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晓得其他人去哪里了，只好躲在树后。我们可以看见边境巡逻队的车灯。向导跟我们说过，只要看到边巡的就要躲起来，他之后会来找我们。我们看见边境巡逻队用大灯搜索躲在高速公路旁的人。我们边躲边想该怎么办。这时一名边境巡逻队员拿灯照到了我们。我们被他发现了。那一瞬间，我在路上遇到的种种全都在脑中浮现。我开始想各种可怕的状况，忍不住哭了。那是我们头一回被捕。
他们一直叮咛我们，万一被抓到，要说我们是墨西哥来的，所以我们就照说了。他们拿了一些文件要我们签，我们就签了。他们又摁了我们的指纹。我们被拘留了一小时左右。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汉堡，我们都好满足！真是太美味了，而且还热腾腾的（笑）。吃完之后，他们把我们送上巴士，我以为会开很久，没想到才坐五分钟就回到边界了。我说：“我们走了那么多天，结果五分钟就回边界了？”回到墨西哥以后，他们又把我们带到了之前的房子。
隔天晚上我们又试了一次。路线完全一样，但花的时间更少；这回只花了一天，快了很多。而且这回不止二十五个人，而是七十个人加上四名“郊狼”。他们跟我们说：“我们一喊快跑，你们就越过高速公路。”后来我们就开始跑。但才一半的人跑过去，边境巡逻队就出现了。过到高速公路另一边的人继续前进，其余一半停住不动。我是停住的那一半。我抓住姑姑的手开始往回跑，两人一路逃回墨西哥。三小时后，我们又再试了一次。
这回向导说女人先走，男人殿后。他们把我和姑姑分开，我反对也没用。结果又发生同样的事。女士们被逮到，我什么也帮不了我姑姑。我又不得不逃回墨西哥。我看见移民官员抓到我姑姑和其他女士。我猜她一定会跟他们说她是墨西哥人，然后被他们送回边界。我百分之百确定。我心想起码姑姑不会没东西吃！（笑）
我们往回跑躲起来。天亮时，向导说：“边境巡逻队肯定以为我们会改天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就重新出发。”这回我们顺利通过了。向导把我们带到一间安全屋后说：“现在天刚亮。我们要在这里待两三个小时，等车子来。”我想上厕所，所以就走到外头，结果发现到处都是灯，所有人都跪在地上。边境巡逻队包围了我们。“郊狼”大喊要我们快跑，但我们哪里也去不了。所以我们就被抓到了。我以为他们会像上次一样，很快把我们送回去，所以就跟旁边一位朋友说：“嘿，动作快一点！我们赶快上巴士去吃东西！”我们都饿坏了，而拘留所会给你食物。所以我们赶快排队，抢在其他人前面报上自己的名字！（笑）
他们把我们带到拘留所，结果这回不妙了。他们查过指纹之后，开始问我们一大堆和墨西哥有关的问题，像是“上一任总统是谁？你在哪里念小学？学校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条街上？”老天，那些问题好难。他们问我是否去过联邦区，瓜达卢佩圣母教堂在哪条街上？我统统不晓得（笑）。他们问的问题我们都答不出来。问完之后，他们说我们不是墨西哥人。他们说：“听着，只要跟我说你是哪里来的，你明天就能回到自己国家了。”
我开始考虑。那时是12月中旬，我心里实在很想回去和家人过圣诞节，做弥撒。我想穿越边境的事可以之后再说。我不晓得。结果就这样结束了，在我熬了那么久之后。经历那么多事，生病，想家人，结果就这样结束了。我想到圣诞节，决定回去陪家人比较好。于是我决定跟他们说我是厄瓜多尔人，还给了他们所有资料。他们说隔天就会把我遣送出境，开始让我摁指纹，拍更多照。他们把我衣服脱光，让我洗澡，给我一套橘色的制服。我开始找我姑姑，问被拘留的其他人有没有看到她，但他们都说没有。我真的很担心她。隔天他们喊我的名字，我以为他们要送我回去，结果他们给我一个小袋子，要我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去，然后就把我关进牢里。
发生这一切让我感到好绝望，心想：“你看我落到什么下场？”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坐牢。经历了那么多事，哪知结局是这样。我坐上巴士时，以为他们要载我去机场，送我回我的国家，结果不是。他们把我送到另一座监狱。我问他们何时能出狱，他们答说不晓得。
新年快乐！
克里斯蒂安：他们送我去的另一座监狱非常大，里头有一个大房间，床位很多。我一走进去，看到那么多人，只有我孤零零一个……我就把袋子一扔，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大哭。我想到我的爸妈，想到他们想起我会有多难过，就哭得无法控制。想到我遭遇的一切，真的太恐怖了。我差点就死了。挨饿受冻，结果现在又遇到这种事。你有时会因此失去对神的信心，觉得神不可能这样对你。神对我们非常火大，但我们只是想来这里工作而已。我们经历太多事了。我跋山涉水辛苦了将近三个半月，结果就是被关进牢里。我们花了那么多钱，还差点丧命。所以我那天哭了，身旁的人怎么安慰都没有用。
我知道我厄瓜多尔家里的电话，还有我纽约叔叔的号码。我先打电话给爸妈。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哭了。我爸爸也哭了。他不晓得该怎么办，都快急疯了。接着我打电话给叔叔。他要我冷静，说他会替我请律师，把我弄出去。
我那时才十八岁，孤零零一个人，监牢里没有和我同队伍的伙伴。我从来没有跟家人分开这么久。我在牢里整整三天没吃饭。我肚子不饿，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见家人。我和一个危地马拉人成了朋友，他跟我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只是得在这里等法官决定我何时可以离开。日子一天天过去。过了一周，我只是吃饭睡觉，很少跟人交谈。我在那里待了二十天，还是没有离开。
我在牢里过圣诞节。12月24日那天真的好难受。我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在电话里流眼泪。爸爸妈妈也难过得要命。他们跟我说：“你被关在好远的地方，我们没办法去看你。”那是我全家人度过的最伤心的圣诞节。法官还是没有召我出庭。到了12月31日，我心想：“再这样下去，我就看不到元旦日出时的月亮和星星了。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于是我就决定装病。那时是半夜十二点半，大家都在互道新年快乐，我跟狱卒说我肚子痛，他们立刻用轮床把我送到医务室。我知道医务室离牢房很远，他们得把我推到建筑外才能到那里。我只想看元旦的月亮和星星（笑）。到了外头，我看到星星，觉得很开心，心情也平静下来，同时想着我老婆和爸爸妈妈掉眼泪。他们把我送到医务室，检查后发现没事，可能只是感染之类的，接着就把我送回牢房了。
几天后，他们打电话来通知我要出庭，叫我准备好。时间是1月了。我叔叔替我请了辩护律师。他们把我带上法庭，跟我说了一堆事情，我统统听不懂。他们只讲英文，我只能跟我的律师用电话交谈。她说我不会有事，我家人汇了钱给她，让她替我支付保释金。几天后，他们叫我收拾东西，说我可以离开了。
他们给了我一些文件，把我送到一个巴士站。那里有一个办事员会说西班牙语，所以我就问他：“我应该去哪里？”他回答：“我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你可以去纽约找家人。”我其实没有钱，身上只剩20美元。我打电话给姑姑，她比我先被保释。我跟她说我被放出来了。她要我去找西联汇款，碰巧车站里就有一家。她说：“我会汇钱给你，让你买车票到纽约。”
离开亚利桑那时，我还穿着坐牢前的那套衣服。他们逮捕我时，我衣服很脏，味道又难闻，而且还被收在塑料袋里。我穿着那些脏衣服，头发又很长，但我在每个公交车站都遇到了好人。我遇到一位墨西哥女士，她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跟她说了事情经过。天气很冷，她替我买了衣服、球鞋和一条毯子，还给我20美元当旅费，因为从亚利桑那到纽约要三天。我在路上还遇到其他人买食物给我，他们都是帮助我的大好人。
我经历千辛万苦，总算到了这里！我觉得纽约会不一样，心想曼哈顿会有又高又美的建筑，人人都过得很好。我到了时代广场的公交车站，那里简直不可思议，那么多建筑和灯光。但后来我搭车到皇后区（笑），心想：“就这样？”那里地上都是垃圾，声音又吵，因为有火车。
我一直以为叔叔住在很好的公寓里。我看到大楼时，觉得真棒，心想“哇！”但他带我走到大楼后面，我问：“为什么不走前门？”那是因为他住在地下室（笑）的一个小房间里，小到连转身都很难，而且还和七个人合住。我千里迢迢过来就为了这个？我感觉被人泼了一大桶冷水。你在网络和电影里看到的纽约好美，所有人皮肤都白，也看不到垃圾。你想象纽约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亲戚寄来的照片都是他们去玩的时候拍的，不是工作时拍的！照片里拍的地方都很漂亮。结果我到了皇后区，这里什么都脏得要命！害我费了那么大的劲。从我到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工作，开始还债。那趟旅程让我欠了2.1万美元，包括利息。
虽然过程高潮迭起，但克里斯蒂安的精彩故事并非特例。拉丁美洲每年都有数十万名男女老幼奋力往北，希望挤进美国。他们都有类似甚至更惨的经历。从强暴、谋杀、殴打、抢劫到绑架，全是这群横越墨西哥的“小鱼”的必经风险。对克里斯蒂安和许多人来说，美墨边境或许是这趟暴力之旅相对不足道的一小段，沙漠异质集合体只是他们为了求生必须克服的无数障碍之一。难怪克里斯蒂安会劝玛丽塞拉别来纽约。
“他们说人各有福”
和克里斯蒂安初会六个月后，我又回到皇后区。时近周六午夜，克里斯蒂安、韦尔斯和我在霓虹灯点缀的酒吧里啜饮啤酒。喇叭放着震耳欲聋的电子舞曲，衣不蔽体的男女三三两两围在高挂的电视屏幕前。克里斯蒂安忙着发消息给朋友，我们约好待会儿到那家他常去的拉丁夜店和他们碰面。昆卡(Cuenca)感觉就像另一个世界。离开家乡超过十年，克里斯蒂安显然竭力在纽约打造新的人生。他和亲戚及一位长期伴侣一起住在不错的公寓里，靠各种建筑工作为生。只要有空，他就会上英语课，并努力想取得高中同等学力证明，周末则是和姑姑陪侄子侄女到附近公园玩。然而，尽管在美国拥有这么多自由、经验与经济机会，但克里斯蒂安始终明白为了在厄瓜多尔养一个家，自己付出了多少代价。卡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是极痛苦的体验。
我：穿越边境十多年过去，你的感想是什么？
克里斯蒂安：嗯，我现在觉得很值得，因为谢天谢地我成功越境了。这点真的能帮你熬过这一切，让你更珍惜自己的生命，觉得活着有目的、有使命。经历过那些事让我想法改变了。我想为自己而活，我会遭遇这些事或许有它的道理在。但我也不知道。我有时感觉并不值得，因为你抛下了家人。我本来打算最多只待两三年。我用两三年赚够了钱，然后回家。但来到这个国家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开始习惯赚钱(dinero)，而故乡的家人也开始习惯过得好一点。我离开的时候，家里很穷。别误会，我家现在还是很穷，但起码每天不愁饿肚子。他们有食物吃，住的地方也安全舒服许多。
我儿子快十二岁了，他母亲（目前也在纽约）想走那条路带他过来。但我跟她说还是不要比较好，因为他还小，我不晓得路上会发生什么。最好让他待在厄瓜多尔，想办法让他上学读书。我并不是反对带小孩过来，只是不希望我家小孩过来。我是过来了，但我家小孩可能死在路上，被强暴或袭击。我知道父母的爱与关怀非常重要，但我家的情况就是如此。至少我儿子在厄瓜多尔有人照顾，供他吃穿。他在昆卡可以上学。
感谢神，一切都很顺利。我很努力工作，现在状况好转了许多，至少对我在厄瓜多尔的家人来说是如此，而这里多少也是。我是说，没有身份证件，在这里能做的事不多，但有什么你就做什么。有身份证件情况会好很多。有更好的工作可做，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无论如何我都感谢神，一切还算不错。我过得不差，只担心哪一天被移民官员逮到，把我遣送出境。我不晓得接下来会怎样，但我想回去，好让我能见见儿子，认识他。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我想回去，和小孩团聚，陪他长大（叹气）。
我：你跟玛丽塞拉说过这些吗？
克里斯蒂安：有啊，但没人听进去，他们都觉得自己可以。他们说人各有福，一堆人说自己怎样顺利通过了……有人说自己两三天就越境成功了，还有人说自己两周就过来了，什么也没发生，跟我们不一样。但有些人遭遇比我们还惨。老实说，我再也不想经历一次了。譬如我就很担心自己回去之后的事。所有人都说回厄瓜多尔或自己国家之后，你会再也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适应不了必须面对的经济危机。我很担心回厄瓜多尔之后又想回来这里，只得从头再经历一次。玛丽塞拉出发前，我一直在想这个。她出事之前，我一直想回厄瓜多尔，想回家乡亲口告诉她这些事。我一直想着等我回厄瓜多尔，就要告诉我的弟媳穿越边境是什么情况，我们都经历了什么。结果你看，再也没机会了。人们有时会赌上一切，却毫无所得。许多人为了家人来这里，却只迎来了死亡。姑姑总是跟我说，我们活着到这里是奇迹。玛丽塞拉来这里的用意跟我一样。她来是因为孩子。她想给他们所需的一切，因为他们在厄瓜多尔没有出头的机会。
10 玛丽塞拉
我不想要这个人生，但不晓得能怎么办。
——玛丽塞拉·埃斯克达，《少了他》(Sin El)
克里斯蒂安的房子
隔着铁窗可以看见昆卡四面环绕的翠绿山峦，云霭缭绕的山峰映照在如诗如画的铁蓝湖泊中，宛如漂浮一般，有时细看还会发现吃草的美洲驼在湖畔啜饮冰凉的湖水，或是远方白雪飘飘。在这里，沁人的薄雾有如湿了的胶片覆盖着万事万物，让人难以想象索诺拉沙漠的模样。
虽然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快两年，许多房间还是空空如也，没有完工也没暖气。元月时分，海拔2500米的安第斯山上，就算待在屋里，也需要穿运动衫和夹克，呼吸有时也会喷白气。我和韦尔斯还有克里斯蒂安二十四岁的妹妹瓦妮莎站在空荡荡的起居室里，陪伴我们的只有几把铁椅、一小棵闪呀闪的圣诞树和摆在角落的手工圣诞马槽。这些靠着来自纽约的汇款买来的应景装饰，让人悲伤地想起克里斯蒂安的家人才刚过完没有他在的第十三个圣诞节。虽然克里斯蒂安不曾出现，也未曾踏进这栋三层的混凝土结构楼房，但住在这里的家人（包括他儿子小克里斯蒂安、他爸爸埃内斯托先生、妈妈多洛蕾斯女士、他妹妹、他弟弟西奥和西奥的三个小孩）都称呼这里是“克里斯蒂安的房子”。
玛丽塞拉和家人合照，厄瓜多尔昆卡（瓦妮莎摄）
虽然相隔遥远，但电话、视频和按时寄来的钱与礼物总是让他们感觉到那位“赞助人”的存在。这里是南美最大的国际移民输送地区之一，和这个劳动阶级小区(barrio)的许多其他人家一样，克里斯蒂安的楼房是靠着十多年来每月从纽约寄来的汇款一砖一瓦、一室一房盖起来的。玛丽塞拉2012年6月离开昆卡时，心里的梦想正是她有一天也要和克里斯蒂安一样，替家人盖一个家，让老公西奥和十三岁的老大海梅、十岁的老二劳拉和六岁的老幺埃德加也能在移民经济资助兴建的“玛丽的房子”(la casa de Mari)里过圣诞。
房里的迷你手提音响开始播放费尔南德斯的《山的法则》(La ley del monte)。嘹亮的喇叭与奔流的小提琴声在没有装饰的水泥墙和冰冷的灰地板之间回荡，让这首心碎之歌更加荡气回肠。身材瘦长的海梅站在房中间，一手摁着胸口，一手朝天举高，仿佛在教堂里做见证一样。虽然房里只有我、韦尔斯和瓦妮莎，但海梅还是假装眼前有万千歌迷正在为他欢呼。他紧闭双眼，嘴巴跟着乐曲唱出第一句歌词“我在龙舌兰叶上写下你我的名字，笔画交缠相依，证明我们彼此相爱”，接着猛然转身，开始手舞足蹈，仿佛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他身上，我们三个鼓噪欢呼。歌曲结束，我们高喊“安可”。海梅的妹妹劳拉、弟弟埃德加和堂哥小克里斯蒂安站在开着的窗外看得笑呵呵，也跟我们一起鼓掌。瓦妮莎转头对我说：“玛丽塞拉以前常这样表演。孩子们放音乐唱歌，因为这样做能让他们想起她。”
克里斯蒂安的房子，厄瓜多尔昆卡（迈克尔·韦尔斯摄）
在这场即兴演唱会的三天前，我和韦尔斯带着我们的配偶和两个小孩搭着出租车首次造访这间房子，我完全不晓得会发生什么。筹备这趟旅程时，我试着从这家人的角度去想：有人发现我母亲、嫂子或妻子的遗体，而那个人想写书，所以来造访我，我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样做并没有让我安心多少。克里斯蒂安向他们解释过我是谁，并保证我和韦尔斯很可靠。我和瓦妮莎在“脸书”上频繁对话，负责安排小孩和家人迎接我们来访的也是她。我们预计停留一周，但我连我们能不能挨过初次会面时的尴尬都没有把握。我下了出租车，朝在屋外等候我们的那一家人走去，一边在心里复习我的自我介绍。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一名个子娇小、头发乌黑系着缟玛瑙长穗带的妇人就蹒跚上前将我抱住，好像认识我一样。接着，多洛蕾斯女士(doña)眼眶湿润，声音颤抖地说：“谢谢你们来。”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在昆卡造访玛丽塞拉家人的那一周，情绪就像云霄飞车一样起伏不断。下车不到五分钟，我们已经坐在小卧室里跟多洛蕾斯女士和瓦妮莎一起掉泪，听她们描述玛丽塞拉的生前与离世。玛丽塞拉的三个小孩静静听着奶奶和姑姑说话，只有他们没落泪，因为他们正忙着逗弄我八个月大的儿子。接下来几天，同样的画面还会在不同地方出现。玛丽塞拉的家人敞开心扉，向我诉说玛丽塞拉，以及她失踪、死亡与装在棺木里回到昆卡给他们带来的创伤。大人会哭，小孩则是呵呵笑，将婴儿传来传去。多洛蕾斯女士只要提到儿媳妇的名字就会崩溃。对她来说，感觉就像沙漠里丧命的是自己女儿一样。但对瓦妮莎来说，除了失去挚友闺蜜让她心痛，二十四岁的她一夜成为三个小孩的代理妈妈，也让她焦头烂额。我对玛丽塞拉的生前和她离世带来的伤痛的认识，主要来自这两位的描述。
虽然本章内容大多来自我在纽约和克里斯蒂安的对谈，以及我在昆卡和多洛蕾斯女士及瓦妮莎的谈话，但我还跟玛丽塞拉在厄瓜多尔的其他成年家人谈过她，包括埃内斯托先生和她丈夫西奥。造访昆卡那一周，我会在西奥晚上下班后和他休息的那一天跟他聊天，但我很少直接提到他的妻子。他心里的伤口显然还未愈合。出于尊重，我从来不主动提起玛丽塞拉，而他也只提过妻子几次。我们造访期间不巧遇上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似乎让他更加心痛。因此，我们往往避谈他的妻子，只是单纯闲聊或谈论孩子和昆卡劳动阶级每日面对的经济困境。虽然他不大愿意谈玛丽塞拉，但还是让我走进他的家和家庭生活，并且在我们停留期间竭力将我们当成上宾对待。
除了他们，我还造访了玛丽塞拉前往美国前和家人同住的小木屋，跟她的邻居和其他亲戚聊过天。玛丽塞拉一家之前的住处只有一个房间，铁皮屋顶，泥土地面，木墙板跟纸一样薄，地点在城里的棚屋区，家里经常跑进半野生的狗和鸡。难怪她想盖一个新家。
虽然我们的到访唤起了痛苦的回忆，但我想对玛丽塞拉的家人来说，能跟发现她遗体的人谈及她的离世还是很疗愈的，对瓦妮莎和多洛蕾斯女士更是如此。虽然亲人们知道玛丽塞拉在沙漠过世的更多消息，心里能稍稍得到安慰，但我才是更该心怀感激的人。他们不仅敞开大门欢迎我和韦尔斯两家人，还给了我们许多喜悦的小时光。我们那周有许多时间都是和瓦妮莎及玛丽塞拉的小孩在昆卡走走逛逛，前往公园，享用冰淇淋和比萨，替海梅和劳拉准备参加游行的行头，同时逗乐我的儿子。虽然三个小孩喜欢谈起自己的母亲，还兴冲冲带我们去看她的墓，我却没有看他们哭过。在这个被死亡重创的家里，他们似乎才是最坚强的人。
玛丽塞拉的墓，厄瓜多尔昆卡（迈克尔·韦尔斯摄）
2012年6月初，三十一岁的卡米塔·玛丽塞拉·札桂·普亚斯(Carmita Maricela Zhagüi Puyas)决定将丈夫和三个孩子留在昆卡，独自前往美国。她的亲人目送她离开，在她失踪期间焦急找她，如今承受着她过世带来的悲伤。接下来的故事是他们眼中的玛丽塞拉。
“事情已经定了”
多洛蕾斯女士：她好喜欢音乐！天哪，真的很夸张。她一直都爱跳舞。她经常出门去跳舞，也喜欢帮孩子办派对（笑）……所以到现在她老公房间里还有非常多CD，因为她太喜欢音乐了。只要去城里(centro)，她一定会去买光盘。只要有新音乐，她就会想办法弄到手。她常对我说：“妈妈(Mamita)，跳舞最适合配音乐了。”跳舞真的是她最开心的时候……我儿子和她是1月12日结婚的。他们十三年前举行公证仪式，这周就满十四年了。克里斯蒂安替我们出钱办了一场教堂婚礼。他们七年前在教堂结婚。
玛丽塞拉的亲戚：她总是那么开心，这里所有人都叫她玛丽波萨(Mariposa)，也就是“蝴蝶”。
克里斯蒂安：呃，我刚来纽约的时候，她才刚嫁给我弟两年，所以我没什么时间好好认识她。但我到这里之后，我弟总是三句话不离她。她性格真的很开朗，知足常乐，喜欢开玩笑和胡闹，经常穿得漂漂亮亮出门。玛丽塞拉还很直接，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直接表达心里的感受。我在昆卡的时候，她生了我侄子。我妈从那时开始才真的跟她亲近，两人开始待在一起，我妈开始把她当成女儿看待。她们在一起待了很多年，同住超过十年了。
她2012年6月离开厄瓜多尔。她从来没到过纽约。我家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帮助她过来，我拒绝了。我拒绝是因为我走过那段路，所以很担心。她有三个小孩，我说抛下他们会很不好受，他们会非常痛苦。我叫她不要来。可是怎么说呢，她哥哥真的很坚持，一直跟她说：“来吧，来纽约。”最后他说服了她。我猜她是想要……我也不晓得。她无法给孩子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想那是她想这么做的理由。她六年前跟银行借了钱，金额是2000美元，现在含利息是5000美元。谁晓得，也许她想来纽约是觉得可以还债。在这里找到工作，把钱还一还。
西奥：这里的日子烂透了，所以大家都想离开。
多洛蕾斯女士：我跟她说：“别走，跟我一起待在克里斯蒂安的房子里。他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住。”她老公也这样跟她说，但她只是告诉我：“别怕，妈妈，姐夫会带我一起去，我想找工作。”我女儿玛丽塞拉长得好漂亮。每天早上她送孩子上学，我就孤零零在家，等她回来陪我。她就住在隔壁，会替我冲咖啡。我知道你可能无法理解她怎么会就像我女儿，但真的是那样。我永远忘不了她。我永远忘不了她。
瓦妮莎：她是周二早上七点半左右来的吧，跟我说：“我决定去了。”我说我阻止不了她，因为那是她和我哥的决定。他们必须自己做决定，我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想做的事。她跟西奥讨论过，我哥说他不希望她走。他心里有很多疑虑，正反两面都想了很多，我也不方便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事情已经定了，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就算西奥不让我去，我也要去。他叫我别去，可是……”她想去，因为那样才能出头，才能还债。她欠了很多钱，有谁会帮她还？没有人。但她必须还钱，所以决定去。她必须为了孩子付出。
神替每个人都安排好了命运，离开是她自己的决定。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只能让她离开……她觉得她去一年就会回来。她告诉我：“我只拜托你一件事，就是帮我照顾我的小孩。为了他们，我什么都愿意做。”我说：“玛丽，别去。”但她只说：“时候到了，我要走了。”她想去那里，然后在钱的方面帮助我们。我们照顾孩子，她负责汇钱。她离开那天，我们哭得好伤心。我们抄了一堆电话号码给她，让她遇到状况了就打电话。我们说：“玛丽，生病就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帮你。”我们最后又叫她别走，但她对我说：“不论命运如何，我都非去不可。”
多洛蕾斯女士：玛丽离开前说：“妈妈，请替我照顾孩子们（mis wawas，克丘亚语的“孩子们”）。”我求她：“女儿，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就好？”她说：“不行，妈妈，我不能留下来。我孩子在这里快没东西吃了，过得很辛苦。他们会跟你一起。我知道神会保佑你们。请你填饱他们，妈妈，别让他们饿肚子。”说完她就离开了，把孩子托给我……我的女儿啊……喔，我的女儿，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哭泣）
瓦妮莎：大概是6月1日吧，她要我替她染头发。她想优雅地上飞机，漂漂亮亮地进美国，所以我就替她染了头发……我哥载她到巴士站，她搭车到瓜亚基尔。他到现在看见那些巴士还是会哭……八天后，她从巴拿马打电话来，也可能是危地马拉。她说她不喜欢那里的食物。我们让她回家，但她说不能回。她对我说：“跟我公公婆婆和孩子们说我爱他们，我不是为了耍任性而离开的。”她边说边哭，我听得好不忍心。6月第三周，我又和她通了电话。她发了一则“脸书”消息给我们，说她想跟我们讲话，跟孩子们讲话，因为他们准备带她穿越沙漠了。她告诉我：“我不晓得怎么才能去到那里，但我是为了家人去的。上帝保佑，我会过去的。”
失踪(Perdida)
比起男性，记者和民族志对女性边境穿越经验的记述与研究少了许多。这份不足部分来自研究时的男性偏误，部分则是因为女性一般只占每年无证迁移人口的不到15%。尽管我们对玛丽塞拉穿越沙漠的过程所知有限，但有不少令人深省的数据可供参考。两国迁移研究中心(Bi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BMI)2006年调查指出，女性暴露于恶劣环境的死亡率是男性的2.67倍。部分研究者认为，这项差距来自人口贩子通常视女性为包袱，以致弃置的几率较高。两国迁移研究中心最近一项分析也指出，1990年至2012年，皮马县法医室共检验了2238具边境穿越者的遗体，其中18%为女性，还有几年（如2000年至2005年）更高达23%。比起遭到边境巡逻队逮捕和遣送的女性人数，死于途中的女性多得不成比例。但不论原因或性别，只要被扔在索诺拉沙漠里，基本上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克里斯蒂安：她和她姐夫一起走，第三周就到了墨西哥。我觉得真的很快，心想上帝保佑，她很快就能过来了。但6月底我妈打电话来，跟我说玛丽失踪了，说她一直没消息。她没有打电话回家，他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我说她很快就会出现了，不用担心。同一天我又接到我弟的电话，语气很焦急，问我能不能帮忙找她，我说好。
瓦妮莎和西奥（迈克尔·韦尔斯摄）
瓦妮莎：我不记得确切日期，但大概是她进沙漠后的那一周，我们开始找她。周末时，大概是周六吧，她姐夫打电话给我们。是他带她进沙漠的。他打来说玛丽失踪了，他不晓得她的下落。我们听了非常担心，开始四处打听……我们打电话给在美国(los Estados Unidos)的亲戚，看他们能不能帮忙。我们让她哥哥帮忙找她，因为是他出钱让玛丽去的。我们问他带路人是谁，看能不能联络到对方。我们想知道他们能不能帮忙，但她哥始终绝口不提，不肯告诉我们带路人是谁，也不肯说他们走哪条路线。这件事到现在还是个谜。克里斯蒂安：她和她姐夫一起走，但我家人打电话来那天，他却到了美国。玛丽被留在沙漠里应该是6月27日，而她姐夫好像29日到的美国。他打电话给厄瓜多尔的家人，说玛丽塞拉在沙漠里被丢下了。我搞不懂他怎么能把她留在那里。我开始非常担心，因为我去过沙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更何况那时又是夏天。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晓得我弟媳到底出了什么事。
瓦妮莎：有人跟我们说她被绑架了，被关在牧场里。我每天发“脸书”消息给她，想知道她在哪里。我说：“玛丽，我们都很担心你，快点回来。”西奥打电话给她哥，问她到哪里去了，还说只要能找她回来，我们家多少钱都付。结果她哥竟然开始臭骂他，跟我们说玛丽很好。那真的好令人心痛……我们在网站上留言，在网络上搜寻穿越边境的视频，希望……我也不晓得，或许是希望能在视频里看到她吧。
克里斯蒂安：玛丽被人丢在沙漠里。我跟家人说如果她一直待在那里，移民官员会去抓她，把她关进牢里。她姐夫说他们当时在某片树丛或树林附近，想找地方躲起来或遮阴，结果玛丽脚受伤了还是怎样。我猜她可能哭着说“我想去美国”，但已经走不动了，热到没力气之类的。正当他们打算找地方躲，忽然听见附近有人的声音。我猜应该是边境巡逻队。所有人开始逃，但玛丽说她跑不动，只能留下来。她走不动了。我不晓得那家伙怎么忍心……我不晓得他怎么能抛下她。
瓦妮莎：她姐夫说她身体不舒服，想坐在石头上休息。后来他们被什么吓到，所有人都跑了，就只有她没跟上。他不晓得她去了哪里，不确定她在前面、坐在哪里休息，还是晕倒了。
寻找边境穿越失踪者很困难，尤其像克里斯蒂安这种没有证件，不大会讲英语，又对美国联邦官僚体系毫无认识的人；就算找到了，打电话给边境巡逻队也没什么帮助，因为他们对搜寻毫无兴趣，顶多告诉家属亲友，失踪的迁移者“在亚利桑那附近的沙漠里”。沙漠异质集合体本来就是为了让找人特别困难而存在的。如克里斯蒂安下面提到的，他一直以为玛丽塞拉是在菲尼克斯附近失踪的，离她被丢下的地点往北足足有200千米。
克里斯蒂安：我自然以为她躲起来了，因为移民官员没看到她。我觉得移民官员只要认真找人，不可能找不到。她要是自首就会坐牢，但就不会死。6月29日，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跟我交代事情经过，我就开始打电话到监狱、移民拘留所和医院去问。我打遍了整个亚利桑那，还在“脸书”留言，说她失踪了，求大家帮忙找人……我在“脸书”发布照片，请大家帮忙找人，因为我没办法去亚利桑那，那里移民官员很多，很危险。我跟电台和电视节目联络……我开始询问菲尼克斯的医院，但他们说医院里没有叫玛丽塞拉的病人。我们怕她用假名，所以就改成描述她的长相，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可惜还是没有。
几天过去，我们依然等着她跟我们联络。她没打电话，也没出现，但所有人还是抱着希望。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两三周毫无音讯。你有时就是没办法打电话，人口贩子不准你打。我们祈祷玛丽也是这样。有人说迁移者常常会被绑架，强迫卖淫，搞得我很担心。而且我打电话回厄瓜多尔，玛丽塞拉的小孩就会跟我说，“帮我们找妈妈！”她家老大十三岁，老二和老幺才十岁和六岁。他们会哭着说：“拜托，伯伯(Tío)，我妈妈(mami)在哪里？”那感觉真是糟透了。我不晓得怎么回答，只好说：“好，我会帮你们找，但不要哭了。”我爸我妈和我妹都试着联络人口贩子，打他们手上有的电话号码，但什么也问不出来。我只好一直跟他们说：“别紧张，她会没事的。”我让他们别担心，她只是没办法打电话，但很快就会打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向一个叫作全国移民秘书处(La Secretaría Nacional del Migrante, SENAMI)的厄瓜多尔机构求助，于是我家人就去了。那里的人打电话给厄瓜多尔领事馆，请他们帮我找人。我把所有信息给他们，包括失踪日期等等。他们开始找玛丽塞拉。我每天都打电话去问有没有什么进展，但他们一直说没有。最后他们找到她了，只不过是在停尸间。
确认
1994年，美国边境巡逻队某位官员在起草威慑预防政策备忘录时，打下了“暴力升高，策略的效果才出得来”这样一句话。这十三个字的影响之大，简直难以估量。过去二十多年来，随着这项政策实施、扩大与调整，暴力的确升高了，但从迁移者死亡数据里完全无法估量与想象。美国联邦政府目光短浅，始终坚持美墨边境是化外之地，移民查缉手段的暴力可控可藏，还可抹除。根据这套主权观，迁移者遭遇联邦政策时所感受到的残酷都是“假的”。他们的存在早已被否定，不可能受伤。口口声声呼吁加强边境治安的策略专家、边境巡逻队长和政治人物应该花点时间看看尸袋里的血水，听听遥远的拉丁美洲某户人家里小孩痛失母亲的哭喊。唯有如此或许他们才会明白，威慑预防策略实施后，沙漠异质集合体制造的痛苦、死亡与毁灭不仅增加了，创伤还扩及全世界。
克里斯蒂安：6月27日，他们跟我说已经找到她了。鉴识科的人问我们有没有她的指纹或身份证件之类的……我不想相信她死了，但我觉得或许是真的。他们认为那个遗体八成是她，可是需要确定。我只好打电话回家要证件。接电话的是瓦妮莎。我跟她说他们找到玛丽了，但想确定是她。我说：“他们找到她了，他们找到玛丽了。”瓦妮莎说：“她在哪里？她何时会回来？你何时能见到她？”家里所有人都希望她还活着。我说：“我需要她的指纹和其他可以确认她身份的东西。”瓦妮莎说：“什么叫确认是她？你为什么需要那种东西？”
瓦妮莎：我们周五早上十一点左右得知她过世的消息。克里斯蒂安打电话回家，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换衣服，准备要去工作，他说他想跟爸爸讲电话。我跟他说爸爸不在家，问他为什么需要跟爸爸讲电话。他说他需要玛丽的证件，例如身份证或出生证明之类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想要玛丽的指纹，因为他们大概有九成以上把握找到她了，但需要证件确认。我不相信那会是她。我觉得她还是会出现。我在电话里哭了。克里斯蒂安要我祷告，祈求神让我坚强。我说：“我一直求神帮忙，结果你看祂做了什么。”
我跟他说他疯了，那不可能是她，但我会跟爸爸说。我走出门，眼睛都哭红了。我在街上遇到姑姑，她问我怎么了。我跟她说玛丽死了。老天，她哀号得好大声。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大声的哀号。全小区的人都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姑姑趴倒在地上哀号：“不！不！”我不晓得该说什么，就跑进厨房躲着。我想等妈妈回来，她就快到家了。亲友邻居想问我问题，我说：“不要跟我说话！别问我！”连姑姑也一直想问我，我一直说：“我不知道，我不想说这件事！”我跟姑姑说，消息是克里斯蒂安告诉我的，但我不相信。我说：“她没有死，她还活着。我希望她会出现。除非看到尸体，否则我不会相信，我绝不相信，绝不。”
我求姑姑让我静一静，结果她带了更多家人过来。我跟他们说那边的人需要证件确认是不是她。我还叫他们不要哭，因为我的孩子，我是说我侄子侄女(sobrinos)很快就会回来了，我不希望他们看到这幅景象。他们没走多久，又带了更多人过来。这时屋外已经一堆人了。我妈回来吓了一跳，因为我们家房子外头挤了好多人。亲戚要我快点出去，因为我妈在外头追问出了什么事。后来我姑姑告诉她：“玛丽死了。”老天，我妈听了就……
克里斯蒂安：我大概是中午打的电话，然后我家人就开始找证件。他们把证件用邮件发给我，我再转发给鉴识科的人。他们下午就确认了身份，这下又轮到我打电话回厄瓜多尔告诉家人了。这对他们完全不是开心的消息，简直天翻地覆，对我妈妈、我弟弟妹妹和侄子侄女都是。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们，因为他们都很哀恸。所有人都很痛苦，无法互相安慰。
多洛蕾斯女士：克里斯蒂安打电话来，他跟我说：“妈妈，我有玛丽塞拉的消息要告诉你。”我哭了，他说：“妈，不要哭，冷静点，不要哭。”我说：“可是儿子啊，我怎么可能冷静下来？我女儿死了。”
瓦妮莎：他们说她是7月2日死的。他们在那天发现她的遗体，但她可能6月31日左右就过世了……后来在法医室待了一阵子。我们隔了二十五天才得知她的死讯。
玛丽塞拉的亲戚：她肾脏有毛病，出发前不久还曾经很不舒服。她那时在她家租来的房间里，空间很小，墙是合板做的。她有一回病得很严重，我和姑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起不了身。我们问她哪里痛，她说肾脏。后来她吃了药，就舒服一点。有人说她是因为肾脏出毛病死的。他们说肾脏有问题的人会一直口渴。
克里斯蒂安：我爸也哭了。那感觉真的很糟，实在很痛苦。我觉得很无力，什么都做不了，帮不了我家人。我那时真的好想回去，因为看到他们哭成那样，听见他们那么难过，真的很不好受。于是我决定加快脚步。事情愈快处理完，我家人在厄瓜多尔就能愈快平复。
回家
当玛丽塞拉的残缺遗体在纽约搭上飞机，立刻和许多死去的边境穿越者一样，从美国不承认的无名氏变回厄瓜多尔公民，同时拥有母国和那个之前极力剔除她的国家的种种权利与优待。她踏进沙漠异质集合体，对边境巡逻队来说不过又是一个需要威慑逮捕的“身体”。但死后一被发现就马上恢复为人和公民，需要迅速遣返。对生活在拉丁美洲经济边缘的人来说，往往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获得政府承认。
经过几周辗转于安全屋、孤山荒漠和身份不明地流落在停尸间的日子，玛丽塞拉再一次加入了跨国迁移潮，成为每年从美国送回拉丁美洲的数千具遗体里的一员。
克里斯蒂安：我记得葬礼是8月7日，在厄瓜多尔。他们等了一个月。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多焦急。他们挨了一个月，孩子们焦急数着日子，等妈妈回家。她死在美国，家人却只能在远方等待。我爸、我妈、我弟，尤其是我侄子侄女，只有玛丽塞拉回家了，心中才能得到平静。她的孩子需要见到她。我想到就受不了。他们一直打电话问我：“她什么时候回来？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付。”我只想赶快处理完……只想忘掉这一切。我不想让厄瓜多尔的侄子侄女一直等她，所以我们拼了命加快脚步，好让他们快点得到平静。
我们找了皇后区一家殡仪馆，所有事情他们都一手包办，包括文件和各种安排。费用大概是9500美元，我和我两个叔叔还有几个亲戚一起凑足了费用。他们说我们可以将遗体直接从亚利桑那送回厄瓜多尔，也可以先送来纽约举行烛光追悼仪式。我们决定先送来纽约。棺木抵达时封得很紧，他们不让我们看她最后一面。他们说尸体的状况很糟，只能靠指纹确认……追悼会持续了一天一夜，参加者大多是我们在纽约的亲友，玛丽塞拉家只有她哥和几个亲戚来。隔天我们就送她回厄瓜多尔了。家人到瓜亚基尔机场接她。同行的人很多。那天晚上大伙儿陪着遗体回家，一路浩浩荡荡。守灵那天来了好多人，将近五六百人吧，因为大家都很惊讶会发生这种事，而且玛丽塞拉待人又好，交游广。葬礼那天也是人很多(mucha gen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