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看到涅瓦大街上一个奇怪的、可怕的家伙在沉思，在俯瞰人群。他看上去几乎不像人。那是一个畸形的侏儒，诡异地坐在一根粗杆子顶上的小座上，杆子高得足以把他举过路人的头顶。一位健壮的农民在下面扶着这根杆子，收着善心人的施舍。那个侏儒就像一只巨大的鸟坐在栖木上一样，他的头上有一种像鸟一样的东西，从而使得这种效果更加明显，但奇怪的是，他的脑袋形状还挺匀称的，一看就是个年轻人。他长着大大的鹰钩鼻，嘴唇厚厚的。他的眼睛很大，双眼靠得很近，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他的太阳穴凹陷，脸颊苍白瘦削。他五官的奇异之美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在俄罗斯，人们的五官通常是模糊而扁平的。这个脑袋就像某个罗马帝国元首的雕塑画一样。这个家伙一动也不动，像猛禽一样聚精会神地望着人群，却又好像什么也没看，他的样子显得有些阴险，那片凶狠残忍的厚嘴唇弯成了冷笑的样子。这个家伙的高冷中有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轻蔑又冷漠，既恶毒又宽容。人群就像身处“讽刺精神”的注视下一样，来来往往的人在农民的盒子里投入铜板、奖券和纸币。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到达涅瓦大街的尽头，四周变得更加脏乱破旧。这些房屋看起来就像城郊的房屋一样脏乱不堪，让人不禁去想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肮脏的秘密。走着走着，就突然没了路，好像道路还没铺完一样，这就来到了修道院的大门口。走进大门，两边各有一片墓地，再穿过一条狭窄的沟渠，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四方形院落，草长得又嫩又绿，令人仿佛身处乡间田野。庭院的一边是个小礼拜堂，还有一座大教堂，四周围绕着修道院的一些低矮的白色建筑。这些建筑精巧而奇特，尽管装潢非常简单，却给人一种华丽的感觉，像是17世纪的荷兰淑女，一袭黑衣，却显得庄重而华贵。这些建筑有些古板，却一点儿也不矜持。桦树上的白嘴鸦呱呱叫着，把我的记忆带回坎特伯雷城郊，因为那里也有白嘴鸦总在呱呱乱叫，这种声音总能激起我的忧伤。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因为腼腆，那时周围虽然有一群男孩，但我还是感到十分孤单、不快乐，但那时的我又是十分富足的，因为我对未来有着模糊的梦想。此时此刻，在我的头顶盘旋着的，是与彼时坎特伯雷城郊同样的乌云。我想家了。我站在这个东正教堂的台阶上，望着那长长的一排修道院建筑，还有那掉光了叶子的桦树，但我看到的是长长的坎特伯雷大教堂中殿，它的飞檐，还有它的中央塔楼，在我饱含深情的眼中，它比欧洲任何一座塔楼都要壮观和赏心悦目。
随着革命而来的是一场废除小费的运动。餐馆和酒店的服务员从此就不再收取小费了，而是在客人的账单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他们认为小费是对他们男子气概的侮辱。人们出于习惯会继续给他们小费，但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我就有过一次让我感到很奇怪的经历。我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很是麻烦了一下旅馆里的擦鞋童，所以给了他五个卢布。他拒绝了，尽管我硬要给他，他还是一分钱都不肯收。这若是发生在哪家餐馆里的服务员身上，可能还不会叫我吃惊，因为他的同伴可能会看见这一幕，但当时我们就在我的房间里，就算他拿了我给他的小费，也不会有人看到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服务员的观念真的改变了。这些人在几个世纪的残酷压迫下，终于以某种模糊的方式体会到了一种崭新的人类尊严。谁要是去诋毁他们，那就太愚蠢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受到了那些蛊惑人心者的影响罢了。他们从这种拒绝小费的行为中看到了开始一种全新生活的希望。我问那个经常接待我的服务员，这种变化对他是否有利。“不，”他说，“以前我们收小费的时候，赚的还多一些。”“那么你想回到过去吗？”“不，”他笑着说，“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啊。”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但不幸的是，很多时候，这些人会变得越来越不文明，服务态度也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无礼。我们只能艰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天生缺少教化，没有谁会喜欢为自己的同类服务，只有在得到报酬的时候才会变得和蔼友善。
萨文科夫。他在革命前是位恐怖分子的头领，他策划并执行了对普列韦和塞尔吉乌斯大公的暗杀。在警方的追捕下，他持英国护照过了两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在一家旅馆被抓获。他被带进餐厅的时候，士兵们正在写报告书。士兵跟他说他想要些什么东西都可以，他要了苏打水和香烟，他们给他拿了苏打水，负责逮捕他的那位长官从自己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朝他扔了过去。萨文科夫勃然大怒，他拿起香烟，扔到了警官的脸上。他跟我讲起他当时说的话的时候笑了笑，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您忘了，先生，我和您一样都是个绅士。”这证明了我的理论是对的，那就是，人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会用戏剧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作家写作时往往都是不忠实于生活的。
我问他被捕时的感觉，是不是非常胆战心惊。“不，”他说，“毕竟，该来的迟早是要来的，奇怪的是，当这一幕真的到来时，我倒有些如释重负。你知道，我一直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我真的累坏了。我想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在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他被判了死刑，等待行刑期间被监禁在塞瓦斯托波尔。我曾听过一个故事，说他以雄辩的口才说服狱卒加入革命队伍，然后放走了他。我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哈哈大笑，真实的故事并没有那么浪漫。主管狱卒的那个中尉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他是在别人的诱骗下才放走萨文科夫的。逃跑的过程很简单，中尉大摇大摆地走到牢房里，命令狱卒把萨文科夫带出来，叫萨文科夫跟着自己，然后就大步走了出去。哨兵们看见走过去的是一位长官，就什么话都没说。他们很快就到了街上，他们一路走到港口，上了一条提前准备好的小船，然后渡过黑海。他们遇到了几次可怕的暴风雨，但仍然在四天之内就到达了罗马尼亚海岸。萨文科夫从那里去了法国，后来住在巴黎和里维埃拉，一直到革命成功以后，他才得以重返俄罗斯。
我说策划并执行那些暗杀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耸了耸肩：“并不是，相信我，这门生意和其他生意一样，你干着干着就习惯了。”
彼得格勒。傍晚时分，这里非常美丽。这里的运河各有各的特色，虽然你可能会想起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但这也只是更加凸显了它们的与众不同。这里的色彩淡雅柔和，有着彩色粉笔般的质感，还有一种通过绘画难以展现的温柔感。你可以从中找到康坦·德·拉图尔素描画中梦幻般的蓝色、凋谢的玫瑰色、玫瑰花心般的淡绿和浅黄。它们给人的感受，就跟那些敏感的心灵从18世纪法国音乐的忧郁欢乐中所获得的情感是一样的。这个画面静谧、简单而纯真，对于那些想象力丰富、激情澎湃的俄罗斯人来说，这个赏心悦目的画面还真是有些不太搭调。
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是个敖德萨人，他小小的个子，浑身都是毛。
他差不多都能算个侏儒了。那时我住在卡普里，我的住所位于一片橄榄树丛中，他常常在下午过来，每天都会给我上一堂课。他算不上一个好老师，非常腼腆，而且有些心不在焉。他穿着褪了色的黑色衣服，戴着一顶形状奇特的大帽子。他出汗出得很厉害。有一天他没有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还没有来，到了第四天，我就出去找他了。我知道他很穷，所以当初没细想就冒冒失失地给他预付了学费。我一路走到镇上的一条狭窄的白色小巷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某栋房子顶层的一个房间。
那是屋顶下的一间小阁楼，热得像火炉一样，里面只有一张小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看到我的这位俄语老师赤身裸体地坐在椅子上，喝得酩酊大醉，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瓶酒。我进去以后，他对我说：“我写了一首诗。”然后二话不说，就配合夸张的手势背起了诗，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还赤裸着一尊毛茸茸的身体。这首诗很长，我一个字也没听懂。
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己塑造一个本民族崇拜的人物典范，虽然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个典范的标准，但是他们之所以将其塑造成这个样子，一定是考虑到了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因素的。这是小说家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形象，他们赋予了他血和肉。那些被他们赋予到这个虚构形象身上的各种特点，正是那个国家在特定时期隐隐约约的渴望，而过不了多久，那些着迷于这些虚构人物的淳朴人们便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榜样，并真的会去采取行动，据此改造自我。于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还真能看到小说中描述的那些人物类型。作家们能够创造一些性格特点，然后这些特点又会被人们吸收到自己身上，这还真是奇怪。人们都说，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与其说符合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人物特征，倒不如说更符合他下一代人的特征。另外，无论是谁，只要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便一定会碰到一些以拉迪亚德·吉卜林笔下的人物为榜样的人。我要说的是，他们表现出的品位真是糟糕。如今最能吸引英国人注意力的类型，似乎是那些身强力壮却非常寡言少语的男人。这种人物类型是什么时候开始闯入英国小说里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或许《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就是第一位这样的人物，从那以后，这样的人物便一直深受女作家们的青睐。他之所以被女作家们，被所有的女人爱慕，是有原因的。她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能够保护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她们所渴求的，而这种力量又是她们所能掌控的，所以大大满足了她们与生俱来的支配欲。由于这种人物类型在小说里和舞台上比在生活中更为常见，如果不让他详尽地表达自我，就很难去描写，所以虽然沉默是他的人物设定当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他最明显的特征。事实上，这类人物往往也会啰唆，不过他原则上还是不爱讲话的，他话少，词汇量也不大，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很多术语，而那些人根本不可能听懂，作家们想以此来体现出他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一般人面前会很腼腆，他的言行举止也不太令人满意，但奇怪的是，尽管他在与同胞相处时显得有些笨拙，但与那些原住民打交道时却如鱼得水，显得非常有天赋。尽管他不谙待客之道，但当他遇到那些狡猾的东方人时，却不相上下。他对待他们仁慈而坚定，就像一个好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为人正直、公正、诚实。他并不特别喜欢读书，但所研究的那些文学作品都是充满智慧的，《圣经》、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小说《威弗利》。他不健谈，但说话的时候会直奔主题。
他的智商很高，思维却有些局限性。他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却从来没有想过有时也可能会莫名地等于五。他对艺术没什么耐心，对待哲学的态度也很幼稚。他对那些“重要的事情”从未产生过任何质疑，实际上，他之所以如此强壮，其中有一个原因，正是他从未意识到问题可能不止有一个方面。他的性格比他的才智更优秀。他具有所有男子汉的优点，此外平添了几分女性的柔情。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没有任何缺点，作者也在暗示他的举止不总是好的，有时甚至有些粗鲁。如果有哪个灰色双眸的英国姑娘赢得了他忠实的心，将他那百炼钢化为了绕指柔，那这胜利该是多么伟大啊！他的脾气虽然控制得很好，但也常常令人震惊，当他想要控制自己的脾气时，凹陷的太阳穴就会青筋暴跳。他的品行会变化不定，有时很纯洁，有时恰恰相反，他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经十分放荡不羁。他很严厉，在必要的时候或许也很无情，心地却十分善良。他的外貌与性格相符。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肌肉发达，身手敏捷，玉树临风。他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头发卷曲，还有些灰白（尤其是双鬓的头发），下巴方正，嘴巴却没什么英气。他是人中豪杰。就是这些身强力壮、沉默寡言的人肩负起了所有白种人的重担，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伟大缔造者，是我们帝国的开拓者，是我们力量的依靠和支柱。他们在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不停地劳碌着；他们守卫着帝国的边疆：在印度之门、在帝国最荒凉之地、在非洲最黑暗的热带森林都有他们的身影。一想到他们，没有人会不感到骄傲。在任何一个杳远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实际上，这正是他们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阿廖沙·卡拉马佐夫是小说世界里最令人愉快的一个人物角色，他使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在小说里面，人们见到他时总会感到十分快乐，在小说之外也是一样，他也会让他的读者感到十分快乐。他给人的感觉就像英国六月的早晨，空气中花香四溢，鸟儿在欢唱，从海上吹来带着咸味的微风，海风清新地拂过高地。你会觉得活着真是美好。当你有阿廖沙相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活着甚是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品质，这是一种最美丽、最善良的品质，一种与生俱来的、纯真质朴的善良，与他相比，所有天资聪颖的人都会显得微不足道。阿廖沙并不是很聪明，他不太会做事，有时看到世界如此混乱，你会觉得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要坚决果断才行，这时你也会对他失去耐心。他不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事实上，他根本不像一个人，他几乎像神一样不食人间烟火。他的那些美好品质都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他温顺、耐心、隐忍，他从不评判别人，他也许不理解他们，但对他们有着无限的爱。我想，这就是充满他灵魂的一种强烈情感，一种无私的、热切的爱。在这种爱的面前，性爱变得可怕；与这种爱相比，母亲对孩子的爱会也显得十分俗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残忍的人，这一次，他却挺善良的，在他的笔下，阿廖沙的肉体和灵魂一样美丽。他快乐得像从未经历过人间痛苦的天使。他走到哪里，哪里就阳光灿烂。他笑起来十分甜美，微微一笑就抵得过别人的聪明才智。他有一种奇妙的天赋，他知道如何抚慰那一颗颗不安的心。他的存在对那些痛苦的人来说，就像在你额头滚烫时，你爱的人伸出的那双柔软冰凉的手，轻轻一碰，你便得到了极大的抚慰。
芭蕾舞。我从舞者转瞬即逝的优美姿态中看到了生命的象征。她们付出了无休止的努力才获得了这般优美的舞姿，但是，由于重力的作用，她的凌空一跃瞬间即逝，这样一个可爱的舞姿值得刻成不朽的浮雕，因为这么优美灵动的舞姿在摆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逝去了，留下来的只有一种细腻的情感记忆。而生命，若是活得多彩，活得广博，只有到了它的美丽终点时，才会成为一件艺术品，趋于完美，而后化为虚无。
萨文科夫正坐在一家小酒馆里喝着茶，一个农民走到他跟前说：“我到哪儿能找到上帝呢？”这人已喝得烂醉。萨文科夫严肃地看着他，眼睛里却带着微笑。“在你的心里，兄弟。”他回答说。农夫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脑子里一片混乱。“那我这一生该怎么过呢？”他问。萨文科夫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你多大了？”农夫似乎有些不解，耸了耸肩。“四十。”他说，口气不太确定。萨文科夫说：“你这个年纪是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的。你又身强力壮，没病没灾的，去干一些你会干的活吧，至于其他，就看你自己的意愿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农夫定定地站着，一双温柔和善的眼睛盯着萨文科夫，他摸了摸胡子，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慢慢地走开了。
萨文科夫。他看上去四五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身形纤瘦，秃头。他的五官很普通，眼睛又小又犀利，双眼挤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他的眼睛有时看起来会非常凶。他衣冠楚楚，戴着一个立领，系着一条素色领带，上面别着别针，穿着一件双排扣礼服大衣，脚蹬一双漆皮鞋。他看上去很富有，有着律师一样的派头。他的外表看起来很平和。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很有教养的男士，虽然平庸，但也不是什么过人之处都没有。他沉默寡言，矜持而谦虚。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看出他的不同凡响。他说俄语，法语也说得流利而地道准确，只是偶尔在阴阳性的用法上出错。他语速很慢，像是在一边讲话一边思考自己说过的话，但很明显，他能找到准确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能力真是令人钦佩。他的声音柔和悦耳，发音非常清晰。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在说话的时候这么迷人。当话题需要严肃的时候，他就非常庄重；需要幽默的时候，他就非常风趣。他说的话都很有道理，不受他的感染是不可能的。他很会说服人，但是他说的每句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言行举止都很克制，令人印象深刻，这也表明了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也让人理解了他为何会这么冷酷无情。我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让我充满信任感的人。
他给我讲了一两件奇闻轶事。
俄国军队在7月18日的战役中一败涂地，克伦斯基和他一起看着俄军四处溃逃，然后邀请他一起乘坐自己的车子去兜风。萨文科夫，当时的军政大臣，以为他想跟自己商量一下如何补救这场灾难，就上了车，他们出发了。但是克伦斯基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吓得魂不守舍，跟个懦夫一样。等克伦斯基终于张嘴的时候，却只是冒出一句某个二流诗人的陈词滥调。萨文科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首无病呻吟的破诗跟他们国家的悲剧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他得出结论：“这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就这副德行，竟然会用这么个破诗来安慰自己。”在塔尔诺波沦陷时又上演了相似的一幕，萨文科夫看见俄军四散逃窜，急忙跑过去通报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没有流露出丝毫感情，他毫不犹豫地下令：“格杀勿论。”从萨文科夫讲这个故事时候的口吻就能看出，他很高兴找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胆识、有魄力的人。
另一件轶事。他和克伦斯基一起从前线回来，抵达彼得格勒，一到车站就有人给克伦斯基总理呈上了一封电报。他瞟了一眼，就递给了萨文科夫，说：“你能否处理一下？”这是一个女人在为自己的儿子求情。
她的儿子是一名士兵，因为擅离职守而被判处枪决。这件事与萨文科夫没有半点儿关系，他既没判决权，也没赦免权，克伦斯基却把电报递给了他，这是因为他不想承担这个可怕的责任。萨文科夫最后说：“奇怪的是，克伦斯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他不敢问我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他说克伦斯基是个假把式，只会说不会做，还说他特别虚荣，容不得谁跟他有不同意见，所以周围聚集了一群马屁精。他还说克伦斯基唠叨得有些变态，经常跟他手下的那些部长们高谈阔论，跟副官们一起坐车时也会大作演讲。他受过的教育不多，想象力也十分有限，常常一副疲乏困倦、神经兮兮的样子。“如果他有点儿想象力的话，”萨文科夫说，“他就会跟他的女人们一起入主东宫了。”
克伦斯基。他看起来很不健康。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病秧子，他谈到自己时，总是大惊小怪地说自己快要死了。他长了一张相当大的脸，脸色是一种奇怪的黄色，当他紧张的时候，就变得铁青。他的五官还不错，眼睛又大又活泼，但给人的总体印象仍然是相貌平平。他穿着一件奇怪的衣服，是卡其布的，但既不像军装，也不是普通百姓的便装，实在不好归类，还有些脏兮兮的。他走进房间，后面跟着他的副官，他匆匆跟我握了下手，握得很是坚定、仓促和机械。他看上去似乎非常焦躁不安。他坐下来，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手里拿着一个烟盒，不停地摆弄着，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转了又转。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一直是强调的语气，他紧张的样子也让我非常紧张。他似乎没有什么幽默感，却像孩子一样，喜欢嬉闹和捣乱。他的一位副官看上去是一个很喜欢跟女人打情骂俏的青年，女人们老给他打电话，电话就放在克伦斯基的办公桌上。克伦斯基的乐趣之一就是替这个副官接电话，装成自己是那位年轻人，然后跟电话另一头那个陌生女人拼命调情。有人给他上了茶，还给了他一杯白兰地，他正要喝的时候，副官过来劝他，因为酒精对身体不好。他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试图用甜言蜜语哄骗这个年轻人让他喝上一杯，真是有趣。他整天乐呵呵的，经常哈哈大笑。我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特质使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升到如此显赫的地位。
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不是知识广博的人，甚至连基础教育也没好好接受过。他的个性没什么吸引力，我也看不出他有多么聪明或者多么强壮。但是我实在无法相信，他的升迁仅仅是由于机缘巧合，他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仅仅是因为没有人能取代他。随着谈话的进行，我的内心有一种悲哀的感觉油然升起。我为他感到难过，我突然意识到，他的力量也许在于他能够激发别人对他的一种保护欲，他身上有一种很有感染力的东西，使你想要去帮助他。他具有查尔斯·弗罗曼（Charles Frohman）身上的非凡品质，能激发出别人为他做事的欲望。我不可能去怀疑他的诚实，我觉得他是真真切切地想要尽力做到最好，他有一种非常纯粹的热情，倒不是想要为他的国家服务，而是想要为他的同胞们服务。他的感情用事，在俄罗斯倒是一种优势，在这里，若能浅显地表达一下感情便能获得巨大的收效，但让谦逊的英国人这样做，他们会感到相当尴尬。我真希望他的声音不要动不动就颤抖。听到他如此坦率地表达如此高尚的感情，真叫人有些尴尬，但这就是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两国之间永远保持陌生。他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是，他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似乎被权力的重担压垮了。我非常理解他为何无法果断行动，因为他很害怕做错事，他不会急于去做对的事，所以便什么也不做，直到有人逼他去做。而到了那个时候，他最关心的，是小心谨慎地去规避那些可能会落到他头上的责任。
高更（Gauguin）。克里斯蒂安尼亚美术馆里的一幅静物画，画上是一些水果，有杧果、香蕉、柿子，它们的颜色非常奇怪，语言几乎无法表达它们传达的是一种多么令人不安的情绪。画中有暗淡的绿色，像一只精致的中国玉碗，虽不透明，却有一种熠熠的光泽，暗示着神秘生命的悸动；有像腐烂的生肉一样可怕的紫色，却散发着一种炽热的感官欲望，让人想起黑利阿迦巴鲁斯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还有红色，娇艳得像冬青树的浆果（让人想起英格兰的圣诞节，想起雪，想起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然而，有某种魔力使它们变得柔和起来，变成了像鸽子胸脯般的柔嫩颜色；还有深沉的黄色，在一种奇怪的激情下渐渐淡去，变成了一种似春天般芬芳、似山间小溪般澄澈的绿色。谁知道到底是什么扭曲的幻想才造就了这些果实？它们似乎采摘自赫斯帕里得斯的波利尼西亚花园。它们看上去非常奇异，仿佛生长在地球的某段黑暗历史时期里，在那时万物都还没有定型。它们非常奢华，洋溢着浓郁的热带气息。它们似乎有一种阴郁的热情，像被施了魔法，尝上一口便可能会开启一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我们能找到只有上帝才通晓的灵魂秘密，我们能走到幻想世界当中被施了魔法的宫殿。它们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你也不知道吃上一口之后到底会变成野兽还是神仙。
(1)鲁里坦尼亚王国（Ruritania）是英国作家霍普（Hope）在小说《曾达的囚徒》中虚构的一个中欧王国的名字，那里有阴谋，也有浪漫。因此在英语中，“Ruritania”便是“Romantic（浪漫）”的代名词。
1919他们跟他说，有个人这么评价他：“他很聪明，他深藏不露。”他满面笑容，觉得这是一种恭维。
她一头扎进一片陈词滥调的海洋里，使出英吉利海峡游泳者强有力的蛙泳动作，自信满满地朝着大家都能一眼看见的白色悬崖游去。
一对夫妻。她以一种自私的、狂热的爱崇拜着他，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他在拼命保护自己的灵魂，而她在拼命占有他的灵魂。后来他被诊断出肺结核，他们俩都知道在这场战斗中是她胜出了，因为从此以后，他再也逃不出她的手心了。最后他自杀了。
杰米和他的妻子。这俩人都很无聊古板，成天都在看小说，其他什么事都不做。他们过着极其单调的生活，但精神生活非常充实。他们所有的经历都是虚构的。他们生过一个孩子，但是夭折了。杰米不想让妻子再生一个，因为这会扰乱他们俩的生活。葬礼结束后，他们俩都长叹了一口气，一屁股坐了下来，读起了他们刚从图书馆借来的新小说。
阿诺德。三十年来，他养成了一种装腔作势的习惯，这种习惯最终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后来，他对此无比厌烦，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寻找真正的自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除了装出来的姿态之外，什么也没留下。他去了法国，希望战死在那里，但战争结束后，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空虚。
芝加哥。猪被赶到围栏里，它们尖叫着，仿佛知道前面等着它们的是什么。它们被人抓住一条后腿甩到了传送带上，被运到一个身穿蓝色工装的工人那里，他的衣服上溅满了鲜血，手里拿着一把长刀站在那里。这个年轻人长得还挺和善的。他把猪头拽了过来，对着自己，一刀刺进了它的颈静脉，顿时血如泉涌，然后传送带把这头猪继续往后面运。接着再运来下一头。一头接一头猪就这样机械、规律地移动着，让人想起了自动扶梯上的台阶。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个面相和善的年轻人，他在杀猪时，竟然表现得如此冷静和冷漠。这很像讽刺画《死亡之舞》中的可怕场景。无论是诗人、政治家，还是商人，他们都在这个世上挣扎着、尖叫着，无论他们曾有过怎样的理想和激情，无论他们曾付出过多少努力，都同样被无情的命运催促着前行，没有谁能逃脱得了。
他们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一头头猪被机器从一个人手上传到下一个人手上，它们首先会进入一台机器进行去毛，然后，有个人负责把残留的毛刮干净，另一个人负责把肠子剪掉，第三个人负责把后腿切下来。他们没有片刻停歇，我很想知道如果有谁失手漏掉了他的规定任务，会出现什么情况？那里还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他举起一把巨大的砍刀，机械地剁下猪的后腿。他从容而有规律地挥动着那把砍刀，看上去出奇地神秘。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先生做这种一成不变的动作已经有三十年了。
沃巴什大道。多层建筑，有白的，有红的，有黑的，但都是脏兮兮的，它们的消防通道就像长在巨大蘑菇上的一条条奇形怪状的寄生虫。
沿着道牙停着长龙一样的汽车。高架桥上的列车发出一阵阵沉闷的轰鸣声；一列列有轨电车载满了乘客，慌张不安地疾驰而过；街上还充斥着刺耳的汽车喇叭声，以及警察指挥交通时发出的尖锐而强硬的哨声。没有人在闲逛。每个人都在匆匆赶路。街上有穿着白色制服的清洁工，还有穿着脏兮兮的棕色或蓝色工作服的工匠。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有斯拉夫人、日耳曼人，还有笑容灿烂满脸红彤彤的爱尔兰人，以及不苟言笑拉长着脸极其不自在的中西部人，仿佛感觉自己是入侵者似的。
H.B.在乡下住了下来。他的邻居是一个非常安静、古板拘谨的小老太太。与她相熟之后，他才发现她是某个著名谋杀案的女主角，这桩谋杀案在五十年前曾轰动世界。她已经接受过审判，被判了无罪，但是证据是如此确凿，以至于虽然她被判了无罪，大家还是认为她实际上是犯了罪的。她发现他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有点儿恼火，对他说：“我猜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事。
我的确做了，而且，如果这一切能重新来过，我依然会那么做。”
一个意大利人，为贫困所迫，来到纽约，在街头找了份工作。他对留在意大利的妻子恋恋不舍。他听到谣言说他的侄子把她给睡了。他勃然大怒。他没有钱回意大利，就给他的侄子写了信，让他来纽约，说这里的薪水不错。他的侄子过来了，抵达的当天晚上，他便把他杀了。他被捕了。他的妻子被传唤到纽约出庭，为了救他，她承认那个侄子曾是她的情人，但这并不是事实。这个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没过多久就假释了。他的妻子一直在等着他。他知道她并没有对他不忠，但她的证词坏了他的名声，就好像她真的背着他跟别人偷情了一样。这激起了他的怨愤，他感到非常丢脸。他用各种暴力手段对待她，最后，他绝望了，他不知道除了暴力自己还能怎样，他的妻子还爱着他，便叫他杀了自己。他把刀刺进了她的心脏，终于抬得起头了。
周游美国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我在火车特等包厢或在旅馆的休息室里见到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躺在摇椅上，旁边放着个痰盂，透过巨大的平板玻璃窗朝街上瞅着。我很想知道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对现实生活持什么样的看法。他们穿着不大合身的成衣和花哨的衬衫，打着浮夸的领带，身材着实魁梧，虽然没有留胡子，但还得再刮一刮才行；他们的后脑壳上戴着一顶软毡帽，嘴里叼着一支雪茄，对我来说，他们就像中国人一样陌生，但比中国人更加令人琢磨不透。我常常试着想要跟他们说点儿什么，但是我找不到能跟他们聊聊的共同语言。他们让我充满了羞怯。现在我读过了《大街》一书，便对他们不再感到陌生了。我可以将他们对号入座。我也了解了他们在家时的行为举止以及他们喜欢谈论的话题。我对人性的认识也丰富了起来。但是《大街》的作者不仅仅细致准确地描述了某个中西部小镇的居民特点，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还描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那就是阶级区分意识在美国社会正在觉醒，而在欧洲，阶级区分意识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由于战争，此时的欧洲，人们已经逐渐淡化了阶级区分意识，在这里却渐渐兴起，欧美两地在阶级区分意识上的此起彼伏真是有趣。《大街》的故事非常简单，它讲述了一位贵族小姐和一位算不上绅士的男人之间的婚姻。他人挺不错的，但她非常痛苦，因为他的行为非常粗俗，而她也由于这场婚姻而不得不混迹于一些粗人中间。在英国，如果哪个女人遇到了这种情况，她一定会立刻意识到他们两人的社会地位差异，在考虑要不要嫁给他的时候一定会迟疑。她的朋友们会对她说：“嗯，亲爱的，他当然是个好小伙，可他不是个绅士，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这个故事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乡村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看不起农场主，农场主看不起雇工。阶级意识在英国的乡村达到了极致，不过，在英国乡村，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且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它。每一种文明，在它逐渐变得复杂和稳定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些细微的阶级差异，坦率地承认这些差异有助于心灵的放松。在《大街》所描述的社会里，每个人嘴上都承认别人和自己一样好，但他们心里一刻也不曾这么认为过。银行家不会请牙医去家里做客，牙医也不会和裁缝店的帮工在一起厮混。嘴上说的平等只能带来一种表面上的亲密，但这只会使地位较低的人更加明白，他们之间并没有内在的亲密。因此，从长远来看，他们之间的敌意，有可能会引发更加强烈的阶级仇恨。
1921哈登·钱伯斯。今天早上有人告诉我哈登·钱伯斯死了，我说：“可怜的家伙，真是遗憾。”但我立刻意识到，我这么说只是在遵照一种愚蠢的惯例。对于哈登·钱伯斯自己而言，他这一生过得相当成功。他过得很开心。他这辈子已经结束了，除非他那快活的心灵能找到新的哲思，否则，对于他这种脾气的人来说，就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他死于一个幸福的时刻。如果人们能记住他，那一定不是因为他演的戏剧，而是因为他的那句话——“the long arm of coincidence（无巧不成书）”。只要英语这种语言还在，他这句话就不会消失。他是个小个子男人，在他整洁的衣服下裹着一尊干瘪的身体，就像一片枯叶。他就像枯叶一样，常常会飘到那些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逗留，却不及安定下来，就又漫无目的地飘走了。他似乎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依恋。他来了又走，没有任何企图，仿佛他是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人物，听从于命运的安排。乍一看，他像个年轻人，但很快你就能看出他实际上已经老了，相当老了；他的眼睛在休息时是耷拉着的，只有通过意志力才能显得有神一点儿；他的脸异乎寻常地光滑，仿佛是用雪花膏按摩和滋养出来的；他看起来像一个被埋了很久又被挖出来的人。这使你觉得他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从不告诉我他的年龄。他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保持青春，他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从来都没有看重过。他的风流是出了名的，这一点比戏剧带给他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有一件风流韵事是最出名的，他一直到死都为这件事带来的名气而高兴。他喜欢假装自己一直在跟哪个女人相好，会含沙射影地暗示一下，通过说话留一半、扬扬眉毛、眨眨眼、耸耸肩、挥挥手来告诉你，他仍然在追求他的情色事业。他从俱乐部里出来，身穿对他来说有些太年轻了的衣服，打扮得很是光鲜，表面上像是去赴一场约会，但你会隐约感觉他事实上是要去索霍区某个餐馆的后屋里吃饭而已，在那里他不会被任何认识的人看到。自从他写了剧本以后，我想他一定算得上一个文人了，但是很少有哪个文人不关心文学的。我不知道他是否曾读过书——当然他从来都没有提起过哪本书。他唯一感兴趣的艺术形式似乎是音乐。他并不十分在意他的剧本，但当他最好的剧本《眼泪的暴政》被当作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时，他十分恼火。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想象竟然有这么多人会把它搞错。如果一个人稍微有些幽默感的话，就不可能会搞错。奥斯卡·王尔德的对话简洁而尖锐，他的幽默很有修养，彬彬有礼，而《眼泪的暴政》中的对话松松垮垮，恰当但不精彩，没有发人深省的警句。这种幽默就像酒吧一样俗套，而不似沙龙般高雅。它的趣味在于它的应时应景，而不在于任何语言的独创性。它具有哈登·钱伯斯特有的特点。他是一个喜欢交际的家伙，当我想要为他总结出一个典型印象时，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就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个子男人泡在酒吧里，遇到谁都能和人家攀谈起来，他跟别人聊着女人、马，或者聊着科文加登上演的歌剧，但他又给人一种感觉——他似乎在等待着某个随时会从门口走进来的人。
1922对于那些看人只看一面的老套小说家来说，写作要容易多了。总的来说，他们笔下的英雄都是彻头彻尾的好人，他们笔下的坏人则都是彻头彻尾的坏人。但是我们来看下X。她不只撒谎，她撒谎成性。她会编造一些毫无根据的恶毒故事，而且讲得非常有说服力，细节详尽，让你几乎觉得连她自己都相信了这些故事。她贪得无厌，为了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所有卑鄙的事情。她是个势利小人，就算别人想避开她，她都会厚颜无耻地去接近他们。她是一个野心家，但由于头脑简单，二流的货色便能让她满足，她的猎物是那些大人物的秘书而不是大人物本身。她很记仇，嫉妒心很重。她喜欢吵架，像个恶霸一样。她虚荣、粗俗、喜欢炫耀。她真是坏透了。
她聪明。她有魅力。她品味高雅。她慷慨大方，花自己的钱就像花别人的钱一样，花得一分不剩。她热情好客，乐于为客人带来快乐。她很容易因为一个爱情故事而感动不已，她会尽她所能去减轻那些对她来说无足轻重的人的痛苦。有人生病时，她会表现得像一个令人钦佩、很有责任心的护士一样。她说起话来让人非常愉快。她最大的优点是富有同情心。她会真诚地同情你，真诚地倾听你的烦恼，尽她所能地去减轻你的烦恼，或同你一起去承受它们。她会关心你所关心的一切，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为你的失败而痛心。她真是善良极了。
她可恨又可爱，贪婪又大方，残忍又善良，恶毒又慷慨，自私又无私。小说家究竟是如何把这些不相容的特质结合起来，使一个人物形象如此和谐而可信的呢？
在这方面，读一读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会受益匪浅。邦斯是个贪吃的家伙。为了满足他那不光彩的食欲，他总是到了饭点就去找别人，而别人很明显是讨厌他去自己家里的，他宁可忍受主人的冷嘲热讽和仆人的耻笑，也要在人家家里混到酒足饭饱。当他不得不在家里自己花钱吃饭时，就会变得蔫蔫儿的。他这种恶习着实令人讨厌，他这个人物角色也只能激起人们的厌恶。但巴尔扎克需要你对他的同情，并且能巧妙地让你同情他。首先，他把那些被邦斯蹭吃蹭喝的人写得十分卑鄙下流；然后，他又详述了主人公作为一位收藏家的完美品位，以及他对美的热爱。为了能买到一幅画、一件家具或一件瓷器，他不仅可以放弃奢侈品，就连生活必需品也可以舍弃。巴尔扎克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他的善良、好心、单纯和对朋友的仗义，直到你一点点地忘记他为了吃别人的一顿美餐便表现得卑微谄媚，你只会对他感到同情，而对于那些被他揩油的人，你倒是会相当憎恶，尽管他们也忍受着邦斯的折腾，但是在巴尔扎克的笔下，他们毫无优点。
我认识A太太很多年了。她是个美国人，嫁给了战前在彼得堡任职的外交官。前几天我在巴黎遇见了她。她告诉我她因一次奇怪的经历而心烦意乱。她遇见了一位俄国朋友，她们在革命前就互相熟识，那时这位朋友很富有，还经常参加她举办的聚会。而此时看到这个朋友衣衫褴褛，A太太十分震惊。她拿出一万法郎让朋友去买几件新衣服，这也许还能帮她找到一个卖衣服的差事，或者类似的工作。一个星期后，A太太又见到了她，还是穿着同样的旧衣服，戴着同样的旧帽子，穿着同样的旧鞋子。她问她为什么没有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这个俄国女人面露愧色地告诉她，她的每个朋友都很贫穷，都穿得很破旧，倘若只有自己衣着光鲜，她会很难接受，所以她邀请朋友们去银塔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她们去了一家又一家夜总会，直到花完了最后一分钱。她们早上八点回到家，身无分文，疲惫不堪，但很开心。A太太回到丽池饭店，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丈夫，他因为她浪费钱而生气。“你不能为这样的人做任何事”，他说，“她们无药可救”。“他当然是对的”，当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如是说，“我当时也很生气，但你知道，不知怎的，我不禁有点儿羡慕她们”。我的朋友悲伤地看着我，叹了口气接着说：“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我从未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气概。”
查理·卓别林。他外表和蔼可亲，身材匀称，令人羡慕，手和脚小巧好看。他五官端正，鼻子相当大，嘴巴灵巧，眼睛也很好看。他乌黑的头发中夹杂着几缕白色，飘逸而丰盈。他的动作异常优美。他有些腼腆。他的口音中仍有他年轻时伦敦腔的痕迹。他精神抖擞。在一群令他感到自在的人中间，他会尽情地胡闹。他的创造力是丰富的，他的活力永不衰竭，他极具模仿天赋：尽管对法语或者西班牙语一窍不通，他也能模仿那些说这些语言的人，模仿得惟妙惟肖，十分有趣。他表演两个兰贝斯贫民窟的女人之间的即兴对话，那场景既怪诞又感人。就像所有的幽默一样，它们依赖于密切的观察，而它们的真实性，及其真实里暗含的意味，都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们让人联想到那些人物贫穷而凄惨的生活。随后，他会模仿二十年前音乐厅里的各种表演者，或者模仿沃尔沃斯路上一家小酒馆里的马车夫义演会上的业余演员。但这仅仅是列举：我没有去描述他举手投足间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查理·卓别林会轻而易举地让你笑上几个小时，他是个喜剧天才。他给人带来的乐趣是简单的、甜蜜的、自然的。然而，你总有一种感觉，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深沉的忧郁。他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不需要他开玩笑似地说：“哎呀，我昨晚心情很糟，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幽默中充满了悲伤。他给你的印象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觉得他对贫民窟有一种怀旧之情。他享有的名望，他的财富，把他禁锢在一种只会让他感到约束的生活方式中。我想，当他回顾他那贫穷困苦却自由自在的青年时代时，会有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对自由的渴望。对他来说，只有伦敦南部的街道才是嬉闹、欢乐和肆意冒险的场所。在他看来，它们充满了真实感。那些保养得很好的大街，两旁都是整洁的房屋，住着有钱人，却永远无法带来那种真实感。我能想象到，他走进自己的房子，心里疑惑着自己究竟在这个陌生人的房子里干什么。我想，唯一能让他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就是肯宁顿路上那个房子的二楼了。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在洛杉矶散步。走着走着，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城市最贫穷的地区。那里都是肮脏的廉租房和破旧俗气的商店，出售着穷人日复一日购买的各种商品。他顿时容光焕发，声音里透出轻松愉快的感情。他叫道：“我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是不是？其余的都是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