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是自然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只有认清了自己在世间的位置，才能正确合理地行事。
若说人类的存在是有目的的，那真是无稽之谈，这就像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预定假设一样。那时的人们认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因此天体必须做圆周运动，实在荒谬至极。
至于人类存在的目的这个问题，想想亚里士多德派对哥白尼体系的质疑，他们当时问，最外层的行星和恒星之间无尽的空间有什么用处呢？
人类普遍具有的东西不可能是邪恶的。许多伦理体系都有这个错误，它们多少都有些武断，它们把人的某些倾向定为善，把另一些定为恶。如果性本能的满足从未被视为邪恶，那人类将会拥有多少幸福啊。
一个真正的伦理体系必须找出所有人普遍具有的品质，并称之为善。
得到人们称赞的行为似乎是那些能够让他们多多少少从中获益的行为，但是，那些能够激发其想象、令他们啧啧称奇、引人注目、富有戏剧性的行为，也都能得到他们的赞扬。
虽然我们并不经常有意识地把快乐当作自己的目标，但这并不是在反驳“人类所有行动都以获得快乐为目的”这一观点。
从理论上讲，除了对革命的恐惧之外，国家的权力是无限的，其行动的唯一限制是它自身的能力。因此，国家会把所有国营能够优于个体经营的行业国有化，而只把那些能通过个体贪婪更充分地发挥，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商业活动留给个体。国家决不能忘记曼德维尔（Mandeville）原理中的真谛：私恶即公益。
自由权：除非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赞成它，否则便没有这样的权利。
对个人而言，道德只不过是个人满足的表达，它只是一个美学问题。
强权即真理。责任或道义是不存在的。某种行为就其本身而言，和另一种行为一样都说得过去。道德的唯一标准就是国家的福祉。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种默契：个人出于自身的利益而考虑按国家利益行事。
哪怕有四千万人都在说同一句蠢话，它也不会变成一句睿智的话；如果智者骗他们说这句话很睿智，那他就是在犯蠢。
对宇宙和人类而言，一切都没有尽头。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道德标准取决于国家，而国家权力无限。强权即是真理。
发展进步有什么好处？日本人获取了西方文明，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马来人住在森林边缘，肯纳卡人居于肥沃的岛屿，他们难道没有住在伦敦贫民窟里的人快乐吗？这一切的归宿是什么？又有什么用处？
我不知道答案。
快感是暂时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邪恶的，这是因为，人们能找到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吗？
认识到个体思想根本上的孤立性，是大有裨益的。除了我们自己的意识之外，我们对他人的意识缺乏特定的了解。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个性了解世界。倘若我们因为他人的行为与自己相似，就猜测他们和我们一样，那么，当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和我们毫不相像的时候，就会十分震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觉得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我差不多已经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了。
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人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得到快感。“快感”这个词会让禁欲主义者觉得不好听，很多人更喜欢把它说成“幸福”。但是幸福只能被定义为一种持久的快感状态，如果要谴责其中一个，那另一个也应受到谴责。假如构成一条直线的点都是“恶”的话，你就没理由把那条直线叫作“善”。当然，“快感”并不一定完全由感官享受组成，但是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人们总会觉得它指的就是那些感官享受。对于一般人来说，与感官的快感相比，审美带来的快感、努力带来的快感和想象带来的快感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至于当他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些“快感”。
像歌德一样，有些人认为是和谐赋予了生命存在的理由；还有一些人像沃尔特佩特一样，认为是美给生命赋予了理由。但是当歌德告诉人们要全面培养自己的能力，嘱咐他们看到生命的全部时，他其实是在倡导毫不掩饰的享乐主义，因为人越是全面地发展自己，他获得的幸福感就越大。我认为，把美丽作为生命的目标和终点，是有些愚蠢的，这是一种只可同甘、不可共苦的信条，遇上不同寻常的压力，就会毫无用处。拉结(2)泣不成声，因为她的孩子拒绝她的安慰，然而那天的日落依然像往常一样壮丽。
良心。关于它的力量，约翰·亨利·纽曼在《自我辩护》里的一个注解中说得很好：人们“宁愿犯点儿错误，受到良心的惩罚，也不愿仅凭理性判断而尽善尽美”。
要是能证明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欧洲病的话，那会十分有趣：看看东方和非洲民族是多么沉着地期盼着它的到来。
完美似乎只是一种对环境的彻底适应。但环境是持续变化的，因此完美从来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创新是邪恶的，这在孩子和野蛮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野蛮人没什么兴趣爱好，他们的衣着都价值不菲，为的是能穿很久；他们的工艺形式很有限，因此他们陷入了保守主义。但是在人们心中也存在着对变革的喜爱，他们纯粹是喜欢变化本身，而在一种文明的状态下，它可以压倒旧时对变革的恐惧。文明人有各种设施可以用来获得变化，比如在衣着方面，可以靠着批量生产而做到价格低廉，款式多样；在风景方面，可以凭借便利的交通工具去欣赏千姿百态的风景。
同一句话在两个人身上永远不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效果，并且话里的词语向他们两人传达的第一感觉也大不相同。
没有人证明过阿波罗（Apollo）或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不存在，人们对他们的信仰之所以会消减，只是因为那种信仰与人们的一般智力水平不再匹配。
人的尊严。当一个人肆意地、无比虚荣地把一切令人赞不绝口的优点都加到自己身上时，说到底，他就像那些东方小国的统治者，个个都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是大地的王者、太阳的兄弟。
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观点持怀疑态度，这是十分明智的。过去几百年里的那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观点，如今在我们看来，却错得十分明显，甚至有些荒谬。如今我们所接受的一些普遍理论，似乎都有着诸多令人信服、十分合理的根据，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也许就像那些我们已知是谬误的理论一样，并不可靠。这些理论或许与18世纪关于人类原始完美的假设一样，荒唐至极。
他们正在谈论V.F.，他们都认识她。她出版了一卷充满激情的爱情诗集，里面的诗歌显然不是写给她丈夫的。一想到她竟然在他的鼻子底下红杏出墙了这么久，他们都哈哈大笑，而且实在想知道当他读到这些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段笔记给了我灵感，让我在四十年后写下了一个故事。故事叫作《上校夫人》(3)。
各种美德是根据其对社会的用途大小排序的。因此，勇敢高于审慎，人们会称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做无谓冒险的人是“好人”，其实他只是一个蛮干的家伙。勇敢中蕴含着慷慨大方，审慎中则有一些狡猾甚至卑鄙的东西。放纵是一种缺点，但并不明显地影响公共利益，因此人们看待它的态度就有些模糊。在某种程度上（起码在英国），它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反对，只有当人们的放纵影响了他人时才会受到谴责。人们对于那些自己可以从中以各种方式获利的性格弱点是宽容的。他们说那些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寻欢作乐上的人“不成器”，最糟也就只是说说“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每一代人都认为，前一代人比自己这代更有活力，品德更加高尚。
人们总在抱怨世风日下，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学著作中，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作家的作品里，在蒙田（Montaigne）以及当今作家的文章里都能找到这种抱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讨厌变化，恐惧变化。习惯会变，但人不变。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看似不言而喻且最明显的观点。它们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自小就听到它们被当作真理，而且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它们，因此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质疑它们。然而我们最需要小心权衡的恰恰是这些观点。
前一代人的假设往往就成了下一代人的信条，此时若去怀疑它们就有些荒唐。但是再过一代，人们就会发现它们无用、过时、荒谬，于是弃之不顾。
(1)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1182—1226，宗教人物。
(2)拉结（Rachel）是《圣经》中雅各（Jacob）的两个妻子之一，此处引自《圣经·耶利米书》31章15节：“……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3)《上校夫人》（The Colonel’s Lady），1946 年发表。
1902在我看来，平凡的人类并不适合永生这样伟大的事情。人类有着自己的一些小热情、小美德和小恶习，与这个平淡无奇的现实世界非常相称。但永生的概念太过宏大了，不能用如此小的模子铸造出来。我不止一次目睹人们死去，或平静，或悲惨，但在他们临终前，我从未见过任何能够表明他们精神永恒的迹象。他们就这么死去，和一条狗死去没什么两样。
提香（Titian）的《基督下葬》。我丝毫感受不到那个场面的悲壮，也感受不到死亡的恐怖和生者的痛苦，我所感受到的只有生命的温暖气息和意大利的热情之美。即使在那死亡和恐怖的时刻，生命的荣光也压倒了一切。也许在所有的艺术中都应如此，美可以改变一切丑陋的景象，甚至可以从死亡和悲伤中发掘出生命的欢欣。
世界上最优美动人的旋律，即便再高雅，也得用音符来表达。同样，即便是那些最高级的意识活动，其根源也都在于大脑的物理活动。
生命的意识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个体在宇宙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他是否需要了解自己的周围环境，以及是使周围环境适应自己，还是使自己适应周围环境。
对待人生，除了保持幽默，随遇而安，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态度更能让人心安了。
如果我们坚信悲伤不可避免，它便会因此而减轻。我想，如果一个人能发现造成其痛苦的物理原因，他便能控制自己的种种痛苦。康德有过疑病症，早年间近乎厌世，后来他知道了这种疑病症是自己扁平而狭窄的胸廓所致，便战胜了这种痛苦。
性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个人有机体的形成，它受到人出生后的身体状况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一个人自己没有什么过错，性格却怪僻而又难以相处，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这会使他不幸。
每个青年都像在黑夜里出生的孩子，一睁眼就看到了日出，便认为昨天根本不存在。
现代文化中有一件很愚蠢的事（英国是一个典型），就是喜欢在人类的某些自然功能上遮遮掩掩。“君子自重”的布告不仅张贴在街道的墙边和角落，更贴在英国人的灵魂深处。于是乎，许多无害的、必要的行为都因此被涂上了一种近乎色情的色彩。与之相比，在其他时代，最文雅的人对待这些事情都坦率而朴实。
人类机体结构的高级使得个体不得不承受较大程度的痛苦。由于人类神经系统的复杂性，他遭受着更强烈、更多样的身体痛苦，同时也遭受着道德和想象上的痛苦，而低等动物就不会有这种烦恼。
1904帕丽斯。她与鲁本斯（Rubens）的第二任妻子海伦娜·芙尔曼（Helena Fourment）有些相像，面色红润，金发碧眼，眼睛蓝得像仲夏时节的大海，头发金黄得像八月骄阳下的玉米，但她还要更精致一些。
并且，不幸的海伦娜很容易发胖，她却不会。
她是一个成熟而极富魅力的女人，她面颊红润，头发秀美，眼睛蓝得像夏天的大海；曲线圆润，胸部丰满，珠圆玉润。鲁本斯在《海伦娜·芙尔曼》中描绘的迷人形象永久地刻画下了那类女性之美，她便属于这种类型。
这个场景很像华托（Watteau）人物组画的风格。他站在草坪上，人们仿佛看见了小丑吉尔（Gilles），他一袭白衣，精致的鞋子上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用疲惫而嘲弄的眼神看着人们，嘴唇颤抖。但是，他是在压抑自己不要抽泣，还是在忍住自己不去讥笑，谁能分辨出来呢？
圣母披着一件天鹅绒材质的长披风，蔚蓝得像南方夜晚的天空，上面用金线绣着精致的花朵和叶子。
平静的湖面上倒映着白云，秋日将近，树木已开始枯黄。绿树连天，榆树和橡树沉静蔚然。这种场景显得十分庄严，明显经过了长期的精心照料。在湖边，可能就坐着华多画笔下的那些颓废太太们，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绸缎，与那些殷勤的情郎矫揉造作地谈论着拉辛（Racine）的诗句和塞维尼夫人（Madame de-Sevigne）的信。
轻松愉快、炫耀做作的性格，挑衅的姿态，虽藐视市侩庸人，却又想看他们惊讶和愤怒的样子，好从中寻点乐子，这就像安东尼·华多（Antoine Watteau）在画作《冷漠》（L’ Indifférent）中描绘的那个欢快的家伙一样，一刻不停地在画布上跳脱地行走，得体而优雅。他穿着蓝色缎子紧身上衣，长筒袜，鞋子上还点缀着玫瑰，喇叭袖的褶子环着他的手腕，一只胳膊上还漫不经心地搭个薄薄的斗篷。
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树木和水面都呈现出一种柔嫩而细腻的灰色，让人不禁想起柯罗（Corot）的一幅画。这幅画有一种微妙而明亮的优雅，能净化我们的内心，在这种净化下，所有卑劣都会消散，使我们的内心一尘不染。
他的五官很大，脸很方，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英俊得引人注目。不过他的容貌不仅仅是英俊：他阴郁的神情使得他在安静的时候显得近乎暴戾，他那双又大又黑的东方人一样的杏眼，还有精致性感的红唇，以及恰到好处地卷曲在头上的暗栗色短发，都使他显得冷酷孤傲。他能勾起人们的热情，但他报之以强烈的不屑和冷漠。对他可能引起别人的激情这一点，他感到非常轻蔑。这是一张邪恶的脸，可是美不会如此邪恶；这是一张残忍的脸，可是冷漠绝不会如此残忍。那是一张印在你脑海里的脸，你对它的感觉一部分是爱慕，一部分是恐惧。他的皮肤非常光洁，是一种泛着一层精致胭脂的象牙色；他的手指修长，就像布龙齐诺（Bronzino）画笔下那位雕刻家的手一样机敏、灵巧、活跃，你会觉得，只要他的双手碰一下，黏土便会自动把自己塑造成可爱的形状。
这是一张奇怪的脸，无情而淡漠，懒散而热情，冰冷而性感。
身强体健，容光焕发，就像威尼斯画派作品中的人物，生命似乎就是那么光芒万丈。
他有着维埃纳农牧神般不怀好意的笑声，有着调皮的嘴唇和闪闪发光、不近人情的眼睛。他有着同样的小鼻子，同样形状古怪的脑袋，尽管有着人的形状，却使人想起传说中动物的兽性。
她冷峻美丽，有一种细腻、纯洁的优雅，一种骨子里透出的镇静，让你不禁想起（此时你还会不禁微微一笑）罗浮宫里的那尊狄安娜（Diana）雕像。她像个小女孩一样，正在聚精会神地系着自己的披风。她的耳朵做工无比精致细腻，她的五官雕琢得十分优雅标致。
他是一个狂热者，有着又细又直的鼻子，紧闭严肃的嘴唇。在他紧闭的眼睛和紧绷的下巴里，在他焦躁不安的紧张状态中，有一种冷酷的决心和阴郁的固执。
他留着卷曲浓密的黑胡子，修剪得四四方方、轮廓分明，再加上他低低的额头，笔直的鼻梁，红润的面色，看上去就像酒神巴克斯（Bacchus）的某些雕像。这些雕像不是年轻小伙子的形象，而是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形象。
弗拉基米尔（Vladimir）。他好几天没见到弗拉基米尔了，很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不在平时常去的咖啡馆。他知道他的住处，于是就去了他住的旅馆。这家旅馆位于拉斯拜尔大道（Boulevard Raspail）
附近，是一家廉价旅馆，经常有学生、落魄的演员和音乐人光顾。弗拉基米尔住在五楼一个脏兮兮的小房间里。他到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正躺在床上。
“你生病了吗？”他问。
“没有。”
“那你为什么没出门？”
“我起不了床，我仅有的一双靴子都烂掉了，天气这么糟糕，我不能穿着拖鞋出去。”
他看了看那双靴子，确实没法穿了，所以，尽管他自己也穷得叮当响，还是给了弗拉基米尔二十法郎，让他去买一双新靴子。弗拉基米尔一个劲地向他道谢，他们约定像往常一样，晚饭前在“穹顶咖啡馆”见面。但是弗拉基米尔没有露面。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他都没有过来，所以第三天他又去了旅馆，爬了五层楼去了弗拉基米尔的房间。他看到房间里面摆满了鲜花，而弗拉基米尔仍旧躺在床上。
“你为什么没来？”他问道。
“我出不了门，我没靴子穿。”
“可是我给了你二十法郎让你去买双靴子啊。”
“我把钱全买这些花了。它们很漂亮吧？Qui fleurit sa maison fleurit son coeur.（法语：谁的房间鲜花怒放，谁的心就心花怒放。）”他的灵魂就像高塔里的囚犯，透过牢房狭窄的窗户，能看到自由世界里碧绿的草地和茁壮生长的树木，却只能被囚于阴冷潮湿的高墙内，永远暗无天日。
青葱的树木在废弃的塔楼间悄然生长着，常春藤以一种奇妙的柔情覆盖着那些经受过上百次围攻的灰色石头。
白杨树依河而立，如此优美挺拔，在慵懒的水面上投下它们修长的倒影。
法国一条浅浅的河流，清澈如镜，映照着星空，在月光的照耀下，小岛显得十分洁白美丽。河岸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肥沃迷人的都兰，充满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气氛和对浪漫过去的回忆。
整个乡村风景在你面前徐徐展开，你感到有足够的空间去深吸一口气。它起起伏伏，土壤肥沃，长满了白杨树、栗树和落叶松，到处是一片盎然绿意，似乎在微笑。它给你一种舒适的富足感，甚至是奢华感，不过这是一种充满优雅、美丽和稳重端庄的富足感。
1908成功。我认为它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比方说，我总是期待着它，而当它到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对我而言，它唯一一个不容置疑的价值，是让我摆脱从未离开我脑海的对经济方面的担忧。我讨厌贫穷，我讨厌为了收支相抵而不得不攒钱。我想我没有十年前那么自负了。
雅典。我坐在狄奥尼索斯剧场里，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蓝色的爱琴海。当我想到那些在这个舞台上曾上演过的伟大戏剧时，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既兴奋又敬畏。来了几个年轻的希腊学生，他们用蹩脚的法语和我交谈。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问我是否想听他在台上背诵一些东西。我欣然接受。我想他会背诵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或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的一些伟大演讲，尽管我知道我可能一句话都听不懂，但我还是准备好了去聆听一场美妙的演讲。
他爬了上去，摆好架势，然后用一种可怕的口音说：“C’est nous les cadets de Gascogne.（法语：我们是加斯科涅军校的学生。）”他是个慈善家。他的工作很重要，意义深远。他工作勤奋，公正无私。他虽平凡，却也伟大。他把酒看作一种祸害，尽管他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在全国各地进行戒酒讲座。他不允许他的家人碰酒。在他的房子里有一个房间是锁着的，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有一天他突然去世了，葬礼结束后不久，他的家人就把房间的门撬开了，一直以来他们对这个房间都很好奇。他们发现里面到处都是空瓶子，有白兰地、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的酒瓶，也有查特酒、法国甜酒和莳萝利口酒的酒瓶。很明显，他把瓶子一个接一个地带了进来，喝掉了里面的酒却不知道怎么处理酒瓶。我真想知道当他做完戒酒班的讲座回到家，在锁着的门后啜饮着绿色的查特酒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1914吃早餐时，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是一个轻骑兵，为他的团打头阵。当他吃早饭时，一个勤务兵牵着他的马站在广场的树下。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哥萨克人，出生在西伯利亚，十一年来一直在边境与中国人作战。他瘦瘦的，五官分明，蓝眼睛又大又醒目。他在瑞士待了一个夏天，在战争爆发前三天接到命令，必须立即前往法国。宣战后，他发现自己无法返回俄国，并被派到法国骑兵团任职。他健谈、活泼、喜欢自夸。他告诉我，他俘虏了一名德国军官后，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在那里，他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俘虏和绅士的。”然后，他给了德国军官一杯巧克力饮料。喝完后，他说：“现在我再来让你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然后，他在德国军官的脸上甩了一巴掌。“那他怎么说？”我问。“什么都没说，他知道如果他开口，我就会杀了他。”他和我聊起了塞内加尔人，他们坚持要砍下德国人的头：“这样你就能肯定他们死了——et ?a fait une bonne soupe（法语：而且用来炖汤也不错）。”他这样描述炮弹：“它们嗖嗖地飞蹿，直到它们落下，你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炸死。”
离这儿不到二十五公里的地方还在打仗。等待午饭的时候，我和一个非常机灵的十三岁小伙子聊了起来。他告诉我，前几天有两名俘虏被押着路过这里。男孩补充说，当时自己的帽子里装满了热栗子，他把栗子一个一个地往那两个可怜的家伙脸上砸。当我告诉他那样做很不像话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说：“为什么？其他人都在打他们。”后来，来了几个德国人，他们要取一辆征用的汽车，和市长一起开车去放车的那栋房子。宪兵们，有十个人，听见这话，便跟踪了过去。当他们到达时，军官正和市长一起走进房子，还有一个德国兵正在汽车下面鼓捣着什么。军官走到一旁，让市长走在他前面。“这说明他很有礼数。”给我提供住处的老太太这么说。就在这时，宪兵们向他开了枪，然后又开枪打死了汽车下面的那个人。其他人举手投降，但宪兵们还是开枪把他们全都打死了。
我被分到一间古怪的小房子里居住，给我提供住处的是一个退休的老伙计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三个儿子，都被征走当了兵。他们非常热心，很高兴有个军官住在他们家里，希望能为我做他们能做的一切。他们在我上床睡觉前给我热牛奶，还说只要我住在那里，他们就会把我当成他们的儿子一样对待。这是一个小房间，有一张带篷的大木床，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和一个倾斜着的红色大屋顶。
整个上午我都在一个由学校改成的医院里面忙活。这里肯定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整个医院臭气熏天，没有一扇窗户开着，地板也没有打扫过，肮脏和悲惨得令人难以置信。似乎只有两名医生负责照顾他们，还有几位外科医生助手和镇上一些不懂护理知识的妇女在帮忙。那里有一个德国战俘，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的腿被切掉了，他觉得，如果他是法国人，就不会被截肢。医生助手让我向他解释，想要拯救他的生命就必须要截肢，并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解释了当时这条腿的状况。那个战俘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他正饱受思乡之苦。他躺在那里，脸色蜡黄，长着一撮乱蓬蓬的胡须，一双疯狂而痛苦的眼睛。为了帮助他，医生在他旁边放了一个同样被截肢的法国人，好让他知道法国人也是一样要截肢的，而那个法国人躺在床上，还挺高兴的样子。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了，一开始我感到尴尬和不知所措，但很快我发现我能帮上忙，但也仅限于此，那就是清理伤口，涂碘酒，包扎伤口。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伤口。有的是肩膀上超大的伤口，骨头都碎了，流着脓，臭气熏天；有的是背部裂开的伤口；有的是子弹穿过肺部的伤口；有的双脚都炸碎了，你都不知道他的肢体能否保得住。
午饭后，我们接到命令，要把一百名伤员转移到车站，因为此时要全力腾空杜朗镇的这家临时医院，以准备迎接开战后的大量伤员。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每天路上都是行进的部队在为这场大战做准备。有些伤员可以走路，有些伤员要用担架抬到车上。就在第一批担架被抬出来的时候，传来了颂歌的声音，抬担架的人便放下了担架。一个破裂的铃铛叮当作响，发出一种忧郁的调子。一个又大又胖的牧师，穿着牧师袍和白色法衣，走了出来。他前面是一个瞎子，由一个小男孩牵着，我想这应该是仪仗官。仪式开始，他们先为死者颂歌超度。接着，四个人抬来了一具棺材，棺材上盖着黑布，上面放着一个没有染色的木质小十字架，钉着那个死去士兵的身份牌。后面跟着四个士兵和一个护士。他们走了几步，牧师停下来，环顾四周，恼怒地耸了耸肩，他们便停下来等着。终于，又来了一具棺材，然后是第三具和第四具，队伍又开始行进，破裂的铃铛叮当作响。他们走出院子来到马路上，平民们脱帽致哀，士兵们则行军礼，他们慢慢地向墓地走去。我不知道，医院里那些临终者每次听到那只小破铃可怕的叮当声时，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它坐落在一座白石城堡里，是一座庄严的建筑，门上刻着“1726”这个年份。它既有路易十四时代的坚实宏伟，又略带一种轻盈精致的感觉。它被急匆匆地改造成一家医院。受伤的人躺在大厅和餐厅地板的草垫上。客厅已经变成一个临时病房，匆忙之中，家具还没有搬开，只是被推到了墙边——在大钢琴上看到盆、敷料和药品，真叫人觉得古怪。
躺在担架上等待包扎的病人被放在布尔写字台上。前一天晚上，法国人曾试图攻占昂德希镇。法国人在炮兵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前进的道路之前，就已经出兵了，有一个团已经占领了敌军的战壕，但是另一个团（地方自卫队）的士气动摇，然后逃走了，所以已经占领德军战壕的那个团不得不撤退，撤退时遭到了严重的反攻，有三百人死亡，一千六百人受伤。我们把担架从救护车里抬出来，等着把那些可以挪动的人抬走。房子前面有一块圆形草坪，我们可以想象，它在平时一定是修剪整齐的，此时却泥泞得像是在雨中踢了一场足球赛一样。一整晚都有担架员在上面走来走去，还有沉重的救护车轮子在上面碾来碾去，草坪被摧残得七零八落。旁边的一所房子里堆着死尸，他们是那些一到医院便已经死掉的人，还有那些在当晚死去的人。他们紧紧挤在一起，奇形怪状的。他们的制服沾满了泥泞和血污，肮脏不堪。有些人的身体扭曲得很奇怪，仿佛死去时极度痛苦。有一个人伸着胳膊，好像在弹竖琴；有些人瘫在那里，像是一件空落落的衣服，没有人形。但是在死后，那些士兵粗糙肮脏的手没有了血色，反倒变得异常细腻和高贵。我们去了这家医院两三趟，然后去了村里的教堂。它矗立在一座陡峭的小山顶上，是一座光秃秃的、饱经风霜的乡村教堂。在其中一个小礼拜堂里，椅子已经被堆叠在了一起，地板上铺着草垫。伤兵们便沿着墙躺在上面，排得老长，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从他们中间挤过去。由于事发突然，没有来得及摘掉那些宗教标志，有一个石膏制成的圣母从高高的祭坛上俯视着，她瞪着眼睛，脸颊上涂着红红的胭脂，两侧都放着烛台和盛着纸花的镀金罐子。病得不太重的人都在抽烟。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象。门口有一群士兵，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他们不时严肃地望着伤员；到处都有人在转来转去，寻找受伤的战友，不时停下来问问某个伤员的伤势；医院的护理员在伤员中间来回穿梭，为他们送水送汤；担架员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抬着伤员走向救护车。人们的谈话声中夹杂着痛苦的呻吟和垂死者的哭喊；有些人比他们的同伴受的伤要轻，他们开着玩笑，大声笑着，庆幸自己还活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根柱子旁，为一位即将死去的人举行最后的圣礼。他嘟哝着，匆匆地低声祈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受了重伤，他们已经像我看到的那些死去的士兵一样，乱糟糟地躺在那儿了。教堂的正门旁边，有一个人半躺着，他与别人不同，是在另一场战役中受伤的。他的脸色灰白，胡子拉碴，瘦削而憔悴。他没有出声，也没有动，只是阴沉沉地盯着前面，仿佛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逃避死亡，于是满腔怒火。他的腹部有个可怕的伤口，我们已无力回天，他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我又看见另一个伤员，看起来还是个孩子，长得挺丑，圆脸，黄皮肤，细长的眼睛，看上去像是日本人，受了重伤。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非常害怕自己会死掉。三个士兵站在他的脑袋旁，俯身看着他，他紧紧抓住其中一个士兵的手，喊道：“天哪，我要死了。”他号啕大哭，豆大的泪珠从他那又脏又丑的脸上滚落下来，他不断地说：“我好不幸，上帝啊，我好不幸呀。”士兵们试图安慰他，握着他手的那个士兵用另一只手抚摸着男孩的脸：“Mais non，mon vieux，ta guériras.（法语：不会的，朋友，你会好起来的。）”另一个士兵坐在圣坛的台阶上，抽着烟，冷冷地看着一切。他的面颊红润，看上去没有大碍，我走到他跟前时，他高兴地笑了。我看到他的手臂包着绷带，便问他伤口是否严重。他笑了笑：“啊，如果就是这点儿伤的话，那倒不算什么！我的脊椎中了一颗子弹，我瘫痪了。”
蒙迪迪耶的兵舍。我找到了图书室。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邻近的乡绅们在蒙迪迪耶有自己的城区住宅，他们过去会在冬天来这里进行社交活动，但现在他们的宅邸已经被分成了两到三套房子，供那些已经取代他们的资产阶级居住了。分给我住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它应该曾是一幢大房子中的一部分，而图书室是一楼的一间小房间，你可以从一个曾是后楼梯的通道过去。这是一间镶板的房间，一个嵌入式的书柜占据了整面墙，书被铁丝网保护着，门是锁着的，要弄到一本书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看到它们的名字，倒也挺有趣的。它们多半是在18世纪被收藏的，有着烫金装饰的封面。上面几排书架上放的是灵修类书籍，但在它们当中，非常低调地隐藏着几本特别的书，我找到了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Don Guzman de Alfarache）；在它的正下方，我还找到了《一位贵族青年的回忆录与冒险史》（Mémoires d’un Homme de Qualité）；另外还有博须埃（Bossuet）全集，马西隆（Massillon）
的布道集，还有我从未听说过的某位作家的十二卷文集。我很想知道他是谁，他怎么配得上这个如此豪华的装帧。我还想读一读里面的一套四卷的四开本著作，其中包括一本《蒙迪迪耶史》。书架上只有《忏悔录》这一本卢梭（Rousseau）的作品。在下面的一个书架上，我找到了一本布封（Buffon）的书，跟我小时候看的版本一模一样，这本书曾给我的童年带来无限的乐趣。收藏这些书的人一定是一个性情严肃的人，因为我发现他的藏书中有笛卡尔（Descartes）的作品，还有一本超级厚的世界史，一套多卷本的法国史和一本休谟（Hume）所著的《英格兰史》译本。书架上还有一大本斯科特（Scott）的大开本小说集，全是八开本的，黑色皮革的封面，看起来很压抑；还有一部拜伦（Byron）勋爵的作品集，看起来着实有些不合时宜的庄严肃穆。很快，我就再也不想看我面前的这些书了，在我看来，隔在它们的金属丝保护罩后面看它们的书名要有趣多了，这样，它们便拥有了一种魔力，如果我能拿到它们，翻开里头发霉的书页，这种魔力便没有了。
亚眠城。这里的英国人几乎和布伦城里一样多，高贵的女士们开着巨大的汽车到处去看望病人，指挥医生。我听说了一件好玩儿的事情。
一辆满载伤员的火车刚从前线过来，伤员被暂时安置在车站的医院里。
一位女士走来走去给他们喝热汤。过了一会儿，她来到一个被子弹射穿了喉咙和肺部的男人面前，她正要给他喝汤，主管医生告诉她，如果她这么做了就会“淹死”他。“你什么意思？”她说，“他当然要喝汤。这对他不会有任何伤害。”医生回答说：“我的专业意见是，如果你给那个人喝汤，他就会死。”这位女士变得不耐烦了。“胡说八道。”她说。“你给他喝汤的话，后果自负。”医生说。她把杯子端到那人的嘴边，那个人想咽下去，结果马上就死了。那位女士对医生大发雷霆：“你杀了他！”“你说什么？”医生回答，“是你杀了他。我告诉过你会有什么后果的。”
斯滕福德的旅馆老板。他很有特点，是一个佛兰芒人。他谨小慎微、行动缓慢、笨重肥胖，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鼻子，圆圆的脸，四十五岁上下。他不但不欢迎到访的客人，还会使绊子阻碍客人的入住或用餐，客人必须跟他使劲说好话，他才愿意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当他克服了自己对陌生人本能的不信任时，他便会友善起来。尽管他又笨重又迟钝，却有一种孩子气的幽默感，喜欢恶作剧，喜欢哈哈大笑，反应总会慢上几拍。现在他已经和我熟络起来了，虽然还有一丝猜疑，但已经和蔼可亲多了。当我对他说“Votre café est bien bon，patron（法语：老板，你家咖啡不错）”的时候，他会回答说：“C’est lui qui le boit qui l’est.（法语：不错的是喝咖啡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口音很重，总会乱用第二人称单数和复数。他会让人想起旧时弗兰德绘画当中那些捐赠圣坛的人，他的妻子也很像某个捐赠者的妻子。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爬满皱纹的脸十分严厉，不苟言笑，还挺可怕的。不过，你有时会觉得，在她严厉的背后有着佛兰芒式的幽默，有时我还听见她因为某些冒犯过她的人出洋相而开怀大笑。我来到这儿的第一天，拜托老板给我上晚饭，他过去问他的妻子可不可以。他说：“Il faut bien que je la demande，puisque je couche avec.（法语：尽管我和她同床共枕，但我还是得问问她。）”我在斯滕福德玩得很开心。天气又冷又不舒服。洗个澡是不可能的。食物很差。这里的工作既辛苦又乏味，但是不用操什么心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决定，我只需要做上头安排我做的事，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浪费它。在此之前，我一直都认为时间非常珍贵，我不能白白浪费每一分钟。我满脑子都涌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而且迫切地想要将它们表达出来，我都有些走火入魔了。我有那么多想学习的东西，那么多想看的地方，那么多我觉得我不能错过的经历，但是岁月在流逝，时间很短暂。我从来都没有过上真正不用操心的日子。操什么心？好吧，我想，应该是对我自己，对我所拥有的才华操心，我想充分利用它们和我自己。而现在我自由了，我很享受这种自由。这种快乐是感官上的，甚至是肉欲上的。当我听说有些人在战争中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时，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我不知道英语中是否有像“hebetude”这样的词，如果有的话，这个词所表达的就是我喜欢的状态了。
1915我们正坐在卡普里的一家酒馆里，诺曼走了进来，他告诉我们T正要开枪自杀。我们被吓了一跳。诺曼说，当T告诉他，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去劝阻他。“你打算做点什么吗？”我问。“不打算。”他点了一瓶酒，坐下来，等待枪声响起。
1916从利物浦到纽约。朗格特里太太也在船上，我们俩都不认识其他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混在一起。我以前不怎么了解她。她身材依然很好，有着高贵的仪态，如果你走在她后面，可能会把她当成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告诉我她六十六岁了。人们说她的眼睛很漂亮，但她的眼睛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我相信她的双眸曾经无比湛蓝，但现在颜色已经非常淡了。她此时的美貌仅仅限于她那薄薄的上唇和迷人的微笑。她很少化妆。她举止随和，不做作，有着很好的教养，一看就是一直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女人。
她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是我听过的女人讲的话里最骄傲的一句。那天，她说话的时候蹦出“弗莱迪·格布哈特”这个名字，而我从未听说过，最后忍不住问她这是个什么人。“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来没听说过弗莱迪·格布哈特？”她着实惊讶地叫道，“怎么会？他可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啊。”“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我爱过他啊。”她回答。
她告诉我，她来伦敦的第一个季度只有两件晚礼服，其中一件还是由白天穿的常服抽掉一根绳子改成的。她说那时候，女人都不化妆，所以她的天生丽质和明眸红唇很占优势。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至于当她到马房租马骑去公园里兜风的时候，马房的人得关上大门才能把乌泱泱的人群挡在外面。
她告诉我，她曾经和鲁道夫王储十分相爱，他给了她一枚华贵的翡翠戒指。有一天晚上，他们吵了一架，在争吵中，她把那个戒指从手指上拽下来扔进了火里。他大叫了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扒出（她用的就是这个词）燃烧的煤块来挽救那块珍贵的石头。当她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她那薄薄的上唇轻蔑地翘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对他就再也爱不起来了。”她说。
到达纽约后，我见过她两三次。她迷上了跳舞，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舞厅。她说里面的男的跳得很棒，你只要付他们五十美分就行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么平静直接，让我很是厌恶。我一想到这个曾让全世界都拜倒在脚下的女人，现在却花五十美分让一个男人陪她跳舞，就感到惋惜。
火奴鲁鲁。联合酒吧，你从国王大街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就能到达。小巷里有一些办公室，所以人们可能搞不清那些饥渴的人是要去这里还是要去酒吧。这是一个有三个入口的方形大房间，吧台对面的两个角落被分隔出几个小包间。传说，建这些包间，是为了卡拉卡瓦国王来喝酒的时候可以不被臣民看见。在其中某个小包间里头，这位古铜色皮肤的国王可能一边喝酒，一边和R.L.S.(1)聊天，讨论着传教士的恶行和对美国人的禁令。
酒吧的墙上有着深棕色的木质护墙板，高约五英尺，再往上，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画，是个大杂烩。有几张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画，是油画，嵌着金光闪闪的画框；有几幅卡拉卡瓦国王的肖像画，是18世纪的老式线条雕刻画（有一幅模仿的是德怀尔德的一幅戏剧画，天知道它怎么被挂到了那里）；有二十年前《画报》和《伦敦新闻画报》圣诞增刊里赠送的石版画，还有威士忌、杜松子酒、香槟和啤酒的广告画，以及棒球队和本地乐队的照片。酒吧后面站着两个肥硕的混血服务员，穿着白色的衣服，胖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皮肤黝黑，头发浓密卷曲，眼睛又大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