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哪些症状？”
“她认为有人在跟踪她，认为罗纳德·里根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她认为我的一个朋友参与了一项政府阴谋。她看《幸运之轮》时会觉得谜题在向她传递秘密信息。”
“你是对的。听起来的确很像精神分裂症……她多大年纪？”
“四十五。”我说。咨询师不安起来，我等待着他继续发言，但他却很安静，仿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么，我该怎么帮她呢？”我问。
“不幸的是，除非她同意接受治疗，否则你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当她伤了某人时，你才能送她住院接受治疗。”
“你是说，警察能让她寻求帮助？”
“是的，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确保能起多大作用。”
“为什么呢？”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我被咨询师的回答弄糊涂了。“可是如果是那样，不是更应该采取行动吗？”
“你母亲四十五岁，恐怕现在已经太迟了。”
“啊？什么意思？”
“如果你早些发现，那我们或许还能治疗。我很抱歉。”
“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能帮忙吗？你们为什么不帮我？”
愤怒和失望在我心里翻腾，在我的胸口拧成了一个紧紧的结。这个男人说起话来是如此自大，我想扭弯他的胳膊，把它当干树枝一样拧断，直至他大叫，表现出真正的悔意。我眯缝起眼睛，泪水顺着我的黑色眼线滚落下来。
“那就只能坐视不管？现在我回家，只能接受？我只能与之共存？永远？”
“我很抱歉，但我们对你的母亲无能为力。”
这个专家刚刚告诉我，我母亲的生活已经被丢进了垃圾箱，不值得挽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精神健康机构，我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框架来评估自己所获得的建议，以理解咨询师做出假设的基础，即我母亲在她二十岁时就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在男性患者中很普遍。精神病学的观点是，等待治疗的时间越长，结果就越糟。他可能以为，我母亲的症状被耽搁了二十年。而传统上有关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经验一直都建立在男性患者的基础之上。
Olson, Illuminating Schizophrenia, 20.Miller,“Listening to Estrogen.” 男性的发病高峰在青少年晚期到二十出头之间，女性则是在二十五岁之后。 而女性还有第二个发病高峰，始于四十五岁，一般与更年期到来的时间重合，但是研究人员直到1993年才发现这一点，而且这一发现从未成为主流认知。
Miller,“Listening to Estrogen.”“Schizophrenia Onset: When Do Symptoms Usually Start?”WebMD, accessed January 22, 2020, https://www.webmd.com/schizophrenia/schizophrenia-onset-symptoms#1. 全国精神病联盟的网站也指出，“四十岁以上的人……诊断出精神分裂症是罕见的”。然而，数据显示，首次确诊的患者有近20%都在四十岁以上。“Schizophrenia,”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accessed August 31, 2019, https://www.nami.org/learn-more/mental-health-conditions/schizophrenia. “一百年来，年龄一直是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在《手册》中也是这样说的，精神分裂症有时存在年龄限制：直到80年代，一个人如果超过四十岁，无论男女都不可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直到2020年，“网络医生”等热门网站仍宣称：“十二岁以下或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会患精神分裂症。” 但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却与现实矛盾，四十五岁的妇女可能正在经历病发阶段。
此处原文为“han”，为韩语“恨”的拉丁化拼写。John M. Glionna,“A Complex Feeling Tugs at Koreans,”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5, 201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jan/05/world/la-fg-south-korea-han-20110105.Sandra So Hee Chi Kim,“Korean Han and the Postcolonial Afterlives of ‘The Beauty of Sorrow,’”Korean Studies, 41 (2017): 256. 几十年后回望那一刻，那正是我的“恨” 的起源——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韩语词，意为“对不公之事未得解决的怨恨”“一个纠缠在一起、无法解开的……障碍”或“缠结的悲伤”。 “恨”不仅代表一种持续创伤和解决方法缺席的意识，它本身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去过那家精神健康中心之后的几天里，各种声音侵入我的大脑，齐声喊叫着争夺我的注意力：
她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你怎么能那样说你母亲？
你不知道吗，格蕾丝？那个镇上的人全都想伤害我们。
妈咪生病了。替我照顾她。好吗，格蕾丝？
只有当她伤了某人时，你才能送她住院接受治疗。
她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你这该死的骗子。
她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恐怕现在已经太迟了。
好吗，格蕾丝？
接着，母亲和我吵了一架。点燃战火的可能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某个矛盾：她认为我学习不够努力，或者我的一个朋友是间谍。我觉得这是帮她的好时机。那些声音仍在冲我吼叫，这一次是在告诉我，我需要将战斗升级，以证明母亲是个危险人物。我说了些话来激怒她，让她打我，一些她不可能预料到的话。结果她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在我脸上留下了一个红印子，我拿起电话报了警。只有当她伤了某人时，你才能送她住院接受治疗。
警察上门来逮捕她，但不知为何，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一步。我以为自己能向他们解释，我希望她能得到与精神病相关的治疗，而他们将告诉她，她必须接受治疗。他们将她铐了起来，那一刻她脸上的羞愧和愤怒打消了我脑海中的每一个念头。
到了警察局，我把精神健康中心那位咨询师的说法告诉了警察，恳求他们送她去医院，而不要将她关进监狱。“对不起，亲爱的。事情不是那样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帮助你妈妈，但我们对她无能为力。”这是我第二次听到权威人士说这句话：我们无能为力。
我对那天晚上其余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母亲获释后与父亲所说的话。“什么样的女儿会把自己的母亲往监狱送啊？”她说。“你是这个家里不受欢迎的人。”父亲说。
我最后一分努力也已完全失败。
高中剩余的时间里，我都在学着与母亲的精神分裂症共处。我任由自己沉迷在音乐、文学和男孩子之中，抽大麻，每天躲在珍妮家。
母亲会自言自语，会将大量精力用来与伯奇党人及罗纳德·里根做斗争，但她还算正常，所以家里人都设法假装我们是个正常人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家学着忘记我对她做过的那件可怕的事，忘记那些声音是如何迫使我做出那件事的。的确，有些时候，她还是从前的自己，足以让我相信她已经恢复。有些时候，她会离开电视机，花一天时间去“任你摘”农场采摘草莓，第二天制作果酱，或者做一顿大餐，尽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还有些时候，她会说一些政府尚未在她大脑中安装监控设备时经常说的慈母教诲。我从来没有上学的机会，但是你有。格蕾丝呀，继续用功学习吧，你可以做任何事。你的前途是那么光明。
或许那正是我毫不犹豫去了三千英里外的大学念书的原因，因为我拿到布朗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泣不成声，双手颤巍巍地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母亲人生中第一次喝了一杯香槟，在客厅里转着圈跳舞，因为我知道对我出身无名家族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我意识到母亲心愿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她希望我能进入常春藤盟校。
我为自己被录取而感到无比自豪，父母的喜悦更是放大了我的骄傲。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自身欲望所带来的痛苦。我想超越悲惨小镇和母亲的妄想症的束缚。世界再一次变得无限广阔，我将走出黑暗的青春期，走进另一个春天，生活将重新开始。
情感残余（emotional residue），心理学术语，指人们的情感在物理环境中留下的痕迹。 而且，去上大学让我与家里保持了距离，加上身处各种思想和批判性思维的世界，这些最终将引导我去探寻母亲精神分裂症的肇因。每一次获得新发现，我的“恨”就与她的“恨”纠缠得更加紧密，我能收集到更多的情感残余 ，让我在生活中做出决定时拥有更多的力量。当我努力想解开我们的“恨”时，松开的线头将我带回到1986年，十五岁的我第一次通过“用后即弃”的视角观察母亲，第一次意识到，她的人生被骗走了，她被丢弃在大地上，像个孤魂野鬼一般四处游荡。
三十二年后，我仍然努力想解开这个结。
纽约市，2018
Deanna Pan,“Timelin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Mother Jones, April 29, 2013, 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3/04/timeline-mental-health-america/. 我目前正在教授一门精神疾病社会学的本科课程，内容是关于社会精神健康环境的恶化，而社区被认为是替代精神疾病治疗机构的更为人道和有效的方式。母亲的第一位美国英雄约翰·F. 肯尼迪于1963年签署了《社区精神病保健中心法》，但政府对社区精神健康机构的投资从来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1981年里根上台后，开始削减联邦政府在精神健康服务方面的投入，直至最终减少至原本预算的11%。
课堂上，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母亲总是说，里根想把她拉下马，也许她终究是对的。
社区精神健康机构的资金严重不足，会有意疏忽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因为病得最重的人耗费的资源最多。
我们对你的母亲无能为力。
Allen Frances,“World's Best—and Worst—Places to Be Mentally Ill,” Psychiatric Times, December 29, 2015, https://www.psychiatrictimes.com/worlds-best-and-worst-places-be-mentally-ill. 在缺乏真正的精神健康护理的情况下，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或者被丢在大街上自生自灭。据艾伦·弗朗西斯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才成为世界上最不适合罹患严重精神疾病的国家。
Benjamin Weiser,“A ‘Bright Light,’ Dimmed in the Shadow of Homelessness,”New York Times, March 3,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3/nyregion/nyc-homeless-nakesha-mental-illness.html. 两个星期后，我将带领学生探讨娜可莎·威廉姆斯的案例，这是一位有天赋的年轻黑人女性，她的精神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直至流落纽约街头，无家可归，最终坐在第五大道和46街交口的长椅上死去。 我的一个学生会说，这个故事之所以吸引她，是因为娜可莎一开始也是个大学生，而同样的结局也可能发生在班上任何一个同学身上。“在我们读过的所有故事中，患者一开始都是很体面的，直至某件事情触发了他们的疯狂。导致娜可莎疯狂的，或许是性虐待。”
那堂课结束后，我将再次想起母亲。1986年是不是还发生过其他事，某些我还未尽全力去了解的事？我是不是过分执迷于自己所构建的叙事，以至于忽视了眼前发生的事情？我将闭上眼睛，让这个故事的所有碎片散落，但绿山仍将耸立不倒。
记忆将会浮现。
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问过母亲能否带我去她工作的地方看看。我的好奇心让她陷入了恐慌。“不，不，不！”她大喊，“你都不知道那里都有些什么糟烂事！你永远都不能去那种地方！听到了吗？”那时我以为她这样说是因为不希望我接近那些少年犯。
我十五岁的一天，她下班回来，在卧室同父亲交谈，显然很烦躁。房门是关着的。她的声音很尖锐。父亲劝她小声些。母亲对绿山的抱怨已经从“他们是怎么议论我们的”变成了“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我将继续深入记忆寻找线索，探寻那里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对她做了什么过分的事？由于无法想起任何具体的线索，我将上网寻找那个地方的照片，以唤起自己的记忆。点击第一下之后，我将看到一些照片，那是一片庞大的建筑群，紧邻5号州际公路，就在76号出口前的路段。草坪边缘和铁丝网栅栏之间有一排白杨树。即便是在小时候，我也觉得它们看上去像一排士兵，或是一个行刑队。再次点击后，我将发现“那里都有些什么糟烂事”。
“Rampant Sexual Abuse at the Green Hill School in Chehalis,”Pfau Cochran Vertetis Amala Attorneys at Law (website),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8, https://pcva.law/case_investigation/rampant-sexual-abuse-at-the-green-hill-school-in-chehalis/. 奇黑利斯绿山学校猖獗的性虐待事件。
Natalie Johnson,“Lawsuit Alleges ‘Culture’ of Sexual Abuse by Female Staff at Green Hill School,”Daily Chronicle, March 8, 2018, http://www.chronline.com/crime/lawsuit-alleges-culture-of-sexual-abuse-by-female-staff-at/article_f56fe2d4-226d-11e8-9157-3f71631484e5.html.Olivia Messer,“Staffers Raped Teen Boys at 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 Lawsuit Claims,”Daily Beast, March 8, 2018,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staffers-raped-teens-at-juvenile-detention-center-lawsuit-claims.“Rampant Sexual Abuse,”Pfau Cochran Vertetis Amala Attorneys at Law.Johnson,“Lawsuit Alleges ‘Culture’ of Sexual Abuse.” 2018年，原告对绿山提起诉讼，声称他们在未成年、被关押在那里时多次遭到强奸。“多年来，绿山学校都存在着不当性行为的文化……对投诉的报复和压制现象很普遍……监督人员主动纵容虐待行为，保护施暴者。” “学校至少有六名或更多儿童遭到了工作人员的虐待，（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一名受害者称，他试过拨打《消除监狱强奸法案》（PREA）热线电话，却被拦下不能使用电话。” 调查还显示，那些男孩目睹了员工之间的不当性行为。
Rebecca Pilar Buckwalter-Poza,“Teen Who Says He Was Raped by 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 Staff Fights Back through the Civil System,”Daily Kos, March 12, 2018, https://www.dailykos.com/stories/2018/3/12/1748449/-Teen-who-says-he-was-raped-by-juvenile-detention-center-staff-fights-back-through-the-civil-system.Andy Campbell,“Culture of Sexual Misconduct Alleged at Green Hill School,”Daily Chronicle, July 16, 2009, http://www.chronline.com/news/culture-of-sexual-misconduct-alleged-at-green-hill-school/article_42b8b61d-1acc-5e6d-b369-c15a7f40a03c.html.Campbell,“Culture of Sexual Misconduct.” 从2009年起就有虐待的书面记录，当时的厨师迪安娜·威特斯承认犯下了攻击儿童的罪行，并供出了另外五名有虐待行为的员工的名字，换得了三十天的监禁处罚，但那五名员工都没有被起诉或被要求辞职。“那里的文化就是这样，”她说，“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 在另一个案子中，一位名叫埃弗里特·费尔柴尔德的男员工，于2007年被指控对一名女同事实施了性侵。 当被要求就2007年及2009年的丑闻事件做出回应时，绿山的负责人却避重就轻：“当一个机构拥有二百五十名职员时，糟糕之事是一定会发生的。”
这些糟糕之事持续了多长时间？受害者鼓起勇气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07年，但糟糕之事的持续时间一定比这要长得多。每一个证人，无论是雇员还是被羁押者，在描述中都声称，性侵在该机构的文化中普遍存在、根深蒂固。
1986年，威特斯三十岁，费尔柴尔德二十六岁，我母亲每天早晨下班回家，都为“绿山的坏人”感到不安。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在那里虐待男孩，攻击其他员工，并要求我母亲闭嘴？如果坏人不是他们，那就是其他人？我试着想象她在这种环境中的样子，想知道她目睹了怎样恐怖的场景，她可能遭遇了什么，她有可能被邀请去做什么卑鄙勾当。我想象着，这种创伤与她在美军军营的过去，与我们家族被日本殖民和当作军队性奴的模糊历史，产生过怎样的交互影响。
或许正是性虐待导致了她的疯狂。
组成这个结的另一股绳索也将松动。在一个系统化地侵犯未成年人并将这种虐待保守为机构秘密的地方，她上了十一年夜班。
这个社会的什么东西刺激了她，但这个“什么东西”不能被简化为任何单一的因素。它是绿山的恐怖环境，也是反对移民的刺耳言论，比如“这是一种入侵，而非‘人权’”，也是我母亲在太平洋两岸都经历过的毁灭性冷战。是我父亲认为“她活该”的态度。是外祖母的去世，是母亲的第一个家的失去。
母亲发疯三十二年后，我将把这些线头松开，看清每根线的走向，看清导致她发疯的，其实就是这个绳结本身。
8. 布朗大学
1989年10月23日
嘿，妈妈、爸爸！
贺卡上的人像我吗？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我买了张万圣节贺卡。我猜我只是觉得它很可爱。不过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买这张贺卡的同时，也买了些笔记本，这样才公平！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为拥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非常幸运。我想起学校的一个朋友，她叫埃莱娜，她买不起外套；还有克里斯，他父母根本不想帮他支付上学的费用。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竟能拥有这一切。嗯，谢谢你们。
对了，如果你们还没听说，布朗大学终于赢了一场橄榄球赛，对手是康奈尔大学，比分是28∶7，或者大差不差吧！
你们的小食尸鬼祝你们万圣节快乐。
再过不到两个月，我就能见到你们了！
爱你们的，格蕾丝
在布朗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感觉到了一种轻盈，我的精神可以超脱身体的束缚，翱翔在一个没有限制的世界。大学让我尝到了成年生活的滋味，更重要的是，让我可以做个孩子，怀着好奇心去观察这个世界。与父母的分离让我拥有了一些遗忘时刻，让我只看到他们的优点。
从乡村公立高中到常春藤盟校大学的转变让我感到紧张，但事实证明，好奇心比恐惧更强烈，所以我在教室里可以坚持自我。在那个环境下，我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但我有能力，这就足够了。
我惊讶地发现，我在学校的社交活动中非常活跃，这是我从来不曾设想过的。在奇黑利斯的成长岁月中，我一直很害羞，有点像个独行客，只有珍妮一个真心朋友。来到布朗大学之后，我迷上了我的新同学们，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如此有趣，与我完全不同：他们要么来自城市或城郊，念过的高中比我家乡的整个镇子都大，要么就来自法国或瑞士的小型国际学校。他们的民族和种族背景是我在成长岁月中从未见识过的；我以前从没见过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南亚人，没见过任何没有墨西哥血统的拉美移民，不认识任何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在我的家乡，哪怕你只是被认为是同性恋，最好也要做好挨揍的准备。正如珍妮的男朋友去年夏天经历的那样，当时他们两个手牵手走在街上，结果他被一群穿牛仔靴的人打得遍体鳞伤。奇黑利斯的孩子们把牛仔靴和穿牛仔靴的人叫作“乡巴佬”不是毫无根据的。珍妮和男朋友是一对异性恋情侣，但这也于事无补。对那些人来说，珍妮的男朋友仍是基佬。
妮娜·西蒙（Nina Simone，1933—2003），美国歌手、作曲家，创作风格有蓝调、灵魂乐等。 在布朗大学的头几个月，我简直是在催产素的快乐海洋中畅游，几乎与任何愿意接纳我的人都迅速建立起了友谊，不过后来维系下来的朋友都和我类似，要么是移民或有色人种，要么出身于必须牺牲某些东西才能送他们进常春藤盟校的家庭。雅克塔是我大一时关系最好的舍友。她是个超美的黑人女孩，来自康涅狄格州，是一名受过古典乐训练的钢琴手，她的演奏带着一种优雅的非洲中心主义风格。她的偶像是妮娜·西蒙 ，我们会在她的房间里随着《我的宝贝只在乎我》的旋律跳舞，或者坐在那里一边抽丁香卷烟，一边听《四个女人》。桑德拉是我另一个密友，我是在一个环境研究课上认识她的，后来还和她一起去巴西旅行了。她出身于纽瓦克一个家族关系紧密的巴西裔家庭，她是四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她也很迷人，长着一双海绿色的眼睛，皮肤是深棕色的。不同于其他许多学生，我们不是“二代”。我们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而我们这样的人在学生群体中只占一小部分。和她们在一起，我会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群体——我们是强大而美丽的弱势群体，我们将一同崛起。
戴安娜·罗斯（Diana Ross，1944— ），美国歌手、演员，格莱美终身成就奖得主，曾因电影《蓝调歌女》荣获奥斯卡奖提名。特德·特纳（Ted Turner，193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创始人。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1924—2004），美国演员、导演，代表作有《欲望号街车》《教父》等。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1892—1975），指海尔·塞拉西一世，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 在我们的同学中，有富人和名人的子女——戴安娜·罗斯 、特德·特纳、马龙·白兰度的孩子都是毕业班级的同学，此外，还有海尔·塞拉西的孙子、盖蒂石油公司的继承人。我还有一些同学，他们的父母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家、著名文人、外国政要、《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拥有游艇和许多乡村别墅，在园丁和司机的陪伴下长大，会随意将“夏天”和“冬天”当作动词来用。
布朗大学有我从未听说过的社会阶层分类，比如“老钱”和“新钱”。对这两个阶层的成员来说，一张机票的价格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我父母来说，这却是一笔奢侈消费。在那里念书时，我是我所遇见的学生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入学前参观过校园的人。我父母可能只是缺少文化资本，不知道在决定念一所大学之前应该先去参观。布朗大学是我的首选，因为他们在招生资料中宣扬支持多元化和多样性。我只申请了这一所大学，那我当然不可能去其他学校。那么参观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收到过一份“第三世界周末”活动的正式邀请，该活动的目的就是邀请获得录取的有色人种学生参观校园，但我父亲却被“第三世界”这个词激怒了。“他们难道不知道韩国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了吗？”他既恼火又困惑。
1988年10月，我申请了布朗大学的提前录取，12月收到录取信时，父亲从大学书店目录中给自己买了份礼物。是一张复古海报，画的是第一届年度玫瑰锦标赛，那是1916年举行的一场橄榄球赛，参赛双方分别为布朗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父亲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农业科学专业念了三个学期，后来钱花光了，只能搭一辆平板货车回家。
这张海报代表他了结了自己未完成大学学业的遗憾，两所大学1916年——我父亲于三年后出生——的那场比赛就注定了我后来要考上布朗大学。我想象着如果当时能表达自己的心中所想，他可能会这样说。但他只是指着海报，点了点头，嘴唇颤抖了片刻，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这份圣诞礼物棒呆了。”
他的另一件礼物是：圣诞节那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后，他的胸腔被植入了除颤器。
1989年10月，大学为参观的大一新生的父母准备了为期三天的活动，他们称之为“家长周末”。我给父母施压，要他们过来，因为我不想成为唯一一个父母未到场的孩子。他们让步了，但不打算坐飞机，而是决定开车六千英里，从华盛顿州开到罗得岛州。他们出发的十二小时后，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格蕾丝呀，我很抱歉啊。”
“怎么了？”
“你父亲的心脏病又犯了。”
“啊！他还好吗？”
“我想没有大碍，但他应该撑不过那么长的旅途。我们已经到爱达荷州了，但他说我们得去医院。”
我感到很愧疚，因为他们是为了我才踏上这趟漫长的公路之旅的，但几乎不等我消化这个消息，母亲就挂了电话。随着“家长周末”的到来，我不禁为自己感到难过，在那群被父母环绕的孩子中，我就像个孤儿，而我的父母则在科达伦的某家医院。
我那时并未意识到即将发生多么重大的变化。母亲仍在以她自己的方式照顾父亲，举止仍像个母亲。仍会给我打电话。仍会说“我很抱歉啊”。我把这些她依然能表达的母爱细节视为理所当然。
我父母并未像他们曾扬言的那样，说等我一进大学就离婚，不过，他们的生活的确越来越不同。母亲一天中大多数时候都坐在米黄色的沙发上看电视，晚上也在那里睡觉。父亲则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晚上回卧室睡觉，他会出门拜访他那些开商店的朋友，或者探访表亲巴克的养猪场。大一那年回家期间，我在家中分属于他们两人、彼此独立的里外区域交替活动，只有晚餐时才能将他们拉到一起。
母亲偶尔还会出门；到院子里干活，购买杂物，每星期还会去联合慈善总会或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做一两次志愿者，她从绿山辞职后就开始参加志愿活动。总的来说，只要情况需要，她就会走出家门，就像我父亲受够了，于是离开她时一样。
1990年11月20日
爸爸：
你好。
抱歉我隔了这么久才写信。我最近非常忙……我很高兴能过几天没有课的日子，不用凌晨两点睡觉，早上七点起床。
我想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圣诞礼物了。我在信里放了一份目录，里面列出了我喜欢的东西。随信还附上了订购表和两对耳环的照片，但不要两对都买。这样你就能给我一个惊喜。你想要什么，或者需要什么呢？
不用担心我回家期间你见不到我。如果妈妈不介意，我想在家里过平安夜，和你一起在雷蒙德过圣诞（或者至少逗留一段时间）。我肯定会再多去看你几次。我虽然只打算在家里待两周半，但我知道这已经够做完我在奇黑利斯能做的所有事，而且还绰绰有余。希望尽快见到你。
爱你的，格蕾丝
到我大二那年的圣诞节，经父亲发起，他们两人开始了第一次分居，父亲搬去雷蒙德和他的表亲同住，那是个甚至比奇黑利斯还小的渔业小城。圣诞节那天，整座房子都归我们所有，只需要和表叔家的两只暹罗猫共享。房子很小，散乱地堆放着许多无关紧要的家什，比如马的雕像、包着厚实钩织套的抱枕、装有丝带状薄荷糖果的碗。
“住在这里感觉怎么样？”我问。
“还行。没什么可抱怨的。肯定比跟你母亲一起住要好。”
他打开冰箱，拿出一盘火腿，放进微波炉加热。
“你饿吗？”他说着揭开锅盖，锅里正在沸腾。含糖烤豆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房间。“你父亲不太会做饭，不过我总归用大蒜和香料补救了一下。”
我们在小餐桌上摆好了两人份餐具，吃了剩下的火腿和烤豆罐头。与从前在家里吃过的任何一顿饭相比，那晚我们共享的那顿寒酸晚餐的氛围似乎都更亲密。那是他第一次给我做饭。环境的陌生让我对父亲更感熟悉，但与此同时，环境的改变也展露了他个性中新的方面。他的声音很轻柔，语气听起来像是在致谢。
晚饭后，他送给我一对像特林吉特族图腾柱的银耳坠，是我在信里要的两对之一。我不记得他上次送我礼物给我惊喜是什么时候了。
过去，我的大多数礼物都是母亲选的，只有六岁生日那次是例外。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客厅里有一台小型鲍德温立式钢琴，我惊呆了，竟然能得到这么大的礼物，于是叫了起来：“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礼物！”父亲流露出骄傲的神情。他梦想着有一天我能为他演奏他最爱的古典乐曲——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我勤奋地练了九年。十五岁时，我不再弹琴了，我的兴趣开始向其他方向偏移，母亲气疯了，不过在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上，我的确弹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父亲在前排看着我，眼里闪烁着泪光。
我打开首饰盒，佯装出很渴盼的样子。“谢谢你，爸爸，我很喜欢。”
“不客气，亲爱的。我很高兴你喜欢。好了，你的生日就要到了。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嗯，我可能会用到一些厨房用具。我想学习做饭。”
我之前在大学里的全部做饭经历都是靠三种工具实现的：微波炉、火锅和母亲作为饯别礼物送我的电饭锅。
第二天，我们开车去了当地特价购物中心的一个厨房用品店。我挑了两个金属材质的搅拌碗、一个打蛋器、两根木勺和一把铲子。总计花了约四十美元，这对退休后的父亲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他问了我好几次，还有没有别的想要的。“没了，”我说，“对于初学者，这就够了。”
到了要回母亲那边时，他问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后面几次去看他时，我看到他1990年圣诞节给我拍的那张照片就放在他的桌子上。照片里的我站在他表亲的客厅里，背景是一张谷仓主题的墙纸，还有一棵人造圣诞树，我穿着一件紫色羊驼呢毛衣，是那年秋天从学生会的一些嬉皮士那里买的。图腾柱耳坠从我的黑色长发中露了出来。
那个圣诞节或者那一年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几乎没有母亲的记忆。大二那年和她在一起的最深刻的记忆是母亲节那个周末，她来探望我，那将是她最后一次休假。哥哥陪她飞到罗得岛，然后自己从新泽西一路开车过来，他们住在市中心的奥姆尼比尔特摩尔酒店一个能眺望整座城市的房间里——这一切都是哥哥送她的母亲节礼物。我很感激哥哥所做的这一切，现在甚至更加感激，因为我意识到，他自己在外读大学期间，妈妈从未能去探望过。
这与她过去的旅行经历相差甚远。童年时代的家庭度假都是沿着西海岸的公路旅行，住6号汽车旅馆，床铺摇摇晃晃，能闻到陈腐的烟味。我只记得两次旅行：一次是1976年去加利福尼亚，另一次是1980年去不列颠哥伦比亚。这之间的那些年，以及之后的几年，父亲都食了言，母亲伤心哀叹。你从没带我去过任何地方！我的生活只有工作。她希望父亲能带她去游览美国所有著名地标景点：大峡谷、尼亚加拉瀑布、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城。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哪里都没去过？
或许比尔特摩尔酒店让她的美国梦离实现更近了一步。“哇，我喜欢这家酒店。”她说着，手指拂过洁白的床单。那一定很激动人心吧，能体验商务级别的住宿环境，暂时将自己视为一个地位很高的人。
母亲能来，我也很激动。两年来，我是自己所知的学生中唯一一个家人没有来访过的，我都等不及要将她和哥哥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到了我的宿舍后，他们见了我的两个室友，不过，我关系最好的朋友们那个周末都去看望自己的母亲了。七年后，桑德拉、雅克塔和我都住在纽约时，我会对她们说：“我突然想到，你们一定觉得我说我有母亲是在撒谎，因为你们从没见过她，可能也永远见不到她了。”
我在宿舍外的院子里看到了另一个朋友，于是招手让他过来。“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母亲平淡地对他说。我早就习惯了她的行为方式，几乎没注意到她和那个朋友没有任何目光交流。我只是沉浸在她来见证我的大学生活的喜悦和激动中。那一刻，我为她感到骄傲，那些年里，我从未感受过那样的骄傲。几天后，关于我母亲，那个朋友对她只说了一个印象：“你妈妈很怪。”
“你这是什么话？”我回击，无法掩饰受伤的心情。
他没有道歉，而是又说了一遍：“但她就是很怪。”
离家在外上学，让我忘了母亲在他人眼中会是什么样子。
1991年，我没有给父亲写信。
就算我大二之后给他写过信，我写的也不会是他想听到的。
有好几次，我都感觉到，父亲和我之间正在出现裂痕，但我可能是直到大三那年才第一次意识到那些裂痕的存在。
我那时已经开始了一项为期一学期的海外学习计划，但六个星期后，我的旅行中止了。在我定期打回家的一个电话中，父亲告诉我他就要死了。“我真的觉得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格蕾丝。”所以我飞回了家，以为他会躺在病床上，结果却发现他在前院打理花草。又一次奇迹般地恢复。
所以我秋季回到了布朗大学，由于注册较晚，学校的所有宿舍都满了，我成了少数几个在校外住宿的大三学生之一。我在福克斯角和两个大四女生合租一套公寓，每月二百五十美元，那是个没有活力的葡萄牙语社区，步行十五分钟可达校园。公寓在一栋两层木头房子的一楼，带一个门廊，外立面的薄荷绿油漆剥落了，内部的地板有划痕，有些破旧，但也颇有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风情——天花板是锡制的，地板暖气通风口上装饰了铁栅。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设备齐全的厨房，终于可以使用父亲当生日礼物送给我的搅拌碗。
我买了莫莉·卡曾的《魔法花椰菜森林》和《在穆斯伍德素食餐厅过周日》等烹饪书，烹饪成了我近来最喜欢的避世途径。这并非有意识的逃避，它让我能够沉浸在当下，专注于测量、混合和切剁的工序，专注于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品尝和细微的调整，将其变成一道可同他人分享的菜品。我对烹饪的专注让我不至于神思恍惚，或者为父母的问题而苦恼。我的成年生活将在厨房这个空间中蓬勃展开，而它衬托的正是我家庭的解体。
父母的第一次分居并未持续太久。我从巴西回来时，他们又在一起了，但母亲却变得更加孤僻。
她不再拉开窗帘，也不再开灯。她只是坐在沙发上，那里永远一片黑暗，她双脚斜放，双膝弯曲，下巴缩在胸前，眼睛半闭着。虽然有两年的时间，父亲都眼看着她在沙发上日渐消瘦，但他依然认为，她这副样子是为了报复他。
“你母亲如果愿意，可以回去工作。真要命，她如果真的想，尽可以像从前一样——打理房子，做饭，和我做伴。你知道，就和她从前一样。但她就是不愿意，真该死。”
我刚成形的女性主义思想对他的期待做出了否定回应。“为什么总是要她给你做饭和打扫卫生呢，爸爸？你知道，你自己也可以做一做！”
我忽略了他上了年纪，而且心脏还有病。我虽知道他有四次都差一点死去，但依然对衰老和身体上需要帮助没有真正的概念。不过，基本情况是，不管他如何抱怨，母亲都不可能从精神分裂症中恢复过来，所以他告诉母亲，现在轮到她离开了。这一次，他们的分居导向了离婚。
母亲在俄勒冈弄了一套公寓，以便离我表哥振浩近些，我一直都知道，振浩是她最亲近的家族成员之一；外祖母收养振浩时，振浩五岁，我母亲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