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这是身份转换的矛盾点，是因为这样的性别展演一方面说明了女骑手在努力地为自身的平台劳动争取合法化身份；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她们不得不应对不断涌现的性别身份差异，不得不与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协商。
吴超艺是一名“饿了么”的骑手，有一次，她去送一个生日蛋糕给顾客。当时天正下雨，除蛋糕外，她还有另外一个单子眼看就要超时。为了赶时间，她选择了抄近道走小路，结果路面泥泞，她骑着电动车摔倒了，车轮陷在泥里，任凭她怎么使劲都推不出来。她满身泥巴，手也摔破了，悲伤的情绪涌上来。
当时我就哭了，蛋糕摔在泥巴里。想着自己为什么要来干这个。从小我也没吃过这个苦。一个女生，被路人看笑话，还要被顾客说。
身份的调试对女骑手来讲是一个动态尝试的过程，性别身份带来的认知差异会在劳动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如着急、无助、不被理解时涌现。对此，她们应对的办法是相互吐槽平台的规则设定，或者回到家庭领域、争取家人的支持。吴超艺后来与顾客达成和解，赔付了蛋糕钱，自己把带泥的蛋糕带回家，并早早结束了当日工作。因为丈夫也跑外卖，她打电话给丈夫抱怨糟糕的经历，同时提前回到家准备晚饭。她认为，自己做骑手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如果做得不开心，就不如回家换换心情。在女骑手的外卖劳动中，劳动身份和性别身份并不是完全割裂的。面对劳动身份的挑战，女骑手通常会利用家庭领域的性别身份来寻找慰藉和支撑。这一点在已婚女骑手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
示弱劳动
在送单的过程中，女骑手慢慢习惯了在骑手身份和性别身份之间快速切换，以确保自我劳动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作为高强度、重体力的职业，外卖配送一直被认为是高度男性化的。虽然进入门槛低，但是它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女性在该领域的留存十分困难。纵观女骑手的劳动实践，在逐步适应外卖劳动后，她们会有效地利用和“盘活”自己的既有资源，其中既包括传统的女性性别气质，如仔细、谨慎、耐心，同时也包括她们从家庭场域“移植”而来的交流技巧、社交技巧和亲情支持。这些优势有效地帮助女骑手在劳动条件艰苦的外卖行业留存下来，甚至有的还会因此“翻盘”，将性别优势转换为劳动优势，成为所在站点或者片区令人羡慕的送单能手。
女骑手跑外卖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体力。“干外卖是体力活，赚的是辛苦钱”，这是她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于女骑手来讲，这里的“体力”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单量大的时段需要持续高强度的体力支撑，二是在她们生理期出现不适的情况下请假困难。尤其是做专送，为了保证团队绩效，骑手通常很难请假。卫玮是一名专送骑手，四十岁上下的她在2019年与丈夫离婚，从湖北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打工。她长得略胖、白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遇到生理期，卫玮浑身难受，肚子也不舒服。她鼓起勇气跟站长请假。站长虽然表示理解，但迫于团队“人效”压力，仍然没有答应她，而是让她跑完一天的最低绩效——十单之后再休息。“那能怎么办，挨着跑呗，十单一上午能跑完。跑完了回家躺着。”很多时候，一些女骑手难以承受这样高强度的体力和长时间的劳作需求，不得不从专送转为时间更加灵活的众包。
另外一个问题是驾驶。驾驶领域的性别刻板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建构的方方面面，外卖领域也不例外。同女司机的性别污名化一样，女骑手经常会被贴上“不擅骑车”“方向感差”“路痴”这样的标签。这样的刻板印象通常由女骑手和周边男性共同建构。前面提到的老高和梁子是夫妻档跑单，老高负责骑摩托车，梁子负责看导航。访谈时，两口子对于女性“没有方向感”的说法都表示认同。老高直言不讳地说，女骑手方向感不好；梁子也主动承认，自己在给老高指路时会出现方向错误。
梁子：女的么，都有一点路痴。他（指老高）是活地图，我说一个大致位置，他就能找到。我呢，完全找不到。
老高：女同志没有方向感，在自家周边还丢呢，方向感很差。她（指梁子）的外卖群，经常有女同志丢餐了、找不到路。逗死了。
可以看到，女骑手对于自身“强”与“弱”、“做女人”与“做骑手”的矛盾性不仅仅来自劳动实践，同时也来自周边男性的言语和反馈。他们可能是自己的另一半、同事或者路人。走上街头也就意味着女性身体和劳动的可见性不断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意见、判断、感知，这些难免会反过来加重女骑手跑外卖的矛盾心理。
洪大哥就是典型的一例。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便是：“这工作不适合女娃。”2023年2月的一个早晨，我在渭南街头第一次碰到洪大哥。他皮肤黝黑，肿眼皮，笑嘻嘻。大约上午十点，他一手骑着电动车，一手提着一个早餐袋，慢悠悠地来到华润万家的楼下。他打开早餐袋，里面装了两个肉夹馍，表皮酥黄，热气腾腾，他边啃肉夹馍边喝百事可乐，跟我们聊天。发现我不停地向他提问，他就起了疑惑，问我是干嘛的。我表达了自己想跑外卖的想法，他一听，连忙摇头，表示不赞成。
女娃天生驾驶技术不行，马路杀手嘛，都是专有称号。而且也不安全。
他说，前几天下雨，光他看见出车祸的女骑手就有两个。他打量了我一下，继续摇头，连连说“不行不行”，然后指着跟我一起做田野的男同学说：“你可以跑。你没有问题。你是男娃，行。”他咬了一口肉夹馍，继续转过脸来，对我说：
女娃，我给你指条路，去肯德基做前台。跟顾客打交道，雨淋不着日头晒不着，挺好的。我之前就在肯德基后厨，炸鸡肉。那女娃虽说忙，但是不危险。……出去送餐，你就是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要（靠）自己。给客人送餐晚了，是你负责；出了事故，站长、组长不能第一时间赶到。但是在肯德基，值班经理、负责人都照（看）着你，不害怕的。女娃的话，最好不要干这个。
受到体力和驾驶的双重“标签化”，很多女骑手在送单过程中会选择遵从、援引传统的性别规范来策略性地化解自身遇到的困难。例如，一些女骑手会在劳动过程中主动承认自己是一名体力弱、方向感差的女骑手，并乐意寻求男性骑手的帮助。这与马丹所研究的女性卡车司机的策略不谋而合，即女性会灵活使用自身的“性别工具箱”，“在不同的劳动情境下辨认出性别突出性之不同的程度与方向，以采取与该情境相对应的性别策略”。这样的传统性别规范往往是女骑手“翻盘”的开始。
利用“弱女子”的身份，女骑手会积极调度自身主动性来寻求帮助。例如，有的餐品含有矿泉水、西瓜时，女骑手难以承担其重量，会主动与顾客或者周边热心人士沟通，请求帮助；遇到路途较远或者难以定位的情况，女骑手会求助身边的其他骑手；甚至在送单超时引发顾客不满时，女骑手也会更加耐心地与顾客交流。部分顾客在看到来者是一名女骑手时，也会“心生怜悯”而化解不满情绪。莱奥波尔迪娜·福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在谈及女性的社会再生产劳动时也表示，沟通和交流虽然是家庭场域重要的“非物质劳动”，但为社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平台资本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依靠社会关系和熟人网络所形成的供需关系链条，转而关注服务的正规化和标准化差异，要求外卖骑手呈现情感劳动“表演”以建立与顾客的良好关系、突出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对此，相较于男骑手在情感劳动方面的无所适从，女骑手对于情感劳动的表现则更加得心应手、细致入微。
我在调研中发现，女骑手在“示弱劳动”中并没有极力压制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是有效地将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进行对接和融合。通过继承传统父权制下的性别标签，女骑手在平台劳动中努力寻求自己的优势。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卷入了情绪、情感、身体表征等帮助与人进行交流、联结的各种“软技能”。下面是一些女骑手在访谈时给我传授的跑单经验：
和保安打交道，要嘴甜一些。不礼貌的话，保安有时候就不会给你指路，不告诉你这个小区有多大。
有些男的等餐着急了，跟餐厅干架。还是慢慢说比较好，人家也能理解你。
在平台劳动情境下，精细化的数字管理落实到具体场景中时，具有很强的指令性和归责性，留给外卖员“自我发挥”的空间较小。虽然女骑手的身体示弱、沟通、交流、耐心等是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刻板标签，但是在平台劳动中，这些标签也可以成为“弱者的武器”，即女性通过发挥自我主体认知和交流的能动性，有效利用这些性别化标签来服务自己的劳动实践，从而将自己的平台劳动转变为一种“优势劳动”。
下面是两位女骑手讲述自己在遭遇交通事故时，如何受到交警同志的“特别照顾”从而化险为夷：
出过小事。逆行取餐，餐厅在对面，必须逆行过去天桥。下雨天，我淋透了。我把他车刮了。我逆行。他让我赔他一千块。我说我没钱。他说不行，不给就报警。交警来了。交警看我一个女的，浑身湿透了，头发也湿了，就问他（小轿车司机）怎么回事。那人（小轿车司机）一直想跟我要钱，说是我的责任。交警背对着我，跟司机聊。然后背后给我打了个OK的手势，暗示我没事。他一个车，也不是什么好车，几万吧，跑“滴滴”的。
拐弯让直行。我是直行，但我逆行，和一个“滴滴”网约车师傅撞一块了。速度慢，没事。我俩平责。交警可怜我，威胁“滴滴”师傅，让他把驾驶证拿来，要不先给他扣六分，要不让我们自己解决。后来网约车（司机）同意协商。交警走了。网约车（司机）先降到五百，再降到两百，后来我一分钱没给他。我说自己没钱。他不信，打开我手机，看我入职才没多少天，账号才几十块钱。他也泄气了。我说我也是从农村来的。装可怜。后来就这么过去了。
可以看到，女骑手的“示弱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对传统的父权制性别分工的顺从与忍耐。在外卖产业里，“女性身份”本身已经被概括为一个“弱者的形象”，这使女性有意无意地受到了来自他者的苛责为难或者有意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示弱劳动”的图谱复杂性，它并不是单一的强弱对抗，而是糅杂了弱者同情、男权主导等诸多因素，这样的复杂性为女性创造了一定的优势，使她们的“翻盘”成为可能。
媒介化的姐妹情谊
女骑手群
平台化的外卖劳动是原子化和过渡性的，大家相逢在街头，偶有交集，说笑一阵，单子来了，又很快散开。这样的流动性交往使外卖工作丧失了工业化大生产时期的集体认同和集体归属，骑手们没有流水线、宿舍等集体生活的经验，工作的节奏和时长全凭个人把握，转而变成了非常个人主义的行为。为了抵抗这种边缘性和个体性，女性骑手会积极寻求社群的组建和联结。用其中一位访谈者的话来说，就是“能有一个说话的地儿”。
社交媒体为女骑手的联结提供了可能。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及，外卖骑手是强烈依赖社交媒体的一群人。一方面，他们的排班、工作安排等信息会通过组建的骑手群进行散播；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成为他们丰富娱乐生活、延展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田野中的大部分女骑手会在劳动实践中积极参与社群组建，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从而结成自称“姐妹”“大家庭”“一家人”的亲密社群关系。这一部分想要展现的就是基于社交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女骑手关系网络的建立。这样的网络往往呈现出基于“女性”和“骑手”相结合的社群文化特点。群里丰富的内容时常让我目不暇接，并惊讶于女骑手如此强烈的表达欲。
我加入的其中一个女骑手微信群大约有五十人，这个群的特别之处，除了全部是女性骑手，还在于它的活跃度和紧密性。群里面每天会更新大量的交流内容，每次打开这个群，都会显示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未读信息。
首先，女骑手会通过分享位置和派单信息来建立社群认同感。在女骑手群里，大家以姐妹相称，如“大姐”“小妹”“姊妹”等。从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群里陆续有骑手发送“早上好”的问候或“美好的一天”表情包，这些表情包形式多样，色彩鲜艳。九十点钟是骑手上岗的高峰时段，这时群里的女骑手纷纷开始发送自己的定位。我曾经感到过疑惑，在一个有诸多陌生人的群里发送自己的定位，按道理讲应该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尤其对于女性而言，但是她们似乎并不如此认为。我问了几位女性，她们并不在意，并且表示这样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开工”。同时，一些女骑手表示，由于“工作起来会到处跑，发定位也没什么关系”。对于流动的外卖工作来说，“发定位”可能是她们创建一种共在感空间的方式，用亨利·列斐伏尔的分析来理解，这是一种创造共同空间的尝试，基于工作的流动性，通过去地域性的、情境性的空间，她们创造了一种流动化的空间。
午高峰过后，大家忙碌了一阵子，开始在群里“晒单”。“晒单”的意思是，女骑手会把系统派给自己的订单的截图，晒到微信群供大家讨论。一般情况下，大家晒出来的单都是比较特别的单子，如单价高、距离远或者配送物品奇特等。有一次，一名“闪送”的女骑手晒出了自己的订单，一只小狗。她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群里，这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讨论。小狗的主人希望骑手把它送去宠物店美容。还有一次，一位女骑手晒出了一个长达五十公里的订单，配送金额达到了 120元。很多人看到之后，纷纷表示羡慕，说拿到这样的大单需要靠人品。女骑手晒单也构成了一种远程的分享，在猎奇的同时增加了大家的时空参与感。
当然，这个微信群里的聊天内容并不止于配送，也会有养生、育儿、美容、家庭等五花八门的话题。由于大家聊天的频率密集，时常出现上一条还未讨论充分，就被新的话题霸占了屏幕的情况。工作信息的即时分享和告知是这些外卖群的显著特征。在淡季时，骑手等单困难，女骑手们会在群里聊天，并相互通知哪里有单可以接。群里也会有人分享天气预报的信息，在遇到恶劣天气时，大家会相互通报、问候，嘱咐彼此注意安全。
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传播是一种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在这一论述中，凯瑞将传播不仅视为一种“传递”，同时也视为一种“仪式”，是人们共享文化、信仰和身份的表征。女性骑手是这种共享仪式的践行者。微信群里的位置分享、“晒单”、天气变化提示等，这类信息沟通并不只是一种传递行为，更是一种共享的“传播仪式”，它帮助女骑手建立了属于自己社群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在无形之中形塑了女骑手的群体认同，实现了自我话语的媒介化表达。
“外卖娘子军”
除了线上的媒介化沟通，一些女骑手也十分愿意尝试线下联结。她们努力打破区隔性的平台劳动藩篱，依托在地关系，建立社会生产场域的“小团体”。这样的小团体往往由一两个核心成员负责维持，其他人参与其中。大家相互帮助，彼此照应，共同寻找归属感。
在深圳龙岗区的一个“美团”站点里，顾大娟用了两年的时间组建了自己的“外卖娘子军”。这支配送队伍由十几名女骑手组成，并且拥有自己的“抖音”“西瓜”和“快手”账号，可以说是实现了随时随地的女骑手“发声文化”（call-out culture）。2020年的夏天傍晚，我和学生在深圳龙岗区一个城中村的居民楼底商见到了顾大娟。她一米六五上下，眉毛浓密，穿一件紫色的防晒衫，身材丰满，说话直率。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在跟几个女骑手拍短视频。见到我们出现，她把我们从大厅请到旁边的一个小屋。里面大约有四五平米，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杂乱地摆放着茶具和一次性纸杯。桌子旁边有三脚架上面放着一个小相机，还有耳机、麦克风等小设备。顾大娟热情地给我们倒水，并讲述了她拍短视频的经历。
2015年前后，她和老公从快递业转出，加入龙岗的一个“美团”站点，开始跑外卖。当时正值平台的发展扩招期，顾大娟敏锐地发现许多女性既想跑外卖，又不知道如何做，害怕自己做不好。于是，她萌生了用短视频教大家跑外卖的想法。根据顾大娟的说法，女骑手的聚集主要归因于她在“快手”发布的外卖相关短视频。
她们可能觉得我说话特别接地气，不虚拟，她们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拍视频的时候我就想过我的优势（在哪里）。第一，我是女的；第二，我有的经验是很多人没有的。对于跑外卖，新手经历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怎么处理，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顾大娟的短视频账号里发布的内容几乎都跟女骑手相关，其中大部分是分享跑单的策略和送单过程。例如，她会根据自己的跑单经验，教授新入门的骑手如何看导航、如何抢单、如何与顾客交流等。随着粉丝量和观看次数的增多，这些视频慢慢地被周边的一些女性看到，她们开始萌生了跑外卖的想法。一些女性从周边赶来找她，甚至有的坐火车、长途汽车来龙岗，表示自己想在此地跑外卖。顾大娟都热情地帮助了她们。从买电动车、电池到租房子，再到将她们介绍给站点、带她们跑外卖，几乎是“一条龙服务”。接待了三五个人之后，顾大娟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她和丈夫商量，借了一些钱，开了一家卖电动车的店。这样，以后来找顾大娟跑外卖的人都可以在店里拿车、换电池、租车。
赶上了外卖平台大扩张的时期，店里生意不错。我们访谈的时候，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换电池或者修车。顾大娟的丈夫不在，她忙里忙外地招呼前来问询的骑手。根据说话的语气，可以判断来顾大娟店里的人大多是熟人。有时，一些人进来并不是有事情，仅仅是为了打声招呼或者坐着闲聊一会儿。顾大娟也很适应这样的拜访，笑呵呵地与大家聊天、喝茶。说起介绍女骑手跑单，顾大娟自豪地表示：“站点里来来回回有十几二十个女的吧，基本是从我这儿介绍的。有些现在不干了，目前也还有八九个。”随着跑外卖的年岁增加，大娟成了专门带新人女骑手的师父。
有一个不会看地图。是真不会。让我们现在说，肯定你觉得不相信。她总是跑错方向，不知道往哪儿拐。有一天，我和她坐在这里，看导航。我发现她不知道导航里那个小三角怎么看，就是那个图标。那个箭头，它不是有三个角吗？她分不清是哪个方向。我说是长的那个角。她（就）慢慢明白了。
随着女骑手在这个站点越聚越多，顾大娟的素材变多了，可以更频繁地制作和发布短视频。除了讲述日常的送单劳动，顾大娟和姐妹们开始尝试一些带些表演性质的内容。例如，顾大娟会和大家一起策划整齐规整的动作，认真排练，在镜头前表演，然后在后期配上精心挑选的音乐，以此在镜头前展现女性干外卖的不易和坚强。她们在视频里自称“外卖娘子军”。这些视频的发布很有效果，它进一步触动了很多想要尝试当骑手但又有些犹豫的女性。
顾大娟在视频里时常以“亲人”“家人”“姐妹”称呼观众，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顾大娟的女骑手小组常年保持在十人左右，以一种零散却有吸引力的方式组织起来。小组里的女骑手会定期参加视频录制，遇到忙的时候也会请假。当一些视频发布后赚来了流量，顾大娟会组织聚会，邀请小组里的女骑手一起吃饭、唱K、爬山。同时她们把这些共同的经历当作一种媒体创作的素材积极使用。例如，大家参加活动之余会进行录制和拍摄，并将其做成电子相册和短视频，同时发布到各个媒介渠道。在顾大娟发布的一条视频中，她将自己与其他女骑手送餐、聚会的照片拼在一起，用《从头再来》作为背景音乐，以PPT演示文稿的方式呈现。同时，在照片上，顾大娟添加了诸如“努力工作，开心生活”“没有什么阻止你，除了你自己”的字幕。
我问顾大娟为什么会做短视频，她的回答包括两个原因，从最开始希望帮自己和丈夫的电动车店招徕顾客，到后面希望鼓励与她一样的女性参与工作。顾大娟也表达了自己希望姐妹们能够全心投入、配合组建社团的希望，但是由于女骑手的流动性较大，她组建的社群也在不断经历流失、补充和过渡。顾大娟努力与曾经认识的姐妹保持联系，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情义”。
“外卖娘子军”形塑了超越传统家庭再生产的性别话语。在这个小社群的集体展演中，女性传统的勤劳、顾家、隐忍等性别规范不再被强调。相反，独立自主、敢于挑战、团结一体的女性形象开始出现。正如顾大娟自己所说，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相信“爱拼才会赢”。在访谈中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女生要独立，不能依附别人，“要自己找到路，活出自己的精彩”。沿着这样的理念，她在自己的微信签名中写道，“我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自由地飞翔在天空中”。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话语即行动，话语本身阐释了社会性、结构性因素如何与个体的能动性交互。说回到顾大娟和她的女骑手小组，她们基于性别的媒体展演和线下社群的建立，成功地塑造了“女性独立”和“姐妹情谊”的社会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作为劳动女性的可见性。在此过程中，女骑手有效地利用了工作服、头盔、外卖餐具等符号化的道具，在男性主导的劳动场景中独辟蹊径，建立了属于女性且不具有依附性的社会话语，这十分难得。诸如此类的女骑手小社群，虽然不是基于血缘纽带所形成的紧密关系，但是她们组建社群、实践群体发声的性别抗争对其自我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平台劳动下女骑手的社群联结与通常意义上以男性为主导的骑手社群有着明显的差异。外卖骑手多为男性，这使他们建立线上社群变得更加简单易行，但这种“简单”也会成为社群凝聚的阻碍。调查发现，男骑手会加入很多外卖群，但这些群多承担“工具型”功能，如二手车和电池的买卖、招工、找住处等，骑手们很难在这种微信群建立在场的、深度的社交关系。但是，女骑手的社群却不同，它利用平台劳动进行联结，反而努力促成了原本边缘化的小团体建立起具有紧密性的关系。这里的紧密性一方面体现在线下的联结，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群组中个人情感、信息交流的密度与深度。
身份的桥接
在这一章里，我尝试对女骑手做一个超越其职业劳动本身的定义。这个定义的一端连着劳动，另一端连着家庭。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与女骑手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群无法用单一外卖场景去解释的人。横跨在天平两端的，是无比丰富、细致却又充满张力的性别化阐释与行为。她们并不是被限定在数字劳动框架内的劳动者，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背负着生产与再生产、市场与资本多重影响结构的性别化个体。正如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对话中所提及的那样，在“情感劳动”里，资本主义和国家从女性的身体和再生产劳动，包括互动和接触中的情感表达、沟通行为等中汲取了创造生命的力量，并通过文化和沟通传递，促进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女性的生命历程正紧紧地镶嵌在全球化、城镇化和数字化的脉络之中，并以自己独特的劳动体验丰富着这些宏观框架的细节。
女骑手的劳动场景让我看到，性别的展演并不单纯地存在于市场或家庭中的某一场域。相反，性别的展演有效地融合了市场和家庭两个场域。如果把性别的建构看作个体生命政治的一部分，那么，平台的送单劳动与家庭再生产场域的非物质劳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具体的、情境化的性别实践中，家庭和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相互分离、彼此独立，而是一种彼此依存、相互支撑的状态。这一点在女骑手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们并没有将自身的家庭和平台的劳动分开，恰恰相反，她们在既有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所积累的经验成为其平台劳动的重要支撑。在此过程中，再生产劳动通过“补给”和“调试”的方式支撑着她们的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又通过市场化的支持反过来“支撑”和“改造”女性的现有生活。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走到今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主体如何同时遭受多重权力关系的压迫与剥夺，以及在此过程中这些权力关系“彼此交错链接的制度”。对此，我深感认同。对于女骑手来说，她们所展现的是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进程中一部分在地的、中下层女性的声音与实践。只是，在这个交叉对比的过程中，不仅有性别与劳动的无奈和宰制，也有个体积极的参与、表达和自我救赎。这里面的杂糅与交织，似乎难以用单一的“父权压迫”或者“资本压榨”来概括。
例如，女骑手在参与送餐劳动时面临着由性别身份向劳动身份转型的挑战，这样的身份调试使女骑手在具体的情境下不得不展现“示弱劳动”的一面，而基于家庭场域形成的策略和强支撑关系常使女骑手的“示弱劳动”转弱为强，有效地帮助其实现个人劳动效益的最大化。同时，以平台外卖劳动为契机，女骑手积极参与社群的建立和社交媒体的“仪式性”展演，她们建立了家庭外延式的“姐妹情谊”，形塑了基于独立自强和“家人关系”的社群文化。虽然受到再生产领域性别规范的羁绊，但是她们在外卖场域下的性别劳动并没有完全复制传统性别规则下的女性身份，而是带有强烈的能动性和策略性。
换句话说，女外卖员是具有理性的、主体性的个体。她们进入外卖行业有着自己具体的、个人的原因，包括赚取额外收入、照顾家庭、争取经济独立等。平台劳动的低端数字红利给予了她们一定的机会，女骑手利用这一机会来获取自我收益。平台劳动可以作为其临时性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零工劳动的市场化正在对家庭领域形成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市场化生产领域。外卖平台承载了劳动赋权和性别隔离的双重角色职能。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平台为女性提供了争取权益平等的渠道；作为一种组织管理形态，平台复制了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关系。但女骑手并没有被束缚于平台既有的性别规范之中，而是在送餐实践中展现了一种“桥接式”的性别展演。这种展演从家庭再生产领域进入了市场生产领域，并最终产出了基于女骑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独立的性别身份认知。
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表征机制之一，换句话说，性别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机制。它不仅是解释社会行为的重要变量，更是解释社会等级差异的重要变量。既往的女性媒介研究过于偏向流行文化、语言符号、内容话语等层面的不平等，却忽视了女性在根本上无法占领物质性生产资料的普遍事实。女性主义的研究需要我们从“她”的实践经验出发，观照和了解她的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轻率地对她们进行判断或评价。
几十名女骑手，牵连着几十个家庭、几十种情形和几十种生活意义。对于女骑手而言，家庭既给她们温暖和力量，也给她们悲伤和苦楚。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压在她们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对于大多数女骑手来说，家庭和工作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时而需要做出选择，时而需要全部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