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现代文学 > 《北京文化前沿·2022(出版书)》作者:沈湘平【完结】 > 北京文化前沿·2022.txt

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

要以 “去中心” 化的思维和方法完成 “中心” 定位的任务。

3. 在 “率先” “首善” 基础上努力发挥对全国的辐射、 引领作用。 首都

就意味着北京不仅是北京的北京, 还是全国的北京。 作为首都, 做到 “前列”

“率先” “首善” “标杆” “典范” 是题中之义, 但还远远不够, 因为这些别的

省市也可以努力做到, 甚至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它们已经雄心勃勃地设置目标

并且脚踏实地地做到了。 作为首都, 北京还必须考虑这些 “ 前列” “ 率先”

“首善” “标杆” “典范” 是如何可能的, 以及如何对待作为竞争者的其他地

区的问题。 作为享受全国优势资源的首都, 不应该以排他性的竞争方式获得

自己的有利地位。 至少在以往的发展中多多少少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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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京客观上成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地区的资源 “黑洞” ———环北京贫困带的形

成与持续存在就是抹不去的残酷事实, 成为好处的 “大漏斗”, 坏处的 “不粘

锅”。 这样的 “率先” “首善” 不仅不能服众, 而且制造了矛盾, 使外在关系

无机化、 内在结构也未优化。 因此, 北京发展要有更加自觉的辐射、 引领全

国的意识, 甚至要将之作为首都功能重要的参数指标, 而且这一参数的权重

加大到什么程度, 首都就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无愧于首都。 目前北京市十四五

规划中 “ ‘一核’ 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的目标还主要限于北京和京津冀,

而不是全国。 主动发挥辐射、 引领作用不是说方方面面北京都做得比其他地

区好, 而是首先有一种真诚愿意帮助、 服务的态度。 一方面, 这种态度会

“倒逼” 北京自己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以足够能够带动、 引领, 可谓: 法乎更

上, 适得其上; 另一方面, 正是在与其他地区的互动中北京才获得更多发展

的机会, 从而形成 “辐射、 引领—更多资源、 机会—更好辐射、 引领” 的正

向反馈。

4. 在国际上树立好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形象。 在深化首都性质功

能认识、 推进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坚持系统观念, 最重要的是要放眼两个

大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这是

谋划首都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在国际社会, 首都与其所在的国家从来存

在一种借代关系, 这也就意味着, 首都在世界上全方位地代表着其所在国家

的形象。 北京的首都功能定位为 “全国中心” ———例如全国政治中心、 全国

文化中心, 在此应称为 “国家中心” 更恰当。 例如上海也提出建立全国文化

中心, 但真正的国家文化中心则只有北京。 今天的中国已经迈上第二个一百

年, 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将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这就要求作为首都的北京能匹配这样的民族、

国家的时代高度, 必须全息地反映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今天的文明成就和精

神状态。 北京市 “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 到 2035 年将努力建设好伟大社会

主义祖国的首都、 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

之都。 但是, 其中相关分析却认为, “首都北京与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联系更

加紧密。 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必将进一步提升北京的国际影响力”,

将之作为重要的机遇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将之作为自己的责任、 压力, 以提

升北京来襄助民族、 国家发展才是更积极的态度。

第二, 以政治中心为灵魂, 把准新时代新阶段首都建设的关键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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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四个中心” 是新时代党中央对首都的战略定位, 这也是不容商榷的绝

对命令。 但是, 一方面, 作为首都, 讲政治是第一位的, 全国政治中心的

定位是核心; 另一方面, 在新时代的不同阶段, “ 四个中心” 建设的侧重点

或重点任务是有所不同的。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 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必须把准四个中心建设的性质

及其侧重点。

1. 坚持党领导一切建设全国政治中心。 现代政治本质上是政党政治,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党

的领导也是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 北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祖国的首都, 全国政治中心是首要的和最本质的功能, 一方面, 必须做坚

持党的领导、 贯彻两个 “确立”、 做到两个 “ 维护” 的全国表率; 另一方面,

要为党中央领导全国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 做好四个服务。 前者是题中之义,

而后者才是首都的特殊之处所在。

2. 在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下建设全国文化中心。 作为全面文化中

心, 必须充分领悟国家的文化战略, 并在这一战略实现中发挥与首都相称、

无愧于全国文化中心的作用。 按照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全国要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明确指出要在 2035 年先建成文化强国。 这其中蕴含着这样的逻辑: 文化强

国是现代化强国的引导和支撑, 只有先成为文化强国, 而后才能建成现代化

强国。 同时, 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建成文化强国的关键所在, 而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2017 年两办文

件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还明确提出, 到 2025

年建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北京是一座有着 50 万年人类生活史、

3000 多年建城史和 800 多年建都史的世界著名古都、 历史文化名城, 北京历

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十四五” 规划尽管提及文化强国等大背景, 但意识上还

不够, 贯彻不够全面和彻底。 在持续写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以推进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过程中, 必须对标和服务于国家的这些战略目标与路径, 在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方面发挥首都的表率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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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带动功能①。

3. 在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设国际交往中心。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进程,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包括北京、 上海、 广州, 甚至杭州、

成都都日益成为重要的国家交往中心, 目前北京毫无疑问是排在首位。 但是,

中央对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 绝不仅仅是因首都在北京而自动、 自在地

形成的状态, 而是包含着许多 “应然” 的期许。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 谋求 “变局” 之后于中国和世界有利的 “ 新局” 是中国外交大局的

基本意图, 而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现实的选择或应对变局的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作为首都, 与一般

的国际交往中心不同的地方就应该是, 最有资格也应该最有雄心, 在增强外

交活动承载力的基础上, 前瞻性、 创造性地为这样的意图和现实选择积极营

造氛围、 创造条件。

4. 基于工业 4. 0 变革在科技与经济互动中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工业 4. 0 是

利用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 孕育大量的新型商业

模式。 早在 2015 年通过的 《中国制造 2025》 已经做出反应, 2020 年国家 “十

四五” 规划更是系统部署了数字经济。 北京市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科技创新资

源, 在其 “十四五” 规划中也对 “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中心” 作出了未来部署。

与此同时, 在经济建设方面为落实中央规划中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思想, 北

京市在 2020 年发布了 《关于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北京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

《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 (2020—2022

年)》, 2022 年 1 月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北京将加快释放数字经济新活力,

加强算力算法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推出 20 个重大应用场景, 推动

形成区块链、 人工智能、 扩展现实和超高清显示等产业集群。 现在的问题是,

从北京市经济下行压力大的现实出发, 如何把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与发展高质

量经济结合起来, 把科技创新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建立现代经济体系

与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应该做到一体规划。 实际中, 科技创新优势资源对于北

京来说更多只具有 “在地性”, 更多受制于国家、 部委及其科研院所。 这就是

① 为落实两办文件, 2017 年北京市印发 《落实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 实施方案》, 明确 2025 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基本形成的目标, 并梳理出 52 项重点任

务。 北京市 “十四五” 规划中提出 “打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范之城” 的目标, 但没有明确回应

2025 年基本形成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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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北京作为首都面临的优势和难处, 必须努力谋求一个更优的解决方案。

5. 突出市民民生首善和在全体中国人实现美好生活中的地位。 进入新时

代一个根本性的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全局变化, 即从过去

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转变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初心与使命。

人民的美好生活是一个复杂、 系统的有机整体, 至少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

活两个层面。 物质生活需要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保障予以解决。 2021 年在我

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那就是这一年中国宣布已经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 这意味着, 一方面, 中国发展真正

从 “富起来” 进入 “强起来” 阶段, 以后在物质生活方面更多是如何实现共

同富裕和更高水平物质生活的问题; 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发展总体进入了

“后物质时代”, 也是更加凸显精神生活的时代。 因此, 人民的美好生活中精

神维度变得特别重要。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十四五” 规划意见中

突出了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内容。 北京率先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并也明确提出 “十四五” 期间市民 “ 七有” “ 五性” 需求在更高水

平上有效满足的奋斗目标, 民生保障在全国居于前列。 但是还应该有更高要

求, 一是在民生方面要做到全国最好, 做民生首善。 二是更为重要的, 那就

是不仅要在人民美好生活方面为全国树立一个榜样, 而且要为全国人民的美

好生活作出首都应该做的贡献; 不仅使首都公民在获得感、 幸福感方面在全

国居于前列, 而且让全国各地来到首都的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得到提升, 使

首都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之都。 实事求是地说, 北京城市幸福感

目前还不尽如人意, 与首都的地位差距比较大。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2012 年

以来的全国幸福城市排行、 清华大学 《幸福中国白皮书》 等都显示, 北京居

民的幸福感排行比较靠后。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如何让北京市民以及从全

国各地来北京的国人乃至全世界来北京的人们都感受到美好, 是北京需要下

大力气做的系统工程。

6. 顺应人类存在方式变化, 积极打造首都元宇宙。 2021 年 “ 元宇宙”

(Metaverse) 十分火爆, 就其实际达到的技术成效而言, 无疑大有炒作成分,

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势, 元宇宙自我规定的总体性特征和总体化趋

势决定了它的标本、 证候性质, 反映了当今人类已经和将要普遍发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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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方式变化, 而这对于国家、 城市治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不能未雨绸缪,

就会陷于被动。 例如, 当前, 作为元宇宙的 “ 疆域” 基础, Soul 的用户数量

突破了 1 亿, Roblox 有 1. 4 亿玩家, Facebook 的用户数量更是多达 29 亿。 它

们以被用户认同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让任何民族、 国家都畏惧的公共空间。 它

们有自己的规则、 秩序甚至发行、 使用加密货币, 当然也就有自己的共同价

值和意识形态, 在现实国家的政治生活、 地缘政治竞争中已经发挥非同寻常

的作用, 甚至不断挑战主权国家。 如何治理元宇宙?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对人

的想象进行治理, 以获得元宇宙居民的认同, 这正在成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

源泉。 目前, 绝大多数政府还处于 “蒙圈” 状态, 对元宇宙的出现反应迟钝。

2021 年 11 月, 韩国首都首尔最先行动起来, 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元宇宙政务平

台 (Metaverse Seoul), 提供虚拟世界新概念的公共服务, 并制订 “ 元宇宙首

尔基本计划”。 我国则是上海已经拔得头筹, 在 2021 年 12 月底通过的 《上海

市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 “十四五” 规划》 中, 明确强调 “ 鼓励元宇宙在公共

服务、 商业办公、 社交娱乐、 工业制造、 安全生产、 电子游戏等领域的应

用”。 此前北京市的 “十四五” 规划中也提到要 “建设数字孪生城市”, 但没

有明确 “元宇宙” 的概念。 更为重要的是, 即便是首尔、 上海提出的元宇宙,

更多是从公共服务、 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的, 还未上升到元宇宙治理的层面。

北京作为首都,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前瞻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率先进行研究

(例如虚拟社区的治理), 如何在元宇宙中, 基于想象及其兴趣、 价值观进行

有效治理, 在虚拟世界中赢得人们的拥护。 这是中国社会治理必然要走的一

条路, 也是一条绝对创新之路, 一条目前因为观念超前就可能领先、 否则会

将机会拱手让人的先进之路。

7. 建设法治首善, 推动适时制定和实施 《首都法》。 首都功能性质的认

知、 定位及实现, 最终都需要制度、 机制的保障, 有赖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法治化。 法治中国的首善之区正是首都北

京的重要建设目标。 但是, 首都的特点就决定了其法治必须首先从国家高度

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奠定下来。 早在 2001 年, 就有学者指出, 国家应该确定

“都制” 即首都行政体制, 就是指国家从法律制度上对首都城市的性质、 地

位、 功能、 组织机构、 管理权限、 决策程序与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从纵向关系看, “都制” 涉及行政组织的上下级关系, 如中央政府与市政府之

间的关系; 从横向关系看, “都制” 涉及北京市政府与周边省、 市及其他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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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首都” 性质与功能的研究报告

府组织、 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这其实就是要为首都立法, 直接体现为制定

《首都法》。 从国际上看, 各国政府一般均将首都规划的核心内容通过立法予

以明确, 并根据规划实施情况对法案进行阶段性修订, 以保障首都发展规划

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005 年北京市 16 位市人大代表提出, 国家应借鉴国外经

验, 尽快研究制定 《首都法》, 用法律形式解决好首都存在的问题。 2021 年,

连玉明再次建言, 要加快 《首都法》 的立法进程, 将 《 首都法》 列入全国人

大 “十四五” 立法规划, 以立法引领、 促进和保障全面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毫无疑问, 《首都法》 必须由全国人大来制定, 北京要做的

事情就是通过各方面的工作推进这一进程。 同时, 作为首都建设的章程和根

本遵循, 《首都法》 不仅要明确北京作为首都的义务, 也要明确其权利, 实现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59·

·名家访谈·

城市生存与城市书写

———邱华栋访谈录

程光泉*

邱华栋, 1969 年生于新疆昌吉市, 祖籍河南西峡县。 16 岁开始发表

作品, 18 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 1988 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

199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后攻读在职研究生, 获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员。 曾在 《 中华工商时报》 工作多年, 后任 《 青年文学》 主 编、

《人民文学》 杂志副主编、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2018 年由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 邱华栋文集》 38 卷。 2020 年 12 月出版 《北京传》。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 十届主席团委员, 书记处书记。

2021 年 11 月 17 日, 在中国作协办公楼里, 邱华栋的办公室书籍盈架充

栋, 更像是学者拥挤的书房。 我在他书桌对面挤出一张椅子的空间, 开始了

我们的访谈。 话题从他的 《北京传》 说起:

一 要把城市的舞台展现出来

程光泉: 您的 《北京传》 出版有一年了吧?

邱华栋: 有了。 中间也有些读者、 朋友写信纠正了里面一些小错误, 有

的是笔误, 还有史料上的不确定, 起码改了十几处。 每次重印都在改。

*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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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存与城市书写

程光泉: 因为我所处的机构是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 这本书我读了两遍,

我看得还是很苛刻、 很挑剔的。 从史实的角度说, 这本书写得很准确。

邱华栋: 毕竟我也看了 30 年的材料, 资料还是不少。 最开始想写一个更

有个人经验的、 文学性更强一点的东西, 后来写着写着发现, 还是 《北京传》

比较客观。

程光泉: 您不是北京人, 哪一年来的北京?

邱华栋: 我 1992 年大学毕业以后来北京工作, 到现在快 30 年了。 我是

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 后来在武大又读了一个在职博士。 我一直特别向

往北京这个文化中心, 本科毕业以后来北京, 觉得要写点什么, 就自觉地收

集各种资料, 有六七百种、 装了两柜子各种类型的资料, 有关历史沿革、 山

川风物等。 还有就是个人的经验也很重要, 因为作家突出自己的创作主体,

和学者的研究有区别。 2017 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我们谈, 让我们把下

一部作品给他们。 就签了八九个认为比较有创造力的作家, 有阿来、 宁肯、

刘庆邦、 李洱、 徐则臣等。

程光泉: 我看您后记里面讲到这个。

邱华栋: 对, 到底写什么当时没想好。 因为当时我看了 《 伦敦传》 这本

书, 英国历史学家、 传记作家彼德·阿克罗伊德写的。 他写得非常丰厚, 有

些地方很细、 很有意识, 我就感觉把我激活了。 柜子里那些材料我就觉得能

经过剪裁, 再加上个人经验融进去, 好像一下有一种写作的冲动。 聊天的时

候, 我就跟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讲, 咱们把合同签了吧。 签了以

后, 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琢磨, 最开始弄了一个大纲, 想写个 80 万字的, 确

实也能写出来, 没有问题。 特别有一半的篇幅, 我想写 1949 年以后, 特别是

最近这 40 年或者 30 年经历过的北京生活, 各种各样的, 有很多世态人情的

观察。 这个可能更有价值, 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前边可以抄资料, 可

以剪裁, 但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死功夫。 真正显示出这本书的价值, 恰恰是

当代价值, 恰恰是记录下来当代的一些感觉。 我就尝试着写了一两章。 写完

以后觉得文学性太强了, 再加上如果写一个 80 万字的, 我觉得读者可能受不

了, 一般读者谁有心情读那么厚的一本书? 从文学角度讲, 文学界同行一定

会很吃惊, 80 万字, 一看文学性也一定很强, 但是它相对圈子小了一点, 我

就觉得这可能不行。 如果要叫 《北京传》 这个名字, 还是要更亲和、 更大众。

普通人能拿起来, 很快就能够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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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后来, 我就改变了思路, 做减法, 把大纲减减减, 把原来计划三分之二

的内容都删掉了, 但是保留了一个主干, 写法我也想采取纵线和横线相结合,

时间的发展和空间的变化交叉起来写。 时间就是三千年多一点的城市史, 按

朝代更迭的线索来, 历史分期也是公认的, 好像也不好变, 不好用别的方式。

我也想过以某个特殊的东西, 比如建筑或者什么作为一个主角来写, 就是不

按汉唐宋元明清朝代延续来写, 那也是一个写法。 我还尝试了一下, 后来觉

得那个也比较文学、 太个性了。 如果用卢沟桥或者什么风物, 从蓟这种植物、

雨燕这种鸟写起, 串起历史, 这也是一种写法, 后来我觉得算了, 一个普通

人读书拿起来这本, 历史分期是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 就好读, 时间线索就

这么定下来。

然后, 空间部分, 我预留了一些可以延展的东西, 比如说每个历史时期

横着都挑了一些点, 比如民国写前门改造, 再写个老舍, 其实横着还有很多

能放进来的, 我原来大纲上都有一二十篇的, 删来删去, 保留得越来越少了。

因为现在的篇幅已经不小了, 出版后还有 28 万字。

程光泉: 时间是主线, 是主章, 接着还有一个副章的部分, 选写了典型

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邱华栋: 原定每章有一二十个小节, 最后只保留了两个。 这样就做了好

多减法, 就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书出来之后, 很明显普通读者看起

来不累, 能非常清晰地获得北京城市三千年变化的时间感和空间的变化。

我也看了很多城市传记, 包括叶兆言老师的 《 南京传》、 阎崇年先生的

《北京文化史》 等。 比如叶兆言写到 1949 年就不往后写了。 另外他关注历史

中的人, 那些人和事其实都是挺繁复的, 中国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东西, 如文

人命运、 皇帝命运那些东西。 我是学文科的, 从十几岁就开始看这个东西,

不爱看。 我就觉得南京的空间感是什么, 谁建的, 大概用什么材料, 都没有。

当然, 叶老师的 《南京传》 有他的特点, 写得很有激情, 甚至很激愤, 对中

华文化的曲曲折折非常熟悉。 叶老师有士大夫的精神状态, 很了不起。 我的

趣味则在于城市本身, 我就觉得他们可能过于关注舞台上的那些人与事, 城

市舞台本身被一定程度地忽略了, 舞台这个空间的变化没有呈现出来。 同时

我又看到, 建筑学家的一些书主要着眼于一些建筑, 显得更加学理, 人文关

照又少一点。 我就是这样调整了自己的思路。

程光泉: 我读您的这本书, 面很广, 涉及的内容还很宏富, 感觉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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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存与城市书写

是它的历史线索非常清晰, 这于一部有史学意义的城市传记十分重要。 第二

点, 它的空间布局与变化写得气势恢宏, 有虚有实, 变化万千。 您重视城市

的舞台空间及变迁。 我一直觉得, 历史如果不落实到空间上, 就缺乏质感。

我的一位校友马晓东很认真地读完您的 《北京传》, 他说有一种冲动, 说想写

《我与北京》。 近年来, 他是带着孩子们在南城的胡同里做北京文化的讲解普

及, 他对北京南城特别是宣南一带有很深入的了解。

邱华栋: 他的切口很好的, 也是一种文体类型。

程光泉: 他讲了一个例子。 毛泽东当年到北京来住在湖广会馆, 到北大

图书馆上班, 他怎么走? 他说, 这条路我带着学生们走过。 鲁迅先生当年在

北京住了 14 年, 7 年的时间住在绍兴会馆, 他要到辟才胡同的教育部上班,

多数时候是坐车, 有的时候是走过去, 他必经的地方就是菜市口, 那里是清

代的刑场, 所以那时候他写 《药》、 写 “ 人血馒头”, 一定是对这个地方印象

太深刻了。 我感觉这就是把历史落实到空间上。 读您的这本书也给我这种感

觉, 在这一点上做得尤其好。 再就是这本书有细节, 不仅仅有框架, 还有血

有肉。 我评价历史性著作的标准就两条, 第一是线索清楚, 第二是能有细节。

《北京传》 都能满足我了, 包括对空间的感觉。

二 每座伟大的城市都对应一些伟大的作家

程光泉: 书写完之后, 您自己的感觉, 抓没抓住这个城市的灵魂?

邱华栋: 北京城政治属性强, 有的东西不太好写, 比如有一节关于中南

海的建筑布局和内部结构, 从袁世凯进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变化,

但这个不好体现。 北京 90 年代以来的夜生活等我也写到了, 后来删了些。 在

北京精神的提炼上, 我觉得没有做太多, 也有读者给我发短信提醒过我。

程光泉: 您自己对这本书如何评价?

邱华栋: 自己的感觉, 总的来讲, 这是一个完成度比较好的东西。 对普

通读者来讲, 这么一本书在手, 对北京的时间和空间变化, 三千年时空应该

是一目了然。 读者会获得这样一个感觉, 这也是我追求的目的。 这本书也是

在一年之内印了五次, 两三个月印一次, 算是比较快的, 一年卖几万册, 也

不容易。 特别在疫情防控情况下, 纸质书还能印好几次, 说明大家对这个书

还是比较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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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再一个, 我也重点着笔于 1949 年以后几十年的, 在里面占三分之一篇

幅, 越往后越近。 这几十年对于北京城市建设有很多争议, 包括旧城改造、

城市规划、 城市功能的演进, 也有失误或者偏差的地方。 我在写作上有的地

方也做了些探讨, 包括 “梁陈方案” 的实现, 在当时的可能性有多大, 等等。

我仔细看了很多材料, 发现那是比较理想的想法。 当时还涉及苏联援助我们,

苏联专家的意见很重要。 包括从周代以来的都城建筑文化理念, 城市的中心

要放在哪儿。 毛主席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挥手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

里成立, 考虑天安门作为城市中心点也是情理之中。

程光泉: 当时如果离开这个中心来考虑城市建设, 会有更大争议, 这涉

及对首都的理解。

邱华栋: 对, 有的东西可能不是像想象那样理想化, 城市就演化成这么

一个实际的样子。 而且在当代来讲, 北京在全世界的评价体系里, 地位很高,

现在进入前十名。 我的这本书对 1949 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的北

京, 也做了很好的呈现, 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 里面有很多历史争议, 有

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是我力求把握得中正平和。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这些

年, 北京空间感又有变化, 这是很多人意识不到的。 如关于大兴机场, 关于

城市副中心, 甚至张家口、 奥运会场馆和雄安, 等等, 还有京津冀一体化的

空间变化, 也是北京人没有太多意识到的。 当然, 我觉得像你们北京文化发

展研究院这样一个研究机构会很敏感, 您对这些会了然于心。 我看到你们对

当代北京的文化建设和未来规划做了很多学术上的探讨, 对正在发展的北京

很有帮助, 这个我也做了一些描述, 这也是这书的特点。

程光泉: 我觉得你这本书下了功夫, 对历史的梳理非常准确、 线索清晰。

原本要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关于城市的书写, 有史、 有志, 也有现在的

“传” 的写法, 但是我觉得您很好地把这几种写法结合起来, 这个很难。 再就

是, 您能够把不同的观点很中正平和地做了判断, 有了自己的见解, 而不是

随声附和。 事实上, 两派的观点在当时可能都是极端化的。 比如当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把城市的中心放在哪里的问题, 我甚至注意到了, 您看到

“梁陈方案”, 很大程度上是当年日本人在这里做的方案的基础上做了些许改

变, 我也看过那张设计图。

邱华栋: 我也找到了他们原来那个方案,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也挺复杂的。

从心理上, 也不好明说。 而且当年日本人在西边都建了一部分了, 都已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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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存与城市书写

住好几万人。

程光泉: 是, 首钢的前身就是他们那时候开始建设的。

邱华栋: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民族记忆、 民族耻辱, 这也是很复杂的一

种情绪。

程光泉: 一般来讲, 城市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 是一个空间的存在, 但

也是一种记忆, 一些书写, 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既因为它的物质性存在, 又

因为某种意义上对它的这种书写才使它有意义, 甚至放大了它的意义。 所以

我在想, 写一本城市传的书, 会提供给这座城市什么, 或者说在原来对于这

座城市的理解基础上我们增添了什么, 或者我们把什么新的理解带给了读者。

比如说一个读者从其他国家或者外地到这座城市来, 可能看不到这座城市的

全貌, 就要通过您这本书来了解它, 这本书事实上是重建了一座北京城, 不

仅仅是简单地复制了客观的北京城。 您在写作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吗? 比如

您要给这个城市灌注哪些您自己的理解?

邱华栋: 我是一个作家, 十几岁就开始写小说。 我在 90 年代时写了很多

关于城市背景的一些小说, 小说都是非常个人化的, 描写个人命运, 描写人

在城市里的奋斗, 但是我写的不是纯写实的小说, 是有些诗歌的意象式的写

作。 比如公关人、 直销人、 蜘蛛人等, 把城市的符号提炼出来, 赋予它一个

想象的意识, 把它铺陈出来, 有象征主义、 意象派、 现代派的写法, 也有现

实的底色。 我写了很多城市小说, 也做了些研究, 我发现, 二百年来工业革

命以后的大城市, 都对应有一些大作家, 比如, 写伦敦的有狄更斯, 写巴黎

的有巴尔扎克。 我挑了 20 座大城市分析, 包括墨西哥城、 墨尔本, 最近两百

年来从老城市到新世界的城市, 我发现, 都有一些作家对应着他居住的城市

作为书写对象。

我就想, 一个作家要获得更长久的写作资源和写作生命, 应该和一座城

市绑在一起。 而我的前辈如莫言、 贾平凹这些作家, 他们都有乡村记忆。 我

却没有, 我是在新疆小城市长大, 然后到武汉, 又到北京。 我没有故乡的感

觉, 没有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我老家是河南, 那是我真实的故乡, 但是我写

不了。 新疆也是我的一个成长地, 我也很难把它写出来。 相反, 我能和北京

建立一个作家和城市的关系, 就像狄更斯和伦敦建立的关系一样。 特别有意

思的是, 像詹姆斯·乔伊斯和都柏林建立的关系, 他的 《尤利西斯》 到 2022

年 6 月 16 日, 就是出版一百周年了。 这一百年里, 全世界每年关于这本书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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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生的专著, 都有几百本, 不光是按篇算论文, 您在大学里知道, 几百部专著,

这多可怕。 他的书里面竟然能复原都柏林一些街巷, 一些空间。 现在这书都

出了一百年了, 因这本书的写作, 都柏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活在人们的

想象中, 当然也在现实里继续生长。 这是精神性的文学和物质化的城市之间

建立的一种奇妙的文化关系。 文学家通过对城市的书写, 让这个城市本身以

文化的方式存在, 这个是我最开始没有意识到的, 我是做着做着突然发现,

如果我能把这个城市内部的肌理各方面写得再细一点, 哪怕这个城市再怎么

生长变化, 有一部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文字里。

从文学写作的角度讲, 确实就像您讲的, 写完以后觉得这个城市好像是

某种程度上被我做了一种定格, 时间最后定格在 2020 年。 但是我预留了一些

空间, 以后我还想再出个修订版, 过几年等我退休了, 再增写厚一点的, 再

一种想法是换个书名, 如叫 《北京三千年》。 或者还叫这个书名, 另外一种想

法是写一本新书, 一股脑写得更具有文学性那种。

程光泉: 在这本 《北京传》 里, 您的书还是力求客观, 把自己从里边超

拔出来的。 这个写作对你来讲不容易, 您毕竟是靠虚构写作的作家, 写实是

很难的。 您在很多细节上都写得很准确。 比如您说白浮泉是在凤凰山脚下的

神山, 我专门去过那个地方, 今天叫龙山。 但它历史上的确就叫神山, 元代

的记录里面就叫神山, 后来侯仁之先生写的 《白浮泉志》 里, 也是叫神山。

邱华栋: 是, 有些史料讲过, 现场也看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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