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16
也有供上万全国各族人民代表进行开会、 讨论国家大事的人民大会堂， 党和
国家领导人每年也在这里处理重要政务， 并在这里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政协会议， 以及各种类型全国性的会议， 等等。 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北京
中轴线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延续性， 它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政治之轴。
总之， 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城的坐标与脊梁， 集中体现了它的政治内涵
及意义， 这种政治属性主要通过空间布局、 建筑规制、 装饰设置等进行展现。
不仅如此， 基于北京中轴线的北京城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这里所发布的政
治理念也具有指导性。 总之， 北京中轴线是国家的象征， 权力的象征， 更是
新中国的象征。
三 国家性、全球性与包容性
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遗产， 不仅仅具有建筑学、 美学上重要
的价值与意义。 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 也充分展示它在政治方面的特
殊意义。 也就是说， 在元明清时期，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作为当时的王朝首
都， 通过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各方面形式， 来体现其政治性、 国家性、
世界性的文化意义。 它是中华民族、 中国的象征， 具有国家性。 也就是说，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的文化， 并不限于政治所有， 也是国家、 民族的象征。
元明清时期，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一直被看作中国的国家象征。 从这里
发布的政令及举措， 直接影响了全国乃至全球。 比如从元朝开始， 由于元朝
重视商业， 当时形成了若干个商业中心与大都市， 其中大都 ( 即今天北京)、
杭州便是当时的经济重镇。 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 也是当时闻名于世
界的商业大都市。 《马可·波罗游记》 赞叹大都的货物太多， 为世界其他城市
所不能比。 到了明朝， 随着农业、 手工业、 交通及对外交往的发展， 全国的
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当时， 兴起了一批重要的商业城市， 比
如南京、 西安、 洛阳、 苏州、 杭州、 广州、 泉州等。 清朝的外贸也非常发达，
比如康熙时期，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等地开放， 中国与东南亚、 欧美各
国的商业往来非常频繁， 中国向海外输出了大量的棉布、 丝绸、 瓷器、 铁锅、
茶叶等货物， 为当时的清政府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由于乾嘉时期， 中国市场
开放有限， 且中国相对欧美其他国家而言， 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 所以
·246·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引发了欧美列强的不满， 随即以鸦片的问题引发战争， 随后中国战败被迫开
放国门， 中国商业由此也进入了新的不平等阶段。
元明清时期，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作为王朝的首都， 在这里象征国家最
高统治机构的吏部、 户部、 兵部、 刑部、 礼部、 工部等衙署及所属机构， 都
设置在天安门前中轴线两侧 (今天安门广场位置一带)， 它们直接听命于当时
皇帝的旨意， 通过承上启下， 进而对天下发布政令、 实施统治； 不仅如此，
北京中轴线上的规制最高、 雄伟高大的正阳门城楼、 城门和城墙， 充分体现
了皇权与国家统治的威严； 中轴线北端终点的钟鼓楼， 也是当时皇帝掌控全
国时间发布、 统一全国作息的历史上最早的北京时间； 中轴线上的天坛、 社
稷坛、 先农坛等也都昭示着君王受命于天， 以此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掌控。 不
仅如此， 在元明清时期， 身在北京的统治阶层还通过科举考试、 太学等形式，
来展现对全国教育、 人才的掌控。 另外，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 身在北京的统
治者们也通过招纳全国优秀人才编纂大典的形式， 来凸显北京所具有的国家
意义， 比如元朝编纂的 《经世大典》， 明朝编纂的 《永乐大典》 《五经四书性
理大全》， 清朝编纂的 《古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 等等。 这些都体现了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所具有的国家意义。
总之，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通过建筑、 空间布局、 装饰、 政治行为等各
种方式， 来充分展示国家的象征意义。 正是由于北京在当时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外交等所具有的主导地位， 使之成为元明清时期国家的象征。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北京中轴线及所属建筑比如天安门、 人民大会堂等
也都具有了国家的象征意义。 这些都不能不说， 北京中轴线文化所具有的丰
富内涵及特别属性。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不仅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是人类历史上思想
文化的结晶， 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 北京中轴线的世界性， 不仅仅体现为对
世界各国文化的包容性， 也基于文化观念对世界各国物质文明、 外贸交流、
商业经济、 科技创造等的吸纳。 尽管在清代短时间实行过闭关锁国， 但是并
没有从整体上影响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的包容性、 世界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
基于北京中轴线对北京旧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新建， 比如天安门广场、
革命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 人民大会堂、 人民英雄纪念碑、 毛主席纪念堂等，
无不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特色， 而这里也是来自世界各国游客关注的焦点
所在。 换言之， 北京中轴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其功能及价值有了全新的转
·247·
北京文化前沿·2022
变， 体现了人民性、 现代性、 世界性意义。
实际上， 北京中轴线从元大都建设之初开始， 它就充分体现了它的世界
性、 全球性。 当时的元大都不仅是世界性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中心， 也是世
界物质习俗文化的交汇点。 大都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店铺， 百货云集、
酒肆林立， 有鼓楼、 斜街、 羊角、 枢密院角四大市场， 还有 30 多处物资集散
之地。 前来经商、 交流的各族人民， 也带来了各个民族的习俗文化。 蒙元对各
国、 各民族的习俗颇为尊重， 比如 《通制条格》 规定: “照得至元八年钦奉圣旨
定到民间嫁娶婚姻聘财等事内壹款， 诸色人同类自婚姻者， 各从本俗法。 ……
蒙古人不在此例。”① 元大都多元宗教与文化并存的格局， 促使朝廷在管理模
式上也采取多元化的方式， 使之成为全球多种管理理念与制度文化的交汇
中心。
北京城作为世界性的大都市， 在这里不仅曾对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
深远影响， 也对整个世界的局势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并促进了
世界各国经济贸易的交流， 根据史书记载， 元朝这里曾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商货， 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官员、 手工业者、 科技发明者， 等等，
如马可·波罗评价元大都时就这样说道:
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 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盖各人自
各地携物而至, 或以献君主, 或以献宫廷, 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 或以
献众多之男爵骑尉, 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 百物输入之众, 有如川流
之不息……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 约有城市二百, 位置远近不等。 每城
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 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②
马可·波罗在元代前期来到中国， 在这里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元大都
的宏伟， 也感受到了这里的政治氛围: 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来献礼。 不仅如
此， 当时各地的货物、 商品川流不息地在这里进行交易买卖， 从而促进了当
时商业的繁荣。 但也由此促使元大都成为世界性的大都市， 所谓 “ 世界诸城
无能与比”，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当时的欧洲伦敦、 巴黎等城市。 明清时期， 中
① 方龄贵校注: 《通制条格校注》 卷四 《户令·嫁娶》， 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第 169 页。
② [意]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25 页。
·248·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国的经济贸易、 思想文化依然对当时的东方乃至世界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
当然， 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并非一味对外传播其文化、 经济， 也体现为
对世界文化、 文明成就的吸纳， 比如近代以来， 西方的建筑设计、 技术与材
料等传入中国， 使得建筑风格越来越西洋化， 这在北京中轴线及东交民巷使
馆区表现得比较突出。 这里陆续建设的北京饭店、 新世界商场、 正阳门外的
劝业场等都凸显了西方文化、 文明的元素， 由此表明了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
的包容性、 世界性。 总之， 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成就， 集中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 同时， 这里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它所承载的
价值、 思想与理念， 也具有了世界普遍性、 包容性、 全球性。 即使在新中国
成立之后， 随着北京中轴线的延伸及发展， 越来越向世界表明北京发展的巨
大空间与无限潜力。
此外， 北京中轴线从设计、 建设一开始， 就充分体现了它的开放性、 包
容性， 这种思想充分体现了它所具有的远见。 实践证明， 数百年来北京中轴
线文化的科学性， 它甚至也为北京的现代化、 国际化提供了基础， 如美国规
划学者埃德蒙·N. 培根 (EdmundN. Bacon) 所说:
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一作品。 这座中国城市, 设计
成帝王的住处, 意图标志出宇宙的中心。 这座城市十分讲究礼仪程序和
宗教思想, 这和我们今天毫无关系。 然而在设计上它是如此光辉灿烂,
以致成为一个现代城市概念的宝库。①
元代设计了北京中轴线， 成为元明清北京城建设的基本坐标， 其中凸显
了礼仪、 宗法、 伦理等思想， 其所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直到现在也继续
被传承弘扬， 比如仪礼、 秩序、 道德、 伦理等， 这些也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更为主要的是， 其设计理念的远见与科学， 也为现代北京所继承， 为其成为
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 在民国时期， 北京中轴线尽管突破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功能， 而
进一步凸显其文化价值， 这也充分体现了它的公共性、 社会性、 人民性、 现
① [美] 埃德蒙·N. 培根: 《 城市设计》， 黄富厢、 朱琪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44 页。
·249·
北京文化前沿·2022
代性、 开放性与包容性， 这标志其功能较以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功能
及文化意义的转向， 不能不说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但也反
映出了北京中轴线所具有的包容性、 世界性、 现代性。 正因为如此， 近代以
来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成为现代北京发展的新起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 北京
中轴线文化更是在以往的基础上， 表现出了它的现代性、 社会主义性， 同时
其所宣扬的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爱国、 友善等核心价值
观， 也充分体现了它的全球普适性或曰普世性， 以及人类发展的现代性、 包
容性。
可以说， 自从元明清北京作为首都的数百年间， 北京中轴线充分展现了
它的开放性、 包容性。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北京中轴线以其包容性， 进一步
凸显了其社会主义的属性， 具有了现代意义， 对此， 有学者就这样说道:
北京中轴线上诸多空间单元的政治功能已经消退, 现今仍保有政治
功能兼具文化功能的空间单元是天安门广场, 包括整个广场、 天安门、
人民大会堂、 国家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在内。 自辛亥革命之后, 天安
门广场逐渐转变为民众的政治集会场所。 新中国成立以后, 经过改造扩
建的天安门广场, 不仅建筑外貌、 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且被时
代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 成为人民的广场, 取代了明清紫禁城位居中轴
线之核心的地位, 成为当今北京中轴线的重心之所在, 成为国家政治中
心的象征, 既为国家典礼服务, 为议政、 施政服务, 也为民众大型集会、
文化活动服务, 每天都有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观
看升国旗仪式。 天安门城楼图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组成部分,
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天安门广场东西
两侧新建的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 乃是新时代的国家历史之展现,
人民社稷之所在, 可以说是新形式的 “左祖右社”。①
北京中轴线从近代开始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基本上失去了它集中
作为皇权政治、 服务皇权的旧有政治功能， 从而转向了全新的政治文化功能，
① 张宝秀等: 《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重构》， 《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5 年第 2 期。
·250·
北京中轴线文化的特质
这标志着新的政治制度、 社会与文化的转向。 北京中轴线被赋予了新的政治
文化意义， 比如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的集会场所； 人民大会堂、 国家博物馆
服务于民众；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 百姓福祉而甘
于奉献的精神， 也宣扬了以德治国、 以民为本的思想； 等等。 更为主要的是，
随着 2001 年北京申奥的成功， 北京中轴线向北延伸而兴建了国家体育馆、 奥
林匹克公园等新建筑， 由此体现了绿色、 人文、 科技等现代理念， 这些也是
北京中轴线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更是北京中轴线包容性的充分体现。
小 结
元明清时期的北京中轴线作为都城建设的脊梁与坐标， 充分体现了它的
极大贡献及魅力。 北京中轴线不仅仅是建筑群体的组合， 更不是简单的城市
空间布局， 也是一种传统建筑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 这种文化传
统直到今天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当然， 随着近代以来， 北京中轴线传统政
治文化功能的转向， 先农坛、 天安门广场、 天坛、 正阳门、 太庙等先后向公
众开放， 充分体现了 “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共性”①， 这自然标志着北京传统中
轴线内涵与内容的现代转向。 北京中轴线作为一种文化体系， 尤其自身的特
质， 这种特质也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 北京中轴线文化注重天道、 地道
与人道的有机融合， 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与此同时， 作为集中体现政
治文化的轴线， 也集中反映了传统文化中礼治、 德治等价值观。 当然， 北京
中轴线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 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它的开放性、 包容
性， 正因为如此， 北京作为首都在文化内涵上不断丰富完善， 为中华文明的
源远流长提供了内在支撑。
另外， 北京中轴线既是有形的存在， 更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存在， 而这种
文化意义也充分体现在北京中轴线、 长安街东西贯通的横轴方面。 毕竟， 它
也是近代一百多年来北京中轴线及北京城发展的历史见证。 北京的横向轴线
主要是在民国之初朱启钤进行长安街的改造之际， 才真正凸显出它的存在及
价值。 这种基于长安街的贯通， 直接消除了北京中轴线固有的不足， 极大地
拓展了北京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空间， 这自然为今天及未来北京城市的高速发
① 北京文物局: 《北京传统中轴线文化价值研究》， 《中国文物报》 2012 年 6 月 6 日。
·251·
北京文化前沿·2022
展、 国际化提供了有力的空间保障， 更是丰富了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义。 尽
管基于长安街贯通的横向轴线极大地拓展了北京的发展空间， 淡化了北京传
统中轴线的历史意义，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北京中轴线的
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 体现了北京中轴线文化所具有的时代性、 包容性等特
质。 对此， 正如侯仁之所指出的: “至于从长安街开始继续向东西两方径直延
伸的大干路， 又彻底扭转了几百年来北京旧城在平面设计上那条南北中轴线
的支配地位， 从而使新市区的扩建， 沿着一条新轴线向东西两方有计划有步
骤地发展起来。”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 北京中轴线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得到了进
一步强化， 而这也为北京城市的新时代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持， 更是为未
来北京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与方向。
① 侯仁之: 《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 《文物》 1973 年第 5 期。
·252·
关于元大都文化活化利用的思考
———来自古罗马的启示
常书红*
摘 要
古都文化的活化利用是当前首都文化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而要把古都文化活化利用好, 不仅需要不断开掘古都文化本身的
历史价值, 呼应首都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更需要在全球视野
下, 借鉴古今中外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著名古都的经验教训, 以
寻求科学有效的活化利用策略。 本文主要通过对作为东西方文明
的重要源头和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 堪称世界城市文明史上双峰
的古罗马与元大都文化发展历程的追溯和比较, 特别是通过对古
罗马历史文化遗产从惨遭破坏到科学保护利用过程中经验教训的
分析, 提出了当前推进元大都文化活化利用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
元大都; 古罗马; 活化
在历史的风云中， 曾经璀璨一时的人类文化成果有的被摧毁、 埋葬， 有
的被肢解、 丢弃， 有的被掠夺， 有的被 “ 奉送”， 有的在坍塌的边缘摇摇欲
坠， 也有的在一堆现代 “新贵” 的高楼大厦间尴尬地寻找存在感……对于古
罗马和元大都这样历史久远的文化之都， 以上种种几乎都不曾幸免， 它们曾
经创造的那些人类文明的伟绩幸存至今的已经屈指可数。 幸运的是， 文化遗
产保护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 各种保护法规、 方案纷纷出台， 很多
*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253·
北京文化前沿·2022
机构、 团体投身其中， 然而理念杂沓、 功利驱动的保护未免乱象丛生。 如何
真正从令人扼腕痛惜的文化遗产破坏历史包括以保护建设之名行破坏之实的
做法中吸取教训? 如何寻找到科学可行的元大都遗产保护路径? 冥冥之中与
元大都结下不解之缘的古罗马应该会提供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 元大都与古罗马的不解之缘
提到元帝国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开启， 人们自然会想到一个意大利
人———马可·波罗。 他是第一个将元朝的广大、 大都的富庶、 大可汗的神威
等近乎神话的中国印象带回欧洲的人， 也是他及他的游记在西方催化了人们
对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无穷想象和向往， 进而掀起了去东方、 去中国探险的
狂潮， 使大都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来自欧洲的旅行者。 这些旅行者不再是为了
外交目的而短暂停留的使节， 而是雄心勃勃意欲在中国开辟神奇乃至神圣事
业的商人和传教士们。
那么， 为什么会是意大利 “发现” 元大都? 为什么会由一个意大利人电
光石火般点亮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意大利与中国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冥
冥之中的缘分? 如果我们稍稍回溯一下两个国家的历史， 也许可以为这种
“缘分” 找到一些证据或线索。
公元前 8 世纪， 在意大利中部以帕拉丁为中心的七山地区出现了一座不
起眼的小城市， 这就是罗马城。 谁也没有料到， 这个小小的城市会迅速崛起，
不仅很快改变了意大利的命运， 而且进而改变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命运， 它
所创造的魅力， 就是相隔万里的中国人也神往不已。 同时， 罗马的崛起， 也
为各国之间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熟悉的谚语 “ 条条大路通罗
马” 便是罗马帝国促进域内外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而到了 13 世纪， 元朝的
崛起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 这种辉煌不仅是意大利
的记忆， 也是其基因中挥之不去的渴望。 于是我们看到， 马可·波罗在跨越
漫长的元帝国领土后终于来到这个国家的首都 “汗八里” 的瞬间， 就被它的
繁华所深深震慑， 他慨叹其 “宫殿之大， 前所未闻”， 各种建筑 “ 巧夺天工，
登峰造极”， 艺术作品 “金碧辉煌， 琳琅满目”， “ 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
东西， 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 “出售商品之多， 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不能相
比的”。 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情， 他没有像之前来过元帝国及元大都的其他西方
·254·
关于元大都文化活化利用的思考
人一样， 回国之后对旅程三缄其口， 而是将他的旅程加以极大的溢美乃至夸
张和虚构， 津津有味地讲给别人听。 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他的故事， 他还专门
找人将他的旅程及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 出版了甫一问世即在西方世界
引起极大震动的 《马可·波罗游记》。 除了马可·波罗， 后来相继到过元大都
( “汗八里”) 并与元世祖建立了密切关系的不少人， 如鄂多立克、 马黎诺里
等也都是从意大利万里迢迢而来。 其实， 早在马可·波罗之前， 元朝就已经
向遥远的罗马教廷派出使臣， 由马可·波罗的父亲及叔父尼哥罗兄弟随从，
与教皇互通信件， 建立联系。 可见， 处于欧亚两端、 相距遥远的两个文明的
握手， 已然穿越了千百年的惺惺相惜。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和城市文
明的杰出代表、 堪称世界城市文明史上双峰的罗马和元大都携手对 13 世纪东
西方文化交流的强力推动， 看似偶然， 实则又有一定的必然性。 无怪乎有人
认为， 蒙古人在传播文化方面的功绩足可以与罗马人相媲美， 并将在蒙古人
推动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代命名为 “马可·波罗的世纪”， 称 “蒙古人几乎
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 开辟了洲际的道路， 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从
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 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 对于世界的
贡献， 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 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 这是
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①。
更耐人寻味的是， 马可·波罗不仅在他的时代璀璨一时， 而且辉映之后
长达几个世纪。 他在游记中所描述的路线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地理绘图中对中
国和远东的描述。 从马可·波罗的游记出版直至 18 世纪， 威尼斯、 热那亚以
及其他欧洲国家一流的制图家们往往会在所绘地图上参照或重现马可·波罗
的旅程， 甚至把他本人也画在地图上。 而因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称
呼采用了蒙古语的 Cathay ( 即契丹， 最初是蒙古语对于辽及其后的金统治区
域的称呼， 后 来 用 它 指 代 中 国)， 对 大 都 则 使 用 了 畏 吾 儿 语 的 Khanbaliq
(khan 意为 “汗”， baliq 意为 “城市”， 合起来指 “ 大汗的城市”) 的表达，
将之称为 “汗八里”， 直至 17 世纪末， 西欧人所绘的亚洲地图上， 依然在中
国北部或东北部划出一个国家， 标为 Cathay， 将其首都标为 Cambuluc。 在记
载帖木儿帝国统治者沙哈鲁遣使前往明朝谒见永乐皇帝一事的 《 沙哈鲁遣使
中国记》 一书中， 无论波斯文原本还是后来的突厥文译本， 也依然把北京记
① 转引自安介生 《民族大迁徙》，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62 页。
·255·
北京文化前沿·2022
作 Khanbaliq。 更有意思的是， 有时候马可·波罗甚至被作为一种媒介或象征
物出现在虚构的小说当中， 如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 《 看不见的城
市》 一书中， 用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描述他的旅途所见的口吻， 嵌入了作者
想象中的数十个城市。 此外， 马可·波罗还不止一次出现在西方大航海、 大
冒险主题的 “剧本” 当中。
其后的历史进一步印证了意大利与元大都的不解之缘。 因为元帝国后不
久， 意大利即掀开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序幕， 为此有学者提出可将元视为 “ 近
代文化的开创时代”。① 另有学者则注意到元后期东南沿海文化发生蜕变， 呈
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色彩，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异轨同步， 遥相辉映， 因此
可以将元视为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开端。②
二 “消逝”的古都：古罗马与元大都
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
古罗马和元大都都曾经是世界的 “都市之冠”， 然而又都遗失在战争及一
系列的日常破坏和新的建设之中。 时至今日， 古罗马城的大部分已被埋在历
史的尘埃之下， 元大都也有三分之二被覆盖于我们所看到的北京城下面。
在古罗马， 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从古典时代就开始了。 4 世纪， 随着罗马帝
国的衰落， 国家大理石采石场被关闭， 其后一千年间， 罗马不再有新开采的
石头供建筑房屋之用， 毁旧建新成为惯例。 于是， “就像癌细胞缓慢扩散， 历
经数世纪， 罗马人将代表他们城市荣耀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拆掉”③。
另一场致命性的破坏来自文艺复兴时期。 一个看似偶然的发现———抺灰
工人发现焚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大理石雕像所获得的石灰是用于粉刷的最好
的石灰水原料———导致历经上千年风霜而残留下来的大量的大理石雕塑艺术
品化为齑粉， 仅仅为了在新建的白色建筑表面制造一点点凹凸的质感。
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 古罗马文化遗产特别是建筑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
原因之一， 在于其 “内向型” 的发展特点:
① 金克木: 《元代的辉煌》， 《中华读书报》 1994 年 11 月 28 日。
② 陈建华: 《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征初探》， 《复旦学报》 1988 年第 1 期。
③ [美] 安东尼·滕: 《世界伟大城市的保护: 历史大都会的毁灭与重建》， 郝笑丛译， 清华大
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9 页。
·256·
关于元大都文化活化利用的思考
那种对领袖和对占领者单纯的忠诚所导致的有趣的自动寄生特点,
成了城市更新的动力。 当亚洲的石材和叙利亚的木材难以再得到的时候,
这种更新就采取了一种无休止的、 重复利用罗马遗迹材料的形式。 过去
曾经镶嵌在石头上的金属的回收和烧化大理石以不断生产石灰, 是这个
过程中两个最突出的方面。①
其结果是， 在罗马不断致力于再创辉煌的过程中， 古罗马很多珍贵的文
化遗迹被肢解甚至被熔化了。
更悲哀的一种破坏则是来自外来势力的公然掠夺和攫取。 由于意识到
这些文化遗产的珍贵和伟大，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康斯坦斯二世、 那不勒斯
的国王安茹的罗伯特和查理为了使自己的宫殿和陵墓更加精致和壮观， 都
曾经对古罗马大量的建筑包括维纳斯和罗马神庙的大理石进行了明火执仗
的抢劫。
至文艺复兴时期， 随着对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日益痴迷的教皇和贵族收
藏家队伍的不断扩大， 发掘和买卖古罗马艺术品的行为一时风行欧洲， 古罗
马文化遗存星散于欧洲各地。
在罗马被制作成柱子、 柱冠、 装饰面以及成千上万的雕像。 此外,
当然还有宝石和贵金属、 精细的纺织品和木材、 玻璃家具与马赛克, 它
们曾经构成了罗马财富光谱的顶端, 但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②
对元大都文化遗产的破坏则首先来自政权的更迭。 明太祖朱元璋将元顺
帝驱逐回蒙古高原后， 夷平了元朝统治者在大都建设的宫殿。 对元大都残存
的夯土城墙则采取以砖包覆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现代化、 工业化推
进的需要， 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度遭到持续破坏。 一座座古建筑、 城墙、
城门次第在北京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中轰然倒塌。 随后的 “大跃进” 运动
① [英] 理查德·詹金斯编: 《罗马的遗产》， 晏绍祥、 吴舒屏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514 页。
② [英] 理查德·詹金斯编: 《罗马的遗产》， 第 500 页。
·257·
北京文化前沿·2022
和 “文化大革命” 进一步刺激了盲目的现代化、 工业化冲动， 旨在保存北京
古都文化遗产的 “梁陈方案” 甚至被批判是 “ 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借口下连同
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 甚至破烂不堪的劳动人民居住区一起保存下来，
由古代的文物建筑来束缚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些所谓束缚社会主义建
设的文物建筑中， 当然包含了元大都文化遗产。
幸运的是， 今天尽管在北京城已很难看到元大都的风貌， 但元大都的
都市密码仍存留于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 大至城市的中轴线、 运河水系、
街巷格局， 小到四合院、 京腔京韵、 故事传说、 俚词俗语， 乃至寻常百姓的
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 无不标示着曾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 以 “汗八里”
的威名闻名天下的元大都的印记。 如: 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传统商业格局、
什刹海周边的码头水市风貌一直延续至今； 白浮泉及其引水渠、 通惠河水道
(包括城中段的玉河等)、 坝河、 沿河附近的仓场 (南新仓、 神木仓等)、 闸
坝 (广源闸、 庆丰闸等)、 码头 ( 高碑店、 张家湾) 等， 都是留存至今的元
代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 除此之外， 元代北京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包
括漕渠名称、 相关地名、 漕运制度及管理方法、 水利技术及前人的经验、 智
慧、 相关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文献、 习俗、 俚语、 民间文艺、 传说故事等) 也
是丰富而深厚， 元大都时期创作的元曲与杂剧如 《窦娥冤》 《拜月亭》 《崔莺
莺待月西厢记》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赵氏孤儿》 《潇湘雨》 等， 至今仍是
大众所喜爱的文化大餐。 除此之外， 在北京的地名中仍能感受到当年元朝大
运河世代所留下的历史痕迹， 如积水潭、 什刹海、 西坝河、 后门桥等至今仍
为原名。
三 古罗马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惨遭破坏又被称为永恒之城的古罗马在文化保护领域为我们提供了多方
面的经验、 教训和启示。
（一） 首都首先是以政治中心的身份被塑造， 但首都文化并不仅
仅是政治和权力的象征
罗马的历史表明， 以政治象征被衡量的文化遗产， 往往会遭到更加严重
·258·
关于元大都文化活化利用的思考
的破坏。 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罗马教皇， 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都对罗马进行
了大规模、 无可挽回的破坏。 而尼禄本人的暴虐无度则导致他创造的无数建
筑奇迹在他死后灰飞烟灭。 在北京同样发生过这样的事， 元朝统治者由于相
信金中都会给新王朝带来厄运， 下令将之焚毁殆尽； 继之统治全国的明朝统
治者亦将元大都宫殿尽行毁弃。
（二） 在文化遗产保护中， 城市保护意识的觉醒和法律法规的确
立缺一不可
罗马是历史上最早拥有保护法规的城市。 早在 458 年， 罗马皇帝马约里
安便针对罗马城中日益严重的破坏现象， 颁布了严厉的城市保护法令:
我们, 国家的统治者, 必须拥有保存我们古老庄严而美丽的城市的
眼界, 致力于这种已经激起义愤的陋习。 众所周知, 在当权者的错误许
可之下, 假借公共工程需要材料之名, 几座公共建筑已经被毁掉了。 辉
煌杰出的古代建筑被推倒, 到处是被拆毁的伟大建筑, 仅仅为了建立一
个微不足道的房屋……因此我们以宇宙之法命令, 所有的古代建立的建
筑物, 用于公共目的或装饰的庙宇或其他纪念物, 从此不许被破坏, 也
不应被任何人染指。①
其后的狄奥多里克大帝也下令全国的建筑师原封不动地保护这座城市所
有古代的灿烂辉煌。
这些法令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和避免了对古罗马文化遗产的破坏。 如: 狄
奥多里克王朝的建筑师们所做的很多保护工作的成果一直保留至今: 很多古
罗马建筑遗迹或遗址上都覆盖着他们加固的砖石。
然而， 毋庸讳言， 早期这些法令在罗马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效果是非常
有限的。 古罗马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更多依赖的是罗马市民城市保护意识的
觉醒。 在西克斯图斯五世在位期间， 从罗马公众到市议会乃至市政当局为反
对销毁古代建筑和艺术品而进行的各种抗议和抗争， 不仅使一些重要的古代
① [美] 安东尼·滕: 《世界伟大城市的保护: 历史大都会的毁灭与重建》， 郝笑丛译， 清华大
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1 页。
·259·
北京文化前沿·2022
建筑物得以幸存， 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反对毁灭罗马帝国遗产成为城市政
治文化的一部分。 至 17 世纪， 罗马更敞开胸怀， 欢迎世界各国的历史学者和
知识分子来此研究其古代和当代的艺术和工艺。 1962 年， 罗马城市总体规划
的颁布， 确立了对历史城市形态整体保护的原则。 至此， 法律和意识成为罗
马历史文化保护的 “ 双保险”， 而这， 正是罗马成为 “ 永恒之城” 的重要
因素。
（三） 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 更是人们价值观和情感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