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15
主导的未来图景已经令很多古老的哲学命题遭遇到新的挑战。 如果说古典哲
学要为人类的意识和思想安排一个合理的位置的话， 那么恐怕在元宇宙中我
们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将是如何安置无法迅速进化的、 生物意义上的人体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必须更加重视 “身体化” 这个哲学问题中的小字辈。
平心而论， 我们也不必让自己的思考走到那么远的未来中去， 就在当下， 就
在淀粉可以被工业化合成、 蔬菜可以无土任时栽培、 菜品可以被预制调配、
冷链运输淘汰了 “ 柿子味儿”， 同时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都以 “ 蚁族” 自嘲
而将大自然和田间劳作隔绝在一个个格子间之外， 却又靠 “ 云吸猫” “ 云养
宠” 求得天人之间片刻慰藉的当下， 难道我们不也在创造另一种意义上的
“小宇宙” 吗?
·232·
从 “西四包子铺” 到 “老字号” 的求生之路
或许， 新冠疫情的发生对人类整体来说未必没有一点积极意义， 工业化、
信息化、 城市化的服务链条都被突然间暂停。 工作居家了， 联系线上了， 外
卖没有了， 自愿地或被迫地， 厨房热闹了。 短视频领域里那些出口转内销的
美食制作者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李子柒” “美食作家王刚” 们很好， 让我们
至少想起了在鱼香肉丝、 麻婆豆腐、 西红柿炒鸡蛋等套餐定食和外卖常客外，
人还有太多可以尝试着去学、 去做、 去体会的老味道。 厨房里的幸福和快乐
是复杂的， 其实它的辛劳和痛苦也是复杂的， 不同人有不同的体验。 各人各
甘其味， 煳也有煳的风味。
而老字号和它们的老顾客们用几十甚至上百年的 “ 试味” 不断探索、 不
断搭建出的 “旧世界”， 更是复杂的人和复杂的自然界在数千年的磨合里不断
试错、 不断搜寻出的 “人性”。 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不仅尚有余裕， 空间貌似还
颇大， 远不是几百年以来数千个绝顶聪明的脑袋瓜的新鲜设计就能填补完满
的。 上亿、 上十亿乃至上百亿的人在这夹缝里身体力行地找寻着自身存在的
意义， 发觉着美的可能， 收获着崇高的体验， 其实也给老字号留下了不少的
生存空间， 面对涌动着万般变化、 千样需求的复杂客户群， 大可不必前赴后
继地冲向单一设计、 简单复制的现代化浪潮里去。 这条路既不新， 也不旧，
似乎没有什么可取， 但贵就贵在万千生命心性所系， 未必不是一条 “ 真路”。
我们只愿人们能在这条路上慢慢前行， 不要专注在乏味的来处与枯燥的去处，
而是细细探勘周遭的人、 周遭的风景， 而后能意识到， 世界不是线性的， 生
活更不是线性的， 荒寂无聊实则处处生机。 至于老字号们， 在充斥着苦痛的
旧时代里都能铸出金字招牌， 在科学技术大为丰盈的新时代里， 又怎么不能
重塑金身、 再造辉煌呢? 方向对了， 点点星光也是朗朗星汉， 其道大光， 未
来一定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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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姜海军*
摘 要
北京中轴线既是北京城的脊梁与框架, 更是北京文化、 中华文化
的承载者。 北京中轴线及所属建筑所呈现出的文化, 集中体现了
中华文化的特征、 特质。 就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而言, 它既有
一般都城所具有的共性, 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比如自然性、 人
文性、 礼仪性、 全球性、 包容性等, 正是因为这些文化特质, 进
一步强化了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地位, 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形成提供了凝聚力。
关键词
北京中轴线; 北京文化; 中轴线; 全球文化; 中华文化
北京中轴线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方面及内涵， 成为中华
传统文化的象征。 北京中轴线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 也有其自身的属性，
这些属性不仅仅基于自身所属的建筑物， 也有与北京中轴线有关的人事所传
达的文化理念、 政治思想等。 进而言之，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既有自然的
属性， 也有人文的属性， 更有社会的属性， 等等。 这种特质本身具有了多元
性、 全球性、 普遍性等。 北京中轴线正是因为有了多元性的文化特质， 使之
在元明清时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与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诸多
的作用， 更是为新中国、 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北京中轴线承载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234·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一 自然性、人文性与人民性
北京中轴线尽管是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坐标、 脊梁， 基本上要满足适宜当
时人们生活生存与居住的舒适度， 从而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 以人为本的理
念。 不过， 究其根本， 北京中轴线实际上为了展现它的政治性。 可以说， 自
然性、 人文性是其基本特征， 而政治性则是其本质的特征。
中国古人所说的 “天人合一”， 实际上是在强调其自然性， 这里的 “ 天”
主要指的是自然， 即 “ 天道自然”。 天的性质是自然， 也叫 “ 道”。 但实际
上， 中华文化所说的天人合一， 更加注重的人效法天、 效法自然之道。 可以
说， 这也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 作为中华文化的思想源头——— 《 周易》 就宣
扬 “天人合一”， 《周易》 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六爻便是对天道的模拟， 《 郭
店楚简》 说: “ 《易》， 所以会天道、 人道也。” 《周易》 就是要人们根据自然、
天道来修身明德， 最终成就大人、 圣人的理想人格， 如 《周易·文言》 所说: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修德的最高人格
理想就是大人， 即儒家所言的圣人， 这种理想人格就是天人合一的典范， 如
《周易·文言》 所说: “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
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 总之， 天人合一强
调的是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要效法自然、 顺应自然， 人的所作所为要
合乎自然规律， 正如老子 《道德经》 所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
自然。” 也就是说， 道家强调人道效法天道、 人道与天道高度统一的思想。
对此， 清代在重修紫禁城及所改的三大殿之名， 即太和殿、 中和殿、 保
和殿等， 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由于古人强调天人合一， 而认为天
与人都是基于 “气” 而存在， 所以在北京中轴线的建筑设计上非常强调藏风
聚气的风水思想， 比如北京城的城门设计也注重藏风聚气， 在内城的南垣开
三门、 北垣开两门， 以此错开， 达到藏风聚气的效果。 总之， 在中国哲学史
上， 天人合一始终是学者们非常关注的命题， 而这些思想也充分体现在北京
故宫、 天坛、 地坛、 日坛、 月坛、 景山、 万宁桥等的设计与建设理念之中，
充分展现了效法天地、 理气合一、 推天道以明人事、 以人为本等理念。
当然，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所蕴含的思想， 除了强
调以天子为首的统治阶层是天命之人之外， 也在通过城市的空间布局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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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展示他们秉承上天的意志， 在人间具有中心地位而统治他人。 也就是说， 基
于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形成的 “尚中” “居中为尊” 的思想， 以此来强化王权
至上的理念。 比如在都城选择上崇尚 “择中立都”， 并以此形成了中心拱卫式
的都城营建制度， 而这便是 《 周礼·考工记》 所说的 “ 营国制度”， 实际上
这也是古人对天体宇宙认知的人间化， 如孔子所说: “ 为政以德， 比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就是说， 北极星居于天体中心， 漫天的繁星都围绕着
它， 这种天象如同是人间的秩序一样， 所以 《荀子·大略》 就此评价说: “王
者必居天下之中， 礼也。” 元明清时期， 北京中轴线作为千百年来都城建筑思
想的集大成之作， 更是集中体现了居中为尊的思想。 当时的统治者之所以基
于中轴线进行都城选址、 空间布局等天人合一的形式来展现皇权思想， 这也
是中国古代都城从产生伊始所具有的政治性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 北京中轴
线及北京城更是通过建筑布局、 空间设计、 装修布置等多种形式， 进一步强
化了这一属性， 集中展现了古人天人合一、 以人为本、 皇权至上的思想理念，
比如天坛、 紫禁城的建设。 当然， 这种天人合一之中也包含了对民众的高度
重视， 所以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基础上， 又融入了民本思想、 以德治国等理念，
比如社稷坛、 先农坛的建设与祭祀文化便是如此。 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 也是古代统治思想日渐成熟的重要体现。
总之， 正是基于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 中国古代始终强调人与自然
之间的和谐相处， 是上古以来农耕文明敬畏自然、 崇尚自然观念的抽象。 基
于这种理念， 形成了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哲学、 文学、 艺术、 科学、 伦理、
道德、 政治学等多种知识体系。 北京中轴线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与文化， 也包
括天文历算、 农学、 数学、 中医学、 军事学、 地理学等各个方面， 而这些成
就直到明清之际， 中国依然在世界上领先。 这不能不说， 北京中轴线文化所
拥有的天人合一的特质具有根本性、 普遍性的意义。 可以说， 天人合一是北
京中轴线文化、 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 也是一种具有非常普遍意义
的文化特质。
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 但实际上对人事非常关注， 即以人为本， 从
而形成了非常深厚的人文传统。 对人事的重视由来已久， 尤其关注统治阶
层自身的道德因素。 在 《 尚书》 中， 贯穿了对人自身的重视， 尤其是强调
修德以配天。 可以说， 不论何时， 统治阶层都将民生、 民众看得非常重要，
比如 《 尚书·尧典》 记载帝尧便是如此: “ 曰若稽古， 帝尧曰放勋， 钦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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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思安安， 允恭克让，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 九族既
睦， 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 从这可以看出， 帝
尧自身非常修身明德， 更为主要的是， 他选贤与能， 注重家族、 民众的利益，
并使得各个诸侯国也非常协调和顺， 从而赢得了天下人的认同。 可以说， 在
中华文明的早期， 古人就充分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性， 经过尧、 舜、 夏、 商、
周时期的发展演化， 民本思想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孟子、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传承者也都非常推崇民本思想， “ 民为贵， 社稷次
之， 君为轻” ( 《孟子·尽心下》)， “天之生民， 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 以为
民也” ( 《荀子·大略》)。 从汉代开始， 随着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以
民为本、 以德治国的理念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始终是统治阶层重视的治国
思想， 比如唐太宗曾专门写了 《 民可畏论》， 其中有 “ 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
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 的论断， 体现出他对民本思想重要性的
深刻认识。
可以说， 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的精髓， 在上
古三代就已经得到了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 随后经过儒家学者的丰富完善，
最终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汉代以后， 随着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民本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 民本思想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推动作用。 尽管北京中轴线切实体现了皇权至上、 礼乐制度等， 但随
着时间推移， 其以人为本、 以民为本的思想越发得以体现， 对此有学者就
说道:
北京中轴线, 历经元、 明、 清、 民国,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过
多个历史时代的规划、 建设、 改造, 见证了北京几百年的城市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 顺应时代从封建王朝到人民当家作主社会的变迁, 北京
中轴线由为帝王及其统治服务向着人民当家作主、 为人民服务方向转变,
形成了与明清时期中轴线相互联系但又有着本质区别的文化空间类型,
政治文化广场、 博物馆文化宫、 城市人民公园、 商业休闲空间等公共场
所和文化场所成为其主要的存在形式。①
① 张宝秀等: 《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重构》， 《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5 年第 2 期。
·237·
北京文化前沿·2022
近代以来， 随着北京中轴线及所属建筑的相继开放， 越来越多的民众开
始进入这些地方， 并领略到了中华文化、 文明的博大精深、 精美绝伦， 新建
的天安门广场、 国家博物馆等更是注重民众的精神诉求， 由此也充分体现了
近代以来北京中轴线的功能由传统的皇权向民生的转向。
从元大都规划与建设开始， 北京城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它的人民性的特征，
根据 《元一统志》 的记载， 当时大都市的居民以坊为单位， 按照街道进行区
划， 计有五十坊， 各坊之间都是以街道为界限， 周围也没有城墙， 这样就打
破了以往封闭式街坊的格局， 而转向了开放式的胡同建筑， 这样不仅有利于
居民居住， 也方便民众的交往与交流。 明清时期， 北京城继承了元大都时期
对民生、 商业的重视， 以至于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两侧不仅有贵族的亭台楼榭，
也有平民的坊市商铺， 由此形成了明清北京城商业贸易的繁华。
民国以来， 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随着社会性质与政治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开始由以往的皇家所有日渐转化为人民所有。 况且， 北京中轴线又建设了很
多与人民相关的建筑， 以此凸显了它的人民性、 社会性， 北京中轴线由此在
功能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此有学者总结道:
今天, 从天安门到原中华门旧址这一区域, 面貌一新。 东西长安街
早已成为交通要道, 车辆行人在天安门前来来去去, 畅通无阻。 ……到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 修建包括人民大会堂等的 “十大建筑”, 在天安
门和原中华门之间, 东面修起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西面修起了人民大会
堂, 遥遥相对, 昔日从中华门通到天安门的那条狭长的通道, 已经不起
任何作用而拆除了, 展现在天安门前的是一片辽阔的广场。 在广场中间,
又耸立起一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这是北京旧 “ 皇城” 变化最大的
部分。 ……太庙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祖先的家庙, 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
文化宫。 ……辛亥革命以后, 社稷坛辟为公园, 供人游览。 ……中山公
园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面积相若, 都呈长方形。 北面与紫禁城隔河相望,
中间的筒子河可以划船。 从这两个公园的后门出来, 通过阙左门和阙右
门, 走不多远就可到午门。 在紫禁城的北面, 有一个景山公园。 ……古
老的宫殿、 红墙与现代化的高楼交织在一起, 它并没有使人产生不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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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之感, 相反, 新老相得益彰, 这也许正是北京城的特色吧。①
可以说， 从近代以来， 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各个建筑逐渐都转化为了社会
财产， 大多成了服务于民众的国家机关与人民公园， 它们不再为皇家所有，
更不是少数人的财产。 正是这种属性功能的变化， 也促使北京城转变为了一
个现代化的城市， 成为具有社会性、 人民性的大都市。
新中国成立之后， 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有性质的变化， 更有内容上的变化， 其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
北京中轴线为中心的北京城越来越体现了它的人民性， 即以民众利益、 福祉
为前提而不断发展变化， 对此正如侯仁之先生所总结的:
从 1949 年到现在 40 年来, 北京的变化与它漫长的历史比较而言,
确实是惊人的。 ……新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崛起, 其中有 1959 年
落成、 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翼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人民革命博
物馆及历史博物馆。 在号称 “十里长街”, 成为北京新的东西轴线的东西
长安街两侧, 新北京饭店、 民族文化宫、 电报大楼、 广播大厦、 民族饭
店、 军事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和宾馆、 办公楼、 商业中心, 以各具特色的
造型装点着这条繁华而雄伟的大街。 在北京的东郊、 西郊和城南, 为开
展体育比赛陆续兴建了规模巨大的北京体育馆、 首都体育馆、 工人体育
场和先农坛体育场。 ……为了满足市民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和多方面的需
要, 市区和郊县的所在地, 陆续建成许多剧场、 影院、 文化宫、 俱乐部
和体育场。 其中自然博物馆、 地质博物馆、 北京天文馆、 鲁迅博物馆、
中国美术馆、 徐悲鸿纪念馆、 北京展览馆、 全国农业展览馆以及北京动
物园、 北京植物园和新近落成的游乐场、 展览中心等公共活动场所, 充
分反映了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开展经济、 技术、 文化、 艺术的交流,
满足人民的学习、 娱乐和艺术享受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随着市区的
扩大和新的住宅区的增加, 北京城区原有的商业街, 例如王府井大街、
前门大街、 东四、 西四、 鼓楼大街、 东单、 西单、 菜市口大街、 大栅栏、
琉璃厂文化街, 不仅恢复了许多经营特种商品、 历史悠久的老字号, 而
① 贺善徽: 《北京的旧 “皇城”》， 《紫禁城》 1982 年第 1 期。
·239·
北京文化前沿·2022
且新建了百货大楼、 商场、 菜场和各种商店, 成为市场繁荣、 顾客盈门
的闹市。 除此之外, 在新建的住宅小区和郊县的卫星城镇, 相应配套建
成商场、 菜场、 购物中心以及医院、 学校等生活设施, 形成了新的商业
中心。①
侯仁之先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 40 余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这个时间距
离今天又过去了四十年， 这其中的变化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说， 从新中
国成立之后， 北京尽管继续作为首都， 但是它调整了它作为传统政治性、 国
家性等的重要属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对传统的北京城在建筑规划、
交通、 社区、 体育、 商业、 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做了全面的规划与重建， 极大
地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北京城作为新中国首都所具有
的人民性、 公共性特征。 即使是建筑在中轴线上的故宫、 景山、 社稷坛、 太
庙天坛、 地坛等也都修缮一新， 重新对民众开放， 成为市民和中外游人休息、
娱乐的公园。 北京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在国内、 国际上首屈一指， 成为举世瞩
目的国际文化及旅游的大都市。
总之， 元明清时期基于北京中轴线所形成的空间格局， 既有宫廷、 园林、
坛庙、 寺院， 又有学校、 沟渠、 集市等，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包
容性、 公共性。 当然， 我们不能否认其所集中展现的皇权主义。 随着清朝的
结束， 北京中轴线开始打破以往 “一元化” 的政治空间布局， 而转向了 “ 多
元化” 的社会文化方向发展， 这极大地展示了北京中轴线的公共性、 人民性
与社会性。 可以说， 北京中轴线的社会公共性是其重要的特质， 这种特质的
产生是自古以来传统以德治国、 以仁兴邦思想的具体体现； 随着新中国的成
立， 这种特质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弘扬， 也由此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及
文化的优越性、 先进性。
二 礼仪性、伦理性与政治性
北京中轴线是北京城的脊梁与坐标， 是对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的继承
与发展， 它集中体现了古代以礼治国、 以德治国的理念与传统。 中华礼乐的
① 陈桥驿主编: 《中国七大古都》，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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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起源甚早， 可以追溯到新旧石器时代。 它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将日
常生活规范化、 程序化的必然结果。 原始时期， 人们习惯性地将重要的活动
仪式化， 这种仪式化既增强了人们的情感、 认同， 同时也有效地形成了全新
的政治秩序， 从而满足了当时落后的生活、 生产状况。 的确， 先秦时期古礼
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活化、 程序化的结果， 对此正如 《 礼记·礼运》 中
所说的: “夫礼之初， 始诸饮食。 其燔黍捭豚， 污尊而抔饮， 蒉桴而土鼓， 犹
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 在距今 7000 年到 5000 年左右
的史前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良渚文化等遗址中， 出现了很多用于祭祀的琮、
盘等玉器， 这就说明中华先民们对宗教祭祀礼仪的重视。 礼乐是中华民族的
先祖们长期生活、 劳动探索的结果， 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
北京中轴线所属建筑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礼仪秩序， 更是承载着中国古代
以礼治国的理念与思想， 对此如梁思成所言:
贯通这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 一根长达八公里, 全世界最长, 也
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
建立而产生。 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
据的。 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 一贯到底的规模。①
梁思成对北京中轴线的称赞， 实际上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元明清基
于传统礼制所建立的建筑群， 北京中轴线上的宫殿、 寺院、 园林、 坛庙等都
是对中国古代数千年礼制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它们所承载的礼制思想及以礼
治国的理念， 更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主导所在。
北京中轴线上所呈现的礼制思想， 实际上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
中， 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 道德伦理的重要内涵所在。 这些主要体现在当时
生活在北京城中君臣、 百姓的一言一行之中。 不仅如此， 随着宋元明清时期
理学的建构与盛行， 传统礼制更加道德化、 伦理化， 成为维系古代人伦道德、
社会风气、 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正如 《礼记·曲礼上》 所说:
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 非礼不备。 分争辨讼, 非礼不决。
① 梁思成: 《北京———都城计划的无比杰作》， 《新观察》 195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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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 非礼不亲。 班朝治军, 莅官
行法, 非礼威严不行。 祷祠祭祀, 供给鬼神, 非礼不诚不庄。
从 《礼记·曲礼上》 的总结可以看出， 当时的道德伦理、 社会风俗、 纲
常名教、 教化习俗、 宗庙祭祀等都离不开礼仪对人的约束。 礼仪的作用渗透
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甚至是思想观念层面，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存在。 在具体的礼仪实践中， 古人通过服饰、 饮食、 住宅、 待遇等各方面来
彰显礼仪差异， 这些在北京中轴线及其所属建筑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可以说，
礼仪产生之后， 随着它在各个层面的渗透， 就逐渐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特
征， 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 “礼在中国， 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 为其他任何
民族所无。 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 仪礼、 礼貌的范围， 而中国之礼，
则与政治、 法律、 宗教、 思想、 哲学、 习俗、 文学、 艺术， 乃至于经济、 军
事， 无不结为一个整体， 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① 历朝历代的
统治者正是通过制定不同等级、 不同类别的器物来彰显礼仪， 以此来维护社
会政治秩序， 如贾谊 《新书·卷一·服疑》 中就说:
奇服文章, 以等上下而差贵贱。 是以高下异, 则名号异, 则权力异,
则事势异, 则旗章异, 则符瑞异, 则礼宠异, 则秩禄异, 则冠履异, 则
衣带异, 则环佩异, 则车马异, 则妻妾异, 则泽厚异, 则官室异, 则器
皿异, 则饮食异, 则祭祀异, 则死丧异。
古代重视礼仪， 注重以礼治国， 由此便有了相应的服装、 称谓、 权力、
符瑞、 俸禄、 鞋帽、 佩饰、 车马、 妻妾、 住宅、 用具、 饮食、 祭祀、 丧葬等
多个方面的不同规定， 这些规定实际上约束着不同的群体， 使得他们彼此之
间不能僭越界限。 可以说，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中， 等级无所不在、 无时
不在， 而这种等级观念一般都是通过各种不同器物、 制度等来展现， 同时，
礼仪在一定程度上又扮演着法律的角色， 或者说是准法律。 不仅如此， 朝廷
还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 以保障礼仪的存在与运行。 所以， 礼仪是
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纽带， 而礼治则是现实社会政治发展与治理
① 邹昌林: 《中国礼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4 页。
·242·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的重要手段， 也是一种具有中华特色的文化模式， 而这些礼仪规范、 礼器等
都在北京中轴线及所属建筑中有不同的展现。
另外， 北京中轴线集中体现了传统的伦理道德、 政治属性， 比如中正的
伦理道德思想， 便体现为 “古之王者，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泽国之中而立宫”
的建筑思想。 北京中轴线呈现的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 更是人们对于
国家大一统、 中正和谐、 天下一家、 和而不同等理念的认可与传承。 由于宋
元明清时期， 随着理学的建立， 传统的道德伦理学说进一步被强化， 以德治
国的道德伦理性也进一步凸显， 而这也在当时元明清北京城及统治者那里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 在元大都之际， 他为了突出大都是全国中心的地
位， 除了军事、 政治、 经济上进行改制突出其首都地位之外， 除了保留金朝
按照儒学理念及中原北宋汴京的城市规划加以改建的既有规模之外①， 还进一
步推行儒学、 建立儒学机构、 宣扬南宋旧地流行的程朱理学， 以此强化人伦
道德在元朝社会政治中的作用。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也采取一系列举措来
恢复中华礼仪文明， 强化儒家人伦道德、 纲常名教， 旨在通过儒家礼仪道德
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重新恢复儒家所宣扬的纲常名教、 人伦道德的主导性。
后来， 明成祖朱棣称帝并迁都北京， 曾敕命胡广、 杨荣、 金幼孜等人纂修
《五经四书大全》 及 《性理大全》， 程朱理学也被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当时，
学者们多秉承程朱理学， 笃守躬行， 如学者所言: “ 自考亭以还， 斯道已大
明， 无烦著作， 直须躬行耳。”② 清朝建立之后， 北京作为首都， 随后清帝皆
推崇儒家学说， 强调人伦道德， 如康熙极力推崇程朱理学， 认为 “孔孟之后，
有裨斯文者， 朱子之功， 最为弘巨”③， 并在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将程朱
理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可以说， 元明清时期， 北京作为当时的首都， 统治者们为了强化社会控
制， 极力倡导儒家人伦道德、 纲常名教， 由此使得程朱理学及其所宣扬的伦
理道德成为当时的基本行为规范。 换言之，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在元明清时
① [清] 于敏中等: 《钦定日下旧闻考》 卷三十七 《京师总记》 记载: “乃命左右丞相张浩、 张
通、 左丞蔡松年， 调诸路民夫筑燕京， 制度如汴。”
② [清] 张廷玉等: 《明史》 卷二百八十二 《薛瑄传》， 第 7230 页。
③ [清] 官修: 《清实录》 第 6 册， 《圣祖仁皇帝实录》 卷二百四十九，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第
4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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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期已经不仅仅是具体的建筑轴线， 还是中华民族的心理基准线， 这种基准线
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们对程朱理学的传承弘扬， 从而使得儒家人伦道德、
纲常名教成为社会生活、 文化观念中的基本标准， 由此也强化了中华文化的
伦理道德性。 对此如有学者在界定中轴线的时候曾这样说道:
轴线可以称之为一种线性基准。 线性可以算是所有轴线的一种基本
特征, 而基准是轴的本质所在, 无论是心理轴线还是发展轴线, 都符合
这一普遍性的含义。 通常情况下可以将轴线概括为两种, 一种是 “ 虚
轴”, 即看不见摸不着, 却无刻不影响着人们行为和心理的线。 另一种是
“实轴”, 即指可以行走在上面并通过的道路。①
这种解释很有道理， 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城空间布局的基准， 尽管体现
为有形的城市主干道、 主要建筑， 但随着时间推移， 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已
经内化于心。 它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已经内化为民族精神， 尽
管它看不见、 摸不着， 而这主要表现为儒家文化长期的传播、 渗透， 已经根
植于心，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言行举止的规范、 标准， 进而成为一种话语体系、
文化体系。 也正是因为如此， 北京中轴线所象征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
帜， 直到今天， 作为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 一脉相
承， 就是因为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 经由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
而传承、 弘扬。 换言之， 北京中轴线与其说是建筑本身的产物， 还不如说是
中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内化于心的精神， 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文化认同
的思想源泉所在。
尽管北京中轴线及所属建筑承载着古代的礼仪纲常、 道德伦理， 但是这
些都是为了充分展现其政治性。 对此， 从金朝规划建设金中都开始， 就已经
将中轴线作为皇权观念的重要政治体现。 金朝所建设的中都内城， 是在辽皇
城旧址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金朝的内城分为皇城、 宫城两重。 宫城南门为应
天门， 从应天门向北贯通宫城北门， 形成了一条南北贯通的中轴线。 在这条
中轴线上， 建设有大安、 仁政、 太和、 神龙等宫殿， 整个内城基于中轴线布
① 单晓燕: 《 北京旧城传统中轴线保护和控制区域色彩控制研究》， 北京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 2014 年 6 月未刊本， 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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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局完整， 与全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皇权至上的政治
主题。
随后， 元朝在金中都附近重新建城， 汲取了它的中轴线思想， 而这又被
明清两朝所继承发展， 从而为后来的中轴线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 北京的中
轴线自形成至今有 800 多年的历史。 在这数百年的历史中， 中轴线始终是都
城的核心所在， 更是皇权与国家的象征。 并随着时间推移， 北京中轴线不断
被丰富、 完善， 比如明代继承了元大都的中轴线， 并在南面建设了外城。 又
在中轴线的北端设立钟鼓楼， 南边建设了太庙、 社稷坛、 天坛、 先农坛等，
由此更加凸显了皇权至上的政治特质， 如有学者所言:
明北京城中轴线连着 “ 四重城”, 从平面上看, 外城包着内城南面
(因财力不足, 仅筑一面外垣), 内城包着皇城, 皇城又包着宫城紫禁城,
形成多重同心的方城。 每层城墙周围都环绕着宽且深的护城河, 皇帝居
住的宫城便是全城的中心, 处于层层拱卫之中。 加之城外四周又筑有天、
地、 日、 月四坛, 宫城俨然 “宇宙的中心”。 这种城市规划设计集中体现
出封建帝王 “普天之下, 唯我独尊” 的主题思想。 同时, 宏伟高大又金
碧辉煌的宫殿建筑, 在数以千万计、 井然有序的掩映在绿荫之下的灰色
四合院, 以及散落在城中不同部位的衙署、 坛庙、 寺观的烘托下, 更是
凸显出 “皇权至上” 之势。①
明代是北京城中轴线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基本上奠定了北京
中轴线的基本规制。 更为主要的是， 在这条线上， 明朝通过内外城的建设，
宫城的设计、 建筑的规制与色彩， 以及城中不同部位的衙署、 坛庙、 寺观的
布局， 充分体现皇权至上的理念。 随后， 清朝在明朝北京中轴线基础上， 进
一步丰富完善， 进一步体现皇权至上的理念。
1949 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 北京的中轴线在内容与内涵上又得到了新的
丰富， 如先后形成了天安门广场， 建设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毛主席纪念堂、
人民大会堂、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 (现国家博物馆) 等新的建
筑。 不过， 这一时期北京中轴线由以往体现皇权的政治属性， 转变为新时代
① 柳彤: 《匠意天成———明代北京城中轴线叙说》， 《文史知识》 202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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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属性。 在这里， 既有可以供数十万群众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