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过渡劳动》
作者：孙萍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ECNUP
副标题：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丛书：薄荷实验
出版年：2024-07-01
页数：239
定价：98.00
装帧：软精装
ISBN：9787576047110
编辑推荐：
当人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成为一种社会镜像和时代隐喻，整体性的社会关照将由此形成。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作者简介：
孙萍，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从事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性别、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方向的研究，长期追踪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变迁。
曾获国际传播学会（ICA）“论文一等奖”、中国互联网研究学会(CIRC)“年度论文奖”、中国新闻史学会“论文奖”、中国社科院“科研成果奖”、青年新媒体启皓奖“卓越学术奖”等。
序言
我是一名从业五年以上的闪送员骑手。作为成百上千万骑手中的一员，我与同行们在不同的平台就业，却都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通过付出合理的劳动，获取合理且可以养家糊口的报酬。首先，很感谢诸多平台能为我们这一大群平凡人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多了很多不同的经历。其实，骑手们是很容易获得满足感的一群小可爱，大家都希望用责任心服务好每一位用户，同时也希望平台能秉持并有可见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政策，来对待新就业的劳动者。
当然，关心和注视劳动群体合法权益的不只是群体本身，还有很多人。说到这里，要提到的是社科大的孙萍老师。很幸运能在几年前孙老师主导的一次田野调查中被发现和关注，也是从孙老师这儿，获悉了关注骑手生态健康的不只是骑手本身，还有政府、学者朋友们。很高兴这些年一直被孙老师关注和访谈。
经过几年的交流后，可以肯定地说，我和孙老师已是亦师亦友。在我的印象里，孙老师既是良师也是益友，她坦诚待人、真诚处世，是永远都积极向上和不辞劳苦的有志青年学者。说到这里，真有言不尽的感慨。
很感谢已经取得很多科研案例的孙老师历经数年，把值得注视的案例汇集成书籍，并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发表了很多值得社会、平台还有更多人关注的观点。作为部分故事的历经者，也是故事的见证者，我阅读后真的肃然起敬。如此庞大和持久的内容量的输出，站在旁观者角度都分不清这是工作还是爱好了。或许，这是孙老师自身所设的社会责任和天然使命吧。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资深的学术解读，犹如拍摄了一部跑腿行业的电影般光彩夺目。
最后，很想表达一下，作为新就业群体一员的我，感谢平台给我们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但也不想让更多人沦为资本压榨的对象。送外卖和快递应该不算很辛苦，但被压榨让外卖员和快递员变得越来越辛苦，尤其是劳动伤亡等保障问题，这可能是快递和外卖辛苦的根源吧。
——冯禧航（“拐哥”），骑手
为什么技术的进步没有让劳动变得轻松愉快，
反而让劳动变得更加繁重艰辛？
为什么平台经济如此精细的组织和管理没有减少参与者的劳动时间，反而让他们黏在平台上了？
为什么看上去相当不错的收入无法留住骑手。反而加速了他们的职业流动？
送单大闯关
我的外卖田野地图（2017—2024）
推荐人语（以姓氏拼音为序排列）
新技术正在变革社会关系、交往关系以及“劳动”，而孙萍博士敏锐捕捉到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她的这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揭示外卖骑手这一群体在中国平台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作者从2017年至2024年，对外卖骑手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通过访谈、问卷、跟跑单等多种方式，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外卖骑手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这本著作通过丰富的实地调研数据，描绘了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群体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展示了他们在城市中如候鸟般来去匆匆的生活。作者指出，外卖骑手虽然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进程中涌现，但这一职业充满了临时性和过渡性，许多骑手并不打算长期从事这份工作，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过渡性的谋生手段。通过分析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作者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概念，强调外卖骑手的工作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规就业，也不是简单的零工劳动，而是一种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状态。这种过渡性不仅反映了骑手个体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迷茫和不确定，也揭示了平台经济对劳动者的控制方式的转变——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
此外，书中还探讨了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包括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平台组织对骑手流动性的推动等。作者通过深入精细的研究，展示了外卖骑手在面对高强度、高压力工作时的挣扎与努力，揭示了这一群体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劳动困境和生活状态。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不仅是对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生动描绘，更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形态变化的深刻反思。对于研究平台社会、平台经济、零工劳动以及现代社会劳动关系、新型传播关系的学者和从业者来说，这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参考文献。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智媒中心主任
《过渡劳动》是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的专著。
作者孙萍博士花了七年时间，以访谈、问卷等多元方法搜集资料；调研范围遍及国内东西南北的大都市及城镇。所获资料的丰富、深入、多样，应属空前。
孙萍主要以民族志的方式阐述她的发现和分析。她一边书写外卖骑手的生命故事，一边开展与中外相关社会理论的对话，也着紧新理论概念的提炼，故全书不时见到鲜活资料与精辟分析相互映照的情境。
孙萍的分析是历史的、脉络化的、跨学科的、跨社会层次的，见树又见林的。她结合国内的境况，包括经济产业转型、平台资本兴起、联结性网络科技发展及城镇化，来探究外卖骑手何以应运而生的条件、机制和过程。她对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组织形态、劳动方式、劳动文化——特別是外卖骑手劳动的过渡性——以至算法在当中的作用，都有深入细致的阐析。
《过渡劳动》是一本用力用心写成的专著，有望成为当代劳动研究的一本经典著作，值得在此向大家诚意推荐。
——陈韬文，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休教授
那些年轻的生命风雨无阻地奔跑着，连成了一条条城市流动的人体输送带。高精尖的数字智能技术与低端劳动之间的巨大反差，已经成了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日常。年轻的孙萍博士（和她所在的调研小组）花了7年多的时间、跑了19个城市、访谈了200名骑手，这算得上是当今中国乃至全球学术界的一个壮举。这样的行动主义激情终于透过这本书得以呈现：技术、市场、制度、人性如何“共谋”制造了高科技下新的不平等关系？透过这些骑手的生活和访谈，城乡、阶层、性别等社会问题得到了一一的剖析。
社会人类学家项飙近年来提到“悬浮蜂鸟”，用来形容那些流动中停不下来的生命状态。孙萍的“过渡劳动”，将“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r）做了更聚焦、更深切的概念拓展。“过渡劳动”使外卖劳动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劳动者愿望的临时性和他们对平台的依附性、“过渡”本来蕴含的一个可期许的未来与现实中成了“永久且常态的存在”……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制造了过渡劳动的资本、技术、生产能让生命顺利过渡到彼岸，那么，如何摆脱过渡劳动的枷锁？我们需要从这本书中寻找答案。
——丁未，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本书彰显了平台社会变迁中一种非常强烈的观感，即永久性的过渡劳动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这是一本鼓舞人心的作品，作者为此付出了持久的、令人钦佩的努力。骑手们精彩的故事、人生经历和街头智慧汇聚于此，想要了解中国平台经济与零工劳动的人，不能错过此书。
——胡正荣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好的学者，应该将宝贵的知识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对社会问题产生真实的冲击。三年前，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就产生过类似的社会轰动。此“檄文”一出，所有O2O行业的老板们都如坐针毡，悚然自省。
其中，也包括我。
那篇报道，不仅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也唤醒了平台企业的良心质问和自我纠偏。2021年9月，“美团”开始向全社会公开骑手配送时间的算法，接受公众监督。2022年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量，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传播违法信息。
历史，就是这么一小步一小步，被孙萍这样的“孤勇者”推动。
而这本《过渡劳动》，就走得更远。它势必会促进更深入广泛的公众和企业界思考——如何在骑手、用户和企业竞争市场份额之间，寻找更公正的平衡边界。它在拷问所有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共情和同理心，去探索一种兼顾了大多数人福祉的：
“人民的算法”。
我推荐你立刻买一本。开始读。
——黄宾，e代驾创始人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劳动社会学调研报告。作者基于经年累月的田野工作，将原始的生动访谈和精彩的理论分析编织在一起，娓娓道来，讲述了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这一劳动群体尚未结束的故事。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劳动者的理解与尊重，在这个旧有结构与新技术权力绞合的时代，释放出一种温暖的力量。
该书的导论其实也是全书的结论，值得重读与思考。“过渡劳动”的概念是作者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对现代劳动渐成趋势的预示和命名。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性的劳动在被数字技术进一步破碎化，甚至成为永恒的困局，人生的意义和社会共同体的联结都成了大大的问号。作者揭示的当下和可见未来的困境令人深思。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于孙萍笔下的外卖骑手来说，他们从事的是一种过渡劳动或临时劳动；但是对于所有劳动者而言，过渡劳动中去中心化但又无比精细的数字化和平台化控制技术，正在成为工作的常态，渗透到各个行业。因此，关切他们的状态，就文献是在关切我们自己。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过渡劳动”关注的是“临时”的现象，却因为突破了对骑手的单一苦情描述，超越了批判的控诉话语，展现了千千万万生命个体丰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世界，从而具有了“长时段”的生命力。七年多的田野调查，作者不仅访谈了骑手，还有店家、平台、消费者等等。作者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我初见时青涩的年轻人，成长为“现场有神灵”的活榜样。只有有着丰富体验和同理心的人才能做出这样“平视”的书写。这本书，也因此适合每一个试图在结构压力和系统困顿之外寻求意义的你。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数字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孙萍的著作基于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以外卖骑手的劳动和生活体验为中心，结合对数据技术、平台管理方式、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宏观背景的分析，揭示了平台经济如何把高强度的个体劳动有效组织起来，却让劳动者无法组织自己。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介入当下经济社会变迁的范例。
——项飙，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孙萍以她长期的理论积累与田野经验，聚焦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系统阐释“过渡劳动”这一重要的学术概念，不仅展现外卖骑手的劳动，更刻画他们的生活与生命，构成对当下“数字中国”一个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分析，值得大力推荐。
——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
致谢
外卖骑手，对于社会，是一个新职业群体；对于我个人，却是亲密的“老朋友”。2017年之前，我和骑手是被职业和社会身份所区隔的陌生人；2017年以来，我和调研小组的同学们一道尝试“进入”他们的生活，以追踪调研的方式，让两个平行“世界”有了一些交集。
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也看到了不少个体生命面对时代洪流的困惑。之所以努力地撰写一本书，一方面当然是想记录对于这种数字职业新老交替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自2017年至今，来自五湖四海的骑手收我为友，以他们朴实的方式对我提供热忱的帮助，这本书是我对参与此项劳动的人们所能奉上的最基本的回馈。需要指出的是，今日数量庞大的平台零工劳动者很少能够完全呈现自己的话语，作为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本书的观点无权也无法完整地代表他们的想法与信念。这只是一种“他者化的叙事”。但对于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来说，平台零工劳动者们惠赐了弥足珍贵的成长资源。
通过田野调查，我发现外卖骑手大部分来自农村，却日夜穿行于都市之中。在平台经济引发的职业新老交替中，“新职业”和“农民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这种不断过渡的状况也是平台时代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境遇。外卖骑手是一群了不起的人。他们能够在高速流动和不确定性中聚精会神、抓住机会、努力劳作、不轻言放弃。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时常让我自愧不如。因为我经常叫苦，觉得自己每日游走在教学、科研和杂务之间，耗神耗力。直到我去送了几单，才知道外卖骑手所面临的生活劳作处境是如此的不确定与不容易。奔波多日赚来的钱，可能因为一个差评化为泡影；而长期的往来奔跑，可能会因为一个不留神出现严重的身体损伤。
本书中的绝大多数材料来自本人及所在调研小组的一手调查。我有幸成为平台经济下职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并能够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来观察、反思，进而联结各方、进行干预。这不仅让我洞见了劳动本身的复杂、丰富和能动性，也让我发现了某些情况下可以主动改变的机会，这种行动传播学的经历极为宝贵。
与社会调查同步的，往往是学者的自我成长。真要说自己在此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对批判变得更加谦卑和谨慎。随着调查的展开，纸面上二维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变得高低不平，自己也开始反思一些高高在上、看似宏大却不着边际的学术论断。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了几年，才慢慢明白，学术生产源自现实生活，回馈现实生活。这才是我的志业。
我想把最诚挚的感谢送给所有接受访谈的骑手和工作人员，是他们成就了这本书。感谢卜卫老师，是她慷慨地用一笔调研资金支持了刚迈入工作时捉襟见肘的我，让我能够开展外卖骑手的访谈和调查。感谢导师邱林川，自我读博士伊始，他对于劳动研究的热忱与情怀便一直激励着我。感谢刘瑞生老师，在我进入研究所工作以来对我的倾力相助和默默支持。感谢我的忘年交丁未老师，她的热情提醒让我时时铭记重任在肩，要努力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学者。感谢张仟煜，她对于骑手调查的满腔热情令人印象深刻，我也十分珍惜这段亦师亦友的美好时光。
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智能技术对平台劳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1CXW014）的立项，为我后续的田野开展带来了更多的信心和帮助。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感谢与我共事的同事、朋友，他们的支持让我有底气在外卖研究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感谢“数字职业研究小组”的所有成员。他们可爱活泼又充满社会情怀，是我调研路上并肩奋斗的战友与合作者。赵宇超、陈玉洁、李云帆、廖文钰、吴俊燊、桂贤娴、雷婕妤、蒋思雨、赵熳、廖欣宇、卓不凡、刘姿君、雷津皓、陈欣欣、梁慧博、王从健、李宜桐，我十分荣幸得到他们的陪伴和帮助。感谢外卖平台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支持、耐心和同理心让我看到了系统的复杂多层，时刻提醒我摆脱单一、简化的批判逻辑。
感谢吕鹏、戴天逸、温盈盈、苏春艳、向静林、刘学、王瑜和可能因疏忽而被忘记的朋友们，他们的有求必应和慷慨相助让我的诸多调查得以成行。感谢赖佑萱，很幸运能够接受她的采访，她充满力量的报道让骑手研究“破茧而出”。感谢本书的编辑顾晓清，她的争取、宽容与随和是我书写过程中的一缕阳光，时时照耀，温暖在心。
序一：文/卜卫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主要包括：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流动人口传播与文化研究、反对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人口贩卖的预防与干预研究、数字环境与儿童权利研究、残障权利倡导研究、数字素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她也是上述领域的社会活动家，并为媒体、社会组织等进行了大量有关性别平等、人权、传播倡导等方面的培训。）
首先必须提到，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新技术研究领域，很少见到以“具体的人为中心”的研究，特别是被视为“他者”的人。多数研究者对社会中优势群体或年轻群体如何使用最新的媒介更感兴趣，认为这是更能带来“先进观念”“先进技术”“强国”和巨大市场以及对主流人群最具影响力的媒介，进而建构了所谓新媒体研究的价值取向以及互联网研究的主流话语。所以，在“媒介融合”“话语权争夺”或“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时代”等“喧嚣”中，拿到《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这本书稿，自然爱不释手。孙萍的贡献在于在新技术研究领域中破除“技术中心主义”，扎根于外卖骑手的日常生活，自下而上地成就“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包括人—机互构形成的过程及其社会政治意义。
这里不得不讨论“研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arch）。“研究的政治”指的是学者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资助方（经济）、专业领域发展、政府机构及其意识形态和行业内竞争等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者的研究设计、研究进程和研究结果。其中，资助来源因其利益关联，都有一定的针对社会问题的立场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也代表着一种等级。孙萍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资金委托地去从事外卖骑手的研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权力和资源的关系，并不是每个社会群体都会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借此改善自身境况——有些社会问题是不可见的。与此同时，有能力提供资助的机构或个体通常处于社会主流地位，委托研究者去研究他们生活世界中的问题；而那些被看作“他者”的人群一般没有能力为研究者提供资助和其他资源去研究他们遇到的问题。研究者要意识到，资助本身也是在设置一种社会议程。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研究者会自觉地在选择研究问题时，审慎地对待这种议程设置，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寻找出社会发展的真问题进行研究。孙萍做到了这一点。
研究者要对研究问题及其来源进行反思。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要对研究问题的提出视角和立场采取一种质疑的态度：这个研究问题反映的是谁的视角？什么是研究问题背后的假定？这种假定是依据谁的经验得出的？谁被展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目的是什么？他们是行动者，是对象，还是根本就没有出现？如果出现了，是否以他们的视角和经验来定义和叙述事实？从谁的视角出发定义了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研究过程和结果有利于谁？等等。说到底，社会科学是一种植根于政治与伦理语境中的社会现象。其探索者以及如何探索，很难避免或者再现或者挑战存在的社会条件。因此，研究者的解释与理论设计不是中立的，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条件的一部分，并参与其建构。研究者的任务不是在西方框架中填充数据，修正西方情境下的理论，尽管这更容易发表，更有利于增强个人在其他情境而非中国情境下研究问题的建构。当研究者去主动适应学界主流“最大共性”的时候，可能会扩大研究与实际之间的鸿沟。研究者的正当任务是要根据中国的发展实际探讨理论并致力于让这些理论能够在改变社会中发挥作用。这正是孙萍努力去做的。
在这种情况下，视角就至关重要。孙萍是从外卖骑手的视角来建构人—机互构所涉及的劳动及其生活的。作者在导论中说：“关于本书的视角，首先，我希望专注于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整体性。本书采用一种韦伯式的研究方法，先了解研究对象的生命世界，再利用学术概念进行阐释。在关于外卖骑手的描述中，本书希望看见关于骑手立体的生活‘构型’，这里的‘构型’不仅涉及他们的劳动状态和工作轨迹，也涉及他们的生活、家庭、交友、思考等。它们交杂在一起，而我无意将其分开，也无法将其分开。外卖骑手的‘过渡劳动’体现在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地方可能显得细碎、重复，甚至无聊，但对于本书的分析来说，它们构成了劳动意义和生活本身。”虽然作者是从外卖骑手的生产劳动入手，但希望自己能跳脱“生产”框架，用“整体化的方法”去关注人、劳动和流动的问题，并以此去理解社会的、空间的、性别的现代化社会场域和社会关系。
于是，作者的唯一选择是“去田野”（注意不是“下田野”）。这种从田野中探索问题的学术理想以及要从外卖骑手的视角来展示其生活世界及其社会政治意义，确实只有“去田野”这种人类学方法可以选择。这要求作者将所有学到的、读到的理论“悬置”起来，在向外卖骑手学习中、在与外卖骑手互动中不断建构和反思自己的研究问题及其相关理论。
比如，平台劳动研究常常陷入“控制和反抗”的二元框架，作者说，“二元的框架让我有些害怕”。这种“害怕”或“恐惧”的反应是认真做田野工作非常正常的反应。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利用现成框架理直气壮并一马平川地得出“既定”结论的研究，很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容易以偏概全。如作者所说，“数字劳动的丰富性、趣味性、立体性会被抹杀”。作者解释说，“本书在论述中无意去迎合、强化主流的常识性问题，也不想简单地批判‘资本万恶’。同时本书并不希望‘理论先行’，或者将丰富有趣的在地材料硬塞进‘社会理论的紧箍咒’”。相反，作者想大胆一点，用书写的开放性去看到一个生动的、自主涌现的社会动态，一个复杂流动的脉络图谱。因此，在这个研究中，作者努力地让自己舍去一些宏观、漂亮的“外衣”，去关注个体劳动者鲜活、热烈的劳动和生命体验。她努力不去把他们框在一个成形的理论框架中，不去“削足适履”，她希望鲜活的经验材料能够引导自己，慢慢看到一幅模糊却令人欣喜的劳动生态图谱。孙萍真的看到了。这种“看到”是将现有理论框架“悬置”的结果，其表现就是从田野资料中产生概念。
我们知道，田野或质化研究产生概念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固有的概念”，另外一种是研究者根据田野资料建构的概念。孙萍正是从扎实的田野资料中，捕捉到了外卖骑手中“固有的概念”——“过渡一下”的“过渡劳动”。并以此建构了研究问题，即在国内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如何被生产和被塑造出来，并指出这种过渡性既是过程也是结果。
在数字劳动领域，不仅有“控制和反抗”这种二元解释，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的理论解释。悬置并不是不理会这些理论，而是依据田野资料对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进行“勾连”和仔细的分析。
第一，是对劳动控制的分析。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劳动控制理论认为，资本家需要拥有对于劳动者的控制权。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资本的运行逻辑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控制对象由“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作者发现，数字平台语境下的劳动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资本与劳动的问题，它是一个超越简单的“控制-反抗”逻辑的复杂系统。当不稳定性“遭遇”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时，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展现出了与传统劳动者不同的特点，他们与算法技术、平台组织、社会污名、性别藩篱的交织互动既转瞬即逝，却又时刻存在。这里的不稳定性是聚焦时空的、具身的经验与感知，是个体作为劳动者鲜活且带有情感的记忆。因此，“在观照概念的总体勾连之前，需要观照生产它的情境与具体状态”。“过渡劳动”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
第二，盖伊·斯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这一概念，来阐释千禧年之后借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生成的一个庞大群体。伴随着全球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不稳定性”也成为所有劳动批判研究的通用词汇。但孙萍并不想简单地借用“不稳定性”这样概括性的概念来阐释外卖劳动。她分析说，过往关于不稳定性的讨论局限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有劳动关系”与“无劳动关系”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却未能有效地关注劳动者总体的生活世界。这里的生活世界不仅指生产，也指再生产，流动、性别、家庭、认知等都含括在内。劳动的不稳定性从来不指向单一的划定标准，恰恰相反，它有着诸多情境的不同和解释视角的差异。孙萍指出，“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简单的‘不稳定性’无法阐释他们与平台资本、组织、技术、社会、文化传统之间丰富而充满张力的互动。对不稳定劳动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劳动关系的维度，而是需要拓展到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领域”。
至此，孙萍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描述为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希望从田野调查中一个基本却又十分现实的疑问出发，看到并阐释劳动者的“过渡性”这一问题，并以此勾连“过渡性”背后更加宏大的社会性原因、过程和机制。
孙萍在导论中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时常抵抗一种压力，那就是把外卖骑手苦情化、扁平化的压力”。“并不是说骑手不值得赞美，而是这么做让我无法看到对劳动或者劳动者真正的尊重与敬畏”。孙萍去追问，他们从事外卖骑手的工作，到底在“逃离”什么，在追求什么？“什么是外卖骑手所创造的意义？”虽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非要有一个答案，孙萍想“那应该是他们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与勇气”。这样的讨论涉及研究伦理的问题。
不仅要克服“苦情化”的问题，还有所谓“情怀”的误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由于阶层地位不同、所掌握的资源不同等，同样处于一种权力关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是阶层地位较自己低下的群体。研究者不仅掌握着一定的知识资源，也掌握着在研究中可以分配给研究对象的若干资源（包括再现谁、如何再现的资源，也包括资金等资源），再加上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研究者大都“从上面来”等因素，研究者就不可避免地与研究对象处于一种权力关系中。研究者必须对这种权力关系保持敏感，不仅是因为这种权力关系会影响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关系可能会对研究对象造成直接的或潜在的伤害。
我特别注意到孙萍在研究中的“尴尬”“惶恐”“困惑”的心态，这是在处于权力关系中必要的心态，需要研究者真诚、平等地去与研究对象相处。我们发现，孙萍在不断访问中与一些外卖骑手成了朋友，同时，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获得一种优越感。从事这类研究的人通常那种“感动”“震撼”的说辞其实都是自上而下的“慈善”模式的反应，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面对这种权力关系，我们必须保持那种像孙萍一样谨慎且“惶恐”的心态，必须不断反思权力关系对研究的影响。
我们需谨记，研究对象正在向我们让渡他们的个人信息也就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我们并不‘拥有’关于我们研究对象的那些实地记录，我们并不具有毫无争议的正当理由去研究某个人、某件事。研究的主体现在开始挑战他们是如何被描述的……”。
总之，研究者必须具有研究政治和伦理敏感性。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要意识到，他们对研究对象拥有某种权力。这种权力由证照、专业才能、在当代社会中所承担的角色合法授予，某些伦理议题正是对这些权力的滥用。通过研究，这个社会可能变得平等一些，但研究本身也可能巩固已有的不平等关系或制造新的不平等关系，这就是研究政治的基本议题之一。因此，保护并尊重研究参与者、诚实谨慎地进行研究等都是研究者必须要付出的努力。
序二：文/邱林川*
（邱林川，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邵氏基金会媒体技术讲座教授。曾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媒体与传播系。他已入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ICA Fellow），同时是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前主席。）
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作者孙萍深入平台外卖行业一线，调研多年，足迹遍布北京各区及多个其他城市。她结合民族志观察、访谈与问卷统计，多视角深入考察饮食外卖行业的前世今生、现状与问题。
本书有故事，有情怀，有结构分析，也有政策反思。其理论视野纵贯全球，涉及宏观经济与互联网产业的不同维度。其实证材料则聚焦组织层面，包括对外卖平台公司的管理模式与算法系统，甚至具体到对外卖站点、站长和男女外卖员的描述。文笔细致流畅，材料生动，现场感强。最有价值之处是作者对平台算法与外卖员之间互动的分析，充分体现其复杂多变的形态，活灵活现，远超“灵活资本主义”或“劳工抵抗”的概念标签。
基于多层面具体分析，孙萍归纳出本书的核心洞见——“过渡劳动”。这是个动态且多元的提法，一方面反映出外卖员群体及其劳动过程的高流动性，而大数据和算法管理令此流动性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它也指明该行业用工制度存在种种区隔，外卖站点之间、外卖员群体之间，依然有各自的社会网络，有不同规矩、不同期待，乃至“歧视链”。
有读者也许会问：这过渡劳动，究竟过渡去何方？摸着石头过河，但河对岸是哪里？此书中并无清晰答案。这应是作者希望大家共同思考、共同努力的问题。
近年来，世界各国针对平台用工政策的大趋势都是或多或少地向传统劳动政策回归。虽然政策必须与时俱进，但平台企业也是企业，必须承担企业责任，包括提供合法合规的劳动待遇与劳动条件。它们不应打着科技企业的旗号，规避社会责任。这在各国已基本成为公共政策界的共识。
然而，新冠疫情以降，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充满挑战，市场缺乏有效需求，这使得过去财大气粗“烧钱”度日的平台企业也必须勒紧腰带，导致外卖员收入和劳动条件反倒更差。如何在当前语境下解决政策认知与实际运作的矛盾？中国能否摸索出适应平台科技新时代的可持续劳工发展道路？这是本书剖析中国经验带给读者的启迪，也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挑战。
导论 建构过渡性
这是一部关于外卖骑手的民族志调研。外卖骑手诞生于中国平台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过去的十年间，“送外卖”由一种新兴现象变为一种新兴职业，“网约配送员”也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被收入国家正式职业列表。但是，这样一群借由巨大互联网红利和加速城镇化催生的劳动者却充满了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每次想到这群人，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夏季傍晚的椋鸟，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扎堆聚集，在城市上空飞舞盘旋，夜幕降临后却又四处散去。外卖员就如同这候鸟一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百上千万的外卖大军被集结起来，布满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和经历各有不同，进入外卖行业的目的也不同，一时难以被清晰描述，也无法用单一化的职业工种进行定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处在变动中的职业。外卖骑手虽然已经广泛存在，他们的不少故事也深入人心，但是我们似乎很难说清楚“送外卖”这一职业的发展方向，也无从知晓属于它的未来。
外卖劳动的流动性十分明显。这种流动性既表现在职业选择上，也表现在工作留存率上。在2023年我与调研小组做的一项北京地区外卖员劳动状况的调查（N=1264）中，仅有 12.9%的外卖员表示愿意一直送外卖，而超八成的人表示自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在针对站点骑手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一年内站点中骑手的流转率达到七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九成。“干几个月就走人”成为外卖行业的常态。骑手们来去自由，彼此间并不熟悉，甚至连负责管理和联络工作的站长也难以认清自己站点的骑手。
根据我的观察，骑手的流动性几乎是所有现有的零工劳动职业之最。比起家政工、快递员、网约车、主播或者线上零工，骑手的工作更加液态、更加临时、更加不确定。送外卖正在形塑一种“短命劳动”的文化，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份工作的流动速度之快，让人愈发眼花缭乱。回顾往昔，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拥有更多的零工劳动者，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刻的人员流动如此频繁与快速。在平台市场用工普及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被生产出来，而外卖骑手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为什么送外卖会成为一种“短命劳动”？它与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化有着怎样的纠葛与互动？我们如何理解劳动的过渡性？
在田野调查中，我有幸跟随一个个外卖骑手的故事窥探到送外卖背后的“短命性”和“临时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困惑，也促使我思考，最终成为本书写作的缘由。在本书中，我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描述为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对于参与其中的劳动者来说，这样一份劳动带有很强的“有待确认性”，它的存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它有点像漂泊在海上没有归宿的船只，也像一直在扇动翅膀努力挣扎却找不到落脚之地的候鸟。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过渡性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劳动政治的某些重要变化。这样的过渡性产生于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迅速崛起的时候，即我们进入21世纪的头两个十年。通过展现外卖骑手在平台经济下的具体劳动实践和个体故事，本书希望提供一个动态的反思性视角来窥探当代国内劳动人民如何卷入数字化和城镇化变迁之中，以及他们沉浸其中的所思与所想、所愿与所得。
在此之前，盖伊·斯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这一概念，来阐释千禧年之后借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生成的一个庞大群体。它指的是无保障的、具有依附性的、灵活的劳动人群。“朝不保夕者”是一个具有十足概括力的词语。斯坦丁对于这一群体的描述使 precarity成为劳动研究的重点讨论词汇。伴随着全球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precarity 也成为所有劳动批判研究的通用词汇。不稳定阶层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层，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劳动，也缺少统一的认同。
只是，在本书中，我并不想简单地借用 precarity或者“不稳定性”这种概括性的概念来阐释外卖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往关于不稳定性的讨论局限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有劳动关系”与“无劳动关系”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却未能有效地关注劳动者总体的生活世界。这里的生活世界不仅指生产，也指再生产，流动、性别、家庭、认知等都含括在内。劳动的不稳定性从来不指向单一的划定标准，恰恰相反，它有着诸多情境的不同和解释视角的差异。长期对同一概念的泛化使用，会让它逐渐失去原有的阐释锋芒。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简单的“不稳定性”无法阐释他们与平台资本、组织、技术、社会、文化传统之间丰富而充满张力的互动。单一的描述会让我感到缺憾。正如有学者提出，对不稳定劳动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劳动关系的维度，而是需要拓展到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因此，本文希望在看到骑手劳动的不稳定前提下，更加观照其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成。
因此，本书希望在尊重普适性概念的基础上还原语境与情境的重要性，看到其中有趣却又不失阐释力的话语、故事和实践。本书希望从田野调查中一个基本却又十分现实的疑问出发，看到并阐释劳动者的“过渡性”这一问题，并以此勾连“过渡性”背后更加宏大的社会性原因、过程和机制。当不稳定性“遭遇”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时，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展现出了与传统劳动者不同的特点，他们与算法技术、平台组织、社会污名、性别藩篱的交织互动既转瞬即逝，却又时刻存在。这里的不稳定性是聚焦时空的、具身的经验与感知，是个体作为劳动者鲜活且带有情感的记忆。我始终认为，在观照概念的总体勾连之前，需要观照生产它的情境与具体状态。“过渡劳动”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