腌着。等待时她切了几片柠檬，给自己做了杯柠檬气泡水，又顺手挤了些柠檬汁在鱼头上。她喝着气泡水，一边玩儿一样把豆腐切成小块。刀划过豆腐的触感总是让她觉得很解压，现在她的一颗心慢慢安定下来了。苏昂并不喜欢下厨，但她发现这些琐碎而熟悉的步骤莫名地予以人慰藉。
等鱼头腌得差不多了，她又切了几片姜，点火，倒油，把姜片扔进锅里。煎鱼头是她最不擅长的步骤，她用筷子小心地夹着鱼头两面煎，直到它变成金黄色。然后倒入沸水，用大火煮。她看着锅里渐渐涌起的水泡，总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在冰箱里翻了半天，最后找出一包凤尾菇，把它和豆腐一起丢进锅里炖，这才感觉像是那么回事了。
边吃饭边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她一直在等的那个电话来了。她放下筷子，关掉电视，深呼吸一下才敢拿起手机。另一头是熟悉的美式英语，应该是苏昂之前见过的那位高个儿眼镜顾问姑娘。
“苏女士，你昨天取了31个卵泡，其中18个是成熟的卵子……”
她屏息凝神地听着，恨不能把数字刻在大脑皮层上。
“我们随后进行了单精子注射，一共配成了7个可用的受精卵……”
她的身体变得有点僵，就像突然被一根线拉紧了一样。
“只有7个？”
“呃，是的。”
“可是我有那么多卵子啊，”苏昂辩解般地说，就好像还有挽回的余地，“怎么会这样呢？”
对方不无为难地沉默片刻。“这个……精卵为什么能结合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生命的奥秘。有可能是精子的问题，有可能是卵子，也有可能它们都没问题，但结合在一起就容易出问题……总之，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原因。”
“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原因。”她重复着，尽可能让自己听起来冷静镇定。
“那，苏女士，我们会继续观察那些胚胎，后天我再给你报告新的进展。”电话那头停顿一下，“对了，苏女士，身体感觉还好吗？水肿得厉害吗？”
她用手指轻轻按压着肚子——它的确有些胀大，像是平日里便秘的状态。“还好。”她说。
“好的，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马上告诉我们哦。”
挂掉电话，苏昂呆坐在那里，完全丧失了食欲。7个？思思只有6个卵子都配成了5个！忽然之间，她曾经的自信全都消失了。7个里面有几个能撑到第5天的PGS基因检测？而第5天的“幸存者”中又有多少会是染色体异常？尤其是她已经有过三次“不良记录”了……那个她曾努力挣脱的念头再一次追上了她：也许她和平川就是有什么问题——连试管技术都帮不上忙的问题。也许她仍逃不过统计学的魔爪。也许她的曼谷之行终究还是一场空。
有点想哭，但又觉得还没到哭的时候，不想浪费感情和精力。而这个想法本身又让她觉得好笑——成年人就是这么理智，连流泪都要挑选“正确”的时机。最后她只是又给自己盛了一碗鱼汤。
两天后顾问再次打来时，她本以为自己已做好了心理建设，可一看见那个熟悉的号码，还是忍不住想把手机扔出窗外。
但这次是好消息。她那7个宝贵的胚胎据说都在正常生长，而且全部达到了它们在第3天应该达到的标准。第3天的胚胎一般应该有6到8个细胞了，顾问语气欢快地告诉苏昂，而你的胚胎中最少的也有7个细胞，还有两个已经是10个细胞了……至于胚胎的质量等级，除了一个是三级之外，其他全都是二级。
“没有一级？”苏昂问。
“一级很少见的，”顾问笑了笑，“二级已经很好啦。”
几天来她头一次感到如此轻松，不由得想在房间里转圈，或是朝着空气挥拳——挺争气啊，小家伙们！
但顾问还带来了一枚定时炸弹。“Songchai医生想见你，苏女士，后天上午可以吗？”
Songchai医生还是担心她腹水的问题，他想面对面地评估她的情况是否严重到影响移植。若是果真如此，他会取消这个周期的移植计划——原本是打算将第5天的胚胎剥取细胞送去做PGS筛查，等到次日出结果后，直接挑选第6天新鲜的健康囊胚进行移植。但如果医生认为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当月移植，就会将送检后的胚胎冷冻起来，如果筛查结果显示有正常胚胎的话，等她身体完全恢复正常后再安排冻胚移植——那至少也得是一个月后了。
这完全不在苏昂的计划之内。她预期的是一鼓作气——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却从未想过还有这种可能：中途叫停，来日再战？
这两天她身体的确水肿得更厉害了。公寓里没有体重秤，但她知道自己的腰围和腹围都在一点点增加。每次淋浴之后，苏昂都会站在浴室的落地镜前仔细观察她的身体。她一向颇为满意自己的苗条——不是皮包骨的瘦弱，而是健康轻盈的体态，而且体重波动几乎从不会超过1公斤。以往就算坐下时腹部略有脂肪堆积，只需挺直身躯吸一口气，那点不和谐的凸起便会消失。可自从取卵以后，尤其是昨天下午开始，她的小腹越来越明显，还伴随着闷闷的胀痛和腰酸。
除此之外倒也没有别的不适。苏昂特地用手机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不断喝水，这两天更是每天五瓶运动饮料，尿量没有问题。她从未感到胸闷恶心，睡觉走路也一如往常——昨天她还和思思走路去拜了四面佛呢！尽管腹胀常导致没有食欲，她还是很有意志力地努力补充高蛋白，每天至少两个鸡蛋一罐牛奶，再加上虾、鸡肉、牛肉……一次吃不下就分多次慢慢吃，有时一顿饭就得吃上一个多小时。
这并非小题大做。她查阅过网络资料，完全明白腹水的危险。头天晚上去思思那里吃饭，她也给苏昂讲了几个试管姐妹的腹水经历。其中一个症状特别严重，肚子简直像要炸开，吃什么吐什么，尿也尿不出来，最后只能去医院抽腹水。抽了一次3000ml，当下舒服了，可第二天又胀起来，最后只能去做腹部穿刺埋管——还得局部麻醉，腹部穿孔后把管子用线固定在肚皮上——每天分几次把腹水抽出来，整整一周后指标才恢复正常。
“那姑娘可太受罪了！”思思感叹，“你取的卵比她还多，你可千万注意！”她给苏昂做了油焖大虾、蒸鸡蛋羹和冬瓜排骨汤，临走前还冲了两勺蛋白粉强迫她喝下去。
苏昂被这个故事吓坏了，第二天也赶紧去超市买了一罐蛋白粉。
和顾问通过电话后，她脱掉衣服，再次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的身体，不断地侧过身来看着那个陌生的凸起。她对着镜子用力吸气，但几乎毫无改善，显然那并不是脂肪，而是某种全然陌生的东西。真像孕肚啊，她想，怀孕四个月时也是这种感觉吗？她从未真正有过身为孕妇的体验，因为她最长的纪录都没超过两个月。
苏昂的手指轻轻抚过肚皮。不，肯定不一样。孕妇抚摸自己的肚子时一定感觉安定而踏实，她却觉得自己的身体像蛋壳一样脆弱，只要在肚子上轻轻一摁，外壳就会裂开，里面所有的秘密都会涌出来。而其中有些事情，甚至对她本人来说也是秘密。
昨晚当她和思思聊到腹水的话题时，思思不大理解她对移植冻胚的抗拒心理。其实冻胚也很好啊，她说，冻胚的成功率好像比鲜胚还高。其实先回家休息一段多好啊！我是没办法，也不好再跟单位请假，而且在泰国待得无聊死了……
和苏昂选择的5天PGS不同，思思做的是3天的PGS，也就是在取卵后的第3天，从还只有大约8个细胞的早期胚胎中抽取一个细胞做筛查，只能查5对染色体（第13对、18对、21对、X和Y）。如果没发现异常，继续培养到第5天进行鲜胚移植。昨天她已经知道了结果，此刻应该正躺在手术室里等待移植呢——一男一女，正好如她所愿。
起初苏昂完全不能理解思思的选择。就准确率而言，3天的PGS显然没有5天的高——前者只能查5对染色体，后者却可以筛查全部23对，一次性把所有的异常统统揪出来，所以移植成功率和怀孕生产成功率也更高。那么理论上，如果没有费用方面的考量，患者当然应该选择技术更先进、成功率更高的5天PGS。
然而很多患者还是坚持只做3天的筛查。“我不想查23对，”思思说，“一查可能就查没了，3天查5对的话，至少还有胚胎可以移植。”
“什么叫查没了？”
“查23对要等它们在实验室里熬过5天，你想想，对胚胎质量要求多高啊！很可能最后根本没有胚胎可以用。第3天查的话，一般会有更多能用的胚胎。”
“可是如果第3天没查出来，移植了染色体有问题的胚胎，最后也是白搭——就算着床了也一定会流产的啊！”
“但你有没有想过，”思思看着她，“如果我有个胚胎本来是正常的，但撑不到第5天——中途发育得慢，或者自我淘汰了，最后连筛查的资格都没有。那对我来说就是白白损失了一个正常胚胎啊！我本来就只有5个！”
这正是试管治疗的复杂之所在，苏昂想，它不只倚赖科学技术，还关乎个体的选择。技术之上还笼罩着一层“神”的旨意，因此看似更合乎理性的选择也并不一定是真正理性的选择。对个体而言，你需要在成功率和风险之间找出那个你愿意承受的平衡点。
医生也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做出不同建议。一般对于像思思这样年龄偏大、胚胎数量少，又没有家族遗传病的患者来说，为了避免筛查后无胚胎可用，医生可能会建议做3天的PGS。但像苏昂这样有多次胎停史的患者，5天筛查则是更合理的选择，以减少因胚胎质量导致失败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如果选择做5天的PGS，医生更倾向于移植冻胚，因为曾经的PGS技术需要7—14天才能出结果，无法实现当月移植。现在SMB诊所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技术也已进步到只需24小时便能得到筛查报告，但一般除非患者强烈要求进行鲜胚移植，考虑到刚取完卵的身体条件等情况，医生通常还是认为冻胚移植更加稳妥。
苏昂就是那个强烈要求当月移植的患者。她不知该如何向思思解释自己对于冻胚的抗拒——是时间和费用的考量？内心难以言明的迷信？还是担心一旦医生否决了当月移植的计划，她就没有了继续在曼谷待下去的理由呢？她就得回到北京，回到现实，回到生活为她量身定制的牢笼，把过去这些天里发生的一切都当成一场热带的幻梦？
当然，也许她会再回来，但那时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就像咒语解除，夏日终结，还有些别的东西也会随之消逝。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她自己了，经过一段现实生活的沉淀，她总能找到办法把所有狂热念想统统压制下去。下次再来曼谷的时候，她又会变回那个不敢行差踏错的苏昂，也无法想象自己还能是谁。
最近她常常想起在Nana Plaza见到的那些男人，那些沉浸在异国温柔乡中醉生梦死的男人。他们真的只是在买春吗？还是在买一个梦、一场幻觉、天堂的一角？也许都不是。他们买的是逃离，很可能是逃离从前的自己。
所以她和他们其实又有什么不同呢？她也不愿从梦中醒来，她也想在迷狂的旋涡里尽情沉醉。
Alex。她对着镜子无声地念出这个名字。Alex，梦的化身，旋涡的中心，曼谷的浓缩精华，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秘密。和平川短短一天半的相处令她如梦初醒，当下她发誓要尽全力控制心底深处的魔鬼。下次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她颇有些大义凛然地想，用一种礼貌但坚决的方式。可出乎她的意料，那晚的“冲突”过后，Alex就杳无音信。就像一拳打到了空气里，他的冷淡令她惘然若失，又渐渐演变成一种焦躁的渴望。她心中的魔鬼又开始蠢蠢欲动。
昨天她终于忍不住主动发信息给他，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他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她想，还是真的在生我的气？那天晚上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现在想来，那是何其愚蠢无礼之举！他不欠她任何东西——他甚至一直在帮她——她有什么资格对他发火？
她又编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分了几次才发出去，诚恳地向他道歉，但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忍不住直接打电话给他，但每一次都无人接听。这下她才慌了。她从未想过他会真的疏远她——不，看来不是疏远，而是直接把她从他的生活里删除掉。头脑里有个小小的声音告诉她这是最好的结果，但她仍难以抑制地感觉被羞辱、被抛弃了。猜疑和恐慌填满了胸口，她的心像船锚一样沉重。
但更多的是困惑。苏昂打心底里不相信Alex会故意如此待她。整件事中还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它像一块暗礁等在某处，闪着冷冷的白光。她想起她和艾伦的讨论，他的谎言背后似乎有某种难言之隐，是它在阻止他与她联系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秘密？
好奇也是一种可怕的欲望，这欲望像引擎一样拽得她身不由己。他越是没有消息，她就越是想他。而她越是努力不去想他，就越是没法把他从她的心里、脑子里驱赶出去。每当她无所事事地坐着，都会再一次体验到那种熟悉而罪恶的下坠感，堕入一个极深的深处，思念着他。有时夜里躺在床上，她闭上眼睛，依然能感觉他的目光慢慢拂过她的脸，惹得她浑身发麻。人生中总有一些事情会超出我们的掌控能力，她自我弃绝般地想，有些事你只能任其发生。
四十二
就好像还嫌事情不够乱似的，当天下午，苏昂发现通往神社的路被拦断了。
她买好了花环和香烛，打算去拜生育女神Thap Thim，为自己和正在手术室里移植胚胎的思思祈祷。可是神社门口竖起了一道围栏，附近的保安说现在不对外开放了，但具体原因他说不清楚。神社属于瑞士酒店的领地，她决定试试从酒店的另一个门进去。沿着酒店围墙走了半天，终于看到一扇直通花园餐厅的大门，她走进去，无人阻拦，餐厅的露天草坪上正在举办生日宴会——鲜花，气球，铺着雪白餐布的长桌。衣香鬓影的有钱人边吃边聊，不时发出笑声。服务员动作敏捷地来回穿梭，一只手托着盛有酒水和小吃的托盘，另一只手背在身后。所有人都好像没有汗腺，眼前的画面宛如一场露天表演。她在空旷的酒店园区里走啊走，走得晕头转向，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神社——但入口还是被一道围栏挡住，四周戒备森严。她打着手势问保安能不能进去，对方语气礼貌地说不行，但眼神丝毫不加掩饰地对她上下扫射。她想多问几句，但对方听不懂英语。直到她转身离开，还能感觉到那几个保安的目光黏在她的背影上——半是猎奇，半是揶揄，就好像她做了一件不成体统的事，就好像他们已经看穿了她：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苏昂找到一扇小门逃离了酒店，却很快发现自己身陷一条小巷，许多酒店员工聚在那里抽烟聊天。再一次，她不得不接受那些男性目光的洗礼，故作镇定地从他们面前走过，但身后不时传来的口哨和哄笑令她如芒在背。好不容易走到尽头，一拐弯，她忍不住小跑起来。
她小跑了好一阵子才停下来。衣服被汗水牢牢黏在身上，肚子里的液体像瓶中之水一样轻轻摇晃。下午三点半的阳光仍像核放射一样毒辣，透过每一个毛孔渗入皮肤。世界亮到压抑，亮到残酷。她径直走着，经过花花绿绿的广告牌，经过嘤嘤嗡嗡的说话声，经过烤肉摊冒出来的烟，最后在一座桥上停下来——她又看见了浓荫遮蔽下的生育神社，这一回是隔着运河。原来她已经围着它绕了一个巨大的圈。苏昂木然站着，与它遥遥相望，感觉像站在一条船上，船在漂移，离河岸越来越远。
最后她终于决定放弃。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就像天桥上的人们隔空朝拜四面佛那样，苏昂默默向一水之隔的Thap Thim女神顶礼膜拜，祈祷自己和思思都能如愿以偿。
她慢慢走回公寓，仍觉得这一切实在诡异凑巧得不可思议。苏昂看过不少那一类故弄玄虚的电影——主角走出家门，发现街道空无一人，世界已翻天覆地；或是车祸后醒来，发现自己被剥除了身份，原先的亲人朋友都不与他相认……好吧，也许没那么夸张，但此刻她或多或少体会到了主角的心情：重要的人从她的生活里蓦然消失，连他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都不得其门而入……种种异象不由得她不胡思乱想，甚至倒推出一个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假设：她记忆中的一切是否真实存在过？
就像是为了验证什么似的，她忍不住又打给Alex，可电话那头还是无人接听。苏昂在沙发上呆坐了半天，然后拨通了艾伦的号码。把手机贴近耳边时她才想起来，艾伦应该是昨天取的卵。她们已经好几天没联系了。
艾伦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她得了重感冒，还要赶稿，没法出来和苏昂吃饭。昨天取了8个卵子，已经冷冻起来了……嗯……还算顺利吧……之后的打算？没有打算，先冻着再说……
“我刚才去找那个神社，”苏昂切入正题，“就是Alex带我们去的，好多……生殖器那个，你还记得吗？”
听筒中突然一片死寂，她一度觉得是断线了，但过了一会儿，艾伦的声音再次传来：“是的，当然。”
“现在进不去了，你说奇不奇怪？不知为什么，门口被拦起来了……”
没有回应。
“还有……我也找不到Alex，他不接我的电话，不回信息……”苏昂咬着下唇，犹豫了两秒，“自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一直联系不上他……你觉得他是不是——”
“苏。”艾伦突兀地打断了她。
“嗯？”
“对不起。”
她一怔，“什么？”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你联系上Alex，告诉他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告诉他我不会那么做的，永远不会。我发誓。”
有几秒钟，苏昂的大脑就像短路了一样。为什么她要提到Alex？为什么要向他道歉？
艾伦的语速飞快，好似脱口而出，但她能听出那里面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一种像是事先排演过很多遍的语言，一种只有细心的倾听者才会注意到的、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隐秘踪迹——
恐惧。交织着一丝恨意。
“你在说什么啊？”
“我犯了个错误，”艾伦在电话那头喃喃地说，“可怕的错误。”
不知是感冒还是别的什么，她听起来几乎有点哽咽。
“我不明白……你和Alex——”
“不明白更好，”艾伦忽然笑了，像是苦笑，“知道得越少，你越安全。”
“安全？”她只能像个傻子一样重复着，“安全？”
话筒里传来长长的叹息。“苏，有时我简直羡慕你的天真……你的确对东南亚一无所知，是不是？莫非你从来都不读报纸不看新闻？”
“什么——”
但艾伦只说了声温柔却伤感的“晚安”，就把苏昂留给了她自己的疑惑。
手机屏幕黯淡下去，她深深地陷进了沙发里。艾伦似乎暗示了某件她不想明说的事，她和Alex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他们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产生了联系？无数把锋利的刀子从四面八方捅过来，那是强烈的背叛感。她无法将它合理化，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艾伦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谁又代表着怎样的危险？疑问的数量有增无减。
什么啊，她当然每天都看新闻！资讯无孔不入，你根本不可能逃避。艾伦的话刺伤了她。她还一直以为她俩在精神上相互欣赏，但也许她在艾伦眼中只不过是这么一个人——天真得可怕，约等于愚蠢。那么，精明无比的艾伦为什么要和一个傻子做朋友？
苏昂努力思考着艾伦出现在她生活中的意义。她们一度走得很近，可才几天没联系，她的心便已向她关闭了一部分。艾伦真的拿她当朋友吗？会不会是带着别的什么心机接近她呢？这别的目的恐怕和Alex脱不了干系。是艾伦和Alex身上那些复杂难解的东西诱惑了她，此刻也激怒了她。苏昂是那种很难想象自己被利用的人，但她也知道，这世上有一类人天生具备猎手般的直觉，能够识别出意志薄弱的人、人生结构不大扎实的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让他们掉进某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她反复琢磨着“新闻”两个字，突然灵光一闪——艾伦是个记者！她拿出笔记本电脑，在谷歌搜索页面上打出“Ellen”和“Bangkok Guru”。她已忘了艾伦的姓氏，但知道她为这家本地英语杂志工作。她很快就找到了Ellen Tufts，还有她为Bangkok Guru撰写的那些关于旅行、文化、生活方式的文章。每一篇都很短，很“浅”，有时看起来更像是广告软文。苏昂一个个链接点过去——“流动的盛宴”（关于曼谷的街头小摊），“JJ：怀旧购物之旅”（介绍JJ商场），“另一种非物质遗产”（关于ladyboy文化，但浮于表面，里面也没有出现Nut的名字），“曼谷的清真寺”（直白的标题），“消失的地标”（即将关门的Dusit Thani酒店），“海明威的曼谷”（其实是一家餐厅的名字）……
这就是你写的东西？苏昂盯着屏幕，满心困惑。但她很快想起来，这只是艾伦为办理工作签证的方便而接的“小活儿”，她的主要精力其实都放在为那几家知名报刊撰写的深度报道。可究竟是哪几家？她努力回忆着她们曾经的对话——《卫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还是《国家地理》？
她在谷歌上搜索“Ellen Tufts”与各家刊物名字的组合，结果源源不断地涌现，这回是更长、更深入的报道文章。艾伦显然是个勤奋可靠的作者，在她的专业领域扎根颇深。苏昂试着在搜索栏加上“东南亚”一词来缩小范围，然后去厨房给自己泡了杯茶，回到电脑前继续奋战。她没吃晚饭，可是一点也不饿。她不断地点开一个又一个网页链接，整个人好像被一种犯罪般的冲动给劫持了。
尽管她并不清楚自己是在期待什么，寻找什么，但她有种直觉，一旦它进入她的视线，她一定能立刻将它辨认出来。就像拼图中遗失的一块，只要找到它，所有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相互连接，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真相。
她必须了解真相——毫无疑问，否则她会发疯的——尽管心中也有一丝矛盾不安的预感：她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真相。
四十分钟后，苏昂找到了那块拼图。一看到那篇文章的标题，她的大脑就拉响了警报。她只读了两段就知道，这正是她一直在寻找的东西，the missing piece.
那篇报道发表在三个月前的《卫报》上：“You Only Live Twice（你只活两次）”。
四十三
2007年12月，当约翰·达尔文走进伦敦的一家警察局，他立刻就成为当年的新闻人物。这位英国男子声称自己患了失忆症，不记得五年前划独木舟独自出海后失踪至今的全部经历。此前达尔文已被正式宣告死亡，妻子安妮对他奇迹般的归来表现得欣喜若狂。但很快安妮就受到警方调查，因为夫妻俩在巴拿马与一位房产中介的合影意外遭到曝光。几天后，他们诈死骗保的故事传遍天下。
苏昂对这个案子印象深刻。那时她和平川还住在英国，媒体整天打了鸡血般大肆报道，新闻几乎不间断地滚动轰炸，人人都在谈论这件奇事。她和同事也每天津津有味地八卦，因为不断有新的案件细节被曝出，而且往往超出了普罗大众的想象力。比如说吧，达尔文“失踪”几周后被妻子接回家中，就住在和她一墙之隔的小屋里。他蓄起长须，装瘸拄拐，平日出行自由无人起疑，就连与自己的父亲擦肩而过都没被认出来。再比如，拿到保险赔偿后，他以假名申请到一本护照，飞到巴拿马大肆购置房产，为退休做准备。更夸张的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对父母的骗局一无所知，真心以为父亲已死，得知真相后困惑愤怒，宣布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艾伦的文章以臭名昭著的约翰·达尔文保险诈骗案开头，渐渐引出正题：假死骗保的可操作性，尤其是近年来高发的海外死亡欺诈。
艾伦采访了几位为保险公司提供调查与咨询服务的调查员和私家侦探，他们每个人都调查过至少上百宗海外死亡欺诈案。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与达尔文那类在西方国家假死的中产白人不同，他们调查的诈骗嫌疑人往往符合某种特定的特征：大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与这些国家有关联），在西方（通常是美国）生活了若干年，买了大额人寿保险（有时甚至用假名投保），决定回老家探亲访友。然后，在回乡期间，灾难发生，受益人提出保险索赔。
“死”在第三世界国家比在美国容易得多。在这里，你可以贿赂那些薪水极低的政府官员，欺诈可以成为一门合法的生意，甚至是一桩大买卖——不仅对索赔人来说如此，对当地经济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点钱和关系，很容易就能搞到死亡证明，以及警方和医院出具的虚假报告。“我已经在5个不同的国家被宣告死亡了，”一位私家侦探对艾伦说，“只是为了向客户展示这有多容易办到。”
美国领事馆也很少会仔细查验当地死亡证明的真实性，而只是机械地签发一份《美国公民海外死亡报告》。私家侦探们抱怨说，他们见过太多此类未经验证的死亡报告。
紧接着，艾伦在文中详细描述了一桩假死骗保案：一对名叫Kongsiri的泰国夫妇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和很多新移民一样，天堂的生活并不如他们想象中那般美好。于是他们想到了“经典”的人寿保险诈骗。他们给妻子买了保险，在一次回泰国探亲时伪造了她的死亡。美国领事馆签发了《美国公民海外死亡报告》，保险公司支付了赔偿金。他们一击即中。
Kongsiri女士随后改换名字，在一年后用另一个美国签证回到了美国，并又一次和Kongsiri先生结婚，自称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已经大捞一笔，本应金盆洗手，谨慎度日，然而人的贪念永无止境——若干年后，丈夫竟故技重施，这回换成他自己在泰国“死去”，由他的第一任同时也是第二任妻子向九家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但这次有点麻烦，一家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发现了一盘在曼谷国际机场拍摄的录影带，Kongsiri先生赫然入镜，而那时他本来应该已经死了。一环接一环，最后几家保险公司全部开始调查——有些已经支付了赔偿金，有些还没有。Kongsiri夫妇终被抓获并被引渡到美国。由于追诉时效已过，第一起假死骗保案不会被起诉，他们最终因第二起案件被判处有期徒刑7到14年。
苏昂盯着屏幕，一口接一口地啜着热茶。有些东西显然一直就在眼前，她只是视而不见。真相开始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呈现出来，之前曾留意到但不明白含义的细节重又浮现。此刻她竟也失去了惊讶的感觉，但令她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她的胃里竟翻涌着某种期待——某种危险业力即将来临的美妙预感。她继续读下去。
泰国一向是骗子们青睐的“死亡”与“轮回”之地，艾伦写道，腐败导致了混乱和无法无天，再加上不爱多管闲事的本地人和街道上成千上万张外国面孔，这个国家俨然是骗子和逃犯的天堂。但泰国在保险诈骗这一领域并无垄断地位，海地、尼日利亚、哥斯达黎加、印度、柬埔寨、缅甸都各具吸引力，而真正的“假死之国”当属菲律宾。
菲律宾有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专门为客户提供“死亡工具包”，其中包括死亡证明、医院报告、警方报告、目击者证词、尸检报告（如果有“尸体”的话）、埋葬许可证、殡仪馆账单，甚至还可以制作葬礼的视频，或者组织一支假冒的送葬队伍哭号着走在大街上……也就是说，他们提供一条龙全包服务。
在大多数情况下，假死骗保往往是通过伪造文件来进行的，但如果没有尸体，大部分保险公司会等上七年才发放赔偿金。所以，你若想尽快得到大笔现金，就需要一具尸体来加快整个理赔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菲律宾在这一行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你可以在这个国家的私人停尸房里买到无人认领的尸体，方便快捷，物美价廉；你也很容易找到腐败的交通警察并贿赂他们，于是当他们在车祸事故现场遇到一具大致符合客户特征的尸体时，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客户的身份证件放在死人的口袋里。然后尸体顺理成章地被确认为被保险人，死亡报告被签发，索赔开始运转。当然，那个真正的死者的家人会疑惑他为何消失不见，并向警察局报告失踪人口，但这样的案子往往永远得不到解决，因为死者正躺在别人的棺材里。最终他的家人也许会认为他只是单纯地跑掉了——拥有7000多个岛屿的菲律宾是最适合“消失”的地方。
人寿保险诈骗的吸引力一直长盛不衰，艾伦在文中感叹，想想看吧，一个银行抢劫犯，平均只能抢到5000美金，这些钞票会被GPS追踪，然后他的脸会被枪指着，接着被判入狱；然而在保险诈骗中，你可能不会被逮住，没有人会用枪指着你的脸，也许你还可以获得从10万到100万美金不等的“收益”！
如果买的保险低于一个门槛，你很可能不会被追查，尤其是发生在海外的死亡索赔，保险公司往往倾向于与索赔人达成和解，以避免高昂的诉讼费用。只有当超过一定数额的可疑死亡索赔被归档时，调查员或私家侦探们才会跳上飞机，长途跋涉到犯罪现场，想方设法证明当事人其实并没有死。这些人要么极其容易被找到，要么根本找不到，没有中间地带——几乎所有的调查员们都如是说。
所以有些人真的消失了，苏昂的心停跳一拍，他们真的拿到了钱。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假死的当事人被找到，诈骗案被成功破解，但更多案件从未被起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只要没有支付赔偿金，公司就没有遭受任何经济损失。他们不想在这个人身上花更多的钱，也不想将案件细节公之于世，给后来者犯罪灵感。至于执法部门，跨国调查取证是个非常昂贵和耗时的过程，他们通常没有充足的理由去追究“未遂”的欺诈案件。之前提到的Kongsiri夫妇骗保案，只不过是用来“杀鸡吓猴”的少数案例之一。
如此说来，如果你有意伪造自己的死亡来赚上一笔，也许唯一的惩罚仅仅是索赔被拒？苏昂觉得匪夷所思。
显然艾伦也有同样的疑惑，但调查员们对此惊人一致地不以为然。他们告诉艾伦，真正的惩罚来自你“新生”的每一天。消失意味着与你此前的生活切断所有联系，你必须致力于保持隐身状态，就像一份终身的工作。一旦“死去”，你就再也不能使用信用卡，不能给家人打电话，不能毫无顾忌地走在街头，也不能使用过去的从业资格来赚钱谋生。带着现金过境将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机场安检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而你的亲密关系不得不从头开始。从社会意义上说，你真的死了。你失去了你的身份、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必须适应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假死很难成功——我们就是无法切断与过往生活的联系，就像一个人很难挥刀砍断自己的手臂。
看看约翰·达尔文，他成功地导演了自己的死亡，在巴拿马“转世”，过着衣食无忧的退休生活。然而对两个儿子的思念迫使他飞回英国自投罗网——心思缜密的他当然明白“失忆”是个拙劣的借口，只不过仍抱着侥幸之心；再看看Kongsiri夫妇，他们不但始终住在一起，还明目张胆地去机场迎接亲戚，并最终因为亲戚拍摄的录影带而败露被捕；还有更多不成功的案例，当事人往往“假死”不到一个月就自动放弃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孤绝的状态，没有计划好“转世”之后的人生……
“归根结底，我们就是我们。”艾伦总结道，“即使我们幻想离开自己，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成为别人。”
苏昂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几行字上。她的思绪飘散出去，落在苏梅岛上的那间小旅馆。Joy当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操作自己的死亡？她有没有改头换面？是否整天如履薄冰？她的家人是否知情？她成功了，对吧？但她是否如愿以偿地重塑了自己的人生？她如今究竟人在何处？
是的，Alex，Joy，他们是同谋，是骗子，是投机者，是冒险家。但苏昂的愤怒渐渐退去，一丝微妙的理解浮上心头。不只是因为她理解了Alex难以向她言明的苦衷，更因为她无法否认自己也有过同样疯狂放纵的幻想。或许这正是为什么艾伦会写这篇文章，不是吗？消失，然后重新开始——也许顺便捞到一笔钱——这个想法有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美与诱惑。为什么媒体和大众对达尔文的案件如此痴迷？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坚信戴安娜王妃、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依然活在人世？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内心幽暗深处的渴望？
许多人都有同一个幻想：搬到另一个地方，人生就会变好。现居地的大环境很糟糕，所以如果我搬到新西兰，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在网上看着别人晒出来的美好生活，幻想自己身在别处，过着另一种人生。苏昂自己就常在Airbnb上搜寻那些漂亮的外国公寓——在伦敦、在巴黎、在纽约、在佛罗伦萨、在菲斯、在里斯本……她会打开谷歌地图，长时间地端详附近的街道和建筑，想象着自己出现在那里。
然后，当生活压得你不堪重负，当猝不及防的危机发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总会悄然而生。债务负担、恋情破裂、家庭压力、牢狱之灾……每个人的故事远比这些词语具体而复杂。“这人生是一所医院，”波德莱尔曾写道，“里头每个病患都渴望换张病床。”绝望会把一个人推向极端，一个念头开始无限膨胀：假如我能放弃一切，卸下肩头的重负，删除此前的错误，那么，或许，我可以作为另一个人重新开始，像明天的日出一般纯洁无瑕。
当然，绝大多数人会很快回归理性，摆脱此类幻想，但每年总会有那么几千个人决定付诸行动。他们在某一天走出家门，从此一去不返，像一滴水消失于沧海之中。
出乎苏昂意料的是，艾伦也决定付诸行动——不过，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出发，看看整个过程究竟如何运作。她飞到菲律宾，待了一个星期，通过线人找到两位当地“行家”，他们从一位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内奸”那里搞到了她的死亡证明。
根据警方报告，某年某月某日，在马尼拉一条繁忙的街道上，几位路人目睹了艾伦租来的红色大众高尔夫与另一辆黑色本田思域相撞，两辆车都严重受损，司机被紧急送往最近的医院。英国白人女性Ellen Tufts到达时即被宣告死亡。
而事实上，这起致命的交通事故并未发生，所有目击者证词和医院报告都是假的，这份死亡证明打折后要价8000比索，约合150美元。
艾伦背着自己的死亡证明飞回泰国。过境时她有些忐忑，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她把整个过程描绘得详细而生动，令苏昂见识到了她的文字功底。当然，这只是个实验，她并没有让人把死亡证明带到英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进行认证，所以她的实验并不完整，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在搜索历史、购买记录、数据统计和监控摄像头的天罗地网之下，假死——或者假死骗保——是否依然可能成功？艾伦承认她只接触到了追踪者而非躲藏者，而有记载的先例们都被抓住了，或者自首了。达尔文和Kongsiri夫妇侥幸逃脱了，但只逃脱了几年。可是，艾伦大胆地推测：既然调查员们都曾有过从未开启调查的案子和从未找到的“死者”，那就说明一定有人已经成功地把一段生命抛在了身后。
“尽管我很乐意想象自己成功逃脱，”艾伦写道，“但我心里清楚，我最终会像那些被调查的人一样，因为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而被捕。当然，我会乔装打扮，把头发染成金色，或者放任自己胖上30磅。但很有可能，我在去超市买染发剂，或是在海滩上点第一杯啤酒之前就已经被逮个正着。是的，我们大多数人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去，它像会说话的影子一样紧紧跟着我们，时刻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直到我们死去为止。
“但奇怪的是，自从拿到死亡证明的那一刻起，我开始时常化名外出，告诉那些在酒吧或俱乐部里遇见的陌生人，我的名字是Alice Jones，在一家新加坡公司做财务分析。其实我也可以说我是瑞典公主，而他们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这种乔装游戏很好玩，但让我有些不安的是，它也会令人上瘾。你所扮演的人格与真实人格之间的落差带来潜在的不稳定性，却也显然唤起了某种兴奋。这种兴奋，在内心深处，并不是因为赚了非法的钱，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也许真的可以变成另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