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辱， 为天下谷。” ( 《道德经》 第二十八章) 在一定程度上说， 北京恰恰需.3
个村子里边能藏几十万人。 就是因为年轻的劳动人口才可以在那里生存， 要
不然那个城市怎么会创造这么高的生产力。
邱华栋: 城市管理者应该从这个角度想想， 人怎么样生存的空间可能性，
要不然城市为了最后让它表面上漂亮， 内生动力枯竭了， 经济不行， 什么都
没活力了怎么办。
程光泉: 市场本身是最敏锐的， 它可以自然生成一个产业链条。 深圳要
发展高端产业， 它就转移出一部分来到惠州、 东莞。 它们也不断在变， 生产
链条很完整。 现在深圳市里面的生产企业已经很少了， 都是设计和销售， 其
他都转移到东莞、 惠州这些地方去了。
邱华栋: 这是自然变化的形态， 没有必要用行政权力去干涉。
程光泉: 这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 从我们写作的状态讲， 以您的经验看，
你是从什么角度切入来写城市的?
邱华栋: 我们就是写人的命运， 还有人的内心的感觉。 一个东西， 命运
需要时间去呈现， 比较这个人 1992 年是什么样， 到了 2022 年， 有 30 年的变
化。 还有一种一天写尽千年， 这个人一天的心理活动呈现了他所有的事， 有
很多写法。 但文学的角度切入， 还是从个体生命的经验观察来写。
程光泉: 对比写农村的这批作家和以您为代表的写城市的作家之间， 所
书写的人物的命运、 生存状态、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等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
种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
邱华栋: 当然有变化， 乡村题材的是一个伦理社会， 是一个血缘纽带和
乡情纽带一层层扩大连接起来的， 基本上都是熟人社会。 城市最重要的是陌
生人的社会， 是根据工作关系， 根据城市形态本身的需要聚合起来的， 所以
·79·
北京文化前沿·2022
更加复杂丰富， 作家就应该去表现这个复杂丰富的形态下， 人还能追寻到什
么更新的价值。 这方面世界文学上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帕慕克就是一个，
看他笔下的小贩在 1930 年伊斯坦布尔变化中不断寻找自己的价值， 坚守着他
那一担钵扎， 它既是土耳其文化传统的象征， 也是他个人谋生的手段。 他把
这个东西坚持下来， 体现了土耳其人的奋斗， 寻求人生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
这是文学应该关心的。
北京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从很小的人物命运角度折射出我们在这个城市
里获得的尊严、 获得的价值， 这才是作家应该表现的， 当然， 这是从小说家
角度， 写实属于另一种， 咱们现在就是两边都谈。
程光泉: 以您的观察， 当代中国城市文学领域的典型形象， 印象深刻的
有哪些?
邱华栋: 老舍的 《骆驼祥子》。
程光泉: 这是上一代人的。
邱华栋: 还有王朔的。 越近的东西越不好判断， 有一句话叫 “ 远香近
臭”， 就是正在发生的对他的价值认定要经过时间淘洗， 你像我这儿有很多当
代作家写的书， 包括你背后都是一些新作家刚刚出的书， 他们写的很多都是
和城市有关， 里面也有人物， 但是这个人物能不能立得住， 还得等一等。 比
如有一个作家叫杨好， 90 后， 写的 《 男孩们》， 里面写了一个男孩就生活在
母亲的控制下， 在一个别墅里面打游戏， 生活在一个二次元的空间和母亲的
纠葛中。 你说这东西是不是一个新形象? 一定是个新形象， 但我们要过一段
时间才能认定这本书的价值。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这样的东西原来是没有的。
程光泉: 肯定是有相当多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
邱华栋: 对， 他们的语言有的我也不见得懂， 里面有打游戏， 什么英雄
联盟， 完全是他们的系统了， 这种还是很多的。 他们一出手全是这种作品，
很多年轻作家。
程光泉: 有没有一些引领性的想法， 比如我们关于城市文学。
邱华栋: 这个比较难，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发散的状态， 是一个扇面的发
散。 就像宇宙大爆炸之后， 你说宇宙爆炸的中心点在哪儿， 没了， 都是往外
扩散的星辰， 是这么一个感觉。 作家也不追求我一定要变成什么符号中最强
烈的那个东西， 不是， 他就找到他自己的感觉， 大概是这样的。
程光泉: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 还是有些专家慢慢沉淀下来， 他
·80·
城市生存与城市书写
会和某些形象、 某个城市建立起紧密联系， 就像我们今天说到北京， 一定不
会忘了老舍先生。
邱华栋: 写上海已经变成定评的肯定有张爱玲、 王安忆。 王安忆 《 长恨
歌》 写得确实好， 是根据一个凶杀案写出来的， 有一个警察喜欢一个少妇，
后来追求不成把人杀了。 王安忆就根据这个写一个长篇， 写得真好， 上海城
市的面貌、 肌理丰盈。 那个小说一开始特像吴冠中的画， 点点线线面面， 从
上面看一片市区弄堂的感觉。 再比如说， 当代作家像金宇澄写的 《繁花》， 他
回忆的是 70 年代到 90 年代这一段， 工厂青年那一段的生活。 他自己后来一
直做编辑， 这都是关于上海的非常重要的文本。 后面还有一些年轻作家， 有
一个叫路内的写了好几本。 还有一个叫小白的作家， 写民国时期 30 年代， 有
一本小说叫 《封锁》， 讲的是租界区的那些故事。 他也写当代题材。 其实有很
多都在不同的角度在挖掘城市的书写，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作家在写这些东西，
有的可能不太鲜明， 有的可能规模没有那么大， 这个得看作家自己的兴趣和
能力。
程光泉: 北京的新生代的作家里面你关注谁?
邱华栋: 比如小说家石一枫， 北大中文系毕业， 《 当代》 杂志的副主编。
他写了好多关于北京的小说， 《世间已无陈金芳》 《红旗下的蛋》 等， 最近又
出了几个长篇都很好， 他的角度都比较刁， 语言相当鲜活和当下。 再有像徐
则臣这样的小说家， 从江苏来北京生活了很多年， 他写了 《跑步穿过中关村》
《耶路撒冷》， 写年轻人在城市中的命运， 都是行进中的北京之书。
程光泉: 评价可能也需要时间。
邱华栋: 需要时间。 当代作家和作品也需要淘洗， 需要慢慢来。 但是他
们确实是都在做。 现代派作家更着重于一个人内心东西的呈现万物， 比如
《尤利西斯》 里面通过两个主人公 19 个小时的活动， 把整个都柏林城市、 整
个爱尔兰民族历史都带进来了， 所以文学观念也变了。 我们想一个总体能不
能把一个城市全写了， 像巴尔扎克、 左拉都这么干。 还有一个叫多斯·帕索
斯的美国作家， 他写了美国三部曲 《 北纬四十二度》 《1919 年》 《 赚大钱》，
现在看起来他是从外部的眼光， 有无数个摄影机在拍曼哈顿， 这是一种写法，
在文学史上有价值， 是宏阔的、 宏观的进去， 里面有好多人物， 几百个。 20
世纪初以后这一百年来的现代派、 后现代派小说家就不追求那么多人物、 那
么大场景， 往往从一个人、 几个人的内心和他们的轨迹呈现出城市的万事万
·81·
北京文化前沿·2022
物。 比如， 德国作家德布林写的 《柏林， 亚历山大广场》， 他就写了一个人物
的命运， 一个从监狱里释放的人， 通过他的眼光来看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串
起来的一个东西， 写出了柏林这个城市的本质。 被拍成 12 个小时的很长的一
个电视剧， 很有名。 德布林是很重要的一个德语作家， 排在 20 世纪前十大德
语作家。 所以从文学角度讲， 北京文学现在还正在处于发展阶段。
程光泉: 《伦敦传》 采取的不是历史的写法， 是散点式的， 抓住一个点然
后去挖掘各种各样的形态， 你发现它不是作家一个人的眼光， 是 N 多人的眼
光呈现出来的， 对这个地方的光怪陆离的写作， 内容极其丰富。 我在伦敦也
走过那些小街巷， 有的地方一定要进去慢慢去走， 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住上几
天， 一定要去吃点东西， 一定要找个当地人和他聊天， 找找那种感觉。
邱华栋: 对， 一定要吃吃当地的特色小吃， 在宾馆待着肯定不行。 因为
你的生命感觉就是从你的眼睛、 耳朵、 舌头这些地方来的。
程光泉: 当然也有更宏观的切入点， 像 《巴黎传》 就是从奥斯曼改造巴
黎开始写的。 那的确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物质层面上讲， 没有奥斯曼的改
造， 巴黎根本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发展。
邱华栋: 确立了整个巴黎空间的变化基点。
程光泉: 这样的例子还有巴塞罗那， 它的一次性的改造。 这个回过头来
印证了您的观点， 我觉得写得很平和。 城市要发展， 其实现在没有成功范式，
关键是能不能有更深邃的历史思考和长远的发展眼光。
邱华栋: 比如说关于北京副中心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弄晚了， 早一
点就好了。
程光泉: 有可能晚了还做不起来。 前人说北京 “ 左环沧海， 右拥太行，
北枕居庸， 南襟河济”， 从这样的空间来看， 北京当年选址是很好的， 的确是
站得高， 看得远。
邱华栋: 是， 侯仁之先生当年搞了好多研究， 重点谈到北京湾的历史地
理的作用和妙处。
程光泉: 今天我们在城市选址， 前人也有许多研究。 比如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 开篇就讲了城市选址， 写了城市通风多么重要。 元代为什么选元大
都的中心在中南海及其以西的地方， 直到牛街这一带， 因为这是条风道， 他
们要逐水草而居， 所以水一定是首选的考虑因素， 辽金都是这个因素， 因为
南城有莲花池那一带的水系。 你的 《北京传》 确立了宏阔的北京框架， 我特
·82·
城市生存与城市书写
别期待您在此基础上书写北京的新作早日面世。
邱华栋: 我也很想和您聊聊， 挺有意思的， 咱们作为城市一分子， 对于
城市都是有一个理想的期待， 希望这个城市变得更美好。 北京一定会更美好。
程光泉: 谢谢您。
·83·
·寻味北京·
京味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 对其进行资源发掘、 价值阐释及
转化研究, 有利于我们厘清京味文化的核心价值, 促进京味文化中 “ 老”
北京的传统承续与 “新” 北京的文化生产之间的关联与转换, 为京味文
化的现代化实践寻找多元路径, 让北京留住乡愁, 让国人理解首都, 让
世界读懂北京。 有鉴于此,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举办
了题为 “寻味: 北京文化与京味思考” 的文化沙龙,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康丽教授的主持下, 来自中国社科院、 复旦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发表演讲, 各抒己见, 互相探讨, 现刊
载部分演讲, 以飨读者。
北京国际形象嬗变与京味文化的形塑
沈庆利*
摘 要
现代 “京味文化” 的发生与国际视野中 “ 古 ( 故) 都北京” 形
象的定格相关, 西方人眼中的北京形象经历了从 “ 东方帝都”
到 “东方巴比伦” 的嬗变过程, 最终凝缩为传统中国社会和文
化艺术神韵的原型象征。 20 世纪初到来的西方人士, 通过文字
和影像率先建构一个美轮美奂的国际化 “ 古都北京” 形象, 这
一形象被现代中国文人和流散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作家所承传,
剔除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后将其提升为现代华夏
民族的 “肉身” 原型。 现代意义的 “ 京味文化” 也在这一基础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84·
北京国际形象嬗变与京味文化的形塑
上形塑而成。 “京味文化” 是传统中国性与现代民族性融汇的产
物, 是民间性与国家性、 地域性与中国性的统一, 应成为中华优
秀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符码。
关键词
北京国际形象; 京味文化; “古 / 故都” 情怀; 历史嬗变
北京是链接中国与世界的关键性 “ 门户”， 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首要窗
口。 不仅北京 “城内外” 发生的诸多事变极易演变为举世瞩目的 “ 国际性事
件”， 围绕北京而形成的不少文化典型案例往往也离不开 “国际性因素” 的融
入， “京味” 文化现象及其传统的形成也不例外。 “京味” 及其相关的 “京味
文化” “京味文学” 等概念的涌现虽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但对其 “今生前世”
的探源却完全可追溯至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那个急剧变动的年代， 甚至
与北京国际形象的千年演变不无关系。
近千年北京国际形象的嬗变轨迹， 始终与世界舞台上华夏民族的整体国
家形象相辅相成。 根据周宁等学者的研究，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作为西方
现代化的 “他者” 镜像， 鲜明地呈现出 “ 理想化” 与 “ 丑恶化” “ 妖魔化”
的两极， 前者表达了西方人对古老东方的 “欲望与向往”， 中国成为他们表现
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 “乌托邦”； 后者则表达了 “ 恐惧与排斥”， 中国形象
就此沦为西方人 “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的意识形态”。① 而从 “乌
托邦” 到污蔑化 “意识形态” 形象的跌落， 则发生在欧洲启蒙运动高潮时期。
曾经作为社会文化想象产物的 “乌托邦” 想象， 一变而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
带有腐朽专制主义特征的， 既停滞衰败又野蛮落后的东方帝国形象。② 与之相
应的是国际视野的北京城市形象同样以欧洲的启蒙运动达到高潮、 西方进入
现代社会为分界点， 经历了一个从 “乌托邦” 式的东方帝都， 转变为衰落残
败却极具美感的古都。 但颇为吊诡的是 20 世纪随着北京城被迫向世界全面开
放， 先后来到北京的西方人士在充分领略这座历史古都之魅力的同时， 也通
过文字和影像等方式率先建构一个美轮美奂的国际化 “北京古都” 形象， 并
被历史定格。 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 凝聚海内外文化共识的多
① 周宁: 《跨文化研究: 以中国形象为方法》，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第 292 页。
② 周宁: 《跨文化形象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4 页。
·85·
北京文化前沿·2022
棱立体的北京国际大都市形象， 开始走向成熟。 现代意义的 “ 京味文化” 也
由此孕育并形塑而成。
一 古典北京形象变迁：
“京味文化”的“前生”
13 世纪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最早将 “汗八里” (Cambaluc) (元大
都) 的繁华盛况介绍到西方， 在欧洲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了西方社会对华夏
中国的浪漫想象和神往。 在马可·波罗笔下， 雄伟壮阔、 富丽堂皇的元大都
几乎使所有的欧洲城市相形见绌， 成为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都会和 “ 世界之
都”。 此后一批又一批旅行家、 西方传教士和外国使团先后来到北京， 他们虽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所见所闻逐渐拨开关于北京城的种种离奇传说和美丽幻
想， 但同时又交错着各种虚浮夸张和 “道听途说”。 西方从 15 世纪开始， 历
经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 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性航海贸易等伴随对外扩张的全
方位现代化运动， 已快速推进自身的进步与发展。 相对而言， 古老的中国却
在一次次皇朝更替和兴亡转换中越来越陷入故步自封的 “天下一统” 幻梦难
以自拔。 只是由于中西方之间的长期隔膜和文化历史差异， 作为中华帝国之
都城的北京， 在西方人眼中的 “乌托邦” 形象尚未发生根本颠覆。
16 世纪末抵达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曾长期居住北京并安葬于此，
他对这座都市的观察和记述显然要客观细致了许多。 利玛窦通过实地考察，
验证当年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金碧辉煌的 “ 汗八里” 就是他眼前的北京城，
曾经的契丹国则已并入中国的北方， 从而解开了困扰西方学术界多年的 “ 北
京与汗八里” “中国与契丹” 之间难以辨别的历史谜团。 但这些实证性的发现
在西方造成的影响却远不如夸大其词的描述和想象， 西方民众显然更愿意维
护和重复那个富丽堂皇的 “世界大都” 形象。 通过这一东方帝都形象， “他们
体验着自身的缺憾、 压抑和不满， 并表达了欲望和向往”①。 而在利玛窦等西
方传教士看来， 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需要 “福音的光辉” 照耀， 北京遂成为
一座有 “改造前景” 的古老都市。 只是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日益尖锐和东
西方政经实力的逆转， 他们对北京的观感也渐渐发生变化， 对北京这座满
怀期待的 “ 天城” 也开始失去信心。 尤其是雍正皇帝下令驱逐在华的各国
① 吕超: 《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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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形象嬗变与京味文化的形塑
传教士， 教皇也于 1773 年解散了极力向中国等远东地区散播 “ 福音” 的耶
稣会之后， 北京在一些西方人眼中， 甚至已沦为危险、 堕落和衰败的 “ 东
方巴比伦” ①。
更大也更实质性的转折发生在 18 世纪末。 1793 年， 已成为 “世界头号强
国” 的大英帝国派出了一个由 400 多人组成的庞大外交使团访问中国， 试图
按照他们的意愿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 即历史上著名的 “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事件”。 作为近代西方与古老中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应该说中英双方都对马
戛尔尼一行的此次访华高度重视。 英国各界迫切希望与中国 “建交” 并通商，
满清宫廷上下同样将使团的来临视为头等大事。 应当说使团在北京期间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款待。 然而英国人却感觉他们自己 “ 如同乞丐一般地进
入北京， 如同囚犯一般地居住在那里， 如同贼寇一般地离开那里”②。 如此鲜
明的反差折射出中西方之间无法跨越的文化隔阂。 满清官方想当然地认定，
对英使的怀柔已充分彰显中华 “ 天朝上国” 的 “ 皇恩浩荡”， 那些远道而来
的 “蛮夷” 不仅不领情， 还得寸进尺地提出诸多过分的 “ 大不敬” 要求。 而
在英国人眼中， 古老的中华帝国徒具外强中干的庞大躯壳， 从最高统治者的
皇帝到大小官吏、 普通民众， 都已故步自封、 冥顽不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他们能听得懂的 “语言” 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 作为国都的北京， 也很自然
地成为帝国封闭落后的直观象征。
四十多年后， 英国等西方列强便凭借武力强行撞开古老中国的大门， 当
年使团成员的观察记录和航海经验 “功不可没”。 鸦片战争后中国境内一座座
通商口岸和城市 “租界” 被迫出现， 它们既将古老的中国社会强行拖入西方
主导的现代化进程， 又在中华大地上强行划分一个个 “ 国中之国” 和 “ 势力
范围”， 造成了中国主权的撕裂和民族的屈辱。 身为京师 “禁地” 的北京在面
向西方世界的开放过程中， 则比其他城市艰难曲折了许多。 在西方殖民者和
侵略者看来， 只有将国都北京最 “核心” 的大门撞开， 才意味着真正打开古
老中国的门户。 而对惯于闭关自守的满清政府而言， 本为皇家重地的京师怎
能任由外邦蛮夷横行? 这一关乎 “天朝上国” 乃至天子颜面的 “ 原则性” 问
题， 绝不可能轻易退让。 于是在北京是否向外国人 (西方人) 开放这一问题
① 吕超: 《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6 页。
② [法] 雅克·布罗斯: 《发现中国》， 耿昇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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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上， 中西方展开了持久而尖锐的交锋， 甚至必须通过战争才得以解决。 中国
近代史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中华民族 “内忧外患” 危机状况的日益
加剧， 说起来都与此有关。 无论 1860 年英法联军对北京的攻占和火烧圆明园
的野蛮暴行， 还是 1900 年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占领， 都成为中华民族近代史上
最屈辱的标志性事件。 而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对北京的攻占，
某种程度已意味着满清王朝统治 “合法性” 的终结。 按照传统中国内部王朝
更替和 “成王败寇” 的历史规律， 对国都的攻占已喻示旧王朝的败亡和新王
朝的开启， 当时的咸丰皇帝和满族贵族已做好逃回 “东北老家” 的打算。 只
是留守北京的皇帝胞弟奕訢等人通过与西方人打交道， 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
跟国人大不一样: 他们只关心中国能否遵从他们的意愿， 服从他们制定的
“规则”， 并无 “取而代之” 的颠覆意图。 正是这一与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的思
维方式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做派， 又让衰颓腐朽的满清王朝苟延残喘了近半个
世纪。 然而满清政府终究难以逃脱腐朽沦落的宿命， 当 1900 年的慈禧当局在
八国联军大军压境下， 不得不像当年的咸丰帝那样再次仓皇逃离北京之时，
已充分彰显 “大清国” 在西方铁骑的践踏面前的束手无策， 只能陷入 “ 唯命
是从”、 摇尾乞怜的境地。
与之相应的则是大量外国使节、 传教士、 西方商人和平民随着八国联军
的 “战果” 进入北京， 他们对眼前这座辉煌都城的观感和印象， 也发生了从
曾经的 “未来之城” “繁华之城” 到 “过去 (历史) 之城” “ 落后 ( 守旧)
之城” 的转换。 老北京城的贫困落后， 城市居民的愚昧麻木， 以及城市卫生
条件的脏乱， 等等， 都在他们 “现代” 眼光的烛照下 “ 触目” 呈现。 不过站
在今天的角度重温那些明显带有西方偏见的北京记述和北京想象文字， 还可
发现在其傲慢刻薄背后， 不乏一些令人深思、 值得借鉴的冷峻批判和独到见
解。 北京这座古都虽然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朽和破败， 但她最大限度地保留
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神韵， 凝聚着独一无二 “最中国” 的文化
历史传统。 几乎所有抵达北京的西方人士都为之赞不绝口并对此深深倾倒。
在他们眼中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北京这样更能体现 “古中国” 之美， 更能代表
他们心向往之并值得细细品味的东方异国情调。 北京遂成为那些漂洋过海来
到中国， 试图一睹东方人文景观之神采的西方文人的首要选择， 成为他们想
象中国的关键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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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形象嬗变与京味文化的形塑
二 “民国北京”：中外互动与“京味文化”的定型
在西方文人汗牛充栋的北京记述中， 一个 “经典案例” 是法国作家谢阁
兰对北京城与中国其他现代化都市之间的 “对比” 观感。 他于 1909 年从香港
“登陆”， 在由南至北的旅程中一路所见， 皆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和被迫西
方化的痕迹。 只有抵达北京后， 他才见识到了一个 “真正的中国” 并为之欣
喜若狂: “ 我的行程先是经过香港， 英国式的， 不是我要找到的； 然后是上
海， 美国味的， 再就是顺着长江到汉口， 以为可到了中国， 但岸上的建筑仍
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国或英国或别的。 最后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坐了三
十个小时， ……北京才是中国， 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① 谢阁兰的体
验和描述无疑极具代表性。 他敏锐注意到了作为国都的北京之于整个传统中
国的 “文化凝聚” 力量， 而他对 “真正的中国” 的找寻， 其实从未脱离西方
人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向往。 他所说的 “真正的中国”， 与其说是现实的中国，
不如说是主观想象的一个幻影。 谢阁兰对此也十分清楚， 正如他在给友人的
信中所说: “我来这里寻求的既不是欧洲， 也不是中国， 而是梦幻中的中国。
我抓住它， 一口咬住。”② 北京无疑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谢阁兰对东方中国的传
奇与浪漫想象， 他紧紧将其 “咬住” 并以此为叙事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 《 勒
内·莱斯》， 出神入化地表现了 “老北京” 乃至 “老中国” 的文化艺术魅力。
《勒内·莱斯》 所呈现的北京， 在北京国际形象的演变历史中堪称具有
“划时代” 的转折意义。 如果说 13 世纪的马可·波罗奠定了一个曾经在西方
乃至全世界 “流行” 数百年， 既富丽堂皇又时尚前卫的 “ 东方帝都” “ 世界
大都” 形象， 那么 20 世纪初的谢阁兰则将北京打造成一座既封闭又开放、 既
原始又浪漫、 既衰朽破败又充满特殊美感、 既危险重重又有着致命诱惑的
“东方古都” 形象。 这一形象堪称独立于现代西方社会之外的 “别一洞天”，
堪称迥异于西方社会的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 “世外桃源”。 谢阁兰笔下的北京
尽管与马可·波罗口中的 “大都” 有天壤之别， 但他借此对东方浪漫传奇和
异国情调的渲染， 却几乎如出一辙。 而谢阁兰本人也毫不掩饰他对马可·波
① 吕超: 《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 页。
② [法] 谢阁兰: 《勒内·莱斯》， 梅斌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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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罗的追慕和自觉传承， 这从他把 《马可波罗行纪》 这部书称为 “ 异国情调的
伟大圣经”， “不可想象的他乡征服史”① 一类赞词中足可看出来。
20 世纪初期的北京虽然风雨飘摇， 政治变动此起彼伏， 然而像谢阁兰这
类西方人却凭借 “ 治外法权” 等特权， 不仅在这座曾经严厉拒斥外国人的
“京师禁地” 长期居住， 而且还享受着类似于 “京城洋隐士” 般优哉游哉的
自由生活。 他们既摆脱了本国世俗事务的烦扰， 又可抱持一种 “ 隔岸观火”
的从容视角， “既近且远” 地观察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 并在此探寻到一种
古老东方的异域情调， 对眼前的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展开诗意浪漫的传奇
想象。 正是在那一时期， 大批西方人带着怀旧和猎奇的心态来到北京， 并留
下大量关于北京的记录、 观察和想象性文字， 从而在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上
写下了绚烂多姿的关键一页。 此种 “以北京想象中国” 的思维定式和叙事模
式首先由西方人 “开创” 后， 被老舍、 林语堂、 熊式一、 金庸等海内外华人
作家加以创造性转化， 已成为海内外华人作家想象中国最经典也最直观生动
的 “方式”。
北京作为国际古都形象的明朗化、 清晰化， 并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之都、
田园之都和艺术之都， 某种程度还与清帝逊位、 封建王朝统治被迫终结这一
重大变迁相关。 中外文人和海内外游客都反复提到从景山之顶眺望故宫———
紫禁城的审美体验。 这似乎已成最能代表老北京城之富丽堂皇的 “ 经典” 画
面， 但不可忽略的是， 昔日的皇宫变身为 “故宫”， 紫禁城不再为帝王私有，
而是回到了人民手中； 那里不再是决定 “天下大事” 的最高权力中心， 不再
居住着享有九五之尊的皇帝， 它才由原来戒备森严、 令人 “ 望而生畏” 的皇
家禁地， 摇身变为集辉煌壮丽与祥和宁静于一身的公共博物馆， 成为令人流
连忘返、 赞叹不已的历史陈迹， 以及 “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 享誉世界
的旅游胜地。 而正是在进行了一系列 “ 去禁忌” 和 “ 去政治化” 的平民化举
措之后， 位于北京内外的 “ 三山五园” 等皇家园林也开始向普通市民开放，
成为 “国家公共机构”， 成为全体国民共有、 共享的游览与休闲场所。 它们所
蕴含的文化历史和艺术魅力才前所未有地绽放四射； 而当年的皇帝和王公贵
族从各地搜罗来的那些书画名篇、 珍宝奇玩， 也在 “改朝换代” 之后成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观赏的对象， 变身为中华民族名副其实的 “国宝”。
① [法] 谢阁兰: 《勒内·莱斯》， 梅斌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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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形象嬗变与京味文化的形塑
经过辛亥革命等重大社会变迁之洗礼的老北京， 积蓄其中的千年 “王气”
虽然不可避免地黯然褪色， 但一种 “敦厚宽容” “和平幽默” 的社会民风却
由此酝酿升腾起来； 爆发于 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则为其 “深长悠远的
古都韵致注入了新鲜的活力”①。 于是， 20 世纪前期的北京不仅近乎完美地把
东方的古老情趣与西方的现代化城市特征融为一体， 还将自身那悠久深厚的
文化历史底蕴， 与变革时代锐意创新、 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 “ 机缘巧合” 地
加以融汇。 这一原本由 “闯进” 北京的西方人 “ 发现” 并建构起来的带有东
方 “异国情调” 的老北京形象， 也逐渐由最初的原始落后、 封闭保守， 演变
为 20 世纪前期的浪漫华丽与安宁祥和， 并被现代中国文人所认可并传承。 他
们把蕴含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剔除之后， 将这一集中体现传
统中国文化艺术特色的和谐唯美的 “古都北京” 形象， 提升为现代华夏民族
认同的一种象征， 于是雄伟的北京城便化身为古老华夏中国的伟大骄傲之一。
历史上没有哪座城市能比 “老北京” 更能集中体现传统乡土中国的文化
心理归属感。 当代学者赵园指出， 周作人、 郁达夫、 林语堂等现代作家的北
京体验简直 “统一到令人吃惊” 的地步， 与他们那 “ 芜杂” “ 破碎” 且不无
矛盾的上海体验完全不同。② 赵园显然未充分考虑二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在体验
北京时的 “乡下人” 痛感， 也未预见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刘震云、 刘庆邦、
邱华栋、 冯唐等当代作家对北京的 “不适” 经验及其书写。 但她意识到北京
特有的 “乡土感”， 正是其吸引和召唤现代中国文人的力量源泉， 却不能不说
极有见地。 近代以来中外文人笔下的北京形象大都有着共同的特征: 它们一
般指向过去， 指向传统中国， 尤其是传统 “乡土中国”。 正如赵园所说， “比
乡土更像乡土” 的北京几乎浓缩了传统 “乡土中国” 所有梦幻般的美好因素，
并使之具有了一种生动具体、 可感可知的 “ 肉身” 观感和体验。 正因如此，
北京之于现代文人的意义并非简单的对于 “本乡本土” 的情感认同， 而是建
立在 “扩大了的乡土感情” 基础之上的， 由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 共同的文
化经验和共同的心理情感积淀下来的， 对共同 “ 文化乡土” 和 “ 精神故园”
的一种身心归属感。③
① 杨东平: 《城市季风: 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5 页。
② 赵园: 《北京: 城与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34 页。
③ 赵园: 《北京: 城与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6、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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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前沿·2022
三 当代“京味”热潮：
“文化怀旧 / 寻根”
的海内外“合流”
通过以上粗浅的梳理可知， “古都北京” 形象的定格既是现代西方观照下
的产物， 又是西方强行植入的现代性直接 “参与” 的结果， 某种程度可视为
特殊时代背景下 “ 中西合璧” 的历史结晶。 20 世纪初期的北京市政当局在
“西方现代性” 的直接影响下， 迅速启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步伐。 北京
的市容面貌几乎与 20 世纪初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一样， 每天都在革新和进
步。 20 世纪初的北京， 已经在到处修筑 “ 碎石铺就的马路”、 城市广场、 博
物馆等各种形式的现代化建筑， 自来水和现代化电力设施也开始普及， 自行
车和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陆续出现在城市街头。 北京城急速的现代化转型，
连生活于其中的西方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 我毫不怀疑不久将出现有轨电
车……全城到处都在修建大楼。”① 他们以欣喜的眼光和客观的笔触记录了北
京城在那个年代的 “日新月异”。 正是在那样一种古与今、 中与西复杂纠缠和
急剧变革中， 一个 “ 半新半旧”、 既新且旧的老北京形象 “ 登上历史舞台”。
不无吊诡且让人惊异的是， 恰恰在那样一个日渐衰落却又美丽异常、 散发着
源源不绝生命活力的 “古都文化” 土壤中， 滋养并孕育出一种融汇古代与现
代、 乡土与都市的崭新 “ 文明之花”， 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 “ 京味文化” 之
雏形。 它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沧桑动荡之后的浴火重生， 也充分显示
我泱泱华夏 “海纳百川”、 融汇中西古今于一体的开放包容精神。
无论对 “ 京味文化” 怎样理解和界定， “ 古都情怀” 都是其中最基础也
最核心的精神内涵。 作为千年古都和 “ 首善之区” 的北京集中体现了中华
民族文化心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满足了华夏子孙乃至海内外华人共同的
文化归属感需求。 但也正因如此， 北京文化堪称是地域风情与民族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