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旨在阐释外卖骑手如何展现自我的数字韧性。“韧性”（resilience）这个概念来自于拉丁文的 resilo，含有适应、回弹的意思。随着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一概念也具有了跨学科意涵，在不同的学科里所指不同。如在环境学和生态学中，“韧性”指的是人或者物在干扰性事件中的适应力；在社会学中，它指的是一个社群在遭遇干扰和破坏时的适应与恢复能力。近些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引发了人员流动的阻滞，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社区管理、数字连接等层面的诸多思考。学者加德尔·乌德万（Ghadeer Udwan）、科恩·勒斯（Koen Leurs）和阿曼达·帕斯·阿伦卡尔（Amanda Paz Aléncar）在对荷兰移民的数字化进行研究时发现，移民群体能有效使用信息传播技术来组建基于社群的数字健康、数字支持和数字认同，他们将这种由数字技术所形塑的能动性统称为“数字韧性”。同样，外卖员也会在劳动实践中发展出符合自身劳动特点的数字韧性。这里的数字韧性指的是骑手在全面数字化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术能动性，它包括很多内容，如对现有媒介的娴熟使用，通过数字技术重新编排自己的生活，拓展线上空间的社交关系，形塑组织化力量与社群团结，通过“逆向工程”反抗算法监管等。
以在地化零工劳动为特征的平台服务业中，矛盾与冲突并不少见。2018年至2024年，多个省份爆发平台服务行业的抗议或罢工，其中，骑手群体的反抗和罢工并不少见。虽然外卖平台下劳动者的抗争可见性日益增强，但是他们的组织性和凝聚力相较于传统产业工人有着明显减弱。这当然与两者不同的组织管理、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将会在下面的章节说明，外卖员群体会出现诸如之前学者所描述的集体抗争行动，但是具有显著社会影响力或取得明显成效的集体行动并不多。围绕平台资本所展开的既庞大又精细的数字化生产模式，使外卖骑手的个人化、个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其联合性大打折扣，即便有抗争的韧性和能动性，也是一种“依附能动性”（contingent agency），即在无法产生重大变化的协商下展开小规模的、情境化的反抗行动。
在国内语境下，相较于单纯地讨论外卖骑手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可能，一个更有效的视野可能是看到围绕数字劳动框架本身，外卖员群体所形成的主体性、能动性。这里的主体性既包含社会生产，也涵盖社会再生产。“数字韧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不再将描述的范围限定在罢工、抗议这样的直接对抗与冲突中，而是囊括了更广泛的能够彰显数字劳动者个体的、主体性的实践与活动。因为无论是在组织模式还是用工模式上，平台劳动与传统的制造业劳动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差异也投射到骑手的反抗层面，越来越多细致入微的技术性反抗、媒体反抗正在形成。如果从数量上讲，这样的体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它极有可能产生持久且深远的影响。因此，我想跳出西方福利社会以来所形成的“控制-反抗”框架，回归本土语境。本章讨论的“数字韧性”是一个涵盖了外卖员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动态框架，它关注能动性发挥的日常氛围和具体情境，也关注数字技术和流动性给这个群体带来的能动性涌现的新变化。
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引用了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民史》里面的两句话：“由于难逃失败和最终被屠戮的命运，大规模起义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会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的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在斯科特的笔下，马来西亚的农民通过拖沓行动、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痴卖傻、诽谤话语、纵火破坏等进行自卫式的消耗战，这种低姿态和心照不宣的反抗方式避免了公开反抗的集体性风险。斯坦丁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认为朝不保夕者完全无法掌控劳动或工作，这种观点也有局限性。因为在努力程度、配合程度以及技能的应用方面，总是存在暧昧不明、暗中角力的空间，而蓄意破坏、顺手牵羊和磨洋工等行为也并不鲜见。”对于大多数骑手来说，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他们作为“弱者的反抗”也无处不在。概括来说，骑手的反抗策略包括两种：一种来自劳动日常，另外一种表现为公开挑战。前一种多是沉默的、悄无声息的，后一种是具有煽动性的，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下面的小节中我会呈现，在互联网急速发展的当下，骑手如何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发声。正如斯科特所说，“反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存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人们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平台劳动的强组织性和弱契约化使外卖劳动变成了一种原子的、个体化的自主劳动，这促使作为“弱者”的骑手诉诸更具联结性、集聚效应的媒体技术来进行抗衡。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所讲述的“数字韧性”与欧美语境中具有自上而下的政策、组织和社会救助的韧性社区存在明显差异。这里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外卖骑手的数字韧性具有强烈的日常感。换句话说，它并不是有意为之、刻意形成的，而是嵌在劳动者日常的送单、等单劳作之中，像欧美社会所关注的诸多结构性指标如协商制度、谈判机制、薪资水平等，并不在此次分析框架之内。其次，这里的数字韧性带有鲜明的流动语境。从工作节奏与个人的生命历程出发，跑外卖是一项充满不确定和高流动的工作。外卖经济下的流动被精准地预设、组织和管理。这样的流动性管理不仅仅是算法和技术在起作用，还包括多层级、错综复杂的线下管理体系和人际关系。因此，外卖员所呈现的数字韧性包含了在高度流动性下的决策、应对和自我管理，与静态的社区管理并不相同。
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可能很难将骑手归为一个职业社团，毕竟它是一个新兴职业，其未来的发展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但骑手正在形成一个劳动社群，这无可争议。其诸多言语、表达、交流方式正在因为媒介技术的应用而日益完善和稳固下来，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和社群实践方式。埃蒂纳·温格（Etienne Wenger）曾提出“实践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s）的概念，认为人们的认知大多来自一套“社会学习系统”（social learning system），而这套系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实践社群”的存在。自人类存在伊始，社群便已存在。“实践社群”的出现得益于三个层面的因素：参与者共同发展社群、彼此支持、形成社区资源。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他们的话语和行为越来越倾向于组成自己的“实践社群”，而且这样的社群正在经历非常明显的数字化——借助数字社群展开劳动生活和抗争成为新一代零工人群的重要特征。本章将从三个具体语境出发来展现骑手的数字韧性，第一节 讲述的是一群特殊骑手的故事，即家属患有白血病的骑手如何利用过渡性来争取自我和家庭的生存空间；第二节关注骑手“逆算法”的劳动实践策略，即骑手面对算法如何发挥能动性与其斗智斗勇；第三节关注骑手的媒介使用与以此形成的抗争政治。
“小白骑手”：过渡与悬浮
“小白骑手”和站长
第一次见张飞宇是在他的办公室，一个燕郊的东贸站点。这里靠近北京，但已经属于河北廊坊三河市。沿着通燕高速下来，往北走几公里，就是站点所在的位置。站点在一个小楼的二层，楼道漆黑，看装修像是一个弃用的饭馆。走上去的时候，在1.5层的地方还开了一个剧本杀的场馆，五彩霓虹灯四处闪烁，像晚间的KTV。
那天是2021年9月9日，我与同事苏春艳一同前往。张飞宇坐在桌子前，边应付系统，边跟我们聊天。他面带笑容，不怎么说话。作为站长，张飞宇的站点有些特别。在这个有着136名专职骑手的站点里，有54名外卖骑手是“小白骑手”。这里的“小白骑手”指家属或亲人患有白血病或相关病症的骑手。我并不清楚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听到在此地调研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这么叫，我也索性跟着这样称呼。张飞宇所在的东贸站点毗邻北京陆道培血液病医院。根据医学人类学家苏老师的科普，我得知陆道培医院是一家专门治疗白血病的民办血液医院，也被称为白血病患者的“最后一站”。很多被公立医院“判了死刑”但仍旧不想放弃的患者，最终会流转至此。走到这里的家庭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一方面需要照顾患病的家人，另一方面也需要努力维持生计，跑外卖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过渡性选择。
对于站长张飞宇而言，管理骑手不容易，管理“小白骑手”更加困难。用他的话来说，“‘小白骑手’是一群有心事的人”。他们既要跑单挣钱，也要照顾生病的家人。这里的家人，大部分指他们的孩子。张飞宇把这些孩子称为“百万宝宝”，因为白血病患儿的医疗费用十分昂贵，动辄几十万起，“花几百万的也大有人在”。由于白血病的排异反应强烈，患者对饮食和周边卫生条件要求极高，患者无法在医院食堂吃饭，而是需要家属专门送饭。一个患儿至少需要两人照顾，一人负责在医院陪护，一人负责在家做饭、送饭。“高峰时段很多骑手不在岗。都在给孩子送饭。”张飞宇说。
东贸站点因为许多“小白骑手”的存在而变得特殊，对“小白骑手”的管理也成了让张飞宇头疼的问题。“小白骑手”经常请假，高峰时段不在岗，致使东贸站点在外包公司六十多个站点的绩效排名中总是垫底。提到张飞宇，一个骑手跟我讲：“城市经理总是骂他（指张飞宇），当着我们的面，骂得难听着呢。绩效上不来，天天挨骂。”尽管如此，张飞宇对于小白骑手的宽容始终都在。只要骑手因为照顾病患需要请假，张飞宇二话不说，都会准假。李达是张飞宇站点的一名骑手，他因为自己儿子的事情十分感激张飞宇。
去年的时候，我回重庆老家看儿子。因为孩子病情变化，待了三个多月。本来公司要求，超过三个月不跑单的系统都封号。结果他一直给我留着。要是封了号，我数据全没了，得重新干。……他是顶着很大压力帮了这些骑手。
跟李达聊起站长张飞宇时，我说他是一个腼腆的人，李达不以为然。“那是因为你没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守着你们女孩子不好意思，骂起人来可凶呢！”此言不假，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们逐渐看到了张飞宇彰显站长威严的一面。
站里的一些“老骑手”倚仗自己留站时间长，不愿意听站里安排，时常不来早会、出勤迟到、不服从调度派单。这时候的张飞宇像换了一个人，变得十分厉害，经常在电话里破口大骂：“爱干干，不干给我走人！”“还能不能干了？不能的话，马上过来办离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张飞宇的气话。骑手离职的后果比较严重，一旦自己的账号被站长拉黑，就意味着从今往后再也不能来站点上班。
遇到大雨或者恶劣天气，张飞宇的压力会变得空前大，因为骑手都躲在家里，不愿上线跑单。后台系统的订单猛增却派不出去，就会出现“爆单”的情况。应对这种情况，张飞宇有自己的办法。一到雨天，他就会带上伞离开办公室，骑上电动车，去骑手宿舍一个一个敲门。“看我来了，也都害怕，就换上衣裳去跑了。”他也多次在早会上对骑手说：
咱们都是人，你配合我，我也配合你。你请假的时候，我都准了，所以，我用上你的时候，也希望你尽量配合。你们也知道，我求你的次数肯定比你求我的少得多。该上线的时候立马上线，别支支吾吾找借口。
张飞宇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初中毕业后，他来北京当保安。半年后，回老家帮哥哥跑车，骑着三轮给当地建筑商送板砖、建材。“我跑单快，就因为以前老骑车”。送货让他拓展了自己的社交圈。他瞅准商机，开始利用送货的机会给当地的餐馆送涮羊肉和火锅所需食材，并用这笔积蓄开了自己的建材厂。2015年，赚了钱的张飞宇在河南沙河开了自己的水果城。2016年，水果城一度被扩展成一个两层的购物商城。张飞宇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老板，还给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捐过款。但也是这一年，国家开始整治环境污染，房地产建材生产被管制，上游产业链断了，张飞宇的钱款被拖欠，厂子破产了。“到现在，还有几十万要不回来。都找不到人。”一无所有的他，重新回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由于之前送货经验丰富，半年后，张飞宇就成了站点的“单王”，并决定“挑战一下自己”，当了东贸站点的站长。
面对骑手的流动，张飞宇表现得十分纠结。一方面他知道对于来到这里的很多病患家属来讲，跑外卖仅仅是一个过渡；另一方面，自己的站点又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力来补充。在东贸站点的这四五年里，张飞宇见证了太多的道别和离去，“半年下来，怎么说也会有几十个人走吧”。一个白血病患者的家属来这里，带着这样那样的艰辛苦楚，希望寻求一份工作，这让张飞宇难以回绝。而他们的间歇性停班和突发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也会使张飞宇陷入被动。稳定的运力难以维持，张飞宇不得不时常想办法努力招聘。
一天，副站长跑来跟张飞宇抱怨，说其中一个骑手送单“不给力”。“别让小吕跑单了。入职十天，车坏了七天”。张飞宇听了，抿了一下嘴，没说话。他舍不得。
一个骑手，从啥也不会到熟悉这片地的所有小区、楼层、商家，怎么也得一个月。另一方面，骑手的流转率很高，半年就会走掉三分之一。费劲找到、培养起来的骑手，很快就走掉了。
所以，一到夏冬季人手短缺的时候，张飞宇和副站长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招工。张飞宇目前有三个策略，一是用“58同城”招聘网站。网站与所在的外包公司进行合作，招到人就会将其分配到张飞宇手里。二是采用“老带新”的方法，利用骑手们的社会关系招人。为了鼓励大家招工，张飞宇的站点规定，凡是引荐了新人的骑手，引荐者和被引荐者各得1500元奖金。这笔奖金被称为“人头费”，一些骑手为了赚得这笔可观的费用，会把自己的老乡、朋友拉到站点里。只是燕郊毗邻北京，在这里招工并不具有优势。三是利用骑手的餐箱张贴广告。餐箱广告我曾在第一章 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概言之，围绕着陆道培医院的周边，“小白骑手”的人员往来和高流动的问题周而复始，给张飞宇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于小白骑手来说，单向度的劳动收入和劳动过程并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他们参与其中的动因。除了劳动面向，他们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作为“病患家属”的独特身份，这让他们成为骑手的历程和故事变得复杂。
白血病与救助款
每到中午时分，陆道培医院的门口便陆续聚集起前来送餐的骑手。他们并不是给顾客送餐，而是来给自家孩子投喂“无菌餐”。由于白血病患者对于餐食的卫生条件要求极高，因此必须由家长亲自送餐。在午晚饭时间，“小白骑手”需要得空给自己孩子做好饭，并送过来。远远望去，陆道培医院的门口设有清晰的送餐区，这些区域主要是为白血病的患者家属送餐提供便利的。通过一旁的铁栅栏，整个医院门口的送餐区被划分为移植病区、血液病区、移植仓等不同的窗口，不同的窗口由不同的数字命名。“小白骑手”骑着电动车一个个出现，他们大多身背一个方形挎包，里面装好了刚做好的汤和菜。停下电动车，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挎包取下来，拎到门口。这时会有陪床家属（一般是孩子的妈妈）前来接应，他们把餐食通过送餐窗口递进去，再接出上一餐空出来的饭盒包，骑车离开。
在了解到白血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后，我的一个主要疑惑是：骑手如此不稳定的工资收入如何支撑白血病患者的高额花费？正如张飞宇所言，“百万宝宝”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很难靠“跑外卖”这样一份工作来支撑。那么，众多的小白骑手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寻求短暂的过渡吗？他们在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考虑？
随着田野的深入，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小白骑手来这里并不仅仅是寻求一种跑外卖、打零工的过渡，而是希望借此得到更多的社会救助。2019年，“美团”上线了“袋鼠宝贝计划”的公益帮扶项目，针对骑手子女患大病、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进行资助和公益筹款。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不同，其骑手家属可以获得5000—100000元不等的救助款。这一项目的落地很快得到了燕郊白血病患者的关注。对于四处求医、负债累累的白血病家庭来说，争取资助款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大家争相传递消息，希望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救助。燕郊陆道培医院这一区域已经形成了围绕白血病救治的多元的社会成员和救助力量，包括基金会、企业组织、同乡会、病友会、高校等，他们之间也形成了彼此合作或者竞争的关系。依托盘根错杂却又相互扶持的社会关系网络，病患家属得以建立关系，寻找合适的帮助。“美团”设立公益帮扶项目的消息在患病家属的微信群中迅速传开，一时间，是否要去“跑外卖”成为白血病患者家属们热议的话题。一些迫于经济压力的家属，率先做出了尝试，其中包括来自辽宁的大刚和来自天津的小袁。
大刚来自辽宁鞍山，孩子在六岁时被查出白血病。平日里他温和少言，待人平和，在聊天的时候会笑起来，让人很难看出是一个家里有白血病患者、负债几十万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能是“以往的经历沉淀了，慢慢习惯了”。在访谈的过程中，大刚讲述了从孩子被确诊为白血病到全家搬到燕郊治疗的过程。过去的两年间，大刚的整个家庭陷入了“治病救人”的经济危机和精神压力中。
孩子总是说自己累，我们也没当回事。后来就是四肢比较细，肚子大，脸色发黄。去县医院，医生不敢定，让去市里。市里住了两个星期，说不行，让转院。我没办法，打听人，找到这儿。
2020年底，大刚与家里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破釜沉舟，全家搬到陆道培医院旁边以帮助孩子治疗。孩子进仓治疗后，大刚在病友的推荐下得知了这一公益项目，他想着自己平日只给孩子做饭，也没有别的收入，索性就加入东贸站点，成了一名专送骑手。
治了一年多，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刚来的时候带了三十多万吧，又问亲戚借了二十多万。没多少了。听人说，当骑手可以申请（一笔钱）。怎么说，咱都是农民家庭，没什么大钱，都是自己省点儿。我寻思着，孩子的病也稳定了一些，（我）出来跑个骑手，也能挣点钱补贴家用。
2021年，趁着疫情解封的空档，我和苏春艳老师与大刚、小袁师傅一起在站点附近的一家米粉店吃饭。大刚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中午的米粉店往来人多，在嘈杂声中勉强可以听清他的话。他说自己以前是鞍山一个县里的焊工。刚来跑外卖，他显得不太适应。“高峰时段太着急，喘不过气来”。
“袋鼠宝贝计划”对于申请救助款有门槛要求，骑手需提供自己在外卖配送平台三个月的工资流水方可进行申请。同时，申请分一期、二期、三期等不同阶段，患者家属需要根据公益计划的要求分阶段进行申请。这一要求的设立应该是考虑到骑手的高流动性。只有持续在骑手岗位上的家属，方可得到救助。到2021年9月，大刚已经跑了半年外卖。拿到第一笔救助款时，他很欣慰。“有这个钱总比没有强。亲戚朋友都借光了，能拿到（救助款）自然是好。”救助款的获得需要骑手与平台方的负责人进行密切的对接和交流，提交医院的病情诊断书和报销单，并按照要求分阶段接收救助款。前期，繁复的材料提交让大刚感到十分头疼，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已然变成了一个精通各种手机应用的专家。吃饭的时候，他熟练地打开医院 App，找到各种化验单、医药单的数字单据给我看，并给我展示如何把一些单据转化成对方要求的格式进行提交。“以前咱都不会使，现在孩子生病，都会了。”
小袁是大刚的同事，内向腼腆。吃饭的时候，他不怎么动筷子，我和苏春艳老师只好不停地招呼，他连连点头。小袁的孩子在2020年被诊断出白血病，一家人辗转来到陆道培医院，并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了骨髓移植。2021年9月，我们去燕郊找他们吃饭，其间得知他的孩子与大刚的孩子竟然同一天出院。这一天，两个人的心情都不错。小袁笑着回忆当时自己得知儿子病情时的情景：
当时医生说了一个什么词，反正不是白血病。我就以为，只要不是白血病，那就没事吧。结果第二天，医生让我准备两百万，然后给孩子转院。我当时心态崩了，后来才知道，那个病就是白血病，白血病只是一个统称。哎，没学问真不行。
最缺钱的时候，小袁带着妻子和孩子，身上只有三千块，而孩子的治疗费一次就要一万多。同样是为了获得救助，小袁以最快速度加入了外卖队伍。前期的花费已经非常之大，跑外卖获得救助款成为小袁一项很重要的选择。在申请第一期救助时，为了不停药，在孩子做完检查或者化疗后，小袁会第一时间把所有资料都发给公司的审核方。
一天的时候，发几十个微信，经常催他们。确实没钱了。
家属催得着急，公司的转款流程也会提前几天。做骑手半年的时间，小袁一共拿到了五万元的捐助。对此他很欣慰。
对于燕郊一带的白血病患者家属来说，获取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加快了他们自我身份的转变。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他们往往需要灵活地转换身份，如变成“小白骑手”或“志愿服务者”，以此来获取一些社会资源。这种对于“过渡性”身份的利用，每时每刻在燕郊的这一区域都在上演。治疗白血病是一场持久战，即便进行了骨髓移植，后续的排异反应和病情反复，都是一道道难过的坎儿。患者“脱白”的时间一般在3-5年，为了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很多家属患者选择定居在此。虽然居住条件比较差，但在燕郊陆道培血液医院附近，小白骑手们感到很安心。大刚说：“很多人（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倾家荡产，老家的房子已经卖了。也回不去了。有孩子的地方，就是家。”
中间人
2021年 10月一个晚上的7点58分，我们和李达坐在饭馆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
“还有两分钟！准备倒计时。念到‘一’的时候，大家就点，使劲点！”李达大声说。我们一致点头。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点点点！”
……
“哇，我抢到啦！”“哎呀，我这个怎么不显示，卡住了！”“我也抢到了！”“哎，我没有！”
在紧张的时间节点过后，饭桌前爆发出一阵阵议论声。当天晚上，我们调研小组的老师和同学在帮助小白骑手李达做“99公益日”的配捐。2015年，腾讯公益联合多家公益组织在9月 9日发起了社会捐助的主题活动，倡导网民通过小额现金、步数、声音等为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捐助。这一活动延续至今，并逐渐变成白血病患者家属争取社会援助的一个重要渠道。“配捐”是公益平台企业的一项捐助规则，为了扩大平台捐助活动的影响力，平台企业会通过公益资助的形式给获得受益人按一定比例额外资助一部分资金。举个例子，如果张三在公益日通过网络众筹的形式获得了一万元的社会筹款，那么按照“配捐”的规则，平台企业也会配捐一万元，这样张三的筹款就变成了两万。
“今年配捐的比例尤其低，配捐只有5%—10%，大不如从前，”李达边看手机边抱怨说，“唯一的例外就是‘99公益日’的三天活动，即9月7、8、9号，在这三天的晚上八点获得的捐助款，企业会按照50%进行配捐。”
对于小白骑手来说，这样的配捐比例十分具有吸引力。因此在临近8点时，李达请求在座的全体人员帮着他“抢配捐”。一桌8个人，有前来调研的老师、同学，也有做公益的志愿者。李达看上去十分有经验。他有条不紊地加了我们的微信，先给我们每个人微信转了两千元，然后让我们在7点59分59秒时把钱捐到他的筹款账户。“没人捐款，就自己给自己捐，嘿嘿！这几天，站里的骑手都无心跑单，全在抢配捐！”李达说。
为了抢配捐，小白骑手们发现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包括跟亲朋好友借款以及向银行贷款，有些骑手甚至借了高利贷。后来，我听在此处做调研的学生偷偷跟我讲，有三个小白骑手为了配捐，竟然一起借贷，金额高达七十多万元。因为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们也无从跟踪后来配捐的结果如何。随着配捐比例越来越低，很多小白骑手可能选择铤而走险。
李达是陆道培医院病友圈的“名人”。他只在每天上午9—12点跑单。下午的时候，他需要“去忙自己的事情”，包括接待新来的病友、对接平台公司的媒体采访、参加志愿活动、联络基金会等。按照他的说法，因为事情太多，他在东贸站点已经由一个全职骑手变为“游走型”骑手。尽管李达非常谦虚，但是在采访时，当我问及为什么他只干半天骑手时，他还是很自豪地对我说：“怎么说，我也算是在这一带混得比较熟，小有名气吧。”
此话不假。李达确实是一个大忙人。他2017年带着妻子、儿子来到陆道培医院，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十分熟悉周边的人际网络。光是病友微信群，他就加了十多个。同时，他还创建了两个病友群，一个叫“移植八楼”，里面聚集了在陆道培医院八楼白血病移植区治疗的病友及其家属。“一群现在有五百人，已经满了。然后有个二群，现在已经一百几十人啦。”另外一个叫“川渝群”。李达的老家是重庆，“川渝群”是一个老乡群，专门用来对接和帮助来自川渝地区的治病老乡。
除此之外，李达还要帮助基金会做些事情。陆道培医院周边聚集了大量的社会救助机构，包括各种基金会，如1743、新阳光、情暖中国、中国人口福利等。按照李达的说法，这些基金会驻扎于此，一方面是为了帮助白血病患者和家属，另一方面也要“完成自己的KPI”，这个 KPI主要指的是救助数据：
你要明白，基金会与基金会之间也（是）会有竞争的，每一年帮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注册等。他们之间竞争得挺厉害的，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去联系。……就比如说，最近他们需要完成一定的求助注册人数，但是他们不直接认识病人。通过我，我给他们介绍病人，就可以帮助到他们。
由于能够对接到很多的病友，李达成了基金会和机构的“中间人”。除了基金会，李达也帮助众筹公益平台做推荐、联络等事情。游走于这些帮扶机构和病友的社会网络之中，李达渐渐觉得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生角色和定位。“回工厂，没有什么技能；回老家，也就是打打零工。在这里认识这么多人，大家联络着，我自己也做些帮扶，挣点生活费，挺好的”。来北京之前，李达曾经是一名厨师，他炫耀自己做的辣椒酱很好吃，现在空闲之余，也会做一些来卖。
以前都是在小区门口。现在在朋友圈一发，就没有了。生意可好啦！
李达的儿子是一名白血病患儿，2017年转院来到陆道培医院。从确诊到进仓、移植，前前后后花了三百多万。经过多方求助和捐款，李达现在仍然负债120万，但是他十分乐观。在燕郊这么多年，他从焦虑万分到垂头丧气，再到逐渐接受。跟着儿子在鬼门关来回走了好几遭，他似乎更加明白了活着的意义，也算是“混了出来”，积累了不少经验。
我让他讲讲自己的故事。他跟我分享了第一次给医生送礼的情景。由于儿子病情不稳定，着急进仓，李达认为有必要打点一下关系。但是初来乍到的他，人生地不熟，对熟人介绍的医生也并不完全了解，因此十分紧张。送礼那一天，他预先算好时间，悄悄地把医生叫到楼下，塞给医生一些家乡特产。后来才发现，这里的医生并不避讳收礼物，反而因为这种场面见得太多而十分自然。医生谢过他，让他直接把特产放在办公室，说这样，往来的同事和病友也都可以分享。让李达意外的是，陆道培医院的医生不会收取贿赂，也不会找病患要钱。“这与之前咱们的经历非常不一样”。他一度十分感动，觉得医院“很有关怀精神”。
对于未来的打算，李达没有像其他骑手那样勾勒一个“宏图大愿”，而是更希望保持现状。经过四五年的治疗，李达孩子的病情已经稳定，他也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挣钱还债。这些年，李达似乎已经开始习惯常年在医院旁的“悬浮生活”，甚至对这里充满了认同感和建设感。他向我描述，一方面，病患和医生的关系很好，不需要送礼塞钱；另一方面，病友之间也特别团结，大家相互帮助，让他觉得很有归属感。对于大多数小白骑手而言，跑外卖这份工作形式大于内容，因为依托这份工作所达成的社会资本的桥接比工作本身更重要。通过这份工作，来自异乡的骑手得以获得救助款，认识一些资助人，并由此认识更多的病友家属，逐渐形成围绕白血病患的互助社群，这是他们通过跑外卖联结到的对于家庭再生产十分重要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利用过渡性来救助自己悬浮的生活状态。围绕燕郊东贸站点，骑手、站长、平台、救助机构和其他参与者共同建构了一个救助场，努力延续救治的希望和可能，充分展现了社会关系和数字化之间的张力。
“逆算法”的实践策略
集体“抢单”与“捎单”
传统的劳动研究在描述劳动时，会重点强调资方与劳动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控制-反抗”“管理-抗争”等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方总是千方百计地控制劳动者，压榨他们的劳动时间。与此相对应，劳动者会通过罢工、游行、革命等方式谋求劳动权益的提升。这些在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工人罢工等历史事件中均有体现。进入21世纪，消费资本和数字资本崛起，资方与劳动者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劳动的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尤其是在零工经济的语境下，个体劳动者不再被强迫劳动，而是成了能够自主选择的个体，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劳动、如何劳动、何时劳动。在平台经济中，互联网技术日益取代传统的人力监管手段，原有的面对面、对抗性的劳资矛盾因为技术中介的出现而开始慢慢隐退，转而迁移到“数字中介化的劳动”这一场域下。“控制-反抗”的框架依旧在，但这之间似乎又多了很多的中介因素。控制的手段变得隐蔽、柔性，甚至带有更多的“人情味儿”。技术的分化和重组打破了传统的集体行动框架。可以说，劳动者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诉说愤怒、表达抗议的具体对象，回应他们不满的只剩下时断时连的客服、手机上不听指挥的后台系统，还有一个抽象模糊的资本代言者——数字平台。
相应地，劳动者的抗争形式也在慢慢发生转变。当发现控制和监视自己工作的是一整套智能化的算法体系时，骑手们开始琢磨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没有实体、不会说话的技术性家伙。在长期的送单劳动中，骑手“以身试法”，通过劳动实践一点一点地发现算法系统的漏洞，加以利用，并进行再创造。这样的行为被一些学者称为“算法行动主义”（algoactivism）。如果我们将算法技术在当今社会的使用看作一项宏大社会工程，那么，骑手针对算法规则进行的“利用”和“再创造”就是一种“逆向社会工程”（reverse social engineering）。在此过程中，身体、劳动、手机成为他们的坚实武器，流动、社群和交互成为他们协同的重要方式，对于算法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成为他们与平台协商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关键因素。逆向的算法实践与计算机的编程逻辑不同，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即劳动者在对算法黑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特定的劳动实践摸索出的、能够绕过系统规制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和方法。这一节主要来讨论骑手们“逆算法”的劳动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时候，“逆算法”的劳动实践不一定正确或者可取，甚至有时会违背劳动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但是这些行动的存在仍然十分重要，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它生动地展现了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其中充满了猫鼠游戏和斗智斗勇；其次，它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能动性并非停留在话语层面，而是彰显了他们丰富的劳动实践和争取自我赋权的努力。与技术作对，存在被“反噬”的可能，但也有许多劳动者坚持不懈，靠着这样的“逆向工程”获得收益，争取主动权。他们对数字技术的利用和再创造值得我们记录和关注。
第一个故事来自北京房山区的“意见领袖”大强哥。在跑单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远程切换账号的系统漏洞，并将这一发现在外卖骑手群传播出去。通过微信群的联络，大强哥带领房山地区众包骑手集体抢单、相互捎单，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赚到了额外收益。平台后来发现了这一漏洞并对相关骑手进行了封号，但大强哥不以为意，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值得传播和铭记的事件。大强哥的个人讲述十分精彩，我不忍删减，因此全部记录在此。
刚开始干这个行业的时候，单价高，人员少，我们能赚到钱。那时候是抢远单，不跑近单，（大家）都是抢几十块钱的单。小单根本不放在眼里。全是手动抢的，系统不派单的。（订单）最少15块钱起步。跑远单的话，一公里最少加三块钱。那时候轻轻松松地一个月（收入）上一万五。
我们抢单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这帮骑手混得比较好，把关系搞起来之后，不管是哪个方向的单，就尽管抢。方向抢错了都无所谓，大家商量好，会有别的骑手替你去送。
怎么送？大家抢了单之后，看一下（配送的）方向。别人抢到我（这个）方向的单，他们就把账号给我，我登录他们账号，顺道去送。我抢（到）他们（那个）方向的单，我（就）把餐给他们，让他们给带走，登录我的账号，帮我把单完成。我们这个钱就这么挣了。
（这个漏洞）一开始谁也不知道。2018年干的时候，慢慢发现了。当时一个朋友让我带着他弟弟干外卖。我说行。我把他拉过来，带他干。2019年的时候干了一个月，那天他跟人碰车了，出了事故。他说有餐还没送。我去了把他的餐拿下来，我说：“我帮你送，你在这儿等交警来处理这事。”他说手机压碎了。我当时想拿他手机去送餐，他手机碎了，也看不到内容，这怎么办呢？我只能拿他账号登到我的手机上，我才发现这个系统有漏洞：可以登录别人账号！实践出真知，最后我就拿自己手机登录他的账号送了餐，才发现这样也可以。
我第一次还不相信，你知道吧。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故意这么试了一下。当时我想，大不了这一单我就白送，一单也没多少钱。就是想试一下。我又跟这个哥们说，“你把这个餐给我带走”。正好他去那个方向，那一单他给我带走了，我说，“你到地方给我打微信”。他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我的账号。他拿我账号登了，点了送达，就完成了这一单。因为手机后台账号有定位系统，必须在送单点周边才能点送达。我就这么发现了（这个系统漏洞）。
发现了之后，我挺开心的，就告诉别的骑手。我给他们传播这个事情，他们不相信，说：“你这不是作假吗？”好多人都不相信我。但这之后，我挣钱变轻松了，压根就不用送单。我就远程调度，我抢单，控制他们几个跑单。你们不是不相信吗？不相信，我今天让你们相信这个事。那段时间，有一个多月，我天天到美食城那儿坐着玩，我只负责抢单就完了，抢完了，告诉他们怎么做，帮我顺路送单。一个月轻松上一万。
后期的时候，这些骑手都信了，发现真的管用。他们发现我不干活，就说：“不行，我们老给你帮忙送单，你也得帮我们去干。”（大笑）我就也开始跑单了。
最后我就建了一个（微信）群。（骑手之间）靠微信群联系。（微信群是）我建的。最开始八个人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开始集体抢单，反正抢到哪里就送哪里。大家都一起抢。（微信）群慢慢变成三四十人，后期就五十来人，慢慢到现在有一百多人呢。比如说，我抢到了单，就直接在（微信）群里喊一声：“谁在？”如果这个方向正好有人过来，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他登我账号，把那单给我取来。然后顺路帮我送来社科大，我就不用送了，直接点送达。这次他帮我送，下次我帮他送，互相帮忙的。
大家之间各种帮忙。那时候可厉害，良乡抢大学城的，大学城抢良乡的。乱抢单，一块儿挣钱。但是你要是之前没干过，刚开始干，你都看不懂那些单是怎么抢出来的。我们这么干的时候，进来的新骑手几乎抢不到、没饭吃，我们就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后期公司对我们封控，就是怕我们这些老骑手玩套路，新骑手根本没饭吃。2019年这一年，我挣了12万。
那个时候的单，你想怎么拒怎么拒。你想接就接，不想接（就）拉倒。不是那么严。第二年（2020年），公司估计已经发现了，在后台纳闷，天天这些没有轨迹的配送是怎么送出来的。他们就开始封控，不让我们这么干了。但是我们把它当成耳旁风，没当回事。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投诉的，公司查得严了，发现了就直接给你来个永久封号，谁也给你解不开的那种。我们有几个（骑手）就“中标”了，所以我们就老实了。（笑）
封控之后就是说，无论取餐还是送餐，没有轨迹的直接就封号。现在它有系统，不管是去商家取餐，还是去客户那儿送餐，都必须有行程记录轨迹。没有轨迹属于违规、属于虚假。
对于集体抢单的回忆，大强哥充满自豪。那是他带领兄弟们实现集体收益的辉煌时刻。虽然后来平台系统堵死了集体抢单、集体调派的路，但是为了保证订单能够流转，平台保留了转单功能。每个骑手一天可以有几次将订单转出的机会。因此，小规模的集体抢单仍旧存在。
每到下午五点，骑手们登录上线，三五成群，拉开架势，开始抢单。根据长期积累的经验，论抢单速度，苹果手机不如安卓手机，联通信号不如移动，空手划单不如戴触屏指套。大强哥掏出手机，打开抢单页面，左手托着机身，拇指不停地快速点击屏幕下方的刷新按钮，两眼死盯着屏幕，右手的拇指拉开，随之准备看到订单进行右滑。“抢单分为三点：手速、注意力、眼神。”大强哥像导师一样解释说，快速点击刷新按钮能够保证订单出来，当订单出现在抢单页面上之后，要通过看地址的前几个字来判断这个单子好不好，如果好就迅速右滑，不好就不要抢。因为长期保持紧盯屏幕的习惯，大强哥变得近视，特地配了一副100度左右的眼镜戴着抢单。
“引虎出山”
有时候，骑手会在长期的劳动经历中摸索出一些奇特的、难以捉摸清楚的算法“民间理论”。他们并不知道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但是却发现特定的招数对于算法派单的机制有特殊的效果。这些摸索出来的“反算法”招数好比民间偏方或民间理论，虽然无法弄懂它的内在机理，但在应对实际遇到的问题时可能十分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