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慢慢地向帆船划去，划了一个小时，它才终于向我们驶来。它摇晃得很厉害，我们费了老大劲才靠近它。当船和艇接近时，我跳进了帆索，中国厨子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拽上了船。
卡瓦酒。它是由一个女孩调制而成的，她必须是个处女。一个少年或者另一个女孩把树根在石头上捣碎，然后交给她，她在碗里倒一点儿水，放入粉末状的树根，然后用手搅拌。接着，她用一束椰壳纤维在混合液里扫了一遍，充当筛子，然后把椰子纤维里的液体挤压出来，把纤维递给少年，少年把它甩在空中。这样重复几次，直到过滤掉里面所有的树根粉末。之后再加水，卡瓦酒就做好了。那个处女嘴里念念有词，其余的人则拍起手来。少年递给她一个椰子碗，她把酒倒了满满一碗。
酋长喊了一个名字，碗就被端给了最尊贵的客人。他浇了一点儿在地上，说：“祝各位健康永驻。”然后自己想喝多少就喝掉多少，把剩下的全泼了出去。他把碗递回去，然后按年龄或地位给下一位客人上酒。
潟湖。水面上架着一座用椰子树首尾相连搭成的桥，下面用一根插入湖底的叉形木桩支撑着。河岸上有一间原住民住的茅屋，四周种着香蕉树和成排的椰子树。穿过灌木丛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我们来到一条被树木环绕的浅水河边，当地人就是在那里洗澡的。河水是甘甜的，涨潮时除外。涨潮时，原本流向潟湖的水会倒灌回来，变成咸的。与温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水很凉，而且十分清澈。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Wms。爱尔兰人。当他自己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时，便担负起了抚养另一个孩子的责任，那个孩子由一个女孩和当地牧师的儿子所生。年轻人虽然答应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却没有兑现，Wms只得每周垫付半克朗，直到孩子十四岁。二十年后，他一回到爱尔兰，便把那个男人找了出来，那时他已经结了婚，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他把他暴打了一顿，一直打到他求饶。
他在新西兰待了一段时间。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一起打猎，这位朋友是一名银行职员，并没有持枪执照。突然，他们看见一个警察，那个职员惊慌失措，以为自己会被逮捕。Wms叫他保持冷静，然后自己拔腿就跑。警察紧追不舍，Wms跑到奥克兰，便停了下来，警察过来让他出示持枪执照，他立马拿了出来。警察问他为什么要逃跑，他回答道：“嗯，你跟我一样都是爱尔兰人，如果你答应替我保密，我就告诉你：是另一个家伙没有执照。”警察不禁大笑起来，说：“真有你的，走，一起喝一杯吧。”
他是一个粗鲁、淫荡的男人，喜欢跟你聊那些和他同居的女人。他和几个萨摩亚女人一共生了十个孩子，其中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被他送到了新西兰的学校读书，其他孩子他都花钱交给摩门教传教士管教了。他二十六岁时来到岛上，做了一个种植园主，是德国人占领萨瓦伊岛时少数几个定居下来的白人之一，已经在当地人心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他生性自私，但对当地人多少还是有些热爱的。德国人指派他为行政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六年。有一次，他去拜访德国外交部部长索尔夫，索尔夫对他说：“你在德国殖民地做了这么久的行政官，我想你的德语一定讲得很流利吧。”“并没有，”他回答道，“我只知道一个词——prosit（德语：干杯），而且自从我来到柏林之后还没听人说过这个词呢。”部长开怀大笑，叫人给他送上了一瓶啤酒。
R。他是个很瘦弱的年轻人，长得像伦敦证券交易所里的职员。他一口烂牙，镶了金牙，嘴巴很小，显得脾气很暴躁。他既粗俗又不识字，说话吞音，不会发h的音。他在岛上已经住了几年了，和原住民人一样身上文着文身。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甘愿承受文身的痛苦，也许是这个地方的美和友好的原住民身上的魅力，激荡了他粗俗的灵魂，让他认为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也可能他只不过是觉得这会让那些跟他睡过的女人觉得他更有吸引力。
萨瓦伊岛。雨后，阳光灿烂，你走过灌木丛，感觉身处温室中，四周氤氲着热气，潮湿闷热，叫人喘不过气来，而且你会觉得周围的一切，树木、灌木丛、攀缘植物，都有一股疯狂的力量，在向上生长。
我搭乘马斯塔尔号回到了阿皮亚。这是一只大约三十英尺长的快艇，船主是一个卡纳卡人。十小时的旅程。艇上装满了一袋袋的干椰子肉，散发着椰子的香味。船上没有船舱，我就躺在发动机上方的甲板上，身上盖了块毯子，头枕在疙疙瘩瘩的装着干椰子肉的麻袋上。船上有一个掌舵的船长，他是个相貌俊美、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像罗马帝国末期的皇帝，微微发福，但有一张漂亮而阳刚的脸；还有一个卡纳卡人，他四仰八叉地躺着，裹着麻袋布，睡着了；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他悠然地坐在那儿望着月亮，抽着烟。
月光皎洁，繁星暗淡。除了太平洋上那长长的、诡异的波涛外，海面十分平静。当我们进入阿皮亚港的时候，椰子树在天幕的映衬下显得很是黯淡，教堂泛着淡淡的白光，来往船只上的灯火星星点点，我们像是进入了一个平和寂静的魔幻世界，我想找个词来形容它，却是徒劳。
两行诗闪过我的脑海，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想起它们：“架在天堂和查令十字街之间的雅各天梯啊，愿你光芒万丈。”
苏瓦。海湾美丽开阔，四周是灰色的山峦，神秘地延伸到蓝色的远方。你会觉得那树木繁茂的遥远乡间存在着一种奇特而神秘的生活，似乎还有一些原始、黑暗和残忍。城镇依着海港的边界而建。这里有许多木框架结构的房屋，店铺比阿皮亚的还要多，但仍然有集市的气息，这个地方曾经一定有过集市。原住民们裹着萨摩亚花裙，穿着背心或衬衫走来走去，多半是高大魁梧的男人，皮肤像黑人一样黑，卷曲的头发大都用石灰漂染成白色，剪成各种奇奇怪怪的造型。还有许多印度人，穿着白袍，轻手轻脚地走过。女人们戴着鼻环，脖子上戴着金链子，胳膊上戴着手镯。当你走到乡间，你会经过拥挤的印度人村庄，到处都有人在田间劳作。他们除了腰布之外什么都没穿，身体瘦得可怕。这个村庄地处亚热带，没有多少棕榈树，却有大片的杧果树。这里不像萨摩亚那般明快，比较沉闷，树木显得沉重而阴郁。空气又热又闷，让人感觉很压抑，不停地下着雨。
太平洋大酒店。这是一座两层高的大楼，外面刷了灰泥，四周都有游廊。屋里凉爽空旷。它有一个很大的厅，里面摆了一些舒适的椅子，电扇一直开着。服务员都是印度人，他们沉默寡言，还带着点儿敌意，光着脚，穿着干净的白色制服，戴着头巾四处走动。这里的食物做得很糟糕，但房间还比较舒适、清新而凉爽。没什么人住在那里，只有一个公司代理商和他的家人，一些等船的人，还有一些来苏瓦岛出差或度假的其他岛上的官员们。
牛津大学校队运动员。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便来到了这里，已经五年了。他曾经是牛津大学校足球队的运动员，现在是其中一个岛上的地方法官，也是那个岛上唯一的白人。他一有假期，便会来苏瓦岛畅饮一番。他整日喝酒，到中午的时候就已经烂醉。他还不到三十岁，个子不高，身材健壮，看起来仍然像个运动员。他长了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举止轻松愉快，还颇有些魅力。他的头发剪得短，虽然有些乱，但还挺赏心悦目的。他有一双蓝眼睛，还有着虽欠端正却很迷人的五官。你会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心地善良的小伙子，没有一点儿坏心眼。他还是个学生的模样。
校长。一个爱尔兰人，曾去过前线，在那里受了重伤，康复后，被政府派到了斐济。他小时候就在书里读过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这个地方一直都有一种浪漫的魅力。当任命下来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便接受了，现在他却感到无聊、孤独和理想幻灭。他的学校离苏瓦岛大约七英里，但他一有机会就会开车过来。休假的时候，他会住在太平洋大酒店，一天到晚地喝威士忌和苏打水。他还没满二十八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笑眯眯的蓝眼睛，笑起来的样子非常阳光。
保险代理商。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男人，白发苍苍，头发稀疏，但梳理得很细致。他穿着整洁，尽管越来越胖，但腰板还是挺得很直。
三十年前，他随一家戏剧公司来到澳大利亚，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女人，从那以后，他从事过许多职业——做过种植园主，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也经过商。现在他很是潦倒。他代表他所在的保险公司去了阿皮亚，却把保险费侵吞了。公司为了自身的名誉把亏空填补上了，公司不希望有丑闻，因此放了他一马，他才没被起诉。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太平洋大酒店的酒吧里度过，不停地喝酒却不显醉意。他曾受过表演训练，因此能摆出一副十足的气派，但是你若想起他当年差点儿锒铛入狱，就会觉得他的样子很好笑。
雷瓦河。这条河很宽，两岸平坦，沿岸是一些原住民村庄和香蕉种植园。远处是灰蒙蒙的群山。有几段河床非常广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有些神秘而又令人生畏。你偶尔会看到一个原住民乘着独木舟在河面上划过。雷瓦有几家制糖厂，还有一家脏兮兮的旅馆。它是一间平房，由一个胖胖的英国人和他的胖妻子经营着。他们的样子酷似泰晤士河畔一家酒店的老板，这个女的则整天躺在阳台的吊床上看小说。
牧师。他是一个七十岁的法国老人，精神矍铄。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短袍，一双黑色的高筒靴，还戴着一顶灰色的遮阳帽。他满脸皱纹，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灰白的头发又长又直，红红的眼圈里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他的外表中有一种显得特别古怪的东西。他的话很多，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口音很重。他的双手青筋暴露，很粗糙，指甲也残缺不全。
他曾是一位校长，在法国教了十七年的书，在澳大利亚也教了十七年，现在又在斐济教了十七年。他懂好几种语言。他可能是阿尔萨斯人。他谈到他的侄子们，他们大多是牧师，都在法国军队里作战，得过不少勋章，他很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也很为他在斐济的学校和他的学生们感到骄傲，他们几乎都是原住民，他仍然和以前澳大利亚的学生保持着联系。在那个有趣的小旅馆里，听到他和同桌的两个人谈起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你会觉得挺奇怪的。那两个人坐在那里听着，也听不太懂，入神地张大了嘴巴。他对斐济的一切都充满热情，对原住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然会让人觉得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两个人一起住在斐济，他们厌恶着彼此，不和对方说话，却因为工作而不得不待在一起。每到晚上，这两个人就变得愚蠢不堪，喝得酩酊大醉。一天晚上，来了一个老牧师，他是一个法国人，在岛上住了很多年。他们请他吃晚饭，留他过夜。他跟他们谈起了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他们惊奇地听着他讲，然后问他为何会来到这里。他跟他们说，其实他生性好色且贪图享乐，甚至后悔当了一名牧师。他觉得自己生来就应该过普通人的生活，但他正因为太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了，所以才把自己同它们隔绝开来。现在他老了，一切也都结束了。他们模模糊糊地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自己从未有过的高贵品质。他们看向彼此，其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伸出了手。
和那位老牧师的会面，使我想到了这么一个故事梗概，但我一直没把它写出来。
巴务岛。它是一个很小的岛，位于河口和礁石之间，小到半小时你就可以绕着它走一圈，与其他陆地也只隔半英里的水路。这里以前是斐济的首都，和我住在一起的酋长告诉我，那时这里房子挤房子，要想穿过街道得特别小心翼翼才能挤出去。那些在对岸有地的人，得每天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再回来。孩子们整天在水里玩耍。这些房子是用草盖成的，有的是正方形的，有的是长方形的，没有窗户，门是木头做的。
它们大多被塔帕纤维布做的窗帘隔成两个隔间。接待我的酋长是上一任国王的侄子，也是立法院的一名议员，是个身材魁梧的好心老人。他的举止十分庄重。他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和一件网眼背心。
斐济的“坐舞”。四个女孩坐在地上，穿着白色衣服，脖子上戴着绿色花环，头发上插着鸡蛋花。领唱者开始唱一首奇怪的歌，其他女孩，还有坐在后面的男孩都跟着一起唱，他们摇晃着身体，有节奏地挥动着手和胳膊。这舞既无趣又沉闷。
塔伦号。这是一艘联合汽运公司的班轮，从奥克兰经斐济前往阿皮亚。这艘船已有三十六年的历史，重达一千二百吨，非常脏，老鼠和蟑螂泛滥成灾，但很结实，是一艘很棒的海船。里面有一间非常简陋的浴室，没有吸烟室，还有几间脏兮兮的船舱。我搭乘它从苏瓦岛到奥克兰的时候，船上载满了香蕉，成箱的香蕉密密麻麻地堆放在船尾的甲板上，堆得老高。船上挤满了乘客，有从阿皮亚和苏瓦岛去新西兰的返校儿童、休假的士兵，还有一些在太平洋上往来的看不出做什么营生的人。二等舱是专为原住民而设的，所以各种稀奇古怪的人都在头等舱里。里面最奇怪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红脸庞，五官很大的男人。他穿着一件黑色长外衣，非常干净。他一个人走来走去，不和任何人说话，不停地抽烟、吐痰。他带了一个笼子，里面关了两只大鹦鹉。他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叫人猜不出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事什么职业，祖先是什么人。他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位被解了职的牧师。
汤加。基督复临论者。他是个耳聋的小个子老人，在岛上住了三十年了。他独自生活，穷困潦倒，他的邻居几乎都不认识他，他也鄙视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弃民。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特别眷顾的人。他的一切都出了问题。他的妻子死了，孩子个个都不成器，椰子也没有好收成。他把自己的不幸看作上帝赐给他的十字架，让他背负，象征着对他的特殊恩典，然而很明显，大多数不幸其实都是他自己的过错所致。
帕皮提。当船进入暗礁的通道时，鲨鱼就围了过来，跟着船一起进入潟湖。潟湖非常安静平和，湖水特别清澈。码头边有几艘白色多桅帆船。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迎接船的到来，女人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男人们则穿着白色、卡其色或蓝色的衣服。在阳光明媚的码头上，人群的颜色也是那么鲜亮。一派迷人的欢乐景象。
商店和办公楼依海滩而建，岸边还有一长排枝叶繁茂的老树，其中夹杂着一些猩红色的凤凰木，显得老树的颜色更加鲜明翠绿。那些大楼、邮局，还有大洋洲航运公司的办公楼，不像太平洋上的大多数建筑那样严肃，没有那种公事公办的沉闷感，它们看上去华丽庸俗，但不会令人产生不快。海滩上树木葱郁，颇有法国风情，让人想起都兰某个外省小镇的城墙。帕皮提尽管有英国和美国的商店，还有华人开的店铺，但它整体上呈现着一种微妙的法国风格。它整洁得迷人，悠闲舒适。你会觉得人们是在那里享受生活的，他们对利益的渴望不像英属岛屿上的人那般明显。路修得很好，和法国的许多路一样，建设得好，维护得也好，道路两旁种了许多树，给道路投下欢悦的阴凉。海边有一棵大杧果树，树荫下有一间砖砌的盥洗室，旁边有一根粗大的竹子，和我在阿拉斯附近看到的那些盥洗室一模一样，当时有几个休息的士兵在那里洗衬衫。这里的集市放在法国任何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村庄里，都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而，整个城镇有一种异国情调，使它有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除了塔希提语，原住民也说英语和法语。原住民的法语说得有些拖沓，他们的口音让你想起那些巴黎的俄国留学生。每个小房子周围都有一座花园，疏于打理，杂草丛生，长着一堆杂乱的树木和俗艳的花朵。
塔希提人大多穿裤子、衬衫，还戴着大草帽。他们看起来比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要体态轻盈。女人们穿着宽大的长罩衣，不过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提亚蕾旅店。从城镇尽头的海关大楼大约步行五分钟就到了这家旅店，你一走出旅店大门，便一脚踏进了乡村。旅馆前面是一座开满鲜花的小花园，四周是咖啡灌木的树篱。后面混杂着各种植物，有面包果树、鳄梨树、夹竹桃树，还有芋头。你午餐的时候要是想吃梨，直接从树上摘一个就好。旅店是一个平房，四周都有露台，其中的一部分露台用作了餐厅。旅店里有一间小客厅，铺着打了蜡的镶木地板，摆着钢琴和曲木家具，都盖着天鹅绒盖布。卧室又小又黑。厨房是一个独立的小房子，洛瓦娜夫人整天坐在那里监督中国厨子。她自己做饭做得很好，也很好客。附近的人要是想吃饭，就会到旅馆来吃。洛瓦娜是个欧亚混血儿，很白，五十岁左右，体型庞然。她不仅仅是胖，简直是巨大，大到失了形。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宽大长罩衣，戴着一顶小草帽。她的五官小巧，下巴却很大。她棕色的眼睛又大又清澈，表情愉快而坦率。她总是面带微笑，有时也会开怀大笑。她对所有的年轻人都会有母亲般的关照，当那个在莫安纳号做乘务长的小伙子喝得烂醉的时候，我看见她扭起庞大的身体，走过去夺下了他手中的酒杯，阻止他继续喝下去，她还让自己的儿子把他安全地送回船上。
提亚蕾花是塔希提岛的国花，它是一种星形的白色小花，开在一种长有深绿色叶子的灌木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甜味和性感的香气。人们用它来做花环，把它插在发间和耳后，它在原住民妇女的黑发上显得十分光彩夺目。
约翰尼。乍一看，没有人会想到他有原住民的血统。他二十五岁，是一个相当强壮结实的年轻人，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但已经有些谢顶，一张肉乎乎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容易激动，说话的时候经常打手势。他说话很快，声音里不时地夹杂着一些假声。他的母语是塔希提语，英语和法语都说，虽然说得流利却不太准确，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当他脱光衣服，围上一块长方形印花布洗澡的时候，顿时变成一副原住民的样子，而此时，唯有肤色才暴露了他的白人血统。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个原住民。他喜欢原住民的食物和生活方式，他为自己的原住民血统感到骄傲，没有半点儿欧亚混血儿故作羞惭的样子。
约翰尼的房子。它离帕皮提大约五英里，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三面临海，莫雷阿岛就在它的正前方。海岸边长满了椰子树，后面是神秘的群山。这所房子摇摇欲坠，破到不能再破。楼下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看上去像谷仓，高出地面，有台阶可以走上去。框架墙破了好几处，后面有几个小棚子，其中一个用作厨房，地上挖了个洞，用来生火做饭。
楼上是两间阁楼。每个房间里都只有一张桌子，地上铺着一张地垫，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个像谷仓的房间便是起居室。家具包括一张铺着绿色油布的松木桌子、两把躺椅和两三把破旧的曲木椅子。房子用椰子叶稍微装饰了一下，叶子从顶部撕开，被钉在墙上或编在承重梁上。天花板上挂着六盏日本灯笼，一束黄色的木槿花给房间增添了一抹明亮的色彩。
女酋长。她住在离帕皮提大约三十五英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木框架房子里。她是一位酋长的遗孀，当年法国在把帕皮提从保护关系变为从属关系的过程中，惹出了一些麻烦，这位酋长因在动乱中做出了贡献而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客厅里摆满了廉价的法式家具，墙上挂着与此事相关的一些文件，还挂着多位政治名人的签名照片，还有一些大家通常都会挂的婚礼合影，合影里的人物都面目模糊了。几间卧室都被大床给塞满了。她是个高大壮实的老太太，一头灰白的头发，一只眼睛闭着，又时不时地睁开，用一种神秘兮兮的目光盯着你。她戴着眼镜，穿着一件褴褛的黑色长罩衣，舒舒服服地坐在地板上抽土烟。
她跟我说，在离她不远的一所房子里有高更的画，我说我想看看，她叫来一个男孩给我带路。我们沿着大路行驶了几英里，然后拐了弯，开到草地中一条泥泞的小路上，最后来到了一幢破旧不堪、灰沉沉、摇摇欲坠的房子前。除了几张地垫之外，屋里什么家具都没有，一群脏兮兮的孩子挤在走廊里头。一个年轻的男人躺在走廊上抽烟，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悠闲地坐着。房子的主人，一个塌着鼻子、面带微笑的黑皮肤原住民，走过来招呼我们。他请我们进屋，我一进去就看到了高更画在门上的画。原来高更在那所房子里病了一段时间，由现任房主的父母照料，当时的房主只是一个十岁的男孩。他对他们的悉心照料很是满意，好转以后，就想留下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回忆。在这所平房的两个房间之中，其中一个有三扇门，门的上半部分是玻璃板做的，每扇门上都被画了一幅画。有两幅差不多已经被孩子们抠干净了；有一幅除了角落处有一点模糊的头像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而另一幅还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躯干，她以热情优雅的姿态向后仰着。第三幅保存得还不错，但很明显，再过几年，它就会和另外两幅画一个下场了。房主对画本身并不感兴趣，仅仅是把它们当作对这位死去的客人的纪念，当我跟他说他还可以留下另外两幅画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卖掉第三幅。“但是，”他说，“我得买一扇新门啊。”“多少钱？”我问。“一百法郎。”“好吧，”我说，“我给你两百。”
我想，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最好把画带走，于是我们从我来时开的车上找来工具，拧开铰链，把门带走了。当我们回到酋长家的时候，为了便于携带，我们把门的下半截锯掉了，然后把它带回了帕皮提。
我坐着一只敞篷小船去莫雷阿岛，船上挤满了原住民和中国人。船长是一个白皙的、红脸膛儿的原住民，有一双蓝眼睛，又高又壮。他会说一点儿英语，也许他父亲是个英国水手。船一离开环礁带，我就知道我们的这趟旅程会很艰险。海浪很高，拍打着小船，浇得我们浑身湿透。船摇晃着、颠簸着。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海浪排山倒海。
我们的小船冲出海浪，这真是一次激动人心（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惊恐）
的经历。在整个过程中，一个原住民老妇人坐在甲板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粗大的土烟。一个中国男孩不停地呕吐，吐得一塌糊涂。看到莫雷阿岛越来越近，看清了椰子树，最后进入潟湖，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我们上了一艘从岸边开来的捕鲸船，然后蹚水上岸。雨不停地下着，我们沿着一条泥泞的路走了四英里，穿过一条条小溪，一直走到我们要住的房子。我们脱下衣服，裹上了沙滩巾。
那是一间木框架小屋，有一条走廊和两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大床。后面是厨房。它的主人是一个新西兰人，这会儿不在家，他和一个原住民女人一起住在这里。小屋前面有一座小花园，里面种满了提亚蕾花、木槿花和夹竹桃树。花园旁边有一条小溪流过，花园里有一个小池塘，用为浴池。水很清亮，闪闪发光。
走廊的台阶上放着一个盛着水的大锡桶和一个小锡盆，人们可以在进屋之前洗脚。
莫雷阿岛。这里原住民的房子是长方形的，上面盖着一层粗糙的大叶子的茅草，房子是用细竹竿扎成的，扎得很细密，阳光和空气可以透进来。房子没有窗户，但通常有两三扇门。大部分屋子里都有一张铁床，而且几乎都有一台缝纫机。
礼拜堂是同样的构造，但是非常大，每个人都坐在地板上。我参观了一次唱诗班排练，由一个盲人女孩领唱，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唱着长长的赞美诗。在近处听着，他们的声音又大又刺耳，而当你在远处，坐在柔和的夜色中聆听时，他们的歌声又显得十分优美。
叉鱼。我在路上走了一会儿，顺着说笑声的方向，穿过一片比人还高的芦苇沼泽地，不时蹚过齐腰深的泥水，不一会儿，便来到一条湍急的小溪边。这儿大约有十二个男男女女，都只围着沙滩巾，拿着长长的鱼叉，旁边的地上堆着许多大银鱼，每一条都是被鱼叉刺死的，伤口血淋淋的。我等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让大家做好准备，每个人都拿着鱼叉站了起来，突然一个鱼群沿着小溪向大海游去。大家一阵欢呼，又喊又叫，鱼叉碰撞在一起，扎进水里，就逮住了十几条大鱼，人们把它们捞出来扔在地上。鱼儿颤抖着，跳跃着，用尾巴拍打着地面。
环礁带内。水色斑斓，从最深的蓝色变幻到浅绿色。环礁带很宽，珊瑚的颜色很丰富。你可以在礁石上行走，看着一个个巨浪离自己这么近，而在汹涌的大海里面，水却像池塘一样平静，真是令人惊奇。珊瑚丛里潜伏着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有色彩鲜艳的海鱼、海螺、海参、海胆，还有一些淡粉红色的软体动物在蠕动着。
网鱼。大网撒下的时候，全村人都会出动。大网的主人们划独木舟出海，其中一两个人跳进水里，女人、男孩和男人们排成长长的一排，抓住绳子的两端，用力往外拉。其他人坐在海滩上看热闹。网慢慢地收拢，一个男孩跳到跟前，抓住一条银鱼，把它放进自己的围腰里，然后把渔网拉到岸上。沙地上挖了个洞，鱼就被倒在里面，供所有参与捕鱼的人平分。
基督教。一位法国海军上将乘坐他的旗舰来到了其中一个岛上，当地的女王设了正式午宴来款待他。她想让他坐在她的右边，但是传教士的妻子坚持说他应该坐在自己右边。作为基督教代表的妻子，她的地位比女王还要高。传教士和她的意见一致。当原住民们抗议时，他们俩都勃然大怒，威胁说，如果他们受到这样的怠慢，就要叫原住民们好看。
原住民们吓坏了，只能做出让步。传教士夫妇如愿以偿。
泰蒂亚罗阿岛。我们乘着一艘带汽油发动机的快艇前往泰蒂亚罗阿岛。我们在凌晨一点出发，这样就可以在拂晓时到达，那时的大海应该是最平静的，通过环礁带也不那么困难。在寂静的夜色中，四周一派可爱祥和。空气十分温润。星星倒映在环礁内的水中，没有一丝风。我们在甲板上铺了块地毯，好让自己躺得舒服些。环礁带外是太平洋上无时不在的波涛。破晓的时候，我们还在外海上，但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几英里外的一个小岛，上面有一排低矮的椰子树。然后我们进入环礁带，上了一条小船。快艇的主人名叫利维。他说他来自巴黎，但他的法语有很重的口音，总让我想起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他把船锚抛在礁石上，我们上了小登陆艇，划到了入口处。这根本算不上一个入口，只不过是礁石上的一个小凹口罢了，当海浪拍打过来时，才勉强有足够的水让船蹭过去。就算穿过去了，也不可能划得动，因为珊瑚太厚了。原住民们便会下船，泡在齐腰深的水里，把船拖过一条狭窄曲折的航道，一直拖到岸边。海滩上是白色的沙子，上面有珊瑚的碎片，还有数不清的甲壳类动物的壳，另外还有一棵棵椰子树，你会看到六间小茅屋，它们组成了这个小小的聚居地。其中一间是工头的，两间是放干椰子肉的，一间是给工人住的，另外两间是舒适的草屋，一间用作客厅，另一间用作卧室，供岛主使用。这些茅屋建在一片树林中，里面有许多古老的参天大树，给人带来凉爽的树荫。我们卸下带来的用品和被褥，开始动手把这里搞得舒服点儿。这里有成群的蚊子，比我在任何地方见过的都多，只要一坐下来，就被蚊子包围了。我们在起居室的走廊上搭了一顶蚊帐，里面摆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但是机灵的蚊子还是钻了进来，在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前，我们至少在蚊帐内打死了二十只蚊子。屋子旁边有一个小棚子，用作厨房，我带来的那个中国人用几根柴生了一堆火，烧起了饭。
这个岛显然是在较近的时期才从海里升起来的，内陆大部分地方是贫瘠的、结块的，几乎就是个沼泽地，所以你走着走着就会陷下去几英寸。它以前大概是个咸水湖，现在干涸了，其中一块地方仍然有一个小湖，不久以前肯定比现在大得多。除了椰子树，似乎没有什么东西长出来，只有野草和一种类似金雀花的灌木。在其他岛屿上，八哥鸟随处可见，但这里只有两三只，还是最近被人带上来的。岛上的鸟都是巨大的海鸟，黑色的，长着又长又尖的喙，叫声像尖锐的哨音。
海滩上的沙子是银白色的，就像你在书上读到的对南海岛屿的描述那样。当你走在阳光下的时候，它晃得你甚至睁不开眼。到处都能看到死蟹的白色外壳或海鸟的骨骼。到了晚上，整个海滩似乎都在动，起初，你会觉得这种不断的、轻微的运动很奇怪、很离奇，但当你点燃火把的时候，会看到无数贝壳类生物在不断爬动，它们在海滩上慢慢地、悄然地移动着，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整个海滩似乎都成了活物。
环礁带。这是一条宽阔的堤道，你可以沿着它绕着岛走一圈，但是它非常崎岖不平，会把你的脚磨碎。水洼里的鱼游来游去，不时会有一条鳗鱼抬起它凶神恶煞的脑袋。捕龙虾：晚上，你拿着飓风灯沿着礁石走，左右张望着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鱼被光吓得游开了；你必须小心翼翼，因为到处都是巨大的海胆，它们会在你的脚上戳个严重的伤口。龙虾很多，你走不多远就能看到一只。你踩住它，然后一个原住民走过来，迅速地把它捡起来，扔进他背在肩上的旧煤油罐里。这样在夜里走着走着，很容易就会失去方向感，回来的路上也不容易找到船。有那么几分钟，我还以为我们得在礁石上待到天亮呢。天上没有月亮，但很晴朗，繁星璀璨。
礁石上捕鱼。在入口附近的某个地方，礁石陡然下降，像悬崖一样，你往下看，水深不可测。原住民们在潟湖的珊瑚石间撒网，我们带了许多鱼作鱼饵。看着当地人宰杀它们作饵，真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用拳头或珊瑚砸它们的腹部。当我们到达钓鱼的地方时，就把独木舟拴在一块珊瑚岩上，领头的人砸碎了几条鱼，把碎鱼肉扔到水里。饵很快就吸引了许多小鱼，一群瘦瘦小小，像虫子一样活蹦乱跳的小东西，接着又吸引了许多黑色大鱼。几分钟后，几只鲨鱼的鳍露出了水面，我们看到棕色的鲨鱼在周围打转，鬼鬼祟祟的，十分吓人。鱼竿不过就是一根竹竿，上面绑着一根线。黑色大鱼绕着钓饵转了一圈，贪婪地吃了起来，然后我们就一条接一条地把它们拽出了水面。鲨鱼也很贪吃，我们不得不把鱼饵从它们嘴里夺去，因为鱼线太细了，根本拽不住它们。有一次，我钓到一条鲨鱼，它一眨眼就把渔线咬断了。我们抛下几根勾着鱼内脏的渔线，钓到了一条金枪鱼，大概有四十磅重。
捕鲨。傍晚时分，你把一条大鱼的鱼鳔勾在鱼钩上，然后把渔线系在树上。没过多大会儿，你听到扑通一声巨响，跑到海滩上，原来是抓住了一条鲨鱼。你把它拖到海滩上，它挣扎着四处拍打。一个原住民拿起大刀（这种刀是从首个发现这个岛屿的人所带来的弯刀演变而来的）
砍它的头，一刀砍到它的大脑。这真是一只丑陋、凶恶的野兽，长着可怕的大嘴。它一死掉，钩子就被挖了出来。然后，中国人割下鱼鳍，在阳光下晾干，卡纳卡人敲掉死鲨长着可怕牙齿的下巴，把剩下的残躯扔回海里。
原住民在睡觉前，通常会把渔线绑在自己的一条腿上，一有动静就能醒来。
鱼。它们的种类多到无法形容。有亮黄色的、黑黄相间的、黑白相间的、条纹的，还有图案奇特的。有一天，原住民去钓鱼，当他们张网捕鱼时，我看到他们捕到的鱼光彩夺目。我突然非常激动，因为这让我想起了《天方夜谭》某个故事中所讲到的捕鱼场景，在网里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鱼儿当中，我有些希望能找到一个有着苏莱曼封印的瓶子，里面封着一个法力无边的精灵。
海的颜色。大海是深蓝色的，在落日的映照下则是酒红色的。但在潟湖中，海水是五彩斑斓的，从浅浅的蓝绿色到最亮、最清澈的绿色；在夕阳的映照下，它一时间又会化成金水。还有五光十色的珊瑚，有棕、白、粉、红、紫色，而且它们的形状也很奇妙。这里就像一座神奇的花园，匆匆游过的鱼就是花间的蝴蝶。奇怪的是，它看上去一点儿都不真实，像是某种夸张想象的产物，如梦似幻。珊瑚中间有一些小水洼，水底是一层白色的沙石，这里的水清澈无比、耀眼夺目。
瓦罗。在太平洋生活的人们都叫它海蜈蚣。它长得像小龙虾，但颜色是浅奶油色。它们成双成对地住在洞里。雌性比雄性更大更强壮，颜色更鲜艳。只有在非常细的沙子里才能找到它们。为了抓它们，我们越过了潟湖，我觉得走了大概有一英里的样子，来到泰蒂亚罗阿群岛当中的一个岛上。原住民们准备了一种奇特的工具，它由椰子叶中央茎部的坚韧纤维构成，大约两英尺长，非常柔韧；纤维上系了一圈钩子，向上一举，像把小伞一样；上面绑了一块鱼肉作鱼饵。我们一边走，一边朝海滩的浅水里看，想找到瓦罗栖息的标志性小圆洞，然后把钩子放进去。原住民念了句咒语，让瓦罗从洞里出来，然后用手指拨弄着水，往往什么动静都没有，但有时纤维会被拉下去，我们就知道有一只瓦罗咬住了鱼饵，被鱼钩钩住了。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拉了起来，看到这只小东西爬出水面，紧紧地抓住纤维，真是令人兴奋。领头的人用椰子树叶麻利地做了一个小筐，它被摘下来，放了进去。然而，这是一个慢活儿，我们花了三个小时，只逮住了八只。
潟湖之夜。日落时分，大海变成了明亮的紫色。天空万里无云，火红的太阳迅速沉入海中，但并没有作家们所写的那样迅速，然后金星出现了，开始闪耀。夜幕降临，空气清新而安静，此时海滩似乎突然爆发了一种热烈而疯狂的生机。无数带壳的动物开始在水边爬行，水里的每一个生物似乎都在活动。鱼儿跳跃，发出了神秘的溅水声，鲨鱼残暴又悄无声息地快速游过，吓坏了所有活物。小鱼不断地跃入空中，有时会有一条彩色大鱼在水面上方闪着短暂的光芒。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紧迫、无情的生活带给人的感觉。在这可爱的夜晚的宁静中，有一种神秘的东西，隐隐约约使人惊恐不安。
夜晚出奇的寂静。南十字座和老人星以及群星闪着耀眼的光芒。没有一丝风，但空气中有一种奇妙的芳香。天空映着椰子树的剪影，它们似乎在倾听着什么。不时有海鸟发出一声哀鸣。
(1)即文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英国作家，19世纪末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他于1890年曾在夏威夷住过四个月，也的确和卡拉卡瓦国王一起喝过酒。
(2) Rain，1921年发表。
(3)诺丁山门和西肯辛顿都是伦敦的商业区。
(4)萨摩亚群岛萨瓦伊岛东端的一个区。原文中毛姆将其写成“Salologa”，疑为笔误。
1917这一年，我被派往俄罗斯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于是我记下了下面这些笔记。
俄罗斯。我之所以对俄罗斯感兴趣，原因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差不多。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便是俄罗斯小说。托尔斯泰（Tolstoi）和屠格涅夫（Turgenev），但主要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他们传递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小说所传递的情感。在他们的对比之下，西欧最伟大的小说也显得有些矫揉造作。他们的新奇使我偏了心，无法再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萨克雷（Thackeray）、狄更斯（Dickens）和特罗洛普（Trollope），因为这些人总在宣扬传统道德；甚至连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Balzac）、司汤达（Stendhal）和福楼拜（Flaubert），相比之下也显得拘于形式，有些冷淡。这些英国和法国小说家描绘的生活，是我所熟知的，我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都已经厌倦了。他们描述了一个被整顿和束缚了的社会。它的思想已经被写过太多次，都写烂了。它的情感，即使是放纵，也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这是一种贴合中产阶级文明的小说，这些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且它的读者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所读到的一切都是虚构的。
荒诞的90年代把那些聪明人从冷漠中唤醒，使他们焦躁不安、心怀不满，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满足。旧的偶像被打碎了，取而代之的却是纸糊的，一捅就破。90年代的人们大谈艺术和文学，但他们的作品就像玩具兔子，你给它们上了发条，它们就会蹦来蹦去，然后突然咔嗒一声停了下来，不再动弹。
现代诗人。只要他们能多点儿情感，即使他们没那么聪明，我也心满意足了。他们的低吟浅唱，并非因为巨大的痛苦，而是良好教育带来的清醒、愉悦。
特工。他的个子甚至还达不到中等，但看起来非常壮实。他走起路来悄无声息、健步如飞，他的步态很奇怪，有点儿像大猩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距离躯干有点儿远。他给你的印象近乎一只猿类动物，随时都可以跳跃起来。他看上去力气很大，令人有些不安。他又短又粗的脖子上长着一个方方的大脑袋。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双小眼睛显得十分精明狡猾，他的脸出奇的扁平，仿佛被一拳打平了似的。他有一个又大又肉乎的扁鼻子，一张大嘴里面小小的牙齿都变了色。他那浓密的浅色头发油亮地贴着头皮。他从不大笑，但经常小声笑，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幽默的光，看起来有些凶狠。他穿着体面的美式成衣，乍一看，你还以为他是个曾在美国中西部某个繁荣的城市里，靠着小本生意发家致富的中产阶级移民。他英语说得很流利，但不准确。你跟他在一起待久了，便免不了被他的决心所打动。他有着强壮的体魄，与之对应的是他坚毅的性格。他冷酷、明智、谨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到底，他身上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他那想象力丰富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既微妙又大胆。他的工作错综复杂，他则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家，从中取乐。当他跟你讲他设想的一个计划或者他的某次成功脱险经历时，他的蓝色小眼睛就会闪闪发光，脸上露出魔鬼般的笑容。他对人的生命有一种英雄式的漠视，会令你觉得，为了这个事业，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他的朋友或儿子的生命。没有人能怀疑他的勇气，艰难险阻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都可以轻松面对，不仅如此，他还能以同样的心态去面对困苦和无聊。他是个勤俭节约的人，可以长时间不寝不食。他从不爱惜自己，也从不会想到去爱惜别人。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他虽然冷酷无情，但看上去脾气很好；他能够随意杀死一个人，却丝毫不表现出对那个人的敌意。如果忽略掉他对上等雪茄的极度渴望，他似乎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爱国主义。他有很强的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领导指示，也要求下属无条件地服从自己。
我的工作使我与捷克人有密切的接触，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令我惊叹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是一种专一的激情，它可以让一个人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而不会给其他感情留下任何空间。许多人为爱国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们并不是三三两两的狂热分子，而是成千上万的公民。他们为了国家独立而献出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安宁、家园、财富和生命，我对他们感到敬畏而不仅仅是钦佩。他们像百货公司一样井井有条，像普鲁士军团一样纪律严明。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爱国者（唉！在我自己的同胞当中实在太常见了）虽然希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但自己必须也要有利可图（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还在讨论着找工作、耍阴谋、谋私利和互相嫉妒），但捷克人是完全无私的。他们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不求报酬。当别人得到冒险机会的时候，他们会欣然接受乏味的苦差事；当别人被委以重任时，他们会欣然接受卑微的职位。同所有有政治头脑的人一样，他们也有不同的政党和方针，但他们都服从于共同的利益。在俄罗斯成立的伟大的捷克组织中，所有人，从富有的银行家到普通工匠，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了出来，这难道不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吗？甚至连战俘们，天知道那几个可怜的小铜板对他们来说有多珍贵，也会捐出自己省下的几千卢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