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择的选择
女性从政者的双重束缚
作者｜杨婉莹
政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专注于「性别政治」之研究，从直觉式地的「性别即政治」出发，摆荡于「性别」研究与「政治」科学两套知识论的对立之间。性别研究带着实践批判性的视角，和政治科学默认的价值中立，两者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即使在写作时有意识地倾斜╱拣选，仍会不自觉地在语言使用与论述风格中渗出其中的不一致性。性别研究与政治科学的学科知识的不协调感，其实正是现实的某种对照隐喻。考察女性政治菁英所经历的厌女处境，女性与权力的矛盾连结，立刻清楚地浮现出来──当女性逼近权力，即可逼视出权力的反扑，如此赤裸，毋需矫饰，也就暴露出既有的权力部署，是如何被视为理所当然地存在。
「当女人进入政治之后就变成男人」，这句话是在「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某个新闻访谈节目，讨论梅克尔时接着提到撒切尔夫人，某位女性评论员这么说了。这句话中的男人，不是生物的男性，更精确地说，她所指的是社会想象的男性气质，是在二分的性别分类中投射出来的性别标准。很多女性从政，经常会被用男性的标准来期待，不仅如此，更棘手的是，女性政治人物更会被双重标准检视，会被以男性的标准要求，也会被男性的标准否定。
在关于女性领导的研究指出，由于过去政治领袖多为男性担任，人们对于领袖的气质的期待是高度阳刚化的，多数人期待女性政治人物必须表现出坚强、竞争性、勇敢果断的领袖气质，1可是拥有这些阳刚特质的女性又会被视为不具备女性温暖关爱的特质，不像个女性而不受到选民青睐。对女性从政者，这种「双重束缚」（double bind）2，陷女性于困难的抉择，类男性的女人才有领袖气质，但太像男性缺乏女性特质的女性不受欢迎，而拥有女性特质又显得柔弱无能。这种双重束缚要求女性必须满足两者，只有其一者会受到惩罚。
一、女性政治人物不合身的紧身衣
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女性从政人物为何以及如何地难以回避这种「双重束缚」进退维谷的处境。我将先谈女性从政者的普遍困境，透过从国际知名的女性从政者个案，指出「厌女」在政治上操作的方式，如何以「双重标准」加诸女性政治人物，使其陷入「双重束缚」。这些代表性个案点出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何在当代经历过几波女性主义，性别歧视逐渐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时代，但政治上的厌女现象却是方兴未艾？
厌女这个既旧且新的概念，存在于不同时空文化之中，它呈显的形式或许随时空而有所不同，却显然不会随着社会性别平等的改善而减弱，反而可能有强化的趋势。厌女在不同时空的共同之处，或许都是透过不断地界定什么是好的可鼓励可复制的，什么是不好的必须被排除或惩戒的，持续反复地进行性别规训的过程。透过在理论概念上厘清厌女的本质与目的为何，以及区分厌女和性别歧视有何不同，我们可以更清楚指认当代厌女政治的各种面貌。
在概念的厘清后，我将进一步指认在台湾政治领域中对女性政治人物的「双重束缚」的操作化方式。台湾女性参政的情况，就数量比例上来说，在国际上属于前段班，女性国会议员的比例目前是亚洲最高，更是亚洲少数选出非政治家庭出身的女总统的国家，台湾女性在参政上似乎有不错的表现。然而，在持续推进性别平等的同时，厌女也以不同形式持续生产或更新其论述，在进步与反挫的拉锯的脉络下，我将概念化台湾女性参政者几种类型，并「局部」引用少数女性政治人物的例证来论证，性别角色与政治角色的两套剪裁，如何变成一件如何穿，都很难合身的紧身衣。而这种「双重束缚」的操作，正是将女性从政者「双重她者化」的过程。
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采用的女性政治人物的例证是「局部」的。这篇文章无意帮任何女性政治人物平反或证明她们的能力，文中所举的女性政治人物例证，仅是针对其和双重束缚概念相关的部分，而非完整地检视其个体，自然不可能片面地证明她们的能力。同理亦可证，任何片段地以性别作为权力垄断与排除的工具，是多么地窘迫与可笑。
二、茱莉亚．吉拉德、希拉芮．柯林顿与厌女政治
我不会被这个男人教训什么是性别歧视与厌女，我绝对不会。政府也不会被这个男人教训性别歧视与厌女，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反对党领袖说有性别歧视或是厌女者不适合担任领导。我希望反对党领袖拿张纸写下他的辞职信。因为如果他希望知道厌女在当代澳洲长什么样子，他不需要议会提案，他只需要一面镜子，那才是他需要的。(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0. Oct, 2012)
这是澳洲女总理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知名的「厌女演说」的开头，也是当代关于厌女政治最经典的论述。吉拉德是澳洲首位女总理，2010年在工党党魁选举中胜出后担任总理，在2012年10月9号她在澳洲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厌女演说。该演说的背景是反对党自由党领袖东尼．艾伯特（Tony Abbott），对总理吉拉德所领导的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案由是针对执政党议长彼得．斯利柏（Peter Slipper）的言行不当，包括使用公费酒庄旅游以及对其男助理电话简讯性骚扰等问题，后者成为反对党批判执政党的焦点。在国会为不信任案而激辩时，吉拉德发表了此一著名的厌女演说，演说中细数了对手艾伯特过去的厌女言论，以及自由党人的伪善，过去支持议长并与其关系密切等。3这场演说，由于反复不断地直指厌女与性别歧视，国际媒体与相关研究通称为厌女演说（the misogyny speech），这篇演说让国际关注到，厌女与性别歧视在政治上的普遍性。
另一个国际知名的厌女政治的案例就是希拉芮．柯林顿（Hillary Clinton），她在2008年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在其竞选过程中，性别歧视层出不穷，最为著名的是在造势场合有男性民众大喊「iron my shirts」的事件，公然将女性政治人物的角色限缩至家庭内。2016年希拉芮代表民主党参选，大选后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11月18号专文标题：「这次总统选举是对性别的公投，而女性输了」（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a referendum on gender and women lost）。报导中更指出这次总统大选的性别差距（gender gap）是史上最高的一次，这次选举中不仅女性投给希拉芮高于川普（Donald Trump），但是更关键的是，白人男性以更高的比例差距投给了川普。4很多报导也已指出选举中的性别问题，密歇根大学三位政治学者Carly Wayne、Nicholas Valentino和Marzia Oceno在选前六月份针对 700份全国代表性样本的民调数据的研究显示，对女性的敌意（hostile sexism）和对川普的支持有着强烈相关，对女性的敌意如同政党认同，对于总统选举有很强的预测力。5
性别是否是重要因素？又如何影响女性政治人物的发展？很多人认为解释这些知名女性政治人物的成败的因素很多，不能简化为性别的问题。然而，如同吉拉德卸任总理的最后演说所言，作为澳洲第一位女性总理，「性别即使不能解释她所有的功过，但也不可能没有解释任何事」。6这段话清楚地点出，女性从政者，不论如何淡化其性别，都不可能回避性别对其影响。
性别因素对女性从政的影响，光是从吉拉德与希拉芮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以下许多不同的作用方式：
第一是放大检视女性政治人物的个人身体与特质与私生活。吉拉德的红发、身形、未婚没小孩、非传统女性居家生活，这都是她从政以来媒体关注的特质，也曾被质疑过单身的她如何能理解多数主流家庭的照顾需要。而希拉芮的发型装扮也是媒体从未放过的焦点，她从比尔．柯林顿竞选阿肯色州长时期，就不断被检视成功女性和家庭主妇的矛盾，她也面对社会压力改从夫姓，从希拉芮．罗登变成希拉芮．柯林顿，从一位独立自主而成功的百大律师转换为重视家庭的第一夫人，持续被迫去迎合美国社会大众对传统女性的角色期待。这些非常个人化与性别相关的特质，都是在早期政治生涯，首先会被特别检视的特质，不断提醒她们的女性角色与身分。
第二是性别角色与政治领袖角色的双重约制。伴随着放大检视女性特质的，是要求其满足女性与政治领袖双重角色的社会压力。女性政治人物往往试图平衡其性别角色与政治领袖的角色，或是淡化其女性特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公众所认可的政治领袖。吉拉德从政以来淡化性别因素，结果反被质疑，为何在捍卫内阁存续时才指出性别问题。在卸任时，她说「没有人注意到她是个女性直到她提出来」（no-one noticed I was a women until I raised it），指陈政治体系内建以男性作为标准的想象，女性如何成为例外。对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的研究指出，希拉芮已经尽可能去平衡性别与政治的双重角色，既要表现出强悍坚定的领袖特质，又在议题上强调关爱价值与议题，例如对性别、幼童教育与医疗健保等议题的关注。可惜的是，在2008年大选之后，希拉芮在受访时表示，民调显示在没有特定候选人的情况之下，美国人可以接受黑人男性总统的比例，在所有民调中都高于接受女性总统的比例，性别的门坎比种族的门坎更难跨越。7最吊诡的是，当女性政治人物，试图配合主流价值调整其性别角色时，又经常会被质疑其不真实。
第三是对男女政治人物的双重标准。吉拉德最初在2010年于党内党魁竞争胜出之后当上总理，没有经过大选，被怀疑其个人野心大过党内忠诚，被媒体戏称「好女孩不带刀」（nice girls don’t carry knives）。8野心与权力欲望被视为是角逐高位者普遍具有的特质，但女性政治人物必须要同时适度表现出女性应有的利他社群性（communal traits）的特质，否则会被厌恶。9希拉芮也有类似的困境，美国媒体眼中的她，从第一夫人到参议院到国务卿，从独立自主不愿成为总统背后的女人，到为丈夫的性丑闻辩护，为了满足社会期待而调整其个人特色，汲汲营营只为了夺取大位，是代表主流建制派（establishment）的既得利益者，是充满野心与权谋的女性。
这个「野心论」有个性别吊诡：不少研究指出，多数女性内化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普遍较缺乏政治野心，容易自我否认参政的兴趣，所以女性参选者少。然而，一旦经过严格自我与制度筛选而决定出来参选的女性，其条件资历通常比男性候选人更好。10这两位女性就是这样的社会性别规范筛选的结果，必须积累更多优于男性的资历，否则身为女性的她们很难靠近总理╱总统的位置，但是当她们累积了足够的资历，又可能被批评为建制派。野心对身居高位的男性显得理所当然，在女性身上则成为不应该、不自然的权谋。当然，性别不会是政治的唯一重要因素，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反移民的白人蓝领选民迎来了川普，暴露出美国阶级种族与民族主义等诸多交叉性认同间的胶着与紧张。然而，性别的双重标准也从未缺席，人们期待一个理想的女性政治人物，但却不要求一个起码不会歧视骚扰他人的男性候选人。11
第四是对女性政治人物的双重权力位置的矛盾，使得媒体与社会大众难以清楚辨识性别歧视，女性政治人物指认性别歧视时经常会被质疑为打性别牌。在相关媒体的报导中，性别框架（gender framing）使用性别标准来检视女性政治人物，既是明显的，却又藏得很深。凯罗尔（Susan J. Carroll）检视2008年希拉芮争取民主党提名的过程，指出美国媒体对希拉芮所面对的性别歧视，经常不认为构成问题、或是根本忽略不报导、或是将记者个人好恶偷渡其中。12而希拉芮一旦指出媒体或是对手的性别歧视，就会被认为是策略性地不当地使用性别牌（play the gender card），反而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13在2012年澳洲总理吉拉德在国会发表著名的厌女演说之后，澳洲国内部分媒体，采用其对手东尼．艾伯特的说法，认为吉拉德乃是经过政治计算地使用性别牌，来规避她的政治责任。然而，谁在玩性别牌？谁又被性别牌给玩弄？艾伯特与媒体一直指女性政治人物打性别牌的说法，消解了检视他本身的性别歧视问题的必要性。提出性别歧视的女性政治人物被指责为「打性别牌」，反而使得女性政治人物，从受害者转为被视为抱怨者、麻烦制造者，反而成了应该归责的对象。14
拒绝女性政治人物对性别歧视的指认，或指责女性打性别牌是政治策略性计算，否定了女性政治人物受到伤害的真实性。这种指责受害者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女性从政者社会位置评价的矛盾，无法理解女性政治人物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也同时可能是性别权力的受害者。这背后反映的是，多数人认为成功的女性政治人物是性别平等的受惠者，很难接受性别仍然不平等。他们无法承认女性既可能是成功的政治人物，也可能同时是性别歧视受害者，更无法理解即使握有权力，作为女性，也还是可能会受到压迫。性别作为压迫性的权力体制，胜过任何一个权力位置所赋予个别女性的权力。
三、如果双重束缚是症状，厌女则是病因
前述两个知名个案，都发生在所谓以白人为多数的社会脉络，被视为是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ts）的社会。15这也引发人们的讨论，究竟在这样看似进步的社会，厌女是否仍是个问题？为何厌女仍是个问题？仅是两个知名个案，便可以细数出厌女以双重束缚呈显的各种症状，然而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永远难以穷尽厌女的各种症状。如果双重束缚是「症状」，厌女便是「病因」，如果我们没有直视厌女的本质，甚至有更完整的理解，经常我们所点出的症状，比实际存在的还要少得多。这些疏漏可能源自对厌女核心概念的理解不足，也可能是因为脉络差异而有样态的变化。唯有清楚地认识厌女的概念本质以及目的性，才可能对于其在政治上可能呈显的各种症状现象，清楚地辨识指认。
厌女的讨论很多，翻阅坊间许多文化研究的讨论，不少将之视为由来已久的古老的现象。人类学家戴维．吉尔摩尔（David Gilmore）在其专书《厌女现象：跨文化的男性病态》（Misogyny: The Mala Malady）对于厌女现象进行了跨文化的浏览检视，他从原始部落的神话、传说、禁忌、宗教典故、到习俗案例，以文化采集的方式，从过去到现在的东西文化中，翻找出各种的厌女现象，并寻找其共通点，将之区分为对女性身体导向的厌女（与生殖器官相关），以及精神与智能导向的厌女（与女性特质相关）。16吉尔摩尔在检阅各种文化案例后试图寻找理论解释，先是由「心理学」途径解释厌女现象，从佛洛伊德以来的阉割焦虑，男性必须脱离前伊底帕斯期对母亲的依恋，发展对父亲的认同，解释厌女为男性与女性决裂，男性化过程的必然。他也试图由所谓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论解释厌女，如结构功能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些理论关注厌女的目的（满足男性霸权或帝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合理化宰制压迫结构），但这类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无法解释许多跨文化中的现象元素。在反复申论不同理论观点后，吉尔摩尔回到最早的论点，敌视╱仇恨女性乃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与政治压迫等单纯利己主义有所不同的观点。他重申，厌女是男性对女性既爱又恨的多重矛盾情绪的结果，既受吸引又反感，既依赖又想脱离，多种焦虑不安压抑所衍生的强迫性与攻击性反应。如同书名，吉尔摩尔将厌女视为一种男性精神官能症，多重肇因的男性病态现象（male malady）。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则是对「厌女」做现代社会诊断的研究。她在其著作中指出，厌女症是性别二元体制的核心要素，在男性与女性身上有不同表示方式，在男性身上表现出对女性的蔑视，在女性身上则是自我厌恶。17她援引赛菊寇（Eve K. Sedgwick）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概念，亦即男性寻求与男性的连结与认同，男性必需建立其性主体化，并且将女性的性客体化，「想要变成」男性与想要「拥有女性」同时作用。18在异性恋秩序下，厌女、同性恋厌恶、性别差别对待和女性歧视，都是达成同性社交以及确保男性的主体化并将女性客体化的机制。她从日本的知名作家、文化惯习、亲子关系、社会案件中，找寻厌女的例证。该书对于日本社会文化中的厌女现象，有相当精彩的讨论，但对厌女的概念化讨论则相对有限。
这些讨论主要着重于现象面，厌女可能呈现的样态，容易将厌女表面症状化。解释上也偏重于心理学，男性希望拥有女性以成为男性，对女性既爱且恨的矛盾情结。同时多数讨论很少谈及到政治上的厌女现象，也无法确认这些理论能否解释政治上的厌女。相对于吉尔摩尔以人类学跨文化的研究方式探查远古传统中的厌女现象，女性主义哲学学者凯特．曼内（Kate Manne）则聚焦于当代政治社会现象中的厌女。19她认为要回答为什么在看起来已经越来越平等的现代社会中，为何厌女仍是个问题（Why is misogyny still a thing），传统心理学分析取向，将男性的厌女视为个人的心理特质乃至于病态的研究，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的厌女现象为何持续且越演越烈。将厌女视为心理特质，可能将此现象在政治上边缘化，曼内称之为天真的厌女概念（na·ve conception），无法解释为何爱女与厌女会同时并存。她认为厌女的重点不在于少数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一种呈显出心理、结构、与制度性特色的社会政治现象。
曼内将厌女定义为：「整体社会体系与环境的特征，女性通常面对各种敌意，因为她们是身处男性世界的女人（父权社会），必须但无法满足男性的标准（父权意识形态）。」20在其定义下，该研究提出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化贡献，区辨出性别歧视（sexism）与厌女（misogyny）之并存与差异，这两个概念在多数讨论与研究中，皆是相混而难以分辨的。21曼内指出两者共同的功能都是维持与巩固父权，但是操作上有所不同。性别歧视透过将性别差异自然化，合理化父权的男性优势的社会安排，使得父权的信念、价值、刻板印象、文化叙述都被自然化与合理化。22而厌女是父权的强化机制（enforcing mechanism），其特征是强制性的、敌意的、威胁性与惩罚性的（coercive, hostile, threatening, and punitive）。23现实社会中，性别歧视会助长厌女，然而一旦带有敌意与强制性，性别歧视就转化成为厌女。24性别歧视是将全体女性贬抑，而厌女则是将女性区分为好女人与坏女人，同时惩罚后者 —— 那些可能颠覆父权价值体系的女人。25理察生─赛尔弗（Louise Richardson-self）同意曼内的概念界定，性别歧视与厌女两者有所不同，更主张厌女本身的强迫性以及仇恨性，使得其应该被列入仇恨性言论，透过法律加以约束。26
本质上，厌女并不是对全体女性的仇恨，厌女可以说是父权世界的警察（police force），惩罚溢出性别常规的女性，同时肯定或奖励那些遵循性别常规的人。将女性二分法的分而治之，是重要的机制。上野千鹤子也提出类似的观察，她认为对女性的分化统治，将女性分为「圣女」和「妓女」的不同对待，正是统治者试图切断被统治者之间的连结的过程。虽然上野千鹤子也观察到「分而治之」的厌女策略，但她谈的仅是性的双重标准，实际上，分而治之与双重标准，在女性进入非传统被认可的女性领域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政治场域更是明显，拥有权力的女性政治人物就是最典型的溢出父权性别常规的女性。曼内的理论定义，特别能解释为何在所谓的相对性别平等进步社会中，厌女可能持续发生。女性在某些领域的成功，并未能改善厌女现象，反而可能激化厌女情绪，进步与反挫总是同时发生。而书中所举的例证，更特别能凸显在政治场域中的女性所面对的困境。拥有权力的女性，对于父权体制构成的威胁，经常招致厌女的反挫。
在政治上，厌女最常展现的方式，就是透过对女性政治人物的「双重束缚」（double bind）来操作。此概念最早可追溯至传播学者杰米尔生（Kathleen Hall Jamieson）专书的讨论，指出女性政治人物所遇到的性别角色与政治角色的冲突：女性政治人物，必须表现出阳刚的特质（果断与不畏冲突）的特质，但这种所谓的领袖特质又被视为是性别角色上踰越与不自然的；但若不具备这些阳刚特质，又被认为不具备领导特质。27社会心理学同样讨论女性面对的玻璃天花板问题，主要是角色兼容性理论（role congruity theory），同样强调性别角色与领袖角色之间的不兼容性。28传统性别角色框架下，男性被期待具有能动性特质（agentic）—— 强调自信、控制、主导、野心、进取等特质；而女性则应具有社群性特质（communal qualities）—— 强调利他、关爱、照顾、友善等特质，而前者男性的能动性特质被视为更符合领袖的特质。
角色兼容性理论并指出，女性性别角色与领袖角色的不兼容的结果，会对女性政治人物产生描述性（descriptive）与规范性（prescriptive）两种偏见。描述性偏见所指的是，性别角色与政治角色的不一致，会使得人们认为女性不具备领袖所需要的特质；而规范性偏见则是，当女性采取较为阳刚的特质时，违反其性别角色期待时所产生的偏见。女性政治人物因此面对双重偏见，符合性别角色就不符合领袖特质，符合领袖特质则不符合女性特质。如此使得女性政人物既不容易进入政治，进入后也不容易成功。
前述的两个代表性个案，以及理论上预期的性别角色与政治领袖角色的矛盾性，可预期女性政治人物，在「双重标准」下，持续面临「双重束缚」的困境，结果可能是「双重她者化」，既是主流宰制性的女性特质的想象的他者，也是政治领域中的相对少数他者。简单地说，女性从政者会面临无法扮演好女人角色，或无法扮演好政治领袖的角色，或是两者皆做不好的困境。而女性之所以可能两者皆做不好，在于这两种角色的基本标准的设定是互相矛盾的，并以男性的需要为标准来制定。这个双重标准的矛盾化结果，导致女性政治人物的进退失据。
四、台湾厌女政治的几种变形：去╱超女性化、少女化╱老女人化
台湾在性别平等的发展上，近年来似乎有不少改善，不论是在法律上，或是在社会经济地位，女性地位相较于过去确实有所提升。但是在相对进步的同时，也面对更多反挫的声音。这些声音，在性别政治正确的社会气氛下，对女性全称式的性别歧视的言论似乎比较容易被侦测辨识，比较复杂的形式，则是透过社群媒体，以戏谑性与渗透性的厌女言论呈现。例如网络世界的「母猪教」，重点不是教主是谁，有多少信徒，信徒是谁，或是宅不宅，而是其典型的厌女的操作模式，正如同前述所言，将好女人与坏女人分而治之的敌意策略。又或是「女权自助餐」的说法，嘲笑女性既然要平等，又要被保护的特权，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又要佯装受害者。借用曼内的说法，「母猪教」是典型父权世界的警察，透过奖励好女人，惩罚坏女人（如女性主义者╱有权力的女人），确保父权的秩序不会被破坏。
确保女性做「好女人」为何重要？劳瑞．卢尔德曼（Laurie A. Rudman）与彼得．葛利克（Peter Glick）在探讨性别刻版印象的规范性效果指出，好女人有助于维持性别不平等关系、维持男性对女性服务的依赖，以及避免男性优势被挑战。29不平等关系的稳定维持，需要透过较低地位团体的顺从，女性的温柔友善服从等社群性特质，有利于确保不平等关系的运作。再者，男性对女性的多重依赖，男性需要女性提供性、生育、家务照顾以及生活所需，支配者仰赖被支配者的服从，确保依赖关系以不平等方式运作。最后，则是避免改变社会地位角色，好女人的利他社群性特质，不会挑战男性的优势，但是女性在外工作进入公领域之后，能动性越高，男性优势被挑战风险越高。
母猪教或女权自助餐都是既有的男性秩序试图强化其优势所表现的厌女现象，在台湾性别平权的道路上，不是新鲜事，但话术却呼应新媒体时代的胃口，持续更新。台湾的女性一方面在参政的表现有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持续面对父权反挫，然而当反挫以更新的形态出现时，我们将如何辨识？底下，我将试图指认出在性别的前进与反挫中，台湾女性从政者，在内化双重束缚与标准下，所形成几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从政者的样态。这些样态是概念类型的建构化，同时以代表性的女性政治人物作为左证。这些拣选用以左证的这些女性政治人物的性别形象，可能是政治人物无意识或是有意识的选择，也可能是媒体框架的结果，不论如何，我所关注的都是在双重束缚下的女性政治人物，所面临的「没有选择的选择」的形象。当然，每个女性政治人物的个案都是完整的个体，有多重不同的面向，以下只引用概念化相关的部分来论证，限于篇幅无法对各个个案进行深入陈述。这些类型将呈显出女性有时被期待去性化、有时又是高度被性化、有时被少女化、有时又强调其老女人化，呈现性别、性、与年龄歧视的多重交织的样貌。
（一）去女性化（中性化）
「台湾的女性越来越能凭借着专业条件开创政治空间，可以『做自己』，而不用做父系的代言人，这代表两性平权的理想已生根发芽。 —— 我自己对在竞选期间凸显『女性』身分，是有所保留的，但我明白，凸显出来有聚焦与前瞻效果，只是在选票上不见得有增加，因为社会对女性从政的观感有正有负，刚好两相抵销……」30
这是蔡英文在2012年总统败选之后党主席交接，接受《台湾光华杂志》关于女性领导力的专访段落。时隔四年之后，蔡英文成为台湾政治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总统，真的代表了女性政治人物出头天？女性已经可以凭借专业条件开创政治空间，可以「做自己」，而不用做父系代理人？就女性从政角度来说，蔡英文在2016年的胜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她以专业女性而非政治家庭的背景脱颖而出，在亚洲女性政治人物之中是独特而例外的，在选举时她打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的口号，鼓励未来女孩以选总统为志愿所带出的角色模范，确实对女性从政有象征意义。
就女性从政的类型而论，蔡英文可以算是属于安全牌。中性化的装扮与特质、冷静专业的形象、理性与感性兼具、温和且坚定的演说风格，可以说是在女性从政者的双重束缚中，找到平衡与栖身定位的代表案例。当然，这是她原本的个人风格，并非进入政治圈后的刻意计算。无论如何，从结果论来说，也可能显示这是最被公众认可接受的女性政治人物的类型，毕竟她是首位选上总统的女性。
不过即使是性别安全牌，她仍受到诸多和性别相关的攻讦。由于蔡英文很晚才加入民进党，在2008年参选民进党党主席时，即面对了辜宽敏的质疑「能否将民进党的未来交给一位没有结婚的小姐？」，而她在2012第一次参选总统时，辜又对媒体公开说「穿裙子的不适合当三军统帅」。有趣的是从政以来，媒体经常询问她为何从未穿裙装，老先生却喜欢以「穿裙子」来指称蔡，显然穿裙子是一种专属女性特质的一种指称，对蔡的怀疑纯粹是来自于其性别身分的否定。此外，单身也是她经常被质疑的性别身分，除了施明德曾质疑其性倾向，在2016年参选时，新党郁慕明曾公开指称，蔡英文单身没有牵绊，没有顾忌，做事会比较绝情危险，以及亲民党的文宣质问「单身女子，怎会了解一个家庭的需要？」等31，单身无母性的说法不时会以各种隐晦或直接的方式被挑起。
蔡英文当然也意识到女性在公共领域遭遇的阻力，上任后她公开演说指出「台湾不会因为有女总统，就没有性别不平等的问题」。32任职满两年的蔡英文在接受法新社访问时，提到「某方面来说，台湾社会非常传统。人们认为女性比较柔弱、抗压力较差，也经常怀疑女性的领导能力是否不如男性」。33虽然对传统社会的主流偏见有所体悟，但对于必须讨喜的政治人物（蔡英文的说法）而言，却难免将社会偏见内化为对自我角色的约制。这样认知使得她试图淡化性别的因素，34强调中性专业化的形象，甚至呈显出去女性化的形象，她任用的内阁女性比例创新低，被妇女团体讽刺为「男性俱乐部」，似乎她必须比其他男性政治人物更加强调唯才是用，任用大量男性来稀释其个人性别因素，却也不自觉地落入主流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与才能相互矛盾难以并存的逻辑。对抗性别偏见，也显示在作为三军统帅的蔡英文经常巡视军事行动，并在脸书表示「穿裙子的，也能当好三军统帅」的发言，然而在蔡争取连任的路上，仍然遭到韩国瑜质疑她没当过兵，否定女性担任总统三军统帅的适任性。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考虑，避免被怀疑柔弱无能，也不想以传统男性权威模式来领导，蔡特别强调理性沟通的领导风格。然而，只要稍稍偏离所谓理性沟通的形象，媒体经常会以「震怒」来形容蔡英文生气了。关于所谓的震怒，蔡英文曾在受访时指出，那是媒体对她从过去在涉外谈判采取外交官模式的间接迂回沟通方式，转换到总统职位时的直接表达方式的误解。35更直白地说，她其实是在进行国家大政的指挥，也是权威行使过程，但媒体总是试图去找出，在她看似感性与理性平衡其中，所隐藏的「情绪」以及「失控」的可能。对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指出，「生气」或情绪表达对女性政治人物来说是危险的，既偏离女性温和友善的想象，同时可能强化女性情绪化的想象，容易被怀疑不适任重责大任。36从脉络来看，媒体所谓的蔡英文的「震怒」，仅是总统在对政府政策指导的正常权力运作。但是女性政治领袖只要不是温和理性地下达指令时，都很可能被解读为「震怒」或「生气」，将其权威非理性化，也否定其不同行使权威方式的正当性，只能以特定温和理性的方式来沟通说服，否则可能偏离女总统的想象。
然而，在性别与领导的角色矛盾约制下，蔡英文所强调中性与理性沟通风格，在危机时刻其权威同样是被怀疑的。民进党在2018年底九合一大选大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独派大老公开逼退信，要求蔡英文放弃争取连任并交出行政权。37回顾台湾自总统直选以来，历来现任者在争取连任时，都是直接登记党提名，即使陈水扁争取连任时情势不利，也未见党内挑战。相较之下，过去在民进党最低潮时期接下党务带领民进党重回执政的蔡英文，执政三年后她的权威则是受到党内初选挑战。对于蔡英文的不信任，使得蔡必须对中国议题展现更积极与强硬立场，以辣台派╱妹的形象试图重振声势。事实上，蔡英文对台湾主权与中国议题的主轴线并未有所改变，但对她的领导的质疑也未有稍减，蓝营责备她对中国过于强硬导致两岸僵局拖垮经济，绿营批评她让台湾门户洞开中国势力排阀而入（见独派大老的公开信）。同样的立场（蔡英文对中国态度），蓝绿两极化的评价（过硬与过软），呼应着性别与权力两种矛盾的想象（太硬不像好女人，太软不像领导人），这种双重束缚也迫使蔡在面对党内外夹击时，必须在性别与领导的互斥想象中选边站，展现更强硬的领导风格，继续迎合多数对于领导者霸权式的男性想象。
（二）超女性化
相对于中性而去性化的女性从政者，比较鲜明的对照则是，所谓的政治圈名女人。中性化的女性政治人物，希望隐去其性别特质，期盼人们透过其政治角色与专业表现来认识她，相反地，超女性化的政治人物，通常在媒体的报导中，其鲜明的女性特质会盖过她的政治身分。这样的女性从过去到现在并非少见，例如陈文茜、璩美凤、李婉钰等，很多人认识她们，但不见得记得她们的政治经历。陈文茜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以及立委，璩美凤曾任台北市议员，李婉钰曾任新北市议员，但是在关于她们的报导中，她们的政治身分表现往往不如个人女性化特质被重视。这些女性化特质，包含了外貌、言行、感情生活与男性的性关系，陈文茜的感情生活、建国妖姬、北港香炉事件与乳房社交说、璩美凤的偷拍光盘、李婉钰的情感风波，无不受到媒体焦点的关注。政治名女人会以女人的特质或身体被指认标志，她们的政治身分仅是配角，而被聚焦的女性化特质，也并非符合传统良家妇女的角色，而是被媒体放大其性与身体的面向。
陈文茜与璩美凤都是政媒两栖的政治人物，也反映出台湾发展中的「政治娱乐化」下的名女人的现象。政治娱乐化（politianment）是在多媒体营销时代，政治圈和娱乐圈高度融合，界线难以区分的现象，政治人物必须要成为「名人」（celebrity），透过非传统媒体来接触到民众，而动员群众的情绪也远比实质政策主张更重要。38在「名人政治」风潮下，政治竞争越来越像市场上商品的竞争，政治人物要成为成功的商品，必须能兼具普罗化（popularization）与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两个元素，才能受到媒体的欢迎。而要能普罗化与个人化的快捷方式，就是将个人的私生活暴露在媒体之下，这也是最快的政治宣传方法，这些个人的私生活，包括家庭关系、居家生活、个人兴趣偏好、生命故事与生活风格等，都是很重要的元素。39
这种「名人化」对女性政治人物利弊互见。一方面，传统女性被视为擅长沟通，比较感性容易流露出个人情感，因此个人化的人性化效果赋予其公众形象真实感。同时，普罗化也能拉近和群众的距离，突破传统政治权威的疏离感，展现权力柔化甚至母性化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非传统主流的女性，没有小孩的单身女性，其私人生活的暴露，则可能引发媒体对其过于关注工作个人生涯，忽略女性家庭育儿角色的负面评价。即使是有小孩的专业女性，私人生活的曝光也可能不断提醒人们，女性在公领域角色和私领域的角色的矛盾与冲突，女性在政治场域的表现，是以私领域的失职为代价。40
名人政治不仅可能暴露女性政治人物在传统私领域的不足，使得女性政治人物和多数女性被区隔在不同的世界，范族南（Van Zoonen）更指出，当代的政治娱乐化下的名女人，经常将女性政治人物限制在「超女性化」（hyperfeminity）的概念中，而不容易转入政治领域。41消费主义与和现代风潮下，女性政治人物，经常被当作是明星甚至是模特儿对待，聚焦在她外表发型衣着的吸引力，强调时尚、性感、华丽、消费等。强化女性政治人物「超女性化」特质，使得这类超女性化的女性既是女性主流世界的例外，也因为其属于政治圈的少数、他者。42这种过度关注女性的装扮外貌的现象，将女性从政过程「琐碎化」（trivialization），用各种八卦传闻否定其价值，用传统性的框架将女性物化，对女性政治人物其实已构成另类的象征性性别歧视。43
前述举例的台湾政坛的名女人，相关报导往往横跨在不同版面（头版、政治、娱乐、综合）以及不同类型的报导（政论型与生活八卦杂志），个人的感情与外表不断地被报导，其实也经历类似「超女性化」与「被琐碎化」、甚至是「娱乐化」的过程。或许有人说，这些女性政治人物也因此享有更高的知名度与宣传效果。然而重点不在于这些个体是否有意或愿意如此，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政治娱乐化已经逐渐成为趋势，其对女性政治人物可能产生的强迫性影响，偏好「超女性」的重口味，将女性特质与政治领袖的距离拉大，公╱私的矛盾紧张关系也更形扩大。或许以政治明星的角度来衡量，政治名女人符合了媒体框架的超女性化需求，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但是代价经常是，她们既不被认为是传统的好女人，也不是被认真对待评价的政治人物。
（三）少女化
2018年底直辖市长及县市长选举开打之前，前北农总经理吴音宁意外地成为焦点。从春节休市、洋酒、欠缺专业看不懂财报、不擅长备询、拒绝至议会备询，一路以来对于她是否适格适任的质疑从未中断。关于北农组织及其总经理角色的特殊性，相关讨论很多（任命方式╱决策责任归属╱平稳菜价能力），暂且不论，但确定的是，这是个高度政治性组织的政治任命，所涉及的绝对是重要的权力位置与利益分配问题。吴音宁被当成政治提款机或所谓政治稻草人，成为多方势力（农委会、北市府、农会张派）夹杀以及政治攻击的工具。在这些讨论中，和性别直接相关的讨论有限，但是所有对于她的批评所采用的负面标签，其实是高度性别化的。无疑地，性别还是最便捷的攻击利器。
毕慕瑜指出媒体使用「神隐少女」、「靠爸」以及「小白兔误闯丛林」等修辞，将吴音宁幼体化。44举凡类似的「政治素人」或「太嫩了」等修辞，其主要的目的与效果，是将吴塑造成欠缺自信专业、无独立自主能力、不成熟且欠缺判断力，不适合进入公领域的少女。新闻与政论节目直接下标「年薪250万的北农高级实习生」，更是瞬间把贬低其年龄资历的目的 —— 质疑其待遇地位，显露无遗，将重要的任命职位瞬间指为非正式员工实习生，质疑其年轻是否够资格领取这么高的年薪，让吴音宁必须在受访时说「也许因为我看起来比较年轻，但是事实上，我已经四十几岁的人了」。45
吴音宁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双重束缚。在主流对女性的期待中，「少女化」或冻龄经常用来夸奖女性保养有方，几乎是可以拿来在广告中称赞女性的说法，所以媒体用这些修辞时，一般多数不会感受到性别歧视的问题。然而矛盾之处正是在于，女性被期待冻龄不会老，但是冻龄的女性在公领域又被认为太嫩了，不需要被认真对待。女性从政者原本就是相对少数，经常被期待要有多于男性的政治经历，才能看起来和男性相当，而资历积累往往和年龄成熟同步。女性面对要满足主流社会对女性外貌年轻化的压力，同时要有相较男性更成熟的政治资历，这种矛盾标准，永远只能选择其一（either-or）。但是将不是少女的少女化的同时，其实是将之同时否定（neither-nor）为既不年轻也不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