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里长满了水葫芦。这些植物开着淡紫色的小花，不是扎根在土壤里，而是扎根在水里，它们在水面上漂浮着，当你的船驶过，它们就会被推开，显出一条干净的水道；但船刚开过去，它们就随着溪流和微风漂了回来，你经过的痕迹就荡然无存了。我们这些人在世界上亦是如此，我们曾引起一些小小的轰动，但终会无影无踪。
邦首席部长。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既精明又不择手段的政治家。大家都认为他既聪明又狡诈。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跟我差不多高，长着一双机警的大眼睛，宽眉毛，鹰钩鼻，丰满的嘴唇和圆圆的小下巴。
他有一头浓密的毛茸茸的短发。他围着一条白色的腰布，穿着一件白色的束腰外衣，领口紧紧地围在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他光脚穿凉鞋，一会儿把鞋子蹬掉，一会儿又穿起来。他待人和蔼可亲，这是他多年来作为一名政治家强迫自己热情对待每一个人的结果。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很流利，用词也很丰富，能把自己要说的话讲得既清楚又有逻辑。他嗓音洪亮，举止随和。他不大同意我说的许多话，果断地纠正了我，但他彬彬有礼，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足够聪明，不会把别人的反对意见当成一种冒犯。他当然很忙，要管理一个邦的所有事务，但是他似乎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和我聊印度的玄学和宗教，聊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好像没有什么比这让他更感兴趣了。他似乎不仅通晓印度文学，而且通晓英国文学，但没有看出他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或思想有什么了解。
当我说印度的宗教是他们所有哲学的基础时，他纠正了我的说法。“不，”他说，“不是这样的。印度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宗教；印度有的是各种哲学体系，而神学，印度教神学，是其中一种。”
我问他，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印度教徒是否仍然积极地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他回答得斩钉截铁：“我自己对此是完全相信的。我确信在此生之前，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轮回，我不知道自己还要转世多少次才能解脱。因果报应和轮回是我所知唯一能够解释人类不平等和世间邪恶的东西。如果我不相信它们，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毫无意义。”
我问他，相信因果报应与轮回的印度人是否比欧洲人更害怕死亡。
他花了点儿时间想了想怎么回答，在思考的时候，他又谈了些别的事情（我知道他说话时经常这样），所以我还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呢。然后他说：“印度人不像日本人那样，从小就被教导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日本人认为有许多情况需要自己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印度人并不因为死亡会结束生命而害怕死亡，印度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将投胎成什么。他不能保证自己是会转世成婆罗门、天使，甚至是神灵，还是会转世成首陀罗、一条狗或者一条虫。当他想到死亡时，他害怕的其实是来世。”
印度七弦琴演奏者。他四十岁，身材魁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脑袋的前半部分也刮得干干净净，后面的头发很长，扎成一个发髻。他围着一条腰布，穿着一件无领衬衫。他坐在地板上弹奏，乐器装饰精美，刻着浅浅的浮雕，尾部刻的是一条龙。他演奏了几个小时，不时地唱上几嗓子，唱的曲子有的是几百年的老歌，但也有一些没那么老，是上个世纪的音乐，当时的统治者还是特拉凡哥尔大君（他自己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家），那时的人们对艺术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是一种繁复华丽的音乐，需要你全神贯注地听，如果我对现代音乐毫不了解，那么我可能根本就听不懂。它是慢节奏的，当你的耳朵习惯了之后，就能听出它的多样性与和谐感。近年来，作曲家们深受现代音乐、欧洲音乐的影响，在这些东方音乐中，依稀能听到风笛声或军乐队的威武之音，这感觉怪怪的。
印度人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个法官，房子是他从祖辈那里继承来的。他已经过世了，他的遗孀接待了我，那是个矮胖的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鬈发垂在背上，光着脚。你从一堵白墙上的门洞走进去，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凉亭，天花板雕着花纹，是杰克木的。上面刻着荷叶，中心是一个起舞的湿婆浅浮雕像。接着你走进一个到处是尘埃的小院子，院子里种着变叶木和山扁豆。然后你走到了房子里。房子前面是一个飞檐的回廊，上面是敞开的木板屋顶，连接得很漂亮，天花板上刻着棕色的雕饰，跟凉亭上的一样。回廊两端各有一个拱起的部分，下面是主人通常用来收纳衣服的地方，也能充当座位。他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后面是两扇门，门上都装着华丽的锁和铰链，都是用带雕饰的铜做的，它们通向两个昏暗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床，主人就睡在其中一张床上。一侧有一个封起来的缝隙，通向一个谷仓。你从一旁的小边门穿过去，便进入了另一个院子，院子后面是女眷的住所，旁边是厨房和一些小房间。我被领进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些破旧的老式欧洲家具。
到了晚上，第一个院子年久失修、尘埃满地的模样便看不出来了，在月光和星星的照耀下显得凉爽而寂静，变得十分浪漫。我真想在那儿听那位七弦琴手演奏，铜灯的灯芯在椰子油中漂浮，烟气氤氲，照亮了他那专注而严肃的面庞。
瑜伽士。他大约是印度人的平均身高，深蜜色的皮肤，一头短短的白发，一把短短的白胡子。他不肥壮，但挺丰满的。虽然他只围了一条白色的腰布，但看上去整洁干净，甚至可以说是“衣冠楚楚”。他走路慢吞吞的，拄了个拐杖，有点儿跛。他的嘴挺大，嘴唇厚厚的，他的眼睛既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大，也不像他们那样亮，眼白布满了血丝。他看起来既简朴又庄重。他乐呵呵的，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他给我的感觉没有多少学究气，更像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农。我躺在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他走进屋里，后面跟着两三个门徒，说了几句亲切的问候语后就坐了下来。我当时身体不太好，之前才晕倒过，他就坐在我的身旁。
就是因为有人告诉他，我身体不太好，不能到客厅去（他平时都是在那里打坐的），他才到这个小房间来的（我之前是被抬到这里的）。
几分钟后，他不再看我了，只斜着眼睛盯着我的肩膀上方。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但一只脚不时地在地板上轻轻敲着。他这样待了大约一刻钟，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一直在聚精会神地为我冥想。然后他突然停下来，问我是否想对他说点儿什么，或者问他什么问题。我感到既虚弱又难受，就跟他如实说了这种感觉，于是他笑着说：“沉默也是交谈。”他又把头微微转开，继续集中注意力冥想，仍然像是在盯着我的肩膀上方一样。他这样持续了一刻钟，没有人说一句话，房间里的其他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起身，鞠了一躬，笑着跟我道别，拄着拐杖慢慢一瘸一拐地出了房间，他的门徒紧随其后。
我不知道是休息的结果，还是瑜伽士冥想的结果，但我感觉好多了，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大厅，他白天就在那里打坐，晚上在那里睡觉。这是个长长的、空荡荡的房间，我感觉有五十英尺长，宽度大约是它的一半。房间四面都有窗户，但屋顶的飞檐使房间内的光线有些昏暗。瑜伽士坐在一个铺着虎皮的矮台上，面前是一个小火盆，里面焚着香。香的气味很好闻。一个弟子不时地走上前来，再点燃一根。信徒们坐在地板上。有些人在阅读，其他人在冥想。没过多久，两个陌生人提着一篮水果走了进来，跪倒在瑜伽士面前，献上他们的贡品。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接受了，示意一个门徒把它拿走。他对这两个陌生人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又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可以退下了。他们又跪倒在地，退下和其他信徒坐在一起。然后瑜伽士陷入冥想，在场的所有人似乎都打了个寒战，我踮着脚尖走出了大厅。
后来我听说我的晕倒引起了许多荒诞的谣言。这件事不仅传到了印度各地，甚至传到了美国。有些人认为，我是因为一想到要去见这位圣人，内心就涌起敬畏之情，才会晕倒。另一些人说，在我见到他之前，他的力量就已经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让我有那么几分钟的灵魂出窍，进入了无极。当被问及此事时，我只是笑了笑，耸了耸肩。事实上，那不是我第一次晕倒，也不是我最后一次晕倒。医生告诉我，这是由于腹腔神经丛受到刺激，导致膈肌压迫到了心脏，那天，这种压力持续的时间过久，才导致了我的晕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恢复意识——如果能恢复意识的话。
马都拉。夜晚的庙宇。印度总是很嘈杂。印度人整天扯着嗓子说话，但在庙里，他们说话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吵闹声真是绝了。人们在祷告，在背诵祷文，他们互相呼唤，大声辩论，吵得面红耳赤。他们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崇敬神灵的样子，周围却有一种强烈的压倒一切的神圣感，使你的脊背发凉。说来奇怪，那里的神似乎离我们很近，而且还是活生生的。
人群很密集，男人、女人、孩子挤在一起。男人们光着上身，他们的额头上抹着厚厚的一层牛粪燃烧后剩下的白灰，手臂和胸部通常也会抹。许多人在白天处理日常事务时穿着欧洲服装，但在这里，他们抛开了西方服装、西方文明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寺庙里都是些对西方一无所知的印度人。你会看到他们向一个又一个神龛行大礼，有时全身平趴在地上，脸朝下，摆出五体投地的匍匐状姿势。
你穿过长长的大厅，屋顶由雕花柱子支撑着，每根柱子的底下都坐着一个托钵僧。有的年事已高，蓄着胡须，有的非常瘦弱，有的年轻健壮、浑身是毛。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一个化缘用的钵或一张小垫子，会不时有虔诚的信徒在里面投上一枚铜钱。有些人穿着红衣，有些人几乎赤身裸体。当你经过时，有些人茫然地看着你，有些人在读书，或默读，或大声朗读，根本没有注意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内殿外面的地板上坐着一群僧人，他们脑袋前半部分的头发都剃光了，后面的头发扎了个发髻，他们长得相当肥壮，光溜溜的棕色胸膛和肉滚滚的手臂上用白灰画满了条纹。一个有学识的大师走了进来，他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圣徒。他戴着红色的头巾，胳膊上戴着手镯，围了一条彩色的腰布，留着一把灰色的胡须，看上去很有派头，身后跟着两三个弟子，在神龛前念了一段祷文，然后，弟子在前面开道，他大踏步走进了大殿里最神圣的地方（有名望的人都是这么走路的）。
寺庙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光秃秃的电灯泡，刺眼的光线投射到神像上，但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黑暗显得更加神秘了。尽管这里有那么多嘈杂的人群，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让你觉得这里神秘而可怕。
当我要离开印度时，人们问我，我看到的所有景色中，哪一个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的回答正如他们所愿。但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不是泰姬陵，不是贝拿勒斯河边的石梯，不是马都拉的庙宇，也不是特拉凡哥尔的群山，而是那里的农民。他们非常憔悴，衣不蔽体，只有一块破布围在腰间，破布的颜色如太阳炙烤着的龟裂的田地一样。农民在寒冷的黎明瑟瑟发抖，在炽热的正午挥汗如雨，夕阳西下，在干旱的田地上洒下一片红光，饥寒交迫的农民却依然没有停止辛苦的劳作，无论是北方、南方、东方，还是西方，所有的农民都在印度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辛苦耕种。三千年来，从雅利安人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开始，印度农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在为了微薄的收入而辛苦劳作，这是他们得以维持生计的唯一希望。这是印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景象。
1939朗斯。公用饭桌。一张长桌旁坐着许多年轻男子，他们都穿着体面的深色衣服，但给你的印象是，他们有段时间没洗澡了。他们里面有学校老师、保险职员、售货员等。大多数人在吃饭时还看着晚报。他们贪婪地吃着食物，吃着一块又一块面包，喝着廉价葡萄酒。他们很少讲话。突然一个男子走了进来。“是朱尔啊！”他们喊道，似乎醒了过来。
朱尔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他三十来岁，瘦瘦的，长着一张尖尖的红脸，一副滑稽的模样。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马戏团里的小丑。他的乐趣就是把面包屑乱扔一气，要是打到了人，被打的人就会大喊：“天上掉下来的子弹啊。”
他们和服务员处得很好，彼此间不用尊称，“你”来“你”去的。有一个小女孩是店主的女儿，坐在一条长凳上编织毛线，他们都善意地揶揄她。你会觉得，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和她调情。
矿工村。一排排两层的红砖小房子，红瓦屋顶，大窗户。每栋房子后面都有一小块菜园，矿工在里面种菜种花。一栋房子有四个房间，前面有一个客厅，但几乎从未使用过，窗户上挂着厚厚的花边窗帘，后面是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客厅里有一张铺着桌布的圆桌，三四把直背椅，墙上挂着全家福的放大照片、一把枪和一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一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里相聚。厨房里面还有一个火炉、一个收音机、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地板上也铺着油布。屋里横拉着一根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厨房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收音机从早到晚都在播放着，有狄多·罗西的曲子、《兰贝斯大道》，还有各种舞曲。到了洗衣日，炉子上就架起了一只大锅。
有客来时，他们会拿出朗姆酒来招待。他们聊起了钱和生活开销，谁嫁给了谁，谁谁在做什么。
矿工早晨从楼上下来吃早餐，喝咖啡和朗姆酒。他走到水池边洗手洗脸。他已经穿戴整齐，只有靴子和外套没穿，这要等妻子递给他。
L的姐姐。一个又高又瘦的黑发女人，长着漂亮的五官，一双眼睛长得尤其美。但她缺了两三颗牙。她三十二岁，看上去却像五十岁一样，面容憔悴，皮肤干燥，满脸皱纹。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和衬衫，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她的四个孩子都脏兮兮的，穿得很破，都是母亲用旧衣服改成的衣服。一个小女孩耳朵疼，头上围着一条围巾。L的姐夫。他三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有一张瘦削的、不对称的、饱经风霜的脸，但看起来和蔼可亲，脾气很好，只是有点儿固执。他很少说话，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声音很好听。他对方言比对法语更熟悉。
他的手又大又脏，看起来很有力量。他灰色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柔和的、可怜兮兮的神色，睫毛上洗也洗不掉的煤尘，使他的这种神情看上去更加明显。
工头。他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嗓门很大，有着佛兰德人的快乐脾性。他喜欢那些能给他带来慰藉的东西，比如咖啡、朗姆酒和葡萄酒。
他的妻子是个身材高大的胖女人，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脸红红的，一副高兴的神情。她很喜欢吃东西，圣诞节他们大吃了一顿。她会告诉你她买鸡肉花了多少钱，然后跟你细细地描述每一道菜。他们坐在那里聊着天，听着收音机，唱着歌，一直到凌晨四点。
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们不想让大儿子当矿工，所以让他去做了木匠，但第一个星期，他的右手就被圆锯锯断了，现在他（戴着眼镜）就在矿上做些杂活。小儿子没再折腾，直接下井做了矿工。
男孩们过去从十二岁开始干活，但现在要到十四岁才开始，他们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时，负责把煤里的石头拣出来。煤用一个移动的平盘传递着，当平盘经过时，一群孩子肩并肩地迅速把石头拣出来。他们的帽子紧紧地扣在头上，身穿蓝色工作服，脸和衣服一样黑乎乎的，眼白闪闪发光，看上去很古怪。
一个人要到三十岁才能掌握充分的知识，成为一名熟练的矿工；到四十五岁时，他就过了体力的巅峰时期，不得不从事较轻的工作，赚的钱也会变少；到五十五岁时，他可以拿到养老金，他自己有三千法郎，他妻子也有这么多，但他基本上只能再活一两年的时间，来花这笔养老金。他说到自己会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死掉的时候非常平静，好像这是自然规律一样。
他每月象征性地交八到十法郎的房租，每月要买四百公斤煤。他每周工作五天，每天的工资是六十法郎，外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津贴，但如果他拒绝加班，就拿不到津贴。
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他抱怨医生对自己不够重视，如果医生很忙，会等到第二天才过来给人看病，而且医疗用品也不充足。
矿工们都十分友好、善良、乐于助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依赖于他人的工作，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友好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住在离矿井一个小时路程或更远的地方，他们骑自行车上班。他们依恋着自己丑陋的小村庄，即使能在矿区附近找到一所房子，他们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
除了一些熟练的矿工负责挖煤、修通道和挖隧道外，还有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负责管理电力，推着煤车把煤从装煤点运到升降机处，然后把煤车推到升降机里。他们需要先把煤车脱钩分开，然后沿着弯曲的轨道用手推入升降机。一名工人每一班要把一千二百辆煤车推入升降机。这是件很辛苦的工作，他每天能挣到二十法郎。在上次罢工之前，他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四法郎。
升降机摇晃得厉害。它以极快的速度上下移动，发出可怕的嘎嘎声。当它到达底部时，工人还要把空煤车再推出去。
安吉丽克酒吧。一个很小的方形房间，最里面放着一个小吧台，架子上放着许多酒瓶。房间里有两三张方桌，靠墙有一张长凳，门口有几把椅子，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几名矿工正围坐在那里，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一名正在休假的士兵，他身强力壮，穿着制服。有个人正在用一团毛线变戏法，这个孩子气的戏法让他们兴奋不已，一边看戏法一边点了好几轮酒。他们都很友好热情。另一张桌子上有四个人在打牌。他们很少说话，说话的时候也主要是在谈论工作和物价。
店主一家住在酒吧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生病的波兰人卧床不起，有六个人围在他旁边，房间里空气十分污浊。
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外貌差异很大。他们的脑袋方方的，身体十分结实，即使透过身上沾的黑色煤尘，也依然能看出他们皮肤的白皙。虽然他们和法国人处得很好，但还是只喜欢与自己圈子里的人往来。他们吃得非常少，比法国人还少，好省下钱来寄回家让家里人买农场。他们一般只在公共节日和婚礼上喝酒，那时他们会倾其所有举办盛大的宴会，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节衣缩食来弥补这些开销。他们的法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口音很重。
洗澡是件大事。矿工们在大铜盆里洗澡，这个盆平时是用来清洗全家人的衣物的，把水在铜盆里烧热后，矿工就坐在里面洗澡。有些年轻的矿工以能下井工作为荣，他们就不洗澡，到处向人炫耀。当他们还是单身的时候，通常寄宿在寡妇或者家里没有太多小孩的人家，他们自己占一个房间，或者占一张床铺。他们会到朗斯嫖妓，要么坐公共汽车去，要么骑自行车去。
坑道比普通人的身高略高。坑道很长，被光秃秃的灯泡冷冷地照亮，寒风从里面穿堂而过。沿着坑道一路走着，却没有一个人影，这感觉很奇怪。这些地方拐来拐去的，从一个坑道出来就又到了另一个坑道，你很纳闷那些人是怎么认得路的，但是工头告诉我他闭着眼都能找到路。
走着走着，你会突然遇到一小群正在干活的工人，这感觉非常神奇。你爬过坑道壁上的一个洞，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费力前行，有时还得匍匐前进，直到走到坑道的尽头，在这里他们要么继续往前开凿，要么就地采煤。钻机太重了，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它发出的噪音，简直让人感觉身处地狱。
光线昏暗，矿工们光着上身，头上戴着安全帽来保护头部，看上去简直不像人。
他们白班上到一半的时候，会休息半个小时吃午饭。他们坐在煤渣上，吃着装在罐子里的食物，里面是一大块面包，抹了黄油或者夹了一根香肠，他们喝着装在金属瓶子里的淡咖啡。
一日三餐。早上喝黑咖啡，吃面包配黄油。中午，如果是在家吃，就有汤，有牛排或小牛肉，从菜汤里能捞出蔬菜，还有土豆。他们喝的啤酒通常是自家酿的，几乎不含酒精的，口味怪怪的，你得慢慢适应。
晚饭，还是咖啡和抹了黄油的面包，如果丰盛一点儿，还会有一片火腿。
没有哪所房子看起来能住得舒适，他们似乎也不在意住得是否舒服。他们对自己的工资很满意，只希望能维持现状。工作、食物、睡眠、广播，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经理提醒我说，参观者往往会觉得这里的工作很辛苦，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苦。那些矿工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即使他们也觉得工作不容易，但起码是可以忍受的。他是个年轻人，个子不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冠楚楚的。他的妻子长得还不错，鼻子挺长的，穿着一件红衣服，他们有两个孩子。他对采矿的生意充满热情，看起来很聪明，富有同情心，博览群书。他的岳父是亚眠的首席检察官，跟他们住在一起。
他是个矮个子的老头，留着把花白的胡子，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会跟你讲一些人们在过去一百年里翻来覆去讲了无数遍的东西，对此还深信不疑，仿佛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想法。他是一个非常诚实、可敬、狭隘、无聊的人。
里维埃拉谋杀案。杰克·M得了肺炎，卧床不起，这时他收到了一封电报，说他的母亲阿尔伯特·M被谋杀了，她当时住在圣拉斐尔的一家旅店里。由于他下不了床，他的妻子就代替他飞了过去。当然，她很震惊，但同时又不禁感到幸运和解脱。她的婆婆把她的生活搞得难以忍受。玛丽喜欢参加聚会和舞会，在衣服上花了很多钱，婆婆因此经常没事找事，对她吹毛求疵。她不赞成玛丽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杰克还非常崇拜他的母亲。在他眼里，她不会做错事。要不是阿尔伯特太太每年都去圣拉斐尔过冬的话，玛丽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压力。
她乘飞机到了戛纳，去见一位英国律师（杰克·M之前给他拍过电报）。在他们开车去圣拉斐尔的路上，他对她讲了谋杀案的一些细节。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当地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
阿尔伯特太太被人发现死在了床上，她是被人勒死的，她的钱和珍珠也被人偷走了。她被发现的时候一丝不挂。
“你知道，里维埃拉有时会让这些从英国和美国来的孤独的中年妇女昏了头。”
阿尔伯特太太在圣拉斐尔颇有名气。她经常到酒吧和咖啡馆，和那些最不正经的家伙一起跳舞。她是个出手阔绰的老太婆，随时会请大家喝酒，尽管大家都嘲笑她，但还是挺喜欢她的。她会带其中某个烂仔回旅馆，每星期两三次，他在第二天早上总能得到一千法郎。显然是她的某个情人杀了她。
玛丽听了这个故事，既惊愕又高兴。现在她终于可以报复那个折磨她多年的女人了。如果能告诉杰克，这个被他尊敬的母亲只不过是一个老荡妇的话，那将是一个绝妙的报复方式。
“他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她问道。
“还不清楚，可能是十几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她的私生活挺乱的。”
“这对我丈夫来说会是个很大的打击。”
“需要让他知道吗？他们很乐意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掩盖起来，把它定性为一起入室盗窃和谋杀的案子。一桩恶性的丑闻对圣拉斐尔这样的过冬胜地没有任何好处。”
“为什么要隐瞒呢？”
“嗯，这是在为你们和你婆婆着想。我敢说，她在英国过得一定相当枯燥。你会因为她想在死前找点儿乐子而责怪她吗？”
玛丽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些连她自己都吃惊的话。
“我恨这个老女人。我都想亲手杀了她，有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不过现在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自打嫁给我丈夫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心底对她有一点点喜欢了。”
垂死的帕斯基耶。他在尼斯的一条小街上开了家小咖啡馆，后面有个密不透风的小房间，用来给人们跳舞。咖啡馆楼上的房子有一部分他自住，一部分出租，需要从侧门走进去。他就住在那里，但他会把其他房间租出去一个小时或一个晚上，租给那些在咖啡馆里勾搭到女人的男人。现在帕斯基耶已经病得很重了，所以咖啡馆就由他的儿子爱德蒙和儿媳妇来打理。爱德蒙娶了一个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的女人为妻，帕斯基耶那时觉得他们的婚事有辱门楣，勃然大怒，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但他不是那种为了名声可以不要钱财的人，由于爱德蒙对他很有用，所以他很快就把他们接了回来。我去的那天晚上，咖啡馆里挤满了人，有一个船队都在里面，他们在处理陆务。我问爱德蒙他父亲怎么样了，他告诉我医生已经放弃他了，他最多活不过一两天了。他请我进去看他。我在屋里走了一圈，负责带客的珍妮把我带到他的面前。一个巨大的四帷柱床上，躺着一个穿着睡衣的小老头，脸色蜡黄浮肿，双手也是水肿的。
“Je suis foutu（法语：我完蛋了）。”他对我说。
“胡说，”我说，装出一副人们在病人面前通常会表现出来的欢快模样，“你会好起来的。”
“我不怕死。楼下怎么样？人坐满了吗？”
“人挤人呢。”
他精神了起来。
“就算我的房间再多一倍，今晚我也能让它住满。”他按了按铃。“我只能躺在这里，不能亲自打理生意，真是糟糕。”女佣走了进来。“去敲敲门，”他对她说，“叫他们快点儿，其他人都在等着呢。我的天哪，他们到这儿来做的事，不需要做一整夜吧。”女佣出去之后，他说：“我想起我可怜的妻子，我很高兴她已经死了，如果她知道爱德蒙娶了一个荡妇，一定会受不了这种耻辱的。你要知道，我们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你知道等我死了之后他们要做什么吗？他们打算把这些妓女清理出去，按月把房间出租给职员和店员。他们那样做是赚不到钱的。
他为什么不能娶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姐，或者娶一个体面商人的女儿？她们这样的人知道生意就是生意。躺在这里，我知道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事业，一旦我死了，就会完蛋。”两颗沉重的泪珠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为什么？”他抽泣着，“因为那个荡妇想要受人尊敬。人们会因为尊重你就给你钱吗？”
他两三天后就死了。他的灵车里装满了鲜花，许多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的姑娘都去参加了葬礼。“这说明她们心地善良。”爱德蒙的妻子后来对我说。
浪漫传说。约克公爵（乔治三世其中的一个弟弟）乘游艇来到摩纳哥，在那里染了重病。他请求执政的王储接待他，王储答应了，但拒绝接待公爵游艇上带来的那个情妇。她就在罗克布伦租了一所房子，每天到外面的岬角看看那面旗帜是否还在宫殿上空飘扬。有一天，她看到下了半旗，知道自己的爱人死了。于是，她便纵身跳入了海中。
有一天，在格罗夫纳广场吃过晚饭后，我听到一位不太年轻的作家抱怨当今英国文人不再受到尊重了。他把现在的英国文人的地位与18世纪的同行做了比较，觉得现在文人的地位实在太低。18世纪时，文人们都在咖啡馆里当评论家，他们的赞助人都很慷慨大方，使他们不必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才华。我很奇怪，他怎么就没想到，如果他和我此刻一起在那个咖啡馆的话，我们应该只能爬后面的楼梯上去，如果他们给我们吃饭的话，也只会让我们在值班房里喝上一大杯啤酒，再给我们切上一片冷肉。
他的名字叫保罗，比利时人，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被判处了死刑。他难以接受这个判决，他非常歇斯底里，他难以入眠，感到十分害怕，有些可怜兮兮的。有人叫艾伦去看他，看看能否给他些安慰，如果不能的话，至少能帮助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艾伦每天都去看他。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想读一本监狱图书馆里没有的书，问我能否买给他。
我当然答应了，问他那是本什么书。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无法理解，一个人在被绞死之前为什么会如此渴望读那本书：斯特恩的《感伤旅行》。
旅馆客房。其中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个男人，他把旅馆的卧室看作自由的象征。他想起了自己在这些房间里的奇遇，想到自己在这里愉快的沉思。他的心情如此平静和快乐，他觉得这种时刻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所以就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另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女人，她在一家又一家旅馆辗转了好几年。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她没有家。如果她没有住在旅馆里，那就是因为她把朋友们弄得很不好意思，不得不请她到家里住上一两个星期。他们出于同情把她带出旅馆，又如释重负地看着她从自己家里离开。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不幸的生活了，所以她也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对于旅馆员工和媒体来说，这个谜团是无法解开的。他们怀疑这是一桩风流债。他们寻找两人之间的联系，但一无所获。
他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当他自杀时，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感到十分震惊。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精力充沛的人，是大家认为最不可能自杀的一个人。他热爱生活。他出身低微，但由于在战争中立过战功，被授予了男爵爵位。他非常喜欢他唯一的儿子，他的儿子将继承他的爵位，跟随他做事，进入议会，赢得声誉。没有人能猜到他为什么自杀。他把自己的自杀安排得看上去像是一场意外，所以要不是他有个小小的疏忽，这件事可能真的会被当作一场意外。的确，他的妻子给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焦虑。她正处于更年期，这影响了她的大脑，虽然还没有疯到要被送进疯人院的地步，但肯定是有些神志不清的。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们没有告诉她，她的丈夫自杀了，只说他死于一场车祸。她比他们预期的承受能力要好。她的医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谢天谢地，我跟他说过了，”她说，“如果我没说的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就不会有片刻安宁了。”医生想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没过多大会儿，她告诉他：她已经向丈夫坦白了，他所宠爱的那个儿子，那个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一身的儿子，并不是他亲生的。
伯蒙齐。一个水管工去一个退休商人的房子里修理管道。商人住在肯宁顿的一所半独立式别墅里。水管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商人的女儿爱上了他。他们晚上在路上约会。但是他觉得，在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清楚他们两人之间的差距的，他的脑子里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她把他当作仆人来对待。他下定决心要报复她。他把她的肚子搞大了，她父母把她赶了出去。水管工拒绝和她结婚，但她还是和他住在一起。孩子出生后，她去了一家饼干厂打工。这个婴儿被寄养了出去。在工厂里，一个工人爱上了她，向她求婚。她知道水管工并不在乎自己，所以离开了他。水管工勃然大怒，他跑去和那个男人讲，自己跟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那个男人便拒绝再和她有任何瓜葛。
伯蒙齐。一个在战争中因毒气而负伤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三层小楼底层的两个房间里，靠抚恤金生活。他们都加入了一个埋葬俱乐部。他病了很长时间，最后意识到自己快死了，就征得妻子的同意，用他们的最后一笔钱为他举行宴会。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香槟晚餐。第二天晚上他就去世了。埋葬俱乐部提供的钱花光了，朋友们想要凑钱给他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他的遗孀不同意他们这么做，于是大家都到贫民窟公墓给他送葬。当天晚些时候，俱乐部的一个人去看望他的遗孀，并向她求婚。她吃了一惊，不过想了一会儿，还是同意了，但是她觉得在一年的服丧期结束之前就嫁给他是不合适的，所以她建议在这之前，他可以先搬来和她住在一起。
伯蒙齐。一个男人。他是个退伍军人，和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女孩疯狂相爱。但他之前很不幸地娶了一个爱唠叨、爱吃醋的妻子，于是这对情人就私奔了，在斯特普尼住了下来。那个女孩读报纸的时候惊恐地发现男人杀了他的妻子。他必然会被抓住的，但在逃亡期间，他们陷进了狂热的激情里。她慢慢开始明白，为了避免被捕，他打算自杀，也一定会杀了她。她很害怕，想要逃离，但是她太爱他了，舍不得离开。她离开得太晚了。警察来了，他开枪打死了她，然后自杀了。
伯蒙齐。丹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他感到十分痛苦，没脸见人，他的哥哥伯特尚有工作，经常欺负他。他当着丹的面说他还得靠自己养活。为了拿丹出气，他让丹给自己打杂。丹痛苦极了，他想死的心都有了，多亏了母亲的极力开导，他才鼓起勇气去等待事情的转机。这位母亲，贝利太太，是一位白厅政府办公室的清洁工。她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六点才回来。一天，伯特回到家之后要出门，而丹还没有去洗衣店把他的另一件衬衫拿回来，于是他就对丹破口大骂。他们打了起来，丹的力量比较弱，还有些营养不良，结果挨了一顿打。贝利太太走了进来，制止了打斗。她把伯特骂得狗血淋头。伯特说自己受够了这一切，他要结婚了。他们吓坏了。丹一分钱都不挣，如果再没有了伯特每周拿回家的钱，贝利太太根本无法养活自己、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这意味着他们得挨饿。他们跟伯特说，他不能结婚，至少在丹找到工作之前不能那么做，他说他必须要结婚，他的女朋友怀孕了。他夺门而出。他们哭作一团。贝利太太双膝跪下，让丹和两个孩子也跪下，她祈求上帝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当伯特拿着自己刚取的衬衫回来时，他们还在祈祷。他生气地看着他们。
“哦，好吧，好吧！”他喊道，“我给她十先令，让她把那个小混蛋打掉吧。”
贝利太太。她是个高个子女人，一头凌乱稀疏的红头发。她张开嘴时，你能看到她缺了两颗门牙。她的一只耳朵被丈夫扯掉了一块，额头上有一道伤疤，这道疤是有一次丈夫把她扔出窗外时留下的。他是个高大、强壮、残忍的家伙，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因为他经常疼得厉害，贝利太太便原谅了他的暴力行为。他们有四个孩子，孩子们都怕他。但是贝利太太有很强的幽默感，是那种纯正的伦敦人的幽默感，当她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到恐惧的时候，就十分风趣。她常常开怀大笑。最后贝利死了。他死后，我去看望她，她对我说：“他其实不是个坏人。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这差不多可以算是他的临终遗言。‘我让你过得很苦，是不是？你会为摆脱我而高兴吗？’‘不，我不会的，尼德，’我对他说，‘你知道我一直都是爱着你的。’他怪模怪样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你这头老母牛。’这表明他真的爱我，是不是？我是说，像那样叫我老母牛。”
这是我打算写一本关于伯蒙齐人的小说时做的一些笔记。
1940前几天我和一位法国军官聊了起来，我们谈到了法国的沦陷。他说：“Et dire que nous avons été battus par des imbéciles（法语：我们居然是被一群蠢货打败的）.”他的话使我十分沮丧。法国人似乎无法明白，他们之所以败得如此不堪，并不是因为德国人愚蠢，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聪明。因为法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善于言谈，所以他们愚蠢地认为只有他们才聪明。他们的自负导致他们鄙视一切法国以外的东西，这使他们成为欧洲最与世隔绝的民族。当他们陷入困境时，他们真的相信一句妙语就能使他们摆脱困境。但是，当你的车出了毛病的时候，并不是满腹经纶或一句妙语就能把它修好，你需要的是一个机修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的智慧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而你有的只是愚蠢。德国人钻研现代战争之道，并为自己配备现代化武器，难道这是没头脑吗？
他们聪明地组织战争机器，使其高效运转，难道这不是聪明吗？他们准确地把握法国国情，以便能够好好利用法国的不团结、准备不足和情绪不稳定等因素，这难道展示的不是他们的敏锐吗？不，在这场战争中，愚蠢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人。但是，当法国人遭遇了这场灾难之后，还抱着这样一种愚蠢的虚荣心，我们对法兰西的复兴还能抱有什么希望呢？同盟国在谈论法国复兴，谈论把法国恢复成世界强国之一的必要性时，争论得面红耳赤。除非法国人学会正视事实，看清自己，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成功。他们必须学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谦逊（那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是理智。
1941纽约。H.G.来过这里。他看上去衰老、疲惫、干瘪，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精神抖擞，这得需要多少努力才能保持这种状态？他的每次演讲都很失败。人们听不见他在讲什么，听得见的东西，他们也不想听。听众纷纷离席，他又伤心又失望。那些话他已经讲三十年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如今他们怎么会这么不耐烦。河水继续向前流淌，独留他一人在岸边，他无法融入其中。作家会有那么几日的辉煌（如果他幸运的话），但是这段时光很快就会过去。但他毕竟已经风光过了，应该感到知足，也理应轮到其他人去风光一把。H.G.曾对整整一代人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为改变舆论环境也做出过巨大努力，我们会觉得，他只要想想这些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他总是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哲学家。
对于人类那些强烈的情感，她的感受却非常平淡。这个俗气的中年女人天真得荒唐。她的聪慧程度已经达到她的极限了，但还是愚蠢得让你想打她。
我们对写作风格总是很挑剔。我们总是努力想写得更好。我们总是努力做到简单、清晰和凝练，我们的目标是把文章写得有节奏感和平衡感。我们大声朗读句子，以确保它听起来好听。我们搜肠刮肚。不过事实上，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时候并不太关注自己的遣词造句。
这证明，如果你会讲故事、塑造人物、设计情节，如果你有诚意和激情，你怎么写都无关紧要。尽管如此，写得好总比写得烂要强。
多愁善感只是一种能把你惹毛的情绪。
这个世界一直都动荡不安。曾经有过短暂的和平与富足，但它们都只是例外，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19世纪的后半段和20世纪的头十年——我们没有权利把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视为平常。
人生下来就必然会碰到麻烦，就像火星飞腾一样，这才是常态，我们不妨认命。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带着既听天由命又幽默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人生，这可能是我们在命运面前最好的盔甲。
为什么当你听到一个年轻人信口开河地胡言乱语，既武断又偏狭时，你就会生气？你就会指出他的愚蠢和无知？难道你忘了，在他这个年纪，你也和他一样傻，一样武断，一样傲慢，一样自负吗？当我说你的时候，我所指的其实是我。
如果你指责他是个骗子，他会大吃一惊的。他是真的以为五五分的意思是自己拿百分之七十五，别人拿百分之二十五。
从根本上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正因为这样，小说才如此难写。
对于一部戏剧的读者或观众来说，他们要求人物的行为举止符合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