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6
阵头重脚轻， 倒栽葱跌了下来， 脸摔到了一个瓦盆上。”
上述两种平民文化的区别， 本质上是久居北京和流浪北京的平民群体的
区别。 虽然江湖文化局限于城南，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对天桥进行清理， 但
它的影响仍在， 上述作家都深受影响。 宁肯回忆: “ ‘天桥’ 堪称是 ‘戏曲、
武侠小说、 武术’ ‘三位一体’ 的集大成之地。 ……虽然解放后 ‘ 天桥’ 消
失了， 但 ‘天桥’ 的余脉始终在胡同中活跃着， ‘文革’ 期间彻底销声匿迹，
但到了 1973 年再度复燃。”④ 李龙云家在南城胡同， 姑姥姥的丈夫就是天桥武
师。⑤ 叶广芩的姥姥家在南城， 幼年常随母亲逛市集: “说评书的、 说相声的、
拉洋片的、 唱评戏的、 卖各样小吃的、 卖绒花的、 套圈的、 变戏法儿的， 间
或还有耍狗熊的、 跑旱船的， 商贩艺人， 设摊设场， 热闹极了……那丰富的
想象足让任何一个小孩子着迷， 艺术的感受力或许由此而诞生， 艺术的表现
力或许由此而培养， 也未可知。”⑥
① 沈文愉: 《我以我笔写京华———记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 《新闻与写作》 2002 年第 4 期。
② 李龙云等: 《小井风波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6 页。
③ 刘景岚: 《天桥的艺人都是混饭吃———刘景岚访谈录》， 载岳永逸 《 老北京杂吧地: 天桥的记
忆与诠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 第 86 页。
④ 宁肯: 《北京: 城与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207—209 页。
⑤ 李龙云: 《古老的南城帽》，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6—10 页。
⑥ 叶广芩: 《琢玉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4 页。
·119·
北京文化前沿·2022
王学泰父亲 16 岁到内蒙古学织地毯， 出师后到北京宣武闯荡， 后在此成
家。 天桥是王学泰 “ 幼时看热闹、 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 据其回忆， 至
1954 年还有武侠小说租书店， 他常去看武侠小说， 一天看三四本。① 他研究
江湖文化的兴趣即萌芽于此。 但是， 他对江湖文化有亲近， 也有警惕， 认为:
“游民的江湖， 也是我们现在经常活跃在口头的江湖。 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
影、 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② 这构成了他后来撰写 《 游民文化与中国
社会》 的基本思想。
宁肯出生较晚， 出生时江湖文化暂时消失， “文化大革命” 后期， 社会动
荡， 江湖文化 (特别是武学) 又复苏， 他跟天桥师傅学过掼跤 ( 摔跤)， 承
认 “终身受益”， “有一种东西在我身上种下来， 我无法形容这种东西， 深不
可测， 难以言说， 我不能直接说其中有某种哲学的东西， 但肯定是有奥义
的”③。 学者唐晓峰 (1948 年生， 幼年来京) 指出， 老北京文化主流是 “上层
文化、 旗人文化、 士大夫文化”， 市民文化不占 “ 主流强势”。④ 这是事实，
但对于上述作家， 市民文化的影响明显大于士大夫文化， 这或许跟作家职业
需要亲近生活有关。
3. 民族文化
如前所述， 叶广芩、 霍达和张承志的脱颖而出， 既因个人才华， 也得益
于自身民族文化的滋养。 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 有大量北京穆斯林的风俗描
写， 可见一斑。 张承志在为北京马甸清真寺写的 《 百五十年后再修马甸清真
寺碑记》 说: “ 生而为人， 不信仰何以为证。 自古中国回民， 虽身居棚户泥
屋， 而心怀真理高贵。 盛世乱世紧靠清真寺求生， 温饱饥寒仰仗伊斯兰迎送。
想马甸一村寺耳， 考古不能比攀唐宋古建， 若论真诚， 则自信与大方无异。”⑤
他承认 “北京底层的精神” 对自己有影响: “遥远的孩提时代， 遥远的喜爱北
京的时代———大雪飘飞的北京， 平民邻里的北京， 贫穷勤劳的北京， 无论如
何真实地存在过。 我生长于斯， 我作证。 我记得那个北京的神情， 那神情依
① 王学泰: 《一蓑烟雨任平生》， 重庆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50 页。
② 王学泰、 熊培云: 《庙堂很远， 江湖很近———对话学者王学泰》， 《南风窗》 2008 年第 15 期。
③ 宁肯: 《北京: 城与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207—209 页。
④ 唐晓峰: 《老北京》， 载 《人文地理随笔》，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181 页。
⑤ 张承志: 《百五十年后再修马甸清真寺碑记》， 《中国穆斯林》 1996 年第 1 期。
·120·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依在目。”① 叶广芩 《采桑子》 的人物， 无不背负几百年满人家史， 连 《醉也
无聊》 里的 “老姐夫”， “祖籍北京， 民族汉， 文化程度大学， 无职业， 无党
派”， “是个有文化的社会闲人”， 也点明是 “金朝贵族后裔， 金世宗的二十
九世孙”， 家族在 《满洲八旗氏族通谱》 中 “列为第一”。 而且， 北京旗人素
有才艺传统， 天桥艺人关学曾 (1922—2006) 回忆: “ 一般旗人都会唱两口
儿。 ……十户起码得有几户喜欢文艺， 喜欢曲艺， 有喜欢评书的， 有的还喜
欢自己说书。 到夏天没事， 把院子里的人凑一块儿， 说书。”② 叶广芩家族也
如此， 父亲和伯伯 “不惟画画得好， 而且戏唱得好， 京胡也拉得好。 晚饭后，
老哥儿俩常坐在金鱼缸前、 海棠树下， 拉琴自娱。 那琴声脆亮悠扬， 曼妙动听，
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 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 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
笙笛锣镲也是现成的， 呜里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 ……戏一折连着一折， 一直
唱到月上中天”③。 叶广芩的小说充满戏曲色彩， 便有旗人文化的影响在。
4. 文化融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革命文化占主导地位， 老北京文化受到一定抑
制。 但随时间流逝， 如以往历史一样， 上述文化开始新一轮的融汇并存进程。
“文化大革命” 后期， 以 197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四大名著为标志， 老北
京文化开始复兴。 最早复兴的是武侠小说和武术， 北京学者刘仰东回忆: “那
时男孩都爱看 《水浒》， 没有谁能说得清自己看了多少遍， 不少孩子背得出一
百单八将的名字、 绰号和星号， 有的孩子甚至到了能按次序倒背的地步。”④
掼跤风行北京城， 宁肯、 王山、 过士行等都拜天桥师傅习武。 改革开放后，
京味文化和民族文化也同时复兴， 文化融汇进程大大加速。
从上述作家而言， 文化融汇分为两种:
一是老北京文化之间的融汇。 三种文化共存数百年， 本就隔阂不大。 比
如霍达的 《穆斯林的葬礼》， 民族风俗与诗情画意充分体现了回族文化与士大
夫文化的融合。 叶广芩创作体现了士大夫文化、 民族文化和市民文化的融合。
① 张承志: 《都市的表情》， 载邹仲之编 《 抚摸北京: 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22—23 页。
② 关学曾: 《现在说这有用吗? ———关学曾访谈录》， 载岳永逸 《 老北京杂吧地: 天桥的记忆与
诠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版， 第 251—252 页。
③ 叶广芩: 《琢玉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6 页。
④ 刘仰东: 《红底金字: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86 页。
·121·
北京文化前沿·2022
王学泰热衷江湖文化， 也喜好古典文学， 认为 “ 我们无法不生活在现实生活
中， 尘俗中的短浅利益、 世俗眼光、 庸言庸行不能不给我们蒙上灰尘， 美好
的诗词作品就像清泉能给我们及时地洗涤”①。 如他好友闵家胤所评， “ 是一
个在旧诗词、 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 体现了士大夫文化与江湖文化
的融合。
二是老北京文化与新北京文化的融汇。 上述作家先在家庭接受老北京文
化， 后到学校接受革命文化。 跟大院子弟比， 他们接受的革命文化不那么纯
粹， 也不那么正统， 更杂糅些。 刘恒 15 岁 “信奉英雄主义， 不论醒着梦着都
压不住一种冲动， 要为一个大目标慷慨赴死”②。 中年回归老北京市民世界，
在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中宣扬: “ 没意思， 也得活着。 别找死!” 但
是， 革命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趣味和视角。 王学泰深受江湖文化影
响， 但他 “读了鲁迅和马恩的集子 (二十卷本)。 ……文革前我就喜欢鲁迅的
书， 但理解不深， 到了文革期间， 反复读鲁迅， 证之以现实， 才真正认识到
他的伟大”③。 故他对江湖文化有一种批判的审视。 李龙云受朋友影响， 1967
年春天读了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德意志意识形态》 和 《 自
然辩证法》 等马恩著作， “像一片瑰丽的星空似的紧紧吸引了我。 那段时间我
做过很多奇特的梦”④。 叶广芩小学二年级加入少先队， 写申请书决心为 “ 解
放全人类而奋斗”， 激动地把半条胡同扫得干干净净。 她从小热爱俄苏小说，
反复阅读托尔斯泰、 契诃夫、 高尔基的作品， 深受影响。 评论家雷达评论说:
“她受新社会教育， 还有红卫兵文化、 知青文化， 以至西方文化的背景， 敬而
常抱着批判的眼光， 扮演着理智的旁观者角色； 但问题的复杂在于， 她终究
是家族的一员， 遗传基因、 家世烙印、 寻根潜意识并未消失……这样双重的
角色给小说平添了陌生化的美感。”⑤ 这段评论准确道出叶广芩创作的文化融
汇特征。⑥
① 张杰: 《王学泰: 诗歌是理解知识人命运的重要渠道》， 《中华读书报》 2015 年 8 月 12 日。
② 刘恒: 《乱弹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 页。
③ 王学泰: 《生活的第一课》， 《文艺争鸣》 2002 年第 3 期。
④ 李龙云等: 《小井风波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6—17 页。
⑤ 雷达: 《小说见闻录之三———夜读三题》， 《小说评论》 1994 年第 6 期。
⑥ 还要指出， 大院文化和老北京文化是双向融汇的， 老北京子弟受革命文化影响， 大院子弟也
受老北京文化影响。 王朔否认跟老北京文化有渊源， 但他和王山的小说、 冯小刚和姜文的电影均受老
北京江湖文化影响， 其他大院子弟如刘心武、 阿城、 徐城北、 过士行等则对京味文化抱强烈兴趣。
·122·
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三 文学想象
发展心理学指出， 青少年记忆有成年不具备的深度， 规定了我们对世界
的理解和想象。 作家也不例外， “创作源于生活” 的准确说法是 “创作源于青
少年生活”。 上述胡同子弟作家与老北京文化有何种联系? 老北京文化对于他
们的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 下面从创作源泉、 文学趣味及人物塑造三个角度
试作观察。
1. 创作源泉
胡同子弟作家多习惯以老北京人为素材， 但处理素材的方式有别: 有的
视老北京生活及文化为创作源泉， 如李龙云称自己的 《 小井胡同》 《 正红旗
下》 “体现了我对那种带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的热爱， 体现了我对自己
最熟悉的生活的回味与拥抱”①， 上述作品的原型都是他的街坊； 霍达的 《 穆
斯林的葬礼》 《红尘》 《京韵第一鼓》 等小说和话剧 《海棠胡同》 也多以老北
京人生活展开； 刘一达更几乎全写老北京。
也有作家早年不怎么写北京， 中年后才侧重写， 如刘恒、 宁肯、 叶广芩
和王学泰。 刘恒和宁肯是出于叙事的原因。 刘恒早年侧重写京郊农村的凄惨，
写得身心俱疲: “常年愤世不是过日子的办法， 人是不可以长时间让自己不舒
服的。 前几年写 《苍河白日梦》， 终于掉到悲观的井里， 竟然好几次攥着笔大
哭不止， 把自己吓了一跳。”② 此后他努力摆脱悲观心态， 转而发掘底层的韧
性和乐观， 写了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宁肯 50 岁写 《 北京: 城与年》，
坦承: “我一开始就没有涉及到早年生活， 上来就是写长篇小说， 写西藏之类
的， 基本都是有意识地远离自己的童年生活。 ……因为当时我是写不了的，
也没办法处理那种奇妙的经验。”③ 王学泰和叶广芩则因家世的顾虑， 壮年回避
写北京。 叶广芩承认: “虽然写了不少作品， 但以北京文化为背景的作品从未进
入过我创作视野的前台， 这可能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关， 我回避了个人家族的
① 李龙云: 《杂感二十三题》， 《戏剧文学》 2000 年第 12 期。
② 刘恒: 《乱弹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46 页。
③ 宁肯: 《爱这个没有奇迹的世界———2017 年 10 月答评论家徐兆正》， 载 《宁肯访谈录》， 上海
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44—245 页。
·123·
北京文化前沿·2022
文化背景， 不光是不写， 连谈也不愿意谈， 这甚至成为我的无意识”， 至 46 岁
才写。① 王学泰至晚年才写 《一蓑烟雨任平生》 和 《监狱琐记》 两部回忆录。
只有张承志几乎不在小说中写北京， 只散文偶尔提及， 但承认 “ 北京底
层的精神” 对自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2. 文学趣味
老北京生活及文化为上述作家提供了素材， 但他们的文学趣味差异很大，
这从他们对待 “京味文学” 的态度可见一斑。
京味文学始于老舍， 中经邓友梅、 汪曾祺等作家， 流脉近百年， 是北京
文学传统， 作家如叶广芩、 李龙云、 刘一达， 欣赏老北京生活， 写北京话、
北京人和北京事， 凸显地域特色， 普遍被视为京味作家。 京味文学大家邓友
梅特别欣赏叶广芩的小说， 为 《 采桑子》 作序， 称赞 “ 够味儿”。 李龙云的
《小井胡同》 也被视为当代 《 茶馆》。 刘一达声称自己 “ 一直在苦苦的追求
‘京味儿’”， 几十年来 “几乎没有一天不动笔的， 就是在追求或寻找着 ‘京
味儿’。”② 他的不少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以推广京味文化。
刘恒不被视为京味作家， 其实他也属于京味文学。 “1930 年代， 老舍认同
林语堂的幽默论， 形之于文， 鲁迅颇不以为然， 归入林语一派， 认为缺乏斗
争精神。”③ 对此刘恒反驳: “通常提到阿 Q 精神的时候， 就说劣根性， 可是
我倒觉得阿 Q 精神未必没有价值。 ……自救靠什么? 就靠精神胜利法， 而且
心理学的最高境界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④ 他的主人公在 《 贫嘴张大民的幸
福生活》 中教育儿子: “ 没意思， 也得活着。 别找死! ……我跟你打个比方
吧。 有人枪毙你， 没辙了， 你再死， 死就死了。 没人枪毙你， 你就活着， 好
好活着。” 这是刘恒对鲁迅思想的反驳。
也有作家对 “京味” 持警惕态度。 宁肯坦承: “不喜欢京味小说， 我觉得
京味小说把北京写小了。 ……我认为我应该去写作更广阔的北京， 真正体现
出作为一个大都市格局和气魄的北京。”⑤ 他的作品很少京味色彩， 并且 “ 反
① 叶广芩、 周燕芬: 《行走中的写作———叶广芩访谈录》， 《小说评论》 2008 年第 8 期。
② 刘一达: 《有鼻子有眼儿》， 北京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4 页。
③ 《鲁迅全集》 第 13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30—131 页。
④ 刘恒: 《乱弹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84 页。
⑤ 宁肯: 《爱这个没有奇迹的世界———2017 年 10 月答评论家徐兆正》， 载 《宁肯访谈录》， 上海
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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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京第三代作家的胡同视角
对用方言去写作的。 如果是单纯地用北京话写作， 等于是把北京给弄小了”①。
张承志拒绝用北京话写作: “我生在北京， 却不喜欢京腔。 我常说我只是寄居
北京。 我常常不无偏激地告诫自己: 京腔不同于任何幽默， 若使用北京话而
缺乏控制的话， 会使文章失了品位。 由于这偏颇的观点， 我有意控制北京话
的使用， 更不让京油子的俚语流词， 进入自己的作品。” 甚至认为京味不代表
“北京底层的精神”: “我在北京贫贱的街区长大， 我根据自己的童年认为———
艺能化了的京腔， 并不能代表北京底层的精神。”②
上述态度截然对立， 各有道理， 源于个性和处境的趣味差异导致了各自
的文学风貌。
3. 人物塑造
素材和趣味的熔铸， 最终体现于人物塑造。 上述作家多写市井小民， 这
是对自身群体地位的体认。 大院子弟虽然也经历坎坷， 但思想上不属于小民，
而充满了精英意识。 王朔的 “ 市井人物”， 骨子里都是精英， 其 《 橡皮人》
中写道: “我知道我是有来历的。 当我混在街上芸芸红尘中这种卓尔不群的感
觉比独处一室时更为强烈。”③ 反之， 刘一达坦承: “ 我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小
人物身上， 因为社会的主体是千千万万的小人物。”④ 李龙云称: “ 我是那么
热爱小井人民。 这倒不仅仅因为他们生我、 养我、 哺育我长大， 更因为他们
都是小人物， 是普普通通的人。 而恰恰正是这无数小人物的躯干相互傍依在
一起， 才筑起了中国的脊梁。”⑤ 刘恒的主人公， 如 《 狗日的粮食》 的 “ 瘿
袋”、 《虚证》 的郭晋云、 《白涡》 的周兆路、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的张
大民， 都是被生活挤到边缘的小人物。
不过， 他们塑造的虽是地位上的小民， 德行上却多是君子。 叶广芩的人
物灌注了士大夫的人格理想， 《 采桑子·曲罢一声长叹》 里的 “ 七弟”， “ 一
生只用一个 ‘儒’ 字便可以概括， 对父母、 对兄弟、 对恋人、 对朋友， 一概
① 宁肯: 《爱这个没有奇迹的世界———2017 年 10 月答评论家徐兆正》， 载 《宁肯访谈录》， 上海
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45 页。
② 张承志: 《都市的表情》， 载邹仲之编 《 抚摸北京: 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22 页。
③ 王朔: 《王朔文集·橡皮人》，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42 页。
④ 沈文愉: 《我以我笔写京华———记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 《新闻与写作》 2002 年第 4 期。
⑤ 李龙云等: 《小井风波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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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是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讲的是中庸之道， 做的是逆来顺受， 知足安命， 与
世无争”， 临终朗吟 《离骚》 而逝。 刘恒的张大民也遵循一套平民道德， 虽倡
导 “没意思， 也得活着” 的市民思想， 但对妻子是好丈夫， 对儿子是好爸爸，
对妹妹是好哥哥， 是一名理想的道德人物。
但也要指出， 上述作家并非全写市井小民。 张承志和霍达的主人公多是
独立强者， 绝非市井小民。 被 《穆斯林的葬礼》 女主人公韩新月悲戚命运打
动的读者， 往往以为作者是林黛玉般的女子， 然而， 此书是霍达 “ 为我的祖
国、 我的国家和民族而写”， “ 有我的血、 我的泪、 我的殷切期望和苦苦追
求”，① 胸怀甚大， 儿女情并非全部。 霍达之于文学， “ 非常关心国家命运，
老想把作家和政治家合一”，② 后投入大精力写长篇历史小说 《 补天裂》， 讴
歌香港抗英英雄。 张承志则渴求崇高， 偏好 “ 硬汉形象”， 他的 《 黑骏马》
和 《北方的河》 充满刚强力量， 主人公并非市井小民。 这两位作家的人物塑
造， 既受革命文化的影响， 也受族群文化的影响， 在上述作家中另成风貌，
体现了文化融汇和文学想象的复杂关联。
① 霍达: 《我为什么而写作》， 载 《听雨楼随笔·抚剑堂诗抄》，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7 页。
② 霍达: 《答 〈信报〉 记者问》， 载 《听雨楼随笔·抚剑堂诗抄》，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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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王 旭*
摘 要
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类型, 京味文化脉延于京师文化、 市井文化之
中并于清末民初正式形成。 作为首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京味
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呈现出特殊的张力, 与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
衍为一体。 民国以来, 京味文化在中西杂糅、 土洋交融与多元发
展的具体过程中, 成为一种最能代表北京特质的民间文化, 影响
和塑造着城市的行进与建设。 同时, 京味文化的构成要素在逐步
衍生更迭中, 其形式、 思想与内容不断与时俱进、 扬弃传承, 新
旧兼备且充满活力, 吸纳了百多年来的文化资源, 而贴近生活又
极富导引性的核心特质, 构成了当代京味文化跨越与重构的内在
理路。
关键词
京味文化; 城市建设; 市井民俗; 社会变迁
文化是现代城市基础建设与治理体系的传统底蕴， 深刻把握人民城市的
历史演进脉络， 是目前城市发展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近些年来， 具有 “ 旧
传统” 色彩的京味文化逐步成为北京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界关
于京味文化的定义、 内涵乃至要素已有不同程度的界定和论述。 一方面， 这
种趋向是对北京史研究深度的再开拓与延展， 呈现出社会文化史的特征， 有
着学术脉络层面的合理性， 逐步演变为 “北京学” 重要的构成部分； 另一方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127·
北京文化前沿·2022
面， 对于 “京味儿” 的文化寻根又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诉求， 关照着京味消退
和文化失落的客观现实， 凸显出现代文化建设方向的特定内涵， 与首都文化
的发展同构共生。
众所周知，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的首都， 这样一种文化内涵在
历史上更多是以京师文化的面孔呈现的， 且往往是引领帝国风尚的， 是一种
全国性文化。 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类型， 京味文化脉延于京师文化、 市井文化
之中并于清末民初正式形成。 作为首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京味文化在历
史的发展中呈现出特殊的张力， 与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融为一体。 在发展线
索上， 京味文化在中西杂糅、 土洋交融与多元发展的具体过程中， 成为一种
最能代表北京特质的民间文化， 影响和塑造着城市的行进与建设。 同时， 京
味文化的构成要素在逐步衍生更迭中， 其形式、 思想与内容不断与时俱进、
扬弃传承， 新旧兼备且充满活力， 吸纳了百多年来的文化资源， 而贴近生活
又极富导引性的核心特质， 构成了当代京味文化跨越与重构的内在理路。 事
实上， 对于京味文化的认识， 无论是基于其城市文化史还是地区社会史讨论
的层面， 或者对于城市建设的经验镜鉴而言， 都有着独特的思想价值， 俨然
成为当代北京文化建设、 认同重塑和市政决策最重要、 最接地气的历史资源。
一 京味文化的概念谱系
京味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京味文化， 几乎包罗万
象， 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各个阶层互相关联。 狭义上的京味文化， 是北
京文化与京师文化的近代综合体， 且与京味文学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相
对来说指称的圈层较小。 京师文化是京味文化得以发展演进的基础。 如果
出于文化分期和研究层面的考量， 京师—京味文化在概念上或可以界定为
两个讨论对象， 但是在内涵上很难对立为两种不同的边界。 从中国古代后期
至今， 北京作为都城的时间远远大于非都城的时间， 文化演进过程中 “京师”
的色彩不可避免地消解缓慢， 成为一种文化惯性。 京味文化是在京师文化基
础上的衍生， 并扩展为一种更为市井和底层的文化体系， 两者都具有明显的
“京都韵味”①。 也就是说， 京师—京味文化是一个历史相继的文化统一体。
① 李淑兰: 《京味文化史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 页。
·128·
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即便是有表现内容的差异， 也属于文化枝干上的次级结构和文化内容再度扩
充的结果。
北京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重要起源地， 同时在 “ 帝都” 历史中也孕育
出元明清大一统的辉煌文明。 元明清之后，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
城市建设中轴纵贯、 左右对称、 规整严谨， 多具庄严雄伟， 可谓 “ 诚万世帝
王之都”， 充斥着南来北往的旅居者、 常住者和京籍人， 共同塑造了与京师文
化在动态平衡发展的京味文化。 辛亥革命之后， 在权力结构分化与文化思潮
的多重张力之下， 北京文化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步入历史行进的现代性话
语中， 文化认同逐步多样多歧， 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 都有极大的不平
衡性。 尽管晚清以来传统的衰落是一种 “失控” 的现代性， 但是过去的魅力
仍然引领着对原乡有特殊感情的个体用尽全力去探索与追寻。 京味文化的乡
土特质与象征价值， 在各类文本书写中呈现出极大的 “非规划性” 一致。 百
多年京味文化史的演进与变异， 则充分透视出北京社会变迁的自然过程。
京味文化是目前社会各界对老北京文化一种较为凝练和恰切的指称， 突
出了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但是， 京味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是比较晚近的。
80 年代以来， 关于京味文化才逐步有了较为学理性的讨论。 民国时期， 京派、
海派文化作为两种具有竞争性又具共同性的文化被社会所知， 京派文化一度
是北京文化的代名词。 1928 年之后，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北京改名为北平，
设立北平特别市， 首都地位暂时性退去， 旧京、 老北京、 故都等称呼在知识
分子的记述和民间社会的口耳中才成为较为通行的说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万象更新， “老北京” 一词又是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新北京而言
的概念。
从社会文化的演进而言， 现代意义上的京味文化， 大约形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并且在之后几十年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和革新， 这一过程与北京
城市的发展互为表里， 共同构成了北京文化进程的内部脉络。 从性质上来说，
京味文化不同于宫廷文化、 贵族文化、 士人文化等带有政治性或精英性的文
化， 更多是一种庶民文化、 大众文化、 民间文化。 当然， 随着民国北京政治
性的消退， 京味文化不断与各类文化形式交相融通， 最终造就了一种比较广
博宽阔的地域性文化特质， 几乎囊括了参与其中各个社会各阶层的意识表达
和日常话语， 呈现出某种共享色彩， 与帝制末期和民国前期政治社会的转向
颇为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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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京味文化与社会变迁相联结， 就是一个生活的众生相。 “ 传统” 与 “ 现
代” 文化的交织冲突， 深刻体现于城市空间之内。 与上海的 “ 魔都幻影” 与
“摩登之气” 不同， 北京文化在京味的新旧之间展现出特殊的张力。 1911 年
辛亥鼎革之后， 作为故都的老北京， 更多的是一种比较古雅和相对保守的城
市印象， 俨然成为一个有生活味、 有文化气和有古朴风的北部中心， 散发出
独特魅力。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 “文化古都” 与 “ 摩登上海” 形成了一个鲜
明的对比， 这是近代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最显著的区别。 上海开风气之先，
北京似乎略显滞后， 但是这种慢节奏却恰恰是传统与现代之间一种微妙的张
力， 规避了矫枉过正的文化焦虑。 正如 1906 年时， 《 京话日报》 的主笔彭翼
仲在其文章中所言: “北方风气开的慢， 一开可就大明白， 绝没有躲躲藏藏的
举动。 较比南方的民情， 直爽的多。”① 也就是说， 北京让京味之所以成为京
味， 京味让北京之所以成为北京。
京味文化包括了多种元素， 最重要的有四种: 宫廷文化、 缙绅文化、 庶
民文化和中国化之后的西方文化。 其中， 前三种文化体系容纳了社会各个阶
层及其所属的文化圈层， 而中国化后的西方文化， 则与近代中国的变局与处
境密不可分。 也就是说， 前者属于传统的， 后者属于现代的， 但彼此并无优
劣之分， 共同构成了京味文化的内在系统。 需要注意的是， 京味文化的构成
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等有机内容， 传统儒家宗庙文化具有深厚的生
存沃土， 汉化佛教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道教信仰依然在民间社会繁衍流传，
这些方面也是不能忽视的， 如赶庙会、 教堂礼拜、 清真菜、 敬门神、 打鬼等
民间习俗和饮食习惯烙印于老北京人生活的印迹中。 1912 年之后， 北京各个
民族之间， 在历史的沿革中， 不断交融， 正如清帝退位之后所 “ 宣示皇族暨
满、 蒙、 回、 藏人等， 此后务当化除畛域， 共保治安， 重睹世界之升平， 胥
享共和之幸福”， 实现了彼此界限的融通。
实际上， 京味 (儿) 文学在概念上是早于京味文化的， 民国时期不少京
派作家， 都创作过大量蕴含京味色彩的作品。 北京方言纯朴、 纯净、 平实、
口语化、 大众化， 传统味浓重， 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 近代以来， 城市人
的 “乡愁情结” 与乡村人的 “ 城市渴望” 在发展中构成了文化的两极结构，
乡民进京与市民思乡同步进行、 潜滋暗长。 京味文学在物象上， 不仅有反映
① 彭翼仲: 《北方人的热血较多》， 《京话日报》 1906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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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北京乡土特质的物象， 如北京的小胡同、 四合院、 大杂院、 白塔寺的庙会、
厂甸春节、 小酒铺闲聊、 马路边唱戏等内容， 还有一些作品反映出城乡差异
和来京民众心理状态的。 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历史话语中， 京味文化往往是在
现代、 都市与古朴、 乡愿的二元描述并存的。 邓友梅、 陈建功、 刘心武、 刘
进元、 殷京生等人都在深情描摹京味的物象与延伸， 例如 《话说陶然亭》 《寻
访画儿韩》 《双猫图》 《那五》 《烟壶》 《辘轳把胡同 9 号》 《找乐》 《鬈毛》
《放生》 《耍叉》 《傻二舅》 《圆明园闲话》 《画框》 《傻子娶亲》 《红点颏儿》
《少年管家前传》 《钟鼓楼》 《云致秋行状》 《安乐居》 《没有风浪的护城河》
《坛根儿的人》 《老槐树下的小院》 等作品， 塑造了老管、 甘子千、 金竹轩、
李忠祥、 沈天骢、 崔老爷子、 二舅、 甘德旺、 苗望水、 胖老头、 瘦老头、 五
爷、 韩德来、 那五、 乌世保、 赫老等身份不同的艺术形象。 总而言之， 京味
文学的特征， 既有官场、 商场兼及医卜星相、 三教九流的内容， 也包括了政
治状况、 社会风尚、 道德面貌和世态人情。 故而， 京味文学与京味文化之间
是互相成就、 难分彼此的。
很明显， 管窥蠡测， 从封建堡垒的京师到现代城市具体的演变， 京味文
化作为一个介入北京文化研究的窗口， 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 “北京学是一门
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性、 典型性和普遍性、 世界性和时代性的大课题。”① 陈平
原先生在讨论 “北京学” 时， 指出 “ 北京学” 应该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 城
市史； 第二， 城市学； 第三， 城市文化②。 京味文化不仅与城市史和城市学内
部发生联系， 而且也应包含于城市文化之中， 并属于最能代表北京的城市文
化。 作者又说: “相较于一百多年的上海或 30 多年的深圳， 北京的地层太复
杂了。 不说建城三千年， 单是建都八百年， 就够你忙乎的了。 不仅传统与现
代、 中国与西方， 还有南北文化的交融， 以及不同民族对话的深刻烙印。”③
因此， “北京学” 层次丰富， 线索复杂， 深沉有趣， 潜力极大， 但要想把它做
深、 说透、 写好， 则很难， 可谓中肯之论。 不过， 尽管京味在内涵和对象上
似乎并没有一个界限分明的判定， “京味几乎是一个大箩筐， 什么都可以往里
装”。 但是就基本状况来说， 京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范围基本重合， 应当包
① 王光镐: 《北京历史文化特征新探》， 《北京日报》 2015 年 6 月 29 日第 21 版， 第 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