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她是幸存者》
作者：[美]格蕾丝·赵
译者：陈磊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品方：后浪
副标题：见证一位女性荆棘的一生，书写命运巨轮下的普通个体！
丛书: 我身在历史何处
原作名: Tastes Like War: A Memoir
出版年：2024-06-01
页数：316
定价：58.00
装帧：平装
ISBN：9787522528052
编辑推荐：
“我身在历史何处”系列001
韩裔美国社会学者获奖非虚构力作
母女版《回归故里》
1. 一个女人，一位母亲，在历史暴力夹缝中的昂扬与坠落
——书写命运巨轮下的普通个体，见证一位女性的荆棘一生。
u 她是靠泡菜活下来的战争逃难者，周旋有度的酒吧女招待，
心怀美国梦的第一代移民，从容有致的“社区政治家”，
工作、养育两不误的妈妈，涉足荒野的“黑莓女士”和“蘑菇夫人”……
u 她也是自闭家中的幻听囚徒，镇上敏感的“疯子”，
不再与陌生人说话，不再接电话，不再出门，
不再做饭，不再进食，不再活动，不再生活。
u 她载沉载浮的一生，
始于殖民统治和战乱，
终于精神分裂症和几近无家可归的状态。
曾经坚韧、明媚的女人，何以衰零至此？
“我”写下这个故事，希望能理解：是什么“杀”死了她。
2. 一起吃饭的日子里，我开始走近妈妈伤痕累累的复杂心灵。
u 移民家庭中更为复杂的母女关系，两代亚裔女性的创痛与相遇。
* 她，一位“典型的”东亚母亲：
异国小镇艰难立足，含辛养育子女，
将一生的爱与乡愁，尽数灌注在食物中；
战乱中被迫失去的“纯真”和受教育权利，此生未达之理想，
延续为对女儿的深情期盼与托举
——“用你的头脑工作，而不是用你的身体！”
* “我”，一位小镇亚裔移民二代：
从被霸凌歧视，到求学布朗、哈佛，
继而成为社会学学者，成长之路皆是对母亲的艰难回应；
从被代际创伤困扰、被家庭耻辱桎梏，到直面伤痛，书写禁忌，
在勇敢质询中，寻回生命的自主性与尊严。
* 两位女性跨越历史伤痛的联结与再生，
一对母女在命运交织中的看见与相遇。
最痛苦的记忆，最温柔的爱，以食物串联的生命故事。
*“世界始于餐桌旁；它是雨中之屋，烈日下的伞；
是恐怖阴影中的藏身之处，是悲壮胜利的欢庆之所。”
【奶粉】母亲记忆中“战争的味道。”
【泡菜】“多吃泡菜吧，格蕾丝呀，我们是幸存者。你有能力忍受所有的一切。”
【蘑菇与黑莓】在努力遵循规则，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之外，母亲精神上渴求更多。
* “食物既导向同化、隔离和遗忘，也意味着纪念、联结、快乐和可能性。”
——“烘焙，对我母亲来说，是成为美国人的一种方式，是一种遗忘的方式。”
——“对我母亲来说，给他人做饭使得她能够超越自己的出身。
这是她生存的证明，是她对未来的希望。”
——“看望母亲就像在上烹饪历史课，遇见20世纪50和60年代的韩国。
在她人生最后那些年里，我们一起吃过的每一样食物一定都让她回想起自己的青春。”
3. 剖露共谋的沉默深处，被禁忌的家庭历史，被抹除的幸存者人生。
——一位社会学者追索精神分裂症和“慰安妇”真相的锋利思考
u 打破共谋的沉默。
“困扰人们的并非创伤本身，而是人们对创伤所秉持的沉默。”
u 诊断精神分裂症的的成因。
“精神分裂症讲述的是贫穷、暴力和身处失权位置如何将我们逼疯的故事。”
u 剖析精神分裂症患者面临的处境。
【偏见】对“精神分裂症”一词的避讳、彼时的难以确诊、精神健康护理的缺乏。
【刻板印象】事实上，绝大多数患者都没有暴力倾向，绝大多数暴力犯罪事件都是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所犯。
【并发症】为了治疗她的精神分裂症，她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疾病。
【用药】药物正在沦为一种监狱管控的工具。
【种族歧视】作为亚裔女性，她的病症在美国“不典型”。
u 写下来，驱散魂萦绕不去的历史幽灵。
* “耻辱本身就是一种用于迫使受压迫者闭嘴的政治工具。”
【慰安妇】
——“我的身体像一个夏天被遗忘的烂南瓜。”
——“她一定是被那些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多么渺小的信息吞没了——她不再被当作一个人，而是一个物件。这些信息来自她周围的人，来自韩国社会，甚至可能来自她自己的家庭。她逃离韩国，却只发现美国社会也在贬低她的价值。”
* 统治整个家族历史的话语禁忌给养了幽灵，驱除幽灵的方式是“将禁忌搬上舞台”。
【性工作自由】
——“美国女权主义者在争论卖淫是否能成为一种自由选择，
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来说，拥有‘不做妓女的权利’更为迫切。”
——“即便是纯粹为了生存才接受的性工作，也是一种反抗权力结构的方式，
如若不然，那种权力结构可能会让你去死。但在帝国主义的秩序下进行反抗，
与‘出于自愿而当妓女’却并非一码事。”
* “我”想通过书写来改变“慰安妇”的含义，“我”希望它不再是个耻辱的词。
那个女人，是位英雄。
内容简介：
我这一生中至少有过三位母亲。
在我的童年，母亲是迷人的派对女主人，是野心勃勃的“黑莓女士”和“蘑菇夫人”。到我的青春期，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成了幻听的囚徒。
逃过战乱，移民至美国，曾经坚韧、明媚的她，何以蜕变至此？我开始探索她精神痛苦的根源，希望能理解是什么力量“杀”死了她。
由此，我的第三位母亲诞生了。我不仅发现了是什么将这个女人打倒的，亦发现了她为之而生的是什么。追索的深处，是一段隐秘的家族往事，以及一代女性的飘零人生。
我收集起关于她和她们的碎片，写下这个关于幸存者的故事。
有些人希望将某些历史删除。但我知道，“生存从来不是天注定”，我必须为那些社会认为不值得为之流泪的人发声。
作者简介：
格蕾丝·赵（Grace M.Cho，1971— ），著有《韩国大离散中萦绕不去的幽灵：耻辱、秘密及被遗忘的战争》（Haunting the Korean Diaspora: Shame, Secrecy, and the Forgotten War），荣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10年度图书奖。她的作品见于在线杂志《新探究》（The New Inquiry）、期刊《美食》（Gastronomica）等。现为纽约市立大学史坦顿岛学院社会学及人类学副教授。
陈磊
自由译者，代表译作有《树语》《回家之路》《我们，被淹没的》《老友、爱人和大麻烦》等。
【正文】
献给我的所有母亲，
她们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养育了我，
也献给每一个声音未被听见的人。
为保护个人隐私，部分姓名与身份细节有改动。
被禁忌的，被抹除的
——中文版序
用我的挚友、本书人物之一的话来说，《她是幸存者》是为我母亲举办的一场“文学葬礼”。直至朋友说出这番话，我才完全意识到，在母亲六十六岁时突然不明不白地去世十三年后，我写作这本书，是在回应内心难以平复的伤痛，这伤痛不仅源于失去了母亲，还源于因未能恰当悼念她而产生的整体性挫败。是否该将母亲的一生公之于众呢，家人和我无法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不需要为她举办葬礼，”一位家人说，“因为没人认识她。”的确，在人生的最后十四年，母亲几乎不曾和家人以外的任何人有过交流。而在那之前，她的人生真相也曾被其他许多方式遮盖。她过去一直生活在阴影中，对我来说，这就更有理由让她的生命重见天日。
在母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本书记叙过的一些场景涌上了我的心头——在我的童年，母亲是个才华横溢、魅力超凡的人，这都是我们的生活被母亲的疾病彻底改变之前的记忆。悲痛之中，我开始记录这些记忆，以寻回那位我早已失去的母亲的一些往事。将零碎记忆整理成回忆录的过程，是公开悼念她的未竟事业，也是对“没人认识她”这种论断的一种回应。
从某种意义来说，《她是幸存者》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始于母亲去世的那一刻，而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它的创作历经了三十年岁月。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母亲过去未曾言说的创痛早已悄然渗入我的现在，但也有一些时刻，过去会迸入此时此地，标记出其他有可能的开端，以及我写作中悼念的其他死亡。
这样的时刻一次是在1986年，我的少女时代，当时母亲的病症已变得明显，这也象征着我儿时所了解的那位母亲的死亡。另一次是在1994年，当时我开始应对一个家庭秘密的显露，也即我母亲曾在国家支持的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的系统中工作。这一刻，关于我父母如何相识的家庭虚构故事终结了，我的纯真年代结束了。这些死亡催生了全新的探索和知识。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952—2021），美国作家、女性主义者，常小写名字的首字母来弱化自身作者身份、突出作品内容。——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二十三岁时，我开始了一项计划，试图将母亲的生命经历作为她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的背景进行了解，这痛苦主宰她的人生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如此之久。不久后，我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为了给母亲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她一直梦想着有个孩子能拿到哈佛学位。在哈佛，我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 的作品。她在论文《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的开篇写道：“我之所以会选择理论，是因为我很痛苦——我内心的痛苦太强烈，甚至到了我无法继续生存的地步。我在绝望中选择了求助于理论，希望能够理解——弄懂我周围及内心所发生的事……”读到这些字句的那一瞬间，我的研究开始呈现全新的意义。
也是在《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这门课上，我接到了一项写政治自传的作业。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写作母亲在美军营地的工作历史，以及我这个韩美混血儿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韩国出生的身世。调查她在韩国生活时期的社会状况，是我理解自身痛苦的一种途径。
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困惑，开始摸索她的历史与我的心理如何交织，这样的过程，加上阅读胡克斯作品的经历，的确构成了一种解放实践。借助理论（以及研究和写作）来理解我自身的状况，是我摆脱家庭耻辱桎梏的第一步，也让我明白：耻辱本身就是一种用于迫使受压迫者闭嘴的政治工具。
我成了贝尔·胡克斯的狂热读者，并且在一年后搬到纽约，拜她为师。在她的世界里，我接受了深刻的教育，不仅看清“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也了解到写作可以成为抵抗这种父权制的一件武器。她鼓励我深入探索我的家族历史，成为一名作家，勇敢生活。
她还在另一篇题为《选择将边缘作为激进开放性的空间》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的生活，取决于我们构想替代方案的能力，这类方案往往是临时构想出来的。从审美和批判性角度将这种经验进行理论化，是激进文化实践的一项议程。对我来说，这个激进开放性的空间是一个边缘地带——一个影响极大的边缘。将自身定位在这个地带，虽困难却必要。这里并非“安全”地带。人总是处于危险中……边缘性也是激进可能性的发生之地，是一个抵抗的空间。
这些观点使得我能够将自身的痛苦及疏离经历视作可能性，而不是缺陷，从而将之转化。在边缘寻找可替代的归属空间，并将其改造得更适宜居住，这成了我作为学者与作家的核心实践。
两年后，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不仅再次让母亲感到开心，也为我做家族历史研究提供了结构性框架。我的好奇心受愤怒、悲伤和被背叛感驱动，我将情感上的不适视作我的智性向导。一些教师对我的研究所呈现的私人化和“过于情绪化”的特质表示怀疑或不屑，但我拒绝服从社会科学领域的“客观”准则。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这个特殊的边缘地带让我备感孤独，直至我在另一位女性主义思想家，即帕特丽夏·克拉夫的课堂上找到一个激进开放性空间。她向学生们介绍了自传式民族志这一方法，说，其“目的在于对观察者进行个人描绘，这在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写作中通常是不被认可的……这样做是为了将民族志作者作为观察的主体—客体，从民族志作者的生活内部来探索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写我自身的家庭创伤，不仅是正当的社会科学研究，还能够使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去殖民化。
原文为“hypervisible”，指边缘群体的成员因为种族或其他身份而被过度关注，导致其独特的技能和个性被掩盖，反而不被看见。 我为与博士论文做的研究，后来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也为本书奠定了基础。我将重点放在“洋公主”这一人物形象上，字面意思即“西方公主”，但经常被译为“美国佬的妓女”，这群人成了萦绕在散居海外的韩国人心头的幽灵。这个形象在韩国可谓过分可见 ，但由于性工作所关联的羞耻感，或者由于其存在有损韩国和美国为自身及对方构建的叙事，她被一次又一次地抹除，或者被推入阴影中。无论是讨论朝鲜战争及其影响的地缘政治话语，还是与移民及美国韩裔相关的社会学论述，都抹除了她的存在，尽管她在其中意义重大。她往往是家人移民美国的第一环，因此也是美国韩裔的中坚力量。可即便是在这些没有她就不可能存在的社区中，她也是人们躲避的对象。美国韩裔家庭通常将这些女性称为“可耻的家庭秘密”。事实上，家庭正是抹除这些女性的最大力量之一。
我认为，这个人物形象会被阴影笼罩，是由层层叠叠的集体幻想导致，但她所代表的，是从1945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美国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约一百万真实存在的韩国女性，还有嫁给美国男人并且移居美国的十万万韩国女性。作为这一系列抹除动作的对象，“洋公主”的形象，以及和我母亲一样的女性被压制的历史，留下的幽灵般的踪迹将会潜伏于下一代心中。
即尼古拉·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1919—1975）和伴侣玛丽亚·托洛克（Mária Török，1925—1998），两人为匈牙利裔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代表作有《外壳与内核：精神分析学的复兴》（The Shell and the Kernel: Renewals of Psychoanalysis）等。 我的第一本书用了亚伯拉罕与托洛克 作品中的一个概念，即跨代困扰，作为理论框架。这两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学家曾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成年子女进行研究，此概念指出，一代人无法言说的创伤，会变成幽灵留存在下一代的潜意识中。困扰人们的并非创伤本身，而是人们对创伤所秉持的沉默。“统治整个家族历史的话语”禁忌，给养了幽灵。
亚伯拉罕和托洛克认为，驱除幽灵的最佳方式是“将禁忌搬上舞台”。说出这些禁忌话语，并将其从能对一个家庭的潜意识造成严重破坏的秘密地窖，搬到公共舞台上进行表演，由此秘密的重量就会被分散给所有观众，这样一来，不管是经历过初始创伤的父母一辈的意识，还是继承了这些无法言说的秘密的子女一辈的潜意识，都能够卸下重担。幽灵也便丧失了伤害的能力。通过写作，我相当于在举行个人的驱魔仪式。
这份工作解放了我，最终也解放了母亲。在我开始向母亲分享第一本书的那一刻，母亲也开始表达将书拿去出版的愿望。也就是说，她表达了她想卸下自己长久以来蒙受的沉重耻辱，减轻自己承受的秘密负担的愿望。但对于那样一种自由，我的家人并没有都做好迎接的准备。
我希望用出版作品的方式，来“将禁忌搬上舞台”演出，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和那些想继续掩埋过去，尤其是我母亲的过去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们还希望继续隐瞒我母亲当下的秘密，也就是她的精神分裂症。2005年前后，在我写作第一本书之时，某位家人向我保证，如果以后他们的孩子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到我母亲的真相，他们就会四处宣扬我“是变态，是骗子，是神经病”。我若是想出版，那他家就不再欢迎我，我也不能再和他家孩子有任何联系。我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沉默，要么断亲。我选择的是断亲，甚至改掉名字，进一步与他们拉开距离，退到离原生家庭更远的边缘地带。在那里，母亲是唯一支持我书写的人。我最重视的，也是她的意见。
虽然写作的后果为我带来了终生痛苦，但做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并不困难。羞愧与耻辱已经主宰了我家族中如此多的人，但我不会再为其所困了，坚定地说出并感受到这一点，赋予我极大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也不会再被那些要求我粉饰母亲生活的人挟持。
将近二十年前反对我出版第一本书的家人，现在又继续否认这本书所依据的最基本、最容易核实的事实：我母亲在韩国曾经是一名性工作者，父亲曾是一名美国商船船员，母亲被确诊患了精神分裂症，我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为她做过韩国菜。也正是这些家人，希望不要为我母亲举办葬礼。我们早已被分隔在鸿沟的两岸，该如何纪念母亲，真相该揭露到何种程度，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永远存在分歧，但我不需要获得他们的同意。
这本书，以及我以学者身份出版的前作，都是我个人探索的一部分：我想要剥开包裹家族历史的层层幻想，纪念母亲，她比加诸她身上的矮化标签伟大得多。这本书是我将痛苦理论化的毕生结晶，这里的痛苦，不只是个体经历，也是深陷其中的个体与世代、地缘政治暴力与系统性压迫的历史残留。
曾经，我只能孤军奋战，但《她是幸存者》在美国与韩国出版后，母亲在韩国的一些亲人读到了我的作品，都站到了我这一边。这让我有机会和一些人建立起联系，他们对我母亲的了解是我从未有过的，而这本书也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搭建了一个仍在不断扩大的网络，读者们现在能够将我母亲作为一个复杂的人来认识，从她身上看到自己、他们所爱之人，或者他们自身所处的更为壮阔的历史图景。我希望你也能从这个故事中发现自己的影子。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你也能和我一起，认识、缅怀和悼念那些社会认为不值得为之流泪的人。
2024年1月
序言
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976
我今年五岁，正同家人一道走在主街上。平时总冷冷清清的市中心，此刻到处都是气球和彩旗，一支军乐队轰鸣而过。“今天是美国的两百岁生日。”一位留着短鬈发的老妇人说着，递给我一根红白蓝三色的冰棒。我想，给一个国家过生日真有意思，不过我太小了，不明白爱国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身为美国人和美国亚裔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在东南亚发生的激烈战争、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僵持战，也不知道亚洲移民同美帝国主义及打着反共产主义旗号屠杀了七百万无辜者却被严重错误地命名为“冷战”的那场战争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
我只想着舌头上冰甜的化学味道、顺着手指滴落的黏稠糖浆。一路推挤着穿行在狂欢人群之中时，我用干净的那只手紧紧抓着父亲的手——我父亲，一个农民出身的商船船员的五十七岁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出生和成长于奇黑利斯。他娶了我母亲，那个外国女孩、瓷娃娃、战争新娘、他从第三世界韩国拯救的美丽莲花。
她留着及腰的黑发，这透露出她在努力将自己打扮成西方女人，她穿的是露背上衣、短裤和平底凉鞋。在全是白人的人群，她那被阳光晒过的棕色皮肤尤为显眼。母亲很突出，因为她是东方人。
接下来，有那么一瞬间，她从欢庆的氛围中抽离出来，周围的喧闹或刺眼的阳光令她露出稍显痛苦的表情。虽然时年五岁的我尚不懂得身为外国人意味着什么，但也能看出她的格格不入，那或许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场派对。
我这一生中至少有过三位母亲。
第一位是童年时期的母亲。我崇拜和敬佩她，我美丽的妈妈。她是一位富有魅力且悟性很高的社区政治家，总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以争取在我父亲乡下的故乡获得认可，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也让她的孩子们过上了更有价值的生活。食物是她的第一道防线，用以抵御我们身处的白人工人阶级社区的集体无意识中那无所不在的对他者深刻而持久的恐惧。她拥有成为社交变色龙的天赋，既是一位魅力超群、令人向往的派对女主人，能向美国乡邻介绍韩国的异国风味食物；也是一位能让每个踏入她厨房的人都吃饱的热情厨师；还是一位为整个镇子提供野生食物的坚强无畏的食材采掘者。
为他人提供食物是她的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她学着在那些总是而且只将她视为外国人的乡邻中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既是一种照顾他人的姿态，也是一种反抗的行动。而在重复这些行动的过程中，她创造了自己的价值。
到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已经开始蜕变，就像蚕蛹长出了翅膀那般。她把曾经光亮的长发剪得很短。她每次剪头发时，就像有黑色的雪片落在我们的白色餐桌上，她总会说，“剪短发方便多了”。省事的发型搭配自制的宽肩西装，这个造型表达了她对于成为职业女性的渴望，不管她的实际工作报酬和地位有多低。她用自己赚的钱资助亲人来美国，同时支持留在韩国的其他亲人。这期间，我父亲每年有六个月要在太平洋上航行，她只能当一个半工半薪的单亲母亲。出于需要，她已成为我们家庭的支柱。
之后，她精神崩溃了。
她对地方和国家政治的兴趣迅速发展成“夸大妄想”和“偏执”。她脑子里全是罗纳德·里根的阴谋诡计，没有余力去想食物的事。储藏室中存货的缩减或许是第一个信号，是精神躁动的前奏。在未来的几年里，这种躁动将让我们的花园变得荒芜，让我们的橱柜一片空荡。
1986年，我十五岁，她患上了精神科医生所说的“炫彩精神病”。“炫彩”。用这么美丽的一个形象来形容这种恐怖病症。我的第二位母亲是从一片花田里绽放出来的。
在这本书中，我会使用“发疯”（mad，形容词）和“疯狂”（madness，名词）这两个词来指代那些不符合精神病学教条的人的行为，教条认为，幻听总是，而且只是一种“疾病”“紊乱”或“功能障碍”，但我也会使用“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这两个术语。Esme Weijun Wang, The Collected Schizophrenias (Minneapolis, MN: Graywolf Press, 2019), 50. 这是我青春期和成年后早期的母亲，她在我的意识之中赫然耸现，都盖过了我童年的另一位母亲，让我蜷缩在角落里，倒不是因为她有暴力行为，而是因为我虽然从没见过任何疯子，却不知何故内化了那种将疯狂等同于危险的刻板印象。 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被视为最不正常的社会成员……无家可归……不能预测……
我害怕自己的母亲，但更害怕自己有可能会失去她，因为她成了幻听的囚徒，幻听让她不再去做过去习以为常的事：不再与陌生人说话，不再接电话，不再出门，不再做饭，不再进食，不再活动，不再生活。
而我确实失去了她，她陷入某种死亡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她退出了社会，在那种死亡中，社会让她变得毫无价值、可有可无。抹除她的人格，尤其是母亲身份的，是一种刻板印象。因为精神病患者被视为没有爱与被爱的能力。
我这位已从社会上死亡的母亲一连好多年都坐在沙发上，窗帘紧闭，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这位母亲幻听到的声音告诉她，她要隐形，要将自己变得小小的，坐在黑暗中，尽可能地减少进食，不要被外面的任何人看见。这就是我成年后的母亲，围绕着她，我才得以发展出成年人心理，是我不能任其消失，但也尚不能完全接纳的母亲。
指日本历史上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二战战败之间的时代，这一时期天皇是实权掌控者，日本以帝国为国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强迫清朝废止与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1897年，朝鲜国王称帝，建立大韩帝国，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半岛成为日本殖民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分别为美苏接管。 她像是听从了排外主义者“滚回你的国家”的叫嚣，但因为她的来处并不那么容易找到，也就相当于她没有来处。她是个出生于帝国时代 的日本的朝鲜人，父母都是被强迫劳动的劳工。战后，她回到了半岛，那时半岛已一分为二 ，被日军占领，战争已将它蹂躏得千疮百孔。后来，她又因与我的美国父亲睡觉获罪，流亡到了海外。她向内的退缩似乎将她带回到那些冲突的发生之地，这让她想消除自身的存在，消失于虚无之中。
但我们移民前往的小镇不是避难所，而是另一个存在专横暴力的地方，在那里，被拯救的人必须持续为所谓的获救付出心理代价。让她成为美国人的城镇也是导致她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地方。
我十五岁那会儿为母亲的精神分裂症寻求解释时，找到的答案都说她的脑子坏了，说那不过是基因缺陷造成的。即便在那时，我也知道她的疯狂不光有一种成因，尽管我还无法理解其他成因是什么。七年之后，我开始寻找造成这种疯狂的确切成因，而这项探寻将推动我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展开的研究。
开始通过写作让母亲复活这一项目时，我只有两位母亲，即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前的母亲和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后的母亲。虽然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找回第一位母亲，但我希望至少能理解是什么力量杀死了她。
我研究与写作的十年历程，始于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初，终于我第一本书的完成，正好与我为她做饭的那段时间吻合。我当初之所以会选择用学术方法来研究个人，是因为我感觉这是个可供冒险的安全与熟悉的领域；另一方面，做饭却一直是我的禁地，是一种偏航，远离了母亲为我设想的成为学者的真正使命。但最终，做饭成了我关于过去的教育中一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
每当饥饿感得到满足，她都会向我展示养育过我的第一位母亲的闪光点。这也反过来滋养了我的希望。我继续在我阅读的每一本书、烹煮的每一顿饭里寻找她的影踪。在试着了解她是如何从第一位母亲变成第二位母亲的过程中，第三位母亲诞生了。
第三位是我三十多岁时的母亲，她逐渐接受了我为她做饭，开始教我做外祖母曾为她做过的食物。慢慢地，通过吃这些食物，她找到了回家的路。通过烹煮她儿时的食物、了解她的早年生活，我也找到了一条路。
我不再被把她当成疯女人的想象所束缚，而能够将镜头拉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她。这位母亲允许我调查她一直向我隐瞒的过去，这也使得我能够想象她在成为我母亲之前的样子——少女时代的她，生活在朴正熙政权统治的战后韩国，那是美国军事霸权崛起的年代，她在一处美国海军基地工作，向美国军事人员兜售饮品，可能还有性。虽然促使我开始研究的动力是第二位母亲，但支持我完成研究的其实是第三位母亲。
在开展学术工作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许多声音——学者、活动家、平民和参战者皆有的朝鲜战争幸存者，处于被迫与自由选择之间不同位置的性工作者。与母亲一起做饭和分享食物时，我开始倾听她的声音，那些人的声音也由此被放大了。
为她做吃的拉近了我与她的精神分裂症的距离，让我听到了她幻听到的声音。我渐渐开始明白，这些声音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而是她的一部分，它们或许源于一段被压抑的暴力家族历史，这段历史正在寻找一位证人。它们可能自始至终都在第一位母亲的心中。缄默不语，饥肠辘辘，蛰伏在她心中，准备在未来留下破碎历史的痕迹。通过与她幻听到的声音交流，我学会了不再害怕它们，开始倾听它们必须要说的话。
玛吉·尼尔森（Maggie Nelson，1973— ），美国当代诗人、非虚构作家，著有《阿尔戈》《蓝》《简：一桩谋杀案》等作品。Maggie Nelson, The Argonauts (Minneapolis, MN: Graywolf Press, 2015), 114. 完成第一本书后，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再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但她的早逝唤醒了新的记忆，这需要我把它们变成文字。正如玛吉·尼尔森 在谈论讲述她姑姑的谋杀案的诗集《简：一桩谋杀案》时所说：“我不仅写了那本诗集，还意外写了一本续集《红色部分》，由此才解开了这个心结，把条条线索交给了风。” 这本书，也是一本意外的续集。
矛盾的是，让母亲重新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正是她的缺席。我悲痛不已，许多早已被遗忘的记忆都被唤醒了，这些记忆被埋葬在她的疾病重压及我花了十年去研究的创伤性历史之下。在这些记忆中，第一位母亲迷人、能干且惊人地高效，或许与刻板印象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截然不同。在这些记忆中，食物总是居于最显著的位置，无论是作为快乐之源、收入之源，还是更为基本的谋生手段。在回溯吃饭场景的过程中，我不仅发现了让她精神崩溃的原因，也找到了让她活下去的动力。
我想把母亲的碎片收集起来，编织成一个关于她幸存的故事。我想通过写作让她复活，让她的遗产留存在书页上，并以此来发现我自己的遗产。
第一部 分
我们这些
被打上恐惧烙印的人，
仿佛额头中央有一道浅浅的皱纹，
喝着母亲的乳汁就学会了恐惧。
因为强权者希望
用这种武器，
这种能给他们些许安全感的幻觉，
让我们闭嘴。
我们这些人，
这一刻，这场胜利，
生存从来就不是天注定。
太阳升起时，我们害怕
它可能不会常在。
太阳落山时，我们害怕
它早晨可能不会升起。
肚子饱着时，我们害怕
消化不良。
肚子空着时，我们害怕
再不能进食。
被爱时，我们害怕
爱会消失。
独处时，我们害怕
爱会永不归来。
说话时，我们害怕
话语无人听见，
也不受欢迎。
但沉默时，
我们依然害怕。
所以还是发声吧，
记住
生存从来不是天注定。
“A Litany for Survival.” Copyright © 1978 by Audre Lorde，摘自《奥黛丽·洛德诗集》，奥黛丽·洛德著。经诺顿公司许可使用。——原书注 ——奥黛丽·洛德，《生存的连祷文》
1. 战争的味道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2008
我最后一次走上楼梯，走进我母亲那间她非“绝对必要”决不离开的单间公寓。
她不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公寓，也很少看到里面窗帘拉开的样子。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门倾泻而入，照亮了房间里的每一样物品。她真的走了。
奶油色的沙发变成了灰色，坐垫中央的部位磨损了，她的皮肤接触过那里的布料。
沙发上的污渍，是她突然离开所留下的明显印记。阳台苦涩地提醒着，她没有能力走出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这间公寓是爱与孝顺的结果。2001年，我哥哥和嫂子将家中车库楼上的办公室改造成了一套奶奶公寓，这样一来，我母亲就能拥有一个永久家园。
母亲的一生由一系列流离失所组成，始于殖民统治和战乱，终于精神分裂症和几近无家可归的状态。虽然她从来没有一天无房可住，但她的情况很不稳定，总是辗转于一个个临时住所，没有自己的居所时，就与哥哥或我同住。
他们制订了细致入微的装修计划。建筑法规不允许增设完整的浴室，他们便装了一台淋浴器，带一个小木凳，好让她能坐下来。法规也不允许设立厨房，但他们安了不锈钢水槽、大理石台面、小冰箱和案台电器，将那个不是厨房的区域改造成了一个能实际运转的做饭空间。
他们用了十几种深浅不一的白色家居用品来布置和装饰公寓——沙发、墙壁、地毯、床上用品，还有厚重的落地窗帘，窗帘外是风景如画的阳台，从那里能俯瞰一片占地一英亩的草坪，周围被树林环绕。她最爱的一直是中性的大地色系，如米色、象牙色、灰褐色——那些颜色让我想起曾在父亲那边的美国远亲家餐桌上见过的砂锅奶油蘑菇。对我母亲而言，这些颜色是“高级”的，是她一直向往但从来未能抵达的一个地位。
她搬去那里的时候，是她抱病在家的第八个年头。如果她真的永远不会离开那地方，那她至少会喜欢那里。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喜欢那里，虽然她的确说过那里“还不错”。无论如何，那里肯定比我纽约公寓里的客房要好得多，我的公寓装修期间，她在客房住过七个月。我的公寓外面没有田园风光，里面也没有漂亮的配色。相反，里面都是明亮的撞色搭配，还有别人用旧的二手家具，外面则是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上拥堵的交通景象。
我嫂子对那个阳台赞不绝口，好几次她告诉我，那间公寓空间上的不足，在魅力上都将得到弥补。
“我们要在外面放一个喂鸟器，外加一套漂亮的小桌椅。”她说着，将一绺金棕色头发拢到耳后。她在东北部住了十年，拉长调子的阿肯色州口音依然很明显。
“她不会出去的。”我说。
“那可说不准。至少她可以看孩子们在后院玩耍。”
她的笃定让我对自己的悲观产生了怀疑。也许吧。也许，我想，如果有人拉开窗帘，她会往窗外张望。
我母亲只拉开过那扇滑动玻璃门一次，但她其实并没有踏足而出。搬进那间公寓后不久，她将我当时八岁的侄女挑的作为乔迁礼物的一盆花放在了阳台上。整个冬天她都将花放在那里，让它们等死。
“那可是孙女送她的礼物！她为什么要那么干？”我嫂子生气了。她认为那是一种不尊重或粗心大意的行为，或者至少也是她精神状况不断恶化的另一个信号。
“很难知道她在想什么。”我说。但我对母亲的动机感到好奇，下次见她时，我问起了花的事。
“妈，你怎么会把那些花放在外面？是不喜欢吗？”
她看起来恼了，冲我摆了摆手，像是要把我的问题赶走。但停顿良久后，她给出了回答。
“因为名字。我恨那个名字。”
“为什么？那是什么花？”
英语中，“仙客来”（cyclamen）与“循环”（cycle）发音相近。 “仙客来。听着像‘循环’。” 她皱着脸，像是很讨厌的样子，但当她重新开口时，声音听起来仿佛就要哭出来了，“我厌倦了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我希望事情能够改变。”
恶性循环。暴力的循环。我一下子联想起自己的研究及想象中的家族历史。
我的记忆闪回到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吃完晚饭正一起看着电视。这时正在播放一则香皂广告，画面中有个淋浴的女人在涂香皂泡沫，镜头对准了她的手和裸露的肩膀。我母亲别过脸去，不看电视，还用手捂住了眼睛。她眼中有一种空洞、疏离的神情，反应早已迟钝。但即便是可能出现裸体的暗示也会让她感到不安，不忍观看。
后来，我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一个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朋友。“一则香皂广告而已？”她说，“那其实是某种心理创伤。”
我看着外面的阳台，想起了那盆仙客来，想起了循环。
也许所谓的循环，指的是她孤独年月的无情重复，生活被缩减到只剩尽可能少的几项内容：
早上六点下床，站在水槽边吃早餐，包括原味吐司、苹果汁和速溶咖啡。服药。去卫生间、冲马桶、洗手洗脸、刷牙。坐在沙发上，看日光开始照进窗帘的缝隙。打开厨房的百叶窗，只为向我嫂子传递信号，她需要某件物品。如若不然，就一直关着。看时钟的指针慢慢旋转，直至中午十二点。起身吃午饭：如果嫂子或我放在冰箱里的饭菜吃完了，就吃泡面或花生酱三明治。重新坐在沙发上，发着呆任更多的时间流逝。下午五点起身，晚餐吃同样的食物。洗碗。再坐一会儿，等到太阳下山。重复浴室的例行程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至午夜时分入睡。
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