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5
“京味儿” 三题： 概念、 方法与实践
元构成及其流动对于揭示城市的活力， 促进城市各阶层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
其次是研究事象的开放性。 既应该包括传统属性较强的文化元素， 更应
该包括当下民众的各种文化实践， 凡是围绕着 “北京认同” 展开的各种文化
实践， 都应该归于对 “京味儿” 的体悟和实践。 比如， 既应该关注如以 “ 北
京孩子北京味儿” 为品牌的 “大逗相声” 等相声团队， 也应该包括聚集在中
关村等地的码农编写的涉及自己在北京工作、 生活的相关脱口秀， 还应该包
括京郊某些乡村中外来务工者撰写的那些记录自己来京打工的感悟和体会的
诗歌， 这里记录了他们对北京的文化想象和认同。
最后是研究时段的开放性。 陈平原在上文提道: “北京是个有历史、 有个
性、 有魅力的古老城市， 正迅速地恢复青春与活力， 总有一天会成为像伦敦、
巴黎、 纽约、 东京那样的国际性大都市。 观察其转型与崛起， 是个很有趣味
的课题。”① 北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现代的日常生活， 而不是传统的、 可以被
“乡土记” 的体裁记录的日常生活， 应该走出只对传统的 “老北京” 文化事
象感兴趣的做法， 去关注当下民众的实践， 以及他们是如何赋予这些实践以
文化的意义的。
说到这里， 又想回到前文提及的 《钟鼓楼》 这部小说上。 这本书让人感
动的地方， 在于它关注的是钟鼓楼底下的住在大杂院里的普通民众。 从书中
很多章节的设置， 就可以看出刘心武所坚守的 “平民” 的视角， 比如: “钟鼓
楼下， 有一家人要办喜事。 最操心的是谁?” “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
人家却请她去迎亲。” “一位局长住在北房。 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一位修鞋
师傅。 他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儿媳妇?”② 这些内容延伸到北京民众日常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 我们现在谈 “京味儿”， 不应该只谈 “ 天棚鱼缸石榴树”， 还应
该去关注那些住在大杂院中的、 住在楼房里的、 住在廉租房里的北京人的生
活方式， 是什么人住在那里? 他们如何认识北京? 他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是
什么样的情感? 此外， 还应该关注这些问题: 围绕四合院等传统符号， 当下
民众展开了什么样的创新性实践? 再比如， 当下的很多文化机构、 运营者会
在四合院里开旅社、 开会所， 他们是如何认识四合院的? 又是怎么去打造四
合院的文化景观的? 在这一过程中， 哪些资本参与到了打造的过程中? 相关
① 陈平原: 《 “五方杂处” 说北京》， 《书城》 2002 年第 3 期。
② 参见刘心武 《钟鼓楼》，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107·
北京文化前沿·2022
工程对附近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等等。
再以笔者比较熟悉的相声为例。 近年来， 以德云社为代表的相声团体以
复兴 “传统相声” 为己任。 在他们的带动下， 北京的曲艺演出得到一定程度
的振兴， 各小剧场恢复上演了一批传统相声段子， 不仅有 《卖布头》 《八大吉
祥》 等家喻户晓的节目， 还包含了 《论梦》 《怯洗澡》 《卖面茶》 等曾经被视
为 “糟粕” 的段子。 这些段子作为一个整体， 涵盖了近世以来北京市民阶层
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的方方面面， 生动刻画了老北京的风物、 生活与心理。
如果我们停留于表面， 就会将这次相声复兴简单等同于 “传统” 的复兴。
但突破表层的传统化策略， 深入到其生产模式中， 就会发现， 德云社等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团体恰恰是充分利用了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 如果说姜昆等老
一辈相声演员是电视的宠儿， 那么德云社一代则是互联网、 自媒体的运营高
手。 他们采取多元的实践， 开辟多种经营模式， 发展小剧场， 并借助互联网、
微信等大众传媒， 在年轻人中打开了市场。
在一个时间即金钱的年代里， 演员们需要有效控制运营成本， 尽量缩短
相声从创编到演出的流程。 他们不再通过确立主题→体验生活→提炼素材→
组织语言这一系列漫长的流程来创作相声。 于谦在一次访谈中便提到， 他和
郭德纲上台前并没有完整的脚本， 也没有排演， 只有一个写了内容梗概的小
纸片， 两人根据现场的环境进行发挥。①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密集的笑料
提供给观众， 相声的创作呈现出了更加短、 平、 快的特质， 向互联网借力成
为必然， 造成了 “段子化” 相声的流行。 不少演员则直接从网络笑话、 段子
中获取创作的素材， 再将这些笑话改头换面地融入相声里。 “段子化” 的相声
符合大众快节奏的娱乐需求。 当演员们选择了大家都熟悉的网络段子时， 无
须再进行反复的铺垫和解释， 能很快引发观众的笑声。② 此外， 受限于知识结
构与快餐化的生产方式， 面对整个传统相声的资源时， 年轻的演员们往往只
选取娱乐性较强、 结构较为松散 (可以往里面加大量笑料) 和具有猎奇效应
的相声。 这些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 是因为其便于生产， 低成本， 高产出，
符合市场法则。 在很多场合， 郭德纲都称自己的艺术只是娱乐， 并非艺术，
① 凤凰卫视 《锵锵三人行》 2013 年 10 月 17 日节目。
② 关于 “段子化” 相声的综合报道可参见 《 相声段子化: 全是包袱很闹心》， 《 中国艺术报》
2013 年 12 月 9 日； 《相声创作: 扒网络段子还是 “置产业”》， 《北京日报》 2014 年 2 月 27 日。
·108·
“京味儿” 三题： 概念、 方法与实践
恐怕这不仅是自谦之词， 也道出了部分事实。①
显然， 深入机制层面后就会发现， 这些受 “传统” 大旗荫庇的表演内容、
形式与修辞恰恰和当下都市的怀旧情绪， 以及文化经营团体的生产关系与生
产机制紧密相连， 进而能挖掘出话语表述背后的政治、 经济、 意识形态等因
素， 并勾勒出当代相声受众的心理世界与精神面貌。
三 北京学研究如何回应城市建设？
尽管前文对北京学的研究现状有一定的批评， 但笔者并不想否认， 北京
学的研究对于北京的城市建设有着积极的智力支持作用。 中国文化向来讲究
“学以致用”， 北京学的研究也应该起到资政的效应， 回馈北京的城市建设。
如果能把城市建设所需的导向性和应用性， 和我们所提倡的流动性和建构性
结合起来， 置于一个开放性的理论框架中， 应该能产生兼顾学理性与实践性
的研究成果。
挂一漏万， 此处仅列举三点:
①尊重民众对 “京味儿” 的感受和言说。 与其从本质主义的视角对 “京
味儿” 下定义， 不如去充分关注 “京味儿” 是如何被言说和生产的? 当下不
同的主体是如何认知和定位 “京味儿” 的? 人们对 “ 京味儿” 各有理解和言
说， 探求他们之所以如此表述， 是可以发现文化表象背后的生活欲求的。 此
外， 尽管言说不同， 但总能发现一些核心性的东西， 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出
一些共性。 这些核心性的内容很可能就是前文提及的 “北京认同”， 因此， 不
妨以 “北京认同” 为起点去定义 “ 京味儿”。 当政府认识到当代市民群体最
在意的是什么时， 就可以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 以 “北京认同” 等民众的认
知为基础去下定义， 同时保持定义的相对开放， 会使研究更具社会价值， 同
时使政策更有现实针对性。
②要去关注民众针对 “京味儿” 的实践模式， 尤其注重其中的差异性。
可以在具体的研究当中把 “ 京味儿” 分成若干个类型， 比如 “ 原生阐发型”
“隔代挖掘型” “移植发明型” 等。 “原生阐发型” 指的是某种传统一直存在，
① “我不指望天塌地陷， 地球都会灭了， 还有我的一段相声在宇宙飘荡。” 参见郭德纲 《 过得刚
好》，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年版， “序言”， 第 3 页。
·109·
北京文化前沿·2022
经过近年的阐发， 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如相声； “隔代挖掘型” 指的是那些一
度消失了的， 经过挖掘被赋予新意义的传统， 如近年来稻香村挖掘的 “ 京八
件” 等； “移植发明型” 指的是随着移民群体、 人口流动带来的新传统， 比如
现在北京满街的烤冷面、 兰州拉面。 这种类型化的处理继承了我们 “ 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的优秀传统， 可以有效地服务于城市建设。 当我们把它分出不
同的类型时， 就意味着有不同的人群选择了不同的类型， 他们出于不同的需
求， 出于不同的目的才会有不同的举措， 对应产生不同的文化实践。 我们在
分类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有助于政府针对不同的人群和语境的文化需求， 去
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政策， 提供不同的文化服务。 当然， 上述几个类型只是
初步的设想， 并不是成熟严谨的分类， 具体应该如何操作还可以做进一步
思考。
③要充分关注当下语境中的新因素和新成分。 比如大众传媒， 尤其是新
媒体， 还有旅游产业、 文化的商品化、 资本运营、 城市化和拆迁等对北京民
众的影响， 等等， 这些因素在当代北京开放的、 全球化的、 五方杂处的城市
文化打造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深刻影响了 “京味儿” 的知识生产和
实践模式。 关注这些因素， 不仅有利于推进 “京味儿” 文化朝向当下的追求，
而且在研究中观察这些因素的走向， 评估它们对北京文化的影响， 也会产生
积极的资政作用， 对于相关部门调整政策和举措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京味儿” 看不见摸不到， 但却存在于每一个北京民众中。 寻找、 捕捉
“京味儿” 是当下每一个北京学研究者的职责。 以开放的视角观察北京城市，
关注当代市民的言语与行动， 充分揭示背后的主观诉求， 挖掘民众利用 “ 京
味儿” 资源展开的社会交往、 群体认同与文化批评等创造性实践， 对于展示
北京城市生活的多样性， 呈现当代北京鲜活的都市生命力， 推进北京城市建
设的健康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110·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杨 志*
新中国成立后， 百万革命干部及家属移居北京， 建起大批大院， 是为
“新北京人”。 此后的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如学者杨东平所述: “大院和新
北京人， 胡同、 四合院和老北京人， 构成北京城市社会的两个不同层面， 两
种异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空间。”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北京出生长大
的共和国第三代人有了 “新北京人” ( 大院子弟) 和 “ 老北京人” ( 胡同子
弟) 的区分。 改革开放后， 新北京人中出现了许多著名作家， 几乎占据文坛
半壁江山， 如老鬼 (1947 年生)、 食指 (1948 年生)、 阿城 (1949 年生)、 王
小波 (1952—1997)、 毕淑敏 (1952 年生)、 陈凯歌 ( 导演， 亦从事文学创
作， 1952 年生)、 王山 (1953—2012)、 张辛欣 (1953 年生)、 海岩 (1954 年
生)、 杨炼 (1955 年生)、 刘索拉 (1955 年生)、 顾城 (1956—1993)、 铁凝
(1957 年生)、 王朔 (1958 年生)、 止庵 (1959 年生) 等。 相形之下， 老北京
人出身的重要作家相对较少， 据笔者统计， 只有王学泰 (1942—2018)、 霍达
(1945 年生)、 叶广芩 (1948 年生)、 张承志 (1948 年生)、 李龙云 (1948—
2012)、 刘恒 (1954 年生)、 刘一达 (1952 年生)、 宁肯 (1959 年生) 等， 改
革开放以来的北京文学空间主要是由大院子弟作家建构的。 这也就意味着，
原本立体多元的北京文学空间， 因前者的强势存在， 多少被遮蔽了。 有鉴于
此， 本章以上述作家为研究对象， 将他们与大院子弟作家进行比较， 从身份
认同、 文化融汇和文学想象三个角度切入， 探讨他们的整体特征， 彰显这一
*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新北京第三
代作家的心灵史研究” (16JDWXB001) 阶段性成果。
① 杨东平: 《城市季风》，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51 页。
·111·
北京文化前沿·2022
群体的存在， 呈现北京文学空间的内部多元性。
一 身份认同
所谓 “身份”， 其社会功能 “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别区
分， 赋予不同类别及角色以不同的权利、 责任和义务”， 个体根据自己的社会
网络， 生成种种身份认同，① 下面以北京城为中心， 探讨上述作家的社会身
份、 阶层身份和族群身份。
1. 社会身份
大量革命干部及家属子女迁居新北京后， 重塑了北京社会身份系统， 生
成了 “新北京人 / 老北京人” 这对衍生于 “ 新中国 / 旧中国” 的政治区分概
念。 所谓 “老北京人”， 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狭义指三辈以上住在老北京胡同
的市民， 即使在民国末期， 这类人也不多， 如李龙云认为: “ 偌大的北京城，
堪称老北京人者并不太多。 除了满清贵族中公侯伯子男留下的破败世家， 除
了保卫过大清皇朝的满汉旗兵的后裔， 旧北京市民， 大都是从山东、 河北、
山西流徙来的饥民……组成了旧北京 ‘ 受治于人’ 的 ‘ 劳力者’ 阶层； 而状
元及第的官宦豪门， 大江南北的野心家， 闽粤江浙的行商， 投亲靠友的农妇
村夫中的小爬虫， 则组成了旧北京的 ‘劳心者’ 一小撮。”② 如取狭义， 本书
研究对象如王学泰、 张承志、 刘恒、 宁肯的父母都是民国来京， 不算 “ 老北
京人”。 但新中国成立后 “老北京人” 也取广义， 新中国成立前在京的都算，
而且随着时间流逝， 后者的使用越来越广。 本书取广义， 把上述作家都视为
“老北京人”。
老北京子弟还有一个称呼是 “ 胡同子弟”， 跟 “ 大院子弟” 组成对应概
念。 实际上， 北京人也是从 “大院子弟” 去定义 “胡同子弟” 的: “ 大院子
弟” 一般在大院长大， 朋友多为结识于幼儿园、 小学、 中学的内部子弟， 自
成群体， 此外皆 “胡同子弟”。 要补充的是， 因为 “ 胡同子弟” 有政治区分
意味， 住在胡同里的也不一定是胡同子弟， 有些领导干部及机关宿舍也安排
在胡同里， 他们的子女 (如刘索拉、 史铁生、 陈凯歌等) 也是大院子弟。 这
① 张静主编: 《身份认同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 页。
② 李龙云: 《古老的南城帽》，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96 页。
·112·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样， 因大院子弟的存在， 老北京子弟又形成了模糊的胡同身份， 如李龙云称:
“我们那条小胡同， 雅称小井。 它古老而又破败: 古老到连明末刊刻的 《京师
五城坊巷》 中， 都有明明白白的记载； 破败到眼睛再好的人， 也难以辨清街
门上的每付对子。 它距龙须沟仅有一百五十步之遥。 穷， 可谓穷矣， 但在我
的记忆中， 故乡的小胡同却是质朴而又多情的。”①
对于胡同子弟， 胡同生活本身有其魅力， 陆昕 (1953 年生) 这样写道:
“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深深的市民情结， 市井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大的吸引
力， 在脏、 暗、 潮、 破的小铺里， 看那些所谓引车卖浆者之流出出进进， 听
着他们相互间高腔大嗓地笑闹， 和老板娘粗鲁无羁地调情， 以及老板娘回过
来的笑骂， 啃着火烧， 吸溜着豆腐脑儿， 我心里总有快乐和满足。 在这最嘈
杂最市井最乱纷纷闹腾腾的地方， 我却有了远离尘嚣的感觉， 身心彻底轻松
的感受。”② 这是多数胡同子弟作家的感触。 宁肯写散文集 《北京: 城与人》，
追忆自己的胡同生活。 刘一达写散文集 《胡同范儿》， 展示胡同的历史变迁和
人物。 对他们而言， 胡同不但是生活的居住地， 也是精神的栖息地。
反之， 在大院生活过的大院子弟， 再搬到胡同居住后， 感触则不一定如
此。 王朔在北京胡同里住过近十年， 但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胡同， “没给我留
下什么美好的记忆”。 原因是:
1970 年我家从西郊搬到东城朝内北小街仓南胡同 5 号。 那时我十岁。
城里随处可见的赤贫现象令我感到触目惊心。 ……住在胡同里的同学家
里大都生活困难, 三代同堂, 没有卫生设备, 一个大杂院只有一个自来
水龙头。 房间里是泥地, 铺红砖就算奢侈的了。
70 年代是暴雨倾盆的年代, 北京城西高东低。 每逢雨季, 大雨便会
泡塌一些房子, 我上学路过这些倒了山墙的房子, 看到墙的断面竟无一
块整砖, 都是半拉碎砖和泥砌的。 1976 年大地震北京塌了 7 万间房, 百
分之百是胡同里的房子。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什么快乐可言? 胡同里天天打架、 骂街。 大
姑娘小媳妇横立街头拍腿大骂, 污言秽语滔滔不绝。 赤膊小子玩跤练拳,
① 李龙云: 《古老的南城帽》，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5 页。
② 陆昕: 《京华忆前尘》， 北京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1 页。
·113·
北京文化前沿·2022
上学时书包里也装着菜刀, 动辄板砖横飞, 刀棍加身。 毫不夸张地说,
那一带每条胡同的每座街门里都有服刑的半大小子。 据说 “ 朝阳门城根
儿” 解放前就是治安重点区, 可说是有着 “光荣传统”。 很多同学从他爸
爸起就是 “顽主”, 玩了几十年。 一打架全家出动, 当妈的在家烙饼、 煮
红皮鸡蛋。
他的结论是: “反正对我来说， 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
了的。”① 这体现出了部分大院子弟和胡同子弟的体验差异。
两批子弟最初存在区隔， 至 1955 年发生变化。 1955 年 10 月， 中共中央
决定取消干部子女学校， 改为普通小学， 招收附近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群众的
子女为走读生， 停招寄宿生。 至 1957 年 9 月， 北京干部子弟小学全部改为普
通小学。 这样， 两拨孩子的交流密切起来。 老北京子弟的张承志入读清华附
中， 后成红卫兵创始人之一。 王学泰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 跟张闻天的儿
子是同学和朋友。② 据学者李伟东调查， 清华大学附中 1963 年入学的高 631
班， 红五类一共 18 人， 其中干部子弟 12 人， 工人子弟 6 人， “黑五类” 8 人，
其他 28 人； 全年级红五类出身同学 44—47 人， 占全年级比例为 23% —25% ，
干部子弟 33—36 人， 比例为 17% —19% ； 预科班中， 红五类子弟 19—21 人，
比例为 24% —26% ， 干部子弟 14—16 人， 比例为 18% —20% 。③ 由此可见两
者交集之一斑。
不过， 区隔未完全打破。 老北京子弟幺书仪 (1945 年生) 回忆， 自己班
的干部子弟同学 “有自己的圈子和远近亲疏的分别， 并不想轻易和普通百姓
出生的同学过从甚密”④。 王朔的 《 动物凶猛》 有一则逸事， 揭示了两者隔
阂: “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
又潇洒的小伙子， 他号称是 ‘北炮’ 的， 后来被人揭发， 他父母其实是北京
灯泡厂的， 从此他就消失了。” 杨东平认为: “ 相当多大院的子弟———建国后
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第二代移民， 从来没有到过四合院， 他们没有属于老北京
人的亲戚， 也没有家住四合院的私人朋友: 从幼儿园、 小学和中学， 他都生
① 王朔: 《烦胡同》， 《中国作家》 1994 年第 2 期。
② 闵家胤: 《我所知道的王学泰》， 《社会科学论坛》 2018 年第 3 期。
③ 参见李伟东 《清华附中高 631 班 (1963—1968)》， 纽约: 柯捷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40 页。
④ 幺书仪: 《寻常百姓家》， 台湾: 人间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221 页。
·114·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活在单位或部门 ‘ 内部’， 生活在一群 ‘ 同质’ 的同学和朋友中。 在大院和
胡同交集的老城区边缘， 学校里的孩子自我认同地分为两拨: 大院的子弟和
胡同的孩子。 前者显然有更强的身份优越感。”① 出身北京大院的学者米鹤都
(1952 年生) 把这一代人分为三拨: 干部子弟、 知识分子子弟和工农子弟，
比较了三者的 “社会性格”: “干部子弟是传统学校里的新生力量。 相较于知
识分子子弟， 他们有革命后代的自豪感， 而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压抑感， 性格
发展也很少障碍。 与工农子弟相比， 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又优越很多。 一
般来说， 他们知识面比较宽一些， 对社会政治也更关心更敏感。 加上他们受
家庭的政治影响较多， 各种政治消息的渠道也更多， 因此， 他们比其它群体
的青年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形成较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敏感性， 形成比较开
朗的性格， 比较开阔的视野， 以及在学生中一定的思维深度。”② 他的干部子
弟大致等于大院子弟， 知识分子子弟和工人子弟大致等于胡同子弟。
政治身份不但塑造了老北京子弟的社会性格， 而且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也
有影响。 比如， 他们不像大院子弟作家能较多获取 “ 皮书” 这一文学资源。
60 年代初， 中共中央为批判国际共运中的 “修正主义”， 出版大批内部读物，
有 “灰皮书” “黄皮书” “白皮书” “蓝皮书” 等， 统称 “皮书”， 其中有苏
联和欧美作家的大量现代小说、 诗歌、 剧本。 上述书籍皆为内部发行， 北京
大院子弟因获取上述读物有优势， 传阅情况较普遍。③ 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主
义文学浪潮多受惠于此， 其代表也以大院子弟作家为主。 反之， 从现存资料
看， 除了张承志之外， 上述作家很少有在 “ 文化大革命” 期间阅读 “ 皮书”
的记录， 他们的文学资源主要限于公开出版的中西文学经典。 王学泰主要阅
读的书， 除了鲁迅和马恩经典， 是史记、 杜甫诗歌和 《水浒》。 刘一达读 《复
活》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④ 李龙云 1973 年到黑龙江插队， 从一家
仓库发现 “从荷马史诗、 希腊悲剧、 莎士比亚、 狄更斯， 一直到雨果、 巴尔
扎克、 席勒、 哥尔多尼” 等经典， 走上创作道路。⑤ 刘恒的创作深受意识流和
① 杨东平: 《城市季风》，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57 页。
② 米鹤都: 《心路: 透视共和国同龄人》，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72 页。
③ 郑瑞君: 《 “灰皮书”、 “黄皮书” 在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前后的流传及其影响》， 《 河北师
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 期。
④ 魏世平: 《我是普通人———记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 《新闻知识》 1997 年第 10 期。
⑤ 李龙云等: 《小井风波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7 页。
·115·
北京文化前沿·2022
精神分析影响， 但这是改革开放后阅读的结果， 比大院子弟至少落后十年。①
又如， 上述作家都单打独斗走上文坛， 不像大院子弟作家组成 X 诗社、 朦
胧诗派、 星星画派等文艺群体和沙龙， 也不像后者在发表出版上容易获得
支持。 凡此种种， 都说明他们比较大院子弟作家， 在文学资源和出版网络
上存在一定劣势。
2. 阶层身份
上述作家中， 叶广芩和刘一达出身知识分子家庭。 叶广芩是世居北京的
满族，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今中央美术学院) 教书，
小时候生活水平不差。 刘一达也出身书香门第， 祖父曾是张作霖的私人医生，
父亲是徐悲鸿的弟子， 新中国成立后也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外祖父是藏书
家。 后来两人家境衰败。 叶广芩父亲去世后， 母亲不擅置产， 到 “ 文化大革
命” 已是赤贫。 刘一达 15 岁初中毕业， 分配到京郊一家木器加工厂， 当烧炭
工， 长年辗转在北京与河北、 山西交界的荒山野岭。
另外的作家中， 霍达出身珠玉世家， 家境略好， 其余则家境一般， 甚至
窘迫。 李龙云出身南城: “南城这么穷， 这么寒碜! 以致有些在这片土地上度
过童年的伙伴， 羞于承认自己是南城的孩子…站在哈德门的门洞里， 望着东
交民巷进进出出的洋人和骑马坐车的少爷小姐， 他们往往自卑地低下头。”②
王学泰靠母亲织补地毯维生， 家中还有姐姐和弟弟， 因家贫， 高中领国家颁
发的助学金 (每月 8 元)， 勉强够交学校食堂饭费。③ 宁肯父亲民国来京谋生，
起初有所成， 后事业渐衰， 改当工人。 刘恒父亲原是京郊农民， 后来京谋生，
当了警察。
张承志出身棚户， 是单亲家庭。 据其回忆: “一次班里的同学在聊天， 有
几个同学就在那说他们的家里怎么不吃窝头、 不吃棒子面。 ……这件事也许
是我作为一个人第一次受到的刺激。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吃棒子面是很正常
的事。 怎么居然有不吃棒子面的? 这使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低下的感
觉。” 他感慨: “当时北京确实存在不同的阶层， 有一部分孩子有社会的保护，
或者说阶层的保护， 在饥荒时期， 他们能通过社会获得保护， 不仅是肚子的
① 刘恒: 《乱弹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66 页。
② 李龙云: 《古老的南城帽》，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4 页。
③ 闵家胤: 《我所知道的王学泰》， 《社会科学论坛》 2018 年第 3 期。
·116·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保护， 而且是社会地位的保护。 而更多的孩子是没有这种保护的。”① 贫穷对
张承志影响很大， 朋友说 “他的记忆中永远也赶不走那护城河沿低矮的棚户
小屋里的童年”②。
3. 族群身份
从族群分， 上述作家分为汉族、 回族和满族: 汉族有王学泰、 李龙云、
刘恒、 刘一达、 宁肯；③ 回族有张承志和霍达； 满族有叶广芩。 美国学者甘博
1921 年调查北京人口构成， 汉人占 70% —75% ， 满人占 20% —25% ， 回族占
3% ， 蒙古族等其他族群占 1. 5% —2. 5% 。④ 清末北京城及附近地区原有数十
万京旗， 清亡后仍居住于此。 小说家老舍即满人， 他的 《 骆驼祥子》 及其他
小说写的大量平民都是满人。 回族入住北京也很悠久， 至 30 年代末， 北京有
清真寺五十余座， 回民围绕清真寺而居， 外城最多， 主要从事小商贩和小手
工业。⑤ 由此可知， 虽然作家的出现有偶然因素， 但老北京人的这三大族群里
都出现了重要作家， 跟人口比例有一定关系， 实有 “偶然” 中的 “必然”。
还要指出， 革命文化强调阶级关系， 不否认族群身份， 只是淡化对待。 大
院子弟的族群身份往往被大院身份覆盖， 族群意识不强烈。 王朔有满族血统，
崔健有朝鲜族血统， 但这不为社会和他们自己重视， 两人倒成了大院文化代言
人。 反之， 叶广芩、 霍达和张承志因生活在大院之外， 族群意识未曾弱化， 族
群经验始终是他们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 叶广芩的 《采桑子》 以自己的满族家
史为原型， “写了北京金家十四个子女的故事， 也写了我自己”， “捋出了老北京
一个世家的历史及其子女的命运历程”。⑥ 霍达称 《 穆斯林的葬礼》 旨在写
“自己所了解、 所经历、 所感受的北京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家族的生活轨迹”⑦。
① 张承志: 《城市饥饿的记忆像根金属线》， 载邹仲之编 《 抚摸北京: 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205—207 页。
② 朱伟: 《张承志记》， 载 《作家笔记及其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82 页。
③ 李龙云 2008 年 12 月 10 日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演讲， 谈到自己身世: “我不是旗人， 我是汉人，
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偶然得知， 我的家族血缘中有北方胡人的血统。 这份情感对我对于自己身份的肯定
是很重要的。” (厦门大学中文系网页， https: / chinese. xmu. edu. cn、 info、 1041、 2088. htm) 在没发现
其他确切材料前， 本书还把他归为汉人。
④ 甘博: 《北京的社会调查》， 邢文军译， 中国书店 2010 年版， 第 88 页。
⑤ 沙之沅: 《北京的少数民族》， 燕山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8—10 页。
⑥ 叶广芩: 《采桑子》，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96 页。
⑦ 霍达: 《二十年后致读者——— 〈穆斯林的葬礼〉 后记之二》， 载 《 霍达作品精选》， 长江文艺
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82 页。
·117·
北京文化前沿·2022
二 文化融汇
辛亥革命前， 北京城有皇家文化 ( 上层)、 士大夫文化 ( 中层)、 市民文
化 (下层)、 民族文化等融汇并存。 辛亥革命后， 皇家文化消亡， 士大夫文
化、 市民文化和民族文化仍在， 其中士大夫文化吸纳西方文化， 转换为知识
分子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 北京城转变为知识分子文化、 平民文化、 民族文
化和革命文化的交融并存 (西方文化的影响来自革命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
上述作家出生时， 革命文化来华只有二三十年， 但因海纳百川， 吸纳了欧美、
苏俄及左翼文化精华，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对城中
其他文化产生了强大冲击， 上述作家无不深受影响。 下面辨析这些文化对上
述作家的影响:
1. 知识分子文化
作家本是知识分子， 自然都受知识分子文化影响， 但比较而言， 霍达、
叶广芩、 刘一达、 王学泰受士大夫文化影响更深些。 从晚清到民国， 中国文
化向有 “京派” 与 “海派” 之差异， 他们身上也有体现， 传统色彩较重， 不
如海派那么洋气。 霍达精熟古典文学， 创作诗词， 小说充满古典意境。 叶广
芩出身叶赫那拉家族， 在京生息二百多年、 久被儒学浸润。 她在 《 采桑子·
风也萧萧》 中自承， “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 是 “ 历代祖宗对子弟们的
要求”， 希望后代能成为 “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 刘一达外祖父是藏书家，
他在外祖父身边长大， 耳濡目染， 深受影响。 王学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也
创作诗词， 散文有浓郁的书香气。 文学创作受西方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是宁
肯， 这跟他年纪最轻， 较早经受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的冲击有关。
2. 市民文化
北京市民文化还可细分为胡同文化和江湖文化。 胡同文化聚集于内城
(今二环内)， 江湖文化集中于城南。 刘一达亲近胡同文化， 认为 “鲜明、 集
中地体现了本地文化的特色”， “小胡同、 大杂院， 特定的生存空间使北京人
之间具有特定的亲和力”， “古道侠肠， 具有人情味， 讲究义气， 有事大家都
·118·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会搭把手”①。 李龙云也坦承: “我的童年、 少年时代都是在北京的陋巷穷街
中度过的。 小胡同里那种特有的古老文化可能会影响我一生。”②
江湖文化也是市民文化的重要组成。 清代南城允许汉人居住， 除了文人
雅士， 还有大批底层艺人在天桥聚集， 成为江湖文化的集散地。 有天桥艺人
回忆: “ 街南都是低层次的， 下九流的， 五方杂居， 那里头它什么都有。 地
痞、 流氓、 混混， 什么人全有， 干什么的都有， 所以它非常杂。”③ 江湖文化
对市民和知识分子都有吸引力。 出身北京知识分子家庭的王蒙 (1934 年生)，
民国时期住在西城， 经常逛白塔寺庙会， 他在回忆录 《半生多事》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2017 年版) 里专门回忆了小时对庙会的热衷: “ 白塔寺、 护国寺，
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欢乐， 大声吆喝着 (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那样) 卖布头
儿的， 卖红绒花 (春节时戴) 的， 卖空竹的、 卖糖葫芦、 大茶壶沏油茶 ( 油
炒面) 和茶汤的……对过去白塔寺、 护国寺庙会的兴奋也给我带来了灾难。
一次看过庙会上的 ‘练把式’ (功夫表演)， 回到家我便在床上耍吧起来，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