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妮莎：我们有一整个车队从瓜亚基尔机场回家，大概十五辆车，全是我们跟玛丽的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我们回来时，很多人都在等，街上满满是人。
克里斯蒂安：她的葬礼和守灵日都来了几百人，教堂挤得满满的。她朋友很多。我们在弥撒时放了很多音乐，葬礼还请了DJ和街头乐队。认识她的人真的很多。
瓦妮莎：她一直说她会过去的……她的梦想就是去美国。她的梦想实现了，只不过为此丢了性命。
面目全非
在沙漠里湮灭尸体永远不会被看到。当这套机制运作完美，尸体会被隐形的怪物吸干血，吃掉内脏，骨头会干枯碎裂，随风飘散。当威吓与抹除彻底达成，对于失踪者的认识与记忆就只能在故事、噩梦和褪色的照片里寻找。不过，异质集合体有时也会被打断，有些死者的痕迹会幸存下来，没有被掩埋或遗忘。或许是酒醉的猎人不小心踩到咧着发黑金牙微笑的颚骨；或许是登山客不经意瞥见依然挂在干枯手腕上的廉价金表的反光；又或许是两名脱水的迁移者带着边巡的回头去找他们抛下的同伴。这些寻获的尸体都带着暴力的印记，而美国正是靠着这些不可见的日常暴力维系南方边境的治安。只要打开装着被遣返者遗体的棺木，就能见证被刻意隐匿的索诺拉沙漠死亡暴力，让活着的人目睹新形态的死后创伤。
拉丁美洲人大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见到遗体对他们来说是哀悼的要素，这才能让死亡变得真实。然而，丧礼上供人凭吊的遗体通常都会化妆，并做过防腐，让死者看上去安详平静，远离愁苦。边境穿越者的遗体被送回故乡时往往状态极差，因此常会建议亲人不要开棺。他们的惨死无法经由葬仪师的手而得到抚平。看到你曾经认识或爱过的人在棺木里面容腐烂，骨骸扭曲，只会让人难以承受。遗体残缺所凸显的残暴可能长久烙印在亲人心里，甚至让哀恸永远无法终止。
克里斯蒂安：我的侄子侄女非常难过。其中一个大声尖叫，怎么安抚都停不下来。他们已经晓得妈妈死了，只想见她最后一面。我们在亚利桑那时问了那里的人，想了解遗体的状况。他们说状况很糟，不能让我们看。我没办法告诉我妈妈、弟弟和侄子侄女。你想想，玛丽死了，而且不成人形，我们无法跟她说话或道别。真是太悲惨了，惨到极点。我还是很想见她最后一面，但没办法。
瓦妮莎：他们叫我们不要开棺，可是我想见她。我本来以为接她回厄瓜多尔之后，我们可以替她换衣服。他们说她模样真的很糟，所以我想替她换上新衣服再下葬。克里斯蒂安跟我说：“女儿，你们不能把棺木打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她的遗体腐化得很厉害，流出来的血水有毒，你们打开棺木后会生病。”我说：“我不管，我就是要打开，就算生病也一样，我不在乎。”他一直说棺木封死了，我不应该打开，可是我很坚持。但我最后还是觉得不想看到那样的她。后来棺材到了，她孩子的教父大喊：“把棺木打开！”我说：“不行。”另外一个人就说：“拿手套来开。”当时是凌晨两点，我们在殡仪馆，有人拿了手套戴上，然后把棺木打开。我们起先只看到她头的侧面，因为她脸被棉布盖着。我们没想到会看到棉布。我们拿起棉布，发现她脸已经没了，真的很……她的脸毁了。我们赶紧把棉布放回去，棺木盖上。殡仪馆主任说：“我见过许多客死异乡者的遗体，从瓜亚基尔或基多的机场送回来，从来没见过状况这么糟的，一次都没有。”她已经尸骨不全了，遗体在滴水，棺材里都湿透了。
克里斯蒂安：杰森，我真的被你吓一跳。没想到你会打电话来跟我说：“是我找到的玛丽塞拉。”这让我突然很好奇，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她的，或许你有照片？我们一直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跟我们说找到她了，就这样。
我和克里斯蒂安第一次通电话，他问我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我有没有玛丽塞拉遗体的照片。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很难办，我不晓得应该如何处理。我承认自己拍了照片，但不论是那回还是随后几次讲电话，我都刻意避重就轻。“有，”我说，“但我不确定你是否想看到她死时的模样。”但他一直问，要我用邮件把照片发给他，而我就是下不了手，无法将玛丽塞拉的遗体变成附件。我感觉那比将照片放进书里或演讲时展示出来更加冒犯。我愚蠢地以为自己知道怎么处理那些照片最好。
我当时想得很天真：“怎么会有人想看亲人死在沙漠里的模样？”我既不了解他家人面对玛丽塞拉遗体时的心路历程，也不晓得那些照片对他们有多重要。我告诉克里斯蒂安，说我不会用邮件发，但见面时会拿副本给他看。
这些年来我学到一件事，就是民族志学者对于关键田野时刻的时间地点几乎完全无法掌控。如果我能选择，绝不会挑纽约皇后区的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那个周六，我和克里斯蒂安坐在窗边啜饮咖啡，马路上车来车往。我以为那里会比我们吃午餐的餐馆安静，岂料那地方虽然没有餐盘乒乒乓乓的声音和萨尔萨舞曲，却有着那家连锁甜甜圈店特有的亮橘与粉红装潢，以及天花板上喇叭奋力吼出的青少年流行音乐，怎么看也不像是适合缅怀死者的地方。
“你真的带了她遗体的照片来吗？”克里斯蒂安第三次问我了。我勉为其难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印有药剂店商标的小信封，里头是我去冲洗的照片。我不想让她成为电邮附件，于是在柯达冲印机前站了整整二十分钟，等候她肿胀的遗体化成5×7英寸的照片从机器里缓缓输出。眼前的场景实在太不合适了。
我将第一张照片递给他，照片里是她的后脑和右手。他默默看了快一分钟。
克里斯蒂安：我不懂，为什么照片里的尸体有手，回到那里手却不见了？
我：什么？
克里斯蒂安：她回到那里的时候手不见了，被他们砍掉了。
他们在厄瓜多尔看到尸体的时候，她没有手。
我（结巴）：可能是为了取得指纹吧……呃……他们常常必须把手切下来。我想指纹很多时候不好取得。因为手指扭曲，皮肤干掉，他们只好把手切下来泡水，以便取得指纹。
克里斯蒂安（看着她倒在山坡上的照片）：看来她还想往上爬……天哪，怎么会变成这样？（哭泣）她还想往上爬，想继续前进……她是趴倒在地上的。他们说遗体运回厄瓜多尔的时候，她脸上一点皮肤也不剩。难怪，因为她趴倒在地上，脸可能很快就被虫子吃了吧。还有那气温……她有好多梦想。怎么说呢，她差点就到了。照片里，她已经在美国了吗？
我：对，她已经越过边界50多千米了。
克里斯蒂安：看到尸体被摧残成这样真的很心痛。他们没跟我们说把手切掉了。遗体送回厄瓜多尔时没有手，我们以为是动物吃掉的。那种感觉很复杂。我们很担心她被动物攻击，或被人强暴和殴打，幸好都没发生，真是谢天谢地。她那天会死是神的旨意，我们无能为力。那是她的命运。我们以为不会发生，但确实发生了。有些朋友到现在还是希望那个人不是她，你知道吗？他们在厄瓜多尔看到遗体时心想：“我们向神祷告，希望她还活着。”许多人还期望她有一天会回来。对我来说，至少她现在安息了。我们很感谢能找到她，因为有很多人一直没有找到。他们掉进了某个洞里。
我和韦尔斯坐在后院厨房里，帮瓦妮莎和多洛蕾斯女士准备晚餐。柴火在泥土地上的角落里熊熊烧着，附近有一个木头做的鸡圈，里头几十只瘦巴巴的白鸡咯咯叫。瓦妮莎缠了我一整天，不停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让她看照片。但我只要一伸手，就会有玛丽塞拉的小孩好奇凑上来。后来孩子们走了，她开始谈起遗体回家那天的状况。
瓦妮莎：她回来的时候没脸没手，你想想，看到遗体变成那样有多难受……她回来的时候不成人形，棺木里血肉模糊，都湿掉了，那遗体看起来完全不像她……上头有个标签说是她，但我们实在很难相信她死了，很难相信他们只靠手就能辨识她。我们里头有人怀疑那是否真的是她。说不定她还躲在沙漠里。她可能还活着，或者虽然死了，但尸体还没被找到。我们想知道你们发现她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辨认她的身份？怎么知道是她？因为她回来的时候根本不成人形。真的，那个遗体一点都不像她，我需要看照片。
我：我可以给你看照片，证明她的手没有被动物吃掉。但我得提醒你，有些照片很难看得下去。
说完我将一本小相册递给了瓦妮莎，她立刻摆在腿上开始翻看。头几张是我和学生替玛丽塞拉做的神龛，包括玻璃马赛克、许愿蜡烛、瓜达卢佩圣母画像和各式各样的纪念物。我想先用几张平淡的照片铺垫，再让她看冲击较大的照片。我提醒她下一张就是遗体。她一翻到就大喊：“是她！是她！”我和韦尔斯看着她，只见瓦妮莎紧紧抓着玛丽趴倒在地的照片，泪水潸然而下。她抹去相册上的泪水，用因心碎而泪湿的眼眸看了我好一会儿，随即又将目光移回照片上。多洛蕾斯女士靠着老木头桌凝视窗外，不敢凑过来看照片。厨房里鸡群噗噗走动，夹杂着瓦妮莎断断续续的抽噎，时而爆出哭声。
快门声轻轻响起，韦尔斯抱着敬意记下面对逝者的这一刻。没有人说话。锅里的炖肉滚了，锅盖啪啪掀动。瓦妮莎翻到下一页，看到玛丽塞拉遗体被毯子遮盖好的照片，便递给了母亲。那张照片感觉比较好接受。多洛蕾斯女士用爬满皱纹的小手温柔抚摸照片，低声道：“那毯子好美，真漂亮……我的女儿，女儿啊……你到底在想什么？（哭泣）你到底在想什么？”小小厨房里尽是她们母女俩的哀伤。我好想让此时此刻快点过去，但时间似乎停止了。我和韦尔斯宛如两个偷窥者，困在这巨大的悲伤中，只能默默不解地看着这一切。
正当我以为事情不会更糟的时候，瓦妮莎忽然指着其中一张秃鹰在玛丽塞拉遗体上方盘旋的照片说：
多洛蕾斯女士的厨房，厄瓜多尔昆卡（迈克尔·韦尔斯摄）
瓦妮莎：那是什么鸟？它们会吃人吗？
我：动物还来不及做什么，我们就发现她了。真的，我跟你保证。我们发现玛丽塞拉的时候，遗体很完整，没有被动物伤害。我保证。
我结结巴巴讲了好几分钟，再三保证我们发现时遗体很完整，笨拙地搜寻脑中的西班牙语，不断强调玛丽塞拉双手完好，我们对她的遗体很恭敬，警察和法医也没有破坏她的尊严。我听着话语从自己嘴里讲出来，讲得吞吞吐吐，感觉很空洞。我仿佛回到目送路丘和梅莫走进涵洞的时候，即使尽可能与他们为伴，却不是真的在一起，而是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玻璃，安安稳稳看着他们离开。现在我又有同样的感觉。我在2012年7月某个艳阳天和玛丽塞拉在亚利桑那沙漠里共度了哀伤的片刻，但只有我晚上回家喝着啤酒落泪。只有我活着，而她没有。她不是我母亲，也不是我太太，我永远无法真正体会这家人在那天失去了什么。而此刻坐在厄瓜多尔昆卡泥泞街区中，面对着漫溢的炊烟和泪水，我说什么都毫无意义。最后我总算闭嘴，不再念叨我们赶在秃鹰之前找到了她。瓦妮莎轻轻说道：
感谢神让我们找到遗体，让她可以葬在这里。她能回到我们身边是个奇迹。虽然肢体不全，但她终究回来了。她回来了。如果这真的是她，那我们就能重新出发了。但我得说，我们真的很难相信那就是她的模样。看到她变成那样真的很难受。
直到目睹克里斯蒂安和瓦妮莎对玛丽塞拉遗体照片的反应，我才开始明白这些照片对这家人的意义。他们需要看到她临终的模样，需要用那个身影取代他们打开棺木后就此烙印心底的她。他们需要一个方法让沙漠暴力现形，或许这样才能让它变得更好理解。
后续
几年过去，玛丽塞拉离世造成的伤痛依然难以估量，她在厄瓜多尔的家人的生活显然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所有人都在努力消化这一切。玛丽塞拉为了孩子而迁移，但因此受创最重、最需要重构社会联结的也是她的孩子。近期人类学研究显示，母亲跨国迁移的现象对留守儿女的“社群、关系与情感世界”都会造成冲击。母亲迁移者一旦死亡或失踪，她们的儿女及接替照护者势必建构新的世界，但我们目前对这类冲击的理解却少得可怜。
我和瓦妮莎第一次视频访谈时，凑巧目睹了她家人的重建过程。我们正聊着玛丽塞拉的生前往事，还有我和学生怎么会在沙漠碰巧发现她，玛丽塞拉的小儿子埃德加忽然走了进来。他凑到镜头前盯着我，接着大喊：“为什么会这样，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瓦妮莎温柔地搂了搂他说：“没事的，所以我现在才会喊你儿子啊。你有没有把汤喝完？”
那时离玛丽回家已经一年多了，但家里的大人小孩仍在辛苦适应她的死去造成的断裂与创伤。
埃内斯托先生（多洛蕾斯女士的丈夫）：她才几岁，还那么年轻，结果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唉，失去她之后，我们的生活全垮了。孩子只能由我们照顾了。我和我老婆本来过得很清闲，没什么烦心事，现在因为孩子们只能从头来过了。一切重新开始，感觉他们成了我们的孩子。呃，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我们得付出一切，我老婆更是如此。她必须替他们煮饭洗衣服。我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远（背景传来小孩的尖叫和笑声），周薪只有100美元，少得不足以应付全家人的开销。我们还是没钱买食物。
克里斯蒂安：我永远无法体会那几个孩子心里的悲伤。他们很想念玛丽塞拉，尤其是她女儿。他们现在由我爸妈照顾，但我爸妈都老了，没办法像孩子亲生母亲那样照顾他们……那天我站在我弟媳的棺木前，发誓我会照顾她的孩子。她为了他们来这里，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和她未曾拥有的一切。我向玛丽保证她的孩子什么都不会缺，我会尽力供应他们一切。我努力工作，一直照顾他们到现在。他们需要什么我都买，供他们吃住，送他们上学。我弟在厄瓜多尔赚得很少，每个月才240美元。那里的物价和这里差不多，因此根本不够。
但我弟现在好一点了。他之前整个人都垮了，消沉到极点。虽然为了孩子撑着，可是状况非常糟，什么都不在乎。他有时觉得是自己的错，心想怎么死的不是他？他从来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没有人想到。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我跟他谈，试着安抚他。我跟他说他需要冷静下来，对自己好一点。从现在开始，他得为孩子打拼。为了孩子他需要坚强起来，因为只要放手不管他们，他们就会出问题。他需要坚强起来，但想振作真的很难，很辛苦。他们结婚十二年了，他非常爱她，两人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跟孩子一起挨饿……原本一家五口一起，现在只剩下他们了。
瓦妮莎：玛丽过世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想轻生。我哥哥一直跟我说：“至少你还有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女，他们身上都有玛丽的影子，所以别哭了，别再难过了。”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知道他们身上都有玛丽的影子，但还是很难，真的很难。这件事让我的小侄子受伤很深，因为他很爱他妈妈。他会放音乐想念她，让我看了就难过。他整天说着“我想妈妈”，还有“神啊，请带我去找她”，整天掉眼泪。老大被他弄得很烦，就跟他说：“我不要你哭。我们的妈妈不在了，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我不要你为了她哭。”玛丽过世后，海梅就疯了，像活在另一个世界一样。
在家附近，厄瓜多尔昆卡的墓园（迈克尔·韦尔斯摄）
克里斯蒂安：全世界都有梦想，但有时梦想会毁掉人生。我们抱着希望离开家，可是没想到会在沙漠里遇见死亡。那样死去真是悲惨，孤零零的，离家人那么远，那么绝望……玛丽仿佛有预感似的。她在出发前替小儿子举行了圣餐礼，又在“脸书”上分享离别的歌，好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老幺埃德加就快七岁了。他可能适应得最好，因为……怎么说呢，我想是他和他母亲在一起没那么久。他会想妈妈，但还是会玩、会上学，有事情分心，所以还撑得住。但比较大的两个孩子，十一岁的劳拉和十三岁的海梅，他们对妈妈印象比较深，所以会哭，会经常想到她。最难过的是母亲节。海梅进入叛逆期，但妈妈不在了，没有人可以告诉他怎么做。他想要妈妈。我家人都不晓得该拿他怎么办。但他现在懂事了，心情也开始稳定下来。失去母亲绝对不好过，连我们都深受打击，更何况是孩子们。
梦(Sueños)
出了房子，我牵着埃德加的小手走在泥土路上。他抬头看我，声音稚嫩地说：“我们要去看妈妈吗？”“对啊，”我说，“可以吗？”他青涩地点点头，拉着我继续往前走。我们所有人都要去墓园：我、韦尔斯、我们俩的老婆和两个小孩，还有瓦妮莎和玛丽塞拉的三个孩子。我和韦尔斯本来想自己去，但瓦妮莎坚持其他人也要同行。我很担心孩子们的反应，因为出发到厄瓜多尔前，克里斯蒂安跟我说：“最惨的是墓园就在往我家的路上，小孩每天上学都会经过。我很想把玛丽塞拉葬在其他地方，但实在没什么选择。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很久。不管孩子们想不想，他们每天都会见到妈妈。”
我们走到墓园前，海梅跑去找管理员拿大门钥匙。我们待在路上等，天上忽然下起了毛毛雨，搞得整件事的气氛更加灰暗。海梅回来了，咔嚓一声很快将锁打开。他解开拴住铸铁门的上油铁链，将它绕在围篱柱上。天色宛如冰冷的石板，和墓园里大多数的水泥墓碑简直融为一体。逝者有如积木层层相叠，收进狭长的隔间里，门面装饰着蓝白两色的瓷砖碎片，有些人的姓名刻在大理石上，有些则用黑油漆潦草写着。比较有钱的逝者有黄铜制的名牌，还有上锁的玻璃门或铁门。
我们一行人穿越砖块水泥砌成的峡谷，经过两旁满满的十字架、翻倒的花瓶和褪色的死者照片。这里是冰冷建筑与湿草地组成的迷宫。瓦妮莎和海梅开始回忆葬礼当天。“那天有两千人来这里送她，”她骄傲地告诉我们，“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海梅边说还不忘伸长纤细的双臂强调。他妹妹劳拉默默点头，附和他的说法。我们从后方绕到玛丽塞拉的墓前，瓦妮莎指着墓墙上用暗白水泥漆写的“我玛丽”怯怯说道：“那是我写的。”
三个小孩和瓦妮莎先上前跟她说了声“嗨”，接着便退开让韦尔斯和我们其他人可以靠近去看。海梅站在边上望着远山，乌黑的头发迎风微摆。劳拉站在瓦妮莎身旁用粉红色的球鞋踢草，变得异常安静。小埃德加像是玩攀爬架，从后面翻过来爬到母亲的墓上，呵呵笑着问我们待会儿要不要去公园玩。
我站在玛丽塞拉墓前。那墓虽不华丽，但维护得很好。她家人会定期来打扫，并经常放上鲜花。她的全名和遗体寻获的日期用金字注明，丈夫和孩子的名字则是刻在一块小铁牌上，在这个冰冷的地方陪伴她。墓碑中央是玛丽塞拉的照片，她头侧向一边，但直视镜头，看起来年轻自信，甚至像在冷笑。那是大家希望记得的她的样子。我伸手轻触玻璃，小埃德加跑过来拉拉我的袖子问：“你打算拍照吗？”
傍晚时分，克里斯蒂安的房子，我和韦尔斯在后院跟瓦妮莎一起围在火前。灰烟袅袅飘向漆黑的天空，空气稀薄而清新。我隔着火光注视瓦妮莎的鹅蛋脸和黑眼眸，看她被舞动的火光照亮。眼前的景象有如残留在生锈银版上的静谧时刻。她方才讲着玛丽塞拉和她自己的故事，讲了好几小时，时而流泪时而低语，偶尔的沉默透着悲伤与痛苦，全是不能被睡着的孩子们知道的故事。她说她很想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她嫂嫂终于安息了，但话语间充满了怀疑与猜测。即使她人在昆卡，玛丽塞拉在沙漠的遭遇却始终纠缠着她。她也知道了那个异质集合体，即使嫂嫂已经入土为安，那扇悲伤的大门却感觉再也不会关上。
瓦妮莎：玛丽塞拉晚上会到我梦里来。她在我梦里好真实，跟我说她被绑架了。她对我说：“你们埋在昆卡的人是谁？你们埋的是谁？我还活着！”在另一个梦里，她对我说：“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因为我不得不。我要走，因为我非得去到那里，我会到那里的。”接着又说：“麻烦替我照顾孩子们。”她总是要我替她照顾孩子。这些就是我做的梦。还有一回，我梦见她跟我说她在沙漠被人丢下了。他们抛下她，但她需要帮助，所以只好继续往前，最后遇到一座牧场，她就是被关在那里。她只是在等待时机，最后一定能联系上我们，回昆卡来。他们最后一定会放了她。或许这才是事情经过。
我最近一次梦见她时，她跟我说：“别担心，我很好，不要为我掉眼泪。”我凝望了她一会儿，她就消失了。也许她是说她安息了，所以叫我别哭。也许墓园里的人是她，她安息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没想到会找到她的遗体，因为好多人都说遗体永远找不到。她回来了，但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确定葬的人是不是她。我们是第一个有亲人在沙漠过世但找回来的人。我们心里还是很怀疑那到底是不是她。或许她撞到头失去记忆了。我一直希望她是被绑架了。玛丽塞拉教母的侄子消失在迁移途中，十年后才冒出来，妻子小孩都有了。他好几年前离开后就消失了，但是没有死。他们说玛丽塞拉也可能还活着。
2013年7月24日，在沙漠做完六周田野调查后，我在图森机场等着回家，忽然收到瓦妮莎的“脸书”消息。那时还有三天就是确认玛丽塞拉遗体身份满一周年的日子。瓦妮莎的消息很短。她这样写道：“我需要和你通电话，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我们家又有亲人在沙漠失踪了。”
11 我们会等到你来
何塞的房间
何塞·塔古利(José Tacuri)的房间看上去就和一般十五岁少年的房间没有两样。即将摆脱童真的他住在昆卡劳动阶级小区的小房子里，没有窗户的水泥小房间(cuartito)里随处可见他童年已逝、青春期刚来的痕迹。两只白色泰迪熊收在角落，绘有电影《汽车总动员》图案的小被子还摆在床上。和这些孩子气的物品并存于这个空间里的，是挂在角落的浅灰西装，还有旁边那一堆连帽衫、垮裤及纽约洋基队和尼克斯队的棒球帽，只因纽约(Nueva York)是他一心向往的所在。嘻哈装扮外加手工刺青与耳环，全是他最爱的雷击顿歌手内戈·弗洛(Ñengo Flow)的翻版。何塞最近的自拍，几乎每一张都像是《妈妈，我是正牌黑帮》(Real G for life, mami!)的专辑封面照。但衣服旁边却是一张耶稣像和一个收纳盒。这小子虽然文了文身，走路又有点装腔作势，却仍是个戴牙套的小孩。
他床上摆着一个枕头，是女友塔玛拉送他的十五岁生日礼物，上头写着“生日快乐！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因为神又赐给你一年的生命。我只希望你长命百岁，我们可以一起度过。我要用满满的心意跟你说，我爱你。”何塞的房间看上去就和大多数青少年的房间一样，只不过永远冻结在某个时间点了。自从他出发前往美国，消失在亚利桑那阿里瓦卡南方的沙漠后，这里的一切就再也没有更动过。
十五岁的何塞（迈克尔·韦尔斯摄）
2013年7月，我和瓦妮莎通话过后几天，何塞在纽约的家人打电话来，向我说明何塞的情况。接下来几周，我除了协助他们联络之前认出玛丽塞拉遗体的图森科利布里人权中心，报告失踪，还充当咨询专线，回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何塞的问题。我对索诺拉沙漠还算熟悉，因此觉得多了解何塞可能走的路线，应该有助于推算他最后的所在地，提高找到人的机会。何塞失踪两个月后，我和韦尔斯飞到纽约，跟何塞父母及当时与他同行的两位亲戚会面。我们之后又和他们见了许多次。首次会面时，我问那两位亲戚他们从厄瓜多尔到亚利桑那的路程经过，并开始一点一滴了解何塞的生活及他决定迁移的理由。在纽约和何塞家人会面四个月后，我和韦尔斯来到昆卡，踏进这个仿佛定格的房间。
“我只希望你长命百岁，我们可以一起度过。”（何塞家人提供）
如果说亲人残缺不全的尸体是索诺拉沙漠死亡暴力的亲身示范，那么完全不见尸体就是索诺拉沙漠死亡暴力的幽灵现形。也许借助时间与治疗（如果真有这个选项的话），加上足够的酒精和药物，你能抹去那些诡异的画面：以古怪角度交叉的桡骨和尺骨，冷笑骷髅头上剥落的皮肤，以及堆积如山的贝壳色长骨，仿佛食人族才刚吃饱离开。你可能运气好没有打开棺木，永远不会目睹妻子遗体变成什么模样。你可能只是感谢遗体能找回来。你永远可以亲吻过去美好时光留下的发皱照片，在孩子脸上看到她的影子，让你想起她曾有的容颜，眼里有过的美丽与活力。但如果没有尸骨可供哀悼，没有棺木可以安葬呢？如果亲人下落不明的谜团始终未解，你要怎么重新出发？如果对方每晚都到你梦里求助，你又如何放下？对何塞的家人来说，他的房间既是保留他往昔模样的时间胶囊，也是他生死未卜的痛苦提醒。这个空间是这家人悲伤无绝期的体现。在昆卡，我和何塞的祖母洛雷娜女士坐在厨房里，她跟我说：
主啊！我们一直祈祷他会出现。我们已经等了好久，几乎每天都在祷告和哭泣，但他就是没出现。我们无法安心。所有人都很痛苦，白天晚上都在落泪。我们求神透露一些消息。我们为了打听讯息，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却什么也没得到。除非何塞回来，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安心。不论他生或死，我们只希望他能出现。我们需要知道状况。不管他发生了什么，我们都需要知道，才不会继续痛苦，可以不再想这件事。他的爸妈和叔叔阿姨都很痛苦。我们希望有一天神能回应我们，因为只有神知道他的下落。真的很难受（哭泣），几乎没有半点消息真的让人受不了。他到美国了吗？他还活着吗？我们很穷。因为穷，他爸妈才会为了孩子出国讨生活。但他们在纽约也很痛苦，因为何塞没有出现。他们还在痛苦，还在等他出现，但什么也没发生。
留下
学者早就指出跨国迁移对家庭结构和离开或留下的家人都会造成巨大冲击。何塞身为无证迁移者的孩子，他的经历并不罕见。何塞的父亲古斯塔沃在昆卡的工作不足以喂养五个孩子，何况其中一个女儿还有身障，因此他做了艰难的决定，于何塞十岁时离开家乡前往纽约。古斯塔沃赴美不到一年，妻子保利娜也决定迁移，两人一起工作可以更好地喂饱家人。他们刚找到工作不久，就开始有能力定期汇钱回家，除了喂饱孩子，让他们上学，生病的女儿也能获得所需的昂贵医疗照料。这些钱不仅让何塞不用工作，还让他成为那个街区能够拥有笔记本电脑、iPod、高价球鞋和各式各样绣有或印有“纽约”字样的衣服的孩子，随时带女友看电影或招待亲戚吃比萨也都没问题。
何塞的阿姨和祖母成为孩子的照顾者，但何塞随时可以和爸爸妈妈视频通话，因为他们的小房子现在有网络了。这种从纽约到昆卡的在线教养简直就像从里维拉的科幻电影《睡眠经销商》(Sleep Dealer)里搬出来的场景。但各位不难想象，远距教养和陪伴不同，不可能一样。尽管享有家庭经济稳定带来的舒适与纵情消费，但何塞却开始出现不少厄瓜多尔人称之为“有钱病”(el dolor de dólares)的症状。迁移者的子女感觉被遗弃，而远在国外的父母为了抚平这份伤痛，就用美国的钱和礼物来弥补。
和许多处境类似的小孩一样，何塞因为感觉被父母遗弃忽略而走上了叛逆之路，不仅辍学，也不再上教堂，还迷上了啤酒，很快便成为在足球场通宵派对上狂欢的常客。等他到了青春期，阿姨和祖母开始经常得在夜里到街上四处找他。没有爸爸或妈妈拿家法伺候，叛逆根本易如反掌。
以昆卡的标准来看，塔古利家族老老少少在纽约同住的那间两层楼灰泥墙屋瓦房简直是豪宅了。换句话说，就算新移民在美国的薪水矮人一截，但有些人每周工作七十二小时，几年下来还是能过得相对富足。宽阔的砾石车道上停满新款休旅车和小货车，露台上的建筑工具与锯木架则是常在的摆设。宽敞的后院散落着各种玩具，足球扔得到处都是，洁白的滑梯秋千组新得像刚从“陶瓷谷仓”(Pottery Barn)玩具店目录里搬出来似的。前门边堆满大大小小各种花色都有的泥泞球鞋，起居室平板电视旁的柜子里全是金色的和陶瓷做的小摆饰，还有一个角落收留着泰迪熊、满载洋娃娃的婴儿车和其他重要的童年回忆。一只毛茸茸的白猫在屋里躁动不安，不是咬我的脚踝，就是在我想摸它时朝我龇牙咧嘴。这是21世纪版的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美国移民梦系列。但和许多移民梦一样，塔古利家的梦想只实现了一半。何塞的父亲古斯塔沃坐在这个金光闪闪的美式牢笼里，对我讲起他迁移到美国对儿子造成了哪些无可挽回的伤害：
古斯塔沃：我在昆卡的时候，何塞就好像我的右手，到哪里都跟着我，我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但我到这里来之后，他就变得很叛逆。我打电话问他：“何塞，你为什么变了？”他告诉我：“不对，爸爸，该怪的人是你。是你先离开我的。我们之前就像好兄弟，我什么都听你的，结果你却离开了。我变成这样都是你的错。”我跟他说：“听着，我来纽约不是为了自己。我来是为了赚钱，因为我在厄瓜多尔没办法供应你们的生活所需。”我在他十岁那年离开，为了供他和其他家人吃穿。他那时还无法理解这些事，我一直问他为何变得那么任性。之前是那么乖的小孩，怎么变了？但他只是不停吵着要来纽约，而我实在搞不懂。他在昆卡什么都有了，却一直说该怪的人是我和我老婆。他说他觉得心里很空，说他就算回家，我们也不在。他说只有和我们团圆才能填补他心里的空洞。
迈尔斯(Ann Miles)研究了1990年代厄瓜多尔人的迁移模式及迁移对家庭生活造成的冲击，结果发现不少来自昆卡的无证迁移者每隔几年都会顶着巨大的风险与代价，回家乡探望家人。但随着“9·11”事件发生，边境治安转趋严格，定期返乡就变得太过危险与昂贵，对何塞父母这类的非墨西哥裔迁移者更是如此。政策分析家一再指出，风险和经济代价提高，使得美国出现一批长期居留的无证人口。这些迁移者不再冒险回乡探亲，而是汇钱给配偶或小孩，让他们来美国团聚。因为见识过索诺拉沙漠异质集合体的迁移者，几乎没人想经历第二次。
何塞向父母亲哀求了好几年，最后终于说服他们让他来纽约。
古斯塔沃：我2012年想过带何塞来，但没有认真考虑，因为他那时还小。我跟他说：“别担心，时间到了你就可以来。”没想到一年后，也就是今年3月，他竟然对我说：“爸爸，我想去找你。”我说：“你疯了吗？不行。你来这里要做什么？你还太小了，没法来这儿。”他年纪还小，但个子还算高，甚至比我壮了（他这里用了过去式）。他说：“你帮我，让我去那里。”我说：“不行，儿子，你不能来。”但他说：“我在这里很寂寞。”他那样跟我说。我说：“我来纽约是为了你们。我离开家，吃了那么多苦，就是想让你们过得舒服一点。”他对我说：“爸爸，我想去那里帮你。我好想你，你已经离开那么久了。”于是我就被说服了。我说：“好吧，我会帮你。我们会在厄瓜多尔找人，带你离开。我们会带你来这里。我们会把事情交到神的手上，因为来这里的路很辛苦(el camino es duro)。我很清楚，因为我走过。但只要相信神，我们会成功的。”一个月后，我付钱雇了人。就在出发前几小时，何塞好像反悔了。我才付过1000多美元，但还是跟他说：“虽然出发的时间到了，但我真的不希望你过来。你应该跟弟弟妹妹待在家里，照顾他们。”何塞告诉我：“不要。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离开，我想去找你。爸爸，别担心，我会顺利过去的。”
“除了山还是山”
2013年4月3日，何塞和两个表兄弟一起离开了昆卡。两人分别是十三岁的费利佩和十九岁的曼尼。和2001年克里斯蒂安的遭遇相仿，他们的旅途也长达数月，不过相对平顺。三人搭飞机离开瓜亚基尔后，一路搭乘汽车和巴士穿越多国边界，不到两周就抵达了墨西哥。但一到墨西哥城，他们就被送到不同的安全屋，在那里等候了四十五天，才被送到诺加莱斯。三人没办法离开安全屋，只好自己找事做，大多数时间都在看电视或在小院子里散步。何塞待的安全屋有网络，人口贩子偶尔会准他上网用“脸书”，但当然要付费。
在室内憋了一个半月后，何塞的两个表兄弟坐进一辆客运巴士的行李舱里，领到一个尿桶，并被吩咐不要发出声音，就这样静静躲了两天。而他们上方的乘客睡觉的睡觉、看杂志的看杂志，或是望着墨西哥北部乡间风景，浑然不觉底下有人。虽然何塞如何抵达诺加莱斯的细节并不清楚，但很可能和他的表兄弟差不多。最后他们三人总算在美墨边境团圆，被送到某个安全屋，跟其他几十名迁移者在一起，等候向导告诉他们试运气的时间到了。抵达诺加莱斯十天后，一辆车深夜来到安全屋前，将他们载到了沙漠边。
费利佩：我们晚上离开诺加莱斯的屋子，被送到一座桥(puente)底下。车子从屋子到桥下只花了二十分钟左右。所有人都背着黑背包，拿着一桶水，将近四升。有些桶是白的，有些被涂黑……何塞穿着黑色乔丹鞋、黑裤子、黑色套头衫、黑衬衫和上头有红字的黑帽子。所有人都穿得一身黑。
曼尼：何塞带着玫瑰念珠、祷告卡和女朋友给他的猫头鹰项链，皮带上写了几个电话号码，包括他爸的手机和室内电话号码。他没有带身份证件。
费利佩：我们越过围篱，开始步行。队伍大概四十人，外加两位向导，其中一个叫作史库比，另一位的名字我忘了……我们翻过一座小山，到了山下又越过第二道围篱。我们爬到小山上的时候可以看见诺加莱斯，但后来就看不到了。我们走了一整夜，大约清晨四五点才在一座牧场附近休息，睡在那儿的一间废弃房子里，到了早上我们再度出发。
曼尼：我们是从桥那里出发的，走了一小段路后开始爬山，翻过山之后就是平地，接着遇到一条路，路旁有间房子。穿过那条路之后什么都没有，除了山还是山。我们翻过一座高山，山上还有两个会闪的天线，不停闪红光。向导说那里是猪猡山(La Montaña de Cerdo)。
费利佩：隔天队伍就分开了。我、何塞和曼尼跟着史库比……后来开始爬山，史库比在山顶等大家。我们第二天清晨六点到山脚下，何塞的鞋子开始掉底，鞋底脱胶了。何塞不停坐下来喝水。我们分水给他喝，让他继续走。后来我们翻过一座小山，然后下到平地。那里没有树，也没有遮阴的地方，完全没地方躲。
曼尼：我们在山脚下休息十分钟，表弟何塞就开始打盹了。他不想起来。只要停下来休息，他就想睡觉。向导说：“别睡，我们只是休息喘口气，然后就要继续上路。”但何塞还是开始打盹，因为天气太热。热会让你想睡，磨掉你的力气。我们其实没剩多少水了。何塞的水在背包里，但他还需要更多。他开始喝很多水，觉得愈来愈渴。我们买了电解质水，也给他喝了。他有多少就喝多少，完全没办法克制。
费利佩：早上七点左右，何塞停下脚步，他走不动了，摔倒在地上。史库比开始用脚踢他，跟他说：“快起来，否则我就踢你。”何塞腿没力了，整个人倒在地上，说他不行了。史库比大吼：“你快给我起来，否则我就揍你。”何塞坐在地上一脸茫然（像是头晕目眩的样子），史库比一直踢他。何塞试着站起来，但又重重摔倒，整个人栽在树丛里，把树枝都压断了。他跌了三次，最后一次再也爬不起来。他很想睡觉，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其实也差不多，但何塞感冒了。我们离开诺加莱斯时，他就不舒服了。他说他想自首。他对我说：“我走不动了，但你们应该继续走。”
乔丹鞋，索诺拉沙漠，2010年7月（迈克尔·韦尔斯摄）
曼尼：他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倒在地上说：“我会去自首。”那时附近都是移民官员。我们留下他的那个地方到处都有边境巡逻队。
费利佩：那里有直升机在飞，因为前一天他们才抓到我们队伍里很多人。我们跟何塞说我们会继续走，让他坐在山脚下。他待的那里没地方躲，也没有树，什么都没有。他身上有食物和我给他的一小瓶水。我们走到下一座山，史库比在那里等。之后我们就再也没看到何塞了。
这对表兄弟抛下何塞一天半后，和向导遇上了边境巡逻队，被追到山里。史库比当场抛弃了他们。两人孤零零地迷了路，又没有水和食物，更糟的是十三岁的费利佩已经脱水到开始咳血。破晓时，他们再度出发，途中遇到一片潟湖，于是将桶子装满混浊的水。那天早上他们误打误撞走到了阿里瓦卡路，很快就被边境巡逻队逮到。他们俩在那片山区走的直线距离将近50千米。我在标记费利佩和曼尼被捕地点的坐标时，赫然发现那里就在玛丽塞拉陈尸处南方13千米。看来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线。
几天后，曼尼和费利佩总算在联邦拘留所里跟家人联系上。他们告诉家人何塞被留在沙漠里了。虽然何塞被抛下的地点到处是边境巡逻队，但他并没有自首。第一次访谈结束前，曼尼对我说：“我不晓得他为何不自首。也许他后来又继续走了，我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
模糊性失落
亲人失踪带来的不确定与痛苦折磨之大，用重创仍不足以形容。对许多人来说，亲人失踪就像一场迟迟无法醒来的梦魇，心里永远惦记着自己的儿子、女儿、哥哥或妻子究竟在哪里。即便找到他们的几率接近零，还是无法停止寻求答案。不信你问那些有家人亲戚在战场上失踪、登上马航370号班机或在“9·11”事件中尸体被崩塌的世贸双塔吞噬至今仍然未寻获的人就知道。这类创伤者可能永远无法走出悲伤、困惑与忧郁。临床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模糊性失落(ambiguous loss)，甚至称这是人类最沉痛的悲伤，“造成的压力最大，因为无法化解、令人困惑，不确定某位家人是否还在这个家中。有些失落很明确，比较清楚，例如有死亡证明、追悼和安葬祭拜遗体的机会。但模糊性失落完全没有这些标记，得不到维持边界（从社会学角度说）或了结（从心理学角度说）所需的清楚明白”。
2013年6月2日，索诺拉沙漠做到了边境巡逻队策略规划者的要求，吓阻了试图进入美国的何塞。但这个异质集合体不仅阻挡了他，还将他生吞活剥，抹去他的所有痕迹，释出的悲痛近至纽约、远到厄瓜多尔都感觉得到。然而，这种抹除既非“意外”也非大自然的作为，而是明明白白写在美国联邦治安计划里，成效全看它“威慑”了多少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揭露到底有多少人在那片沙漠失踪或被认定为死亡。负责评估威慑预防策略的官员也很清楚这一点：“沙漠里可能仍有尸体未被发现，也使得迁移者死亡人数统计的正确性有待商榷……未被发现的尸体总数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