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主要讨论女骑手的劳动与身份。从数据来看，女骑手在整个外卖行业中所占比例并不高。根据美团研究院的调查报告，2020年平台内女骑手占总人数比重为7.4%。我们调研小组的问卷调查数据虽不是随机抽样，但在之后几年得到的数据与此相似。疫情后，就业压力增大，女骑手的比例有所增加。如果说外卖骑手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女骑手就是配送行业中“显而易见的不可见”人群。正如前文所言，“送外卖”是一项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工作，它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体力要求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活”。女骑手由此变成了配送行业里的“性别少数”人群。她们穿着略肥大的工作服穿梭在马路上，只有走近才能从她们的长发和头盔下的轮廓中发现是女性。本章希望聚焦这样一群“不可见人群”，她们或来自城市，或来自乡村，却都是过渡劳动的重要展现者。比起男性，女骑手似乎更加知晓并了解外卖作为一种“生活缓冲”的重要作用，她们在生活、家庭遇到困难之时投身外卖，并力图借助外卖劳动来度过困境。同时，由于女性在传统家庭分工中的辅助地位，过渡性也体现在她们需要兼顾母职和工作的选择上。
这一章的撰写也出于本人以及调研小组对于性别研究的共同的好奇与热爱。正所谓，“在任何一个领域，当我们观察到女性被排除在外的时候，都无疑是问题”，对于外卖行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因为女骑手的数量相对较少就对其采取忽略和不管不问的态度。相反，无论是对LGBTQ 等“性少数”人群，还是对像女骑手这样的“性别少数”人群，细致而深入的讨论和探究都十分有必要，它使我们尽量避免生理性别本质主义的倾向，从而看到更细致入微的性别劳动肌理。
在十分强调男性气质和男子气概的外卖场域中，女骑手的工作、生活、交流及其所遭遇的身份挣扎给我们带来了全然不同的性别感知与冲击。在对女骑手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希望打破固有的思维习惯，经由女骑手的经历牵引而看到更立体的劳动与社会、技术、家庭、城乡之间的多元交叉，并以此看到围绕性别所展开的更广阔的理论脉络和对话视角。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者来说，我不但是记录者，也是一位女性记录者，这是十分宝贵的学习和反思机会。
女性选择跑外卖的原因各异，无法用统一的脉络图谱加以概括。她们既有与男性骑手十分相近的需求，如还债、生计的压力等，同时也有作为母亲、妻子等跟母职与情感照料相关的原因。例如，众包骑手的灵活性会吸引不少“宝妈”前来，她们在照顾老人、孩子之余，利用空闲的时间赚取外快补贴家用；有些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女性，会因为离异、家庭变故而选择送外卖，并使其逐渐成为自己经济独立的重要支撑；还有些年轻的、刚踏入社会的女孩子带着好奇心和探索心进入外卖行业，当然她们的人数并不多。在过去的几年间，平台经济的扩张和女性劳动者之间既彼此吸引，又充满矛盾。概括来说，本章对于女骑手的研究与分析主要源于以下两点思考：
首先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问题。全球化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女性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阐明了一种现状，即在二战以后，女性不断地走上工作岗位，但既有的结构性不平等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使她们同时受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简单来说，父权制的压迫主要来自家庭领域，而资本主义的压迫则更多地表现在市场领域。这样的分析极具洞见，从宏观的性别与社会层面的交织来看，近代以来，家庭和市场两个场域中的性别关系的确通过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得以展开。
说回到送外卖的女性，她们不是媒体经常讨论的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精英中产女性。相反，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农村、乡镇，日常生活以家务劳动、照料丈夫和孩子、干农活为主。从性别内部的差序格局来看，她们属于弱势、底层和边缘人群。作为从农村传统家庭成长和走出来的女性，她们继承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认知，默认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照料和家务劳动；在平台劳动中，她们是规则遵循者的典范，兢兢业业，愿意配合。对于这样一群女性来说，家庭的责任与重担并没有因为她们加入骑手行列而消失，这意味着她们不得不面临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拉扯，并在这种拉扯之中寻找解决之策。
其次是性别规范的规训和询唤。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消解性别》一书中讲到了性别规范（gender norm），并向传统利用男女生理差异来界定性别差异的分析框架提出挑战。她认为，性别规范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关于性别设定的常态机制。性别规范本身带有强烈的边界性和规范性，它通过形成一种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来规范个体的性别行为。当人被划分为男性和女性后，社会上便形成了基于男性和女性差异化的性别规矩，任何逾越此种性别规范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端，许多性少数人群因此受到歧视甚至敌视。为了成为“正常的人”，每个人都戴着一个性别的“箍”，通过不断引证、确认自己的行为符合既有性别标准来强化此种规训。
外卖场域同样存在性别规范。它通常是以男性气质为主导的，排斥女性气质，也排斥女性的加入。一旦有女性想要从事这份工作，她们便会遭遇矛盾的、多层次的性别规范选择问题。对于女骑手来说，女性的性别规范和男性气质的劳动规范同时约束着她们。这些规范有的明确，有的模糊，却决定着女骑手能否在外卖劳动中博得一席之地。
作为奔走于家庭生活和市场生产两个场域之间的劳动者，女骑手如何认知、建立和平衡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当两个场域中的性别规范同时约束着她们时，她们如何处理其中的冲突和矛盾，又如何展现自我的性别话语？外卖的平台就业丰富了性别劳动议题的研究场景，也使性别劳动议题的相关阐释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
平台经济所带动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结构的转型，也是对社会关系、性别关系的重塑与重构。女骑手在送单劳动中的性别化实践，是贯穿其生命历程和性别化生存的动态过程，体现了中国广大的底层女性劳动者对于日益崛起的零工经济的青睐。平台化的零工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赋权了底层女性劳动者，使她们可以有一份不甚稳定但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但女骑手的送单劳动过程也充满了身份与自我认知的焦虑，她们在“传统女性”和作为“勇敢骑手”之间徘徊，很多时候不得不呈现出跳跃、挣扎、多变的身份展演。我把这样的性别身份建构看作一种生存策略，它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在我看来有些苛刻，但是这样的策略对于女骑手而言又十分有效，它能够使进入外卖行业的女性有效地适应家庭与市场的双重需求，也能够使其在对女性不那么友好的外卖劳动中努力站稳脚跟。
家的藩篱
外卖夫妻档
进行这一章的写作时，我正好在与不少媒体接触，他们对女骑手十分感兴趣。大部分媒体朋友开场的第一句话都会问她们为什么跑外卖。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根据调查问卷的分析来看，八成以上的人选择跑外卖都有经济收入方面的考量，这也可以说是他们加入外卖最根本的动因。很多在工地干过的骑手尤其表示，跑外卖从不会被拖欠工资，没有讨债的压力，这让他们很放心。如果具体到女性，她们跑外卖的基本动因也来自经济层面，但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作为女性的“生活世界”，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
我将目前采访到的其中30位女骑手的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大致归纳出她们进入外卖行业的五个动因（参见表7）。这30位受访女骑手年龄在20—47岁，平均年龄为37岁；27位来自农村地区，3位来自城市；主要在“美团”“饿了么”“闪送”等平台工作，加入外卖的时长从6个月到6年不等；大部分人已婚，并育有1—2个小孩。另外有4人离异，4人未婚。
超过1/3的女骑手表示，自己来到大城市是因为丈夫也在同一城市打工，他们需要一起攒钱，寄回家里，养老人和孩子。之所以选择跑外卖，有的表示是因为“找工作困难”，有的是觉得“跑外卖赚钱”。有趣的是，11位女性当中有6人表示自己的丈夫也在跑外卖。她们找工作的“一般模式”是，自己的丈夫先去大城市跑外卖，接触一段时间后，感觉还可以，就介绍给自己妻子，妻子再加入。外卖“夫妻档”是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的很有趣的现象。这样的夫妻档的生活背景也大致相似。他们往往来自农村，育有两个娃娃，且多是男孩。来到大城市，他们的目标是“快速攒钱”，用来赡养老人、给娃娃交学费、盖房子、还债等，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还会提到买车、在县城买房等。由于孩子多留给祖辈照看，他们会比别的打工者更加频繁地往返老家。上有老、下有小的生计现实让夫妻两人在大城市租房、吃饭时十分节省。
来自河北的陈美，2020年5月开始在北京跑外卖。2019年她丈夫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北京跑外卖，觉得活儿不累，就介绍给她。陈美初中没毕业，17岁和丈夫结了婚，生了两个娃。有了第一个娃之后，陈美来北京跟丈夫住在一起，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里带娃。第一个娃三岁的时候，他们把孩子带回老家，由婆婆帮忙带着，两口子开始一起在北京打工。跑外卖之前，陈美在小吃店烙过饼，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两人在北京郊区昌平租了一间公寓，是三十多平米的一个大房间。他们用隔板把房间重新做了分隔，有了一个浴室、一个厨房。房租一个月七百，加上水电，共八百左右。陈美对租金价格很满意。相比于住在城区附近的外卖员，他们的租金更便宜，房子空间也更大一点。陈美皮肤白皙，脸上有跑外卖晒出的斑点。她说话慢声细语，有着年轻母亲特有的温和。问及两人的收入，她低下头，仔细地想了想，轻叹了一口气，开始盘算：
我们那边是盖房子，但是盖房子也（需要）不少钱。孩子还要上学、娶媳妇……想想就头疼。老大上小学，寄宿学校，一年大概一万左右；老二跟着我父母，花不了啥钱。我想起来就给父母点钱，让他们看孩子。两个孩子自己玩，属于散养，没上兴趣班。
他（丈夫）差不多一个月一万，他挣得多点。我一个月七八千。租房子一个月八百，两个摩托车油钱六百多，电话费两百。忙的时候在外面吃，回家做饭很少，都是买着吃。不是点外卖，就是买点熟食、馒头。两个人（一个月）两千五百多。其他的有个一两千开销。两个人家务没啥了，有洗衣机洗衣服。省下的钱攒着或者寄回家。
陈美一开始干的是美团众包，后来发现自己抢单不占优势，就开始干专送。专送以派单为主，有专门的站点管理，有固定工作时长。但是她并不为难，因为两人不在家吃饭，租住的房子家务活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她可以干全职专送。
另外一对夫妇，梁子和她的丈夫老高是地道北京人。疫情冲垮了老高所从事的境外游行业，梁子所在的华尔街英语也走向衰退，线下课开不起来，严重依靠提成的业务收入几乎为零。两人防控期间在家里待了三个月，没有任何收入，眼看孩子要上小学，两人心急如焚。老高最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跑外卖。“因为外卖来钱快、进退无压力。”两人之前是摩托车爱好者，便开始骑车送外卖。与陈美两口子不同的是，梁子与老高骑一个摩托车，梁子负责拿餐、给老高看地图指路、联系顾客、送餐，老高负责专心骑车。“这样他不至于分心，出事故的可能性就小。一个人上路太危险。”刚开始的几天，梁子并没有参与，负责在家带孩子，老高一个人跑单。但是干了几天，老高发现骑车时分神的事情太多。梁子怕老高出事，就要求跟他一起跑。
由于梁子要照顾六岁的儿子，两人不能出门太早。早上九点钟，吃完早餐，两口子把孩子交给父母，开始出门送餐。梁子坐在后座上，把手机固定在手上，时时盯着地图，眯着眼睛给老高指路。老高免去了边骑车边打电话、看地图的烦恼，送餐效率高了不少。我问老高为什么不两个人分开跑，多挣点钱，他说，“一个人等单无聊得很，两个人可以说话。而且，她（指梁子）是个路痴，不敢让她自己上路”。在大街上，两口子骑着一个体型巨大且华丽霸气的摩托车，看上去不像跑外卖的，更像旅游观光者。
无论是陈美夫妇还是梁子夫妇，他们的生活都紧紧围绕孩子和家庭展开。对于每一个女骑手来讲，兼顾孩子和跑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性别研究学者卡伦·克里斯托弗（Karen Christopher）曾提出过“延展母职”（ex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在与四十位有工作的母亲进行访谈后，她发现已婚母亲会将大量照料劳动转给他人“代理”，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工作不受打扰，同时又兼顾了母职的需求。这样的案例也曾经出现在学者对于台湾地区新富家庭母职的研究中，对于台湾年轻一代的母亲来说，良好的家境使其可以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免于琐碎的照料劳动，同时又能保证自己对家庭内部的掌控权。而在大陆地区城镇化的语境中，流动人口或城市弱势打工人口所展现出来的孩子教养方式与此并不相同。
外卖夫妻档多采用“亚洲型解决方式”来处理家务劳动的问题，即将自己的孩子交给祖辈照看，让上一代人成为孩子的“全职保姆”，自己则全职跑外卖，拼命干活，一天的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0小时。代际的母职外包是女骑手经常采用的方法。来大城市跑外卖一定程度上帮助女性实现了再生产劳动的重新分配。由于租住空间狭小，夫妻二人从事社会生产的时间严重挤压了社会再生产的时间，女骑手得以从“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的角色中脱离出来，与自己的丈夫一样忙于工作。但是这样的脱离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解脱，因为它是在家务的二次外包的基础上实现的。家务劳动、照料劳动并没有因为她们外出工作消失，而是被转嫁给了远在家乡的上一辈女性，如孩子的奶奶或姥姥，由两代人共同分担母职。
破碎的家庭与离异的阵痛
女性受访者中还有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破产等原因不得已外出跑外卖的，占到近三成（表7中的前两项）。因为离异而跑外卖的女性在之前多是家庭主妇，与丈夫离婚后发现自己没有工作经验，无路可走，只好先跑外卖过渡。
36岁的雪花就是一个例子。年近三十时她在东北老家认识了现任丈夫，家人觉得她年纪大，催她结婚。她受不了催促，与对象认识不到三个月就匆匆领了证。婚后，雪花发现丈夫有家暴倾向。“早就想离婚了，从生完孩子后就一直忍着，他打过我几次，我们就这么一直僵着，好多年了。”儿子两三岁时，她发现丈夫在外面有了人，两人关系更加冷淡，因为儿子才没有离婚。在过去的几年间，“凑合过”一直是她家庭生活的常态。2020年，儿子上小学六年级。雪花所在的公司倒闭了，待在家里，与丈夫三天两头吵架。没有收入让她变得忧心忡忡。
我得挣钱养孩子，孩子爸爸不太管，不给我俩生活费。……家里水电费、燃气费、房租他都不交，有一次我也交不上了，物业把我们水停了，（但）出于人道主义没停电，我特上火。儿子也哭了。最后我弟跟他（指丈夫）谈了一下，从那以后他把房租交了，但买菜、水电、养儿子还是一分都不给。
2020年秋天，犹豫再三，雪花决定跑外卖。她之前上下班就骑电动车，所以感觉送餐并不太难。周末的时候，雪花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不放心，既怕他无聊，也怕他管不住自己一直打游戏。所以她带着儿子一起出来跑“闪送”，两人戏称自己是“上阵母子兵”。
有一次，北京天气突变，路上开始噼里啪啦下冰雹。小石子一般大的冰碴子打在雪花的餐箱上砰砰作响。雪花急忙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跑到一个桥下，挤在一起躲避冰雹。雪花只带了一件雨衣，两人钻进去取暖。儿子跟雪花说：“妈妈我太冷了。”雪花低头看见儿子小腿和鞋子全湿了。冰雹下了一阵子变成雨，慢慢停了下来。雪花带儿子去公共卫生间，用干手器把他的衣服吹干，又发现两人的鞋子还是湿的。天气不算冷，雪花索性就光着脚丫骑了半天车。
2021年，儿子上初中了，能管得住自己了。因为作业多，雪花让他独自在家，不再带着他跑单。每逢下雨天，儿子都会叮嘱：“妈妈小心点，注意安全。”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雪花就这样一直跑外卖。把孩子安顿好之后，她放下心来，更愿意走出家门。单子多的时候，会干到半夜甚至凌晨。尽管生活艰难，雪花对于自己无法兼顾孩子和工作还是耿耿于怀。这种不满既来自自己，也来自雪花所想象的自己的父母。
儿子对我干“闪送”是有概念的。我现在都不带他干了，带他干的时候他还小，假期没事干，就带他一起了。现在放假他就自己在家，他怕火也不会做（饭），就吃点小零食。
……
我爸妈没看过我家孩子，我说其实我在这个家里不是孤儿，胜似孤儿，没有人真正地关心过我。没离婚，但孩子什么的都是我一个人管，我比谁都累。我也没跟人要过钱，这不要强呢嘛，要帮忙还帮不上。去年夏天我妈因为我说这句话就来帮我看孩子了。来了一段时间，我弟妹（就）把我妈叫过去给她做饭洗碗去了。
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家庭的破碎是可怕的。失去了经济来源，她们需要面对经济独立的阵痛，想办法养活自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阵痛不会轻易消失。
晓敏离婚之前也是一个全职妈妈，与前夫育有一个儿子。当时她丈夫在甘肃做一些摆摊的小生意，晓敏负责打下手，但是他不许晓敏管钱。晓敏大大咧咧，并不计较。后来，两人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执，晓敏伤了心，想要离婚。但是丈夫不愿意，并威胁她。为了让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她许诺丈夫自己可以净身出户。这起了作用，前夫拿走了房子和商摊，并带走了儿子。“我什么都没有，就是净身出户。”
离婚之后，晓敏回到老家，父母面露难色。因为自己离婚，父母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晓敏只好赶紧找工作，她在附近的工厂找了份服装加工的活，迅速离开父母家，搬进了工厂宿舍，正式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半年后，工厂倒闭，晓敏在朋友的接应下，只身来到北京，被朋友介绍跑外卖。她住在南六环一间没有卫生间的小平房里，只有十平米左右，每月房租四百块。晓敏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为了多送单，她很少吃午饭，会带上在拼多多上买的饼干、馍片。
晓敏有攒钱的习惯。一个月七八千的收入，一大半都留给儿子。前夫与她离婚之后又成了家，把儿子带去新的家庭，不允许她经常见儿子。晓敏与儿子是微信好友，社交媒体成为母子二人维系关系的重要桥梁。儿子正上初中，既喜欢打电子游戏，也喜欢买零食。晓敏怕儿子与自己疏远，只能用钱维护两人的关系。
儿子嘛，我要是跟别人结婚就等于把我儿子放弃了，舍不得。……他也在手机上买东西、打游戏，都需要钱。他从来不跟后妈要钱，跟他爸要不出来，就找我要。十块，二十，有时候五十，我都给他。
晓敏最大的心愿也紧紧地与儿子绑在一起。她想挣钱买一辆货车，把厨房和淋浴室装在车里，改造成房车。这样，她既可以开着车“去送单，也可以去看儿子”。晓敏说，每次去前夫那里看儿子都要住旅馆，贵。有了房车，娘俩就可以住在车上，省下住宿费。谈到儿子考第一名的时候，晓敏掩饰不住自豪之情。她每周都给儿子打视频电话，“淡季的话就多打两次”。
“已经四十大几了，也跑不了多久了。等买了房子，我就回老家干个安稳的活。”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不易。打工的这几年，晓敏说自己也遇到过中意之人，但每次想到自己的儿子，就觉得不能这么早结婚。在她的想法中，自己再婚就意味着“与儿子断亲”。晓敏也没有放弃要在老家买房的想法。她以前在服装厂做过裁缝，所以想攒些钱回老家做一个服装品牌，开个网店。“董明珠能做到世界五百强，我们为啥不能努把力呢！”我问她为什么如此有想法时，晓敏笑着说。
小城母职
在女性选择跑外卖的诸多原因中，有一类最为大家所熟知，那就是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选择做兼职骑手。在我的调查中，这类女骑手占到两成左右。她们不像前文提到的夫妻档或者离异妈妈那样干全职，而是奔走于家庭和工作之间，希望能够靠“打零工”赚取一些零花钱。她们一般选择跑众包，因为需要接孩子上下学、准备晚饭、辅导孩子作业等。这样的女骑手年龄多在三十上下，处于育儿任务繁重的阶段。她们的身影一般出现在小城市或者乡镇上，大城市鲜有。
根据观察，这类女性属于典型的“城乡两栖人”。一方面，她们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其中大部分有中专、大专学历，作为年轻一代，她们对于现代化的育儿知识、家庭认知并不排斥，甚至有些喜欢追随；另一方面，她们又因为在地化就业、身处小城或乡镇之中，被沿袭传统女性角色的诸多期待所包围。在这样杂糅的情况下，这群女性受到城乡文化的双重影响，其认知出现了有趣的“文化调试”：一方面，她们变得更加在意自身的母职实践，强调对于孩子的陪伴、辅导等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她们也十分在意自己作为传统家庭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定位和预期，例如要按时做饭、照顾好家庭，尽到自己的责任。她们的母职实践虽然不属于大城市中精英妈妈们所展现出来的“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但也确实受到了这类主流话语的影响和冲击。
苏秀琴来自陕西渭南，是“饿了么”的一名老员工。2023年春节刚过，我在渭南最大的超市华润万家的后门见到了她。虽然已是春天，但是气温并不高，她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头盔、口罩和围脖，只露出两只眼睛，坐在电动车上刷手机。我走近才发现这是一名女性。我们闲聊起来，旁边的一个男骑手，也好奇地加入聊天。听到秀琴正在给我介绍外卖，他忍不住说：“你问她就对了。这是我们这里的‘女单王’！”秀琴有两个孩子，一个在渭南师范学院读大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另外一个才七岁，刚上二年级。三十多岁的她，皮肤白嫩，略略发黄，很难看出来已经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而且她性格外向，言语利索，显然与周边的骑手已经熟络。
之前我在杭州打工，一个电子厂，那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呢。有人看着你，中午的时候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外卖自由多了，干这个就是灵活嘛，早上一起（床），做上饭，就出来（跑单），早班。没单的时候来这儿等。大家聊天。这里要求干够九个半小时。我就六点出门，中间的时候，没有单，把娃一送（去幼儿园）。到下午四点半，我把娃一接，回家了，不出来了。（站长）不会为难，入职的时候跟他说好。有娃娃，不会为难你。
秀琴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在只有全职外卖的站点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根据她的说法，站长是当地人，知道宝妈带孩子不容易，所以也会“混杂经营”，找一些做兼职的宝妈来跑单，缓解一下人效压力，并不会在工作时长上为难她们。虽然秀琴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是也非常自律。她算过，早上六点到下午四点半正好是九个半小时，这样的工作时间既不耽误送娃，也保证了她能够与其他全职骑手一样干足工作量。我问秀琴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她开心地打开支付宝账单，用手不停地滑动着手机屏幕上的收入流水，仔细地算。
11月份五千多，12月份四千多，中间疫情，大家都阳了，在家休息了一个多周。春节时候跑得多，单子多还有奖励，我春节挣了六千九百多，还有个全勤奖两百，没发，发了就七千多了！……这钱还是不少，是吧？
在被问及这个工作苦不苦时，秀琴想了想，笑着说：“苦，也不苦，只要你肯吃苦。”在渭南这个小城里，与秀琴一起跑单的女骑手并不罕见。通过询问和观察，我发现这里的“宝妈”群体能够占到两三成，远远高于在大城市中的比例。零工经济在这些年有一个显著的市场“下沉”，确实促进了女性的在地化就业。原本被困家中的妈妈群体，在这些年开始频繁进出于电商、直播、快递、外卖等行业。一位与秀琴一起等单的男骑手这样说：
说句实在话，女的，能出来跑单的，都是娃儿他妈！懂吗，都是有孩子的，闲着没事，出来挣点零花钱。姑娘家，没人干。你去问问，（她们）都是当地人，熟悉交通，也认识人。到点下班，晚上回去带娃。
与外卖夫妻档、离异女骑手不同的是，小城女骑手更多地是出于“打零工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的目的加入外卖。秀琴的丈夫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工作相对稳定，额外的收入让她感觉手头宽裕很多。当然，不同的家庭状况对于小城妈妈们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有些女性觉得自己是在“打下手”、“挣点小钱”，这份工作并非长久之计；也有一些女性面对家庭的经济危机十分困扰，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奔波，疲惫不堪。
芳利是湖南湘阴的一名兼职骑手。她的丈夫在老家开彩票站，不怎么赚钱。两人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为了攒够给孩子的学费，芳利2021年开始跑外卖。为了多挣点钱，芳利的工作时间与全职骑手并无两样，每天都在十小时以上。我与调研小组的同学对她进行了远程访谈。由于疫情的冲击，芳利不得不奔波于家庭和工作之间：
他干彩票站，没事在那玩牌赌钱，赔得不行，输了很多钱。他让我接着干，他做别的生意去。我说你都把钱赔没了才说，早怎么没有说让我干。之前他看店，我天天送孩子，回家（还）给他做饭，特别累。到下午，赶上卖彩票，四五点钟我还得回来接孩子、做饭，可累得不行。
芳利读过大专，毕业后结了婚，很快有了孩子。生活似乎并没有朝着她期望的方向在走，相反，养育任务和家务劳动繁重，丈夫赌博、开店赔钱让她无可奈何。芳利同时面临“丧偶式育儿”和工作糊口的双重压力。孩子与工作成了她心头的两座大山，两者都难以割舍，却又找不到解决办法。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22年我们线下采访她的时候。芳利到了晚上经常难以入睡：
就是忧虑。你看快四十岁的人，干这行并没有给自己带来特别特别多的收入，其实它就是（保障）一个基本生活。然后工作经验没有增加，也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干这一行就觉得，影响最大的就是对自己的小孩。想多挣点，（就）不能过星期天，每天必须都得跑，没有休息。你一跑可能半天过去了。没有一个周六日。有的时候（比如）孩子吃饭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刚好是送外卖最高峰的时候，你就没空管他，最多也就是给他点外卖。作业的话，你不会很耐心地去管，就很潦草地看一眼就得了。……我感觉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外卖有的人跑得好，可能经济上稍微好一点。说实话，外卖行业虽然不分高低贵贱，但是它并没有高贵到什么程度，我们在外面受人欺负的时候，会带到家里边发泄，对孩子就不好。
如果说秀琴是小城女性灵活就业的成功案例，那么芳利就是小城母职语境下在生活和工作间疲于奔命的例证。在城镇化不断加速的今天，现代与传统同时影响着县城、乡镇里诸多妈妈群体，履行母职责任的认知一方面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不断加剧的精细化程度而让诸多女性感到疲惫。其中一个核心原因依旧在于家务劳动的不可见性。女性在母职、养育、家务劳动层面的付出无法得到认可，便会出现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第二轮班”母亲。对于小城的女骑手而言，家庭的藩篱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家务劳动的无视与忽视。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言：“在‘家务劳动是劳动’的认识之下，家庭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黑匣子’被强行公之于众，‘爱的共同体’神话被打破，而其中的不平等也昭然若揭。”
拥抱未知
走上街头
对于许多女骑手来说，走上街头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送外卖是一项流动性工作，外卖骑手穿梭于大街小巷，在诸多目的地之间游走。当外卖骑手穿上工作服，带上餐箱，跑在大街上，就像一个个流动广告牌，不断地向路人宣示和展现自己的劳动。外卖劳动既是流动性的，也是展演性的。由于大部分女骑手来自农村地区，受到“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家庭分工的影响，习惯了从事诸多“不可见”的家务劳动与照料工作，不太“抛头露面”。当不得已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时，她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跑外卖的过程带有鲜明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社会情绪，即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带有自我蔑视的体验感。这样的羞耻感与我们在第三章 所阐释的农民工污名化、标签化联系紧密。当然，对于女性而言，还多了一层应对乡土社会公序良俗的压力。
孙丽丽42岁，河北承德人。认识孙丽丽是在2021年疫情期间的一次采访中。因为疫情，我们未曾谋面，一直用微信语音沟通。她说话直率，并不避讳。每次讲起自己加入外卖的经历，她都觉得“很丢人”：
看见路边有跑单的外卖员，就问人家。下载了一个软件，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人在街上，找不到地方，一直低头看手机，搞不明白，挺丢人的。（别人看见）一个女的来回在大街上晃悠，不像那么回事。不知道等单去哪儿。导航也不会变通，面对的是一堵墙，封起来了。傍晚的时候，在那儿绕，怎么也出不来。超时很急，感觉又害臊又难。
孙丽丽以前在河北老家种过香菇、做过餐厅服务员，但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跑外卖。2019年冬天，丈夫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家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让她很慌张。孙丽丽从朋友的丈夫那里得知，在北京跑外卖能挣钱。“说第一个月挣了六千，第二个月七千，到后面能挣到一万多。”孙丽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是家里人并不同意，觉得太危险，让她继续留在县城工作。她兜着县城找了一大圈，没有地方收留她。家人无奈松了口。2020年春天，孙丽丽来到北京，在朋友丈夫的帮助下，进了北京西城的一个站点。
自认为丢人或者羞耻这种情绪在女性刚进入外卖行业时尤为突出。作为初来乍到的“少数人群”，不熟悉路况、对外卖一知半解，难免会担忧和害怕。“有点担心”“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等话语常被她们挂在嘴边。刚开始跑单时，孙丽丽不好意思与男骑手走得太近。临近午休，当骑手们三五成群坐在路边或躺在电动车上聊天时，孙丽丽很羡慕，但她并不靠近。她说自己“不好意思过去”。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们（男骑手）。他们在广场边上，一排排在那儿等单子。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话，又不知道他们会对我是什么态度，就一直没理过他们。如果在那边，我就会一个人躲在后面。
我在调研时经常看见诸如此类的场景，一边是男骑手三五成群地抽烟聊天打游戏，一边是一个或稀疏的几个女骑手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单，并不怎么说话。女性的难以融入尤为明显。不少学者曾论述过职业或行业劳动实践中的性别藩篱，朱迪斯·M.杰森（Judith M. Gerson）和凯西·佩斯（Kathy Peiss）使用了“边界”（boundary）这一概念。她们认为，性别的边界一方面有划分类别的功能，另一方面展示了社会空间分配上的性别关系，它彰显着一种微妙的彼此隔绝的关系，即“谁应该被接纳，谁应该被排除”。企业文化、夜间生活、酒吧文化等都带有显著的性别边界感，对男性气质的召唤往往使女性难以融入。多数女性在访谈时都会提到家人劝阻自己跑外卖，认为这份工作“不好”“不体面”。这种不好并不是说收入不高。相较于工厂，跑外卖的收入其实更加可观。“交通事故”“抛头露面”“风吹日晒”成为主要的刻板印象。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女性走上街头也的确会遇到性别审视的问题。
拉珍是一个藏族姑娘，来自四川康定。2021年采访她的时候，她二十岁整，已在北京跑了一年外卖。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成都和老家之间往返工作，并在成都跑过半年外卖。
在成都的时候，有些老保安居然调戏我，客户（都）从来没有调戏过我。我就想，都这么大的人了，调戏我干嘛。但是你不能表现得特别脆弱，就是软弱的那种，你越软弱他越会调戏你。要表现得强硬一点，他看都不敢看你。……我也不敢骂他，我害怕被打，但是我态度就是那种很强硬的，给他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
拉珍讲自己和成都“老保安”斗智斗勇的故事，言语幽默，逗得调研小组的同学哈哈大笑。但是这背后她为此吃的苦头以及产生的内心波澜，可能只有她自己能够深切体会。在外卖领域，“男性审视”依旧非常明显地存在着。这给初期加入外卖行列的女骑手带来了严重的身体羞耻和情绪焦虑。对这些女性而言，克服性别藩篱和基于此而形成的羞耻感十分有挑战性。在劳动的过程中，女骑手一方面要规划自己并不熟悉的接送单路线，另一方面因无人指导而焦虑难耐，经常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柳方是北京房山城关站点的一位女骑手，加入众包骑手时的新手经历让她难以忘怀：
众包需要抢单，不停地刷手机，老抢不到。一开始有新人奖励。每天给10单，一单5.2元，每天52元。房租每天50，吃饭好几十。拿到手里50多，想哭。孩子不去学校，也还有消费。其他外卖员介绍我外挂神器，没什么用。你会抢单心切，抢一个距离有五六公里的单，到了结果电瓶车没电了，只能推着回来。
孙丽丽和柳方的入职经历十分相似。作为女骑手，她们一开始很少参与街边对话，也难以融入男性骑手社群，因此她们也无法参与男骑手们临时发起的转单、抢单活动。这对她们一开始的骑手成长之路产生了影响。街头的男性骑手三五成群，时而开口说黄腔，柳方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参与。由于脱离街头社群，她们无法知道抢单的技巧，也无法得到骑手间转单的庇护和照应。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她们跑外卖的难度。柳方跟我讲述自己熟悉环境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十分有趣。下面是其中一例：
刚开始那闹的笑话可多了。有一次我去永辉超市拿货。不知道配送点在哪里。我从正门进去，没找到，收银员跟我说在另一边。我走过去，还是没找到。我又从正门进去，碰见保安，保安见我不知道，带着我去了楼下仓库，才知道取货点在那里。从仓库拿了东西出来，发现是从后门出来的。电动车还在正门。离着有两公里，可远了。不知道怎么办。（笑）碰见一个同事，骑电动车把我给带到正门。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是慢慢习惯了街头人们并不怎么关注的眼光，孙丽丽和柳方在后面几个月的跑单过程中变得大胆了起来。柳方开始尝试在等单的时候跟男骑手主动搭话，问他们一些问题。一旦迈出第一步，打破尴尬，她开始发现身边的男骑手其实“比较好相处”。有的人听说她是新手，会热情地给她讲一些抢单的技巧，告诉她如何根据远近、楼层、餐品来挑选“好单子”。柳方逐渐开始知道其中的窍门。有的骑手在她送餐着急的时候，还会主动帮她在送餐柜上找餐。几个月后，柳方慢慢地和附近的众包外卖员混熟了，知道了骑手们相对固定的聚集地。在没有单子的时候，她会主动跑去聚集点找人聊天。有一次晚上我们找她做采访时，她甚至跑去了男骑手的宿舍，跟他们一起聊天、玩游戏。
与男性打成一片成功地帮助柳方克服了心理上的羞耻感和孤立感，她不再像刚开始跑外卖时那么唯唯诺诺，有时候甚至可以在街头很大声地与男骑手逗乐、开玩笑。当然，这样有效的融入并不多，众包的女性多被困于母职需求中，劳动时间相对灵活，难以像男性骑手那样形成持久的街头社群关系。
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身兼家务劳动或者母职劳动的女性往往会面临身份的冲突。平台化的数字劳动规则如高效、快速、及时等不断规训着女性，鼓励她们建立一种职业化的身份。这种规训将女性以家庭为核心的性别身份转变为以顾客需求为核心的服务者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需要隐藏既有的来自家庭领域的性别化身份，转而变成一个追求效率、善于把控时间的骑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女性不得不由在家务劳动中“主动安排事务”的角色变为听从平台、站点、顾客的“被安排”角色。在诸多劳动实践中，她们对这一转变十分不适：
之前不会看导航。站长教了我好几天，我还是不会，太难了。以前在家里也没什么需要（看导航）。有一次找顾客的位置，不明白导航的意思，就在原地打转，二十多分钟才找到。这个事（跑外卖）不能慢慢干，要跑，使劲跑……一个高峰期下来，心脏怦怦跳，半条命快没了。
在以往的性别规范，尤其是家务劳动和母职的情感劳动中，都需要女性作为一个“稳定主体”存在。妻子或者母亲的角色被定义为“勤劳”“温柔”“兼顾”“善解人意”等，这些“品性”围绕着家庭生活展开，以长期性的陪伴为特点。但是在平台劳动的环境中，女性“稳定主体”的性别身份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动性、即刻出发与使命必达的身份建构。换句话说，女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不被需要，女性反而需要用男性气质来武装自己，以此保证自己在外卖劳动中能够存活。
最显著的例子来自送单高峰期，即每日的午晚餐时段。在此期间，高强度的劳动需求使女骑手必须按照平台统一化的、强势的劳动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单量陡增时，骑手要承担比平常时段多3—5倍的工作量；遇到极端天气时，骑手需要超时待机来保证平台运力在线，并不断化解订单积压。对于女性骑手而言，体力和耐力都是巨大的挑战。
有时女骑手会在深夜送餐，遇到荒凉偏僻的地方，很多女骑手回想起来会担心当时自己的人身安全。晓萌是北京门头沟一个专送骑手，每天在岗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有一次临近晚上9点，她刚要下线，来了一个单子，她只好去送。没想到沿途需要穿过一片湖，道路两旁有一排排的柳树，却不见一个人：
心里害怕，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走。谁让我接了单。到了发现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绕进一个大院子，往里又骑了两分钟，才发现有一处亮灯的。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是一处墓地，吓得我浑身冒冷汗。好容易走出来，看见前面有一个“美团”骑手，顾不了那么多，跟他打招呼。大哥挺好，带着我一路走出去。现在想想还是害怕。
面对这些，女骑手展现出的是鲜明的劳动者身份，她们会强调“别人能干自己也能干”“没有什么办法，派给你了就得干”这样的职业身份意识，而不会去刻意强调自己的性别。有时高强度的平台工作使女骑手不得不打破传统的性别规则，援引与男性气质相符合的骑手身份来随时准备应对挑战，包括临时的加派单、转单、路线改变等。在送单的劳动过程中，大部分女骑手一头扎进订单中，在慌乱中努力求生。“骑手”的劳动身份显而易见地战胜了“女性”的性别身份，流动的、去稳定性的、随时准备战斗的骑手身份取代了女性稳定的、陪伴的认知，这也成为女骑手身份转换的矛盾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