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结束时，母亲会往行李箱里装满食物，然后谎报以通过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海关。如果她装的是一袋凤尾鱼干、小黄瓜、大酱和红辣椒，虽然鱼和发酵豆瓣酱会散发出味道，但还是能不被发现。不过，泡菜在温热的环境中易变质，装在袋子里又很容易漏出汁液，而且气味过于强烈，很难带上它安然度过九小时的飞行，然后偷偷通过海关。但这种最难从韩国偷运入境的食物，也是对韩国人味蕾最重要的食物。我母亲并非不想尝试偷运，或许她也曾试过。但偷运泡菜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她只好用加仑装的袋子带红辣椒粉，再带几罐腌盐水虾回来，在家里制作泡菜。
父亲口口声声说要为她提供新鲜食材，再给她买一台专门用来保存泡菜的冰箱。但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太平洋西北部乡村地区，根本找不到一棵韩国白菜，而父亲根本不懂美国卷心菜和大白菜之间的区别。
第一次收到父亲赠送的美国卷心菜厚礼时，母亲脸上难掩愤怒。
“这是啥？不是这样的白菜。”她的声音恐慌起来，“哦不……哦不！我现在该怎么办？”下一刻，她的怒火直接对准了父亲，“我该拿这东西做什么？哈？”接着，她平静了些，将那卷心菜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研究着，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啊……美国人怎么吃这个菜啊，我不懂啊。”
原文为“napa cabbage”，为日语“菜っ葉（nappa）”的音译，其拉丁语学名为Brassica rapa pekinensis，即北京白菜，也就是大白菜。下文的小白菜原文为“bok choy”，为汉语的音译，拉丁语学名为Brassica rapa chinensis，即中国白菜，也就是小白菜或上海青。 美国人所称的那种卷心菜品质较差，完全无法用于制作泡菜。或者说，我是从母亲的咆哮中推断出这条讯息的。从这份痛苦的失望中恢复后，她开始寻找“真正的”大白菜，即美国人所称的“纳帕白菜” 。她会开车去西雅图寻找，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有时她能“中头奖”，带回几箱白菜，买光商店里的全部存货。运气不好的话，她只能找到小白菜。两者不是一种蔬菜，但也聊胜于无。换句话说，比美国卷心菜强。
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是韩国移民链的第一环。这些女性很少被其他韩国人承认，因为有“与外国人混血”的耻辱，她们赞助亲人逃离贫困，逃离战后统治韩国的一系列军事独裁政府，逃离与朝鲜有家庭关系的危险。这些移民来到美国，几乎都是因为有姐妹、堂表亲、姑姑、姨妈、女儿或侄女嫁给了美国人，如此才得以移民过来。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生活着大量韩国人，但领路的女性无论是在接收国还是在自己家庭中都被视作外人，承受着非同一般的艰辛。
父亲的家人对我母亲也有戒心。但她通过学习做他们熟悉的食物、办纯美式感恩节宴会，逐渐消除了他们的恐惧，餐桌上会出现绿色的调和果冻。第二天，美国客人离开后，她会将吃剩的火鸡连同大酱和泡菜一起端上餐桌。
母亲在美国新家中被边缘化的经历并不像其他跨国婚姻中的韩国女性那般极端。根据余智全的韩国“军队新娘”口述历史，嫁给美国士兵的韩国女性被要求烹煮美国食物，因此为了在厨房里重现丈夫的文化，她们往往会牺牲自身的文化传统。丈夫和姻亲通常会认为韩国食物太过陌生，而且有异味，所以不鼓励——有时甚至会禁止——她们在家里吃陌生的食物。甚至连他们结婚生下的子女有时也拒绝认同韩国食物，由此也就拒绝了母亲的文化。在缺少韩国食物的情况下，这些女性在美国泡菜中找到了鸡肋的替代品，用面包屑和意大利辣椒片制作辣椒酱，搭配少量供应的正宗韩国小菜，吃完一整碗米饭。
Yuh, Beyond the Shadow, 127.Yuh, Beyond the Shadow, 128–29. 许多女性无法忍受美国人喜欢的富含淀粉的油腻食物。二战结束后，50和60年代，这片众所周知的富庶之地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这一时期移民美国的军队新娘告诉我：“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吃。” 韩国食物的缺乏不仅加剧了她们的思乡之情和孤独感受，也造成了身体问题：美国食物太难吃了，进食变得困难，饥饿一直相随。 她们变得营养不良、体重不足，陷入抑郁和焦虑之中，身体和精神都枯萎了。
为了活下去，有些人会在厨房里储备韩国食物，如果能找到的话，不过只能偷偷地吃——将韩国产品藏起来，趁周围无人时烹煮，以避免被人抱怨食物的气味。有机会弄到韩国食物的人会主持地下集会，招待那些在自己家中不被允许吃韩国食物的女性。这些女性感觉与自己的美国家人有隔阂，因此不觉得她们的房子是自己家。与此同时，她们又无法返回韩国，饱受思乡之苦。这样，围绕着让这些被强迫同化而感觉无家可归的女性的生活复苏，逐渐发展出了一些社区。
她们聚集在安全的房子里，一起吃泡菜和海带汤，分享韩国的故事。其中一位解释道，韩国食物不只是食物，终于品尝到韩国发酵食物的蒜味和辣味的经历，就类似于沙漠中搁浅之人喝到了第一口水。是一种从缓慢死亡中的侥幸逃离。有那么一瞬间，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找到了回家的路。
母亲曾经很了解那种因缺乏韩国食物而造成的迷失感，但奇黑利斯没有人能引导她前往熟悉的场所。她成了她期待自己能拥有的那位向导。
随着新的韩国移民慢慢来到奇黑利斯，母亲会将他们每一个都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第一位叫阿京，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生了一个女儿叫埃莉，比我小一岁。埃莉的妈妈也比我妈妈小，所以我妈妈就成了她妈妈的“unni”，也就是姐姐。第一次见面时，我母亲用一罐自制泡菜向她表示欢迎，她们很快就成了烹饪伙伴。
之后又有一个韩国女人来到我的家乡，这意味着我母亲的烹饪食谱也要随之扩充。许多食材难以获得，她便带队去海边展开觅食探险，埃莉和我也一起去了。我们用漂浮物做花束，在沙滩上挖洞，母亲们则拿着十加仑装的桶，往里面装满蛤蜊及美国人不吃的海带和小的油性鱼类。她们会制作有嚼劲的海藻沙拉和炸胡瓜鱼，搭配米饭和泡菜食用。这样的聚会让埃莉的妈妈坚持了一小段时间，但最终她还是无法忍受与韩国社区隔绝，和家人搬去了塔科马，那里的韩裔人口数量为该州第二。
母亲只能接触有限的韩国食物，小的时候，我从没想过这对她来说是如此艰难的一件事，因为她一直都有喜欢吃的美国食物。她爱吃汉堡包和热狗，以及任何肉类。这些食物在美军占领时期及战争期间殖民了全体韩国人的味蕾。虽然喜欢这些食物，但她也有更多需求。对韩国人来说，美国乡村地区可谓美食荒漠。
直至她去世之前的几年，我才意识到她的感受有多糟糕，当时我告诉她，浩秀的朋友扬迪从韩国来访，我邀请她们两个过来吃饭。
“你要做什么？别做美国食物。”她强烈要求。
“我想着做一道红酒炖鸡。是法国菜，用葡萄酒炖鸡。”我说。
“法国菜，美国菜，都一样！别做西方食物！”
“但她也许想尝试新口味。”
“我告诉你，她不会喜欢的。”
“你甚至都不认识她！”
“哦不，格蕾丝，韩国人不可能吃那种食物，会让她难受的。做韩国食物。”
几小时之后，晚餐话题早已结束，母亲却又聊了起来。“给扬迪做些韩国食物吧，好吗？”
她对访客的关心让我想起童年时期的一天，是在我八九岁时，母亲在离我们房子仅三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家亚洲超市。她买了两百磅大米回来，后备厢里装满了干大豆、红辣椒、鱼酱、蚝油酱、盐水虾和新鲜豆芽，后座上则塞满了白菜。
“谢天谢地，我现在有足够的大米和泡菜，能吃很长一段时间了！”她说。
Yuh, Beyond the Shadow, 129. 食物，韩国食物……我想着它，我梦着它，在我的梦里，要么没有韩国食物，要么我正在吃韩国食物，要么出现了韩国食物。这就是我梦到的内容。当我第一次来到……实在是太难受了，我那么渴望吃到（韩国）食物，实在是太难受了。哦，我受了很大很大的苦。
埃莉和家人离开后，凯来了。
凯和她弟弟来到我所在的学校，老师们不知该怎么办。他们没有能力帮助移民儿童适应美国的生活，学校的工作人员便找到我。他们把凯送到我就读的一年级教室，希望我们成为午餐伙伴，我们照做了。
凯和弟弟不是普通的移民，因为他们是独自来到美国的，分别只有六岁和五岁。凯给我讲了他们来到这里的故事。母亲将他们带到市场，然后说：“握紧彼此的手，握紧，别松开。待在这里等我回来。”他们就在那个忙碌的市场中央等待，紧握着彼此的手，只在要擦拭掌心的汗水时才短暂松开。夜幕降临后，孤儿院的一个男人发现姐弟俩，身上脏兮兮的，饥肠辘辘，却仍遵照着他们母亲的嘱咐，紧紧握着彼此的手。男人将他们带回孤儿院，几个星期后，将他们送上飞机，运来奇黑利斯，由安德森家领养了。我后来得知，凯的经历并不独特，那个时期被美国领养的韩国儿童中，有许多年纪都已足够大，记得他们在韩国失去的家人和家园。
为了欢迎凯和她弟弟，学校决定组织一个“文化日”，好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展示各自传统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凯和我被要求到其他教室去做演讲嘉宾。凯穿上了韩服——宽袖上衣和蓬松的裙子，内搭长款麻织内衣，解释说这是韩国传统服饰。我没有韩服，只有小熊鞋，是一双形似独木舟的胶鞋，但已经穿不下了，所以我不想穿，因为担心被嘲笑。不过，反正老师们对我穿什么并不是特别在意。他们真正想让我展示的是我母亲的厨艺。母亲知道不可能让一群美国孩子吃泡菜，便做了“杂菜”，这是一种色彩缤纷的什锦拌菜，将粉丝、菠菜、胡萝卜丝、西葫芦丝、牛肉、鸡蛋加芝麻油和大蒜调味炒熟混合做成。
凯介绍了她的韩服，回答了跟领养相关的现场提问，讲述了她被遗弃的全部细节，然后我母亲将杂菜装盘，分给孩子们吃。
“呕，它们是虫子做的！”一个孩子喊道。
“是土豆做的粉条，”我母亲回击道，“明白吗？是土豆，土豆。”
我站在后面，静静地看着母亲脸上晕出的红晕，面对眼前野蛮的指责，她在压抑自己的愤怒。我们三个韩国人就这样继续在校园里昂首阔步——凯穿着韩服，我母亲端着一托盘杂菜，而我除了少数族裔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展示。尽管我们展示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孩子们依然管我们叫中国人或日本人。
早在我在一年级教室里认识凯之前，母亲就知道她了。母亲从未正式与安德森家的人打过照面，但每个人都知道我母亲。她被称为“那个东方人”或者“那个中国女士”，也是镇上唯一会说韩语的人。但现在，她的语言差异突然间变得有价值了。
这段文字摘自影像资料片段，其中有韩国战争孤儿吃巧克力、口香糖等美国零食的场景，文字源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公益服务处发给美国领养父母的小册子。Deann Borshay Liem, “Practical Hints about Your Foreign Child”(video), 2005, http://www.stillpresentpasts.org/practical-hints-about-your-foreign-child.html. 领养机构可能给了安德森夫妇一本指南：孩子们离开熟悉的一切后往往会感到不安。如果你的孩子表现出不安，你只需要微笑，然后抱他一下。很快他就会加入其他快乐美国儿童的队伍。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自行解决……韩国孩子渴望讨好人，而且大多学东西都很快。
但当凯和杰森大哭起来，别人怎么安抚都无济于事时，我母亲就会被叫过去看看情况。她咬牙切齿地回到家中。大家都不需要询问发生了什么，因为她滔滔不绝地把故事讲给了所有愿意听的人听：
“安德森夫人在腌卷心菜，你知道，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以为那是韩国泡菜……但其实那是德国酸菜。”她在心里感受着孩子们的失望，过了片刻才呼出一口气，“哎呀，我快窒息了！”她用韩语重复说着，声音里能听到哭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哭。
随后她打起了精神，做了那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事情。她走进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一些大白菜，用一只巨大的金属搅拌碗化了些盐水，又在地上铺了一块砧板，然后忙碌起来。她蹲下身子，将白菜四等分切开，浸入盐水中。接下来，她用刀柄将大蒜捣成泥，往另一只碗里倒入大量红辣椒粉，再加入盐水虾、糖、米粉和大蒜泥。她把大陶罐从阁楼里拿了下来，准备发酵泡菜。几小时后，她将白菜冲洗干净，放进那只装有辣椒粉的碗，加入切碎的小葱末，然后徒手将调味料抹在白菜叶子上拌匀。最后她将处理好的白菜装进罐子，放回阁楼等待发酵。
凯和杰森突然被送离韩国，进入了奇黑利斯的一个新家庭，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会说这对姐弟的语言，没有人懂他们的文化。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我母亲决定，这对姐弟不能再没有泡菜吃了。她立刻意识到自己得喂养这对姐弟，在那短暂的瞬间，她成了那两个孩子已然失去的韩国母亲。
我总会被她对那两个孩子的温柔打动，而随着我对母亲过去的了解越来越深，我开始思考，那份温柔在多大程度上是她对自己失去的一切的投射，以及在那样的投射中，她到底是位母亲，还是个孩子。这两个惊恐又悲伤的孩子的出现，是否让她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准孤儿，被迫在战争中自食其力的过去，或者说刺痛了她在美国孤独无依的内心？
成为研究员后，尤其是在与浩秀的合作中，我了解到，韩国母亲的典型形象与我母亲很像——20世纪50和60年代军营城镇的妇女。然后我想起她曾抱怨，她从前经常服用的避孕药不管用。她说这件事时脸上夹杂着懊悔与恐惧，她从未向哥哥或我公开表达过这类情感。我不禁想知道，她是不是曾被迫放弃过另外一个孩子。那是她所有秘密中最难以启齿的一个。安德森家领养的那两个孩子是否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被空投到了某个美国中产家庭，正哭喊着要找她，渴望尝一尝泡菜的滋味？
母亲经常去安德森家探望，偶尔还会邀请他们过来吃一顿韩国晚餐。但若干年后，他们领养了另一个韩国小孩，转折点出现了。
新来的女孩快十七岁了，只有她保留了韩国名字，这或许是因为安德森夫妇明白，此时要她再接纳新的身份已经太迟，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她名字的发音听起来和美国名字很像，她叫米娜。或者如果我母亲的猜测没错，那是因为安德森夫妇的真实意图从来就不是让她成为家庭的一员。
“他们不想再要一个孩子！他们想要的是女仆！”我母亲哭着说。她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孩子的痛苦。
我从来都不知道，她和安德森一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十七岁的米娜的到来标志着母亲与他们家往来的完全断绝。
米娜、凯、杰森、阿京、埃莉——在我们之后到来的所有韩国人——要么是被领养的儿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出身于跨种族婚姻的家庭。我们被共同的历史遗产捆绑在一起，我们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国民，都诞生于经历过被美国干预和战争的险恶环境，遭受过摧毁了韩国无数家庭的性别歧视与帝国主义社会政策的影响。我们都被“美国家庭/国家拯救了我们”的论调束缚着。
母亲在表达对安德森夫妇的厌恶时撕破了那种论调。她不想再和那家人来往，他们剥削一个女孩的劳动，并将其伪装成慈善之举。
我上四年级时，教室里又上演了和凯到来时相似的一幕戏码。这次来的是个男孩，年纪比我稍大。他惊慌失措，在教室里转着圈跑，还尿湿了裤子。隔壁班的一个男老师过来追赶他，吼着要他坐下来。学校里没有翻译，于是男老师看着我，说：“你过来！请你让他坐下。”
“坐下。”我说。
男孩停下脚步，盯着我看，然后缓缓坐了下去。“是韩国人吗？”
“母亲是韩国人，”我用蹩脚的韩语说，“故乡是釜山。”
他微微一笑，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放学回家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个新来的男孩，于是她新做了一批泡菜。
每当有韩国小孩或妻子来到新的美国家庭，母亲都会用故乡的语言向他们表示欢迎。她手捧一罐泡菜说：“我们一起吃吧。”
她把泡菜作为他们背井离乡的抚慰，因为她明白，日常的饮食和烹饪行为会成为人们与留在身后的故乡之间的联结。母亲将自己置入移民来到新家的场景之中，也让他们早已失去或被抹除的韩国亲属成为那些场合的见证人。由此，她也用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打破了“美国家庭/国家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的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国人”的宣传论调。
我想她从来没有想过把泡菜当作一种抵抗的手段，但在制作和分享泡菜的过程中，有某些东西让她感觉自己还活着，让她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下去而奋斗。
最后一个领受母亲泡菜的人是我。当我即将离开家，去三千英里外的地方上大学时，她送给我一台电饭锅和一夸脱罐装的泡菜。她用好几层塑料袋将罐子包得严严实实，让我放进行李箱，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不想让那气味把衣服弄臭。
“格蕾丝，带上吧，”她说，“美国大学的人不知道怎么给亚洲小孩做吃的。你带上它，那样我就不会为你担心了。”
她知道学校餐厅里有无限量供应的食物，所以她担心的倒不是我能否吃饱。对我母亲而言，泡菜代表的是生存，她认为泡菜能帮我挺过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任何挑战。
几年后，当我拥有了第一间公寓后，我向她要了食谱，以便随时能自己制作泡菜。许多年来，我一直恳求她教我做韩国食物，但她总是拒绝，声称那是“浪费时间”，我应该把时间用在学习上。不过，她毫不犹豫地教给了我制作泡菜的方法。如果说家族的烹饪历史上有什么东西是她希望我传承的，那便是泡菜。
母亲过世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在一个没有她的世界生活。她突然离世，她的生命早已被痛苦吞噬殆尽，想到这些，我的痛苦是如此强烈，甚至希望自己也一死了之，从而获得解脱。我的思绪慢慢涣散，但在半睡半醒之间，脑海中却闪现年幼时的一幅画面：
我坐在高脚椅上，看着母亲。她站在厨房水槽旁，穿着一件宽松的棉布连衣裙——是无袖的短款，淡紫色的，她的长发披散着，光着脚。母亲纤细的手指放在水流中，正冲洗着一片发酵过的柔软白菜叶，直至洗掉上面所有的辣椒粉。她用手指将叶片撕成小条，先是纵向撕，然后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捏住，将菜条横向切成段。我能清楚地看见她栗色的纤细双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指甲几乎是齐肉剪掉的。它们敏捷地忙碌着，洗掉泡菜上的辣椒粉。她将切成小段的菜叶拿给我，用手喂给我吃。“格蕾丝呀，不辣吧？”她问。我吃了下去。“哦，慢慢享用泡菜吧！乖孩子！”她在笑，为我正在慢慢学会品味泡菜而高兴。
我清醒过来，那幅画面仍在我脑海中，我所有的感官都知道，那不是在做梦。那是我关于饮食的最早记忆，也是我对于母亲的最早记忆。我闭上眼睛，再次回到她身边，想看清她用双手给我喂食时脸上的宽慰表情，想听到她说：“多吃泡菜吧，格蕾丝呀，我们是幸存者。你有能力忍受所有的一切。”
6. 蘑菇女士
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979
21点，又名黑杰克，是一种起源于法国的纸牌游戏。 在我七八岁时，母亲迷上了外出采掘觅食。根据父亲给我讲的她在韩国时喜欢彻夜赌博的故事，我知道她有成瘾人格，而且性格中有一丝狂野。“你该见识一下你母亲的风采。她能将每一个赌鬼打败。”说话间，父亲苍白的脸颊因为回想起母亲玩21点 时的放纵模样而涨得通红。“老天，她很专业。”当我邀请母亲玩老女仆纸牌游戏时，父亲这样提醒我。
我也记得她个性中不安分的那一面——她不断想通过冒更多的险来为我们乏味的美国乡村生活注入一些乐趣。她会在最普通的事情上打赌，比如猜橘子中有多少籽、比赛看谁削的苹果皮最长。这都是些无伤大雅的小事，但一旦打赌的是什么正经事，你自然会情不自禁跟着一起感受我母亲肾上腺素的飙升。她总是散发出一种她能赢的反常自信，一旦投身游戏，就会坚持到最后。
奇黑利斯由三种不同的景观组成。住宅和商贸区被称为“城区”，拱卫在一侧的广袤农田被称为“乡村”。城区的另一侧则是郁郁葱葱的荒野，那里有次生林，也有尚未被蓬勃发展的木材工业染指的地块。虽然“城区”居民经常跨越“城区/乡村”的界线去探望亲戚，或者直接到农场购买产品，但那时候到野外寻找食物的人并不多。尽管森林曾为奇黑利斯人及取代他们的白人定居者提供食物，但到20世纪70年代，那里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农场用来种植食物，森林用来种植木材。
我的父母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但我父亲与农场的关系更为密切。蹒跚学步时，他就开始学习赶耕马了，十五岁就开始养猪。而对我母亲来说，荒野的诱惑力更大。她小的时候在韩国，所有农田都被摧毁后，进山打猎和觅食就成了她的家人赖以维生的手段之一。森林提供食物，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战时，还贯穿韩国的整个烹饪历史。
母亲在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地区找到了其他野生食物来源——皮吉特湾有大量海藻和鱼类，不过她总是无视当地张贴的对过度捕鱼进行处罚的警示牌。她曾因捕鱼导致胡瓜鱼数量大幅减少而惹上官司，尽管被处以高额罚款，但还是拦不住她再犯。再次被传唤后，她才没有再去捕。“要是不能大批量捕捞，那还有什么用？”她说。法律不禁止采海藻，但到海岸去要一小时的车程，而森林就在镇郊。
在奇黑利斯努力遵循规则，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多年之后，母亲精神上渴求更多。或许她无法再抵抗脑海中的微弱声音，那声音让她跨越界线到另一头去——前往那个未开化的、无人居住的地方——看看她能找到什么。
她第一次进入森林，摘了些她在韩国吃过的植物，野洋葱或牛蒡之类的，除了用作晚餐，她没有任何宏大计划。但母亲有慧眼识珠的能力。一旦发现这片林区是觅食的沃土，她很快就会上瘾。森林是奇黑利斯召唤她的所在。那里让他感觉熟悉，而且不断有新发现。
到开始采掘觅食之时，只要父亲出海，母亲就会全职工作，兼职独自育儿。她在奇黑利斯做的第一份有偿工作，是为邻镇的伐木业富豪打扫房屋。她一小时挣一美元——比70年代中期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还要稍低，因为擦窗户而从梯子上摔下来后——这次事故给她留下了终生的慢性背痛，她让那位百万富翁另寻女仆。那年夏天，我们去韩国后，她将齐腰长的头发剪下卖掉了。回到奇黑利斯后，她找了一份全职工作，晚上十一点到早上七点在一家名为“绿山”的少管所上夜班。整个工作生涯中，她一直没有换地方。
她在绿山工作初期的一个晚上，哥哥和我正睡在从韩国带回来的有红绿花卉图案的垫子上，她走进我们的房间，打开一盏昏暗的灯，将我叫了起来。她跪在我身边，小声说：“格蕾丝呀，答应我一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上夜班，不然他们会把你们从我身边带走。”我当时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我能感受到她的恐惧。我点点头，她用纤细的手轻抚了我的头发。
成年以后，了解到崇·顺·弗朗斯的案子时，我回想起那个时刻。弗朗斯是一位韩国移民妇女，曾是性工作者，她年幼的孩子被独自留在家中时死了。弗朗斯的丈夫将她和孩子们带到北卡罗来纳州后，又抛弃了他们。她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于是在夜总会找了份工作。她决定将孩子们留在家中，自己去工作，一天清晨，她回家后发现儿子被梳妆台砸死了。她像任何母亲都有可能做的那样，将孩子的死归罪于自己，不过，她的表达明显是韩国母亲的方式，她说：我杀死了他！我杀死了他！
她一遍又一遍地向警察哭喊这句话。这种认罪态度，再加上她浓重的口音、移民身份，以及作为性工作者的经历，让她被判二级谋杀罪，并处以二十年监禁。
我在弗朗斯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母亲的影子。我很庆幸，哥哥和我夜里在家的时候，没有发生任何不测。母亲开始上夜班时，哥哥十二岁，她可能觉得哥哥已足够成熟，能承担夜里睡觉时的照顾我的责任。但即便如此，她一定一直处于焦虑中。如果哥哥和我之中有一个受了伤，她会进监狱吗？在这方面，我父亲是否有过失？他知道母亲在工作，事实上，还是他帮母亲找到那份工作的。他在商船队的收入很可观，但他并不会让母亲用他的钱。他连续几个月不在的时候，会给她留一笔钱。据母亲说，父亲是个“吝啬鬼”“守财奴”，因为那笔钱养一家人是远远不够的。根据父亲的说法，母亲再努把力，并且别用他觉得不必要的东西，那笔钱是够度日的。不管怎样，母亲觉得必须出门，为自己挣些钱，父亲同意了她的计划。
我从来都不确定她在绿山具体做些什么，她告诉我她是个辅导员。我想知道，人们睡觉的时候为何会需要辅导员。有一次，她告诉我，有两名少年犯在斗殴，她用一把折叠椅打了其中一个，阻止了他们。我心想，那她一定是保安，不过话说回来，她并未穿过保安制服。她上班时会用卷发钳给新近剪短的头发做发型，还会换上花哨的荷叶边衬衫、西装裤和高跟鞋。
这份工作做了几年后，她开始去森林里采掘食材。她每天早上七点五分到七点十分之间下班回家，送我们去上学后，她会换衣服，然后出门去野外。有时我放学回家后，她还没睡觉。我会看到她坐在厨房地板上，周围是堆成小山一般的绿色植物。晚餐会在六点端上桌，总会有她上午在森林里采摘的收成。接着她会睡上三四个小时，然后再起床去上班。
她早期觅食探险的重点，是寻找杂货店里不容易买到的东西。春季里，她采集蕨菜，韩语读作“gosari”，这是一种流行的食材，如今在韩国餐厅可被当作配菜，或者放在滋滋作响的石锅拌饭上。往上几代的大胆觅食者一定早就发现，生蕨菜有毒，必须小心处理才能食用。韩国人在处理蕨菜供人食用时，会先将其晒干，因此母亲有很多时间会待在家里的屋顶上。夜间和早晨有雾，而且经常下雨，所以她每天都必须将这些植物摆弄两次。中午时分，她会将它们铺开在大块的白布上，天黑前再收起来。
“你妈怎么总是在屋顶走来走去？”邻居家的一个小孩有一次问我。
“她在晒蕨菜。”我说着尴尬起来，因为我知道不吃蕨菜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同样让镇上的人感到不安的是，母亲会在路边、大块的空地上及铁路沿线采摘蒲公英的叶子，除了别人家的院子，她哪里都去。她不去别家院子，并非出于对私人财产的尊重，而是因为美国人当蒲公英是杂草，会喷洒除草剂。母亲会在各种不同寻常的地方出现，她奇怪的行为让她看起来像镇上的疯子。
奇黑利斯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杂货店购买食物，要不就开车去乡村，或者在自家后院种。有些人会猎鹿，采摘长到自家院子里的醋栗或酸苹果，除此以外，荒野并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内，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地。那是个现代方便食品俘获了美国人想象力的时代（按一下微波炉按钮就能加热变成饭菜的塑料包装食品，只需加水然后放凉就能享用的即食奶酪蛋糕）。工业正在慢慢取代大自然，成为我们的食物制造者。虽然许多人依然离不开农场，但他们似乎也已经忘了，荒野也能养活我们。母亲即将改变所有这一切。
仲夏，1979
现在是早上七点，空气略有些潮湿，阳光尚不灼人。母亲下班回到家中，换上牛仔裤、T恤衫和网球鞋，将水冷器和水桶装进车子，然后就去探索森林了。她满怀期待，但并不清楚自己要找什么。她钻进灌木丛中的一块空地，袖子被一团锋利的荆棘挂住了。她努力想挣脱，这时却注意到一簇小小的红果子就挂在手掌形的叶片下方。她凑近去看，竟发现那里藏着一大片红色和紫色的“宝石”。这些小浆果长在以45度角突伸出来的结实的带刺茎秆上。植株很高，她必须强行穿过刺丛才能够到里面成熟的果实。只有一小部分可以采摘，其余的还未长成，只能留到下次再来。
稍后，她回到家中时，手臂和脸上都是划痕，手指上染了果汁，但她带回了一小碗黑莓。她眼中充满兴奋，气喘吁吁地说：“我想我中大奖了。”
黑莓于是成了母亲情有独钟的东西。它们很难收获，但这种挑战似乎更刺激了她采摘的渴望。初次探索的第二天，她又回到了森林中的那个地方，这一次她带上了大容器，还穿上了长袖，以保护手臂不被刺藤缠绕。她摘了五加仑黑莓回家，沉醉在丰收的喜悦之中。次日，她带回了七加仑，接着是十加仑、十四加仑、二十加仑，每一天都在刷新前一日的记录。一夜之间，厨房里就塞满了野生黑莓，以及各种黑莓制品，母亲将它们分发给了朋友、亲人和敌人。
一开始，她这么做是为了获得一种满足感，即她知道自己有能力养活周围的每一个人，同时也夹杂着一种狩猎的快感。可一旦开始，母亲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她手上被划出了数百条紫色细线，像刺青一样，是黑莓汁液渗入皮肤上的划痕里形成的。很快，摘得的黑莓数量就多到家人连同亲朋好友也消化不完。有时候，厨房里的所有空间都被用来处理黑莓，我甚至被禁止踏入一步。即便我想进去，门口也没有我能穿行的空间。地板上组建起了一条流水线，一边是装满刚摘下的黑莓的大金属桶，中间是个大水盆，另一边的新桶则用来盛装洗净的莓果。果实洗净后，她会将它们轻轻地铺在垫有纸巾的平底锅中，晾干后装进密保诺密封袋，最后收进冰箱或冷冻柜。
如此几天之后，家里已经没有空间储存除黑莓外的任何新鲜食物了。厨房里的东西简直要满溢出来了。也就是在这时候，她突然反应过来。她蹲在厨房地板上，将一些洗净的黑莓装进加仑装的密保诺密封袋，她觉得是时候开始出售了。她熟练掌握了美国女人的烹饪方式，明白她们对于烘焙和做罐头的热爱，她在我们这个经济萧条的镇上发现了一个商机。她买了两台工业冷冻机，并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野生小黑莓。新鲜或冷冻的都有。一加仑13美元。
不出几星期，我们家成了本地区最繁忙的黑莓运输中心，家人改称夏天为“黑莓季”。每天都有新顾客上门，母亲会这样迎接他们：“要野生小黑莓吗？好的。那你们找对地方了。”她会用她那双被染成紫色的手招呼他们进门。
这是她地位上升的时刻，她拥有别人争相购买的有价值的物品，而且只有她能供货。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她不仅拥有产品，还拥有生产资料。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她有能力养活那个把她当作二等公民的社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做一个仁慈的人。
如果说我母亲从前在奇黑利斯并无辨识度，那么这时候她一定已经成为名人了。她的名声日渐增长，因为邻近城镇的人都会来我们厨房购买野生黑莓，以及黑莓馅饼、黑莓果酱等增值产品。消息传开后，她成了“黑莓女士”，而不再是“中国女士”。全镇的人看到我都会问：“那个，你不是黑莓女士的女儿吗？”
新的名声打响后，她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便满足顾客的需求。当一块林地里的黑莓被采摘干净后，她只能重新开始寻找。有时候，森林里产出不多，她回到家里会厌恶地哼哼：“我今天勉强才摘了一加仑。”
失望驱使着她深入森林，寻找果实最多的藤蔓。她走得越深，狩猎的危险就越大。她会遇到敌人——熊也在抢这些浆果，扛步枪的白人对侵入他们狩猎场的外国人可没有好脸色。但母亲没有被吓到。她给自己买了一把.38特种转轮手枪，好让那些猎人知道她在这片游戏场地已经一马平川。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拦她。
那个夏天改变了我母亲。她不再依赖自己的女性气质来赢取关注或赚取利润。在森林里劳作意味着，她必须脱掉褶饰长裙和高跟鞋，而要开始穿得像个伐木工。就像她曾经代表着我理想中的女性之美，此时她也开始展示出男性力量。到这时候，她已经取代我父亲，成了男性化的家长形象。一年前，父亲心脏病发作，他在我心中成了一个脆弱的老人。当时我发现他毫无反应地躺在卧室的地板上，母亲疯狂地摇晃他，大喊着让我打电话叫救护车。在拨打911的过程中，我听到一个可能成为寡妇的脆弱女人的绝望哭喊，与此同时，我想我也听到了她的愤怒之音。别！别！别离开我，你这狗娘养的！如果存在任何他会将她遗弃在这个险恶小镇上的可能性，那她最好开始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或许正是母亲对父亲死亡的恐惧促使她变成无所畏惧、随身带枪的黑莓女士。
黑莓季，1980
第二年夏天，我央求母亲带我一同去森林，但她拒绝了，理由是我会拖累她。
“求你了，能带我一起去吗？”
“你肯定会怨声连连，哼哼唧唧，到时候我还得操心你。多麻烦啊！”
“求你了，妈妈。求——你了！我保证不烦你。”
“你为什么这么想去？你不会喜欢的。”
我不能理解，摘黑莓为什么会是工作，而且是一份热门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暗藏危险。还是我母亲的一大收入来源。但我一直坚持到她让步为止。一如她所预言，暑热、山地地形和黑莓刺丛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让人难以忍受，我最终还是需要她来照顾。我们频繁地停下来，这样我就能坐在阴凉里，小口喝着她用冷藏箱带来的冰水，然后我们提前两小时回了家。
“哎呀！格蕾丝呀，我就说你不会喜欢吧！再也不带你去摘黑莓了。”
两个星期后，我父亲回家来休暑假，说想陪母亲一同度过黑莓季，母亲又提出了类似的抗议。
“从现在起，我陪你一起摘。”父亲宣布。
“啊，别，你还是别了，对你来说太繁重了。”
“胡说！”
“噢，是真的。你不了解这份工作。”
“瞎扯！”
“要是给你的心脏造成太大负担怎么办？”
“我不想让你再孤零零地去干活。你是个女人！太危险了。”
“讨厌！你为什么要烦我啊？我能照顾自己，我一直都这样，不是吗？”
好几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就这样连珠炮似的你来我往地对话，然后我母亲让步了，同意带他一起去。虽然她已成为他们两人之中更坚强的那一个，但父亲并不承认。
到了两人一同摘黑莓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母亲早早回到家里，一屁股坐在客厅的长毛绒转椅上，怒气冲冲地抱着胳膊。我胆怯地走过去，问她发生了什么。
“是你父亲。”她厉声说。
“他做什么了？”
她摇摇头，没有作答。
“发生什么了？”
“你父亲的心脏今天停止跳动了。”
“什么？他在哪儿？”我的声音开始颤抖。
“我只好把他送去医院。”她从椅子上起身，朝她的卧室走去，然后摔上了门。我不清楚她在生什么气，是因为父亲差一点再次让她成为寡妇，还是因为她错失了一个适合摘黑莓的好日子，再也无法弥补。
父亲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我七岁，第二次时我九岁，第三次时我十五岁，因此有五年的时间，他的生活是健康无忧的。在那五年里，父亲并未生活在死亡边缘，母亲把精力都集中在生意上。黑莓季期间，她是行业的佼佼者，但和所有季节性行业一样，摘黑莓的季节也会结束。接着相似的模式又出现在蘑菇采摘上。
迈克尔·波伦在《杂食者的两难》一书中，将“蘑菇猎手”视作一群特殊的搜寻者。为收获野生蘑菇而付出的努力，被称为“狩猎”而非“搜寻”或“采摘”，这个词预示着区分食用菌和有毒蘑菇这一行为所需要的勇气和技能。一次错误的拧摘——比如错把假鸡油菌当成了鸡油菌——就可能导致蘑菇猎手的猝死。猎手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在于，蘑菇会伪装自己，与森林地面融为一体，因此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发现它们。
夏末黑莓季结束后，母亲意识到，秋季是开始寻找蘑菇的黄金时间。在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潮湿、凉爽的气候下，蘑菇能生长许多季。她一开始只想着，靠狩猎蘑菇撑到下一个黑莓季开始，但事实证明，采蘑菇并不只是临时救急的办法。尽管父亲提醒过她毒蘑菇的危险，她却再一次表现出无畏的勇气。因为早已熟悉森林，那么她需要做的就是给自己上一堂真菌学速成课。她花14.95美元买回一本名为《蘑菇猎手野外指南》的百科全书。虽然英语识字能力有限，而且这本书理论性很强，但她还是从头到尾研究了好几遍。到了检验时刻，她似乎在找蘑菇上有第六感。一眨眼的工夫，她就能哄得一个蘑菇钻出藏身处，并且将之归入“美味”或“危险”的分类。如果我们碰见一个毒蘑菇，她会脱口说出不祥的警告。“噢，不不不！别碰那个！会害你生病的！”碰到可食用的蘑菇，她也会用同样激动的语气说：“呀！是牛肝菌！我中大奖啦！”
蘑菇狩猎并非摘黑莓那类的强体力活动——不需要躲避尖刺，不用在灌木丛中穿行，也没有酷热的骄阳，母亲便允许我一同去过几次。古树上爬满了青苔，潮湿的树叶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我喜欢被环绕其间的感觉。我们是森林里仅有的两个人。母亲是勘探者，我是她的助手，我们一同穿行在一个神秘宇宙之中，那里有的尽是尚未被发现的物种。
母亲对蘑菇的热情具有感染力，不知不觉中，我就学会了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依据的是它们的生长季节、寄生的树种，以及最佳烹饪用途。有秋季蘑菇和春季蘑菇，有粗壮的蘑菇和娇小的蘑菇。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我们家的晚餐总有各式各样的新鲜蘑菇：刺猬菇、鸡油菌、龙虾菇、吃起来的确像鸡肉的木鸡菇。到十岁的时候，我已经成了美食蘑菇专家，虽然这时候我对“美食”还没有任何概念。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吃货”“本地膳食者”这类词汇大家都还不会用，而我母亲却走在新兴野生蘑菇市场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