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地中挣扎
林奕含的双重失落与捆绑
作者｜黄囇莉
台湾大学心理学博士，现为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从小搭着国家教育体制的顺风车成长，年轻时因读太多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受爱国热血激励，总把大我放在小我之前。进入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主修人格╱社会心理学，也以本土心理学为主要研究取径，想要摆脱西方的学术殖民。1994年女学会成立，有幸参加几次妇运界的研讨会、工作坊，受启迪而看到了影响个体的父权结构之存在，因而毅然认同女性主义。除了在本土心理学持续学术耕耘外，也投身女性主义者的实践工作，多聚焦在性别平等教育及性侵害╱性骚扰之调查工作。目前与性别相关之论文约三十多篇，曾任女性学学会第八届理事长，清华大学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委。2010年获教育部友善校园杰出贡献奖。
一、开场的话
2017年2月，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后即引发热议，作者林奕含坚称，小说中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但在新书出版后不到半年，林奕含却于该年4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林奕含的作品与事件，不仅让「师生间的性、权力、诱奸」成为当年台湾新闻媒体的关键词，至今仍不断驱使我们反思她以文字与生命所提出的种种叩问。
根据媒体与网络上的叙述，林奕含「美丽大方」、「谈吐得宜」，当年考大学时是台南女中唯一学测满级分的，人称「最漂亮的满级分宝贝」。2016年4月林奕含在自己的婚礼上说：「如果今天婚礼我可以成为一个『新人』，我想要成为一个对他人痛苦有更多想象力的人……，我想要成为可以实质上帮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人」。1「精神病患」和「最漂亮的满级分宝贝」就如同沾黏在她身上的标签，一旦被贴上了，就无法再剔除，「如同已经发生过的，不可能无痛还原」。2
小说中主角的经历与遭遇和作者林奕含有诸多相似之处，林奕含的父母也曾公开说，书中的故事就是她们女儿的真实故事。那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关于「女孩子被诱奸或被强暴」的故事。吊诡的是，作者自己的说法：它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这里面有一个「爱」字；但作者更强调，如果看了这本书，看不到诱奸和强暴的话，那一定是在装聋作哑。3显然地，究竟是两情相悦，抑或是强暴，其中存在着时空上的矛盾，或许作者就是要说一个爱与暴力纠葛，难分难解的故事？
同时，作者认为她的书写是「屈辱的书写」、「不雅的书写」，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书写，「因为这么大质量的暴力，它是不可能再现的」。4然而，读者们又怎么看这本书呢？从网络上的留言可知，有人「读了 —— 失眠、作噩梦」，有人则「很难过，读不下去」、「没法子一直读，所以读很慢」等。看来，读者们阅读此小说时，多经历着难以承受的负面情绪。如果感觉痛苦，是因为故事的情节，历历在目？还是因为感同身受？或是有自身的投射？抑或是难以接受社会有此阴暗面，或是因同理作者写作过程的挣扎与苦痛？这些都有值得深究之处。
（一）历史的轨迹
台湾不缺相似的故事。早在1994年，台湾师范大学即曾有一起掀起校园轩然大波，引发社会热烈议论，七匹狼传闻风起云涌之事件。事件起于女学生在校外喷漆，指控老师利用上课时间对她性骚扰，课后在研究室有性侵之实。但当时《性别平等教育法》及相关法案与准则尚未立法，调查程序未获共识，以致当事人的后续处境也面临诸多疑虑。开始时，事件的女主角说自己喜欢老师，喜欢老师的白发苍苍、充满智慧，喜欢老师吟诗诵词时的风度翩翩、温文儒雅，但这所有的「喜欢」完全是建立在「诗般的清纯情怀」以及「钦羡」之上。她会在节日或庆生日写卡片，画「爱心」向老师表白喜欢，也会在日常生活里特别送些水果点心给老师吃，以示贴心；这些行为，确实比一般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多了些甜蜜，但她也绝无意发展进一步的「情爱」或是「性爱」关系。除了承认自己喜欢老师，她也因在校内或校外与老师发生多次性关系，而被某些人视为系与老师两情相悦之「师生恋」。教授之妻因此以妨害家庭之名向法院提告女学生，虽然，律师以女学生先遭到性侵害为由辩护非两情相悦，但最后，她妨害家庭的通奸罪成立，遭易科罚款处罚。
女学生无法提告遭师性侵害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刑法》之「强奸罪」系属「告诉乃论」，且要于事发后一年内提出诉讼。但此案揭露时女学生已是大学四年级，事发之际女学生仅是大二生，如果要提告诉却时效已过，以致无法藉遭性侵以为自己辩护，只能因妨害家庭案败诉而饮憾。1999年，在妇运团体的努力之下，也将《刑法》第十六章「妨害风化罪」改为「妨害性自主罪」，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原来「致使不能抗拒」之要件改为「违反其意愿」，被害人也不限于妇女，还包括男、女两性，亦即男对男、女对女。5像这样将强调社会规范层面的「妨害风化」改为「妨害性自主」，受害者从「妇女」扩增为「男女」两性，在在显示对性自主权及身体控制权的尊重已然在立法层次上受到高度的重视。
另外，此案中，女律师为女学生以强暴在先的论点辩护并未被检察官采纳，原因之一系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当时尚未引进台湾而为一普遍之认识。女学生曾召开记者会说明事件经过，当时媒体的风向认为学生已成年，师生恋的可能性存在，女学生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师生间权势关系的关键影响力并未被大众重视。当然，这样的舆论风向对女学生是相当不利的，记者会之后，女学生并未取得更多来自大众的同情，加上官司不利，只好瘖哑失声。当时，有些女学会的会员私下帮助她，希望她能度过一关关的困境。由于此案的详细事实部分一直未曾公开，以致学界无法对类似案例有更深层的理解，并引以为鉴。我们也可以说，此案之公开与否或如何公开，也成为女学会的未竟之事之一。
如出一辙的故事，二十年来在台湾的校园中重复上演着。从《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之后，根据教育部性别统计分析显示：从2006年至2016年的十一年间，校园性侵案调查属实者共约324件，平均每年约30件，占5.3%；师生性骚扰从民国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共1050件，每年平均105件，约占11.0%。案量也不少。2004年开始实施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对于性平事件之调查程序也有清楚的规范，其中，由于所有调查人员与处理此案的相关人员，都负有保密的责任。因此，即使已发生过这么多的疑似师生恋╱性侵害╱性骚扰案件，关于事件的细节，例如，如何开始？心理经历为何？如何结束？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心理历程、认知、情绪转化等，没有相关的论文可供参考，以致大家对仍在摸索中。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中，虽然当事的双方不是实质的修课评分之师生关系，但是，因男主角是补习班的老师，且房思琪也以老师称之，因此，在两人的心理上仍是师生关系，且是一种「权势关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虽是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却提供了细腻的关系发展历程，因此，本文将以此书为分析文本，参酌作者林奕含的经历，讨论师生恋或师生间诱奸的深层内涵。
（二）师生恋vs.师生伦理
社会上，大龄男性师者配上美少女学生的「师生恋」向来传为美谈，尤其是近代华人世界中，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他的少妻翁帆的婚配，俗称「八二、二八」，更是媒体及人们茶余饭后争相传颂的故事，也羡煞多少大龄男子。现代大学校园中，女学生正值成年萌发期（emerging adulthood），从青春期步入成年早期，追寻自我认同以及发展亲密关系都是此阶段重要的任务。除了同侪，女大学生接触最多的就是校园中学识渊博、谆谆教诲的师长。大学教师在社会上大多具有德高望重的形象，知识渊博、热心教导，也关怀学生。女大学生面对这样的大学男性教授，除了敬重，也可能心生崇拜或爱慕之情。如果男教师是单身身分或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学人，男未婚女未嫁，又值适婚年龄，以大学校园中崇尚自由恋爱的风气而言，谱出师生恋曲，似乎也是自然之事。但是，现代大学校园，变奏的师生恋曲似乎更多。
201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约54%）认为：老师与成年学生发生性行为，即使双方是自愿的，老师还是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6显然地，越来越多人看到成年师生「师生恋」的不适之处，而不再一味地传为佳话；或许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师生间因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不宜发展亲密关系。至于为保护未成年少女少男，大学院校以下禁止师生恋，更是多数人接受的观点。
《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于2005年订定施行时，其中第七条明文规定，「教师于执行教学、指导、训练、评鉴、管理、辅导或提供学生工作机会时，在与性或性别有关之人际互动上，不得发展有违专业伦理之关系。教师发现其与学生之关系有违反前项专业伦理之虞，应主动回避或陈报学校处理」。显然地，此条文表明教育部的立场是禁止校园师生恋的。也就是说，现代的教师伦理不但不可主动「追求、告白」学生，即使学生主动「追求」教师，教师也要主动回避。教师若严格恪守此伦理，师生恋应该就没有发展的空间。接着，2011年教育部更以函示要求学校修订教师聘约，将禁止师生恋的第七条与第八条纳入聘约，若违反聘约，将依《教师法》受停聘或解聘处分。7当时，这些新规定都曾引起一片挞伐之声，很多人认为，教育部管太多了，因为「如果是大学的话，大家都已成年，真的没有必要」、「情感的事本来就无法控制，如果硬要规定，那大家就私底下来了」，更有人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条文规范根本限制不住师生恋的发生」。
（三）存在现象学的视角：纵向的时间轴线与横向的人际连结
利瓦伊伦以海德格的「存在时间性」分析儿少时期遭受性侵害的少女之后续生活经验；文中指出，遭遇性侵害后，受害少女的生活结构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存在处境也将面临极大困难。8其中最大的影响有两方面，一为受害少女将从线性时间的生活，转变为流转的生活；线性时间的生活也是「主流世界」的生活，在这里，大部分人在不同的生命╱时间阶段做不同的事，依着一定的秩序逐步前进；流转的时间生活则是一种「野地世界」的生活，在这儿生活失去了一定的秩序，失去了可预测性与掌控性。
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世界基本上由两个轴线构筑而成，一是纵向的时间轴，在此轴在线，随着年龄的发展人生有不同的任务。根据发展心理学者爱利克．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的社会心理学发展理论，人生大致可以分为八阶段，其中十二岁至十八岁是青少年期，是发展自我认同或自我定位的重要阶段，十八至三十五岁则是成年早期，以发展亲密关系为主要任务。9近代社会，年轻人受教育时间延长，初婚年龄也越来越晚，因而在青少年期与成年早期之间又可抽离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成年萌发期（十八至二十五岁）10，此一时期的特色，个体已经不是青少年，但也还没长大成人，有些国家或文化对于个体长大成人会有较清楚的界定，也会以特定的方式如成年礼（rites of passage）来象征这个转换。「结婚」是多数国家代表成为成人的仪式，也是生儿育女的序曲，这是代表成年的具体事实。另一个横向的轴线则是与他人之关系，关系有亲疏远近的渐层，也有重要性程度之不等，在华人世界会根据不同的关系，而有不同的角色义务；在华人世界，不同的人际关系都有其相对应之伦理，让人们在关系网络中知所进退。而此两轴所建构成的社会生活网，让人们于其中可获得起码的存在安定感。
「野地世界」是双轴构筑的生活世界出了问题，例如，在时间轴上被迫前进，如小孩过早进入成人世界，或是发展迟滞╱停顿。在人际关系上，若遭逢「父不父，子不子」，伦理网络有了破洞，人们在其间不免进退失据。自我的认同与定位同时产生问题，生命因而停滞，因而是一种无法前进的流转的生活。
遭遇性侵之少女多已无法回到主流的线性生活，流转生活让生命停滞不前，疲惫而无力，唯一的出路便是创造一个新生世界，让主流世界与野地世界在此遭逢共生，如图1所示。以下，本文将以存在现象学的视角，解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所呈现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 从主流世界掉落到野地世界，野地世界中的种种经验，新生世界创造的可能性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全书的开头已声明，该书是「改编自真人真事」，而且林奕含的父母曾公开说，书中的故事就是她们女儿的真实故事。因此，以下将同时引用两者的经验与叙说做为分析之文本╱素材。
二、文本╱叙说告诉我们些什么
（一）主流世界中的娇娇女、让狼师觊觎
依照《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叙述，房思琪原是主流社会中的娇娇女，父亲是医生，家境富裕，住在当地高级的、「帝宝级」的电梯大厦中，父母往来皆名流或各领域事业有成之富裕人士，例如，珠宝商。她有一同学好友刘怡婷，同住大厦中，两人家境皆优，不但富裕，也会做些「慈善」，例如，住户大家合出资，在冬季给街友办元宵节汤圆会，甚至要小孩「学做慈善」，让小孩一起舀甜汤、放汤圆。孩子自知家中有钱，也不炫富，尽量穿制服上学，穿一样的布鞋。两人也都聪慧优秀，成绩好，心地善良，愿意将作业给同学抄写。除了功课好，也爱好文学，小学时的藏书已经可比大学生，也就是除了富裕，还是有品味的家庭。但这样的文学品味却成为他人可乘之隙。一个补习班的国文男老师李国华，在她们国中时也搬进了同栋大厦居住。升国中之后，虽然她们本能地防备男生，但李老师大她们三十七岁，是在小女孩的警戒心的范围之外，被判定是安全的。
由于国文是台湾升学考试的必考科目，拜升学主义之赐，学生多上补习班补习。只有学校与补习班的日子，原就沉闷与高压，但李国华因有高鼻梁，讲笑话、写板书亦庄亦谐，使得他有机会成为巨大压力下的考生移情之对象，也让他收获不少少女的情书。但那些「丑」女孩「就算不用强来他也懒得」（《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页45）。11但面对如搪瓷娃娃的房思琪，让他有了欲望，想要跟她谈一场恋爱，想要改变她，想要看她哭笑不得，想要……。于是，李国华开始了他缜密的计划。
李国华要先展示自己的品味，用一整面墙的原典标榜他的学问，一些课本标榜孤独，一些小说指点着灵魂。他主动借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给两个小女孩，泄漏自己是仍有灵魂的教书匠。在得知房思琪与刘怡婷每天下课后会到顶楼的钱家，与钱家媳妇一起读文学作品之后，李国华即前往钱家，自告奋勇批阅两个小女孩的作文。接着，进而要求一天与一位小女生个别教学，然后，趁着与房思琪独处之际，欲望得逞。
（二）跌落野地世界：没有选择余地，被替换的人生
在小说中，房思琪在国一那一年遭到李国华性侵，从此，她就留在那一年，再也没有长大，「国一的教师节以后她从未长大。李国华压在她身上，不要她长大。而且她对生命的上进心，对活着的热情，对存在原本圆睁的大眼睛，或无论叫它什么，被人从下面伸进她的身体，整个地捏爆了」（页75）。显然地，她于国一遭性侵后，就从主流世界掉到野地世界，生理年龄虽不断增长，但社会心理的成长却就此停滞。
林奕含在受访时自陈：「医生……多年来都没有明确说我得了哪一种精神病，只是若有似无地提到重郁症、bipolar（躁郁症）、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得了这种病，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最好不要被别人知道。」12所以，从高二开始，她必须每周两次上台北看病，导致缺课太多，差点毕不了业，只剩国中学历。「在故乡生病，每一个长辈都告诉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治疗我的疾病」。是的，这是华人文化中的面子问题，由于精神病在社会上是一种被污名化的疾病，患有精神病成为丢脸之事，为了顾全家人面子，只好舍近求远寻求协助，耗费更多资源。13
另外，根据彭秀玲、黄囇莉、李仁豪调查大学生的性骚扰经验之研究也指出，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如失眠、恶心、噩梦、失忆等）是性骚扰经验与忧郁症之中介因子，但忧郁症不是性骚扰经验与PTSD之中介因子。14这样的结果告诉我们，遭受性骚扰之后会出现PTSD，若不及时处理，时间拖久了，就会转化为忧郁症。最后，当事人将会以忧郁症型态与医生或世人见面，且被当作忧郁症患者治疗；但若不回头处理PTSD之肇因，忧郁症是难以疗愈的。以林奕含为例，后期衍生之忧郁症、解离症等，可能是早期性强制后之PTSD转化而来。因此，若未处理事因，恐怕绕不出胡同，即使最后她以小说形式说出故事，但若未疏通（working through）15，认知转化，最后仍走不出阴影。
林奕含当年虽然以满级分考上了医学系，却只读两个礼拜就休学。然后再考上政治大学中文系，念了两年，又休学，显然地，大学校园生活，离她越来越远了。从存在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她与主流世界脱钩了，从此，主流世界的生活方式，成了她想象的人生，如大一圣诞舞会、大三大体老师、大四毕业典礼、大五进医院实习、大七授袍典礼……办营队、在舞台上讲黄色笑话、系队打球、讨论去当替代役的同班男友，她说「那是我应该要去的地方，本来的归属，可是因为我的病，没办法抵达」。16
她说，她多么想要一张「大学文凭」，但尔后，现实的隙缝中充斥的日常是不眠、恶梦、解离、幻听、抽蓄、自杀、住院、药物。……多年以来都是，「礼拜一的时候跟自己说明天是礼拜二，一天天挨过去，到礼拜四告诉自己明天就可以看到医生，我就可以活过来」。17她说，她计算日子的方式是以星期五为基点循环，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每天睡眠必须超过十小时，这个疾病剥夺了她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 —— 与父母无间隙的关系，以为可以有的恋爱……，但疾病带来的羞耻感，让她也将朋友越推越远，也让她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快乐的人，忘记她以前是怎样的漂亮、聪明，受到大家瞩目。
换言之，她进入了野地世界，过的就是流转生活，日复一日循环，与过去的各种关系断链，也与过去的自我告别。
（三）乖乖女的捆绑：不敢踩上受害者角色
传统上，「天、地、君、亲、师」并列，可见身为教师的这个角色是备受尊崇与钦羡的。「老师」对房思琪的意义是甚么呢？她曾对好友说：「我们都最崇拜老师。我们说长大了要找老师那样的丈夫。我们玩笑开大了会说真希望老师就是丈夫。」（页30）
但是，第一次又如何发生的呢？面对一个蓄意的恶狼。思琪下楼拿作文给李老师修改，他掏出来，思琪被逼到墙上，老师说了九个字：「不行的话，嘴巴可以吧？」「不行，我不会」他就塞进来。后来思琪为此道歉 —— 「对不起！」 —— 有一种功课做不好的感觉。老师说：「这是老师爱妳的方式，妳懂吗？」，想了几天之后，思琪想出的唯一「解决之道」：「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甚么都可以，不是吗？……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由此可见，思琪的反应，正是典型的认知失调之后，为了维护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她告诉自己，「要爱上老师」，「如果她也爱老师，那就是爱。做爱。美美地做一场永夜的爱」（页66），思琪是这样说服自己的。但是这样勉强改变自己的认知，也让她失去了自我，如「我早已不是我自己，那是我对自己的乡愁！！」。
作为一个国文老师，李国华又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他是一个流浪到人生中年还等不到理解的国文老师，他「在爱情是怀才不遇」，他知道要「告诉她她是他混沌的中年一个莹白的希望，先让她粉碎在话语里，……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页47）。所以，他对她说，「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就是你，没想到这么老了竟然才找到知音」，她问：「不知道老师怎么舍得，我那时候那么小」，他回答：「那时候，你是小孩，但是，我可不是。……当初，我不过表达爱的方式太粗鲁。」
当然，老谋深算的李国华早已预期这件事的后果：「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子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页52）
凯特．曼内（Kate Manne）在《贬抑女孩：厌女的逻辑》（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一书中指出，遭受性侵的女孩应该「踩上受害者的角色」（Playing the Victim），才能破除「厌女的逻辑」 —— 厌女逻辑总是将女性分为「好女人」与「坏女人」两类。18李国华深谙「厌女逻辑」，他知道思琪向来要当「好女孩」，所以即使性侵她之后，她也不会认同自己是「失去贞节的受害者」（坏女人），而是选择认同自己是「爱上老师」、「为爱而做爱」的「好女人」。房思琪成长在普世性的「厌女逻辑」中，没有及时认同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从「厌女逻辑」中觉醒，以致失落了启动自我能动性的先机。
（四）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解离症
根据《维基百科》中文的条目显示（2015年8月），「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症候群，它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是指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或因认同加害者，甚至会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这些情感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而且是同理心的滥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一定只发生在人质身上，如加害者对被害者有性骚扰、性侵等，都可能使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时，可以让自己不再受到威胁。
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并非正式精神疾病名词，而是媒体之用词。例如，美国报业巨子Hearst之孙女Tina，摆出革命军的姿态，转变成绑架她的革命军所强迫扮演的角色，她说：为了取信他们，我反而说服了自己。此一人质转向现象，其实可以以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来解释，也就是说，个人内在存有相互矛盾的态度，或是内在态度与外在行为相互不一致时，就会经历心理冲突，这是很不舒服的一种情绪状态。为了消除这样的不舒服，人们要设法协调两个不一致的认知（想法或态度），或在态度与行为间取得一致。一般而言，因为行为已然发生，不可能改变，所以通常会改变「认知」来符应行为。
房思琪在第一次性侵发生之后，她在离家不远的马路上醒来，她站到马路中央，让车灯来回照射，她却不知道自己何时出了门，去了哪哩，又做了些什么；她以为她是从李老师那儿出来就回家了。「那是房思琪第一次失去片段记忆」（页64）。显然地，房思琪使用了「否认」（deny）或「动机性遗忘」的防卫机转（defensive mechanism），而不是「回味」（savor，正向心理学中之概念，指回忆自己的美好经验），如此可反推，这「事实」对她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尔后她依旧每天拿一篇作文去找李老师，李老师依旧上楼邀房思琪看展览，却把她带到小旅馆去，她依旧没有外显的反抗。
房思琪不只一次走在马路中恍神，不自觉地走向自杀，只是都幸免于难。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只能在梦境中出现。她说「她睡不好，因为每一个晚上她都梦到一只阳具在她眼前，插进她的下体，在梦里她总以为梦以外的现实有人正在用东西堵着她的身子」、「后来上了高中，她甚至害怕睡着，每天半夜酗咖啡，从十三岁到十八岁，五年，两千个晚上，一模一样的梦」（页87-88）。
房思琪曾经告诉李国华，她好像生病了，希望李国华带她去看医生。她说她「常常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去学校」，「常常在奇怪的时候、奇怪的地方醒过来，可是我不记得自己有去过那些地方」，「有时候，……我完全没有印象自己一整天做了什么，怡婷常常说我对她很凶，可是我根本不记得有骂她那些话，怡婷说那天我上课到一半就直接走出教室，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我有去学校，我忘记了」；这些是能说的，思琪不能说的是「她没办法睡觉，因为她连趴在桌上十分钟也会梦见他插进她，她每次睡着都以为自己会窒息而死」（页131）。这样的内外自我的区隔，经常会让她自我整合困难，甚而逐渐失忆。
当然，她也可以持续内外不一致，继续「阳奉阴违」，一旦看见自己的「阳奉阴违」，也就是善于伪装，但不易自我欺骗，那就有走向「解离症」19（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的一天。例如，在每次与老师有性关系时，她就有解离现象：「突然，思琪的视角切换，也突然感觉不到身体，她发现自己站在大红帐子外头，看着老师被压在红帐子下面，而她自己又被压在老师下面。看着自己的肉体哭，她的灵魂也流泪了。那是房思琪从国一的教师节第一次失去记忆以来，第两百或第三百次灵魂离开肉体。」（页120）
她很想忘记，却又有困难，「我是个任人云霄飞车的乐园。人乐云霄，而飞车不懂云霄之乐，更不懂人之乐。我在这张床上没办法睡，恨不得自己的皮肤、黏膜没有记忆。脑子的记忆可以埋葬，身体的记忆却不能。」（页197）
最后，她终于身心分离，成为解离状态。如「房思琪的呼叫声蜂拥出脏腑，在喉头塞车了。没错，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盯着书架上的书，开始看不懂上面的中文字。渐渐听不到老师说的话，只看见口型在拉扯，……太好了，灵魂要离开身体了，我会忘记现在的屈辱，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又会是完好如初的」（页202-203），「这次，房思琪搞错了，她的灵魂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了」（页203）。在小说中，房思琪「疯了」，回不了家，也不能再待在台北，唯一的去处是台中的疗养院。
（五）狼师：深谙厌女逻辑、在师生权势关系中的得利者
现代社会，师生的伦理又如何？让我们来看看林奕含想要揭露什么？
二十年前，当时三十多岁的李国华在补习班上课，一炮而红。重考班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喜欢在下课问问题（页81），让他起心动念了，他发现「桃花跟他的名气和财富来得一样快」（页82）。李国华向女学生发出邀请，将女学生带到小旅馆，女学生拒绝发生性关系，他说：「妳有男朋友干嘛说喜欢老师呢？」女学生答：「不是喜欢男朋友的那种喜欢。」他又问：「妳有男朋友干嘛一直找老师？……妳为什么陪老师来这种地方？妳这样老师一定会误会啊！」欲望得逞之后，女学生先是哭哭啼啼地去找男友，却被男友嫌弃，只好回头再找老师。从此，李老师开始努力赚钱，在南北两地都买了秘密小公寓，一年后，新学年，又从队伍里挑了一个女学生，比原来的漂亮。此后二十多年，他发现世界有的是漂亮的女生爱戴他，他也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的身边」（页86）。多么精辟的一句话，显然地，社会上责难受害者的习性，他们常说「都是你的错，妳太美了！」「你都脏了，还会有谁想要！」才是强暴受害者走不出受害阴影，持续在困境中的原凶。
补习班的班主任是一个色情中介者，「她很习惯帮补习班里的男老师打点女学生」、「更了解这些上了讲台才发现自己权力之大，且战且走到人生的中年的男老师们，要荡乱起来有多荡乱，彷佛要一次把前半生所有空旷的夜晚都填满」（页100-101）。因此，一旦老师钦点女学生之后，主任就会亲自去学校接女学生下课，直驶进老师的秘密小公寓。而每一个被直接载进小公寓的小女学生，「全都潜意识地认为女人一定维护女人，欢喜地被安全带绑在副驾驶座上」（页102），只是没想到，女人不一定帮女人，而一个男人能够作恶，还是有一些共同利益的女人作为共犯。
几个补习班的老师到猫空小酌，其中一段对话更是经典（页50），数学老师说：「我已经上过三个仪队队长，再一个就大满贯了。」他们为「所有在健康教育的课堂勤抄笔记却没有一点性常识的少女干杯」，数学老师问李老师：「你还是那个台北的高二生吗？还是高三？」李老师答：「有点疲乏了，可是你知道，新学年还没开始，没有新学生，我只好继续。」李老师思考着，数了几个女生，他发现：「奸污一个崇拜你的小女生是让她离不开他最快的途径」，对一个男人最高的恭维就是为有女生为他自杀，那是一种歌舞升平的感觉，一种清平调的海啸。这些补习班的老师们，「也为他们插进了联考的巨大空虚干杯」。看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伦理师道，已经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伴随升学主义而来的「知识经济」及「商业逻辑」。当然，最可悲的是那些补习班的名师们，头顶着「至圣先师」的光环，做的是失爱、失志、失格的空虚中年男性的「性」趣之事。
但诚如林奕含在书中所写下的：「在这个人人争著称自己为输家的年代，没有人要承认世界上有一群女孩才是真正的输家」（页193）。
（六）断炼的人伦：破碎的人际网络能否接住受害者？
房思琪原本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是无缝隙的，但是，以下几场对话，却让我们看见他们亲子之间越行越远。有一天，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说「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页68）。
书中的另一段，思琪在家一面整里行李，一面用天真的口吻对她的妈妈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谁？」「不认识。」「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思琪不说话了。她一瞬间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页86-87）。后来，她拿出全家福照片，将右边的爸爸，左边的妈妈剪掉。但在她肩膀上左右各留着的大手掌，剪不掉。
还有，房思琪那个连体婴似的好友刘怡婷，她们原是思想上、精神上、灵魂上的双胞胎。当两人从国中毕业，准备一起北上念高中时，房思琪第一次告知怡婷，她和老师在一起，怡婷的反应是「妳好恶心，妳真恶心，离我远一点！」、「喔天啊，房思琪，妳明明知道我多崇拜老师，为什么妳要把全部拿走？……我没办法跟妳说话了」（页25）。于是，高中第一年，怡婷过得很糟，因为思琪常不回家，即使回家，也是听到思琪把脸埋在枕头的尖叫声；怡婷也曾从窗帘缝隙看到李国华用出租车将思琪接走的景象，而当车门砰地夹起来，「怡婷总有一种被甩巴掌的感觉」。这对连体婴也被分割而各奔东西了。
虽然冷战了许久，在大考前的十八岁生日上，怡婷还是给思琪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表明「……每次妳从那边回来，我在房间听妳在隔壁哭，……我连妳的痛苦也嫉妒。我觉得那边并不在他方，而是横亘在我们之间。……我总觉得妳在往陌生的方向前进，我不确定是妳丢下我，或其实是我丢下妳。我还是如往常般爱妳，……可是天知道，我多么想了解妳……」（页163），这个好友也疏远了，她不时地看着来信，只是哭泣以对。只是，想要修复关系，似乎变得不可能了。最后，怡婷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连我都嫌妳脏，妳还会疯吗？」（页213）
还有一位伊纹姊姊，她是住在顶楼的钱家媳妇，思琪与怡婷曾经和她一起读文学作品，也因此让李老师有了可乘之机。伊纹很漂亮，与思琪长得很像，但因长期遭受家暴，所以，即使在夏天也都是穿着高领长衫，企图遮掩什么。她因为沉溺在自己的问题中，即使感受到思琪的问题，也常是爱莫能助，她说：「她知道思琪不要人啰嗦，可是她也不知道思琪要什么。她每次哗啦啦讲电话，讲的无非是台北雨有多大，功课多么多，可是真要她形容与雨或作业，她也说不上来……。」伊纹隐约地感受到思琪在掩盖某种伤痛，直到思琪说出雨大到「像有个天神在用盆子舀水洗身子」，伊纹直觉思琪对这个创伤已经认命了（页142）。
写给思琪的十八岁生日卡片，伊纹提到：「好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大大方方地问妳，妳好吗？也大大方方地接纳妳的答案。……最后，我想告诉妳，无论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页165）但是，却也没有机会了。思琪只回她：「如果姊姊能用莎士比亚来擦眼泪，那我也一定也可以拿莎士比亚擦掉别的东西，甚至擦掉我自己。……我现在常常写日记，……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当我写下来，生活就像一本日记本一样容易放下。」（页168）是的，平日思琪跟她们的连系像断线的风筝，而最后伊纹与怡婷，都只能借着思琪的日记来了解她。
（七）新生世界的到来是否可能？ —— 重拾意义感
从主流世界跌落到野地世界，没有跳脱出「厌女逻辑」，还伴随着的精神症状及其治疗过程，让林奕含离自己想象的主流世界之人生情节越来越遥远。但她还有一个写作的梦，或许写作可以帮助她不受主流世界的线性时间序制约，也不只是在野地世界中循环流转，而能创生一个自己独有的「新生世界」，重拾人生的意义感。她开始在网络上练习书写，写一些千字文放在部落格里，她说「虽然写得零散，却是情绪不好时才能写作」。20作品如何完成？那是在情绪的深渊中完成的，她每天去咖啡店写八个小时，进入附魔似的创作状态，对故事有点难以自拔，一边情绪崩溃、一边写。每天写作八小时，没有进食，身体也不舒服。但是，她却说并非工作狂热、与不进食，让她身心崩溃，而是「故事与她太相关」，导致每次写作，她的情绪都要再次濒临崩溃边缘。21
但，她说「那要不出声地哭，我有练过……」，以精准技巧掩饰伤口。她说，「我渴望写这个故事，我觉得先前的一切，包括阅读，都是为了写这本书准备的」。而当她劳心耗神地完成第一部作品后，接下来的第二部、第三部又将会是如何？她说，「仍然会专注于性的暴力、精神病这两件事情之上，这是一辈子摆脱不掉的」。还有，她更进一步地说「不是我想写什么，而是主题会找上我」。22
看起来似乎林奕含原本打算继续写下去。可是最后，她仍照着她自己说过的另一句话：「如果可以选择，我想选择不要出生！」23而走上了自绝之路。换言之，她所创生的新生世界，并未带给让她持续活下去的勇气，她告别了自己的原乡，不知新的栖身之地在何方。
三、结构vs个人血肉经验
虽然，不少的统计数字指出，师生间的性骚扰或性侵，绝不是少数。但林奕含曾说过：「让我害怕的是，很『聪明、进步、政治正确』的人，这些人是有理想抱负的，他们在谈结构时，一个一个的房思琪，是不是就从大网子漏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写思琪的事，甚至细到有点恶心、情色变态。我要用非常细的工笔，去刻画他们之间很恶心色情很不伦的，大家都看到统计数字，所以我不想谈结构，大家都忘了，那是一个一个人。」24的确是如此，统计数字表现的是一种通则式（nomothetical）现象，一种众趋的模式，目的在于看见趋势，想象结构的存在，以进一步影响关乎众人的政策之拟定，而不以展现个人为目的。
我为了探究性骚扰经验的复杂心理历程，曾尝试进行质性研究，希望可以看到性骚扰╱性侵害更细腻之处。由于质性资料之分析采用扎根理论之研究典范，最后形成如下之历程图（图2）。25此一模式图是透过深度访谈约十位遭受老师性骚扰╱性侵害的受害者经验而得出，从事件发生到调查定案、后续适应，过程相对完整。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除了房思琪之外，还有两个受害案例。一位是饼干，另一位是郭晓奇。饼干在这个历程图中归属因「害怕而忍耐」中的「受掌控的无助与服从」，书中虽未交代结局，想必不佳，但可确知的是，她似乎未曾经验觉醒而愤怒。
郭晓奇则经历较复杂的历程，她先进入「师生恋」的泥淖中，后来父母、师母知道后进行谈判，李国华一下子承认「有爱」，一下子否认，但最让郭晓奇放不下心的是坐在出租车中的思琪。虽然晓奇也曾为情自杀，但终究愤怒而觉醒，觉醒之后，选择的伸张正义之行动是在网络上发文指出真相。在「厌女逻辑」下，真相并未获得网络阅众的认同或同情，而这样的能动性反而引发李国华更大的愤怒，而李国华竟以送出螃蟹绑思琪的照片（当天房思琪也是以伪装月经来而拒绝做爱，激怒了李国华）、在郭家门口喷漆威胁晓奇。最后，晓奇在父母的支持下慢慢地适应生活。
林奕含如果还活着，在这历程图中，可有她的位置？学术研究是理性且充满专家语言的，即使已是较具血肉的质性历程研究，其震撼人心的力量仍远远不如小说或具体事件。林奕含的那一句「已经插入的，不会被抽出来」直刺人心，令人痛心；女性主义的名言：个人的即政治的，亦即个人的经验，可能可以扩及众多他者之经验，这一次台湾民众似乎也藉由集体挞伐，欲达集体疗伤之效。
四、结语
台湾很多法案的制定或修改，都建立在部分受害者的牺牲之上。故事不断地重演着，关键关卡也重复发生着。我所知的案例中，有被老师追求到逃离至国外的；有「爱」到都同居了，却眼见老师又移情别恋他人；有忍气吞声当小三，却在师母发现后，因害怕被告妨害家庭，而不敢揭发狼师；也有毕业多年后，虽与老师分离，但想起来仍隐隐作痛者，仍不敢公开揭发陈年往事。还有女学生，正困在师者不断挑逗求爱的关系中，却不敢告发，因为论文尚未完成，不想让多年的心血付诸流水。26台湾的师生性骚扰╱性侵案，多遭受师母提告妨害家庭之威胁，很多案子都在法庭争讼中。我只遇过一次这样的经验，在案情揭露之后，一位师母写信给女学生，告诉女学生：她没有错，是老师的错；师母决定离开男老师了，当然，女学生也离开了老师。
从台师大的七匹狼到2017年的林奕含，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停看见受害女学生从主流世界落入野地世界后，如何经历双重失落：一方面，在横向上失落了师生伦理的保护，以及逐渐疏离的友谊与亲情；另一方面，在纵向的时间轴上个人的成长秩序遭到破坏，过早进入与成年男性、不见容社会的性爱世界；加上不能接受却勉强自己接受的事实，致使自我逐渐疏离，终至解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