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来看，过渡劳动的过程和结果所展现出的未来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我们当下对平台和零工劳动的分析。零工经济带来了“过渡劳动”的普遍化，也带来了一个“过渡时代”。这种过渡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水面上的浮萍，随波逐流，任由河水把自己带去未知的远方。大家不约而同地相信，平台零工是一份暂时的、在自己并未想好要干什么时所接纳的临时的、跳板式的工作，选择这样的工作有时出于无奈，有时仅仅是为了生存本身。过渡劳动的政治就这样产生了，并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看不见、摸不到，却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它预示着一种悬浮、无根的工作状态，一种可能永久存在的过渡性。
平台经济给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劳动的零工化和过渡性毫无疑问是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平台化的过程更像是一个媒介化的过程，它不仅带来了劳动方式、组织形态的改变，也借由技术媒介塑造了一种“平台式的劳动文化”。这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不安定与临时性成为特质，适应和顺从过渡性成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劳动者的必经之路。如唐士哲所言：“个人或集体作为传播或沟通性的主体参与者，其对于科技的使用方式、赋予的意义，甚至借由特定传播技术发展出什么样的制度化作为，是使得技术中介的社会性格得以用何种风貌展现的关键因素。”劳动的平台化过程，形塑了当今过渡性的“平台话语”，也给人们带来在劳动、技术互动和自我意义建构等层面上更加宏观的认知改变。加入平台零工意味着接受一种居无定所、随时变动的生活，接受快速的流动和不安稳的劳动现状。
当然，除了过渡文化，平台经济也带来了整个社会运转逻辑的转变，包括人们对于平台送餐便利性的高度依赖、对于工作与生活节奏加速的认知等。当今社会的平台经济更像是一个能够生产关联性的技术系统，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拉入到自己的运营系统之中，并不断催生一个逐利的资本运营体系。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liverstone）等在考察电视时发现，电视节目帮助规范了家庭作息时间，而电视作为一种摆设也能够彰显主人的生活品位。现如今，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已经从电视等大众媒介转至平台这样的数字媒介。不同于电视的是，平台不再是一种单一媒介形态，而成为一种多元异质性的技术系统，以自己独特的组织形式迅速嵌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整体性地带来了对于时间、空间、流动、劳动等体验层面的重新想象与建构。这些改变有些是可见的、短暂的，也有一些是不可见的、缓慢而长期的。例如，自从有了外卖，上班族会将“点外卖”作为“不想做饭”或“节省时间”的生活替代选项；随着外卖产业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主、物流商等开始按照平台的运营逻辑架构生产与经营，其中既包括对堂食与外卖的生产平衡，也包括对平台流量、曝光度、排名等机制的研究与想象。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平台运行的方式展开日常生活。如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当外卖配送和线上订单量暴增而无法满足需求时，众多小区开始涌现出自救式的“团购”行动，而“团长”成为联结小区居民需求与线下配送的重要中介。团购的运作模式虽然带有强烈的自发性，但也有效地参照了既有的平台化组织模式——社群与小区以数字化的方式关联在一起，通过联通供给、履约和需求实现了有效对接——如“团长”的自我平台化过程彰显了数字平台对于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影响。
本书所阐释的“过渡劳动”这一概念根植于当下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它是盖伊·斯坦丁笔下全球“朝不保夕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过渡劳动”阐释了对于未来劳动状态的深深担忧，在技术、信息、平台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因素涌现时，我们似乎已经无法控制劳动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劳动文化本身了。
在19世纪英国工人生活中，报纸是其必要的生活资料。换句话说，精神活动对于工人的生存、发展十分重要。如马克思所言，工人积极争取出版、结社、言论自由，就像是争取火和水一样。两个世纪以后，工人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似乎并没有增加。虽然相比于18世纪，工人与劳动者的媒介使用渠道大大增多，但是其话语、劳动、生活等层面的可见性依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们的发声往往依靠他人“代言”，如媒体、文化机构、政府和平台公关等对他们的观察、采访与描述，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诸多学者，而他们个人的表达与分享并不太多。
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是，参与到零工劳动中的人缺乏身份认同，部分劳动者自我资本化严重，继而丧失了对于政治的热情以及对于文化、社会的关注。或者说，在忽多忽少的收入下，承受生活重压的他们，可能根本无暇关注。他们没有休闲，只有劳作。“商品化市场最糟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再敬畏休闲，不再尊重具有再生产能力和创造性的‘无所事事’。承担高强度工作和劳动的人发现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都被透支，下班后几乎没有精力再做其他事情，连思考都变得费劲，只能沉浸在被动的‘玩乐’中。”2022年的调查问卷显示，77.63%的外卖骑手每日劳动时间超过八小时，近五成的骑手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正如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警示的那样，要提防史学家对于工人文化与政治生活过于积极的描述。他这样说道：“但是，我从这类著作中有时确实得出了一种印象，即他们的作者高估了政治活动在工人群体生活中的地位，他们并非总能恰当地理解那种生活的草根性。”
工作的工具性存在越来越普遍。对于从事平台零工劳动的人来说，没有多少人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即便他们非常勤奋和努力，也只是因为工作付出、时间和体力消耗能够带来些许回报。一项针对农民工流动人口监测的研究发现，城市流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总效应并不显著，而“用脚投票”对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高质量就业。正如有的骑手在访谈中所说：“干外卖是刚逃出了一个坑，又跳进了另一个。”对于大多数逃离工厂的劳动者来说，跑外卖更多的是一份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性的劳动方式。
外卖骑手是一个碎片化的群体，一个匆匆忙忙的群体，一个在工作伦理大转型时代被催生出来的无所适从的群体。他们像夏日的椋鸟，时而迅速聚集，时而四散离去。劳动的过渡感使他们模糊了对未来的规划，却也增加了他们对于把握当下和主动投入的积极性。这样的发现令我既担忧又矛盾。我纠结于劳动的“能动性”与“被动感”两端，却忽然发现，自己的思维困境像极了身为外卖骑手的他们，既迫于眼下的生计，也要时常抬起头，想象一下未来的大致模样。
流动的“投机者”
2023年调查问卷显示，六成以上的骑手曾经在不止一个外卖平台工作过。之所以跳去不同的平台，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更高的收入。例如，在夏冬的外卖高峰时节，外卖骑手往往供不应求，各个地方就会出现“拉人大战”，站长和城市经理相继给出高价吸引骑手。例如，一些站点会在日常工资的基础上多给1000—2000元的补贴奖励。这个数额足以引起一些骑手的兴趣，即便补贴奖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辞掉当前的工作，跳到下一个平台。毕竟，多赚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对于骑手来说，在不同的平台“跳来跳去”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会精确地“算计”如何用流动来平衡自己的收入得失。
陈康（加盟商）：平台为了保证配送质量，对骑手人数考核异常严格。骑手和劳务中介也都知道，所以到了旺季，招聘费水涨船高，他们跳来跳去都能拿到招聘费奖励。这个跟工厂走过的路是一样的。
赫小川（上海某站点站长）：骑手在夏天和冬天的流动性会加强，因为招工的需求大，给的“推荐费”高。
对于骑手来说，流动既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他们换工作非常频繁，可以从一个站点跳到另外一个站点，从一个平台跳到另外一个平台。但不变的是，他们的流动似乎被固定在零工经济的领域之内。他们的工作选择看起来非常多，来去也比较自由，看上去能够非常轻松地掌握工作的节奏。但这些零工跨越到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则十分困难。这在侧面印证了学者邱林川所论述的数字劳动者“微观赋权，宏观减权”的社会现实。平台化的零工经济包装了一种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的假象，可以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自己决定要在什么样的平台工作以及工作多久。很少有人看到这样的“美好平台话语”背后其实是日渐固化的阶层流动以及被限制的职业发展。骑手积极主动形塑的流动性背后其实是普通人日益困难的阶层跃升，这正是韦伯探讨阶层问题的核心意旨——个体所处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生命机会”（life chances）。对于骑手来说，他们阶层内的流动非常频繁，但阶层的跃升却不常见。
送外卖是一份流动的工作，来去自由，没有太强的计划性。这几乎是大多数进入外卖行业的劳动者的感知。在送外卖之前，他们做过工厂工人、建筑工人、销售、餐厅员工、服务业从业者、司机，或者自己做过小生意。这些所谓的职业，几乎都是零工经济的组成部分。调研小组2022年骑手调查问卷中问及“您还会干多久外卖”，其中有 43.77%的骑手表示“不太确定”。一个更发人深思的观点是，一些骑手抱着“干一段时间试试”的想法投入其中，却发现转眼三四年过去了，自己依然没有想好要干什么，似乎也找不到一个比跑外卖更合适、收入更高的工作，于是就索性继续跑外卖。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暂时过渡”变成了“永久过渡”。外卖平台似乎有这样的一种魔力，让劳动者不断内化劳动和工作的不稳定，并将此形塑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2022年4月，北京房山楸树街的美食城因为油料起火而不得不关闭整顿。原本在此“驻扎”等单的众包骑手们不得不散开，重新寻找等单的地方。楸树街烟酒超市门口往日热闹的等单场景不复存在，人烟冷清。美食城一条街的店铺都关闭了，骑手发现这里的单子少了，不得不另谋出路。众包骑手有的加入了专送，有的加入了乐跑，也有的离开了这片区域。
看着众包骑手们解散，流散在良乡周边五公里大大小小的商家附近，我有些伤感，但是大强哥不以为意。他说，老骑手“聚在一块没饭吃”。因为大家都干了挺长时间，系统有派单优先权，如果聚在一起，大家变得都一样，无法凸显老骑手的派单优势，所以只好分散等单。老骑手有些去了附近的华冠地下美食城，有的去了南关、北关的公交车站，还有的去了自立市场。大强哥看着冷清的美食街，叹了口气，“干骑手，就这样”。
碎片式无助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曾说过：“在不远的将来，为了应对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危机，社会与技术创新将会为给个人化的进程（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es）开创新的机会，尤其是一个更加灵活的劳动市场关系和工作时长管理。”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已然成为现实。数字平台下的零工劳动沿着个人化的轨迹不断前行，解决了很多的就业燃眉之急，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个人化的劳动与生活方式意味着个体要比以往承担更多的社会风险。这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
外卖劳动是一份几乎完全脱离集体化劳动模式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在劳动的过程中，外卖骑手经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时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复与帮助。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人可以问询师父或者组长，而奔跑在路上的骑手，只能着急地看着手机等待回复，有时候“远水解不了近渴”，骑手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尤其是刚开始跑外卖的骑手，他们不熟悉周边环境，往往十分焦急狼狈，不得不随时停下车找人打听，急得满头大汗。也有的骑手处于“城乡两栖人”的状态，到了秋收的时候需要回老家收庄稼，但是并不好请假。而且请假意味着系统排名的降低，回来之后等级下降，无法抢到高质量的订单，收入也会大大减少。我将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称作“碎片式无助”，这些困难和无助的时刻经常出现，而且种类多样，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操作问题、与周边的人发生冲突、请假困难、交通事故、被偷车或偷餐、客服无人回复、电动车抛锚、小区无法进入、转行和创业困难等。
例如在疫情期间，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为送餐骑手的流动增加了挑战。最常出现的是外卖员和小区保安的矛盾。随着防疫需求的增加，社区保安的“权力”也在增大，除了例行进出社区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进门登记等职责，社区保安还会对外卖员的进出进行人为限制。每次提到保安，骑手都变得有些激动，认为一些保安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感”而故意为难他们。
保安与骑手的矛盾持久地存在着，它折射出来的是阶层的区隔化。物业和房产公司需要宣告自己对于城市空间的占有权和管理权，这些权利经由商业化的包装和社区治理的运行逻辑转变为一种高档性和优越性。而这种高档性和优越性往往需要通过对比得到确证和生产。物业公司的保安承担了进出人群的管理任务，也掌握了区分人群阶层的权力。骑手与保安之间的冲突看似是两个小群体之间的冲突，其实背后是更大的阶层与社群之间的矛盾。
空间使用的有限性时常让骑手陷入无处等单的尴尬境地。在夏天与冬天，酷热或严寒让他们无法长时间待在室外，但是诸如餐厅、咖啡店等出单的场所常常需要接待堂食顾客，骑手无法长时间待在那里。等单的焦虑和时间的碎片化让他们变得不耐烦，对于时间的掌控几乎为零。很少有骑手表示能对等单的时间加以有效利用。2022年的问卷数据显示，66.63%的骑手在等单之余选择刷短视频，69.94%的骑手选择聊微信/QQ、浏览微信公众号，35.70%的骑手选择看电视剧、电影，26.75%的骑手选择打游戏。尽管外卖平台一直在尝试建设线上大学，企图让更多的骑手在等单之余学习知识，但实际情况是，很少有骑手愿意在等单之余进行线上学习。诸如媒体所歌颂的外卖小哥获得《中国诗词大会》冠军这样的情况少之又少。
于是，在骑手身上我发现了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所描述的现象，即劳动者一方面十分认同知识和有效的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对于自己一直跑外卖、没有未来规划而焦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于这些枯燥的知识不感兴趣，对于学习的畏难情绪很重。他们认为线上的学习过于枯燥，“离实际太远”，也说没有太多时间拿出来学习。由于经常接触餐厅，他们对于技能以及未来自身发展的认知往往设定在“开一家餐馆”这样的目标上。一位曾在外卖平台负责骑手职业发展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的骑手转岗就业的不少，其中大部分都会想开饭馆。这可能跟他们常年接触餐饮有关系。他们往往跑了几年外卖，拿着积攒的钱，一下子砸上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开个餐馆。发现不赚钱。餐馆倒闭了，他们欠了钱。没有办法，又出来跑外卖。
很多骑手都是这样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破产”往往是他们生活中的常见风险。其折射出的是诸多社会结构性问题，但大多数时候，它却以十分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似乎骑手作为当事人是唯一需要为其买单或承担后果的人，这使骑手变得焦虑、抑郁、愤怒。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助瞬间会刺激到他们，让他们心生去意，决定离开。
这是一个过渡的时代，个体经验和社会结构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努力就能成功”的励志格言背后，外卖骑手不得不面对阶层、性别、结构、关系等形成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在此过程中，固有的坚持和残酷的现实让个人变得摇摆不定。过渡劳动也由此产生。加入并不是目的，离开也不是终点。过渡劳动的“过渡性”正在延展成一种永恒的状态。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为什么留下，为什么离开
2019年，二十出头的岩晖涛决意离开外卖行业。在这之前，他在北京朝阳潘家园的一家粥店做驻店骑手。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他攒了两年，想与哥们儿一起开一个小龙虾餐饮店，结果并没有成功。自己攒的十多万打了水漂。他想离开这个伤心地。在姐姐的介绍下，他去了江西的一个工厂，“每天干15个小时，一个月能挣一万多，攒上几年钱，就可以娶媳妇了。”临走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
2020年，来自河北唐山的刘朵朵非常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专送站点。家里人得知她跑外卖，十分生气，认为“这不是女孩子干的活”，让她立马回家。她走的时候有些难过，自己刚刚适应了跑外卖的生活。三个月后，我联系朵朵，她在唐山找了一份酒店大堂的夜班工作。爱美的她说自己因为总是熬夜，长了很多斑。
2022年7月，在“闪送”平台干了六年之久的老骑手吴之峰决定离开。在这之前，他与一名顾客在送单的时候发生争吵，被投诉，平台封禁了他的账号。作为老骑手的吴之峰认为平台过于偏袒顾客而未能考虑骑手的感受。他觉得委屈。
上面的三个故事在某些层面上反映出骑手应对“碎片式无助”的办法——离开，即主动或被动断开。多数骑手加入外卖的想法可能只有一两个，无外乎“相对更高的收入”或“更低的门槛”，但是导致他们离开外卖这个行业的原因却有很多，包括做生意失利、受够了不平等的对待、无法抵抗污名化、工作的消耗感过于严重。对于多数个体来说，离开外卖平台而不再回来的决定往往有着艰难却又无奈的原因。
外卖经济的增长本身带有巨大的矛盾性。作为一种流动劳动，送外卖带有强烈的职业危险。这可能是外卖业区别于家政工、网约车司机或其他零工劳动的主要特点之一。2023年我们对于北京外卖员的问卷调查显示，53.48%的外卖员表示自己曾“因为送外卖而出现身体劳损或受伤的情况”。尽管如此，送外卖的吸引力依然强劲，源源不断的农民工大军加入到送外卖的队伍中。疫情影响之下的外卖就业不降反增：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就业重新启动，不少外卖平台传出“骑手一岗难求”的消息。
对于过渡性的问题，政府与平台都展现出了较为矛盾的态度。前者既希望平台快速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与此同时又忌惮平台急速膨胀，成为社会治理的不安定因素。后者既希望有源源不断的劳动人口加入自己，扩展市场，又不得不面对骑手的高流转率。政府和平台都需要掌控这样一种过渡性所带来的问题，于是，政府不断地出台文件和规范，而平台则不断促进技术的精确化和标准化，以此应对过渡性带来的诸多问题。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讲道，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痴迷于秩序和标准的建立。在当下的平台经济中，秩序与标准的建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过渡性代表了一种生活状态。他们不得不为了更好地参与到零工劳动中而重新认识自我。对他们而言，过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达成安稳生活的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外卖员不得不无时无刻保持或服从一种流动的状态。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旋涡之中，不断有人退出，带着个人或者家庭的记忆创伤；也不断有人加入，带着对新生活的希冀与向往。平台经济的发展正在形塑一种“过渡文化”，这种文化以隐蔽、不可见、细致入微的方式贯穿劳动的始终，并最终形塑了个体劳动者对于平台的依赖和服从。一旦个体劳动者开启流动，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很难停下来。因为按单计价造就了挣钱的快感，犹如打怪升级的游戏化带来了全然不同的劳动感知。毫无疑问，多数劳动者对于提高自身收入的渴望十分强烈，金钱带来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他们可以供养家庭、补贴主业，甚至在发展好的时候攒下一笔数目不小的积蓄。因此，他们可能被“黏”在平台上。黏性劳动成为一种选择、一种趋势，许多骑手被迫卷入加速的、自我消耗式的流动劳动中，却发现找不到退出这种过渡机制的路口。如果不是非走不可，更多的人会以“过渡”的名义选择留下。
零工经济的“下沉”无所不在，干支体系的触角走向纵深，外卖员虽然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跳来跳去，选择不同的工种，却最终发现自己游离在各种零工经济之中，无法寻得安稳、有保障的生活。回到对概念的分析，“过渡劳动”想要展现的是一种“脱嵌式”的劳动和生活逻辑，即过渡作为一种劳动手段本身的出发点在平台市场逻辑的渗透下失去了它的功能性意义，反而变成了一种常态化存在。这种常态化存在既是当下平台市场逻辑得以存在、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形塑未来社会接受不稳定性、塑造过渡文化的现实基础。
本书通过对于外卖业的阐释，旨在表达过渡性如何成为内嵌于中国外卖劳动最突出的景观。对于过渡的阐释使我们得以从延续的视角出发，既看到历史脉络下中国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的旧问题，也可以窥探技术变革与工作场域更迭带来的新困惑。在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如此兴盛的背景下，“过渡劳动”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外卖群体，也可能同时适用于更广泛的零工就业人群。以“过渡劳动”之名行“永久零工”之实正在成为当下的一个劳动趋势。在此过程中，平台资本逻辑的逐利、规制、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建构了这样的一种劳动逻辑，对于过渡劳动的改变尝试十分困难，它更像一辆加速奔跑的列车，几乎不可能使其在短时间内停下。
从一定程度上说，“过渡劳动”并不意味着这些零工劳动者比制造业、建筑业工人获得了更多的主体性。相反，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过渡、流动状态正在变为资本发展的能动载体。正是依靠这样的过渡劳动，平台资本得以用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顺滑的姿态进行自我扩张和自我丰富。零工劳动者沿着寻找个体自由、不愿受到约束的方向找到了送外卖这份工作，却发现在实际的行动中作为主体的自我仍旧难以顺从。他们的身体和认知被逐一放置于精细的标准和规范之下。他们不断地调试、矫正作为零工服务者的身体、认识和行为，这是为了更好地合规而非追寻最初的、与劳动相关的公平。他们无法真正感受到劳动的体面与应有的尊重，也罔谈更加持久的认同与归属感。
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过渡劳动”，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兼具两面性：一是这种短暂的、流动的工作指向了一群极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人群。作为新兴劳动群体，他们主动地自我企业化、自我资本化，成了资本扩张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二是也因为如此这般令人感到不安稳、不平等的劳动实践，外卖员的过渡有了某种反抗的可能。他们利用送外卖高度流动的特点获得了“断开的权力”。这似乎成为他们最后的可能——不加入、不合作、不配合。只不过，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断开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可能，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彼此呼应和联结。
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黄明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技术转向》，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曹东溟、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曹晋：《传播的交叉分析：政经与性别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
大师小讲：《最早的外卖：外卖小哥的宋朝兄弟|大宋的餐饮业》，2018年 5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GbePYEjrKVoqHqEBmlSzrg 。
邓韵雪：《世界工厂里军事化男性气质的塑造与实践——一项对富士康基层管理人员的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3期。
丁未：《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丁未：《遭遇“平台”：另类数字劳动与新权力装置》，《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0期。
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饿了么：《2020年“00”后蓝骑士报告》，新浪科技，2020年7月22日，https：//tech.sina.com .cn/roll/2020-07-22/doc-iivhvpwx6919209.shtml。
盖伊·斯坦丁：《朝不保夕的人》，徐偲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
郭戈：《“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 10期。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瑄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韩少功：《暗示（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
黄盈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霍华德·S.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张默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61年。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
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浪花两朵：《外卖小哥月薪真的上万吗？》，简书网，2017年10月19日，https：//www.jianshu.com/p/d508dae4afda 。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
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李金铨：《新闻史研究：“问题”与“理论”》，《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李友根：《论个体工商户制度的存与废——兼及中国特色制度的理论解读》，《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李红涛、乔同舟：《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第40期。
李四光：《人类的出现》，选自《高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二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
刘战伟、刘洁：《“平台/ platform”：一个概念史的溯源性研究》，《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8期。
刘子曦、朱江华峰：《经营“灵活性”：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与制度环境——基于 W市劳动力招聘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
马丹：《“去标签化”与“性别工具箱”：女性卡车司机的微观劳动实践》，《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5期。
玛丽·L.格雷、西达尔特·苏里：《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左安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美团技术团队：《美团大脑：知识图谱的建模方法及其应用》，2018年11月1日，https：//tech.meituan.com/2018/11/01/meituan-ai-nlp.html 。
美团研究院，赵大威、尤越撰：《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2020年3月10日 https：//s3plus.meituan.net/v1/mss_531b5a3906864f438395a28a5baec011/official-website/ed3e2bb5-13dd-46ca-93ba-30808a1ca852。
美团研究院：《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2021年7月，南方站长网，https：//www.nfa5.com/news/202107/08124281.html 。
美团战略研究院：《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美团参阅纸质版），2021年5月 31日。
美文网：《骑手外卖配送工作规范及话术》，2020年 8月13日 ，https：//www .meiwenzc.com/article/241211.html 。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彭兰：《如何实现“与算法共存”——算法社会中的算法素养及其两大面向》，《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彭兰：《智能生成内容如何影响人的认知与创造？》，《编辑之友》2023年第11期。
澎湃新闻：《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2020年3月3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33259 。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专访|项飙：研究者和他的年少“乡愁”》，2018年 12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AMPEynPwUADiT7ViKEU_R g。
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人物，赖祐萱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2020年9月 8日 ，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 。
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苏熠慧：《性别与劳动研究：理论、概念与启发》，《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1期。
苏熠慧、倪安妮：《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CX家政公司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
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孙萍：《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1期。
孙萍：《从“监控资本”到“关联资本”？中国数字平台的媒介化与组织化》，《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6期。
孙萍、邱林川、于海青：《平台作为方法：劳动、技术与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S1期。
孙萍、赵宇超、张仟煜：《平台、性别与劳动：“女骑手”的性别展演》，《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6期。
孙萍、李云帆、吴俊燊：《身体何以成为基础设施——基于平台劳动语境下外卖骑手的研究》，《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9期。
唐士哲：《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2014年第4期。
腾讯网：《骑手被要求注册为个体户？我国外卖个体工商户共183万家，占比超92%》，2021年9月16日 https：//new.qq.com/rain/a/20210916A03AVH00 。
提桶跑路总舵主：《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厂来解决制造业招工难用工荒？网友：没有用工荒，只有牛马荒》，2022年3月9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r4y1B7Sn？spm_id_from=333.999.0.0。
佟新、梁萌：《致富神话与技术符号秩序——论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劳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外卖怎么做：《以史为鉴，外卖发展编年史（宋朝—2014）》，2018年1月 12日，https：//mp.weixin.qq.com/s/kdh7U3ZLTPWCtAw8nUq_iQ 。
闻效仪：《累瘫了的劳动者不该“困在系统”里》，《中国青年报》2021年5月14日。
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汪润泉、周德水：《农民工在城市间“用脚投票”能否实现高质量就业——基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
王星：《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思考》，《社会》2011年第1期。
网易：《作为一名合格的配送员，这些话术你必须要知晓……》，2019年2月27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E8UEV44V05385E3V.html 。
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管理世界》2005年第8期。
吴瑞君、薛琪薪、罗志华：《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格局的转折性变化：2000—2020年》，《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夏莹、牛子牛：《主体性过剩：当代新资本形态的结构性特征》，《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项飙：《生活意义的构造须回归“常识社会学/人类学”》，《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肖索未、蔡永芳：《儿童抚养与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社会文化调试》，《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谢富胜：《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谢鹏远：《在线纠纷解决的信任机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新华网：《三问外卖骑手“个体工商户化”》，2021年9月 28日，http：//www.news.cn/2021-09/28/c_1127910481.htm。
新京报书评周刊：《开场：女性学者访谈》，新星出版社，2022年。
新浪科技：《外卖骑手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劳动保障岂能“甩锅”？》，2021年9月 23日，https：/ finance.sina.com .cn/tech/2021-09-23/doc-iktzqtyt7590069.shtml。
新浪科技：《饿了么：禁止以任何形式诱导和强迫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2021年9月15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9-15/doc-iktzscyx4342547.shtml 。新周刊：《世界外卖简史|原创》，https：//www.neweekly.com.cn/article/shp0329892704，2020年7月1日。
徐偲骕、李欢：《平台 V. S.用户：谁该向谁付费——数字平台与用户之间基于数据的经济关系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5期。
徐向东：《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投影——传媒再现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0期。
叶子婷、章羽、刘希：《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
余丽：《制造业人才缺口近3000万，亟需复合型人才》，《中国对外贸易》2021年第9期。
袁祖社：《“数字鸿沟”及其跨越：一种技术公共性重建的实践理性视角》，发表于“数字鸿沟：数字时代的代际与社会问题”研讨会，2022年4月17日。
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
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