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说妳是妳就是 PTT「母猪教」中的厌女与性别挑衅1
作者｜余贞谊
高雄医学大学性别所助理教授，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信息社会学和性别研究，近期踏入资料科学或曰计算社会科学的阵地，尝试领略其中的艺术，因而在研究方法上混杂了叙事与数据，虽看似分裂，却仍有其共通之处。近期主要关注社群媒介与人的关系，人们如何将生涯的想象挹注到社群媒介的使用中，而使用的历程又造就了什么社会效果，我们究竟是更孤独还是更连结？更民主还是更激化？从事此项研究最无可抹灭的足迹，就是在Google搜寻的自动完成功能中，我的名字永远跟「母猪」连结在一起。在还不确知此篇文章能带来什么平权的社会效应前，我率先拥有了这样一个科技认证的身分，也是谓一种成就。
名列于「Twitter上最受欢迎的哲学家」之列的知名女性主义哲学家凯特．曼内（Kate Manne）—— 活跃于Twitter，多讨论哲学、政治、文化、尤其是环绕她的著作《贬抑女孩：厌女的逻辑》（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所探讨的厌女议题 —— 在2018年10月底，于Twitter上宣布删除她的账户，表明她无力再继续与各方充满敌意的用户进行网络论战。2曼内以此姿态宣示终结她的Twitter生涯，似乎指向了网络论辩所环伺的大量辱骂、引战、挑衅甚或人身攻击的敌意氛围，重挫了她意欲面向大众沟通与倡议的企图。这使得我们不禁想问，是什么样的社会情绪支撑了这股厌女敌意的强势登场，使得任何意欲反击的沟通姿态只能黯然退出？
这样的情节在台湾其实一点都不陌生。2015年春天，台湾最大BBS站PTT的八卦板（Gossiping）上，开始出现以「母猪」一词指涉具「某些特质」的女性：先是象形的，以身形作为两者之间的模拟目标（像是「胖妹」或「肥婆」）；接着是形声的，以母猪的叫声连结到拜金的行为（如，「有钱的就贴上去叫声 —— 苟～苟～（哥哥～～）」；再来是会意的，以母猪的生殖功能来象征女性仅具性客体的价值（像是「欠干」）；最后则岔出各种定义的范式，演变成难以统整与定义的大规模指涉╱命名行动。如此的言论原本只是零星出现的星星之火，但到了初秋时分，此一词汇的某位狂热拥护者AG因过激言论被站方施以「水桶」处罚，3瞬间星火燎原，众多版友开始起哄成立「母猪教」，遵奉其为教主，并以他常用的两句辱骂言论 —— 「母猪母猪夜里哭哭」和「干0粮母猪滚喇干」 —— 作为教义箴言。尔后，此在短时间形成的「母猪教」次群体，便常态性的存在于PTT的八卦板、女板（WomenTalk）、男板（MenTalk）等地，并不定期的掀起论战波澜，除了引发PTT「乡民」们驻足观看，还引来大众传媒的报导，一时间成了备受瞩目的事件。
上述这两个例子都指向了，网络环境充斥着对女性不友善的氛围。这些强大恶意虽确实来自于每个个人，但若仅走向个人式的检讨来探究其因，一来太过天真的把问题归因于「有问题」的个人（网络小白？键盘战士？），而忽略其所身处的社会脉络；二来更关键的，是它无法让我们理解，在性别平权的努力日益走进大众眼光，使得现实世界的歧视和骚扰言论╱行动不再被轻易容忍的时刻，为何人们会在网络环境中，将自己的歧视与挑衅大剌剌的摊在阳光下，沐浴在这股光照之下自觉正义又自得？
面对这样的现实谜团，曼内的积极提案相当具启发作用。4她主张，正视厌女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去指称哪些个别男性厌恶女性；反之，我们应该把眼光从这种个人深层心理学的探讨，转向更结构性的文化和政治之省思，将厌女理解成一种社会环境的特质，并探究其所扮演的社会控制功能。循着曼内的启发，我们去探究上述所提到的PTT「母猪教」事件，其目的也不在于要将特定个人贴上标签（「你就是厌女！」），而是试图理解，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支撑着这股性别不友善的力量？它透过哪些微妙的机制去展现这股力量的社会效应？以及，如果真能有光，我们该用什么手段把那股光的出口凿大，以看见更为明朗的、友善的未来？
「母猪教」事件延烧的时间跨幅甚长，且在讨论高峰期涌现了大量的文章与推文。为了从如此繁杂琐碎的信息量中爬梳出事件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我采用文本探勘的形式，藉其遥读（distant reading）的能力从巨量文本中找出趋势、结构、模型和潜在的链接关系。数据源是和「龙卷风科技」合作，取得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间，在PTT各板的文章与推文中具有「母猪」和「仇女」两个关键词的所有文本，并筛选出此两种关键词主要出现的六个广告牌，所得的发文数量为19,671篇，推嘘文数量是325,763，发文分布的广告牌与文章数量如下表1。
这文章╱推文数确实是相当惊人的数量，隐隐然彷佛看见那喊杀连天的气势。这篇文章将先讨论「母猪教」事件发展的脉络及其组成结构，看见这股群情「讥」愤针对女性做出行为侦查、抨击、侮辱等行动的风潮，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滋长出来。接着，我会从网络群聚的性质，来讨论此次文化社群得以连结的情绪机制。最后则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母猪教」事件在网络空间与性别文化上，带来╱演示了什么样的社会效应与功能：它试图维护了什么、又企图挑衅些什么？而若其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的反挫力道，我们又有什么夺权而回的机制与策略？
一、长出「厌女」：「母猪教」的崛起、发展和维系
「母猪教」是如何在台湾网络社群文化中窜起的？这样的提问背后，其实有着经典的信息社会学命题：网络空间能促进理性论辩，抑或是增长极化情绪而窄缩观点视野？由于具有普遍的可近用性、非强制且自由的沟通表达、不受限的议程、任何人皆可参与的特质，因此许多论者皆主张或期许网络空间能形成一种平等交往、自由讨论、达成共识的理性讨论模式，因而增进批判且进步的理念得以传散的机会。5但也有论者背向如此的乐观应许，指出网络空间虽有此技术能力，但在实作上却在各个层面存有极大落差。
以时间性而论，罗杰．赫维茨（Roger Hurwitz）便指出，网络的时间感是一种须臾转瞬的实时性，此种强调快速的发言特质，相当不同于民主所需要的审慎思考，因此并无法让人乐观期待它能创造出有利的民主氛围。6而在链接基础的层面上，劳拉．古拉克（Laura J. Gurak）则以两个网络发起的社会运动为例，发现在线社群具有一种强烈的社群气质（ethos），其感染力会盖过人们对正确讯息的渴望，导致社群的信念会凌驾个人做决定的责任，并驱离社群边缘或不认同的人，因而促成意见的偏狭性。7凯斯．桑思汀（Cass Sunstein）也以回声室（echo chamber）的比喻，来主张团体的讨论并不会形成中间值的共识，反而会因为论点的相互争强效应，和社会影响的机制，而朝向极化（polarization）的立场。8此外，更有另一波声音从根本性深究，网络空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多重的网络化（networked）沟通空间，所以它自然会集结规模不一、相互交迭、彼此连结、但同时又有着碎片化特质的多重公共领域。9
曼内从Twitter的撤退，似乎意指了这是一个令人精疲力竭且不堪其扰的场域，以侮辱恫吓传散性别偏见，以威胁挑衅煽动厌女敌意氛围，理性讨论的曙光在哪里？似乎只能问天问大地。把眼光回归到PTT「母猪教」现象，以其结果而论，它同样也造成了许多女性板友的无力离开。而当我们要将厌女看成是一种社会环境的特质，而非个别心理的深层特性时，我们必然需要细致的讨论，它的兴起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展开？是什么样的脉络情势、社群气质，以及网络结构，能让这样一个厌女和性别挑衅的文化现象在PTT星火燎原？
事情大概是这样开始的。从2015年初开始，「母猪」一词开始零星出现在PTT的讨论板上，并分别见诸八卦板、男板、女板、恨板（Hate）、偷可板（Talk）和男女板（Boy-Girl），用以意指某些「特定」类型的女性，并藉此批判与侮蔑那些被冠上「母猪」标签的女性。要理解此词汇挪用的语用脉络，我们得先梳理出文本的生产数量与时间轴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见，「母猪」的讨论风潮有高低起伏的现象。从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有几波特别高耸的讨论浪潮，且这些讨论高峰期也为此词汇带来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的区别：身负主战场「重任」的是八卦板，次要的助攻╱抗衡广告牌则是男板和女板。细究这些高峰兴起的源由，可以让我们厘清「母猪教」行动何以集结的现象。
（一）事件导向的集结
实际观察文本内容，可以发现关于「母猪」一词的讨论热度是随着特定事件而起。第一波是落在2015年9月5日至10月2日。起因是时常以「母猪」一词来指涉「特定」女性的板友AG因用字不雅（「干0粮母猪滚喇干」）而被施以水桶惩罚。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并起哄成立「母猪教」，尊崇AG为教主。10第二波则发生在来年春天（2016年2月27日至4月1日）。起因是2月27日时有一桩前男女朋友吵架闹到八卦板的事件（男以「母猪」谩骂前女友，前女友不甘示弱的反击），遂开启了讨论的热潮（包括「母猪」的定义，「母猪教」只是和仇母猪而不是仇女的自我辩护等），一路纷扰到3月中，使得板上开始出现「母猪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八卦板文化了」的板友批注。此波的高峰则落在3月29日。是日，众「教友」包括AG群起进攻女板闹版，引来大量板友的辩护与围观，俗称第一次母猪教圣战。
第三波是2016月5月31日至6月10日，板友AG又再度被「水桶」，群情又激愤了起来，并从八卦板一路延烧至女板，乱战的程度最终引起女板做出隐版申请以肃清版面，俗称第二次母猪教圣战。第四波（2016年10月21日至10月30日）则是风潮的极大化。苗博雅在「女人迷」网站谈「母猪教」的演讲文11被转到八卦板，因而引来「苗博雅算不算是母猪」的论战。而后苗博雅在脸书和八卦板发文邀请「母猪教」重要人士BK来座谈，更激化了群情与讨论热度，让「母猪」一词出现的频率冲上顶峰。第五波（2017年4月28日至5月6日）则与作家林奕含相关。林奕含于4月26日凌晨自杀，4月28日开始有文章讨论「林奕含是不是母猪」，因而开启了正反两方的论战，包括重新争论母猪定义问题，并指控八卦板的风气全被母猪教搞糟云云。
从高峰兴起的因素观之，我们可以看见，虽然网络环境被誉为数字时代的游乐场，能在之中从事各种想象的、试验的、浮动的身分认同与实作，但它并不是一个自足的、独立于世的化外之地。易言之，虽然有些热潮似乎是PTT特有的次文化行动所带起的（如抗议被浸水桶的处罚而引发关键词闹版行动），但在此同时，线下社会的事件、议题、知名度都会被带进在线社群，无论是以借题发挥的形式（如借用林奕含之名来指涉母猪特质），共感共愤的情绪（如藉由前男女朋友的争吵来论辩哪些特质是母猪之举），或是开双战场相互呼应的劲道（如苗博雅对BK下战帖一事），都能激化其讨论的风潮。因此，「母猪教」虽是在网络兴起的议题，但就其发展的脉络而论，仍未独立存在于在线世界，而与线下社会相互交融和彼此激化。
（二）多元、分散、但仍具中心的行动主体
若「母猪教」议题发展的脉络是与线下社会相互交融的，那它引来的参与群众，会有什么特属于网络社会的特质吗？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曾主张，计算机沟通讯息是一种关于谈话的谈话（talk about talk），行动的主体是多元、分散、去中心、且不稳定的。12齐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也主张液态现代性的社群是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钉子社群（peg community）:「钉子社群是围绕着钉子（peg）而产生的，而『钉子』指的是众多个体零星、更迭的注意力，及其四散、飘移的关注，所能够同时（并且是暂时）悬挂于其上的聚点。」13易言之，钉子社群本身就是一种暂时性、流动、多变的集结，短暂聚合之后，就会四散转往下一个钉子集结。
参与PTT「母猪教」事件的社群特性，确实与上述的网络社群特质有其符应之处，但同时也有相互扞格之点。首先，统计PTT板上使用「母猪」字词的板友发文数，有七位使用者曾经发表超过一百篇的文章。但是，观察这些热衷发文者参与讨论的形式，可以发现他们虽热爱发文，但却不常推文，前50大的发文者中仅有九位是列于前50大的推文者阵营。可知除了「发文组」之外，另有一群参与者在撑起推文的热度（如图2）。由此得知，在参与「母猪教」行动的组成结构中，很少人是以全方位的姿态（既发文也推文）参与，因而确实具有分散的组成特性。
再依据讨论的议题属性来看，在「母猪教」一片激情宣泄的文章中，较引人瞩目的是试图论述出「母猪」定义以服人、或是反驳之的文章。而统计出较常发表这类文章的前20大板友中，仅有三位是位于上述前50大发文者的名单之列。可见在这分散的群集中，也确实有着多元的论述风格和行为取向。同时，在所谓「热衷人士」中，事实上也没有太多参与者是每役必与的情况，而是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在保持与此议题的联系（如图3），有时投入得深，紧跟着打笔战；有时则是驻足旁观，偶尔才出言几句。因而其注意力确实有着更迭、飘移的特性。
且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议题热度的延烧，使用「母猪」关键词的群众持续成长，并未出现饱和或收敛的现象（如图4），且这涨幅是依存在事件之上，如第二波高峰期（即第一次母猪教圣战）前一个月，使用「母猪」关键词的板友数量渐次增多；到了第三波高峰（第二次母猪教圣战），与第四波高峰（苗博雅宣战板友BK）期间，更都是以垂直上升的幅度激增。这说明了，在注意力经济的网络信息时代，特定事件的发生可以快速吸取板友的注意力，进而凝聚出一个悬挂众人瞩目的聚点。
最后，网络社群最使人乐道之处，在于它能够带来去中心的网络样态，因而能够跳脱威权领导的模式，而发展出更为弹性纷杂的多元异音。然而，细究「母猪教」事件的参与网络，它仍隐然出现了两股中心。我统计了在各板友发文中提及的ID（或昵称），发现其有明显的「红人榜」，尤以AG和BK遥遥列居榜首。除了统计这两位的出现次数外，为了探究这些参与者间是否存有阶层式的互动结构，我先列举出所有的发文作者（V1），再侦测这些发文作者（V1）曾在谁（V2）的发文中被提及，因而能够建立起「谁提及谁（Who-Mentions-Who）」的网络（如图5）。从该网络更能清楚看见，AG和BK位处网络的两大核心，遇有特殊事件就一定会以其名、其言作为讨论的核心；且除了这两大核心外，几乎无次要核心。如此极度中心化网络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八卦板的讨论风潮会被其言行所带领，因而会偏向于一窝蜂式的嘈嘈，而非众声不同的喧哗。
（三）理性或起哄？
如前所述，网络社群与民主潜能的讨论中存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去中心、平等的讨论环境可以塑造一个凝聚共识的公共讨论环境；另一派则认为匿名性的网络环境反而会极化意识形态与情感，失去理性讨论的可能。阅读PTT母猪教事件的相关发文，逐渐可以发现，一个值得作为分辨发文是否可形成理性讨论的指标，在于其是否讨论了「母猪」的定义。无论发文者的立场是支持或驳斥「母猪教」，并姑且忽略其所谓的「理」究竟是否为歪理，这些投入于讨论「母猪」定义的文章，皆可见其尝试以论述来说服他人的企图。图6是同时提到「母猪」和「定义」的文章数量，可以看到，在第一波高峰（成立「母猪教」）时，以及第二波高峰（第一次母猪教圣战）之前，关于「母猪」定义的议题并不常被提及。浏览那时的文章内容，也几乎可以归纳出，彼时的文章大多在宣泄情绪（例如抱怨女性的某些行止，像是爱钱、公主病、让人戴绿帽等）。但从第二波高峰之后，紧接着的第三波（第二次母猪圣战）、第四波（苗博雅大战苏美）、和第五波（林奕含事件），就开始有大量的正、反两方文章在讨论「母猪」的相关定义。
这样的发展情势，与谁引领了讨论风潮相关。延续前文指出AG与BK为议题网络的核心，事实上他们两位各自的风格特色，确实引导了八卦板风的走向。在第二波高峰期之前，AG的活跃程度高于BK甚多；而到了第四波高峰（苗博雅宣战BK）时，由于BK成为事件的主角，他所引发的板风就异于AG的活跃时期。图7是提到两人的文章中，各自用到的前50大关键词之差异比较。从中可以看见，提到AG的文章大多还是以激情发泄为主（如「干」、「滚喇干」），而提到BK的文章则开始有一些概念性的论述出现（如「性别」、「父权」）。
观察这些资料，我们虽难以断言PTT「母猪教」事件中是否出现极化的现象，但它确实会随着板上的特定风潮与中心人物的特性，衍生与之相应的风格：AG时期的瞎起哄戏谑，与BK时期试图服人的论辩。这也指向了，网络论坛会在言论聚集的过程中，逐渐凝集出一股社群感染力，并以此带动版上形成一特定的社群气质。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如此的社群气质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与情感基础，号召了行动的感染力。
二、你的狂欢，我的噤声：「母猪教」集结的情绪基础
涂尔干（·mile Durkheim）所提出的集体亢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常被沿用来探究虚拟社区的运作何以可能带来集体性共在与亢奋的情境。14涂尔干原指的集体亢奋，是藉由节庆和仪式本身带来的集体性共在，来升起一股与凡俗世界相异的神圣感，进而形成宗教性的力量。但这概念转用到一个不需要肉体共在、却随时可以近用社群、持续享有社交可能性的网络环境时，仪式存在的必要性就降低，且集体亢奋的现象转而出于需求（demand）而生，而非为了满足某种区分世俗性的神圣感。然而，当在线社会集体亢奋的情绪所连结的不是神圣感，那又会指向什么？其所谓的「需求」何在？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指出，这象征的是一种社交性（sociality）的需求（surfing over the waves of sociality）。15黄厚铭与林意仁也延伸马费索利的概念，主张网络上那些无聊、不入流的起哄或凑热闹行动，所体现出的即为一种人类对社会╱社群的需求，藉由情感与情绪的共感共应来为社会成员提供满足，因而其意义就在于和他人相连结的过程自身，而没有外在于这个行动的目的或动机。16再者，林意仁也指出，在线虚拟社区的社交需求经常带着强烈的集体情绪感应，如同一种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定义的狂欢概念的诙谐色彩，既展现出集体的欢乐（而非个别的愉悦），也因其偶发性的特质，而能营造出节庆式的、异于日常秩序的欢乐氛围和惊奇感受。17
从这些讨论出发，当我们要探究PTT的「母猪教」是基于什么情绪机制而得以集结时，需要关注的就会是，它有着什么样的集体共在性？如何让成员体现到共感共在的情绪？这个共在感提供何种惊奇经验？狂欢感受的氛围又是什么？首先，共在性是一种主观的意识状态，一种觉得自己身在虚拟环境、且与他人同在的心理感受。18在PTT的系统上，最能看出共在的指标为「广告牌人数」。根据系统的设定，当广告牌同时有一百人以下在观看时，广告牌标题会标出实际人数。但一百人以上时，就会标上「HOT」字样。依序，一千人以上被标为「白爆」，二千人以上是「红爆」，五千人以上是「蓝爆」……等。而当广告牌人数众多时，由于群聚者众，发文与推文数也会瞬间飙高，宛如嘉年华的万头钻动。
但由于我所得到的数据并没有当时的「广告牌人数」，所以我改由发文频率来探究共在性的展现。图8是按照发文的时间顺序，统计每两篇发文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在事件来临的高峰期，发文频率可以高达每十秒就一篇（更遑论发表速度更快的推文，必是以更为飞快的速度在激增）。依据这样的发文频率，我们可以料想彼时互动的场景：一篇篇文章╱推文如波涛般涌现，入目之景皆是相同议题的讨论，且一波推着一波不断向前滚动。如此的景致确实能强烈让人们体会到与他人共在的感受，并透过共同议题的参与创造出社会性连结的心理满足。
其次，当人们透过同步参与板上讨论的机制感受到共在感时，它也确实发展出一种异于日常秩序的亢奋感。如在第三波高峰期时（俗称第二次母猪教圣战），八卦版的众教友在「教主」AG的指挥下，群集于女板闹板，不断发表只含「母猪」关键词的文章（如图9），让整个女板几近淹没于「母猪」海之中，丧失了日常讨论的功能。此举彻底体现了在线社群沉浸于集体亢奋的情感状态，因而引发出宛若节庆式的集体狂欢与非理性互动之样貌。
如此聚积的亢奋情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群人会想要集结起来？集结的动机是什么？根据马费索利所言，在线社群的互动只是为了求得一种社交性（sociality）的氛围，其连结本身就是意义，而没有外在于这个行动的目的或动机。19循着这样的理路，我们或许可以说，PTT的母猪教热潮是一种在线社群的社交性连结。和他人共同在场的感受，为参与者们激起异于日常的强烈情绪，就像喝了神奇宝贝的增强剂一般，不但扩大了共鸣共感的可能性，同时也让行动趋于激情化，因而走向了一种集体亢奋的嘉年华仪式。如此的说法，虽然能让我们揣想参与者们的情绪感受，但事实上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在线的连结能激起集体情绪，而有些则否。换言之，如果说PTT的「母猪教」仅是一种社交性连结的激情，那为什么恰恰好是这样的议题可以召唤出激情，而其余在板上一闪即逝的话题则会迅速消失在大家的注意力范围？
因此，我认为，在线社群互动「仅为连结感本身，而未具有任何目的性」的观点，虽然说明了「母猪教」教众因特定事件群聚、起哄、闹版的集体亢奋情绪，但却无法概括PTT「母猪教」的行动全貌。相反的，若去细究引发这波集体亢奋的情感基础，可以看见它隐隐然指向了某种意识形态，并以其为本发展出了一种性别挑衅的行动目的。下个段落将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讨论这个现象的社会意涵。
三、控制为体，母猪为用：网络性别秩序的维护「圣战」
观察「母猪教」的出现与起落，可以看见有一关键词与之形影相随，即「仇女」。更值得注意的是，梳理这两词出现的时间点，赫然发现「仇女」一词早于「母猪」（如图10），显示在「母猪教」尚未成形时，PTT的讨论板上就已焖烧着「仇女」的言论；「母猪教」成立后，它也跟着水涨船高，形成与「母猪教」声势相合的局面。这种时间序位的关系，指向了「母猪教」行动与厌女╱仇女的相关性。
厌女，如曼内所说，是一种社会环境的特质，由敌意的社会力量所组成，试图形成一种社会控制的功能。20而曼内的贡献，在于她又更细致化的区分厌女的操作逻辑。她对照了性别歧视（sexism）和厌女这两个词汇，指出性别歧视是在意识形态中对男性和女性做出歧视性对待，以合理化父权社会秩序；而厌女则是在好女人和坏女人之间做出歧视性对待，并惩罚后者，以维持和强制父权统治规范的系统。所以，性别歧视像是一种合理化父权秩序的「科学」，而厌女则是一种甚具规范强制性的道德教条，就像「父权秩序的执法者」，扮演维持治安和执行秩序的角色，若有试图挑战和破坏父权秩序的行动，就会成为被纠举出来猎杀的对象。曼内就此为其批注：
性别歧视之于厌女，就像公民秩序之于法律强制。性别歧视单独运作时，在于认为男性优于女性，这种优越性是自然且难以避免的。而厌女单独运作时，是包含焦虑、恐惧、和维持父权秩序的欲望，以及在它被破坏时去恢复/振兴它的使命感。所以性别歧视是自满的，厌女是焦虑的。性别歧视是书呆子气的，厌女是好战的。性别歧视有理论，厌女则是挥舞棍棒。21
在这样的强制性规范之下，人们若要避开厌女者的追捕，就必须要沿用其理想和标准来「做个好女人」。做「好女人」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压力，且当场景搬移到网络上，网络的匿名特质、快速且广泛传散讯息的能力，皆提供且极化厌女言论延烧的可能性，22更使得此般社会控制力道更形尖锐。卡拉．曼提亚（Karla Mantilla）曾以网络性别挑衅（gendertrolling）的概念形容之，认为此一行动旨在以侮辱、仇恨和暴力威胁的方式，引起目标对象的强烈情绪反应，并藉此塑造出敌意的氛围，逼迫女性噤声，进而远离原属于男性主导的空间，因而能达成一种侦查、巩固性别界线的社会功能。23以下将以厌女概念的操作逻辑，来分析母猪教的社会控制面向。
（一）我说妳是妳就是：「母猪」定义权的掌控
梳理PTT讨论板上关于何谓「母猪」的文章╱推嘘文，统计「母猪」标签的内里，发现之中有各种驳杂的定义，但隐然仍可发现其沿着两种角色概念的标准前进。其一是强化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像是强调女性应具有的美丽姿态（所以又丑又胖的就是母猪），或是女性该具备的「好女人」价值，如尊重男性、不威胁男性尊严等（所以有公主病是母猪、爱钱的是母猪、跟男性出门不各自付账〔AA〕是母猪、劈腿或让男友戴绿帽是母猪、跟白种男性交往〔CCR〕意味着轻视黄种男性自然更是母猪）；24其二则是将女性贬为性客体，认为女性的存在价值仅在其作为性对象的可能性，无论自己是否有能力欲求此性对象，都以此物化的型态将女性简化为只是局部的身体，既将女性标志为只是男性的玩物，也藉此限缩女性主体的完整性（如提到「母猪」就常会提到「干」，或是「破麻」、「淫荡」和「鸡掰」等）。
这两轨标准事实上正沿着马莎．努斯包姆（Martha C. Nussbaum）所称的物化（objectification）的方向：如果大家觉得她很丑，那就一起来嘲笑她的丑身体；如果她很美，那她就会变成荡妇或淫妇。25如此的物化形式 —— 即把他针对的目标视为一种仅为了服务他的目的而存在的工具 —— 展现的是一种破坏他人自主性的对待，以恶意破坏他人心灵的平静，或是践踏她的意志造成其痛苦；且它通常是一种羞辱惩罚（shame punishment），将某个标志和符号穿戴在被物化者的身上，用以标示对方承载着一种污名化的身分，或被放置在一个没有尊严的位置供大众观看，以达成某种羞辱正义（shame justice）：主流群体以排除和污名化某些群体，并让他们感到不舒适为乐。26
以此观点来看，上述的「母猪」定义，不论是将女性置放于刻板好女人的位置而否认其他特质的可欲性，或是将女性贬为性客体，可被拥有、破坏与评价，都是在透过侵犯、殖民化他人的内在世界来得到愉悦。27同时，梳理「母猪」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那是一种罗列庞杂指称且相互矛盾的世界，可谓「一个母猪各自表述」，从外表、性格、行为迄互动对象，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且各个自相矛盾的特质也一并被网罗（如图11，像是「开放」与「保守」、「好上」与「不给上」皆同列于阵）。
如此广域性的卷标正显示了，与其说「母猪」特质是一种客观定义，倒不如说那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展现。当定义者拥有凌驾于被定义者的权力时，他就可以随心所欲诠释他者，定义其可欲之处，也定义其可鄙与否。谁是好女人、谁是坏女人，总之是他说了算。
（二）我说我没有就没有：「母猪教」行动的诠释权
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如此任意定义且施以惩罚的厌女行动，可以理解成一种性别基础的仇恨犯罪（gender-based hate crime），就像是一种「价值的再评价」（revaluation of values），且是退化性的，以物化女性来恢复往日岁月的光景，28亦即，重新复兴与维持父权社会秩序。29然而，从「母猪教」事件参与者之眼向外看，他们却也企图翻转上述的行为评价，以维护自身行动的正当性。比较在第一波高峰期时八卦板、男板、和女板的热门关键词，「仇女」出现在女板热门关键词的第4大，但仅列于八卦板的第13位，而在男板甚至榜上无名（如图12）。在第二波高峰时，「仇女」也位在女板热门关键词的第5位，八卦板的第17位，男板的第16位。
这些数据说明了，同一种行动会因结构位置的差异而被赋予不同的诠释。对于八卦板「母猪教」教徒而言，他可以藉由否认、淡化、甚至翻转仇恨言论的意义，来谋求这种挑衅行动的正当性。如当「母猪教」成立后，每遇高峰期就会出现「母猪」＋「定义」＋「仇母猪」关键词三位一体的文章，以用来自我辩护「母猪教是仇母猪，不是仇女好吗！」。但对于身处潜在受害位置的女板板友来说，这些被收纳在「母猪」标签下的定义，却更像是「母猪教」教徒的说教行动，宛若言者谆谆（告诉「妳」什么是父权统治规范和期待），若听者藐藐（还试图抵抗与挑战），那就休怪「我」下手不客气。因此，不论「母猪教」教徒以何种修辞掩盖其行动核心，对可能受害的女性板友们而言，那确实是父权霸权底下的厌女仇恨。
无论是指称「母猪」定义的权力、或是定位「母猪教」行动意义的权力，这两者皆单方面的掌握在「母猪教」教徒手中，且不开放对话及被撼动的空间时，我们很难声称「母猪教」所聚积的集体亢奋行动，仅是一种为了寻求社会连结意义的行动，而未具外在的目的或动机。相反的，如此的网络「圣战」，事实上就是一种夺权╱固权行动。所要夺回的，是过往女性未能享有、但现今女性却日益争取到的优势（例如享有自主权和主体性）；所要巩固的，则是那逐渐松动的父权社会规范。因此，若采用曼内对性别歧视与厌女概念相互作用可能性的讨论，30「母猪教」行动所展现的，就是一种采用性别歧视意识形态来服务厌女目的的行动：从男性优越与护卫父权秩序的欲望出发，强制性的行使父权社会评价，以控制和箝制他人的行动。检视此心态，我们不难理解，何以「母猪教」教徒会觉得自己在板上标签、侦查、与辱骂「母猪」的行动是一场「道德圣战」：出于对「正义」的热爱，我厌弃妳。
四、厌女╱网络性别挑衅的社会效应与对应
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个网络厌女╱性别挑衅的行动？只是无伤大雅的恶作剧玩笑？抑或是应该正视的性别结构议题？由于PTT是一个采用化名的网络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与真实隔绝的色彩，因此「母猪教」参与者经常高举界线观的论点，主张网络空间是一个无涉真实的世界，即使网络言论有所极化，也不会为真实世界带来任何影响（例如「只是键盘仇女」、「很多人只是网络上嘴一嘴，现实中没有仇啦」）。同时，如此的界线观也蕴含一种对「另类规则」的默许，即认为进入网络世界时应切换至另一种异于真实世界的心态、规范和应对形式。因此，若有女性对此「网络情绪用语」感到不舒服，问题所在并非是「母猪教」的失当，而是批判者搞混了网络世界的规则，因而反倒会被「教徒」们讥讽「玻璃心」、「小题大作」、「好悲哀把网络当真」等，甚至采用指点的语气告诫批判者应该采取自行离开的行动策略（例如「妳不爽不要看」）。也正是如此的界线观，「母猪教」教众主张其拥有在网络世界宣扬「母猪教」教义的权利，若遭受任何打压或抵制措施，都可视为是一种摧毁网络自身规范的越界行动。如当苗博雅下战帖邀请BK出席座谈会辩论时，许多八卦板板友便发文指责苗博雅无视网络世界的界线（例如「开错战场」），并支持BK不要现身座谈会，以维护他在网络世界建立起来的角色与认同。
然而，此种「虚拟无涉真实」的界线观，在理论与经验现象的立足点都是薄弱的。网络媒介的新沟通形式，其历史特殊性并非是诱发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反而是建构了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亦即，虽说网络是建立在虚拟的基础上，但我们确实在这基础上创建我们的意义、形成我们的观点。在这样的系统上，真实本身会融入且浸淫在虚拟意象的情境中，屏幕所呈现的现象不只是用来沟通彼此的经验，它同时也会成为经验本身。31换言之，网络世界从未具有与真实空间一刀二切的简明界线，即便只是出现在虚空间里的文字攻击，但它确实会在真实空间里带来心理挫折和实存伤害。珍妮弗．简森（Jennifer Jenson）和苏珊娜．卡斯特尔（Suzanne de Castell）便指认出网络厌女的行动如何在个人、结构文化和制度╱政府三层次上造成社会效应。32
首先，在个人的层次上，「母猪教」等厌女言论或性别挑衅的行径确实会引起个别女性的不快，此不快感不只是种具体的冒犯，同时也会促成隐微的敌意环境，并创造一种恐惧、恫吓和屈从的氛围，33因而引发寒蝉效应，让个别女性在发言时选择自我审查（声明自己不是「母猪」）、伪装身分，或是干脆自我噤声，抑或完全撤离以避免被冒犯的可能性。此种自行趋避的举动乍看之下是自我选择（同时也是「母猪教」教众的「训示」），但事实上却是把网络厌女的责任转移到受害者的身上。34当网络环境成为当代生活和公民权的根本要素，使得我们都能理解且感受到在PTT被「水桶」而失去发文推文的自由是一种严重的处罚时，那么当我们对那些深觉被冒犯、被威胁的女性呛声说「妳不爽不要来」时，不也就等同于剥夺她们参与网络讨论的自由和权利、削减其在网络环境追求自我旨趣的可能性，抑或迫使其丧失培养社会连结资本的管道？35
再从结构文化的层次来看，「母猪教」在攻击个别女性时，同时也传达出一种传统的性别角色讯息，即女性是次等的、主要价值仅为性功用、不该出现在公共领域高谈阔论、而敢胆僭越者应该被赶回原来的私领域或受到惩罚等。36如此的讯息与线下世界的职场或街头性骚扰有许多共通点，皆在侦查性别界限，并使用侮辱、仇恨和暴力威胁的方式，来让女性远离男性主宰的领域，或是屈从于次等位置。37最终，这些性别角色讯息会形成网络文化理解和实作中的一环，让网络环境逐渐变成一种男性主导的空间，进而排挤女性网友理应享有的行动自由（例如导致女板改成只读三天，或是萌生另至PTT2开新版的念头），或是迫使女性运用伪装的方式来妥协自我的女性认同。因此，「母猪教」事件所侵害的并不只是个别女性，而是藉由将行动连结到社会和文化的性别规范 —— 关于女性如何在公共空间现身（在什么标准下才是一个「好」女人）、区分公私领域的界线如何被工具化来支撑性政治 —— 来诉诸对整体女性和社会性别文化的控制权。38以此效应观之，它所巩固的是根植在性别权力和控制机制中的阶层秩序，自然也就超越了个人层次的烦恼，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结构议题。
最后，当我们将「母猪教」风波视为一种性别文化的结构议题时，它所牵涉的行动对策就涉及制度面向。如同家暴、职场性骚扰在尚未被命名之前都被视为一种私人烦恼，直至女权运动介入以唤起国家关注，进而定义、命名、纳入法律保障，最终才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社会议题一般，39要唤起大众对网络厌女╱性别挑衅行动的自觉，首要之务就是将这些行动从私领域的私人问题提升至公领域的公共议题。当网络厌女╱性别挑衅被看成只是私领域的个人争战时，它通常只会诉诸个人式的回避（如澄清自己不是「母猪」）或反击（如回嘴「教徒」才是「鲁蛇」）。如此自力救济的策略在效用上难收实质之效，如网络笔战往往会失却焦点，甚至引来更为偏激的言论。就像埃玛．珍（Emma A. Jane）所言，在线仇恨语言的存在理由在于破坏他人的情感平衡，因而歧视者会竞相生产出最具创意的毒液、破坏最多的禁忌，以引起目标对象的最大情绪反应，所以个人式的反击等同是制造新闻以让他们的「功勋」得到更多瞩目。40
再者，在正当性的层面上，私人反击也难以跳脱「众教徒只是表达个人意见」的诡辩循环，因而无法凸显歧视言论背后所立基的性别阶层结构。丹妮尔．济慈．西卓（Danielle Keats Citron）在此的对策是引进网民权（cyber civil rights）的框架来厚实网络平权行动的正当性基础。41她认为，网络是西部洪荒、享有另一套规则的想法，事实上站在一种错误的预设上，即认为在线攻击是线下止步的，不会对真实生活带来任何影响，因而只需看成是「荒野西部」中的幼稚滑稽玩笑即可。然而，这个预设的问题在于，在线仇恨并不只会待在网络空间，而会蔓延到真实世界，让女性蒙受污名、阻碍其参与在线生活、甚至侵害她们的自主、认同、尊严和福利；换言之，即损及其身为网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若能引进网民权的议程，可以同时带来教育和法律意义来改善网络歧视行动的发生。就教育上，网民权的议程藉由认定（recognize）并命名（name）网络骚扰为一种性别歧视的行为，来让网民学习到这是不被接受、不需容忍、且对社会有害的行动（而非只是无聊玩笑）。而在法律意义上，公民权的框架会显示出网络并不是一个法律不毛之地，进而能让潜在加害者体认到从事网络性别歧视的行动并非没有代价；同时也能正当化打击在线厌女╱性别挑衅的行动，让受害女性不需独自面对辱骂，而能诉诸公众来产生道德和文化支持。
在法律企图之外，更根本的，自是面对整个文化中关于男性气质的思考和谈论模式。如同努斯包姆所言，42改变羞辱╱宰制的行动应该从文化性着手，以企盼一个真正的「奴隶反抗」（slave revolt in morality）—— 反转权力施予的位置 —— 和「价值的再评价」；亦即，让整体社会所关切的事物，从权力意志的施展，转向「同情道德」（morality of pity）的相互连结与尊重，如此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无碍、无敌意的网络空间，让所有个体平等穿梭，优游，且不迫。
五、结论
网络厌女行动之所以复杂难解，在于它的虚拟面纱极易让人规避其所造成的真实伤害。如此的伤害，一来是它破坏了女性的自主性，仅以外表和身体（甚而只是身体的某个部位）来评价女性的「好」与「坏」，并用各种侮辱、践踏他人意志的羞辱性言词，利用网络快速传散的机制飞进女性的脑海，破坏其主体心灵的平静，甚或威胁其自尊和意志。二来，如此的性别挑衅行动是一种强迫推销女人倾往「好女人」端点的力量，女性在进入这样的网络空间时，会自我审查、监控自己是否够「好」，因而让如此的「母猪」圣战，有了内外夹击的社会控制功能：既能在「妳」之外骂妳，也能让「妳」内化此规范、进而遵守「我」对「妳」的期待。最后，它造成了女性参与权的限缩，不论是自主趋避或是愤而笔战，它都破坏了女性悠游、赏玩于网络空间的权利，最终造成此空间的偏狭与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