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哥哥和我匆忙赶来，围坐在厨房角落贴墙摆放的白色长方形餐桌旁。桌子只有两条边是可以坐人的，所以我们不能面朝彼此而坐。我坐在靠近炉灶的一端；父亲坐在壁挂式电话下方的另一头，电话是与电器相配的芥末黄色；母亲坐在中间。哥哥坐在桌子的短边上，我们一家人形成一个L形。
母亲站在炉灶旁，将牛排盛在康宁牌的白色餐盘上，我们其他人则坐在橡木矮凳上。“只盛一次，不算爱。”她说着，将一大堆米饭和蘑菇盛在肉旁。换句话说：如果我只给你盛一份，那意味着我给你的爱不够。那是她在用餐时间的口头禅，是她阻止任何人抗议双份食物的方式。不言自明的规则是，我们要通过吃饭来报答。我看着自己的餐盘，想着我怎么可能吃掉那么多，不过我总有办法吃完。
一开始的几分钟里，我们谈的都是饭桌上的话题，父亲问哥哥和我这一天在学校做了什么，然后告诉母亲食物很美味。母亲不说谢谢，而是说“我知道”。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忙着吃东西，几乎不再说话。相反，进食的时候，伴随我们的是刀叉碰撞声和安装在餐桌上方的长条形荧光灯的嗡嗡声。快吃完时，母亲会打破沉默，起身端来更多米饭和蘑菇。“全部吃掉吧，剩菜不好。”如果有人拒绝，她会笑着给出固定的回答：“只盛一次，不算爱。”
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会重演，只不过她会用调过味的豆芽和蕨菜做石锅拌饭，第三晚是意大利面和肉丸配沙拉，再下一晚是科尼什鸡和烤根茎类蔬菜。有时如果父亲出海了，他的椅子会空着，到我十一岁时，哥哥就离家去上大学了。即便靠墙摆放的白色富美家餐桌旁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用餐，我们依然会并排坐在一贯的位置上，她会喊“晚饭好了！”，哪怕我就站在十英尺外，而且她会催我多吃，再多吃。
在我还小，被母亲做的食物喂得饱饱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我们家用餐仪式的意义，也从未想过除了是母亲的母职义务之外，做饭还可能有任何其他意义。或许只有父亲完全理解母亲所做的一切。他知道这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表明她经历了多少磨难——他们两个经历了多少磨难。
虽然父亲年轻时的生活都是围绕着生产食物展开的，但他从未说起过去什么时候有人精心为他准备过食物。每次谈及早年有关食物的记忆，都是关于苦难的。“我如果对食物不屑一顾，就会挨鞭子。不管餐盘上盛的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吃。”
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那家人的困境反映的正是大萧条时代的艰辛。“他们如此绝望……”他的声音绷得很紧，但他勉力说完了剩下的话。“他们不得不吃掉自己的狗。”他说完最后几个字，泪水夺眶而出。这么多年过去，他回想起那种饥饿的感觉，依然感到痛苦，我总是会想，故事中的那户人家是不是他自己家。
他航行至韩国，遇到母亲后，发现了一片新天地。母亲做的食物是联结父亲曾去过之地的纽带，是一根魔杖，让他能够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在他舒适的家中就能品尝异国风味。除了他最爱的美国食物，母亲也让他吃辛辣爽口的韩国食物。当他想回味果阿之旅时，他就给母亲一包香料和一份食谱。母亲做出了一道香喷喷的椰子腰果咖喱鸡，这道菜很快就进入了她不断丰富的食谱。她会尝试新的食谱，周末烹煮爽心美食，节假日制作丰盛的大餐。她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也许她烹煮的食物让父亲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
对我母亲来说，这样的饮食方式代表的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为他人提供食物使得她能够超越自己的出身。这是她生存的证明，是她对未来的希望。上大学后头几次回家，是我最能体会到母亲的食物代表爱的时刻，那时她已经为“美国大学的人”有没有为我提供充足营养担心了好几个月。从我看到父母两人都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等我的那一刻起，亲情就开始喷涌而出。在打招呼和拥抱我之前，在问我航班如何或者我在学校怎么样之前，她的第一个问候是伸出一只手，递给我一个剥好皮的橘子。“给，吃吧，我做了糯米糕，”她说着，扬起另一只手中提的装有糯米糕的袋子，“你可以在车上吃。”
但很快——可能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回家之后——就没有了剥过皮的橘子，母亲也不来机场接我了。
“妈妈呢？”她第一次没来时，我问父亲。
父亲恼怒地发出一声长叹。“我不知道！你母亲做任何事，我要是还知道是为什么那真是活见鬼了。”
回到家中，我看见前院里的树桩，是母亲几个月前不知为何砍倒的老橡树的遗迹。我记得父亲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过这事：她把所有树都砍了！她究竟在想什么？
在通往前门的步道两边，灌木丛稍显杂乱，地里钻出了杂草。我走进房子，穿过餐厅进入后面的客厅，发现她坐在米黄色的沙发上。她说了句你好，但没有起身，所以我抱住了仍坐在原位的她。
我看到食品储藏室里只剩下几罐落满灰尘的果酱，冰箱里几乎是空的。房子里可以说没有食物。
上门福利餐（Meals on Wheels），指由政府资助的为老人、病残人士提供的上门送餐服务。 母亲一直只吃最简单的米饭和泡菜为生，可能再加一道蚝油菠菜，或者用大酱炖的青辣椒做配菜。“大酱是用大豆做的。那就是蛋白质啊，你看。”当我告诉她，我会担心她营养不良时，她说道。她偶尔会出门去吃汉堡王，犒赏自己一个带奶酪的双层皇堡，但她已经不再为父亲做饭了。父亲靠意大利面、罐头汤、蒸蔬菜和“上门福利餐” 过活，他既是该组织的司机，也接受一天结束时组织里剩下的饭食。
因为父母一直都吃得不好，我便去西夫韦超市买了许多杂货，包括我打算当晚烤的猪肉和土豆。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做，但我以前看母亲做过许多次，知道要如何给肉类调味和预热烤箱。我还会做沙拉：剁些卷心莴苣、番茄和黄瓜，浇一层瓶装沙拉酱。然后父母和我并排坐在厨房餐桌旁，吃我做的饭。
“味道很好。”父亲说的是猪肉。
“抱歉烤过头了。”我说。
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只说了几句话，母亲却一直没有出声，眼神一片空洞。我想听到她的声音，这种渴望越发放大了日光灯的嗡嗡声，以及我们三个咀嚼、吞咽和大口喝水帮助吞下肉干的声音。这顿无声的晚餐让我想起童年时的饭桌，但这顿饭的前后没有母亲“只盛一次，不算爱”的欢快埋怨。我意识到，她曾经多么喜欢将做饭作为一种交流方式，而此刻她的沉默让她看起来像个幽灵。尽管她就在眼前，我能听见她进食的声音，甚至能闻到她的衣服散发的白色香肩香水淡淡的丁香花香，但我依然觉得，她远在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世界。我终于发自内心地意识到，我曾经的那个母亲已经不在了。只盛一次，不算爱。一部分的我想说这句话，但我不曾赢得取代母亲成为家庭厨师的权利，我也无意争取。我希望那句话属于她，而且只属于她，如果我不说，那她或许还会回来。此外，我做的食物并不算成功，所以我只是清理了桌子，洗了碗碟。
“谢谢你，亲爱的。”母亲回到沙发上的老位子去了，父亲对我说道。那是我第一次为父母做饭，也是我将为母亲做的上千顿饭的第一顿。
从那以后，我每次回家看他们，都会在家里承担起做饭的职责，但母亲从未对我做的食物发表过任何意见。我不确定她的沉默是因为她想浇灭我对做饭的兴趣，还是因为她的头脑已变得太混乱，对食物毫不关心了。一开始为她做饭的尝试，总是会让我痛苦地想起她的不幸，这也让我开始怀疑，情况是否能够改变。
在她第二次自杀未遂之后的某一天，这时她已从新泽西搬回奇黑利斯，她开始去奥林匹亚看治疗师，那座小城位于奇黑利斯以北三十英里处，5号州际公路沿线。治疗师是全博士，也是一位从韩国移民来的女性，是十五年来我们家族以外第一个与母亲有过交谈的韩国成年人。“我觉得我真的能和她交谈，”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乐观色彩，“她不像是治疗师，更像是我的好朋友。”她的话让我热泪盈眶，多年来，我第一次敢于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
但是，在她开始带父亲一同做伴侣咨询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在治疗师办公室那个私密空间里，父亲重新感觉到自己是被倾听和观看的，于是开始渴望获得治疗师的关注。他开始在母亲不在的情况下与全博士见面，有时还是在办公室之外。
母亲放弃了治疗，可能是发现有情况就没再去了。我不确定父亲与全博士的关系是否涉及性，但他们的确发展出了私人关系。他定期与全博士见面，给她钱作为礼物，并且毫不掩饰他已被她吸引。事实上，父亲还厚着脸皮吹嘘过他们的友谊，有一次还让我把我发表的第一篇期刊文章寄给全博士，仿佛她是母亲的替身，母亲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文化水平来阅读我的文章。我对这个提议很反感。
“不可能！我不想跟她有任何关系！”
“好了，好了。你这是做什么？她是个好人。”父亲说。
“你跟我开玩笑吗？她是妈妈的治疗师！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做是合适的？她跟你保持关系完全是不道德的。”
相比于愤怒、背叛和厌恶，我感到的更多是一种巨大的挫败。我从未跟母亲提及这段婚外情，但我敢肯定，那件事一定摧毁了她对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脆弱信任。这么多年过后，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再一次，她的精神健康轨迹将一直并且只会下坠。
嫂子依然是家里对母亲的处境影响最大的人，她是促成事情发生的人——横跨国土的搬家，看心理治疗师——也是信息仲裁人。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是她自己承担的角色，还是哥哥请她做代理人。不管怎样，只要有任何新进展，几乎总是她向我透露。
1997年年底，当时我在去看望父母的路上，她提醒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再度恶化。这次的新闻是家里一直有只老鼠在四处乱窜。“你爸爸说，她觉得那是个宠物。”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因为父亲有喜欢添油加醋的倾向，时不时会犯糊涂，嫂子又习惯于夸大母亲的一些行为，因为她觉得我不把它们当回事。事实上，有些时候，我的确没有理会她的提醒，因为我害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刻板印象——危险且难以预测——进行验证，我害怕自己的恐惧。
我忘了嫂子说的那只老鼠，直至有一天，我发现父亲在用吸尘器清扫沙发后面的位置。
“爸爸，你在做什么？”我担心他用力过猛。
Ann Olson, Illuminating Schizophrenia: Insights into the Uncommon Mind (Newark, NJ: Newark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Publications, 2013), 27. “该死，都是你母亲！她有一只宠物老鼠，它住在沙发下面。她把各种垃圾都往后面扔，给老鼠吃。”“垃圾”这个词他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他努力挪动家具的时候，也在一边叹气一边抱怨。我帮他挪动沙发，看见有老鼠屎，还有瓜子壳、面包屑和干苹果皮。老天哪，是真的，我心想。也许投喂老鼠与“怪异的妄想”有关，那是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中列出的症状之一，与“非怪异的妄想”不同，但并没有现实依据。那只老鼠对她有什么意义？她是不是就像那个相信他的“猫咪钻到冰箱后面，就进入了另一个宇宙”的男人？
那天晚上，我对母亲说：“所以，我听说你有一只宠物老鼠。”
“是吗？”她听起来很恼火，“你父亲有没有告诉你老鼠是从哪里来的？”
“呃，没有。”
“是他买给他的猫玩的。结果老鼠跑了，我一直在喂它。”
“你给它取名字了吗？”我问，试图辨别她是不是真的把它当宠物。
“嗯。我叫它Bol-jwi。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是‘聪明的老鼠’。聪明到能够摆脱那只猫……我小时候，母亲经常叫我Bol-jwi。哎呀，我快窒息了。我想我母亲啊。”她的笑容很淡，眼神游移不定。
虽然我一开始同意嫂子的说法，认为老鼠是个糟糕的信号，但我又仔细考虑了母亲的处境。她是个隐居者，可能把宠物当作了陪伴，所以那只老鼠在她的沙发下避难后，她选择照顾它，而非将它送回父亲原本为它安排的残酷命运。和她一样，这个脆弱的小东西也是个幸存者。她认同它是因为，她还在哀悼我的外祖母，而外祖母以前经常唤她“老鼠”。这完全不是什么“怪异的妄想”。不过，那毕竟是一只放养的啮齿类动物，没有笼子的话，旁人的确无法认同我母亲的逻辑和同情心。笼子能清楚地划分理智与疯狂、害兽与宠物之间的界限，但母亲许多年来一直没有好转，无法离开房子。谁知道她会不会把它关进笼子里？或许有一只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动物存在，能让她感受到一些小小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之所以会把老鼠事件看作她精神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标志，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老鼠重新点燃了她喂养另一个生命的渴望。如果母亲心中仍有那种渴望，那她或许仍有一些斗志。
我回想起我们的家庭聚餐。那是父母二人都强制要求的团聚时间，但他们谁都没有把它当作对话的机会。我们座位安排的尴尬，反映了我们吃饭时很少对话的尴尬。我开始看到沉默中流淌的气流，它们全都流回母亲的早年生活，以及她不愿、不能谈论的那些事情。我想要拼出一篇连贯的叙事，但我又该如何表达她不能言说的事情？我只能紧紧抓住她能说的那些事。只盛一次，不算爱。她站在家里芥末黄色的炉灶前，为我们的餐盘盛满食物，这样的记忆中有某些东西激发了我进一步去了解的渴望。在我的意识表层下，沸腾的是关于母亲的某些尚不完善的故事，我需要将它们讲述出来。从前是谁在为她提供食物？现在又是谁在为她提供食物？如果食物是爱，那么即将挨饿的经历是如何剥夺了她的心灵与思想的？我已经见识过她的食品储藏室中食品匮乏，但了解依然不足，无法问出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爱意的匮乏是怎样的感受。她有多少年不曾被人类的触摸所滋养？我和哥哥的拥抱是不是她一年到头能感受到他人体温的仅有的几分钟或几秒钟？我也可以向父亲提出同样的问题，但他会通过向镇上的几个年轻女人购买，来弥补他对情感的需求，他有时还会把她们带进我们的房子，而那时候，母亲就闭着眼睛坐在沙发上，将外界的现实屏蔽在外。她被迫想起自己想忘记的过去，想起她和我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相遇，父亲当时在韩国孤身一人，想付钱来购买女人的触碰。被迫想起这些，该是怎样的感觉？
母亲也在非常规的地方找到了陪伴，父亲的行为根据正常的社会标准来衡量可能会令人反感，但并不会被视作发疯。陪伴母亲的是一只野老鼠和一些只有她能听见的声音。
事情就这样——父亲付钱来换取陪伴，母亲则靠幻觉——持续了一年左右，直至1998年8月，父亲再度将母亲赶走。
哥哥又一次为母亲安排了航班，在新泽西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为她找了另一个住处。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以后就没有人希望她再返回奇黑利斯了。
劳动节的那个周末，我拿起电话，听到公寓下面的街道上，有一个钢鼓乐队在为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土著节做游行练习。在电话的那头，我听到的是父亲吃力的呼吸声，以及粗野的说话声。“你母亲什么时候出发？”他问道，听到我的回答后，又咆哮道：“我希望那架该死的飞机坠毁。”
这一次，母亲将住在一座三居室的房子里，而不是公寓，里面有一个带餐桌的厨房，全新的油毡地毯闪闪发亮。就大小及配套的厨房来说，那座房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向往的。而我将是唯一一个在那里做过饭的人。
12. 奥吉
纽约与新泽西，1998
母亲于9月的第二个星期平安降落在新泽西州，搬进了她的新房，与我哥哥家只隔几个街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段过渡期，因为我正处于博士阶段的第一学期。
母亲一直认为，我的学业能够拉开她的过往与现在的距离，淡化她的历史污点，但我越是追求学业，我的社会正义感就越是与我的家族历史交缠在一起。
1995年，我注册了哈佛大学为期一年的教育学硕士课程，起初是为了实现我母亲希望有个孩子上哈佛的终身愿望。虽然我发现那里有着精英主义的氛围，在种族问题上则有些倒退，但我很庆幸自己是和几个客座教授一起学习的，他们对于教育的激进观点促使我进一步公开质询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读了贝尔·胡克斯的《教学越界》，毕业后搬到纽约随她一起学习，以寻找一个知识分子共同体。在纽约市立大学以非注册学生的身份上了两年研究生课程后，我注册了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博士课程，研究方向很明确，即我母亲作为美军性工作者的过往。我甚至在入学申请中说明了这一计划。而一个奇特的巧合是，在我开始学习的同一时间，母亲也将搬回新泽西，成为我学术生活的真实暗影。
一开始，我觉得每个月去看她一次就够了。考虑到博士课程第一年的要求，往返近三小时的旅途让我备感疲惫。我当时还在布鲁克林塞普雷斯山一个社区中心担任全职启蒙教育主任。恺撒那年在做一个外百老汇戏剧巡演，周末偶尔回来，我都会陪他。
从我在布鲁克林的公寓到她在普林斯顿的房子，乘地铁需要四十分钟，坐新泽西捷运需要一个半小时，出火车站后步行需要四十分钟——全程我都要背一个装满学校作业的包，而且两只手各提一包杂货。她总是说我带了好多书，那些书都好厚，文字都好小。“哇，你读的书好多啊。我一辈子都读不了那么多书。”
在我第一次去母亲新房之后，第二次去之前的那段时间，父亲去世了。
1998年10月2日，星期五，我去上班，给自己的启蒙教育项目的老师们做的在职培训刚刚开始。那天早上早些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项目中有一对都是教师的姐妹，她们的父亲刚刚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我有个不幸的消息要宣布，”我告诉其他教师，“康斯坦丝和阿德里安娜今天不会来了，她们的父亲去世了。”我是哽咽着说出这句话的，因为我脑海里的声音指的是自己的父亲，而非她们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同时说了两件事。她们的（我的）父亲去世了。
两天前的晚上，我梦见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周身散发着柔和的光亮。但那身体却不是他的，而是我大学时代一位女友的，那年夏天，她死于霍奇金淋巴瘤。我坐在床边一张宛如银色果冻的晶莹剔透的金属椅上。房间里没有灯，但白色床单和他周围的光环照得通堂明亮，只见房间里没有墙，也没有地板和天花板。我们四周一片漆黑。我们飘浮在那个空间，手牵着手。从前女友身上散发出的光芒是一种无线电信号，将父亲的想法传递给了我：原谅我对你的残忍。这句话像冥想的钟声一般传入了我脑中。
当天及次日，身处梦境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当我哽咽着说出“她们的（我的）父亲去世了”的时候，它依然在我脑海中萦绕。
讲习班进行了大约两小时后，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我。我跑下楼梯进入自己的地下办公室，接通电话后，听见的是嫂子的声音。“我很抱歉，格蕾丝。你爸爸去世了。他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星期三夜间——”就在这时，地铁J线从我办公楼上方的高架轨道上轰隆驶过，淹没了她后面的话语。
“好的，谢谢你告诉我。”我说着挂断了电话。我站在那里，无法哭泣，无法感觉到任何情绪，更不用说孤单。我只是感到轻微的震惊。
我回到老师们所在的房间，说：“讲习班剩余的内容取消。我父亲去世了。”喘息声和低语声在房间里回荡开来。“你也？”多么不可思议，两位父亲竟然在同一天去世。但事实上，我父亲并不是在那一天去世的，而是在9月30日夜间我梦到他的时候去世的。
窗外的富尔顿街一片喧嚣，汽车音响播放着刺耳的梅伦格舞曲，行人在用西班牙语交谈，还有地铁J线从上方轨道轰隆驶过，但这些声音都很低沉，仿佛是从水下听到的。
我回到东公园大道的两居公寓，坐在蒲团上，从二楼的窗户眺望大楼管理员将垃圾扔进垃圾箱的身影，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在我的成长岁月中，我已经习惯了父亲在生活中的缺席，以至于我要在几个月后才能完全理解他最终离世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心脏病、住院、总是伴随的轻微痛苦，他的死亡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而这几十年里，他一直在谈论和筹备自己的死亡。“这是为我去世准备的。”他以前经常说这句话。因为他的死亡已经笼罩了我整个一生，我对这件事的感受早已麻木，这种麻木也有可能源于我们多年的冲突和疏离、他对我母亲的忽视、我对社会不公的意识不断增强，以及他的存在象征着我母亲所不具备的权力这个事实。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应该表现出怎样的悲伤呢？
我记得自己是在接下来的周末又去看望了母亲，那是我在父亲去世后第一次和她说话。她罕见地展示了我多年不曾感受的母性温暖，伸出双臂抱住我，安慰失去了父亲的我。这是个什么世界啊？我希望自己能够接受她的抚慰，但我却推开了她的怀抱，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去悼念父亲。
两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瞬间造成了多么可怕的误解，母亲幻听到的声音告诉她，我觉得她“脏”。
原文为“Oakie”，词源为“橡树”（oak），可以理解为某种橡树精灵。 虽然我从高中起就知道母亲会幻听到声音，但第一次知道她给那些声音取名“奥吉” 还是听嫂子说的。它们是我们在奇黑利斯老家房子周围的那些树木催生的超凡生命体，谱系始于前院那棵爬满常春藤的橡树。我怀疑母亲是不是为此才砍掉了那些树。我不知道她是想帮自己摆脱那些声音，还是想将那些声音从树木中释放出去。不管怎样，砍树并未让声音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了解到，在她清醒的每一分每一秒，那些声音都在与她交谈，引导着她做出所有决定。其中有些声音是哔哔作响的电子声，有些则像狗吠。虽然我嫂子总是将那些声音称为“那群奥吉”，但母亲却只用单数的“奥吉”——更喜欢用代词“它们”。它们是多重的，是组成一个整体的许多部分，是折磨与安慰的来源。
每次在新泽西和她一起过周末时，我都会做一顿大餐，分量多得足够留下大量剩菜，不过她却开始痛苦地抱怨。做饭是浪费时间。我靠自己的食物就能对付。但她拥有的却只是五样不值一提的食材：一袋米、两箱日清牌顶级方便面、一罐绅士牌混合坚果、一罐泡菜，以及一壶她用冷冻浓缩液调配的苹果汁。我越是劝她吃些别的东西，她就越是固执，我怀疑她有时是不是会把我留给她的食物丢掉。
我在纽约市立大学的研一学年快结束时，嫂子打电话来说，我母亲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只吃方便面，我得更频繁地去看她。我一开始很沮丧。嫂子能明白为我母亲做饭本身就已经很费劲吗？我没有车，要去那里并为她购物也是一种挑战。如果他们希望我经常去看望母亲，那为什么不让母亲住得离我更近些呢？不过，我还是因为内疚而心软了。我慢慢增加了看望的频率，辞掉了社区中心的全职工作，直至后来每个周末都会去新泽西。
一定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哥哥告诉母亲，她必须接受我做的食物，他的声音压倒了其他声音。或者也可能是奥吉跟她讲了些道理：你不能浪费那些食物。
我在做匈牙利红椒鸡的那晚第一次向她问起了奥吉的事。我一直在研究一本名叫《好胃口》的国际烹饪书里的食谱，每顿饭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新的美食体验，对我来说也经常如此。
“Pah-pree-kash。Pah-pree-kash。多好玩的名字啊。”她说，她既喜欢这道菜的名字发音，也喜欢它的味道。
“这是一道匈牙利菜。”我说。
“这算什么？你打算用我的名字开一家餐厅吗？君子（Koonja）厨房。”她笑着说，接下来她又吃了几口，依然维持着笑容。我非常高兴，她似乎很享受我们的世界美食之旅，尽管我是厨师，但她依然觉得厨房是她的。
晚餐过后，我放了一张奥祖马特里乐队的CD。这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拉丁乐队，恺撒和我刚刚发现这支乐队，最近一直在听。“我们跳舞吧！”我一时兴起，“我来教你跳萨尔萨舞！”我以为她会拒绝，但当我向她展示舞步时，她站起身来抓住了我的手。我们兴高采烈地随着康茄鼓和铜管乐的节奏舞动，在油毡地毯上转圈。
“再来一次吗，妈？”一曲终了，我问道。
“不了，还是打住吧。”她突然看起来很紧张，我在想她是不是后悔跳舞了，我是不是打乱了她“工作”的节奏，她把聆听那些声音的行为称为工作。她有一次告诉我，奥吉禁止她过多地活动。她还曾告诉我，我哪怕抬手指的方式不对，坏事就会发生。
我们坐回餐桌旁，聆听专辑里的其他曲目，嘻哈、流行和拉丁民谣风格融合在一起。最后一首歌结束后有短暂的停顿，接着一个儿童的声音说道：“奥祖马特里在房子里。”我母亲听到后跳了起来。“天哪！那个声音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真的呢。”她眼里流露出恐惧，好不容易才恢复平静。我也吓坏了，担心音乐和舞蹈可能会引发什么骚动，但我也很好奇。她完全能区分唱片里的声音和自己脑海中的声音。对她来说，听到一个“真实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声音如果不属于某个具体的人，那它还是真实的吗？奥吉是真实的吗？
“妈妈，你还能听到奥吉的声音吗？”我知道她能听见，但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无害的问题。
“能。有的时候。”
“它们此刻在对你说话吗？”
“嗯，其实，它们一直在对我说话。”
“我想让它们走开。”我说。我并不知道这种说法会不会冒犯到她和奥吉。
“我也是。我希望它们能离开我们家！”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我想知道她具体是什么意思、这和其他家人有什么关系，但她已经这么激动了，我便没有再问。虽然我很想知道母亲所经历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行动时总会很谨慎。
伊万·莱乌达尔（Ivan Leudar，1949—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托马斯（Philip Thomas，1949—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高级研究员。Ivan Leudar and Philip Thomas, Voices of Reason, Voices of Insanity: Studies of Verbal Hallu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0), 3.Leudar and Thomas, Voices of Reason, 3. 完成博士课程后，我开始阅读关于幻听的书籍，有时是作为我论文研究的一部分。根据伊万·莱乌达尔 和菲利普·托马斯 论述语言幻觉文化意义的著作，当代精神病学将这些声音视作“知觉错误”：在这种认知的某些版本中，这类经历反映的不过是真实与想象的混淆，因此是精神错觉危险的源头。 但事实上，幻听者并不会将幻听到的声音误会成他人在说话；他们会使用与非幻听者相同的方法来检验其真实性。 与流行的观点相反的是，在莱乌达尔和托马斯的研究中，那些声音一般不会“强迫”幻听者做违背他们意愿的事，而会用与“正常”人的寻常内心对话相同的方式来影响其行事。
我嫂子推荐我读过一本回忆录，讲的是一个男人能听到日常物品所发出的声音。他每次经过纽约公共图书馆时，门前的狮子雕塑都会大声咒骂和侮辱他，将他拖入最深刻的创伤之中。那本书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内容是，那个男人还谈到，人们有一种刻板印象，即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暴力倾向，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患者都没有暴力倾向，绝大多数暴力犯罪事件都是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所犯。幻听者更有可能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而非施予者。
T. M. Luhrmann,“The Violence in Our Heads,”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9/20/opinion/luhrmann-the-violence-in-our-heads.html. 虽然幻听者被那些声音中的暴力意象骚扰是常见现象，但这并不普遍。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跨文化研究已经证明，在美国，大家谈论暴力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谈及“战争”时会说“它们要带我一起上战场”，或者“他们幻听到的命他们自杀的声音”会问：“你为什么不结束自己的生命？”相比之下，印度的幻听者听到的声音会指示其做家务——做饭、打扫卫生、吃东西、洗澡，“去厨房准备食物”。
Lisa Blackman, Hearing Voices: 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2001), 189. 幻听网，一个自我倡权组织也表明，与声音互动能让幻听者更平静。幻听者受邀去关注那些声音，讲述它们说的话，记录下来，将之融入生活。简言之，要将生活方式从拒绝转为接受，通过这种改变，个人将开始扭转他们与往事的关系。
成为母亲的厨师的过程让我放下了恐惧，能够问起她所听见的声音，让奥吉在餐桌旁拥有一个位置，仿佛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在准备《好胃口》中最后一道菜时，母亲说：“下次你给我做些牛肉锅怎么样？”
那是一种辛辣的牛肉萝卜汤，汤汁清亮、鲜香，她在五英尺外大声教我如何制作。“多加些芝麻油。别不好意思用。现在放大蒜。多放。多放。好了，够了！”和她教我做的其他韩国菜一样，这道菜简单却美味，尝着有童年的味道。它成了我定期轮换的菜式之一，是母亲要求我做的第一道菜。“你每个星期给我做些凉拌豆芽。你知道，我总是想吃的。”
一般都是在她开始吃，胃口得到满足，开始在回忆中畅游时，我才会不时询问她的幻听情况。
“妈妈，你还能听到奥吉的声音吗？”
“能，不过它们已经不怎么打搅我了。”
母亲独自在那座房子里住了两年，之后哥哥和嫂子觉得，那里环境过于孤绝，而且对母亲来说负担太重。所以他们卖了那座房子，让她搬去了哥哥在纽约翠贝卡的单室公寓，母亲在他的沙发上睡了几个月。那是一间小而空荡的公寓，位于一栋豪华高层建筑中，是哥哥工作到太晚不能回新泽西时的临时住处。
现在去看她不用再花三个小时了，因此，我有时会在工作日哥哥在的时候突然登门。我可以在放学后从34街坐上市中心的R线地铁，十五分钟就能到她的门口。那几个月里，她吃得很好：哥哥下班后会买外带食品回去，周末我会去给她做饭。她拒绝食物的岁月似乎结束了。
地铁大战（Subway Series），纽约大都会队和洋基队的主场都在地铁站旁，观众乘坐地铁即可到达。 她还对棒球产生了兴趣。哥哥经常会让体育节目播着做背景音，当时大都会队和洋基队正在地铁大战 中对决。
“这两支纽约的球队多长时间能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对阵一次？”母亲自言自语道。“那场面可真了不得呢！”我很高兴她突然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兴趣，这让我燃起了有一天她能重新走出家门的希望。
有一次，我梦想的场景差一点就发生了。我走进哥哥的公寓，打开购物袋，开始整理从韩亚龙超市购买的韩国杂货，她看着一包包的豆芽说：“格蕾丝！我有个主意。我们出去购物吧！”
“购物！你是说你想出去？”
“是！你带我去那家韩国杂货店吧。”
我大吃一惊，对这个要求感到很高兴。几个月来，她第一次换掉了睡裤和浴袍，还化了妆，卷了头发。整个准备过程中，她一直在念叨要去买的各种东西。“炒面茶。哦，我等不及要尝尝炒面茶的味道了。”她一边说，一边回忆童年时喝过的用烤谷物冲的香甜饮品，说得几乎要流口水了。
房间里洋溢着期待的氛围。但在离打开大门向外迈出一步只剩一拍的时候，她突然改变了主意。
“唉，算了吧。这样不好。”她说完，眼神变得空洞。
“哎呀，妈妈。我们去吧。会很好玩的。”
“我还是不去的好。”
“求你了，妈妈。让我带你出去吧。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事的。”
“不，不去了。”她的笑容消失了，她又回到了沙发上的老位置。我无声地咒骂着奥吉。我虽然失望已极，但也觉察到，她心里的某些东西正在苏醒。她对韩国食物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正是在哥哥那间位于翠贝卡的公寓里，母亲将对着一碗牛肉萝卜汤坦白心声。
我把汤浇在米饭里，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她挪动位置坐在地板上，我们面对面喝汤。饭后，我们闲聊了一小会儿，接着又陷入了熟悉的沉默。
“格蕾丝？”她的声音比平时高，带着一种我只在很小的时候感受过的温柔和脆弱，和她试图安慰我时用的是相同的语气。
“怎么？”我很紧张，感觉她即将告诉我坏消息。
“我现在意识到了，你爱我。”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你原以为我不爱你吗？”我受伤的同时，也觉得感动。
“我以前觉得你恨我。”
“你为什么会那样想？”
“因为你把我送进了监狱。”
“妈妈，”我吸了一口气，“我那样做只是因为，我以为那样能帮你。”我哭了起来。家里从没有一个人谈论过那晚发生的事，以及我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报警事件的严重性逐渐淡去，变成了构成我母亲精神疾病发展过程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中的一件。
“还有啊，你父亲去世时，我想抱你，你却把我推开了，好像是嫌弃我脏。”她吐出那个字时表情很苦，仿佛在吐一块腐烂的水果。
“啊？不，我……我……是奥吉告诉你的吗？我是因为我无法承认自己难过。”
她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现在我意识到，是我误解了。你真的很爱我。”
此前我不认识任何别的家里有亲属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直至我开始公开写作和谈论这个话题，他们才开始成群结队地涌现——在讲座后找到我，查找我在学校的电子邮件，写信过来说“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在研究生院的朋友们虽然没有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打交道的一手经验，却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尤其是浩秀。虽然她从未见过我母亲本人，却和她通过一次电话。“让我跟你母亲说句话。”有一次我在新泽西给她打电话时，她说道。
“妈妈，浩秀想跟你打个招呼。”母亲开始摇头抗拒，但我还是把电话举到了她耳边。浩秀个头虽小，存在感却很强，我听到她的声音从我的翻盖手机传到了房间里。她在和我母亲说韩语，而且用的是敬语。尊敬的母亲大人，您过得好吗？母亲用手捂住嘴，仿佛是不想让自己的声音逃逸出去。奥吉早就禁止她打电话了，也不许她跟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说话，但当她听到浩秀在讲她们的母语时，她微笑起来，还点了头。浩秀的老家也在韩国的同一个地区，她甚至和我的家族讲一样的方言。尽管母亲没有回应，但她们的沉默却并不显得尴尬。浩秀早已知道，这将是一段单方面的对话。我很感谢格蕾丝和我做朋友。祝您身体健康，尊敬的母亲大人。听到那里，我母亲将手从嘴上拿开，示意我收回手机。
玉姬（Ok-hee）和奥吉（Oakie）发音相似。 我可以把家里的任何事情都告诉浩秀，不会感到丝毫的羞耻。她对韩国生母的研究经常会与我对美国军营性工作的研究主题产生交集，所以她对塑造我母亲人生的社会力量高度敏感。“真有意思，”当我告诉她奥吉的事时，她说，“发音听起来像玉姬 ，你知道吗？那是我父母那辈很流行的女孩名字。”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 ），美国华裔作家。姑母投井自杀的故事出自《女勇士》的开篇《无名女人》。 我在想，奥吉是不是一个双关语呢，它代表着另外那个失去的姐姐，或者一个失去的孩子，母亲曾经爱过却不忍谈论的人。我一直在想汤亭亭 那位在村子里投井自杀的姑母，在她不体面地死去之后，家人发誓永不再提起她。
虽然我永远都无法确定奥吉/玉姬在她的脑海中意味着什么，但在我心里，它是一个来自我家过往的幽灵，母亲搬来和我一同居住后，我很快就开始感觉到它们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痕迹。
13. 皇后区
纽约市杰克逊海茨，2001
恺撒的巡演开始之际，我母亲刚搬到新泽西，随后父亲去世了，我开始了博士课程。虽然我很希望在我经历人生最大的转变时，恺撒能陪在我身边，但他总是提醒我，他的缺席是为了我们的关系。“关注重要的事情，格蕾西。等我回来，我们就有能力买房了。”
巡演期间，他以一种我父母都会欣赏的方式过着节俭日子。午餐他会买一个一英尺长的赛百味三明治，吃一半，剩一半留作晚餐。那样一来，他就能把每日报酬的大部分，连同固定工资都攒进我们的储备金。其他和他一起巡演的演员都会在酒店酒吧里喝酒挥霍掉所有钱，不在的那三年，恺撒依然承担着我们每月七百美元房租的一半，而且回家后还带了四万美元。
2001年1月，我三十岁生日的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在皇后区买下了一套宽敞的三室两卫公寓（带一个院子！），告别了布鲁克林那间破旧的小出租屋。拥有豪华空间将改变游戏规则。我能举办派对、大型宴会，招待外地客人了。我甚至都能接待我母亲了。
最早留宿的客人是珍妮和她丈夫，她怀孕六个月时，两人一起从西雅图飞过来度产前蜜月。有一天，我带她一起去翠贝卡看我母亲。我们进门时，母亲似乎在打盹儿，被吓了一跳。她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床头收拾平整，然后才放松下来，恢复了旧日与珍妮在一起的熟悉状态。
“哦，珍妮。你要生宝宝了。快让我看看。”她的声音中仍有困意。珍妮走到沙发旁，母亲将一只手搭在她肚子上。“是个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