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7
② 陈平原: 《 “北京学” 的腾挪空间及发展策略》， 《北京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6 期。
③ 陈平原: 《 “北京研究” 的可能性》， 《北京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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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 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 社
会生活与京味文化之间， 是一种同向同构的共生关系。 作为一个以农耕文
明为母体的国度， 京味文化在最初形成过程中， 商品流通主要以小手工业、
农产品、 山货等与农业相关的物品居多， 而休闲娱乐也基本上延续着京师
文化时代士人所需求的范畴。 总之， 京味元素在政治中成长， 又在改朝换
代中不断更迭。 在明清的北京市井社会， 居住的城市尚未发育成为一个具
有西方式、 现代化的生活空间， 但却沿袭着农耕生产方式和商业百业特色
的都市风趣。
京味具有市井性， 更多是一种文化韵味， 与普通民众的民俗生活和社会
日常相互交织、 有机结合。 由于显著的混合特性， 既有某种尊贵特点， 又有
“草根气”； 既有高雅的层面， 又往往与市民好恶相结合； 既存在于象牙塔的
学校中， 又凸显在街市胡同内。 正因京味构成的多样性， 我们可以从社会生
活的多个方面看到京味的影子。 城市是文化的物质承载和个人具体活动在空
间上的投射。 李淑兰在 《 京味文化史论》 中总结中国古代北京的文化有两
个鲜明特点: 第一是底蕴厚实， 可以用深、 博、 精三个字概括； 第二是内
涵丰富， 兼容并蓄。 而京味文化则不同于京师文化， 京师文化是以 “ 帝都”
为核心， 由此展演出的皇家气派和上流文化， 而京味文化是以 “ 市井庶民”
为核心， 最初渊源和整合自京师文化， 从晚清开始催生出的具有民间特质
的社会文化， 其发展轨迹和近代化的过程息息相关、 相伴而行， 是一种满、
汉、 西融合型文化， 并在社会变迁中发 展 为 可 以 代 表 京 城 风 貌 的 地 区 性
文化。
总而言之， 京味文化是一个体系庞大与内涵厚重的文化世界， 实实在在
与北京城市相伴而随存在了百多年， 并自始至终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 形成
机理乃至外来因素进行着创造与扩展， 最终在动态中变革为一个中西交融、
雅俗共赏和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模式。 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 京味文化在很大
范围内支撑着一个城市的品格和气质。 京味文化演进至新时期， 应赋予其新
价值。 在适应现代生活的前提下， 无论是旅居北京还是常住北京， 对于每位
个体来说， 京味不是一种户籍， 也不是一种身份， 而是一种感悟、 认知乃至
生活———一种自由、 平等与舒适的人居环境， 这是京味文化在当今社会应有
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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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二 京味文化的形成机制
基于帝都气象的导引， 北京成为东方皇城的典型标志。 元代之后， 北京
步入了大一统的都城时代。 帝国北京的政治屋檐下， 融合了传统时代人们向
往流动的极限。 政治是影响中国社会风貌的显著因素， 作为 “帝都” 的北京，
在近代化过程中， 成为与上海对峙的南北 “ 双星”， 俨然一幅北部中国的画
卷， “ 假如政府南迁， 教育文化机关又要南迁， 北平便不想活矣的境地”①，
民国学人就意识到北京的繁荣离不开政治的支持， 政治元素根深蒂固且渗入
城市变革之骨髓， 甚至国都地位不复之后， “国内各市之岁入状况， 实以北平
最为贫困”。 我们将目光转移到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境， 商业文明与西方文化的
扩展也具有一个按照城市层级顺序的传播过程。 作为京师的北京， 其城市层
级和所承担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带有多元色彩， 文化也在与城市扩张过程中相
互激发， 蔚为大观。 也正如民国时钱穆所言: 北平如一书海， 游其中， 诚亦
人生一乐事。 京风—京味酝酿于历史的发展中， 京味是一种北京文化的地域
呈现。
众所周知， 北京的历史极为厚重， 北京文化的源流亦在历史延续中相当
深远。 历史与文化密不可分， 早在 20 世纪初， 北京就被学术界与西安、 洛
阳、 南京、 开封并列为 “五大古都”。 在之后的历史沿革与变化中， 学术界虽
也有六大古都、 七大古都等不同说法， 但是北京作为中国古代后期的第一大
古都确属不容置疑。 以文化类型区分中国古代的演变， 有人提出长安文化、
汴梁—临安文化、 北京文化三种沿革性线索， 北京当然也是没有缺席的。
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 《 历代宅京记》 中， 就对北京的地理优势和自然
物产有独到的描述， 称赞北京真乃 “ 帝都” 也， 煌煌然达近千年之久。 根
据考古发现， 在五十万年之前， 周口店猿人就点燃了北京文明的第一缕光
辉。 到了公元前 3000 年， 人口密集的部落就出现在这片土地之上②。 经典文
献 《礼记》 中有载: “武王克殷、 反商， 未及下车， 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作
为西周封国的蓟城， 乃是见于文献之中较早的王都。 “山环水抱必有气”， 幽
① 铢庵: 《北游录话·2》， 《宇宙风》 第 20 期， 1936 年 7 月 1 日。
② 王勇: 《京味文化》， 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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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州王气盛况， 后见之明的堪舆学家和风水学家对北京的地理位置曾有以上论
断。 不过， 其言虽不足采信， 却也说明了北京的地理位置确实优越， 是王朝
建都的不二选择。① 中国古代前期形成了长安—洛阳为代表的东西两京制度，
到了古代后期则逐渐转变为以北京—南京为代表的南北两京制度， 实现了方
位的历史转变。
政治中心是北京近千年来最核心的城市功能和最突出的城市色彩， 能
够决定北京城市发展方向的首要因素， 无疑是政治中心独有的无比强烈的
权力驱 动。 在京味文化的发展中， “ 京韵大气” 是首要的， 文化发展 于
“京” 的基础之上， 如元朝开设烧制琉璃的官窑， 是琉璃厂之名的来源。 清
代康熙后期， 官方为了皇宫的安全， 将原来习惯在内城举办的灯会和书肆
下令移到琉璃厂窑前， 于是形成了春节逛厂甸的习俗， 琉璃厂不断发展，
演变为琉璃厂文化街， 乃至成为 “ 京都雅游之所” ， 这些都是政治塑造下京
城秩序与生活的体现。 伴随着之后多次的历史变迁， 尤其是近现代的政权
更迭， 以城市布局与建筑存废为主要象征的北京城市命运几度起伏变幻。
当然， 政治因素对北京的塑造优劣互见， 也势必继续左右城市发展的未来
运行轨迹。②
明清之后， 北京城市设计精巧， 有 “ 通都九市十三门， 毂击星街； 神策
五营廿四旗， 翼分卦位”③ 之誉。 当清代城市贫瘠的市井生活中投射出京味的
影子， 这种文化背后又与城市的进步如影随形， 北京在此过程中凸显出皇城、
都市与市井三股神奇的火焰， 共同构成了魅力京华独特的精神与意蕴。 可以
确认， 一种城市文化的形成往往与城市位置和层级息息相关。 法国年鉴学派
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研究威尼斯、 安特卫普、 热那亚、 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
欧洲城市时， 认为: “城市是与其相关的区域不可分割的， 由中心城市、 次级
城市以及这一区域的腹地形成一个等级制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内， 中心城市
在经济上剥削和统治次级城市和乡村。”④ 实际上， 在传统中国城市地理中，
① 除了地理位置优越和险要， 明清两代建都北京还有基于北部边疆安定与威服游牧民族的现实
考量。
② 孙冬虎: 《政治塑造北京: 改朝换代之下的城市命运》， 《北京史学论丛》 (2015 年)， 群言出
版社 2016 年版， 第 10 页。
③ 于敏中等编纂: 《日下旧闻考》，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2 页。
④ 布罗代尔: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 3 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1993 年版，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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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一省的省会是其唯一的政治中心， 同时也往往是唯一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但是， 在与西方文明交汇以来， 新沿海城市的兴起打破了这个传统框架。 一
个地方的兴盛， 先以经济—文化中心的面孔出现， 而后才卷入政治旋涡。 因
此， 在沿海省份中造成了二元或多元的中心， 如辽宁的沈阳与大连， 河北的
石家庄与唐山， 山东的青岛与济南， 浙江的杭州和宁波、 温州， 福建的福州
和厦门， 广东的广州与汕头。 故而， 在全国范围内， 大致形成了北京 ( 或南
京) 与上海的二元中心①。
抹去细微性的历史差异， 从整体上看，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是有朝廷
而无民间。 明清之后， 城市管理除了被权力统辖的衙门机构之外， 还有以绅
士为核心的官民连接体制。 清末各色民间团体、 职业类型的发展， 城市图景
的多元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近代以来， 中间力量或者说中层社会的
发育， 在辛亥革命之后又演变为国家—社会的双重模式。 我们知道， 京师时
代的北京文化， 无疑是建构于政治的驱动之下， 即使是市井文化和民间力量
有所衍生， 也属于派生的产物， 很难有施展的空间。 而政治体制的变革乃至
民国时期北京都城地位的失去， 客观上使得民间文化呈现出另类的辉煌， 可
谓京味文化发展的黄金期。 也就是说， 从京师文化到京味文化的转型， 是多
因素导致的。 既有政治力量的消退， 也有民间力量的兴起， 更有社会结构变
革的内部原因。
清代帝京官僚与士人阶层多好饮宴聚会， 兼及文化交流活动， 借此建立
和强化人际网络， 形成了一种闲适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 精英群体对于饮食
宴会的需求， 也构成了市井生活繁荣的主要动力。 内外城交界地带， 最先兴
起一批饮食商肆并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为老字号。 民国之后， 饮宴逐步普及于
下层社会并扩而散之， 构成了现代城市风尚的元素之一。 1840 年之后， 北京
面临了百多年的风风雨雨， 晚清时期经历了西方列强的入侵， 民国年间经历
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和社会变迁， 曾经长期引以为傲的天朝上国和帝都气象，
在对外不断疲软中成为一个颇为矛盾的反讽， 失去了曾经荣耀的光环。 1949
年之后， 北京以新的面貌与精神走进了共和国时代， 开启了新的历史阶段。
清代早期确立的旗民分治体系， 分流和重构了北京城的商业和人口格局。
① 周振鹤: 《从北到南与自东徂西: 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考察》， 《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8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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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随着中后期等级制度的渐次破解， 内外城秩序从朝廷擘画的有序模式走向无
序发展， 民人拥入内城而旗民四下分散， 以至于混杂而居， 之前那种严密的
军事化组织不复存在， 这就使得旗人—民人的制度藩篱成为陈迹， 更加催生
了丰富的社会生活。 大到岁时节气、 婚丧嫁娶， 小到日常交际、 柴米油盐，
京味的范畴和特征雅俗共赏， 渗透于个人的生活品位和交往过程内。 京味是
扎根于老北京的特色文化， 在动态的历史进程和特色不一的地域文化中， 其
认同的标准和形式或有所差异， 但其一定是与民众贴近同时又反映民众日常
生活结构和内容的。 历史时间的流逝给城市文化带来了调和的空间。 京味酝
酿于北京建城、 建都的历史过程之中， 而作为一个概念的京味文化、 一种生
活方式的京味文化和一个接近民众生活的京味文化， 其正式形成则在于 20 世
纪初期。 当然， 京味的形成与塑造， 在于以北京为空间， 婚丧嫁娶、 方言民
俗、 民间艺术等社会现象逐步定型与释放， 并影响到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与
社会交际。 同时， 京味文化的扩展， 则在于近代传统士人与新知识分子对于
北京文化的颂扬与追索， 并最终演变为颇具特色的地区文化、 社会文化， 共
同展示着北京的独特魅力。
新中国成立前， 社会环境与文化冲突日趋剧烈， 京味文化的形成与民众
的日常生活、 赶集庙会乃至休闲娱乐息息相关， 与跋山涉水、 舟车劳顿来京
的外籍人员相比， 北京人的短距离交际、 贸易等活动， 发展出独特的京味空
间。 代表着京味特色的一些生活方式， 在社会交往中从甲地传到乙地， 由张
三传给李四， 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 京味的具体行程过程， 也
是北京城市的演变过程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变迁轨迹。 实际上， 京味文化在很
长时段里以京师文化的面孔出现， 故而我们不应把京味文化看作固定不变和
静态的概念， 京味的生命力也在于不断更新。
京味是一种城市文明， 但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城跟今天比依然是很
小的。 赵园回忆， 直至八九十年代， 三环路边还有农田， 是近些年出生的新
北京人难以想象的。 京味来源于最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 随着人
们生活的多样化， 京味的内涵也随之变动。 正因城市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和文
化要素的多元性， 诸如 “皇城文化” “民俗市井文化” “民族宗教文化” “士
子文化” “商贾文化” “梨园文化” “手工艺文化” 等次级文化形态也兴盛勃
发。 京味是 “紧贴肌肤” 的， 沾染于城市发展的每个毛孔里， 一点一点地在
生活中汇成城市的性格和巨大的张力。 这也是京味独特的生命力， 皇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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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随着政治控制力变化大盛大衰， 而京味文化不温不火， 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
展形态。 也就是说， 京味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京味仍在不断扩充、
继续完善和新陈代谢， 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并且， 相信在历史的沿革中， 终
将会成为一个京味荟萃的优秀文化系统———自然， 作为文化的京味应该是健
康、 积极向上和有生命力的。
三 京味文化的历史演进
自 1987 年以来， 北京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
的， 就先后有故宫、 长城、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颐和园、 天坛、 明十三陵
共 6 项极具北京特色与文化的重要历史建筑及人类遗迹， 皆是世界文明的瑰
宝与遗存。 而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名录的包
括: 智化寺京音乐、 昆曲、 天桥中幡、 “聚元号” 弓箭制作技艺、 荣宝斋木版
水印技艺、 厂甸庙会、 京西太平鼓、 京剧、 北京抖空竹、 景泰蓝工艺、 象牙
雕刻、 雕漆工艺、 同仁堂中医药文化共 13 项。 除此之外， 北京市共有文物古
迹 7309 项， 99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含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的北京段)、
326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5 处国家地质公园、 15 处国家森林公园， 这些都是
北京灿烂文明的历史活化石。
京味文化的许多特点， 既有北京自身的因素， 也有外来的诸多因素。 这
个外来， 包括了其他地区， 也包括了其他国家。 自元代之后， 北京五方杂处，
汇集全国各地精英， 人口呈现翻倍式增长。 北京人的构成非常广泛， 包括皇
族、 贵族、 官员、 胥吏、 商人、 普通市民、 手工业者及流民、 乞丐等。 明代
北京作为都城， 万历六年 (1578) 北京地区总人口 185 万人， 城市人口约 80
万人； 清代北京作为一统国家的都城， 光绪八年 (1882) 北京地区总人口达
245 万人①， 其中城市人口约 80 万人，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则有 94 万
人②。 京师行人辐辏， 毂击肩摩， 清廷虽然严禁无业游民和来历不明之人在京
城停留，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难以阻挡外地人来京的急切脚步。 到了 1930
① 韩光辉、 王洪波: 《封建王朝上升时期北京人口增长的社会经济机制》， 《 北京史学论丛》， 北
京燕山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68 页。
② 韩光辉: 《北京历史人口地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28 页； 王均: 《1908 年北京
内外城人口与统计》， 《历史档案》 199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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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年， 北京常住人口达到 150 万左右。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驻华官员、 外国传
教士、 游历者， 北京的人口结构越发复杂， 京味此刻呈现出多元的底色与气
息。 16 世纪之后， 接受过欧洲良好教育的传教士， 陆陆续续漂洋过海， 开启
了东方之旅， 尽管目的各异， 但是带来了与中国传统完全有别的西风。 清朝
建立之初， 耶稣会士汤若望就担任了朝廷钦天监第一位西洋监正。 到了 “ 康
熙四十九年 (1710)， 中国共有 59 名耶稣会士， 并且至少有 70 处传教驻地和
208 所教堂”①。 北京作为帝国中枢， 情况更为复杂， 到了 1860 年之后， 正所
谓 “夷商既分布各口， 又得内地游行， 天主教布满天下， 夷酋住在京城， 中
国虚实， 无不毕悉”。 多元性造就了多彩纷呈的都市景观， 清代士人无不自豪
地形容北京之繁华: “凡天下各国， 中华各省， 金银珠宝、 古玩玉器、 绸缎估
衣、 钟表玩物、 饭庄饭馆、 烟馆戏园， 无不毕集其中。 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
热闹繁华， 亦莫过与此。”② 清朝帝制崩溃后， 以皇权为依托的宫廷文化江河
日下、 不断低沉， 最终融入京味文化之中， 成为平民喜爱和可以共享的文化
内涵之一。
事实上， 城市空间格局由封闭走向开放， 亦在于皇权式微和旗汉界限的
瓦解。 清廷最早试图通过分居的设计， 分列八旗， 拱卫皇居， 使得 “ 满汉界
限分明， 疆理各别”， 互不干涉， 各自群体有归属的居住范围， 从而形成了内
城和外城两个大的空间布局， 是一种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的具体表现。 然而，
随着旗民数量增多膨胀， 掣肘商业发展， 这一早期注定内城繁荣、 外城萧条
的格局到了清中期就显示出极大的弊端。 旗民分隔的制度划分逐步瓦解， 市
肆集中由官府统一管理， 定时启闭的惯例也慢慢不复存在， 皇城禁苑的庄严
渐次消解， 朝廷私有的城市空间向市民的开放， 各民杂处， 北京城市从划块
分割到走向一体化发展， 饱含京味的市井文化更加繁荣和健康。
民国以后， 北京的人口数量更是爆炸式增长， 大量贫困的旗人及其家眷，
大批外省客民以就业、 做工、 求学以及乞食流浪等原因迁来北京， “京师为人
海， 每年南来北往之旅客何止数千万”。 来自各地的商人、 士人在北京继续设
立会馆， 利用同乡等因素扩展社会关系， 使得会馆也成为京味文化的特色之
一， 同乡会也多具实力， 传播了全国各地的物质生产和地区文化。 据 1914 年
① 费正清: 《中国: 传统与变迁》，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82 页。
② 仲芳氏: 《庚子记事》，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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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6 月天津 《大公报》 的报道， 当时在北京城南各会馆或客店等候机会者竟达
11 万人之多， 和现在的劳务市场相比也不遑多让， 民国时期甚至有文人称之
为 “人鬼杂居”。 因此在一百多年前， 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游历北京之后
感慨道: “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 可以说， 旅居北京的人们为京味文
化的形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就都城整体模式而言， 清代北京的城市规模和辐射范围基本定型。 其形
制上， 大致是延续了元明两代的建造， 奠基了京味发育的建筑基础。 战国时
燕国置右北平郡， 西晋时右北平郡改称北平郡， 这是北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在行政地区名中。 1421 年， 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名北京， 以举国之力建设新京
师， 形成了明代南京北平凤阳十三布政使司的全国格局。 经过历代的建设，
北京皇城的分布逐步形成了 “里九外七皇城四” 的大致格局， 也就是内城有
九座城门， 外城有七座城门， 皇城有四座城门， 划分为东、 西、 南、 北、 中
五个行政区， 其中， 内城是政治和军事中心， 外城是配套的商业区和居住区。
清代北京以城墙为层次序列， 分为外城、 内城、 皇城、 紫禁城 ( 宫城) 四个
部分， 沿着城墙同心圆环绕。 朝廷秉持满汉有别的分居政策， 以皇城为中心，
内城周长约 24 里， 皇帝和他的后妃、 子女们住在紫禁城， 充满神秘感。 京师
的城门根据等级以及建筑规格的差异， 分为宫城城门、 皇城城门、 内城城门、
外城城门四类。 其中， 内城共辟 9 门， 北面 2 门为德胜门和安定门， 南面 3 门
为正阳门、 崇文门和宣武门， 东面 2 门为东直门、 朝阳门， 西面 2 门为西直
门和阜成门①； 外城辟有 5 门， 由东而西为广渠门、 左安门、 永定门、 右安
门、 广安门； 皇城内部辟有 4 门， 为天安门、 地安门、 东安门和西安门。 此
外， 在内外城衔接处还辟有东便门和西便门， 可通往城外。 故而， 又被称为
四九城②。 其中宣武门、 正阳门和崇文门及城墙是内外城的分界， 以北为内
城， 以南为外城， 所以外城也称南城。 从 1924 年开始， 北京政府又在前门与
宣武门之间开辟了一座和平门， 1927 年完工运行， 促进了城内交通的便利，
减少了来往车辆的拥挤。
北京是庄严方正的， “中轴突出， 两翼对称” 的建筑格局， 使得京师一派
① 清代主管内城治安、 兼管外城治安的机构被称为步军统领衙门， 由九门提督统领调配。
② 当然， 除了以上罗列， 城池还有一套防御体系， 包括城墙、 城门、 瓮城、 角楼、 敌台、 护城
河等多道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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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庄严气质。 中轴线贯通南北， 南起永定门、 前门、 午门、 故宫， 出神武门、
地安门， 北至钟楼， 长达 7. 8 公里。 皇城与内城里交错分布着宗庙、 官衙、
行署、 仓廒、 贡院、 防卫设施以及许多园林苑囿等建筑， 王宫府第和各等旗
民住宅错落其间， 而外城在清代中期之前则是商业的聚居区。 清人震钧曾说，
北京的主要商业区多达十余处， 客商川流不息， 一片车水马龙之景， 所谓
“京师百货所聚， 唯正阳街、 地安门街、 东西安门外、 东西四牌楼、 东西单牌
楼、 暨外城之菜市、 花市”。 清廷权力中枢地处京师， 对京畿长官多有制约，
机构叠床架屋， 也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的商业发育空间。 京师九门， 皆有课
税， 而统于崇文一司， 崇文门规范来往客商。 就以东直门来说， 是京城所需
木材运输与存储的必经之地， 清代在东直门外建水关， 管理进京货物。 又增
设 “春场”， 每至立春时顺天府尹于此鞭 “ 春牛” “ 打春”。 东直门外是三教
九流的汇集之地， 郊外盆窑小贩， 日用杂品占据瓮城为主， 但瓮城庙中的药
王雕像极为精细， 市人称 “东直雕像”。 砖窑大多云集在东直门外， 因此东直
门不仅走拉木材车， 还有砖瓦车行进的轨迹。 清人朱一新根据自己分纂的 《顺
天府志·坊巷门》 写成 《京师坊巷志稿》， 就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北京的坊巷胡
同， 不仅包括了各类官署与王公宅第， 其他诸如寺观、 会馆、 桥井也囊括在内，
仅仅记载清代北京有名的街巷胡同就有 2077 条， 地理分布可谓一目了然。
京味文化与商业文化交织于一体。 “前三门外货连行， 茶市金珠集巨商。”
北京德胜门城楼东侧， 曾是 “ 晓市市场”， 至今还有一堆以 “ 晓市” 命名的
胡同。 北京城中， 商贾云集百货齐聚， “ 京师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比户鳞栉，
皆系灯铺、 画铺， 共约五六十家。 所售纱绫、 玻璃各灯， 穷工极巧， 尽三冬
之力， 制造齐全”①。 除 “前三门” 外， 以朝阳门关厢最为热闹， 由于各地珍
奇经过， 也被称为奇货门。 1903 年， 东安市场选址在皇城旁边的东华门， 临
近八旗兵神机营的练兵场， 使得清初以来不允许经营商业的内城逐渐繁华起
来， 是北京建立最早的一座综合市场， 成为商业中心。 故而， 宣统年间有竹
枝词专门形容东安市场的兴盛: “新开各处市场宽， 买物随心不费难。 若论繁
华首一指， 请君城内赴东安。”② 据 1933 年的统计， 在市场内的 9 条通道中，
① 《图绘伶伦》， 《申报》， 清光绪丙子二月初七 (1876 年 3 月 2 日)， 第 2 页。
② 兰陵忧患生: 《京华百二竹枝词》， 载杨米人等编 《 清代北京竹枝词 (13 种)》， 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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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店铺 267 家， 摊位 658 个， 经营的商业种类有 60 种之多， 其中包括 16 个经营
区， 有畅观楼、 青云阁、 中华商场、 丹桂商场、 桂铭商场、 霖记商场和东庆
楼 7 个小商场， “百货杂陈， 游人如蚁， 殊为北平全市之唯一最大商场”①。 清
代中期以来， 逛厂甸亦流为风气。 京城以外的通州也是批发集散市场， 旗汉
分居制度消解后， 内城商业更趋繁荣。 民国十七年 (1928)， 正阳门的箭楼辟
为国货陈列所， 到了 30 年代又增设电影院， 1949 年艺人魏喜奎等组织大众游
艺社在此演出。 可以说， 真正意义上市民生活和商业繁荣， 基本围绕着内城
与外城及其相关的公共空间产生的。 在庄严的等级秩序之下， 祭祀建筑、 传
统的商业街区、 皇家庙宇、 传统居住区有机串联， 成为老城严谨规划背后的
市井活力。
近代京城承袭千年古都宗教文化的遗产， 儒、 释、 道宫观寺庙众多， 为
全国都市之冠②。 万寿山寺院众多， 圆镜寺 “霜寒半陂水， 木落一禅关。 食施
湖中鸟， 窗窥塞上山”。 佛教的法源寺、 潭柘寺、 戒台寺、 云居寺、 八大处，
道教的白云观， 伊斯兰教的北京牛街礼拜寺， 藏传佛教 (喇嘛教) 的雍和宫，
天主教西什库天主堂、 王府井天主堂， 基督教的缸瓦市教堂、 崇文门教堂等
建筑星罗棋布、 遍布街巷， 宗教文化也构成了京味的来源之一。 北京内城的
寺庙广布， 统治者时而支持时而又政策压制。 除了西式教堂开始兴建， “或曰
神父， 或称教友， 变换姓名， 各立标号”， 中国传统 “儒释道” 宗教场所则是
祭祀与信仰主流。 据相关统计， 明代北京有名可数的佛教寺庙数量约为 810
所。 清代之后， 朝廷不干预寺庙的建设， 这个数字成倍增长， 据美国学者韩
书瑞估计， 至少有 2500 多座。 乾隆年间编制的 《僧录司清册》 中登记了 2240
座北京寺庙， 这还只是有常驻僧人的汉传佛教寺庙， 大量藏传佛教寺庙、 道
教寺观及无常驻僧人的民间小庙尚不包括在内， 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估计。 政
局不稳定， 宗教从业者生计难以保障， 到了 1930 年， 北平市社会局登记的寺
庙数量则降到了 1734 座， 且这是全部佛、 道、 民间寺庙的总数③。 京师八门
瓮城内多数建有关帝庙， 安定门内建真武庙， “食施湖中鸟， 窗窥塞上山” 的
① 马芷庠著， 张恨水审定: 《老北京旅行指南》， 燕山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46 页。
② 习五一: 《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解析》， 《世界宗教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③ 鞠熙: 《碑刻所见 18 世纪北京内城民俗的变化》，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 期； 根据其他资料记载， 1928 年北京共有在册寺庙 1631 个， 1936 年 1631 个， 1947 年 728
个， 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寺庙历史资料》，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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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圆静寺， 象征佛教 “四大部洲”: “ 南瞻部洲” “ 北俱卢洲” “ 东胜神洲” 和
“西牛贺洲” 的万寿山谐趣园， 为乾隆年间兴建的藏式宗教建筑群， 这些遍布
京城的宗教场所和寺庙建筑， 乃是北京皇家信仰与民间风俗的重要表征， 也
成为京味滋生的空间。
规模不同的寺庙庵观曾经遍布在大街小巷与皇家宫苑之内。 北京朝阳门
外的东岳庙， 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区域的第一丛林。① “ 一弘天半澈， 百道润
边悬” 的京西香山碧云寺， 经乾隆诗歌的传颂， 香火鼎盛。 万寿前山智慧
海和殿前牌楼正面和背面有一个石额题字， 上书一首佛教的偈语: “ 众香
界、 祗树林、 智慧海、 吉祥云” ， 在清代为京师僧俗的朝拜圣地， 皇家推动
了宗教信仰的繁盛。 不仅如此， 以各种民间神祇为主题的寺庙也吸引了诸
多信众。 具体来说， 以庙会为核心的民众活动， 有耍狮子、 踩高跷、 小车
会、 旱船等。 技艺中有耍中幡、 拉洋片、 双簧等， 可谓 “ 灯花百货， 珠石
罗绮， 古今异物， 贵贱杂沓” ②， 令人大开眼界， 成为京味文化的派生品， 也
吸引了数量众多的香客， 正可谓 “ 击太平鼓无昏晓， 跳百索无稚壮， 戴面具
耍大头和尚， 聚观无男女”， 宗教活动与商业买卖交叉化发展， 别有意趣。 定
期集市的庙会有土地庙、 花市、 白塔寺、 护国寺、 隆福寺、 东岳庙等， 京城
民俗终岁勤苦， 间以庙会为乐， 清代人称为城郭之间， 五顶环列③； 京师周
边， 二山兴盛。 根据 《 燕京岁时记》 的记载: “ 开庙之日， 百货云集， 凡珠
玉、 绫罗、 衣服、 饮食、 古玩、 字画、 花鸟、 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 星卜、
杂技之流， 无所不有。”④
四月潭柘观佛蛇， 已成清代京城之民俗。 临近 “浴佛法会” “莲池大会”
“龙华圣会” 之时， 善男信女与游玩散客， 云集古寺。 至迟于清乾隆年间， 北
京东部的丫髻山与妙峰山在民间并称 “ 二山”， 都是北京百姓朝顶进香的圣
地。 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 是妙峰山进香的时间， 对市民有强烈的吸引
力， 据 《燕京岁时记》 记载: “每届四月， 自初一开庙， 半月香火极盛。” 每
① 李俊领: 《底层政治: 民国北平东岳庙道士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治理》， 《 福建论坛》 2019 年第
2 期。
② 丁世良: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2 页。
③ “五顶” 是对老北京五座碧霞元君庙的俗称， 具体言之就是东直门外的东顶、 左安门外弘仁
桥的大南顶和永定门外南顶村的小南顶、 西直门外的西顶、 安定门外北顶村的北顶， 以及右安门外十
里草桥的中顶； “二山” 是说丫髻山和妙峰山。
④ 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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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逢节庆或定期集会时间， 40 里山路灯火不绝， 有那 “自了心愿” 的茶棚、 粥
棚和给香客缝鞋的缝绽老会， 给予游人极大方便。 四月十八是碧霞元君诞辰
之际， 京城民众 “群从游闲， 数唱吹弹以乐之。 旗幢鼓金者， 绣旗丹旃各百
十， 青黄皂绣盖各百十， 骑鼓吹步、 伐鼓鸣金者称是”。 几乎是 “大抵四时有
会， 每月有会。 会则摊肆纷陈， 仕女竞集， 谓之好游荡可， 谓之升平景象亦
可” ( 《旧京琐记》)。 城市生活中既有宫廷礼乐仪式， 也有城市艺人的日常演
出与民俗节庆中的底层游艺， “绝活儿” 与 “玩把式” 成为天桥附近与城郊
庙市独特的风景。 可以说， 以寺庙为中心的集市和进香等活动， 促进了地方
经济与商业往来， 构成了民众日常交际的公共空间， 各个阶层之间沟通加强
和跨行业往来也成为一道社会景观。① 庙会庙市的兴衰和民间宗教的逐步世俗
化， 成为京味生活中特有的历史图景。
明清之后， 北京除了皇族、 官员之外， 平民主要由读书人、 技艺人、 商
人、 宗教从业者和一般劳动者组成， 其中以下层绅士人数为最多， 大批不事
生产的皇族贵胄和官员商绅， 他们的消费需求和生命内容激发了京师社会生
活的繁荣。 北京具有奇特的融合力， “天朝” 不仅 “怀柔远人”， 亦 “凝聚万
方”， 不同出身、 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 不同阶层乃至不同国家的人会集北
京， 使得北京自元代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和国际化的大城市。 欧洲同期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