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8
市， 基本都没有达到北京同等城市规模。 根据相关研究， 整体上清代北京城
的主要商业中心， 大致围绕皇城均匀分布， 内城的商业中心主要服务于周围
居民， 以综合性的零售业为主； 外城的商业中心不仅服务于城区居民， 还为
郊区农民和更远的商业腹地提供商品， 长途贩运贸易和中转批发贸易所占比
例较大②。 到了民国， 北京外籍人口已经有了一定比例， 而且外国商品也成为
市面随处可见之物。 北京西单与南城一带的三友实业社、 真光照相馆、 雀巢
公司、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化妆品公司等大中小企业纷纷成立。 据记载， 在
1935 年厂甸春节庙会集市上， 在百余家玩具商摊中， 有 80 余家销售日本玩
具③。 在清人吴趼人的小说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就写有商家 “ 把门面
装潢得金碧辉煌， 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 罗列在外”， 洋货从晚清开始就成为
① [美] 韩书瑞: 《 北京: 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1400—1900)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② 刘新江: 《清代北京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初探》， 《城市史研究》 2009 年第 00 期。
③ 刘娟等选编: 《北京经济史资料》，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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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市井生活中的一个历史符号与商品印象。
经济要素的变革带来了强势的城市变革， 也给很多民众的生活取向与情
趣赋予了很多纵深化意义。 繁华的商业区和流转集市，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
体验， 提供了物资集散的空间， 也给京味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广阔的舞台， 有
一首竹枝词形容北京由宣武门外的香厂市场改为新世界商场的盛况: “香厂翻
成新世界， 如云仕女杂流民。 五居楼阁冲霄起， 戏馆茶寮百味陈”， 可以 “说
一时市女骈集， 较之厂甸或且过之”①， 融合有戏剧、 电影、 魔术、 杂技、 曲
艺等多种演出场地； 1919 年建造的城南游艺园， 亦包括了剧场、 电影场、 舞
场、 旱冰场、 保龄球场、 曲艺场、 杂技场， 热闹非凡。 甚至， 民国时期的集
邮爱好、 投资股票等活动， 也蔚为一时之大观。 清代皇家专饮位于颐和园西
五六里的玉泉山之水， 康熙云 “酌泉水而甘”， 乾隆亲题 “功惩无双水， 名称
第一泉”， 其 “水清而碧， 澄洁似玉”， 采汲之水经西直门入宫。 而普通民众
多凿井而饮， 据清光绪十一年 《京师坊巷志稿》 记载， 北京内外城共有水井
数 1258 个， 大多水质咸苦， 只有极少数甘甜， 能饮用的不多， 只有王府井附
近的水质尚可。 “京师自来水一事， 于卫生、 消防关系最要， 迭经商民在臣部
禀请承办。”② 自来水引入城市建设与规划之后， 习惯水井抽水的北京人感慨:
“机关一启， 汩汩其来， 飞珠走雪， 如天然之泉脉， 巨室既引之， 厨房、 浴室
亦联于铜管， 取之不竭， 足食足用。 各大街之口， 亦有龙头， 由附近铺户代
售水等。”③ “一自维新修马路， 眼前王道始平平”， 市政建设的完善改变了北
京的风尘。 《都门竹枝词》 中所说的 “马蹄过处黑灰吹， 鼻孔填平闭眼皮。 堆
子日斜争泼水， 红尘也有暂停时”， 大大改观。 无疑， 新生事物和方便快捷的
民用技术给老北京人带来的心理震撼是可以想见的。
18 世纪中期之后， 无论是各个差会传教士还是来华游历者， 摩肩接踵，
对于京师北京的描述， 除去少许所谓 “慕中华礼义” 之客的猎奇描绘， 或会
集中于对新颖的习俗民风的称道， 在大部分情况下， 行文中蕴含有一种西式
文明的优越感。 中国人慵懒散漫、 贫病麻木和缺乏活力的形象， 被淋漓尽致
地展现和集合于对城市日常的观察之中。 可以说， 京味文化又是在夹杂痛苦、
① 京都市政公所编: 《京都市政汇览》， “关于劝业行政事项”， 1914 年， 第 104 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 《北京自来水公
司档案史料》，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4 页。
③ 林传甲: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42 页。
·144·
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狼狈不堪的民族情感中形成的。 因此， 解读 “京味” 之沉重， 也在于它身上
又背负着极为沉重的历史积淀。 值得一提的是， 晚清北京 “ 帝都” 环境的变
化， “各国不能不仰息中华”① 的既定印象猝然破裂， 给京味同时带来了机遇
与挑战。 也就是说， 欧风美雨的广泛传播， 社会时局的巨大变化， 使得北京
的社会生活和城市景观更为多元化， 市政建设、 城市改造乃至商业空间愈趋
定型， 奠定了京味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光绪初年至于清末新政时期， 象征
文明的电车、 汽车、 火车乃至与城市管理相关的警察制度、 消防措施已经初
具雏形， 成为京味文化升级的基础。 实际上， 西方人眼中的北京， 是一个不
断变化的印象。 伴随英法联军侵入北京， 一批欧洲人于 1860 年开始以胜利者
兼现代文明传播者的双重视角重新观察北京城。 对比 13 世纪西方世界所形成
的北京乃是 “无与伦比” 之城， 以及 17 世纪晚期传教士留下的富丽之城的记
载， 1860 年的入侵者对北京的印象发生了严重的断裂②， 原本震撼于东方文
明的西来者此时则嗤之以鼻， 北京几乎成为一个文明衰颓的象征符号， 有时
候还遍布 “残垣断壁、 碎砖乱瓦”。
船坚炮利的锋芒遮掩不住现代化渗透的车速， 也给京人的生活模式带来
了别样的日常体验。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耕地不用牛， 点灯不用油”， 原
本在士人眼中的奇技淫巧逐步内化为生活的必要组合， 蔓延于近代中国社会
发展的脉系之内。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加深了京味扩展的空间， 从清末开始，
最早仅仅在东交民巷出现的电力照明， 逐步在北京广泛使用， 这使得夜晚的
北京市井生活增添了很多内容。 使城市夜晚呈现出不同于白日的另一种景象，
斑斓的灯光不仅渲染了都市的繁华， 更极大增添了诸多生活内容， 夜生活的
概念随之产生， 人们的时间观念得以扩展， 生活方式也相应改变。 行文至此，
我们稍作总结， 晚清至于民国时期， 北京城市生活的变化， 不仅表现在城市
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增多。 各种新兴因素在为城市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
也对北京原有的城市文化传统与市民的生活方式产生很大冲击。 这里主要包
括三种新的趋向:
第一， “王气” 渐次消沉， 市井气、 京味文化通过日常生活的丰富， 逐步
建构起来， 京味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结构中不断扩张， 塑造着京城的生
① 齐思和整理: 《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 卷 2 第 1 册， 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第 100 页。
② 周增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国际形象的断裂与重塑》， 《北京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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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活节奏和商业模式。
第二， 西式元素纳入京城文化的演进系统内， 使得京味在洋气、 市井气
和 “传统气” 中渐次形成， 京味逐步向最基层渗透， 并衍生为颇具平等色彩
的底层文化， 在民间开枝散叶。
第三， 由社会生活变化引发的思想变化， 活跃开放的社会潮流， 与京味
文化互动互生， 在消费需求的催动中， 最终影响到了京味文化的近代化走向，
演变为代表北京的地方性文化， 也影响了近代北京的城市底蕴。
结 语
元明清的京师文化是一种辐射全国的政治文化， 以宫廷文化为主体兼及
士人文化。 而京味文化更多是体现为一种地域性文化， 以民间文化为主体而
辐射至各类亚文化。 进入 20 世纪之后， 古都北京逐步由封建 “帝都” 走向现
代化大都市， 京味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 一部京味文化史， 就是一个近代中
国京畿社会变迁的缩影与窗口。 京味不仅是市井生活的折射， 也与政治格局、
经济贸易、 文化转型和知识阶层承袭息息相关。 京味文化在刻画和渲染着城
市纹理和色彩的同时， 也将此种味道上升到惯性的层面， 影响和塑造着民众
的生活。 所谓京味， 并不是单一的皇家文化或士人雅文化， 而是一种庶民文
化、 宗教文化和俗文化的多元形态， 几乎囊括了参与其中各个社会各阶层的
意识表达和日常话语， 呈现出某种共享色彩， 与帝制末期的政治社会的转向
颇为暗合。 正是在北京这个 “ 众音齐奏” 的舞台上， 每位参与者各抒己见，
各个社会阶层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不同的文化现象陆续交响， 亿兆斯民同构
共生， 这些只言片语不断交织在一起进而连续递进， 演奏出贴合京师肌肤与
历史资源的一种声乐共鸣。
著名文学家老舍曾说: 没有民族风格的作品， 是没有根的花， 它不但在
本乡本土活不下去， 而且无论在哪里也活不下去。 人类总是在时代变迁中明
白过去的价值， 也更加珍视过去的意义。 作为地方文化的京味文化， 与京师
文化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共同展示了元明清大一统时代的表率与示范作用。
同时， 京味在当下的时代变革中， 又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凸显老北京与新北
京之间特殊的文化张力和界限。 对于京味文化中不健康和低俗的内容， 也应
去芜存菁， 不断扬弃。 总而言之， 建构本土化京味与时尚体系、 观照本土文
·146·
现代京味文化的内涵、 结构与阐释刍议
化价值观、 传播生活态度和理念才是更为有效和贴合实际的对策。 京味的消
费与重塑和京味的传承与建设， 构成了一个逻辑相继、 轨辙延续和思路明晰
的发展路径， 也是可以在京味现实和城市沿革的理念上可以合理实施并完善
的一种文化模式， 相信可以在时代变奏中开拓京味发展的新空间、 新思路、
新高度和新境界。
·147·
“意谓”中的现实：立德夫人中国作品的文本分析
席卿循*
摘 要
本文以立德夫人关于中国的小说、 游记和日记作品为分析对象,
借用 Clif ord 对文本差异性与异质性的表达分析策略和黑格尔
“意谓” 与现实性的认识论模式, 通过文本、 实践的交互性以及
立德夫人对中国的这种 “ 意谓” 的主观性认知过程、 实践以及
虚构文本的呈现之间的落差和自我矛盾, 来理解西方女性在中国
旅行和生活过程中的心境、 自我呈现和自我书写。 最后揭示出,
一方面, 这些文本是殖民话语的产物, 也参与到殖民权力的再生
产之中; 另一方面, 旅行者是身处家的世界和旅行的世界之间,
旅行作家需要在旅行的生活体验和文本表现之间保持平衡, 他们
记载的不仅是身处异域的见闻, 而且在见闻的记载中表达了自身
的情感和思想。 因此, 我们不能忽视那些所谓殖民者或者探险家
的肉身心绪, 即家与异乡这两个世界中的纠缠、 杂糅又割裂的存
在, 是身处两个世界———家和旅行的世界之间的表征, 也是 “ 意
谓” 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之间的对立统一。
关键词
立德夫人; 中国游记; 东方主义
引 言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被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 “ opening China” ( 开放中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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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中的现实：立德夫人中国作品的文本分析
国) 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寻求 ( quest)， 其中一些人到中国是为自己
的国家、 宗教或商业服务； 另一些人则是响应更个人化的探索和旅行的号
召。① 在这一潮流下， 也诞生了来华的第一批女性旅行者。 据 Julia Kuehn 的
划分， 第一批西方 (以英国为主) 女性旅行者来华时间为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 以伯德 ( Isabella Bird Bishop， 1831—1904)， 卡明 ( Con-
stance Frederika Gordon Cumming， 1837—1924) 和立德夫人 ( Mrs. Archibald
[i. e. Alicia] Lit le， 1845—1926) 为代表。② 这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
携带着最新的对文明社会和女性权益的看法来到中国， 以特有的性别视角记
录并创作了不少关于中国主题的游记和文学作品， 她们不像男性那样更为接
近殖民政治或管理结构， 也不像男性那样学者化， 她们的作品更多地依赖于主
观的感受而在认识上做出自我的判断， 为西方世界传授和输入关于中国的异质
性知识 (knowledge about China’s otherness)， 并由此构建出了新的东方世界。③
立德夫人是这批旅行者中在华旅居时间最久的 (近二十年)， 也是出版相
关作品最多的一位，④ 因此学界对其研究也较多。 Susan Schoenbauer Thurin 的
① Susan Schoenbauer Thurin， Victorian Traveler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42 - 1907，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4； 相关史料见 Elizabeth H. Chang ed， British Travel Writing from China， 1798 -
1901， London: Pickering&Chat o， 2010.
② Julia Kuehn， “ China of the Tourists: Women and the Grand Tour of the Middle Kingdom， 1878 -
1923”， Asian Crossings: Travel Writing on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teve Clark & Paul Smethur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5.
③ Julia Kuehn， “ China of the Tourists: Women and the Grand Tour of the Middle Kingdom， 1878 -
1923”， Asian Crossings: Travel Writing on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pp. 113 - 116.
④ 立德夫人 1845 年出生于葡萄牙马德拉群岛 (Madeira islands)。 她的父母在英国莱斯特郡拥有
房产， 但她是在马德拉长大的。 之后她回到英国， 直到 1886 年都定居在英国。 1885 年， 她出版了
Mother Darling， 并参加了竞选活动。 这部小说突出了妇女权利在英国婚姻法中的低下地位。 当时， 男
人不仅不让分居的妻子拥有 “他的” 财产， 而且也不让她接近他们的孩子， 直到 1893 年的 《 已婚妇
女财产法》 (the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 才减轻了这一限制。 1886 年， 她嫁给了立德先生 (Archibald John Lit le)， 并在 1887 年自称为 “立德夫人” (Mrs. Archibald Lit le)， 同年来华。 1895 年组织成
立天足会， 致力于不缠足运动。 1908 年回国， 照看丈夫， 整理夫妇两人的著作并出版， 1926 年去世。
著有: Flirts and Flirts: or， A Season at Ryde (1868)； One Foot on Shore: A Novel (1869)； Love me for my Love (1869)； Last of the Jerninghames (1873)； Lonely Carlot a: “a crimson bud of a rose” (1874)；
Onwards! But Whither? A Life Study (1875)； Margery Travers (1878)； Miss Standish， and By the Bay of Naples (1883)； Mother Darling ( 1885 )； A Marriage in China ( 1896 )； My diary in a Chinese farm (1894)； 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 (1901)；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1902)； Out in China! (1902)； Li Hung-Chang: his life and times (1903)； Across Yunnan: A Journey of Surprises (1908， for her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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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专著 Victorian Traveler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42 - 1907 中第三章 “Orientalizing Feminism: Mrs. Archibald Lit le” 是迄今为止对立德夫人最为专深的研
究， Thurin 总体性地勾勒出立德夫人在华的实践活动， 她力图将立德夫人的
中国作品放置在不同于男性的女性东方主义 (feminizing orientalism) 的理论视
角之下解读， 她认为这些作品表现中国时使用了既女性化的 (feminine) 又女
权主义 (feminist) 的性别策略 (gendered strategies)， 这些策略的效果是创造
了一种不同于男性主义的方法， 前者批判了后者的男性东方主义， 并提供了
一种女性选择。 虽然 Thurin 借立德夫人的作品对赛义德的理论提出了修正和
补充， 但仍然停留在后殖民的理论范畴之内， 并未对基本的理论预设进行重
估。① Thurin 的另一篇文章 Travel Writing and the Humanitarian Impulse: Alicia Lit le in China 则关注立德夫人是如何在中国的作品和生活实践表现出 “人道
主义” (Humanitarian Impulse)， 通过对立德夫人的观点 “ 中国妇女有权像其
他人一样自由行走， 中国女孩应该受到教育， 孩子应该得到养育， 作恶者应
该得到人道待遇， 疾病、 贫困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应该被消除” 的分析， 作者
强调旅行写作是立德夫人 “表达人道主义冲动的机会”， 而这种道德感又与维
多利亚晚期人道主义信条运动相关。② Nicholas J. Clif ord 的专著 A Truthful Im-
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 - 1949
亦有章节涉及立德夫人。 与 Susan Thurin 不同， Clif ord 试图突破后殖民的语
境和方法， 不把东方仅仅理解为一种 “发明” 或 “想象”。③ 借用更加历史学
的方法摆脱理论对于具体研究的束缚， 他认为， 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有其
局限性， “因为对其特定话语的分析根本没有为我们在西方回应中遇到的多重
意义留下足够的空间， 这种异质性部分源于观察者和观察者多年来经历的变
化”④。 Julia Kuehn 的文章 Encounters with Otherness: Female Travelers in China，
1880 - 1920， 其中涉及了立德夫人在 《我的北京花园》 中关于义和团运动的
① Susan Schoenbauer Thurin， Victorian Traveler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42 - 1907， p. 165.
② Susan Schoenbauer Thurin， “Travel Writing and the Humanitarian Impulse: Alicia Lit le in China”，
Edited by Douglas Kerr & Julia Kuehn，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Critical Essays on Travel Writing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 Hong Kong: Hong Kong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1 - 103.
③ Nicholas J. Clif ord，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1949，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 14.
④ Nicholas J. Clif ord，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 - 1949，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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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中的现实：立德夫人中国作品的文本分析
一些记述。① 另外， 涉及立德夫人的中文学术研究是聂卉的硕士论文 《1840—
1911 年英国女性来华游记研究》， 但该文与此前的相关西方著作内容较为
相近。②
延续 Clif ord 的启发， 在笔者看来， 此前的研究多以后殖民主义的特定视
角关注旅行者对异域的记录是如何体现了帝国、 殖民或者种族上的优越性，
却忽略了这些记录者自身的自我书写， 这正是忽略了异质性表现所在。 后现
代理论试图揭示出所有文本都是被加工过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本都
是虚假的 (fake)， 文本的解读是多元的， 从根本上理解的不是文本本身， 而
是我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任务是决定他们在什么方面是真实的以及
如何审问他们”③。
因此， 本文借助黑格尔的 “意谓” 概念， 一方面意指认知主体在认识客
体和他者的认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与客观实在不相符合但却与自己的主观相
符合的一种认知模式； 另一方面也是指文学化文本或者虚构性文本的表征。
这种认知和写作方式或许并未达到真正的对客观实在性的认识 ( 恐怕也无从
达到)， 但却显示了认识者的能动性和意识， 就其反映书写者的思想、 心绪与
情感而言是真实的。 诚如 Clif ord 指出的: “ 我们必须摒弃任何认为只有一个
本质上的 ‘东方’ 或 ‘中国’ 的西方观念， 必须关注异质性， 关注主观与客
观、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 所见所闻与被记录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④ 本文也
力图摆脱一种本质主义的陷阱， 通过文本、 实践的交互性以及立德夫人对中
国的这种 “意谓” 的主观性认知过程、 实践以及虚构文本的呈现之间的落差
和自我矛盾来理解西方女性在中国旅行和生活过程中的心境、 自我呈现和自
我书写。
文章的第一部分， 利用此前未被研究者关注的立德夫人的文学作品 Outin
China! 来探讨来华女性自身心境的变化。 第二部分利用立德夫人的中国游记
① Julia Kuehn “Encounters with Otherness: Female Travelers in China， 1880 - 1920”， Douglas Kerr & Julia Kuehn ed，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Critical Essays on Travel Writing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
p. 83.
② 聂卉: 《1840—1911 年英国女性来华游记研究》， 硕士论文， 北京大学， 2012 年。
③ Nicholas J. Clif ord，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 - 1949， p. 12.
④ Nicholas J. Clif ord，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in China， 1880 - 1949， pp. 1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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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分析立德夫人是如何将对东方的想象代入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 第三部分
借用立德夫人的日记讨论在华外国人与中国农民在生活之中的交往和纠葛。
最后通过讨论立德夫人对自我意识以及自我预设与实际之间的复杂关联， 来
理解外国旅行者对异乡与故乡之间存在的感情分野。
一
旅行写作对我们的想象力有很强的吸引力， 正如 Michael Kowaleski 所说:
“既有冒险也有归来， 既有逃离也有回家”， 这是通过语言中最大的隐喻群来
实现的。① 小说 (novel) 正是一种典型的隐喻性语言文本。
立德夫人于 1902 年在伦敦 ANTHONY TREHERNE 公司出版的小说 Out-
inChina! 讲述了英国年轻的威妮弗雷德·埃勒斯利小姐 (Miss Winifred El er-
slie)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英国商人林赛 (Lindsay) 结婚并开始探索中国的故
事， 书中涉及了自由恋爱、 女子平权和民族殖民等相关议题， 但既往研究者
并没有关注到立德夫人的这一重要文本。 在笔者看来， 整部小说有着高度的
纪实性质， 甚至有很强的自传色彩。 书中的商人林赛与立德先生一样， 都是
多年在华从事贸易活动的老商人， 而年轻的埃勒斯利小姐也与立德夫人相似，
只身来华陪伴丈夫。 在相关一手史料缺乏的情况下， 借用这部小说的隐喻色
彩分析来华女性旅行者的心态， 不失为一个可取角度。
想到旅行者来华的动机时， 似乎人们天然地认为他们总是对东方世界或
者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兴趣， 不顾千难万险亦往之。 Muireann O’cinneide 在讨
论维多利亚女性旅行家对东方的兴趣 ( Oriental Interests) 的文章中向我们揭
示出， 这种兴趣其实是一个相当含混且复杂的概念。② 在他看来， “兴趣” 一
词包含的意义在于， 它使旅行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变成了一个受教育
和道德发展的过程 (益智的过程)， 对所闻所见之人、 事、 物不仅是关注， 而
且是融入。 好奇是短暂的、 易得到满足的心理状态， 而兴趣则是持久的、 富
于探索的精神和情感的色彩， 它是一种充满智性和活力的动态过程， 而不是
① Michael Kowaleski， ed. ， Temperamental Journeys: Essays on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ravel ( Ath-ens， Ga. ， 1992)， p. 14.
② Muireann O’cinneide， “Oriental Interests， Interesting Orients: Class， Authority， and the Reception of Knowledge in Victorian Women’s Travel Writing”， Critical Survey， 2009， Vol. 21， No. 1， pp. 4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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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中的现实：立德夫人中国作品的文本分析
一种纯粹智性的劳动: 旅行家身处两个世界， 一是经验性的家乡， 另一是旅
途中的见闻； 旅行作家记载的不仅是他们身处异域的见闻， 而且在见闻的记
载中表达了他们的情感和思想； 以之诉诸受众的， 不仅是好奇， 而且是读者
的兴趣。 他分析了 Hon Emily Eden 的 Up the Country Let ers from India (1866)，
这位女作家于 1836—1866 年陪伴她的官员哥哥旅行印度， 对印度多取否定的
态度， 除了 “好奇” 之外， 对印度没有任何 “兴趣”。 Muireann O’cinneide 向
我们揭示出西方女性对东方的兴趣， 并非出于单纯的好奇或者商业利益， 可
能仅仅是出于爱情和婚姻。
同样， 在立德夫人的 OutinChina! 一书中， 女主角埃勒斯利小姐对东方和
中国没有任何认知， 她来华仅仅是因为要与年长的在华商人未婚夫结婚， “我
去中国是因为林赛先生爱我”①， 在英国准备这门婚事的时候， “ 想到漫长的
旅行和她面前未知的生活时， 她的心就会缩紧” ( Out 19)。 家人、 朋友也对
这趟远足充满了担心并且劝阻埃勒斯利， 即使是在开明的维多利亚时代， 一
个女性只身去往中国， 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可怖的 (dreadful) 事情， 埃勒斯利
小姐也在潜意识中认为去中国可能会客死他乡， 永远无法回来。 (Out 22) 但
同时， 东方的异域世界， 在小说中也被描绘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一位好朋
友就想象了埃勒斯利嫁过去的情景: “有一套自己的好房子， 有许多仆人———
一个好职位———甚至有一个自己的贸易公司 ( Hong)! 所有人都崇拜你。”
(Out 22) 小说开头描述出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旅行者的复杂心理， 既有对东
方的恐惧， 只身远行的顾虑， 也有对东方与财富、 权力挂钩的传统看法。 过
去人们只留意后者的意识， 认为旅行者只是被东方世界的传说诱惑前来冒险，
却没有注意到特别是女性来华者其实是因为非常私人和情感性的因素而来，
她们对中国充满的更多的不是欲望而是恐惧。 埃勒斯利小姐离开英国前最后
说， “我去依靠他的爱” (Out 23)， 既说明其来华的动机是爱情， 同样也说明
爱情才成为克服恐惧的武器。 我们当然不能说立德夫人来华就只是缘于和立
德先生结婚， 但这显然是其得以来华的直接原因。 我们也不能用小说中的人
物心理去比附立德夫人自己的心境， 但是小说中所描绘的情节反映了维多利
亚时代的一些特质， 这一点从福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的名著 《印度
① Mrs. Archibald Lit le， Out in China!， London: anthony treherne， 1902， p. 20 ( 下文不再出注，
仅以 Out 加页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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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之行》 (A Passage to India) 也可看出， 小说讲述了莫尔太太和阿黛拉·奎斯
蒂德小姐结伴来到印度的小城昌德拉布尔， 探望担任殖民地官员的儿子和未
婚夫， 她们很快就感觉到陷入那与世隔绝并充满偏见的英印社会当中， 为了
能探索 “真实的印度”， 她们跟当地的一位印度穆斯林医生阿齐兹成为朋友，
并在对方的热情邀请下同游郊外的名胜马拉巴尔石窟， 由此才激发了这些女
性对印度的兴趣。①
妻子来华之后， 林赛先生也非常焦虑， 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要求她远到异国他乡， 做出太大的牺牲 ( Out 12)。 虽然有人提醒: “ 当你来
到这样一个可怕的大国时， 你应该做好准备， 因为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麻
烦。” (Out 85)， 虽然埃勒斯利小姐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生活经验， 就像一些女
人一样， 知道自己的想法， 自己有资源， 所以晦暗的乡下生活应该考不倒她，
她的体格可能已经足够适应气候 (Out 12)。 但初来中国的生活， 还是让她很
不适应。 丈夫白天出门办公， 让埃勒斯利小姐感到身在异国的孤独， “她看着
姑母的照片流泪， 她希望寻找一种在英国的家的感觉” ( Out 33)， 并且开始
质疑自己为了所谓的 “爱” 而来中国是不是正确的。 “她有时低着头问自己，
一大滴眼泪一滴接一滴地滴落在从她手指间滑落的花朵上。 如果只是为了这
个， 他为什么要她从自己家里出来?” (Out 49) 在最绝望的时候， 小说女主
人公甚至想到了死亡， “我曾经非常害怕死亡。 现在我总觉得这就像来到中国
一样。 这是关于离别， 而不是死亡” (Out 102)。 最后， 女主角通过与朋友的
出游和探险活动， 发现了对中国的兴趣并与中国人建立了密切的关联。 小说
非常传神地勾勒出来华女性的内心情感世界， 她们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肉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