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对她和振浩及阿顺在一起时是否得到了良好的照料产生过疑问。直到第二年，我才了解到，我的表哥、表嫂很少能见到她，因为她不肯离开公寓，也不接电话。他们从未发现她有精神疾病，可能还奇怪她为什么从来都不想见他们。在韩国，人们对精神疾病几乎没有概念；三十多岁时，每次向姨妈解释母亲为何从不跟我一起回韩国，我都会因为别人的提醒而想起那个事实。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真相的解释是“她的精神受伤了”。
一旦体会到不和父母一起生活是什么感觉，再和他们一起住就变成了一种精神痛苦。母亲的痛苦与此不同。我的痛苦促使我离开，而她的痛苦却将她困在了沙发上。
即墨西哥裔美国女人。 除了拥有了厨房之外，1991年秋季返回布朗大学还带给我另一个意外之喜，一个新的好朋友。拉斐尔正在攻读葡萄牙和巴西研究的硕士学位，这也是我在本科阶段学的专业。他是个有波兰和西班牙血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但他会打趣校园里的身份政治文化。“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奇卡诺 女人，”他模仿我们的一个同学说，“你的身份是什么？”
要将他放进一个类别并不容易。他也是犹太人、同性恋者、跨国生活者（在墨西哥、巴西和得克萨斯州长大），无礼但说话温柔，还自称是自然界的怪胎。小学时，他被要求为最能代表他的动物画一幅画，他选了鸭嘴兽，少有的下蛋的哺乳动物之一。他对我的思维产生了影响，促使我更深入地质疑自己成长环境中的社会规范。遇到他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性取向已经怀疑好几个月了，但因为担心父亲不会再爱我了，所以不敢说出自己的感受。我念初中和高中时，正是艾滋病危机爆发的早期，父亲对“那些该死的堕落之人”冷嘲热讽，并警告我要远离他们。但我与拉斐尔新建立的友谊让我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和拉斐尔在一起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被接纳的感觉，我之前从未有过。
首先，拉斐尔向我展示了玩乐与放纵的重要性。我们有时会抽大麻，为吃东西添点乐趣，然后纵情享用我们的larica——这是桑德拉教我们的一个葡萄牙语词，意思是“小点心”。我们跋涉到学院山以外的街区，寻找精致美食，比如奶酪蛋糕圣代，然后咯咯笑着狼吞虎咽。他教我跳萨尔萨舞，让我彻底摆脱了拘谨，我们跳舞到深夜，既光顾“芳香之家”这类拉丁风格的舞厅，也去杰拉尔多店这类同性恋俱乐部。如果说，在新厨房做饭让我感到踏实，那么和新朋友跳舞则会让我如释重负。和他在一起让我能够专注于当下，将自己从过去的创伤中解放出来。
他和我的其他朋友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和桑德拉，因为他们都与巴西有某种联结。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成就与宽慰，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团体，我不仅是其中的一员，用拉斐尔的话说，我还是“黏合剂”。一直以来，都是你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拉斐尔成了我主动选择的家人。几十年后，我儿子会叫他拉法叔叔。
大学的生活经历日益拓展了我的世界观，我与父亲也就日渐互不相容。这不光因为我与“该死的堕落之人”亲近，还因为我选择的研究课题。
我父亲是个有着强烈知识分子气的蓝领。他是英语文学的热心读者，甚至用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诗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叫“古舟子”。他对阅读的热爱感染了我，我每个学期都会上比较文学的课程。他将辛苦赚来的钱大部分都投入到我的教育上——不只是大学教育，还包括为了帮我考上大学的所有准备：初中的两年法语私教课，高中的两次法国海外学习之旅，由此，我才能流畅地用法语阅读。
特西提·丹格瑞姆加（Tsitsi Dangarembga，1959— ），津巴布韦作家、导演，1989年因小说作品《不安处境》荣获英联邦作家奖，另有纪录片作品《每个人的孩子》等。玛丽亚玛·芭（Mariama Bâ，1929—1981），作家、政治活动家，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是塞内加尔文学的先驱人物，作品有《如此长的一封信》等。 到布朗大学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阅读不熟悉的国家的文学作品——不是法国的，而是法语世界的，比如马提尼克岛和马格里布等地。学习葡萄牙语后，我也瞥见了葡语世界的风景。在学习日本文学译作的同时，我也研读了特西提·丹格瑞姆加 和玛丽亚玛·巴 等非洲女作家的作品。我想父亲会支持我的，因为他一直会从新加坡和果阿等遥远地域给我带回小装饰品，以此来培养我见识世界的渴望。不过话说回来，他带的是小饰品，而非文学作品。
“他们不教你别的东西，真他妈可惜。”他耐心地等了几个学期，等着我去上他认为我应该上的那类课程，然后说道。他所说的“别的东西”指的是西方经典。他那时一直在阅读阿兰·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我却纵情于有色人种的著作。他不赞同我的选择，并且否定我所读作家的文学贡献，这让我很受伤。在布朗大学的学习和社会经历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已经足够好。我无须变成白人，也不需要努力成为白人，我原本就有发言权。
“西方作家并不高人一等，”我告诉他，“只不过被殖民世界的人已被压制太久，以至于你从来都没有机会听见他们的声音。那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有多么珍贵？”
“看看非洲和印度独立后发生了什么！”他摇着头说。
“啊？”我完全被话题的转变给弄糊涂了。
“那些人不知道该如何管理自己。”
“那些人？”我努力消化父亲刚刚说的话，已经不只是关乎文学了，“你的意思是，你认为他们被殖民更好？”
“他们以前常说，大英帝国的太阳永远不会沉落，”他的声音充满了怀旧的语气，“那是真的，真该死！”
在和父亲争论这些问题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也是他所鄙视的他者之一。在友谊和爱情方面吸引我的，都是与“第三世界”有联系的男男女女——不过，即便是我们，也对这个术语是否恰当有过争论。“发展中国家”取代“第三世界国家”，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术语，但“第三世界”这个词却更加有力地提醒着人们，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个词也涵盖了那些可能来自欧洲殖民国家，但在社会和经济力量层面依然落后的移民群体。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市，这个术语就囊括葡萄牙语社区的居民：这是一个以语言区分的大型少数族裔社区，虽然社区的后院就有一座常春藤盟校，但除了做看门人和食堂员工，他们在校园里并不常见。我开始觉醒，开始理解自己也是一个被殖民的人。
我父母这次离婚只比第一次分居的时间稍长一点。一年之内他们就复婚了。他们重归于好后，我见到他们时无比感动，哭得几乎止不住眼泪。“有多少成年的孩子有机会祝贺自己的父母结婚快乐？”父亲只点了点头，因为他也哽咽起来。母亲却很沉默，表情无法解读。我提醒道：“你感觉怎样，妈妈？你不开心吗？”她噘起嘴唇，以最轻微的幅度点了点头。我以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变好了，他们已重新发誓要照顾彼此。
但再一次地，我忘记了。我已经忘记和母亲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她和父亲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
1992年
亲爱的唐：
感谢你对大卫·杜克竞选总统事业的慷慨捐赠……
Peter Applebome,“Duke's Followers Lean to Buchanan,”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https://www.nytimes.com/1992/03/08/us/the-1992-campaign-far-right-duke-s-followers-lean-to-buchanan.htmlMichael Ross,“Duke Ends Presidential Bid, Blames Hostile GOP,”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3, 1992,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2-04-23/news/mn-1312_1_duke-s-campaign. 当我在父亲的桌子上发现大卫·杜克的回信后，我们父女之间的一切便再也无法回到从前。1992年，《纽约时报》将杜克的追随者称为“右翼种族主义者”， 《洛杉矶时报》则指出，根据杜克的说法：“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非白人、非基督徒族裔群体的增长，正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正是这种言论为他吸引了支持者。在共和党的初选中，杜克在华盛顿州所获选票比在其他任何州都少。华盛顿州只有1.16%的共和党人为他投票，而我父亲就在其中。
“爸爸，这是什么？”我拿起那封信，惊愕地看着它问道。我想大喊：“大卫·杜克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我的肚子却像是刚被狠揍了一拳，所以那句话是气喘吁吁地说出来的。父亲对我的强烈反感视而不见，说美国正在往错误的方向走，大卫·杜克正是将其引回正确方向的人。“这是我们国家眼下所需要的。”
童年的记忆开始涌遍我的身体。其中有常见的那类身为种族暴力受害者的记忆，我永远无法真正忘却的那类，但它们很快就被另外一段我是犯罪者的记忆打断。
我那时三岁。我们的报童，镇上唯一的黑人小孩，骑着自行车来了。我跑到纱门口，看到他很高兴。“嘿！黑——！”我招呼道，因为我以为那是他的名字。母亲立刻将我拉走了。“太抱歉了，”她对男孩说，“她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啊，我很抱歉。请原谅她。”
她抓着我的双肩说：“格蕾丝，你永远都不能用那个词称呼任何人。”
“可爸爸就是那么叫他的。”我轻声说，一种我还无法命名的灼热感在我体内蔓延开来。
这两句出自英语儿歌《伊尼米尼迈尼哞》（“Eeny Meeny Miny Moe”），作者的父亲将第二句中原本的唱词“老虎”改成了针对黑人的歧视性词语。 这一幕重现脑海，让我充满了恐惧和羞愧，父亲教会我那个词时，我年纪还太小，无法理解其让人丧失人性的力量。他随心所欲地使用那个词。伊尼米尼迈尼哞，抓住了黑鬼的脚指头。
我不知道时隔这么多年，那个男孩是否还记得我，他回望自己的人生时看到的偏执的面孔，是否就是那个三岁的亚裔女孩的脸。然后，我又更加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男孩就是我哥哥上高中时自杀的那位名叫克里斯的同学呢？那个报童和我哥哥差不多年纪，而克里斯是我哥哥所在的高中唯一的黑人少年。如果我是导致克里斯死亡的连锁事件中的某个小小环节呢？
这段记忆又勾起了另一段记忆，这一次是父亲管母亲叫“蒙古人”。
我当时十岁或十一岁。我正坐在厨房餐桌边，父母争吵起来。“你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啊？”母亲说，“我都说了你别说了。”父亲反唇相讥：“可是，你有部分蒙古血统，不是吗？”然后他开玩笑说我是“蒙古小孩”。母亲勃然大怒，喊道：“我要跟你说多少次？别说那个词了。”父亲再一次毫无歉意地傻笑：“但她的出生证明上就是这么写的啊。”
我攥紧了拿信的手，将大卫·杜克的信纸揉成一团。等终于喘过气来，我将信纸朝父亲砸去，并且用尽全身力气喊道：“你觉得你在和谁说话？我就是你的亚裔女儿啊！”
父亲瞪大眼睛，磕磕巴巴地说：“但——但——你在说什么呢？你——你不是黑人。”
“可我也不是白人！”
父亲成年后有许多时间都是在亚洲度过的，他早就喜欢上了亚洲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使命是让所有非白人种族保持从属地位，父亲或许是在一厢情愿地无视这一点。又或者，他可能一直认为，亚洲人比其他非白人种族更容易接受。毕竟，在他成长的年代，西方式的种族思维构建了“人类大家庭”的殖民等级制度（例如：“蒙古人”低于“高加索人”，但高于“黑人”）。他可能已经内化了这样的观念，即亚洲人是勤劳的模范少数族裔，只要有他这类人的一点帮助，是有潜力接近白人的。我对白人身份的拒绝一定让他觉得自己很失败。
他也无法理解，种族统治的表现形式不仅限于白人恐怖分子在你家前院焚烧十字架。它也可能化身为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化身为你爱的人。化身为那个会捍卫我出生的国家、他找到妻子之地的男人。他们难道不知道韩国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了吗？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遇到我母亲的时候，它还是，至少根据他的定义是。
他也不能理解，他之所以能有机会去亚洲，都是因为美军及其所占领国家之间极为不平等且充满暴力的关系。他在菲律宾、关岛、冲绳和韩国都待过一些时间，因为美军在那些地方建有军事基地，而作为美军成员，他被赋予了特权，比如能公开接触当地妇女。能公开接触我母亲。而我那时尚不了解这些。
我从他身边走开了，试着平复心情，但哥哥几星期前说过的一些话却像蚊子一般在我耳边嗡嗡作响。“爸爸是担心你会跟黑人男性约会。”我跟谁约会跟他有他妈的什么关系？我想到这里，又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听说你害怕我跟黑人男性约会。行啊，那如果我约会的是黑人女性，你会感觉好一些吗？”虽然我当时没有任何约会，但我的圈子里多数都是黑人和棕色人种，而且同性恋者也越来越多。我用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来告诉他，我不仅不是他近似于白人的女儿，我还是个该死的堕落到极点的人。
父亲绷着脸，满脸怒容。“你母亲知道你是这样的吗？”
不容耽搁。我必须赶在他之前告诉母亲，于是我冲进客厅，在沙发上挨着母亲坐了下来，深吸一口气。“妈妈，有些事我必须问你。”
“啥？”
“如果我爱的是女人，我是说爱情的那种爱，你仍会爱我吗？”
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了几秒，然后用平静、沉稳的声音问道：“哦，你不是那种人，对吗？”但片刻后，她轻轻拍了拍我的大腿。“我当然仍会爱你。呵！什么样的人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父亲开始给我写信，谈论我“堕落的生活方式”，一开始他会署名“爱你的爸爸”，渐渐地，署名只剩“爸爸”，之后索性连问候带署名都一并消失了。从那时起，我不再打开他的来信。
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我的爱情生活，直至毕业一年后，我开始和男朋友恺撒同居，后来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年。哥哥会说：“爸爸对墨西哥人是没有偏见的。他只是松了口气，你喜欢的是男人。”
虽然我在大学期间不能原谅父亲的偏执，但后来我能够将他放在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下去理解他。在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都被视作一种道德缺陷、一种犯罪和一种疾病。在1976年之前，同性恋在华盛顿州是非法行为；在1980年之前，《手册》将同性恋归为一种精神疾病；而在1990年之前，同性恋是一项被禁止移民进入美国的理由。
Trevor Griffey,“KKK Super Rallies in Washington State: 1923–24,”Seattle Civil Rights & Labor History Project (website), http://depts.washington.edu/civilr/kkk_rallies.htm. 我父亲是一名生于1919年的美国白人男性，而就在四年之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还在白宫放映了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用以警示允许黑人获得自由的危险性。父亲五岁时，三K党在奇黑利斯举办了一场最大规模的“超级集会”。 毫无疑问，那可能是他见识过的最大盛事，镇上会集了七万穿戴披风和兜帽的三K党人，人数是奇黑利斯居民总数的十几倍。或许对他来说，那次活动之于他，就相当于两百周年国庆日之于我，早年生活的那个重要时刻将塑造他对世界的自我意识。
他成年时，大英帝国的太阳从不沉落；而我成年时，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正涌入大学校园，修改对历史的主流论述，以将自己纳入其中。正如当时的后殖民学者所辩称：帝国在“回写”历史。女性、被殖民者、被压迫者的经历就像一块棱镜，而透过这一新的媒介，我开始看见母亲曾经面对的不公。我自己就目睹了许多事例，但对她在韩国的过往依然不甚了解。我能确定的是，她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从事过某种服务业工作，而且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我当时的推断是，由于外祖父的死亡、舅舅的失踪，母亲在某个时间点成了养家之人。
在一堂关于双语教育的课上，我了解到约翰·奥格布的非自愿少数族裔理论——一些群体之所以会处于所有少数族群中从属地位末端，是因为他们是被迫成为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的，比如美国的墨西哥裔、美洲原住民、非裔，或者在日本的朝鲜人。然后，真相得到揭露。我意识到，我母亲之所以会出生在日本，以及每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她都闭口不谈，是因为她的家人，或者说至少她的母亲，曾是被强迫劳动的劳工。我将这一顿悟告诉了桑德拉，她轻笑着说，她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区分。“强迫劳动和奴隶制有什么区别？”我就她的问题展开了思考。“强迫劳动”是一种委婉语，或者只是一个囊括多种形式的奴隶制的更广义的术语？无论母亲诞生在任何奴隶制形式下，我都感到非常恐慌。
在布朗大学念书的时间越长，我离童年就越发遥远，将父母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我发现，我家庭内部的权力动力学映射着一种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动力学，而我父亲成了我的主要批评对象。他如此努力争取的东西——为我提供一流的教育——正是造成我们之间巨大、深刻分歧的原因，这个分歧令我们再也无法站在同样的立场上。
我们不再交谈了，直至我大学毕业前两个星期，他打电话来说：“我准备好和解了。”但我没有。
我在电话里冲哥哥大哭，因为我最大的愿望是母亲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尽管我非常清楚，她变得惧怕陌生人了，当然也无法忍受人群。
“你就不能说服她吗？”我恳求道，没有想起她也没能参加哥哥的毕业典礼的事。
“呃，我怕是不行，不过还是有一个人想参加的。”我感到很矛盾，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一直摇摆不定：父亲来参加典礼，或是不让他来，究竟哪一种结果会更糟呢？最终，我无法接受他到场，而母亲留在家中，在她的黑暗角落里蜷成一团。
我独自参加了自己的毕业典礼，这个我曾经以为会成为父母一生中最骄傲时刻的活动，却没有他们的见证。我听着典礼上的演讲，说我作为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将取得怎样的成就，等待我的将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新生活，心里感受到的，却只有父母的缺席。
9. 1月7日
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1994
二十三岁那年，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雪。那年冬天，似乎每隔几天就会下一场雪，有时能积一英尺深。虽然我已经在普罗维登斯市住了四年，却依然不习惯“风寒指数”（我在成长过程中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不适应小冰粒打在脸上的触感。奇黑利斯很少会冷到下雪的程度，就算有雪，也是以轻柔的粉末状出现，而且持续时间很短，只在上午的几个小时里覆盖大地，到中午时分就已经化进了潮湿的地面。
大学毕业后，我搬去了史密斯山，是普罗维登斯一个古雅的社区，靠近州府大厦，我住在斜坡上一座19世纪马车房的顶楼。我对那年降雪量的感知因为买了第一辆车而越发深切，我买了一辆87年产的银色大众高尔夫，车子配备的是标准变速器。即便是少量的积雪，车子要在车道上停车也会变得危险，而且由于铲雪的缘故，我的手臂和后背一直很疼。
记忆将我带到了雪天，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那一年有远比这更为重要的事情值得记住，比如过去那位母亲再也回不来的折磨人的恐惧。1994年的新年前夜，那些将我的家庭勉强维系在一起的虚构的东西破裂了，并且有要将我也一起打碎的可能。
1993年快结束的某个时候，在父亲宣布与母亲关系结束后，母亲搬到了新泽西州离哥哥的房子约一英里远的一个绿树成荫的郊区社区。
哥哥和他妻子想让母亲住在他们附近，已经为此忙活一段时间了，因为母亲的需求远超父亲所能给予。我很感激他们想要照顾母亲，不过我当时应该没能表达这份感激。我那时刚从大学毕业，渴望能有机会开辟事业和感情生活，哥哥和他妻子比我年长，生活更稳定。他有一份薪水可观的工作，是个投资银行家；他们刚购置第一座房子，生了头一个孩子。母亲住在那边的话，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圈子，那样的可能性是我无法提供的。此外，哥哥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唯一的儿子。在韩国，照顾年迈或生病的父母是长子的职责。成年女儿的责任是松开与母亲的联系，转而与公婆建立新的联系。我的嫂子虽然是一位出身阿肯色州的白人女性，却早已明白这些文化习俗。明白她要像我母亲的女儿一般行事。明白我哥哥的地位总是高过我。
“不管他叫你母亲做什么，她都会去做。”嫂子会这样评价，而这一次，他让妈妈去新泽西生活。
他还告诉母亲，她必须去看心理医生，我一方面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她终于能得到一些治疗了，另一方面，这一发展也搅起了多年来我因为此事而沉淀的情绪浮渣——我因为无法让她获得帮助而感受到的挫败，我因为那次报警所酿成的灾祸而感受到的尴尬。我的家人曾经甚至因为我敢说“精神分裂症”这个词而排斥我，这让我以为，我只有沉默才能获得他们的宽恕。
我还是设法与母亲的疯癫共处，因为她仍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基本事务。她有能力进食和梳洗，如果知道是我打来的电话，她还能回应。你给我一个信号，好吗？响两声就挂掉，然后再打过来。我之所以能设法与之共处，是因为在嫂子出现之前，其他人都不肯承认发生了什么严重的问题，而我自己又缺乏解决的资源。
我记得，嫂子第一次说母亲有“问题”时，我在念高三。好像就是在那一次探亲中，她和哥哥坐在我们厨房的餐桌旁，漫不经心地宣布“顺便说一下，我们结婚了”——这句话让父亲惊掉了下巴，母亲则目光闪烁。
但不知为何，嫂子坐在亮白色的厨房餐桌旁、坐在耀眼且嗡嗡作响的荧光灯下的记忆，却变成了另一番模样。也是同样的场景，但在场的人更少，母亲和父亲不在。我觉得你妈妈有问题。她说，她娘家有个亲戚（可能是一个姨妈？）也有问题。我胸口的结先是被拉紧了，然后在她说完后又稍稍松开了些。这个消息她更多地是想说给我听，而非给哥哥听吧？这是不是意味着，她能明白我一直在经历的事情，而且很快就会让我哥哥也理解？是的，我母亲有问题。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说话的人是一个在我们家庭中地位足够稳固的人，所以她才能提起这个从前一直是禁忌的话题。也许我们就需要一个局外人来改变事态。
到我大学毕业时，哥哥和嫂子都已经可以直接说“精神分裂症”这个词了。
尽管我母亲已经有许多年都差不多是闭门不出的状态，而且越来越只待在一个房间里，但离开她熟悉的房子，前往国土另一边，住进另外一座房子，这件事似乎揭开了她在战争期间度过童年及逃离家园时所受的一些创伤。
她的新住所是一间一室公寓，在一座被茂密枝叶包围的小木屋中。遮蔽窗户的树木为她提供了一些隐私，但当时树叶已经开始变黄，她的伪装也便日渐减少。
我大概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去看望她时，才第一次感受到冬天正在我的皮肤上加速呼吸。天空灰蒙蒙的，飘着厚厚的雪云，不等她开始做饭，夜幕就降临了。吃完饭后，我们坐在她的客厅里，一阵低沉却持久的警笛声打破了我们周围原本的宁静。
“你听见了吗，格蕾丝？”她问，“你觉得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救护车的声音吧？”我知道不是，但我想给她一个答案。那声音像是通过无线电传送出来的。
“听着像防空警报。”她低声说。
“你以前听见过吗？”
“每天这个时间都有。”她开始拧自己的双手。
我很庆幸现场听见了她所听到的声音，这样一来，她关于防空警报的说法就不会被归为另一种幻听，变成她所做过或说过的另一件疯狂之事。
十年之后，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了解到，在朝鲜战争中，死于凝固汽油弹空袭的平民数量多到惊人。美军的火焰和愤怒摧毁了学校和孤儿院，焚烧着哀号的孩子们的血肉。
之后那次探望她时，我到之后发现哥哥正在门前捡碎玻璃。母亲要去看心理医生，但不知道怎么开前门。她的钥匙卡住了，她就从厨房拿了一把刀——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用来拍大蒜和切烤肉片的那把刀——破窗逃了出去。
我在想，当时她是不是听到了警笛声，是不是因为那刺耳的声音钻进了她的脑袋，让她相信情况紧急。她需要立刻离开。
“我该怎么向房东解释这件事？”哥哥在查看狼藉的碎玻璃时问道。
我决定让他自己去编造借口。真相着实有些复杂。
每天都有一些特定的时间，母亲会唱歌——唱一些我嫂子称为“计时”的歌词。一点七分时她会重复唱着“1月7日”，那是我的生日，她用拍卖员的速度一遍又一遍地唱，直至那一分钟结束。
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
到我哥哥的生日时，她也会一样唱起，但还有一个时间或日期我没有印象：9︰45。她不会像另外两个时间那样重复唱歌，而是每隔十二小时念叨一遍。我第一次看到她这副模样时吓坏了，因为我们当时正在交流一些日常琐事，她突然挺直身子，右手食指坚定地指着时钟，用引人注意的洪亮声音宣布：“45年9月！”然后，她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注意力重新回到我身上，说完刚刚的话头。我总是被她的这副模样吓到，那样子比她其他的怪癖要可怕得多。我感觉那些话语和行动并不是她的大脑产生的，而是房间里其他某种东西驱动的结果，就好像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利用她的身体说话。
“计时”行为背后隐藏的多层含义将在那一年及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揭开。
1945年9月，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南部，他们将在那里：
——建立一个名为“韩国”的新国家，总统是一位他们精挑细选的哈佛毕业生；
——为一个“实验室”奠定基础，在那里用共产主义者和可能庇护他们的难民来测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为至今仍留在那里的美国军队建立一套“娱乐性”基础设施。
关于母亲刚到东海岸的头几个月，我的每一段记忆，感觉都是寒冷的。在她暖气不足的公寓里感觉冰冷。在车道上冷得发抖，因为嫂子让我别走，她有重要事情对我讲，而她讲的话像是燃烧弹一般，散落在我心里，有时要在撞落后很久才爆炸。
格蕾丝，你妈妈在做这件事。这件令人恐慌的事。
格蕾丝，你妈妈的状况越来越糟。
格蕾丝，你妈妈——我有些事得告诉你……
离新年还有两天时，她投下了这枚大炸弹，其破坏力迅速而残酷。那个假期我一直和母亲在一起，准备出门去费城的一家商场与桑德拉和雅克塔见面时，嫂子的车开上了车道。她钻出她那辆奶油色的旅行车，开始卸一车的杂货。她承担了为母亲购物的责任，同时要照顾当时还年幼的女儿。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要同时照顾一个婴儿和我母亲——两个需求完全不同的新来者——一定让她筋疲力尽。
“你这就要走了吗？”她问。
“只是去买些新年前夜穿的衣服，几小时后就回。”
她脸上能看出多日未眠的疲惫。“格蕾丝，你妈妈——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又怎么了？她的声明让我感到沉重，虽然我无法准确说明原因，但她说的事让我在面对母亲的疾病时更加无助和痛苦。有什么新情况，让我嫂子如此犹豫？她平时都是有话直说的，今天为什么要加这句铺垫？关于我母亲的情况，不管她说什么，都不可能吓到我。行动反复无常、情绪波动、幻觉，这些事情我已经体会八年了。她还能说出什么我不知道的情况？
“格蕾丝，你母亲以前是妓女。”
她在说什么啊？我的皮肤变得燥热，几乎无法控制其下奔涌的困惑感觉。“你怎么知道？”我不记得我是否真的问出这个问题了，但不管怎样，她都给出了答案。
“是这样，你哥哥还记得。你去问他吧。他记得她以前经常浓妆艳抹。”浓妆艳抹。盛装打扮，这是那份职业的隐喻。
我的记忆中闪过1984年万圣节的场景，当时珍妮和我临时决定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我们打扮成妓女吧。”不知是谁说道。我们当时十三岁，正要开始探索我们的性别身份，妓女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公开展现性感魅力的女人。我们急忙打扮，化浓妆，梳头发，再换上迷你裙和之前在玛莎百货买的紧身渔网裤袜。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出门时，母亲用身体挡在门口，瞪着我。“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她轻蔑的语气刺痛了我，我感觉她随时都可能松开交叉的胳膊，给我一耳光。我的声音很温顺，但我立刻就给出了回答。“是朋克摇滚歌手。”即便是在那时，我也知道，她哪怕杀了我，也不会允许我扮妓女。
她那时当然想阻止我。我那是在美化她逃离出来并且想要埋葬的过去。但那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有那样的过去？
我的脑袋开始眩晕，我靠在自己打开的车门上，撑着身体，听嫂子继续说。“他从没告诉过你，因为他想瞒着你，但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的情况越来越糟。”
瞒住我？母亲的过去，我整个一生都被蒙在鼓里，我不确定这两件事哪一件让我更难受。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皱起脸来，想憋住眼泪，嫂子想安慰我，说没有那么糟。“那个俱乐部条件算比较好的。她不是街上的那种。”
即便是在我得知真相之后，哥哥也从未告诉过我。他永远都说不出他妻子说过的那番话，我家里的其他人也都说不出“妓女”这个词。
我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说：“你觉得她是怎么认识你父亲的？”好像我没有更早意识到这一点，是一种蠢行。
我询问父亲时，他泪流满面，说：“你母亲已经做得尽可能少了。她不想做的。我让她离开了那里。”
“但你不也是和她有了关系才把她弄出来的吗？”父亲盯着我，一副哑然失语的样子。“你知道，”我说，“因为在你把她弄出来之前，你是她的一个顾客？没有顾客，她不可能在那里工作。你知道，有需求才有供应。”
1945年9月，美国接管了“慰安所”，那是一个由日军建立的性奴役系统，美军保留了那些设施，以及之前在其中劳动的妇女，将那些地方改造成了第一批为驻韩美军服务的妓院。50年代，那些妓院将吸引新一批来自乡村的女孩，朝鲜战争之后想要养活自己或供养家人的女孩。到60年代，韩国政府将正式为美国军人提供性服务。
在因为患了精神疾病而不得不待在室内，不再成为他人目光渴望的对象之前，我母亲拥有堪比名人的美貌和魅力——她是双眼皮，画着黑色烟熏妆，总是盛装打扮。她的两颊圆润对称，酒窝很深，牙齿完美整齐，肤色是匀称的沙棕色——富有异国风情，但对绝大多数白人男性来说，颜色并不是太深。我可以想象，她的魅力是如何帮助她在战争期间及战后谋得生计与生存的。
我在研究生阶段研究朝鲜战争平民经历时写过，帮助人们生存下来的变量是年轻、女性特质及英语交流能力。拥有这三种特质就意味着更容易获得美国士兵的帮助，或者在大屠杀中更容易幸存下来。母亲虽然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但她自学了英语，用字典一次学一个单词，并试着通过看大量的美国电影来提高。她美丽，而且会讲英语。母亲决心要生存下来。
嫂子透露的秘密令我感慨万千，购物让我暂时解脱出来，但那天晚上当我回到母亲的住处时，一进门，她隐秘的历史就重重地压在我身上。我看着她静坐在沙发上，仍像往常一样没在做任何事情。
“你想看看我明晚打算穿什么吗？”我试着装作什么都没有改变一般问道。
“好啊，来看看。”
是一条侧开衩的黑色长裙，配一件黑色蕾丝上装。我在假想中的T台尽头左右转动身子，展示给她看。
“非常迷人啊，格蕾丝，”她说，“非常迷人。”她认可了这套装扮，我为此松了口气。
“我要和桑德拉、雅克塔一起去SOB参加新年前夜的派对。那是纽约的一家巴西夜总会。”
“夜总会？要小心里面发生的事情。”
“别担心，妈。里面只会跳舞。”
我第一次开始理解，为什么每次只要我提到要去俱乐部或酒吧，母亲就会很警觉。对她来说，那些地方不只是社交和释放的场所。
苏丝黄（Suzie Wong），英国作家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son，1919—1997）于1957年出版的小说《苏丝黄的世界》的女主角，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成为东方女性的代表形象。 那天晚上我时睡时醒，每次醒来，母亲作为妓女的形象就会闯入脑海。她就像苏丝黄 ，紧紧搂着她的白人男人。一朵莲花与她的美国大兵约翰手拉着手。不，我想，那不是我的母亲。
我试着想象那样的交易——用性爱换取金钱，母亲待在夜总会的里屋，想象她虽感到羞愧和害怕，却找到了一些足以应对的内在力量。交易发生时，她或许会假装自己是好莱坞女演员，在扮演一个激情洋溢的情人，或者她找到了游离的方法，盯着墙上的某个点看，就像她每次回避我问她在韩国做什么工作的问题时一样。也许那些幻听到的声音一直盘桓在那里，说服着她，让她坚持到结束。
我试着阻止脑海中无休无止的疑问，停止想象母亲年轻时的形象——她当时应该比我年轻，二十或者二十一岁，一些哼哧哼哧喘着气的美国士兵压在她身上，一个又一个。
不。停下来。
那晚晚些时候，在母亲说了晚安并且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之后，我听到她拖着脚走进厨房，嘴里还低声说着话。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她语速很快，像是在说方言。接着我听到她大口大口地喘气。
“妈，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循着声音喊道。
她却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快。我掀开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我眯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到她用双手抓着案台的边缘，正靠在上面来回摇晃。
接着，粗重的喘息声、吟唱声、摇晃的动作全都突然停了下来，她一动也不动。“一切都好。回去睡吧。”
我在SOB见到桑德拉和雅克塔时，瓦里克街相对来说还比较安静。我们点了朗姆酒和可乐，坐在一张装饰了假棕榈叶的桌子旁。一般来说，盛装出门，尤其是在新年期间，会让我十分兴奋，但这一年的庆祝活动却笼上了一种沉重的氛围。我的悲伤一定盖过了派对的活力，因为她们俩中有一个问我怎么了。
“昨天我嫂子告诉我，我妈妈在韩国时是妓女。”
雅克塔屏住呼吸，然后捂住了嘴巴，她的反应正是我此刻依然能感受到的震惊的映照。但桑德拉似乎一点也不惊讶。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但你一定早就知道。你一定早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哈？就连我朋友也比我先知道？
我不记得我们在那里坐了多久，也不记得我们是否有过更进一步的交谈，但我隐隐约约记得，我想谈谈，想开始整理我所有的悲伤和羞耻——后来我会通过研究来审视和击败那种羞耻。就算我当时已经开始谈论此事，那也可能会被介绍当晚节目的主持人打断。是一位新近崭露头角的流行歌手，名叫马克·安东尼，穿着篮球鞋，戴一顶翠迪鸟的帽子，他上台时，我们三个已经起身跳舞了。他在唱歌和摇摆的同时，不断用目光与我交流，雅克塔见状大喊着，想盖过音乐的声音：“嘿，我想他喜欢你！”我把头向后一甩，笑着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或许是因为有人关注，或许是朗姆酒的作用，我告诉自己要尽情享乐。去他的吧！这是新年前夜，我们将在1994年到来之际敲响钟声！
1994年，在我根据高中心理学教材对母亲进行诊断八年后，母亲得到了正式的精神病学诊断，确诊是精神分裂症，医生开始对她进行药物治疗。我们以为药物会成为所有问题的答案，因为当时的说法就是那样：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只是大脑的化学失衡，通过给大脑施用正确的混合药剂即可纠正。
我们等待着药物起效，那样母亲就能够恢复正常。但恰恰相反，她的情感反应变得越发迟钝，抱怨也越来越多。我不喜欢这样。我的双手一直在抖。我的舌头感觉很肿。我的侧脸麻木了。她患上了迟发性运动障碍，这是一种面部和四肢重复不自主运动的症状。为了治疗她的精神分裂症，她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疾病。
当时让她停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等了这么久时间才让她吃上药，而她也终于同意了。公众对精神分裂症的认知是，这是一种具有暴力进攻性的疾病，尽管我认识的她从未有过这种行为，但负责任的做法是，让她继续服药，这样她就不会伤害他人或自己。
原文为“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用于描述美国政府与企业的利益重叠，二者将监视、监管和监禁手段作为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法。Ralph Ellison,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alph Ellison, ed. John F. Callaha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148.Michael Rembis,“The New Asylums: Madness and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Neoliberal Era,”Disability Incarcerated: Imprisonment and Dis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ds. Liat Ben-Moshe, Chris Chapman, and Allison C. Carey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4), 139. 我不记得母亲服用的第一种药是氟哌啶醇还是硫醚嗪，但这两种药自首次投放市场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和1994年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批评声音的存在，即精神病学正在成为监狱产业综合体 的盟友——药物正在沦为一种监狱管控的工具，精神疾病正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犯罪行为。有时诊断发生在监禁之后，作为一种化学监禁的手段。用监禁代替精神健康护理的趋势将持续，直至监狱中的精神病人远比健康护理机构多得多。这些身体——主要是黑人和棕色人种的身体，被打上了社会疾病烙印的身体——将被集中在大型惩教机构中。种族问题就像一根被敲进了美国价值体系的木柱，这根木柱在美国的精神特质中是如此根深蒂固，它将美国变成了一个伦理上精神分裂的国家。 到2007年，洛杉矶县监狱、芝加哥的库克县监狱、纽约市的里克斯岛将成为美国“三座最大的精神科住院设施”。 换句话说，即最大的药房和新式疯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