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前沿·2022（出版书）》
作者：沈湘平
内容简介：
《北京文化前沿·2022》内容分为五部分，分别为深度报告、名家访谈、寻味北京、文化观察、守正创新。
目录
深度报告
深化“首都”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名家访谈
城市生存与城市书写
寻味北京
北京国际形象嬗变与京味文化的形塑
重审北运河与京味文化
“京味儿”三题：概念、方法与实践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结构与阐释刍议
“意谓”中的现实：立德夫人中国作品的文本分析
文化观察
双奥之城：北京制造，中国骄“奥”
造梦紫禁之东
2021首都“双减”反思
家国记忆之银幕争霸
偶像塌房！价值重塑？
从“西四包子铺”到“老字号”的求生之路
守正创新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关于元大都文化活化利用的思考
首都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
以创新文化推动北京创新型城市建设
在历史教育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调研：以北京为例
·深度报告·
深化 “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课题组
摘 要
本文是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课题组, 经梳理调研撰写而成的长
篇深度报告, 旨在探讨如何深刻理解首都的性质与功能, 如何处
理首都功能与非首都功能的关系以在服务中央的过程中保障北京
市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集中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作为首都
功能的历史变迁, 分析了定位与性质的重心转变, 特别是从确定
首都功能到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转变, 以此为基础, 集中探讨了当
前首都性质功能定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并比较研究了其他国家
凸显首都功能的主要做法, 最后就如何深化对首都性质功能的科
学认识提出了系统建议。
关键词
首都功能; 重心转变; 工作体系; 首都法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常识。 但是， 究竟
什么叫首都? 首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功能? 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
厘清。 这种厘清的必要性不是一种纯粹理论的、 经院哲学式的讲究， 而是在
根本上影响着北京的定位和发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关于 《 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 (2016 年—2035 年)》 的批复中强调北京要 “ 明确首都发展要义”， 其
实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 怎样建
设首都” 的时代课题更需要北京进行系统、 科学和与时俱进的解答。
2014 年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北京市明确战略定位， 坚持和强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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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的首都核心功能， 并
多次强调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 2015 年 4 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核心就在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同年 7
月， 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 《 贯彻 〈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意见》。 七
年后再回首，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确实取得明显成效。 毫无疑问， 非首都功
能的理解与首都功能的理解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问题。 直至今天， 如何深刻
理解首都的性质与功能? 如何处理首都功能与非首都功能的关系以在服务中
央的过程中保障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其 “昏昏”
之状依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影响着决策者、 行动者乃至社会大众。 有鉴于此，
我们需要从更长历史时段、 更宽广的视野和最深刻的层面加以追问， 以期有
所帮助。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首都功能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和北京地方发展需要的变化， 中国
共产党对北京的 “首都” 特质和功能在表述上多有变化， 这些变化基本反映
了 “首都” 定位和功能的历史演变。 从演变轨迹来看， 北京的首都功能定位
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从三个服务、 三个中心到四个 “现代” （1949—1979 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 经济落后， 百废待兴， 同时面临帝国主义所谓 “制裁”
和 “禁运”， 全力发展经济成为全国的大局。 其中， 发展现代化工业的任务尤
为紧迫。 “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吹起来牛皮很大， 历史有几千年， 地大物
博， 人口众多， 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 现在才开始造汽车， 产量
还很少， 实在不像样子。”① 由于当时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10% ，
而且主要分布在东部狭长的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 青岛、 天津、 广州等几个
大城市。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上实现由乡村到
城市的转变， 党的总任务上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的决定，
宣布: “从现在起， 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党的工作重
①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5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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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 为此， 要 “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
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②。 同时指出， “我党必须用极大
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 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③。
在此背景下， 北京由新中国成立前的消费型城市迅速转变为生产型城市，
经济工作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1949 年 4 月， 北京市相继颁布 《 中共北
平市委关于加强城市管理与生产建设的决定》 《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
定》 和 《关于恢复、 改造与发展生产的初步计划》 等一系列决定与规划。 关
于北京的城市性质功能定位， 彭真认为: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 文化教育
中心、 科学技术中心， 同时还应该是经济中心， 应把北京建成一个大工业城
市。 他在北京市第二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 “今后， 我们北
京市全体人民最中心的和决定一切的任务， 仍然是继续恢复与发展生产， 如
果没有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革命也将因此失掉其最根本的意义。 只有发展生
产和经济， 才能解决北京市的失业问题， 才能逐渐改善北京市人民的生活，
才能发展市政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 一定要把北京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的人民
的首都。” 彭真还指出: “我们的教育事业， 我们的市政建设， 是为人民大众
服务的， 为恢复发展生产服务的。 北京是光荣的人民首都， 因此我们的市政
建设， 同时又是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各级机关服务的。 服务于人民大众、
服务于生产、 服务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 这三个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
的。”④ 1953 年 11 月， 北京市委草拟首都五年经济计划， 提出了把首都建设
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中心的设想， 同年编制并上报中央的
《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 (以下简称 《草案要点》)， 阐明了首都
建设的总方针: “为生产服务， 为中央服务， 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从
城市建设各方面促进和保证着首都劳动人民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用最大努力为工厂、 机关、 学校和居民提供生产、
工作、 学习、 生活、 休息的良好条件， 以逐步满足首都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
物质和文化需要。” 《草案要点》 对城市性质等根本性问题也提出了明确的意
见， 再一次肯定: “首都是我国的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科学艺术的中心， 同
①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27 页。
② 邱守娟: 《毛泽东的思想历程》，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10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4 页。
④ 《彭真传》 编写组: 《彭真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8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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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时还应当是也必须是一个大工业城市。” 1954 年， 中共北京市委在 1954 年上
报中共中央的 《关于早日审批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请示》 中也重申
了这一点: “首都是我国的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科学艺术的中心。 同时还应
当是也必须是一个大工业城市。 如果在北京不建设大工业， 而只建设中央机
关和高等学校， 则我们的首都只能是一个消费水平极高的消费城市， 缺乏雄
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基础。 显然这和首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 我们在进行
首都的规划时， 首先就是从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的前提出发的。”
针对这一规划草案， 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提出的审议报告中， 一方面赞成 “ 首
都应成为我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的提法， 另一方面对把北京建成
“强大的工业基地” 的设想提出反对意见， 主张在北京适当地、 逐步地发展一
些冶金工业、 轻型的精密的机械制造工业、 纺织工业和轻工业。① 为了丰富和
深化 《草案要点》 的内容并将其中的许多规划设想更加具体化， 1957 年春拟
定了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 这个初步方案在规划指导思想、 城
市性质、 城市规模等方面与 1953 年的规划草案基本一致， 但也有一个重要的
变化， 就是在工业发展方面提出了 “控制市区， 发展远郊” 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 实现现代化成为北京
发展的主要导向。 1954 年 9 月，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
中提出: “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 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
的国家， 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②
也是在这次人大会议上，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概
念: “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 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
现代化的农业、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
和贫困， 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③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
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四个现代化” 的提出， 意味着国家的发展重点在立
足工业化的基础上， 大大突破了工业化的范畴， 拓展到农业、 科技、 国防、
社会、 政治、 文化等多方面的内涵。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 ( 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5—36 页。
②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 《 新华月报》 1954
年 10 月号， 第 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经济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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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1958 年， 在 “大跃进” 运动的背景下，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
出: 要继续坚持政治挂帅、 以虚带实， 彻底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进一步推
动全市大跃进， 争取在短期内把首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 1958
年 6 月形成的 《北京城市规划初步方案》， 再次确认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
和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 还要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
学技术的中心， 使它站在我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最前列。 同年， 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 “ 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 展现我国各方面的成
就。 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首都建设的巨大促进。 我们要建设一批
‘国庆工程’， 反映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工农业生产和各个方面建设取得的巨大
成就， 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①。
1964 年 12 月，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在向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所
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建设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和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两个步骤: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总的说来， 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
社会主义强国，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 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 可以按两步来考虑: 第一步，
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 全面实现农
业、 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② 然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北京市的城市职能没能根据变化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进
行及时的调整。 直至 1973 年， 《 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 再次提出， 要
“多快好省地把北京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 现代农业、 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
城市设施的清洁的社会主义首都”。 “四五” 计划期间， 北京工业发展的主要
变化是， 从五六十年代以发展传统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 逐步转变到发展
新兴工业为主， 电子工业、 仪器仪表、 自动化设备、 家用电器、 塑料制品等
工业部门开始迅速发展。 1975 年 1 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周
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向全国人民提出: 在本世纪内， 全面实现
① 万里: 《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载 《万里文选》，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8 页。
②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 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 (1949. 10—1999. 10)》， 人民出
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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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农业、 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把中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持续努力， 到
1978 年， 北京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冶金、 化工、 纺织、 重型机
械制造加工等产业发展成为北京市的支柱产业， 工业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 64. 5% ， 北京一度超过了沈阳、 太原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重工业城市
之首， 确立了生产型城市地位。 “首都北京、 文化北京和工业北京” 成为这个
时期北京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理念。
上述提法中， 包含了对首都生产与服务的关系、 中央与人民大众关系的
思考和定位， 北京逐步完成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
（二） 经济功能的弱化、 转型 （从工业北京到科技北京） 和国际交
往功能的凸显 （1980—2000 年）
首都经济功能的强化对促进首都民生改善、 引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工业耗能造成的资源紧张、 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
益突出， 同时也对北京政治、 文化中心职能形成挤压。 改革开放后， 北京的
性质和功能发生变化， 经济功能有所弱化。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根据中央
对首都建设方针的重要指示， 北京进行了大规模 “退二进三” 的经济结构调
整。 北京的产业结构从以重工业为主导的 “ 二、 三、 一” 产业格局， 进入了
以金融、 信息服务为主导的 “三、 二、 一” 产业格局不断优化的演变进程。
1980 年 4 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 在听取北京
市的汇报后明确指出: 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是神经中枢， 是维系党心、
民心的中心； 首都又是中国对国外的橱窗， 全世界就通过北京看中国。 首都
建设要解决一个方针问题， 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首都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认
为， 北京城与其他 28 个省会城市相比， 其特殊性在于它是首都， 这一性质决
定了它是 “ 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它是政治、 经济中心、 中枢”， 但
“不一定是经济中心”。 关于应该把首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认为
应体现在四个方面: ①全国、 全世界社会治安最好， 社会风气 ( 道德风尚)
最好的城市。 ②全国环境最清洁、 最卫生、 最优美的城市， 全世界上等的城
市。 对全世界具有吸引力。 ③全国文化、 科学、 技术最发达、 教育程度最高
的城市， 全世界一流的城市之一。 ④经济繁荣， 生活方便和安定。 经济建设
要服从前面三条。 他认为北京还应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交往的 “橱窗”，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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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国际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 1980 年 4 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
根据首都的特点， 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首都建设的经验， 对
首都建设方针提出了四项指示， 即: 要把北京建成全中国全世界社会秩序、
社会治安、 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 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
最卫生、 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 也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城市； 要把北京建成全
国科学、 文化、 技术最发达， 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 并且在世界上也
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要使北京经济上不断繁荣， 人民生活方便、 安
定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四项指示明确了北京的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
交往中心的战略定位， 指出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特点， 第一次明确指出经济
中心不再是首都北京的城市职能。 同时， 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指出: “北京是
全国的政治中心， 是我国进行国际交往的中心。” “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的特
点， 重工业基本上不再发展”。②
根据中央对北京城市性质定位的变化， 在 1982 年 7 月出台的 《北京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方案》 (以下简称 《总体规划》) 中， 明确强调北京的城市性质
是 “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而不再提 “ 工业基地”。 规划还第一次提
出要提高北京环保质量，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随后， 首都产业布局开始实施
结构调整， 疏解过于集中市区的状况， 逐步向高、 精、 尖为特征的产业形态
转型。 将控制城市规模、 改善城市环境、 合理调整城市布局等提上城市建设
日程。 同年 11 月 6—13 日召开的中共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从 “文化大
革命” 对社会风气的严重破坏和北京市重要的地位出发， 把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看作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提出了全面开创首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 并提出四项主要任务: ①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 ②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新路， 积极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
济； ③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先行地位； ④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
制。③ 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北京市先后成立了 “ 五讲四美三热爱” 活动委
员会、 党政军民学共建文明城市协调委员会， 制定了 《 首都市民文明公约》
① 胡德平: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18—219 页。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 ( 第九辑)，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55—56 页。
③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 ( 第九辑)，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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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北京市民须知》。 首都经济发展则确定了以首都科技文化优势为依托、 高新
技术产业为先导、 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路线。 1983 年 7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又在对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 的十条批复中指出:
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 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北京
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市性质的要求；
北京的建设， 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
独特风貌； 今后北京不再发展重型、 耗能多、 用水多、 运输量大、 占地大、
污染扰民的工业， 而应着重发展高精尖的、 技术密集型的工业。① 从而夯实了
1980 年以来北京城市性质和工作重点的转变方向。
1986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首都发展战略讨论会则是北京以高科技为核心的
文化产业酝酿的开始。 在这次会议上， 提出要充分发挥首都的科技文化优势。
随后， 1988 年， 以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为标志， 北京经济增长和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走在全国前列， 第三产业比重从 1978 年的 23. 7% 上升到
1991 年的 48. 9% 。 首都特色经济的发展转向高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方
式， 经济实力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1992 年底， 在国家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背景下， 北京
市政府编制完成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1991 年至 2010 年)》， 提出了 “ 两个
战略转移” ———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向远郊区的转移， 市区建设从外延扩展
向全面调整改造转移的发展目标。 同年发布的中共北京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报
告提出了 90 年代首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9% ，
提前三年实现在 1980 年的基础上翻两番； 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提前步入小康水平。 到 20 世纪末， 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和运行机制； 拥有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 符合首都特点的经济； 形成为中央、
为全国、 为国际交往和首都人民提供优质服务的现代化城乡建设设施； 具有
全国一流的科技、 教育、 文化、 道德风尚和清洁优美、 生态健全的环境； 成
为多层次、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②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 ( 第九辑)，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57 页； 《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回忆段君毅主政北京时的几件事》， 转引自龙新
民 《感悟党史》，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21—222 页。
②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 ( 第九辑)，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4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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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1995 年， 中央和国务院强调: 首都首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要搞好四个
方面的服务， 即北京市的工作要更好地为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正常开展工作
服务； 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 为国家教育、 科技和文化发展服务； 为
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① 科技继续成为首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997 年 2
月， 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以知识经济为方向， 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
“首都经济” 发展战略。 围绕这一战略， 北京全面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电子信
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落户开发区、 科技园区或工业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群逐步形成。 “十五” 时期， 全市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6% ，
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高 5 个百分点。 到 2002 年， 第三产业占地方生产总
值比重急升到 69. 1% 。 随着科技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核心， “首都北京、 文化
北京、 工业北京” 的理念被 “首都北京、 文化北京、 科技北京” 所取代。
（三） 从三个奥运到三个北京 （2001—2011 年）
第 29 届奥运会的成功申办， 为北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001 年， 北
京为申办奥运提出 “ 绿色奥运” “ 科技奥运” “ 人文奥运” 理念， 北京市根
据中央精神， 结合市情提出了 “ 新北京、 新奥运” 战略构想、 建设 “ 繁荣、
和谐、 文明、 宜居” 城市、 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 加快首都创新型城市
建设等思想。 2002 年， 北京围绕 “ 绿色奥运、 科技奥运、 人文奥运” 三大
理念， 出台并实施 《 奥运行动规划》 ， “ 三个奥运” 理念蕴含着强烈的人文
精神和时代特征， 体现了北京城市新的发展方向。 2004 年， 北京市委市政
府组织编写了第七版 《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 年—2020 年) 》 ， 其中提
出: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是世
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② 2005 年， 在国务院对上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的批复中， 正式明确北京 “四个服务” 的城市定位， 即: 为中央党政军领导
机关的工作服务、 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 为科技教育发展服务、 为改善人
民群众生活服务。
奥运会后， 北京市委、 市政府把奥运三大理念转化为建设 “ 人文北京、
①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 新编文明市民读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1—12 页。
②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 年—2020 年)》， 《北京规划建设》 200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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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科技北京、 绿色北京” 的后奥运目标。 “三个奥运” 到 “三个北京” 的传承
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01—2008 年) 为北京奥运会筹办
阶段， 同时 也 是 “ 三 个 奥 运” 到 “ 三 个 北 京” 的 谋 划 阶 段。 第 二 阶 段
(2009—2020 年) 为后奥运时代的前期， 也是从 “三个奥运” 向 “三个北京”
过渡的关键时期。 第三阶段 (2021—2050 年)， 是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的阶
段。 在这个阶段， 将全面实现 “ 三个北京” 目标， 使北京成为经济、 社会、
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城市， 进入世界城市行列。①
（四） 四个中心的提出和强化 （2012 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八次视察北京、 十二次对北京发表重要
讲话， 始终关心 “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 怎样建设首都” 这一重大问题。
2014 年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对北京的核心功能予以明确定位， 即
全国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要求努力把北京
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2017 年 2 月 23—24 日， 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来到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 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 北
京城市规划要深入思考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 怎样建设首都” 这个问题。
他强调，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 “牛鼻子”， 在这个问题
上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围绕迁得出去、 落得下来， 研究制定配套政策， 形成
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 2017 年 5 月 17 日， 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十四次全会召
开，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出炉上报党中央、 国务院审
定。 根据规划， 北京中心城区是 “ 四个中心” 的集中承载区。 顺义、 大兴、
昌平、 怀柔等 10 个周边城区， 按照京津冀功能分区要求、 不同承载能力和区
位条件， 在市域范围内实现内外联动发展、 南北均衡发展、 山区和平原地区
共同发展。 至此， 北京各区功能进一步明确。 2015、 2017 年，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先后审议通过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对北京的核心功能定位再度进行了明确， 强调北京的一切工
作必须坚持 “四个中心” 的城市战略定位，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深入实施
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 绿色北京战略， 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
① 骆秉全、 刘兰: 《 “三个奥运” 到 “三个北京” 的历史传承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2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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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宜居之都。 同时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2020 年 11 月 29 日，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
议通过的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强调， “十四五” 时期， 北京市要坚持以
首都发展为统领。 要正确处理好 “ 都” 与 “ 城” 的关系， 始终把大力加强
“四个中心” 功能建设、 提高 “四个服务” 水平作为首都发展的全部要义来
牢牢把握， 将 “四个中心” “四个服务” 蕴含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出来， 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治中心建设方面: 北京市将立足迈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大国首都新需要， 始终如一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使命担当， 始终如
一把全国政治中心的服务保障摆在首位， 始终如一把主城区作为工作重心，
把突出政治中心与突出人民群众有机统一， 以更优越的空间、 更优良的环境
和更优质的服务， 保障国家政务活动安全、 高效、 有序运行。 文化中心建设
方面: 北京市将扎实推进人文北京建设， 紧紧围绕古都文化、 红色文化、 京
味文化、 创新文化的基本格局和 “一核一城三带两区” 总体框架， 努力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 精心保护历史文化金名片， 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把北京建设成为弘扬中华文明与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名城、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之都。 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方面， 北京市将适应我国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的新形势、 新要求， 强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功能， 优化
国际交往环境建设， 推动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 更高质量的开放合作。 到
2025 年， 初步建成国际交往活跃、 国际化服务完善、 国际影响力凸显的国际
交往之都。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 北京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战略
支撑，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 实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行动计划， 着力打造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 强化科技创新主平台主阵地引领作用，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抓
住人才和体制的关键，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塑造发展新优势。 到 2025 年， 基
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二 定位与性质的重心转变：从确定首都
功能到疏解非首都功能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 党和国家对于北京的首都定位及性质在不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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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都有过一系列的重心转变， 北京城市功能也发生一系列转型， 主要表现为:
政治功能方面， 从强调政治中心的阶级属性向人民属性转变， 服务中央的意
识不断巩固和加强； 经济功能方面， 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再向服务型
城市转变， 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型， 从传统经济中心向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的新经济中心转型； 文化功能方面， 从 “ 文化教育中心” 到 “ 弘扬中华
文明与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名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 首都文
化的格局和视野持续得到提升和拓展； 国家交往功能方面， 随着中国逐步迈
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首都国际交往的水平、 层次、 质量已非新中国成立之初
可同日而语。 当然， 最大的变化是， 从 “ 正” 的方法到 “ 负” 的方法的转
变， 即从确定首都功能转变为疏解非首都功能。 具体了解诸方面的转变， 也
有利于我们更好理解首都性质与功能。
（一） 政治中心： 从突出阶级性到强化首都服务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在任何时期，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定位
都被反复强调， 从未有过改变。 这是北京作为我国首都的最根本属性。 但是，
在这个最根本属性之下， 对于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要求， 也有过一定的调整，
主要表现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 我们更强调和突出它
的阶级性； 从改革开放至今， 我们更强调其首都服务功能。
新中国定都北京以后，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对于北京的政治中
心定位， 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强调 “ 为人民服务” 的首都属性。 1950 年， 彭
真提出了关于北京的教育事业和市政建设的 “三个服务”， 即 “服务于人民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