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12
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 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 在现代社会发展
中， 教育作为一种 “超越任何利益集团的公共价值导向的以扩大公共利益为
目的的实践”， 具有基础性、 全局性和先导性地位。 两百多年前， 亚当·斯密
在 《国富论》 中这样写道: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 对普通人民的教育， 恐怕比
对有身份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关注。” 以公益、 开放和共享为核心价值
取向的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社会公平。 北京 “双减” 回归公共性， 坚
持政府主责， 确立了国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 减轻了市场对教育
活动的牵制和干扰， 旨在克服教育的功利化、 短视化，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这有利于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依托财政支持， 协调首
都教育力量， 以公立学校为主阵地， 为首都百姓提供基本而优质的教育供给。
·193·
北京文化前沿·2022
三 重构教育绿水青山
教育是希望， 是一座城市民生幸福指数的面孔。 全面修复教育生态， 保
障每位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是北京 “双减” 改革的大格局。
此前， 所谓北京学霸的成长进阶路线是 “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
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 进阶的法宝大抵有四件: 摇号、 政策性保障、
特长和考分， 摇号的概率极低、 不确定性极大， 基于住房、 工作单位等的政
策性保障要 “拼爹”， 特长和考分要 “ 鸡娃” 超前学、 超时学、 超量学， 成
功 “上岸” 的道路充满竞争， 家庭的财力资本、 文化资本和陪伴力量成为孩
子获取优质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 通过超前、 超时和超量学习实现的教育
“打怪” 升级、 抢占阶层地位， 带来的是内卷的剧场效应。
教育培训方面的投资是最重要、 最基本的人力资本投资， 这种投资可以
转化为知识的存量， 最终改变个体的命运， 这是购买希望的文化消费。 近年
来， 早教勃兴、 学区房火爆、 课外班盛行、 海外游学风、 高三复读热潮等现
象愈演愈烈， 背后涌动的是殷殷家长和莘莘学子赢得教育竞争、 实现阶层维
护和跃升的希望。 2020 年， “北京的尽头是万柳”。 当年， 西城区 “731 多校
划片” 政策之后， 德胜顶级学区房上涨神话破灭。 海淀万柳片区以 “100% 上
车盘” 的概念， 吸引了北京最有钱的家长们。 过去， 家长们往往会在 “ 海淀
万柳” 和 “西城德胜” 之间做抉择， 由于海淀万柳走的是一条拼娃之路， 结
果往往是德胜片区以 “能一路躺着上重点中学” 的优势胜出。 在德胜片区再
也无法保证稳进 “牛小” 之后， 万柳登上北京学区房的华山之巅。 由于学生
的大量拥入， 中关村三小等名校的学位紧张， 万柳进 “牛小” 的不确定性增
大， 一些学区房一夜资产缩水 200 万。 央视财经频道发布的 《 中国美好生活
大调查 (2020—2021)》 显示， “子女教育” 在家庭面临最困难的问题中， 除
收入、 住房之外名列第三。 实际上， 收入和住房是影响子女获取优质教育机
会的重要物质因素， 百姓教育焦虑可以想见。
“双减” 之前， 家有学童的京城家长们背负着高额的教育负担和焦虑， 学
生们也在学海竞泳中疲惫不堪。 数据显示， 在 2018 年 PISA 测试中， 我国北
京、 上海、 广东、 浙江四省市学生的阅读、 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成绩均为第
一， 领先于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其他 75 个地区， 基础教育的成绩骄人。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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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首都 “双减” 反思
而， PISA 测试中中国学生的高分背后是高付出。 结合学生每周 31. 8 小时， 即
每天 6 小时的课堂学习 ( 没有计入课外学习时间)， 他们的阅读排名 44 位、
数学排名 46 位、 科学排名 54 位， 学习效率并不高。 测试后的问卷调查显示，
我国学生对学校、 对团体、 对班级的归属感排名 51 位， 生活满意度位列 61
位， 负面情绪体验随年级升高而上升， 学习的快乐指数不高； 同时， 我国学
生在学习志向上的明确性远低于美国、 OECD 的学生。①
人， 是创造的生灵， 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竞争性的线性进阶模式下，
受理性的 “计划” 教育、 “量化” 教育、 分科教育影响， 儿童在适应 “ 应试
教育” 规则的同时， 冒险意识和探索精神会减弱， 破坏性创新的能力会受到
制约。 “每个学生心中都有两颗种子， 第一颗种子的核心品质是自我控制力，
是控制自己、 按照外界环境提出的要求， 学习社会期望的知识、 技能， 完成
成人要求的任务的能力； 第二颗种子的核心成分是主动性和创造性， 是出于
个人内在兴趣、 动机和愿望， 自发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能力。” 这是北师
大陈会昌教授 2019 年跟踪调查 208 个 2 岁普通孩子的成长的研究结果。 北京
“双减” 政策的系统化推进， 改革了竞争的规则体系。 叫停课外学科培训、 多校
划片、 两考并一考、 减少学科考试等改革， 还时间给学生， 有利于学生把 “领
跑全球” 的课外补习时间转化为全面而有个性的学习； 有力地缓解了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和家庭升学压力， 使得学习的工具性价值下降， 减出了 “神圣的童
年”， 有利于在学生和家庭在 “留白” 中获取自主选择、 自在发展的成长空间。
“双减” 的基调是坚持素质教育， 强调学校是育人主阵地。 去超前学、 去
功利化、 去短期化、 去过度竞争的北京 “双减” 也释放了学校育人的活力和
积极性， 助力学校减负提质， 开展面向核心素养、 面向未来的教学。
研究数据表明， 家庭教育支出对于认知能力的无条件影响表现出 “ 强者
愈强， 弱者愈弱” 的 “ 马太效应”， 校外教育支出的 “ 军备竞赛” 扩大了教
育结果的不平等， 形成了 “教育鸿沟” 与 “教育鄙视链”。 “双减” 之下， 政
府主导、 学校主体的基础教育公共教育体系， 有利于实现基础教育的权利公
平、 机会公平和补偿性公平， 用教育公平破解阶层固化， 推动构建基础教育
的绿水青山。
① 申继亮: 《养其根， 俟其实———初中教育质量提升的几点思考》， “2021 年中小学校长论坛”，
2021 年 10 月 28 日。
·195·
北京文化前沿·2022
四 “双减”进行时：希望与隐忧并存
2021 年 9 月， 在 “双减” 改革启动近三个月时， 为了解学生家长对于
“双减” 的真实态度， 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
的抽样调查。 511043 名家长中， 86. 8% 的受访家长支持减负， 72. 7% 受访家
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 其中， 中等收入群体缓解比例更高。 42. 1% 的家
长表示将不再给孩子报课外培训班或改报体育艺术兴趣班； 26. 1% 的家长表
示会继续培训、 补课； 26. 8% 的家长会自己多花时间辅导孩子； 36. 8% 的家
长选择保持观望。 调查数据显示， “双减” 改革回应了社会的热切呼声， 符合
百姓对美好教育的期许， 在短期内较好缓解了家长焦虑， 降低了学生的课外
培训负担。 与此同时， 超过半数以上的家长会对孩子课外辅导显示出新政下
学校主阵地有效赋能、 家庭教育转型提质、 教培业转型升级的急迫性。
“双减” 之下， 中小学生能否避免竞争型教育与 “家长主义”① 的侵蚀?
21 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 全球化、 知识经济、 人工智能、 国家竞争交互作
用， 使得 “基于教育的社会分化” 和 “ 基于文凭的地位竞争” 在全球愈演愈
烈， 成为竞争型教育和 “家长主义” 产生的现实土壤。 当前， 即便是全国文
化中心的首都北京， 教育资源， 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僧多粥少的状态依然存
在: 中职教育计划招生比例在增加， 但出路还未实质性改善； 即便有统一招
生、 市级统筹、 校额到校、 特长生等多种高中升学通道， 考上理想高中的难
度依然很大， 更遑论选拔性的高考。 终端出口的竞争机制没有根本性变化，
义务教育领域的 “双减” 风暴， 似乎只是减缓延迟了竞争的到来， 引发教育
焦虑的土壤仍在。 一些公开透明的市场化补习转入地下， 攒班、 给亲戚补课、
一对一的隐性家教暗潮涌动。 如何通过政治力量， 驱动竞争性教育机制的根
本性改善，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学校主阵地的创造性赋能是更突出的问题。 当庞大的学科性教培产业退
出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 成为补充性的供给力量后， 学校亟须处理好 “双减”
的责任担当与教师负担的关系。 全球抗疫的大背景下， “双减” 以来， 处于新
① 布朗提出的社会学概念， 强调家长在教育效能竞争性的社会下， 自我选择、 自己负责， 让教
育成为依家长的财富和意愿而非学生的能力和努力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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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首都 “双减” 反思
课标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教育深综改一线的教师转型升级的需要和压力急剧
增加， 负担不容小觑。 李镇西老师的问卷调查显示①， 学业压力仍是教师的最
大负担； 从时间方面来看， 教师们的负担主要来源于节假日上班、 开会或其他
组织活动， 而非正常教学时间内的早晚自习； 教师压力正由教育教学、 班级管
理下移至非教学的事务性工作中。 “工作时间延长， 影响个人生活” “工作压力
增大， 职业幸福感降低” “工作强度变大， 可是工资待遇没有变化” ———这是
一线教师在 “双减” 实施后的排名前三的真实感受。 减负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依赖于教师主体的提质， 无论是课程提质、 课堂提质、 作业提质， 还是课后
服务提质、 学校管理提质， 均需要建立在深挖教师潜能和创造力的基础之上。
唯有给教师的工作 “留白”， 给予其时间、 空间、 激励， 才能有教师创造性的
人才培养工作。 与此同时， 在传统的学校办学评价体系下， 在教育集团化发
展的格局中， 学校的头部现象日趋明显， 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 博弈与竞争
的压力仍然很大。
“双减” 改革也倒逼家长重塑教育脸谱。 新时代的教育具有社会信息化、
资源泛在化、 职业流动化、 技术赋能化、 学习终身化等特点，② “ 鸡娃” “ 呼
吁科学的家庭教育、 呼唤美好的家庭建设、 呼唤温馨的家庭生活、 呼唤和谐
的家校协同”。③ “ 拼妈” 模式需要母职再造， 丧偶式育儿需要父职回归和
嵌套。
当前的 “双减” 改革出台比较急， 下药比较猛， 暴风骤雨之下， 难点问
题爆发快， 涉及面广， 负面影响也有所呈现。 “疯狂的黄庄” 不再疯狂， 在教
培业的冬季， 一千万教培业从业人员何去何从? 用何种法治化科学化的程序
将教育市场的力量整合到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中? 政府将校外培训机构
治理纳入 “扫黑除恶” 和 “扫黄打非” 专项治理考核， 暴露出相关公权力部
门依法治理和智慧监管的水平需要提升。 补课学生和家长的告密与反水， 折
射出全民麦克风时代， 在家长日渐强势的话语权面前， 被呼来喝去的教师专
业权力式微。 这些问题都需要反思。
① 李镇西: 《 “双减” 政策背景下， 中小学教师负担变化的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镇西茶馆公众
号， 2021 年 12 月 3 日。
② 朱永新: 《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究竟应该学什么?》， 搜狐教育， 2021 年 12 月 4 日。
③ 张志勇: 《 “双减” 改革背景下， 家庭教育面对哪些挑战和调整?》， 搜狐教育， 2021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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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11 月 10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发布 《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
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 报告， 提出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 当下的脆
弱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不断加强。 展望 2050 年， “ 教育可以视为一种社会
契约———一种社会成员间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达成的默示协议”， 亟待反思
三个基本问题: 我们应继续做什么? 我们应该抛弃什么? 我们需要创新什么?
这也是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 “双减” 改革需要继续探索的。
·198·
家国记忆之银幕争霸
——— 《你好, 李焕英》 《长津湖》 热议
李啸洋*
摘 要
本文以 2021 年北京出产的两部高票房电影 《 你好, 李焕英》
《长津湖》 为例, 探讨了这两部电影引起广泛观众共鸣的原因,
认为它们一部讲家, 一部讲国, 唤醒了中国社会注重家庭、 注重
国家的历史文化基因, 充分肯定了这两部电影的价值。 与此同
时, 本文也反思了当前电影业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数字崇拜、
票房神话、 买家秀等。
关键词
家国记忆; 电影工业; 票房神话; 买家秀
一 《你好，李焕英》与《长津湖》争霸
2021 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 400 亿元， 连续创造票房神话。 其中， 最为
“耀眼” 的春节档和国庆档出现的两匹黑马——— 《你好， 李焕英》 票房破 54
亿元， 《长津湖》 票房突破 57 亿元， 两部电影分别暂列中国影史票房前两位，
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
《你好， 李焕英》 是相声演员贾玲执导的首部电影， 影片由贾玲、 张小斐
领衔主演， 刘佳、 沈腾、 陈赫等人主演。 电影以亲情为主题， 讲述 2001 年考
* 北京电影学院讲师。
·199·
北京文化前沿·2022
上大学的女大学生贾晓玲在母亲出车祸后， 穿越到 1981 年与年轻的母亲李焕
英相遇。 贾晓玲安排母亲和厂长的儿子相亲， 希望能让年轻时的母亲过上更
好的生活。 贾晓玲也结识了一群天真善良的好朋友。 她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
谋划， 让母亲过上幸福日子， 但结果却令她感到意外。 《你好， 李焕英》 主打
情感牌， 在喜剧中完成怀旧， 电影将 80 年代的种种怀旧符号和怀旧歌曲安插
其中， 比如相亲、 买电视、 排球比赛， 等等， 这些年代记忆有机串联起来，
勾起了观众的集体记忆， 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你好， 李焕英》 根据贾玲的真实经历改编， 贾玲将自己对母亲的爱写成
小品， 之后又拍成了电影。 虽然电影在剧情方面还有瑕疵， 但是电影足够真
诚， 唤起了观众对母亲的爱与家庭温馨记忆。 电影也启示同行: 不管电影怎
么进行技术革新， 观众永远会被最朴素最真诚的感情所打动。 近些年来， 春
节档最卖座的片子几乎都带有喜剧因子。 周星驰的无厘头、 唐探系列的域外
迷案、 开心麻花的荒诞不经……春节档电影向来是喜剧和爆米花电影的天下，
观众走进电影院就是图快乐， 花钱买欢乐， 或者体验一场视听盛宴。 《 你好，
李焕英》 契合了市场的需求， 所以能很快被市场识别， 成为春节档的票房
黑马。
2021 年 9 月 30 日， 电影 《长津湖》 在中国上映， 影片以抗美援朝为题
材， 致敬 “最可爱的人”。 电影制作阵容豪华， 从导演到演员集结了国内顶尖
人物。 《长津湖》 由导演陈凯歌、 徐克、 林超贤联合执导， 陈凯歌负责提升开
场气质， 林超贤负责主抓动作场面， 徐克令故事完整， 黄建新负责查漏补缺，
影片由吴京、 易烊千玺、 段奕宏、 朱亚文、 李晨、 胡军、 张涵予、 黄轩、 欧
豪等人联合主演。 上映两天， 票房即破 6 亿元， 成为 “ 国庆档票房一哥”。
《长津湖》 投资 13 亿元， 电影上映 58 天后票房突破 57 亿元， 超越 《 战狼
2》， 登顶中国电影票房冠军。 同时， 《长津湖》 获得 2021 年全球票房榜第一
名， 打破 30 多项中国影史纪录。
《长津湖》 让观众看到了什么? 影片 《 长津湖》 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讲述了志愿军连队在极度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感人故事。 影片从
吴京和易烊千玺饰演的伍千里、 伍万里兄弟为代表的七连将士远赴朝鲜战场
的视角， 聚焦 50 年代中国的 “ 卫国之战”。 影片中冰雪中吃土豆， 扔手雷、
近身肉搏， 情节环环相扣， 场面惊心动魄。 微博上出现了 “ 看 《 长津湖》 前
你应该知道的事” “ 长津湖老兵泪忆冰雕连” “ 亲历者讲述真正的长津湖战
·200·
家国记忆之银幕争霸
役” 等热门话题， 引发全网热议。 同时， 《长津湖》 的电影台词也在自媒体出
圈: “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 我们的后辈就不用打了。” “让你的敌人瞧得
起你， 那才叫硬气!” “一个蛋从外面被敲开， 注定被吃掉， 你要是能从里面
自己啄开， 没准儿是只鹰!”
《长津湖》 和 《你好， 李焕英》 之所以能引发观众共鸣， 乃是近年来新
主流电影井喷的结果。 近些年来， 主旋律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票房第一生产力，
2019 年以来， 《流浪地球》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 《中国医生》 《烈火
英雄》 等 “头部电影” 是兼具话题度和国民度的爆款， 这些电影是电影工业
化标杆之作， 契合国民情绪， 成为市场主流。 《长津湖》 也引发了央视、 《人
民日报》 等主流媒体的关注。 《长津湖》 契合了主流价值观， 得到了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电影上映以来， 在
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 “ 长津湖效应” ———观众追寻英雄足迹， 以实际行动
来表达对影片的喜爱。 《 人民日报》 刊文 《 〈 长津湖〉 生动诠释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 ， 对电影给予高度评价。 除了中国大陆地区， 《 长津湖》 也在中国
香港、 中国澳门地区上映。 此外， 影片也陆续登陆北美及澳洲、 新加坡、
英国、 爱尔兰、 马来西亚等国。 2022 年， 国内将上映 《 长津湖》 续集 《 长
津湖之水门桥》 。
二 家国齐鸣与情感记忆
不管是 《你好， 李焕英》 还是 《 长津湖》， 一部电影能够引起观众共鸣，
背后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这两部电影在这样的年代能破 50 亿， 背后契合了何
种社会心理? 这就不得不说到中国电影的传统。 中国文化有家国互喻的传统，
这两部电影一部讲家， 一部讲国， 二者唤醒了中国社会注重家庭、 注重国家
的历史文化基因。
《你好， 李焕英》 处理爱与个人记忆， 《长津湖》 则以艺术化的手法处理
国家记忆， 二者都不约而同指向了父辈情感， 使不同的时代在银幕上复活。
我们在今天的时代以电影 《 长津湖》 来纪念抗美援朝， 以 《 你好， 李焕英》
来怀念 20 世纪 80 年代， 在于当前年代是和平年代， 和平是曾经的战争换取
来的， 纯真记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 两部电影能取得票房神话， 是因
为它戳中了中国人的情感点———在国人的情感结构中， 家庭与国家是密不可
·201·
北京文化前沿·2022
分的。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结构中， 除了有 “治国、 齐家、 平天下”， 还有 “保
家卫国” “国破家亡” “安国宁家”， 家国同构、 家国一体的观念， 铸造了我
们独特的归属感， 家国情怀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
集体记忆之所以权威， 是因为其正当性建立在 “过去事件” 的塑造之上。
《长津湖》 选择从 “伍万里” 这一成长性的角色进行叙事， 是因为电影要讲
述一个关于 “传承” 的故事， 这种传承不仅是一代又一代记忆的传承， 更是
血脉与精神的传承。 “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疼死我了。” 这是胡军扮演的
雷公的台词。 器物文明发达的时代， 我们有了启蒙， 有了灿烂的景观， 有了
理性和现代性， 却遗忘了活生生的人——— 《长津湖》 让我们在物质时代重新
找到了 “人”， 这个人不是概念化的、 乌托邦世界里完美的人， 而是有感觉、
感受的人。 《长津湖》 中出现了志愿军在火车上看长城的景象， 映入志愿军眼
帘的万里长城， 顿时唤醒了观众的国家意识。 《长津湖》 中的沂蒙山小调与
《上甘岭》 中志愿军歌唱的 《我的祖国》 一样， 都呈现出一个 “家国” 在场
的形象。 《长津湖》 的几个篇章讲述的是牺牲、 战争与成长的故事， 电影选择
从 “伍万里” 的视角来切入也是有原因的， 易烊千玺扮演的伍万里代表了当
代观众的视角， 他是当代视角的代言人， 通过他的身份来讲述历史， 自然更
容易引发观众的认同。 伍万里是一个野孩子形象， 90 后和 00 后观众通过他来
进入历史， 更有说服力。 和平年代的观众， 能从新闻中侧面了解战争， 能从
知识上理解 “抛头颅、 洒热血”， 但是却无法真切地感受或描述战争， “没有
冻不死的英雄， 没有打不死的英雄， 只有军人的荣誉”， 电影给了观众很好的
具身体验的机会， 先有影像体验， 才会有崇高体验， 电影的鲜活度增加了历
史的可信度。
如果说集体记忆构筑了历史， 那么个人记忆则构筑了家庭， 呈现的是私
密和个人化的一面。 《你好， 李焕英》 讲述了浓浓的母女之情， 骨肉情深、 十
月怀胎、 含辛茹苦、 养育之恩……影片切中要害， 在中国价值观中， 观众自
然会感同身受。 母爱的记忆是一种特殊的个体记忆， 它超越个体的生命体验，
是人类共同的记忆。 这样的电影有共同的基因， 其实早在 80 年代， 苦情电影
《妈妈再爱我一次》 就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一首 《世上只有妈妈好》 在几代
人中传唱。 艺术的本质是对人的关切。 对一部电影而言， 最重要的艺术的灵
魂———电影透过历史和镜头， 通过艺术寄予对民族与国家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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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之银幕争霸
三 电影工业与记忆重构
《你好， 李焕英》 唤醒了观众对于 80 年代的记忆。 工厂、 买电视、 相亲、
考大学、 排球赛， 《庐山恋》 中的接吻镜头……电影是一部 80 年代的回忆录，
具有怀旧意义。 电影把观众对于家庭的渴望与情感归宿， 投射到李焕英身上，
李焕英成了观众情绪的代言人。 同样， 《长津湖》 也并非首部献礼片， 在其之
前就有 《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 等献礼片。 20 世纪 90 年代时，
出现了 《焦裕禄》 《 红河谷》 主旋律电影。 主旋律电影对于主流意识形态、
价值观进行红闪光亮的表现， 这些电影通过电影工业的重复生产与循环， 才
使 《长津湖》 的高票房有了丰厚的现实土壤。
为什么观众喜欢催泪电影和爆米花电影? 这是因为， 电影触动了观众，
调动了观众的深层记忆。 不论是 《 长津湖》 还是纪录片 《1950 他们正年轻》
抑或是 《我和我的父辈》， 都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这类电影成为年轻人了解
抗美援朝历史的窗口。 杨·阿斯曼认为， 文化记忆是 “ 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
总概念”， 记忆在特定的互动框架内需要一代代人反复了解和掌握它们。 电影
《你好， 李焕英》 唤起了中国人 80 世纪 80 年代的记忆， 《长津湖》 则唤醒了
国人对抗美援朝的历史记忆———两部电影通过影像对过去进行记忆重构， 构
建了记忆的新图景， 激发了观众对过去年代的怀旧。
匈牙利作家伊芙特·皮洛在 《世俗神话》 中将电影做了各种比喻， 电影
是 “催化剂、 询问者和鉴定人”， 是 “ 叙事礼赞”， 电影还是意识的深海世
界， 具有梦的形态。 皮洛认为， 电影是 “ 后代记录历史的方式， 又是干预的
手段”， 电影 “既是文献， 又是游艺场的娱乐”。 的确， 80 年代和抗美援朝的
记忆的重塑是电影工业、 技术所带来的， 这种记忆在特定的文化议题下被激
活。 从电影的角度来讲， 历史记忆变成电影可以进行生产的资源， 这是一种
被技术化了的记忆， 其怀旧变得可以编纂、 复制， 但就是不能亲临。 有的评
论者认为， 电影 《长津湖》 和 《你好， 李焕英》 故事都很好， 但 “总觉得缺
了点什么”。 这种欠缺与不满足是工业技术不可避免的弊端。
怀旧是人类的共同情感， 只要有记忆存在， 人就摆脱不了怀旧的习惯。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 《怀旧的未来》 中认为， 未来也是一种回忆。 人可以
制造回忆， 造就一个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怀旧对象。 记忆经过改造， 就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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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浮现， 让人深信再造的场景就是事实———于是， 怀旧变成了编排和策划的
“阴谋”。 既然怀旧是假象， 为何人类如此钟情于 “怀旧”? 这是因为， 怀旧
能够提供给人一种确定性和安全感。 电影是一种建立在技术上的怀旧， 电影
作为大众文化产品既引发怀旧， 又给予观众以精神上的镇静。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 技术既是解药， 也是毒药。 电影工
业整体化、 规整化之后， 人类意识就变成了真空的容器。 记忆的工业化， 使
电影成了产业和生意。 电影工业是塑造记忆的重要媒介， 我们这一代关于战
争和历史的记忆， 都是借助于影像产品完成的。 《长津湖》 不仅是历史意义上
的怀旧， 更是精神层面的神话式怀旧， 它与中国抗美援朝的英雄身份有关。
电影把故事搬上了银幕， 再造了崭新的历史。 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借助影像
塑造一种新的记忆， 这种记忆焕发的人格意识应该多于历史认知， 自发情感
多于纪念情感， 再现频率多于亮相频率， 纪念碑式记忆多于临时庆典的记忆。
四 数字崇拜与票房神话
国人对于 “冠军” 一词最为熟悉。 竞技比赛夺得第一， 自然是实力的象
征。 电影凭票房夺冠、 票房冠军的禅让新闻屡见不鲜。 “吴京打败吴京， 《长
津湖》 票房超 《战狼 2》” “ ‘哪吒’ 接力 ‘大圣’ 登顶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冠
军” ……新闻报道中充斥着冠军字眼， 有的电影票房维持了一个月的冠军，
有的维持了三天， 你方唱罢我登场， 电影票房冠军的维持时间越来越短， 新
生冠军越来越多， 以至于读者根本记不住谁是票房冠军。
“票房” 和 “神话” 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 但是在商品经济的语
境下， 这两个词却有了密切关联。 今天， 新闻报道多 “ 见亿勇为”， 断章取
“亿”， “亿” 正辞严———曾几何时， “挣他几个亿” 能冲上热搜， 拾荒老人捐
出 “元角分” 供失学儿童读书的新闻却鲜有问津。 具体到电影里， 某部电影
票房又破了多少亿， 又夺了票房冠军， 成了网络新闻屡见不鲜的标题。 仿佛
票房数据越高， 艺术上就能更胜一筹； 仿佛炫耀炫耀家底儿， 就能获得艺术
上的自尊——— “数字” 成了新闻和艺术的 “春药”， 成了刺激的兴奋剂。
票房多少是数量问题， 电影好坏则是质量问题。 为何新闻对电影的数字
如此敏感， 喜欢以数字来评价艺术? 第一重原因， 是我们生活在商品社会。
商品社会的特征就是市场逻辑， 喜欢 “明码标价”。 商场如战场， 胜出者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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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之银幕争霸
用数字来标榜自己， 喜欢以 “亿” 论英雄——— “ 《你好， 李焕英》 44. 37 亿，
跻身影史前三” 类似的新闻层出不穷———以票房高低来评价电影好坏， 好比
“五官端正三观就端正” 一样荒谬， 其逻辑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票房是经济标
准， 不是文化和艺术的标准。 马克思认为， 任何商品都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艺术品的价值则是其膜拜价值。 电影过分强调使用和实用的价值， 膜拜的价
值就贬低了； 过分强调艺术的功利性， 崇高性就消失了； 过分强调世俗性，
永恒的一面就消失了。
用统计学数字来计量、 评价艺术的第二重原因， 与中国的文化习俗有关。
从 “二道贩子” 到 “ 千里挑一”， 从 “ 三从四德” 到 “ 遗臭万年”， 从 “ 一
知半解” 到 “日薪越亿”， 从 “ 一国两制” 到微信阅读量的十万 + ， 数字管
理已经深刻地渗透到国人的心智、 道德、 国家管理和日常生活中。 哲学家韩
炳哲认为， 21 世纪不再是规训社会， 而是功绩社会。 功绩社会是一个肯定性
的社会， 它强调多产、 高效、 资本， 这些特征都以数字进行衡量。 功绩社会
发明了 “休闲产业”， 比如按摩、 旅游、 观影、 看展等， 赋予人一种闲适、 放
松的时刻。
事实上， 以 “票房” 论英雄， 票房的丰功伟绩把观众遮蔽、 麻醉了。 追
求 “有用”， 还应回到 “应当”， 这才是时代的洞见。 一部电影的好坏， 是以
票房为高低判断吗? 不管电影的故事讲得是否动人， 新闻首先要秀一下票房，
仿佛不秀票房， 评论就不过瘾。 票房的数字 “春药” 把新闻带嗨了， 仿佛电
影票房破亿等于自己身价破亿似的。 票房是商业和投资者关心的事， 它引导
大众舆论并且在公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让更多的人选择用脚投
票———走进电影院看电影。
票房和艺术没有本质的关联。 功绩社会面临注意力的剥夺， 深度注意力
被替代———那种对悠长、 缓慢的关注力， 电影维持了三分钟的热度之后， 被
仓促、 短暂、 过量的注意力击溃了， 永恒拜倒在瞬间面前。 电影承载的庞大、
抽象、 严谨的艺术体量， 被扁平化为数字框架。 怀旧、 爱国、 高尚等艺术话
语， 被新闻的数字标题主导、 麻醉了。 于是， 社会上和评论界形成了一种过
分关心数量风气， 新闻约定俗成形成了以票房数字报道电影的标准———数字
膨胀让某些人产生了数字 “高潮”。 我们应该冷静地审视 “ 票房奇迹”， “ 票
房奇迹” 的出现有各种原因， 电影史的书写也从来不是以票房为标准的。 票
房使一部电影有了热度， 但是数字高烧一退， 一部电影能否经得起大浪淘沙，
·205·
北京文化前沿·2022
真正凭借艺术在影史留名， 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五 当评论变成“买家秀”
观众在电影院看 《长津湖》 很容易情绪浩荡， 热血沸腾， 但是一走出电
影院， 评论的画风就变了。 打开豆瓣网， 不管什么电影， 评论区的语言几乎
是清一色的句式: “演技炸裂” “全程无尿点” “开场就高潮” “请带纸巾进影
院” “核爆级彩蛋” ……似乎所有观众都有一种 “中产阶级意识”， 看完都要
在豆瓣上挤眉弄眼说上几句， 以显示自己的品位。 其实， 这些观点都是被
“营销” 过的， 这些 “万能句式” 的评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没有辨识度， 没
有生命力， 降低人的心智， 若指间流沙一般很容易消失。 现在的电影七分靠
炒作， 三分靠资源。 一部电影 “靠骂起家”， 仿佛不骂就火不起来， 不骂就没
有热度， 上不了热搜。
当评论的权利被庸俗化之后， 各种古怪的现象就出现了: 《长津湖》 3 个
小时， 他憋尿坐不住， 打一星差评； “只要是吴京演的电影我都不看”， 因为
对某个演员有偏见， 也打一星差评； 刚买了票， 电影还没看十分钟， 为了在
朋友圈秀自己超前观影， 也打一星差评……五花八门的差评就是这么来的。
更为甚者， 有的电影用差评操作来冲热度， 当引流引得差不多了， 然后再操
作洗白， 这就是电影 “营销” 的逻辑。
其实， 很多媒体已经 “习惯” 了这样的操作， 豆瓣评论已经变成了 “ 买
家秀”。 媒体和片方见惯了这样的操作， 明白差评很容易造噱头、 吸眼球、 博
出位。 其实， 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 一部电影好与坏， 观众心中自有一
杆秤。 差评不是四两拨千斤的做法， 更不是引流的办法， 差评和水军是玩火
自焚的做法。 电影营销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做法太偏激， 无异于玩火
自焚。
尬黑也好， 尬吹也罢， 都不是基于电影本身的真实声音。 马尔库塞认为，
工业社会打造了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否定性、 批判性和超越性向
度， 这样的人不再有能力追求， 甚至不再有能力去想象和现实不同的生活。
电影本就兼具艺术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 电影工业本来就是大众文化， 强调
娱乐性本身无可厚非。 大众文化娱乐能产生一种很深刻的刺激， 不管是流泪
还是崇高感的唤醒， 都是日常生活中难以触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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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记忆之银幕争霸
但是， 不能为了评论的 “爽感” 和 “ 快感” 牺牲评论自身， 观众不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