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深谷，开始上坡朝着标记为BK-5的地点走。斜坡很长、很难走，就是那种会让你强烈感觉到自己大腿和肺部的山路。坡度是骗人的，常常只有走到一半才会发现有多难爬。我们之前对BK-5做过几次记录，我也在不同树下吃过午餐。就一个近来少有人知的险恶地点来说，我觉得自己对它已经够熟悉、够亲近了。领头的学生匆匆往上爬，我们只能吃力试着跟上他灵活的双腿。但他走得太前面，以致我们差点听不见他回头大喊：“嘿！嘿！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我看不见是什么让他大喊，但我猜可能是被丢下的迁移者，需要水或急救，因此立刻扔下背包跑上斜坡。但等我跑到他旁边，立刻从他瞪大的眼睛知道他看见的绝不是扭到脚的人。我又往前几步，总算看见那个女的。她显然已经死了。
31°44′55″N, 111°12′24″W
我们八人围成半圆看着那个女的。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见过尸体，因为有人问那个女的是不是真的死了。学生们走到附近的树下坐着，留我思考该怎么做。我走到山顶试试手机信号。十五分钟后，我总算打通了报案电话。我告诉接线员我们在山里发现一具尸体，并给了她大概的方位：“巴塔莫特路东北方5千米，洛沃峰附近。”但那样做没什么帮助，因为她对这一带不熟。于是我给了她GPS坐标，但她不晓得那些数字的意思，所以我就跟她说我们会派个人到巴塔莫特路去等执法人员，因为光靠说的绝对没办法让他们找到我们。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斯图尔特(Haeden Stewart)愿意跑回休旅车那里去等。我告诉其余的人我们要在这里等，但在警长来之前，我们必须记录和拍下现场。大伙儿似乎都兴致索然，我也是。
不过，这时我们多少都明白，这件苦差事非做不可。我提醒自己，既然我主持的计划以人在沙漠里的受苦与死亡为研究主题，就不能只因为伤心或厌恶就回避这个社会过程的某些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仔细检视这位无名女性的尸体，尽可能多记下信息。这表示我们得拍照，而这个决定后来让我遭到一些同行的质疑与批评。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拍摄尸体，也不该放进论文或书里。的确，读者看到会不舒服，但这样才好，因为我们身为研究者也会不舒服，而且一直如此。当我们开始觉得这种死亡没有什么，那才应该担心。我开始拍她，因为我觉得必须保存这种死亡的特写，替不在场的人记下这一刻。
但我也清楚，再怎么立意良善，传播这类照片仍然可能带来危险和道德争议。苏珊·桑塔格就警告：“拍照者的意图无法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自有其生命历程，会随使用群体的突发奇想或忠实程度而漂流。”我控制不了这些照片的生命，也无法决定观看者如何解读。我只希望这些影像能成为无法否认的物证，证明有个女的死在31°44′55″N, 111°12′24″W，而目击者亲眼见到她死去的“血肉之躯”。
她趴倒在地上，看来死亡前因上坡而气力耗尽。为了爬到这里，她一口气走了起码65千米，可能还越过了图马卡科里山。她穿着普通的棕白两色慢跑鞋、黑色弹性长裤和长袖迷彩上衣。你可能以为这种上衣是猎鹿人穿的，但迁移者和“毒骡”这几年也跟上了潮流。棕绿相间的图样和这个时节的索诺拉沙漠完美融合。她脸孔朝下，暴露在陡峭的斜坡上，代表临死前可能还在忍痛攀爬，而后突然断气。这样陈尸在小路上，显示她可能是孤零零死的。
她身体已经僵直，手指开始蜷曲，脚踝肿到感觉鞋子随时就要崩开，裤子屁股处有排泄物，还冒着古铜色的泡沫，应该是死时喷出的。没想到这幅景象竟然让人无法将目光移开。她才死去几天，尸体处于法医人类学所谓的腐化初期：“体色呈灰到绿，部分肌肉还算新鲜……躯体膨胀……手脚呈棕到黑。”这番描述完全不足以形容尸体在沙漠里的实际样貌、味道与声响。没有任何话语做得到。在沙漠的寂静里，你可以听见苍蝇嗡嗡作响，忙着在她身上和体内产卵，还有她鼓胀的胃不停嘶嘶排出胀气，宛如缓缓泄气的轮胎。
翅膀僵硬的火鸡秃鹰有如黑色纸飞机，在高空绕着尸体自在盘旋。我数了一下，至少有四只，忍不住赞叹它们来得真快。2012年的这个时候，第一轮法医实验刚进行了两周，我才看过鸟啄食猪尸体的影像。看见它们在上空飞舞令人很不舒服，我努力当作没发现。我走近尸体，慌乱地做起田野笔记：“没有背包或明显的个人物品……肩膀和脸下方压着一瓶电解质液。”我弯腰检视，风忽然扫过她的身体，一股甜气和腐尸味瞬间灌入我的口鼻。是死亡(la muerte)的味道。
尸体在酷暑下曝晒多日，已经起了变化。她的皮肤开始发黑、木乃伊化，外表特征也因为身体肿胀而模糊了一些。虽然有几处已经变成陌生的形状及颜色，但那乌黑的头发和右手腕上的发圈还是保留了几分原本的她。我凝视她的头发。发丝柔顺，色泽如黑曜石般，可能是我见过最黑的头发，那质感仿佛她还活着。我想伸手摸她，但没办法。她已经死去太久，我知道她的皮肤摸起来不会像人的皮肤。我想看她的脸，但不敢翻动她。这是“犯罪现场”，我不想破坏证据。我开始猜想她在世时的模样。她待人和善吗？笑声如何？是什么逼她走进这片沙漠？我拍照她会生气吗？最后我让沃特豪斯把我们找到的那条毯子拿出来盖住她。这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好过一点。
我走到离尸体不远的树下，和学生们会合。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只有微风拂过附近的牧豆树枝，偶尔打破紧绷的沉默。突然有人放声大哭，坐在旁边的伙伴立刻献上拥抱与安慰；其余的人则是重重叹息，还有一个人气冲冲走开想要独处。我们感觉在那里坐了几百年。秃鹰继续耐心地在上空盘旋，既被下方这些人类的心中小剧场牵连在内又对此漠不关心。它们只知道我们坏了它们的午餐计划。
31°44′55″N, 111°12′24″W, 2012年7月2日（作者摄）
等待（作者摄）
我想对其他人说些安慰的话，让眼前的死亡变得平和与庄严，但这样想很可笑。面对这种情况，你说什么都很假。几个月后，我演讲完被一位听众堵住，批评我拍下那个女子的尸体有辱死者的尊严。我答道，迁移者在索诺拉沙漠遭遇的死亡根本毫无尊严。这正是重点所在，正是“威慑预防”的真面目。这些照片本来就应该让我们不舒服，因为此时仍然有人陈尸沙漠，却没有足够的目击证人。这才是令人不安的现实。这种不被看见是沙漠异质集合体制造的痛苦与死亡暴力的关键要素。帕奇拉特(Timothy Pachirat)就指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权力借由创造距离和隐藏而运作。我们对‘进步’和‘文明’的理解不仅和隐藏（但不消除）那些愈来愈被看成身体和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事物密不可分，甚至已经和这种隐藏成了同义词”。因此，这些照片既让意在杀人的美国边境查缉政策的人道冲击浮上台面，又坚实证明了我们无须远赴“异地”也能“直面死亡与临终”。死人就在我们自家后院，他们是主权磨坊的人类原料。想在死人被异质集合体抹除之前瞥见他们全凭“运气”。
穿越沙漠边境既残酷又严苛，迁移者往往因为体温过高、脱水、中暑和其他相关症状而缓缓地痛苦死去。将这些死亡描绘成其他样子，不仅否认了沙漠里的严酷现实，对亲身经历者也是帮倒忙。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醒我们，美国民众很少有机会看见这类照片，以免引发内部反弹或坏了民族主义者的事：“有些影像不会出现在媒体上，有些死者的姓名不会有人提，有些失去不会被当成失去；暴力被分散、去现实化……我们加诸他人的暴力永远只会选择性地呈现在民众眼前。”但我不晓得本书的读者看到女人尸体的照片会有什么反应。是难过或嫌恶？得知美国边境查缉内幕所带来的冲击是否更能促成政治行动？这些影像能否在情感上更有效地渗入美国民众的意识？还是如诗人多尔蒂(Sean Thomas Dougherty)提到卡特(Kevin Carter)那张声（恶）名远播的（秃鹰守着苏丹挨饿小孩）照片时写到的，这些照片所描绘的暴力最多只成为一种令人赞赏的“美学”。
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午后，我最后只是这么说：“至少我们比秃鹰快了一步。”
“身体”
斯图尔特和另一名学生花了近五小时才接到警长，带他回陈尸地点和我们会合。迁移者一旦丧命，便不再归美国联邦政府管辖，而是交由所在县处理，但边境巡逻队通常会提供郊区执法人员后勤支持。这回是警长一人带了三名边境巡逻队员同行。其中两位比较年轻，另一位更资深。他们从公路旁出发，拖着一个装有越野脚轮的担架走了5千米来这里。
警长很客气。他很清楚我们六人已经陪着尸体枯坐了好几小时，肯定会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确保她会得到妥善处理。警长显然不是头一回面对这种情况。他迅速戴上浅蓝医疗手套，拿出傻瓜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记下尸体所在的GPS坐标。
“她身上的毯子是原本就这样的吗？”
“不是，是我们盖上的。”
“她有携带任何物品吗？”
“除了那瓶电解质液就没看到什么个人物品。”
“好，我们该移动她了。”
调查就这样结束了。没有靠近尸体翻找个人物品，也没有检查小路，看有没有其他人或尸体，就拍了几张照片和记录坐标，前后只花了五分钟。
警长转头吩咐那两位年轻的巡逻队员，一位是墨西哥裔，一位是白人，要他们帮忙搬尸体。资深警员弄了弄战术背心上的装备，接着朝山顶走去，显然不打算参与下个阶段。那两名年轻巡逻队员显然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很不自在，尤其是那个白人。沃特豪斯问他年纪。“二十二岁。”他说。我们里头有四位学生比他还大。警长将医疗手套递给两名年轻人，接着便开始计划该怎么搬动她。“希望不要我们一抬，她身体就爆了。”他说。白人巡逻队员紧张地笑了笑，似乎分不清对方是否在开玩笑。
他们将担架推到她身旁，白色尸袋放在地上。“我们要先将她翻身放进尸袋里，因为会有东西流出来。”警长告诉巡逻队员，接着便抓住她的手臂和肩膀，两名巡逻队员则是弯腰抓住她的脚。白人队员一靠近尸体，就嗅到肌肉腐烂的臭味，立刻放开她的双脚往后退，开始干呕。他眼眶湿湿的，拼命忍住呕吐的感觉，随即开起玩笑，说什么“恶心死了”，结果发现我们八个人都冷冷瞪着他。眼前的景象无疑非常讽刺：边境巡逻队成天用“身体”称呼迁移者，结果一堆队员根本没准备好面对死掉的身体。警长面色严厉地瞟他一眼，要他识相点。“好了，数到三就翻身。”他们弯下腰，动作僵硬地将她翻了过来。
翻身后，我看见她残余的脸。那景象非常吓人，完全看不出人样。嘴巴成了扭曲发紫的黑洞，掩盖了其他五官。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因为那嘴巴让人移不开目光。唇边的皮肤松垮变形，有如融解一般，鼻子凹陷又膨起。她死时面孔朝下，头颅肌肉变软而被压成泥土和石头的形状，整张脸铁灰中带着豆绿，曾有的美丽与人味消失殆尽，成了开口呐喊的食尸鬼。那幅景象只要看了，就永远在你心里挥之不去。
他们将她流汤的尸体装进袋里，拉上拉链，但还需要抬上担架。虽然她已经被白塑料布包着，两名年轻的巡逻队员摸到她还是一脸不自在。我看他们一直抓不住她，便上前帮忙抓住她的脚，感觉那脚踝跟咖啡桌脚一样硬。我们齐心协力将她抬了起来。这时又来了一名边境巡逻队员。我们将她放在他开来的沙滩车上，车就开走了。我们收拾东西，默默走那5千米路返回车上。
法医
图森区南部发现的迁移者尸体都会送往皮马县法医室处理。自2000年起，皮马县法医室平均每年接获184具迁移者遗体；截至2013年1月，这些遗体当中仍有将近900具未查出身份，也无人领回。替这些尸体寻找姓名并不容易。沙漠的环境条件让人体组织很容易分解，动物也会迅速肢解骨头，四处扔弃，而迁移者身上往往没有便于辨识身份的证件。皮马县法医室雇用了一小群人类学家，不眠不休追查遗体身份，并协助失踪者家属报案。赖内克(Robin Reineke)是其中一位文化人类学家，自2006年起便一直在协助失踪者与死者家属。2013年，她成立了非营利组织科利布里人权中心(Colibrí Center for Human Rights)，协助迁移者家属找到他们死于迁移途中的家人。我们交情很好。发现尸体的几周前，她才招待我的学生参观她的办公室。
参观法医室会让人心情好不起来，因为你会被迫直面迁移者的死亡与尸体无人认领的孤单。目睹官署贮存被动物啃过的人骨和流汤发臭的尸袋的地方，不仅在情绪上难以接受，生理上更让人作呕。但对某些访客来说，最难面对的却是那个保管无名尸体个人物品的无窗小房间。就算尸体腐烂的酸臭不会让你昏倒，看见那些从无名尸体身上取下的友谊手链、皮夹大小的婴儿照片或祷告卡也往往会让你受不了。那些物品或许会让人情绪激动，却不一定能告诉你死者生前的模样。法医室的人可以做证，迁移者往往不是携带伪造或盗用的证件，就是根本没有证件。我们发现的尸体直接被送来这里，存放在其中一格冰柜中。她没有身份证件，也没有个人物品。
皮马县法医室里的无名骸骨（迈克尔·韦尔斯摄）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赖内克，跟她说明了事情经过。她答应事情有任何进展会立刻通知我。两周后，我收到一封邮件：
嗨，杰森：
简单跟你更新一下你们发现的那名女士的状况。
她的编号是12-1567，目前仍然身份不明。我刚和图森撒马利亚人的一名职员聊天……她跟我说了一些蛮有用的信息，跟那位萨尔瓦多少年留下先走的人有关。底下是她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内容，有哪里需要修正或补充的再告诉我。
2012年7月17日，我接到图森撒马利亚人一名职员来电，她和12-1567号尸体的发现者有联络。她说尸体发现前一天，他们有几名志愿者在那一带（离阿里瓦卡路7千米以上）遇到一名萨尔瓦多来的年轻人，名叫卡洛斯。
无名尸体的个人物品，皮马县法医室（迈克尔·韦尔斯摄）
他说他刚抛下两名急需医疗救助的同行伙伴，分别是：
三十八岁的玛塞拉·哈圭波亚(Marsela Haguipolla)［或是玛丽塞拉·阿圭波亚(Maricela Ahguipolla)］，来自危地马拉或厄瓜多尔；还有一位老人，姓名为托尼·冈萨雷斯(Tony Gonzales)，来自厄瓜多尔。老人七十岁……不确定他们和12-1567是否有关，但很有可能有关。
我会联络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领事馆，查询新近的失踪者名单。
看来卡洛斯还是知道他们的名字。
9 忘也忘不了
皇后区
位于皇后区杰克逊高地中心的罗斯福大道喧嚣扰攘，飘散着唯有纽约能孕育出的街头流浪儿气氛。它是全美种族最复杂的街区，也是厄瓜多尔裔移民的大本营。我跟克里斯蒂安约好在罗斯福大道和82街口地铁站正下方等他。我焦急地来回踱步，在茫茫棕色面孔里寻找他的脸庞。我们没见过面，我不晓得他的长相。我扫视来往的行人，试着想象他的模样。从电话里的嗓音判断，我觉得他应该个子颇高，年近五十岁，外表像是建筑工人，穿着沾满水泥的连身工作服和咖啡色钢头靴。十分钟后，我看见一名留乌黑短发的三十岁出头的男子朝我走来。我察觉他神色有点提防。我不怪他，因为我也很紧张。克里斯蒂安比我预想的年轻，我有点惊讶他竟然穿着合身的麋鹿牌T恤和颜色鲜艳的网球鞋，手里还拿着苹果手机。他一身打扮完全不像打零工的蓝领阶级，而是拉丁裔的都市精英。
没聊多久，我就得知克里斯蒂安是1990年代末厄瓜多尔经济崩盘后涌入美国的数十万移民之一。和秘鲁那一场劳民伤财的边界战争，加上出口收入下滑、紧缩措施过严、债务增加和政治动荡，导致厄瓜多尔陷入百年多来未曾见过的经济危机。十年内贫困率飙涨至40%，1993年到2006年间估计有90万厄瓜多尔人永久离开家园，前往美国、西班牙和其他西欧国家找工作。雅基施(Brad Jokisch)和普波斯基(Jason Pribilsky)就指出：“在1999年到2000年这短短两年内，就有26.7万名厄瓜多尔人净移民。汇款总额更从1997年的约6.43亿美元升至2001年的超过14.1亿美元。”
克里斯蒂安（迈克尔·韦尔斯摄）
1999年至2005年的移民潮中，一共有近13.7万名厄瓜多尔人迁移至美国，克里斯蒂安也是其中的一员。他2001年来到美国东北部，目前估计有42.57万名厄瓜多尔人聚集在该地区。和当时许多同胞一样，克里斯蒂安十几岁就离开怀孕的女友和生活拮据的家人出国找工作。过去十多年里他不断汇钱，在老家盖了一栋自己不曾造访过的房子，供应自己不曾牵过手的儿子吃穿和读书。
上述细节是我后来和他数次电话访谈及造访纽约时听到的。但在首次会面的这天，我们俩依然完全陌生。
克里斯蒂安在自我介绍。头顶上方地铁列车经过的轰隆声加上白天车流的嘈杂，让我们几乎得用喊的才能听见对方。我问他哪里有安静点的地方可以说话，他推荐附近一家厄瓜多尔餐馆。下一秒我已经和他隔桌对坐，努力向他解释我为何而来。“谢谢你答应跟我见面。我知道这有点诡异，但就像我在电话里说的，我从厄瓜多尔领事馆得到你的联络电话，所以想见你一面，因为我是发现玛丽塞拉遗体的人。”
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接着往下说：“我想，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想认识她和她的家人。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发现她的过程，而你有想问的事，我或许也能回答。我正在写一本跟迁移者在沙漠里的遭遇有关的书。我想征求你的同意，让我在书里介绍她的故事，还有她失踪时家人的感受。”
虽然我们之前已经通过几次电话，我刚才讲的那些事他都知道，但我还是不晓得见到本人时，他会有什么反应。但没过几秒，克里斯蒂安就直视着我说：“我跟他们说了好几遍，跟他们说越境很危险，说我不希望玛丽塞拉过来。他们却以为我只是不想让弟媳来这里找工作。其实我是因为自己的遭遇。我知道穿越沙漠会遇到什么，真的很恐怖……你绝不会相信我遇到了什么。我不希望她经历一样的事。”
虽然对克里斯蒂安和许多非法入境美国［厄瓜多尔人的说法是“走那条路”(por el camino)或“过草原”(por la pampa)］的非墨西哥人来说，索诺拉沙漠真的很可怕，不过那已经是他们艰辛旅程的最后一段路了。从出发开始，他们的迁移可能长达数周或数月之久。厄瓜多尔人和其他非墨西哥人有时得支付一万美元以上给带路人(pasador)，协助他们偷渡多个国家。美国联邦政府2013年遣送出境的迁移者有31%为中南美洲人，并且似乎逐年增加。这些迁移者会使用各种方法穿越多国边界，如步行、奔跑、乘坐竹筏过河或坐在货物列车顶上等等，最终来到美墨边境，踏入沙漠试试运气。从我们首次会面到随后几次在纽约对谈，克里斯蒂安陆陆续续回忆当年穿越沙漠的细节，而我也逐渐明白他为何坚决反对自己的弟媳玛丽塞拉迁移到美国。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选择用克里斯蒂安自己的话来叙述他的迁移经历，尽可能不加干扰或打断。这样的叙事话语转移有两个理由。首先，由他本人来说比我能做的任何民族志诠释或总结都来得真实。如我在书里不停强调的，没有什么能取代边境穿越者的内部观点。其次，借由将他的话推到台前，我希望弥补坊间缺乏无证迁移第一人称自述的不足，尤其是南美洲移民。人类学家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在他介绍乌干达、布基纳法索和墨西哥迁移者生命经验的新作里写道：“人对于自己的理性魔力有一种执迷，总想让世界变得可以理解。若想避开这道陷阱，就不能将能言善道的‘我们’直接投射在‘他们’身上，而是必须不断用多重变动的实际生命经验加以检验。”虽然我加入了简短的分析与补充，有时也用脚注说明，但本章主要还是让克里斯蒂安自己发声，让他有机会带领我们理解他的世界。
“忘也忘不了”
克里斯蒂安：玛丽塞拉离开我家乡那天，怎么说呢……我想她是抱着希望，心里怀着很多目标，梦想着到这里来。她有很多梦想要实现，一心只想来这里。但她也是带着心碎来的。跟我2001年那时一样，出发的第一天非常痛苦。我根本不想来纽约，是我姑姑想来。我和女友处得很好，就是孩子的妈。她那时怀孕，我们很快就会有儿子了。我很高兴。我很想结婚、找工作，赚钱拉扯孩子长大。我想跟他一起生活。我那时想的就是这些。后来我们决定过来，我姑姑说：“这样对你儿子、对你老婆、对你爸妈都比较好。”我母亲生病，父亲赚的钱很少。
我们家是一间很小的泥砖屋。政府计划开一条大马路穿过我们那片区域，我们连仅有的窝都保不住。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万一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爸妈能去哪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又能去哪里？所以我才决定来这里，为了盖一间房子。我妹妹叫瓦妮莎，她现在已经长大了。我很爱她，希望她能读书。我们都没有上过学，因为根本没钱。我一直在想她的事。我想替她办十五岁礼(quince años)。那里有太多事不可能发生，有太多事我想做却做不到。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最后我说：“我去。”我让爸爸替我筹钱，他问我爷爷奶奶能不能拿地去抵押。没错，我决定要走。
我：你打算要走，心里有什么想法？
克里斯蒂安：我就是相信神，求祂帮助我。我跟祂说我是为了爸妈和儿子去的，很快就会回厄瓜多尔，顶多两三年。
我那时在睡觉。第一架飞机撞上去时，大概是早上七八点。我奶奶跑进来，要我赶快开电视。她说：“纽约出事了。”她边说边哭，因为她有两个儿子在那里。那对我们厄瓜多尔人和全世界都是大事。事情发生后，家人不希望我去。我考虑过，但觉得那里肯定会有很多工作。我心想要是去纽约，就能帮忙清理被毁的房子，因为非法者在那里能做的也就只有建筑工和清洁工。我觉得自己可以从建筑工开始。“9·11”事件后过几天，大概是16日或17日，我们就出发了。
我离开对瓦妮莎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我们总是腻在一起。我那时有工作，经常带她去购物，帮她买衣服，买洋装。她那时还是小女孩，在家里就像小公主。我对她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什么都想给她……我离开那天真的很难过。我不想叫醒她。我天一亮就走了，她还在睡觉，我只吻了她的脸就离开了。我越境时一直想起她。到了路上，我们上了一辆卡车，但我只能坐车斗，因为前座没位子了。车子在路上奔驰，我看见她就坐在我旁边。我想象她在车上。那种感觉好难过，我忍不住哭了。我儿子那时还没出生，瓦妮莎是我最爱的人。这种事会在你心里烙下印子，忘也忘不了……我离家时十七岁，从墨西哥到美国时已经十八岁了。
过草原
克里斯蒂安：我们先去（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然后从瓜亚基尔飞到秘鲁，再从秘鲁飞巴拿马，从巴拿马搭巴士到哥斯达黎加，接着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在秘鲁和巴拿马，他们对我们很好。我们住旅馆，因为扮成观光客，所以还有行李，穿得也很体面，免得有人指指点点。我们口袋里有钱，感觉像来度假。但一到哥斯达黎加，老天……怎么说呢……我们在哥斯达黎加渡过一条河之后，事情就急转直下。我还以为（纽约）很近了，心想“我们就快到了！”我们才过一条河，我就以为我们到纽约了！（笑）
我们到哥斯达黎加之后，曾经穿过一片甘蔗田，结果有蛇！天哪！我们跑到一间很小的屋子里。我们必须在那里换衣服，因为穿得太好了。他们给了我们另一套衣服，然后要我们钻进车子的后车厢。六个人挤在一起。我们就是这样到尼加拉瓜的。我们在后车厢里挨了六个小时。我永远不会再试一次……老天，他们车开得好快，好恐怖。要是发生车祸，我们一定全死光……姑姑和我现在几乎绝口不提这些事。我只要想到就会受影响，觉得很难受。
我想是洪都拉斯吧。他们把我们带到丛林的一间房子里。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哪儿都不能去。从那里，他们把我们带到危地马拉。我们一接近墨西哥边界，他们就开始对我们很恶劣。他们带我们到一位女士家，那房子真的很漂亮。我们以为会住里头，结果没有。他们把我们关在后院的鸡舍里，跟老鼠一起睡。里头到处是泥巴，床底下有大老鼠打架，晚上还有蟾蜍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而且热得要命。我们不能离开鸡舍，只能从木板缝隙看到外面，看到那位女士煮饭的地方。她会做薄饼和炖豆，我们必须付钱。我们在那里睡了两晚。之后他们把我们打扮成危地马拉人，让我们穿得好像当地人，女人一律换上长裙和短上衣。我们走到苏恰特(Suchiate)河边，因为已经非常近了。他们说：“要是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来购物的。”我们坐上轮胎做成的皮筏，他们用桨划水，把我们送到墨西哥的恰帕斯。
我们来到一座城的郊外。他们把我们带到一栋房子的顶楼。老天，那里简直热得不可思议。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晚，隔天就离开了。他们又让我们搭出租车，三人一辆分乘两部车。他们说：“我们一停并说躲起来，你们就要躲起来。我们会拉下椅背，你们就要钻进后车厢。”只要经过检查哨，我们就得那样做。他们还告诉我们该说什么。我们必须知道总统是谁、货币名和国歌。我们还学了几句墨西哥话，像是“操”(chingada)、“没错”(odelay)和“操你妈”(chinga su madre)。后来他们把我们送到海岸附近，但我不晓得是哪里。
墨西哥万岁，笨蛋！(¡Viva México, cabrones!)
从危地马拉到墨西哥索诺拉的诺加莱斯，直线距离超过2570千米。许多走过这段跨国“长征”的非墨西哥迁移者都会告诉你，如此遥远的一段障碍赛跑比沙漠危险得多。那些跟克里斯蒂安和她姑姑一样有幸找到向导同行的人，将会发现自己被一个又一个人口贩子转手，人身价格也跟着变动。这些无证迁移者完全任人摆布，既是违法的化身，又被贬为必须用尽办法走私的货物。这趟秘密旅程通常包括棋盘式的移动，在不同的“安全屋”、鸡舍和肮脏的阁楼落脚，外加各种别出心裁的交通方式与伪装。途中迁移者还必须竭力避免落入“鲨鱼”口中，因为在这条路上被当地人、黑帮和执法人员绑架、抢劫、攻击、强暴或杀害是家常便饭。对中南美洲人来说，墨西哥本身就是移民查缉异质集合体。
克里斯蒂安：在墨西哥，我们待在一位女士那里，她起初对我们很好。我不晓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但过了一周半左右，她开始对我们很坏。我猜是我们的家人或“郊狼”没给她钱。她养了一只大狗，不让我们离开房间。我们不能出去。后来过了三周左右吧，离开的时候到了。那位女士说：“他们付了钱，我们会带你们到水边搭船，之后你们再坐火车。”接着他们跟我们说：“听着，你们都要去搭船。我们会给你们救生衣，这样掉到水里才不会没命。”我们心想：“好吧，至少他们给救生衣。”可是等我们到了水边，他们却只给了我们垃圾袋。我们问：“你们给我们这个做什么？”他们说：“这就是救生衣。”
起初船开得很顺。我们到了海上，感觉很棒。我那时才十七岁，跟电影《泰坦尼克号》一样张开双臂坐在船头，因为风在吹（笑）。空气很好，很舒服。
但傍晚六点刚过，另一艘船朝我们开来，感觉像巡逻队。他们说自己是强盗，要抢劫我们。我们的船驾驶员在吸毒。他拿起白粉吸了一下，然后把粉聚拢，又吸一下。吸完第三下时，他只说了一句（用墨西哥口音）“抓紧了，笨蛋！(¡Agarrense, cabrones!)”接着油门推到底。他高声大喊：“小心摔出去，小心摔出去！”他油门一推，所有人都跌在甲板上。船飞了起来。这下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发垃圾袋了。垃圾袋是用来罩住身体的，因为水会飞进来。我们都像冲澡一样，身体全湿了。所有人都在尖叫、大哭，说自己就要死了。我们吼着要驾驶员停下来，但他没理会。感觉好恐怖。我们发现自己在大海中央。天色很黑，驾驶员突然把船停下来说：“所有人下水，我们快到岸边了。”于是我们跳进海里。我姑姑跳进海里就消失了，看不见人影。我拼命打水转圈找她。
最后我总算找到她了，我们一起游到岸边。可是岸上非常泥泞，而且到处是刺。我们没有穿鞋，又必须跑过海滩，所以脚都受伤了。之后向导告诉我们：“那里有条路，你们必须沿着路走。你们会遇到一间小屋，在那之前绝对不要停留，因为这一带住了不少人，他们可能会抢劫或枪杀你们。”我们一直跑到小屋，中途都没有停。小屋里有个老人，大家都喊他“爷爷”(abuelo)，他说我们可以躲在那里。于是我们就进去睡觉。我们身上都是泥巴。他告诉我们必须在这里等一阵子，火车破晓才会来。
老人带我们到火车会经过的地方，从小屋步行大约五分钟。“只要车一停，”他告诉我们，“就立刻上去。”那地方都是芒果树。爷爷要我们爬到树上把风，看有没有人从其他农场过来，有没有移民官员或警察正在靠近。只要看到火车来了就要立刻下来，想尽办法跳上火车。
我姑姑在树上哭。她整趟路都在流眼泪。她一直很紧张。她很想回家，但又想到她在厄瓜多尔的孩子，还有她想让他们上学。除非她穿越边境，否则就不用想了。我们有几次真的考虑回家，但又想到自己付了那么多银两(plata)，每个人要12000美元。我们没有钱，只好拿爷爷的地去抵。要是回去，爷爷就没有地了。
过了不久，火车来了，我们立刻跳上去躲了起来，坐在车厢之间。我们刚躲好，火车就开始前进了。我们只要经过城市或小镇就会躲起来。他们告诉我们，只要车长停车或鸣笛，我们就要下车躲起来，因为那表示检查哨到了，警察会上车搜查。车长确实停车和鸣笛了，但不是完全停住，只是慢下来，但速度还是很快。虽然火车还在动，但我们就必须跳车。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换人接应。火车上有个小孩，他是我们的向导，我们跳车后他负责带路。我们走着走着遇到一间鸡舍，便钻了进去。我们满身泥土，又湿又脏。向导说我们得梳洗一下，天黑时进城(pueblo)，他们会给我们衣服和食物。天色暗了以后，我们走到那个小城，心里很害怕，因为感觉很多人都想抢劫我们。我们到了一间房子，洗了澡，他们给了我们新衣服。接着向导说：“大家吃点东西。我们半夜会带你们去巴士站，让你们去墨西哥联邦区，也就是墨西哥城。”
后来，他们带我们到巴士站，跟我们说：“如果有人上车盘查，例如警察，你们就要装睡。如果被问，就说你们要去联邦区度假。”向导跟我们说，到了墨西哥城，会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来接我们。他说：“你们会看到司机，他会戴某种颜色的帽子。你们就会知道是他。然后你们就上他的出租车。”结果确实如此。我们清晨到了墨西哥城下车，司机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坐上出租车，他载我们到他的房子。我们吃了早餐，他说：“你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会有人来接你们。”
下午另一个人来了，把我们带到另一间屋子。我们又被关了大概三四天。后来那个人跟我们说：“你们会去一座牧场。”我们的盘缠已经没了，必须再给他们钱才能继续（往北）前进。那个人让我们打电话叫亲友汇钱。我打电话跟我爸说：“拜托，钱用完了，我想离开这里。”之后他们带我们去了一座废弃的大牧场。我以为那里只会有我们，但我们到了之后，他们把灯打开。天哪！有300多人躺在地上。他们吩咐我们抓一张床垫自己找地方睡觉。所有迁移者就是被他们安置在那里的。
废弃的墨西哥牧场里，穿着紧身白牛仔裤和鳄皮靴的男人手持俗称的“山羊角”(cuernos de chivo)，看守从各国绑架来的200名受害者，感觉就像罗德里格兹电影《弯刀》(Machete)里的场景一般。但对横越墨西哥的迁移者来说，却是再真实可怕不过的梦魇；而且从克里斯蒂安偷渡之后，十四年来情况只退不进。随着墨西哥毒品战争爆发，贩毒集团愈来愈多涉及人口贩运行业，穿越墨西哥失踪的中美洲迁移者人数已达7万至15万。这些人命运各有不同，从勒索赎金、贩运到国外卖淫到替贩毒集团跑腿都有。2010年，七十二位迁移者在墨国北部边境的塔毛利帕斯州遭人蒙眼枪杀，这只是移民路上的冰山一角。美国民众，包括那些助纣为虐的吸毒者，对每天发生在墨西哥的毒品暴力早已司空见惯，充耳不闻；只有当迁移者遇害过程太过血腥残暴时，新闻才会报道。
对必须穿越这片名副其实的热地(Tierra Caliente)北上的中南美洲迁移者而言，墨西哥这个已经变成战场的国家宛如巨大的异质迷宫，只要转错一个弯就有可能堕入深渊。横越墨西哥的偷渡过程太过诡谲，许多人永远无从得知自己的家人是死于沙漠，还是半路就遇到更恐怖的事。不少中美洲妇人在墨西哥奔走多年，就为了寻觅失踪儿女的下落。她们都能告诉你，墨西哥异质集合体自有一套死亡暴力。
我们将从克里斯蒂安的经历看到，迁移者往往需要一点机灵和大量运气才能突破人口贩运者布下的天罗地网。
克里斯蒂安：那里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有中国人、巴西人、萨尔瓦多人和尼加拉瓜人，几乎世界各国都有。那里有厨房，他们要所有人轮流煮饭给其他人吃。那里真的好多人……
我和不少迁移者成了朋友。他们有的已经待了一个月、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却还是没人来接。我们哪里也去不了，因为被关在一个大空间里，随时有人看着。他们只要看到你想走动，就会大喊：“喂，你想干吗？”我们只看得到外面都是山，其他什么也没有。照理说我应该很快就能离开，但我在那里待了一周，向导还是没出现。他们不准我用手机。两周后，我心想“这样不对”，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女性迁移者，就请她们帮我。我跟她们说：“我想做一件事，需要你们替我掩护。”我跟姑姑和一个女的走到露台上，我假装昏倒，看守我们的人跑过来看出了什么事。他们打电话给老大，跟他们说有人昏倒了，接着又打给一个有车的家伙，把我送到医院，因为我说我快死了。
他们带我去看一位医师，感觉像是他们的私人医师。他检查之后说我神经衰弱，而且贫血，因为我已经在路上好几周了。医师离开后，一位护士走了进来。我告诉自己，现在不做就迟了，于是就请她帮忙。我把事情经过告诉她。我边哭边说：“我和家人已经分开两个月左右了。他们把我们关在一个地方。我姑姑在牧场里生病了，但他们完全不让我们打电话给任何人。”我请她帮我联络家人，让我跟他们说出了什么事。护士说：“不行，我不想惹麻烦。这里所有事都被黑帮(la mafia)控制。”
我一直求她，不停掉眼泪。我想她可能心软了。她说：“别跟任何人说。”接着就去拿了电话来，让我打给我爸爸。他一接起电话，我就说：“爸，我时间不多，只能长话短说。你听好，麻烦快去找阿尔瓦雷斯。”阿尔瓦雷斯就是安排我离开厄瓜多尔的带路人。她知道所有联络人。“你去找她，问她我们在哪里。你去找她的时候，尽量多带些家人一起。爸，问她我们在哪里。我没有时间多讲了。”说完我就挂了电话。我只跟他说了这件事。两天后，他们就来把我们六个人带走了。他们把我们带到边界附近，到可以穿越沙漠进入亚利桑那的地方。
索诺拉
克里斯蒂安迁移那年，边境巡逻队在图森区逮捕了449675人。相较之下，梅莫和路丘穿越沙漠的2009年被捕遣送的迁移者共有241667人。逮捕人数减少可能是因为美国2008年的经济衰退，一方面无证劳工能找到的工作数量下滑，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兴起反移民浪潮，似乎也导致许多有意迁移者裹足不前。虽然克里斯蒂安和梅莫及路丘两人的迁移经历颇多雷同，但要记得克里斯蒂安出发的年代较早，治安措施还没有因为“9·11”事件而强化。当时迁移者需要穿越的沙漠距离较短，同行人数也多，因此至少会有一部分人入境成功。此外，当时也还没有“外来者移地出境计划”或“流线行动”来吓阻迁移者，意在让他们被捕后不要马上尝试越境。
克里斯蒂安：到边境之后，他们带我们去了一间房子。那时是12月第一周，天气冷得要命。向导说：“我们已经很接近美国了，但不能从这里过去。我们必须穿越沙漠，才不会被发现。”晚上十点左右，他们开了一辆车来接我们，把我们载到山区附近，跟我们说：“每个人拿两瓶水，还有所有你需要的东西。”
老天，那里真的好冷。在厄瓜多尔，人人都说在沙漠里会渴死，所以要带很多水。我们也都那样想，所以每个人都带了两瓶四升的水。他们放我们下车，我们就开始走，结果才走了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我们低头一看，发现瓶子都冻住了。真的！我不骗你！整个冻起来，硬得跟石头一样。所有人都吓到了。我们厄瓜多尔人从来没看过水冻成那样子！（笑）
向导爬到山上打量周遭情况，接着说：“我们不能走这里，监控太多。我们今晚得在这里过夜。”我说：“山里这么冷，我们怎么睡在这里？”我们队伍大概有二十五人，才走不到五分钟就冷得发抖。最后有人说：“我们分成女人一群、男人一群，两群人各自窝在一起睡，这样才不会冻死。”我们开始一个贴着一个睡，互相取暖，就这样过了一夜。
天亮后，向导说：“我们要继续走，但只能沿着山脚，躲在悬崖下，走深谷。”所以我们又开始往前走，最后来到一处干河床。向导要我们分批走，免得有飞机或巡逻车出现。就算遇到了，他们也看不到所有人，因为其余的人都躲着或趴在地上。向导说我们隔天再走，所以我们就睡觉了。
隔天晚上，我们再度出发。走了一阵子之后，我们穿过围篱来到一条高速公路旁。“郊狼”就说：“这里是墨西哥，那里就是美国。只要穿越这条路，就算通过了。但这条高速公路很难穿越，因为边境巡逻队很多。”他要我们排成一行，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我被排在最后。我搞不清姑姑在哪里，她应该在最前面。我们出发时，天已经全黑了。我不晓得是谁说了“快跑”，但我猜是边境巡逻队来了。我们拔腿就逃，最后我身旁只剩另一个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