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何塞一家人来说，找不到尸体就代表他们一直抱着希望，期盼他还活着，代表他们将永远为他悲伤，但缺乏具体的死亡证据让他们无法公开表达。他们无法“扯衣服抓头发，以各种方式表现哀伤，将失落展露出来，使之变得可以表达”，因为他们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这种暧昧模糊的情况让他们无法慢慢放下死亡。对他们来说，沙漠死亡暴力既缥缈又无处可逃。
何塞的妹妹独自坐在他房里（还是该说纪念室？）抱着他的衣服祈祷他会回来。何塞的祖母夜里会到泥土球场徘徊，希望看见他正在和那群混混朋友喝啤酒。何塞的阿姨不敢去他最爱的餐厅吃饭，因为受不了侄子常待的包厢里空无一人。如同穿越撒拉哈沙漠或地中海失踪的西非迁移者，何塞的游魂也在他家人四周与梦里流连。何塞的阿姨露西亚跟我提到他们一家人做过的梦和见到的幻象：“我梦见他在一条河附近，穿着白衬衫坐在地上，用脚踢石头，将石头扔进河里。我问他：‘你在这里干吗？’他说：‘没事。’接着就只是继续扔石头。还有一次，我梦见他告诉我：‘他们没来找我，我还在诺加莱斯。’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些梦。我爸爸也梦见过何塞，梦到他很害怕，向他求助。”其他家人则想象他失去记忆、替黑道运毒或被当成人质关在牧场里。何塞的阿姨葆拉坐在昆卡家中没有窗户的阴暗厨房里，向我总结了他们一家人的挫折，和玛丽塞拉家人经历的痛苦形成了强烈对比：
葆拉：我们只是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塞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论真相如何，神都会赐予我们接受的力量。他是死是活？我们需要知道他到底怎么了。你想想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哭泣）我们求神赐予我们前进的力量。或许何塞还活着。神哪，请带他回来，或者让他去找移民官员和警察自首。我们需要知道状况，才能重新继续向前。神保佑的话，何塞很快就会出现的。不管他活着或死了，我们只是想知道。我们不想再猜想他可能在哪里，现在过得如何或出了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许“郊狼”做了什么，也许他杀了何塞，将他埋了，让人找不到他。如果何塞被抛下，他们应该会找到遗体，但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有时会绝望到产生不好的想法。我不想这么说，但玛丽塞拉的家人至少知道她过世了，可以让她入土为安，甚至探望她！他们至少可以到坟前献花。我们什么都不知道！(¡Aquí no sabemos nada!)我们对他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尽管何塞的家人想象了无数种有关他下落与遭遇的可能，但他女友塔玛拉依然抱着一丝希望。我和韦尔斯在昆卡的一间咖啡馆里和她同桌而坐，两人都对她的乐观与坚强感到惊讶。她虽然年轻，却有着经历多年苦痛的人的那种坚定。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里，她提到两人相识相恋的过程，提到目送何塞离开的痛苦。尽管她话语里散发着浓浓的悲伤，却不肯落泪。她爸妈都迁移到纽约了，她和姐姐同住，两人经常吵架。她告诉我们，何塞是她最好的朋友，只有他懂她的寂寞和痛苦。他们是一对苦命鸳鸯，一起适应被跨国迁移彻底弄得支离破碎的生活。在那间光线明亮的咖啡馆里，她忍着泪水告诉我：“就在他离开前，我们说好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永远在一起。我不晓得他是死是活，但我会永远等他。”
“等待何塞”(Esperando por José)（迈克尔·韦尔斯摄）
“我们会等到你来”
若你从来不曾看过自己的小孩挨饿，不曾焦急地替你生病的宝宝找医生或好几年不曾拥抱自己的儿子，你可能将何塞的遭遇怪在他父母身上。毕竟是他们将他扔在昆卡，是他们付钱给人口贩子带着十五岁的儿子走进沙漠。然而，只有对造成这种状况发生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视而不见的人，才会认为全是何塞父母的错。一个人要多么走投无路才会忍心放下五个孩子，四处借贷凑足几千美元，踏上一段不一定能活命更别说成功跨越边境的危险旅程？就算顺利在美国立足，劳力也永远受到剥削，社会地位随时会被剥夺。而做爸爸或妈妈的又要多么走投无路，才会将儿子交到人口贩子手上，让对方带他走进一个出于刻意安排的沙漠杀戮场，结局往往不是极度痛苦就是死亡？这些都是许多生活相对安逸的本书读者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与其责备或评判何塞的家人，我们不如试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象自己要是面对同样的抉择又将如何？
当我坐在何塞父母纽约家中的客厅里，实在很难去想移民数据、法律、异质集合体或发生这一切应该怪谁。当古斯塔沃讲起他和儿子最后一次聊天时，他的话里没有政治，只有痛苦：
古斯塔沃：那天是周六，他打电话来说：“爸爸，我要去你那里了。向导今天会来接我，带我去找你。”他们周六晚上十一点出发，接下来的过程我们并不清楚。一周过去，两周过去，我们还是不晓得他在哪里。我打电话给向导，他说何塞在沙漠里，不可能跟他联络上。我一直问：“他什么时候会到？”后来某个周日早上，我们接到电话，是他被捕的表哥打来的。他们说他逃走了。我说他不大可能逃得掉。他们说：“没有，何塞真的逃掉了。”要躲开移民官员其实不容易，于是我又打给向导，问我儿子的事。我说何塞如果逃跑了，他应该知道他在哪里。但向导开始给我找其他借口，说不清何塞去哪里了。我再也没有听到儿子的消息。
那个周六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说话。离开前他跟我说：“我心里充满希望，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会团聚的。”他希望我支持他。他说：“答应我，我到了那里你会帮我。”我说：“你是我儿子，我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你，不用害怕。”“你确定你会在那里等我吗？”他问我。我说：“我保证我会在这里等你。”他在害怕。他有事想告诉我。他想来这里是因为心里有事。我们俩最后一次说话，他说：“爸爸，我真的有话想跟你说。”我说：“好啊，你说吧。”“不是这样，”他说，“我想面对面说，像父亲和儿子那样。”“没问题，”我说，“我们等你过来再说。但如果你想现在说，我也乐意听。”他说：“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到你那里，我们再说。”
我儿子一直没说他想讲什么（保利娜开始哭）……他在厄瓜多尔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人约会了六个月，他走的两周前在一起，女孩怀孕了。他到墨西哥时才知道这件事，我猜他想跟我说的就是这个。他想跟我说那个女孩怀孕了，想知道我能不能帮他。我没有机会告诉他，但到现在我还是准备支持那个女孩和她肚子里的小女娃。我不会不管她的。我一直很懊悔，我没办法当面告诉我儿子，说我真的会支持他。那宝宝会是个女孩，我很开心。他失踪之后，我们是那么难过，有了这个小宝宝，我们的生活会快乐一点，让我保持希望，继续为何塞奔走。
他女友每天都会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他的消息，看我们是不是知道什么，我能不能找谁帮忙。我说：“没有，我没有新消息。”这种话真的很难开口。她觉得我在这里什么事也没干，没有打电话找谁帮忙，何塞都失踪了，我们却一点动作也没有。其实不是。我们一直四处问人，打听何塞的下落。除非找到他，知道他的消息，否则我们再也找不回过去的快乐。
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没办法去边界带找他。何塞就这样消失了，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们一辈子都会为此落泪。他是个坚强的孩子（哭泣），我很想他，有时甚至什么都不想要了。但这种时候，我不能让心里的感觉爆开，只能将痛苦封住，锁在心底。但真的很难，因为我只要走出房子，心里想的就是他，没有别人。工作的时候，我试着专心做事，我得这么做，但只能撑一会儿，我心里又全是他。我对他说：“你出了什么事？你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我？你很坚强。”
他真的是个坚强的年轻人。
老实说，我一直睡不好，通常都拖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着，但四五点就会醒来。我睡不着，因为他一直出现在我梦里（泣不成声），让我没办法睡。我有一张他的照片，随时都会拿出来看，对他讲话。我会想到他小时候，我们聊天说话。我想到就会笑，但同时又会掉眼泪，因为我有好多事都没能为他做。
我们决定让何塞过来，但没想到他会失踪。完全没想到。我们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但就是遇到了。我很难开口说我儿子失踪了，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相信他会回来，我们会再见到他。我不晓得要怎样才能再见到我儿子，用什么样的形式，但我想见他。就算有人跟我说，“听着，我们找到你儿子了，但他变成怎样怎样”，这样也好。我不想活在怀疑之中，整天想着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抱孙女了，这是神赐的礼物。但我同时也很难过，因为我们找不到她的父亲。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儿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觉得愈来愈无力。我有时都觉得这场仗快打输了。我有时起床后会替自己打气：“我们会找到他的，我们会找到他的。”这种生活真的很难熬。没有半点消息，没有就是没有（哭泣）。我向神祷告，希望我们终有一天能和何塞团圆，不论怎样都好。
2013年11月，玛丽亚·何塞(María José)呱呱坠地。
12 后记
危险地带
经过几周计划，我总算说服边境巡逻队公关室和搜索创伤救援队(BORSTAR)，让他们跟何塞的母亲保利娜及两位表兄弟通电话。这样一来，要是曼尼和费利佩想起更多他们穿越边境和在哪里抛下何塞的细节，或许就能回溯他们在沙漠的路线，缩小寻找何塞的范围。我先和参与视频会议的几名巡逻队员谈了一会儿。
我：我得先提醒各位，他们都相信何塞还活着，所以会问你们很多事情，例如保利娜可能会问“他会不会在拘留所，只是姓名还没查出来？”类似这种事，我已经跟她说了很多次，跟她说时间过了那么久，这种事发生的几率很低，但她还是会问。
队员：我们尽量，但我不确定我们能回答多少问题。我们会尽力收集资料，评估状况，看能不能展开搜索，寻找这位年轻人的遗体。
保利娜、曼尼和费利佩来电话了。十三岁的费利佩先接受问话，结果不大好。他没有提供太多有用的具体细节，而且不难想见他有点紧张。谈话不到五分钟，你就可以听出其中一位搜索创伤救援队员开始不耐烦了。
费利佩：我们从桥底下走过，然后开始爬山。我们翻过那座山，然后通过一道围篱，接着就开始往北走。
队员：你们看得到诺加莱斯吗？
费利佩：看得到，在山上的时候。
队员：诺加莱斯在东方还是西方？
费利佩：我不晓得，但我们看得到市区。之后我们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发现一间还没盖好的房子。我们进去歇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走……我们到了图森，我们经过一座牧场，看到很多马。我们经过那里，然后遇到一条路。不过只有我和曼尼，因为何塞在后面。
队员：不是不是不是，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穿越边境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语带恼怒）你提到“房子”和“桥”，你们那时还在墨西哥境内，对吧？墨西哥我不熟，我只知道美国这边，所以我需要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从墨西哥进入美国，懂吗？你们怎么知道自己穿越边界了？
费利佩：我们越过一道围篱，是带刺铁丝网。“郊狼”说我们已经进入美国了……我们天黑之前穿越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大概下午五点通过边界的。
队员：围篱附近的地形什么样？
费利佩：全都是山，围篱也在山上。我们爬到一半就遇到围篱，越过后继续往上爬。那里树很多……
问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曼尼和费利佩对他们在沙漠里走了几天说法不一，对地标和基本方向的描述有时只能用模糊来形容。以他们的年纪和对那一带的陌生程度，加上多数时候都是晚上前进，交代不清其实不难想象。他们一直告诉巡逻队员“高山上有会闪光的天线”，还有何塞因身体很不舒服而被留下来的那片荒原。听他们描述了一个小时，你可以听出搜索创伤救援队员口气里的不悦，因为他得不到想要的细节。最后轮到保利娜了。其中一位比较有同情心的搜索创伤救援队员来应答，问她有什么问题想问。
保利娜：我没有问题想问，只想请你们帮忙找我儿子。
队员：我们真的很抱歉。我知道你和你家人都很煎熬。我只能说我们会分析刚才那两位少年的陈述，并和德莱昂先生保持联络，讨论可以怎么进行。我知道这样做无法立即帮上什么忙，但很遗憾那片区域真的很大，呃，而且很不好走，因此我们必须讨论一下，看我们能怎么做。
保利娜：我觉得何塞不会从沙漠回墨西哥，因为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左右。他在诺加莱斯的最后一天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说他要出发了。他是真的很开心，因为终于能离开那里，跟我们团圆了（哭泣）。那天他还打了几次电话。他有个女友在厄瓜多尔。她手机接到一通电话，号码很长。她查了那个号码，发现是从别国打来的。
队员：那是在他穿越边境之前，还是之后？
保利娜：在那之后。到了月底又有一通电话，这回是我妹妹在厄瓜多尔接的。她很确定是何塞，因为他喊了她的名字，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队员：所以你觉得他可能回到了墨西哥，然后打电话回厄瓜多尔？
保利娜：对。
队员（语气傲慢）：女士，让我搞清楚一点，你们的意思是，就算经过那么久，而且被留在沙漠里，你还是觉得何塞打电话跟那个谁说……
保利娜：对，没错，我觉得……（尴尬地沉默了十秒）
那位搜索创伤救援队员正想往下说，就被同事给打断，通话也被切成静音。我们默默等了快一分钟，他们才又回到在线状态。其中一名搜索创伤救援队员匆匆说他们会看情况处理，随即便结束通话。十二天后，我收到一封邮件：
亲爱的德莱昂先生：
首先我要感谢您联络本单位，让我们知道何塞·塔古利的状况。我们很感谢您的耐心与协助，让我们和曼尼及费利佩通话。
经过对两位少年提供的信息进行长时间的分析，并且询问了其他相关人士后，我们针对本案做出了如下判断：目前的条件尚不足以出动边境巡逻队对何塞进行额外搜索。不过，本单位完全可以理解何塞家人可能还想用其他方式继续寻找他，因此我想在此说明本单位对于何塞可能从哪里穿越边境及其路线的推断。他可能在阿塔斯科萨山脉南方的梧桐峡谷以东穿越边界，而两位少年提到的“天线”应该在阿塔斯科萨峰上。何塞很可能在阿塔斯科萨山西方跟表兄弟分开，或许在阿塔斯科萨峰西北。他的两位表亲继续往北，最后在莫伊萨牧场路以东、阿里瓦卡路以南附近被捕。
我们图森区队的所有同仁都对何塞母亲及其他家人的煎熬感同身受。何塞的不幸遭遇再次沉痛提醒我们，许多无证迁移者经由这片危险地带进入美国会面临多大风险。
遗体
迁移是厄瓜多尔穷人的宿命。我姐姐迁移了。
她为了孩子而离开，因为这里生活很艰苦。
什么都没有。她离乡背井，好汇钱回来，让孩子的人生有
更多机会、更多可能。
但她其实一点也不想离开孩子。
——露西亚（何塞的阿姨）
我想那趟旅程真的改变了我们，让你更多地
去想自己是谁。那趟旅程会改变你的行为举止。你过去可能
很叛逆，工作不认真，但只要
开始穿越边境，你就会开始想要改变。
经历这样的事会改变一个人，让你
变成更好的人。这是我的看法。
——克里斯蒂安
1891年，《哈珀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刊登了一幅由美国艺术家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绘制的插图，标题为“渴死在沙漠”。在这幅搭配无证中国移民报道的插图中，一名戴着帽子、拿着水壶的苦力在荒凉的索诺拉沙漠痛苦挣扎。一百多年后，这幅图画再次辛辣地提醒我们，只要有人在自己的国家走投无路，薪水不足以温饱，而美国又需要廉价劳动力，迁移者就会不计代价穿越边境。
这些人宁愿抛家弃子，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穿越沙漠到另一个国家刷马桶赚取最低薪资的原因其实很明显：全球经济不平等、政治动荡、战争、饥荒、政府腐败、毒品暴力或放任下的资本主义，以及消费者对廉价商品与服务的需求。相关政治经济议题数也数不完，没有简单的政策可以解决。新的外籍劳工计划能解决美国边境问题吗？劳动监督和惩罚雇用无证移民的雇主可以阻止迁移潮吗？平衡美国和南方邻邦的贸易关系，能打消迁移者离乡背井的念头吗？还是加大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投资，减少边境战争的经费？这些建议一再有人提出，却始终成效不彰。
归根结底，原因还是出在美国的口是心非上，一方面需要这些能以遣返为要挟而取得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又不想让无证劳工待在国内。美国民众必须先察觉这个根本的社会经济两难，并加以解决，才有办法认真改革移民政策。然而，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解决我们的非法移民问题。这个难题没有简单的解法。我只是想点出美国边境治安手段的伪善与不人道，同时呈现美国边境查缉措施对人身性命造成的巨大戕害。我希望揭开这个名为“威慑预防”的边境管制策略的神秘面纱，揭露一个由异质行动者构成的策略网络如何日复一日地制造许多形式复杂的暴力。当我们走到这项联邦政策的幕后，就会见到边境巡逻队的策略规划者用手里细绳操控的那些动物、致命的高温与“险恶地形”。若问我希望本书能做到什么，那便是将美国边境查缉措施刻意隐瞒的效应摊在阳光下，让更多人注意到这整套移民治安方针背后的暴力思路。
然而，从某个角度来说，本书也是索诺拉沙漠异质集合体生还者的证言及殒命者的悼文。无证者慷慨应允我在书里分享的话语、故事与影像是他们的公开表态，向世人宣告他们的生命值得注意、重视与维护，值得为之追悼。诚如巴特勒所言，我们不该将悲伤视为私人情绪，无关政治，而是应该视之为公众情感，能激发“复杂秩序下的政治社群感”。当我们可以公开哀悼玛丽塞拉、何塞及成千上万因为残忍的边境政策和不断将人推往美国找工作的全球化经济而受苦死亡的人，或许就更能理解不同世界如何紧密交缠，而我们生而为人又对彼此负有何等道德责任。
198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家里住在得克萨斯州麦卡伦市。我记得自己曾经亲眼见过走投无路的人大白天从墨西哥的雷诺萨涉水横渡格兰德河。1990年代初期施行的威慑预防政策将迁移者刻意引导至亚利桑那，使得这类大胆行动一夜消失。直到最近五年，索诺拉沙漠的治安措施日益严苛，格兰德河再次出现横渡者的身影。目前许多无证迁移者会在得克萨斯州南部荒芜的牧场长途跋涉，以躲避边境巡逻队，使得这一带成为全美最繁忙的边境穿越走廊。本书付印期间，加入出走大军的中美洲人数目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许多是逃离贫穷与暴力的孩童。为了抵达美墨边境，这些迁移者会搭俗称“野兽”的货运火车横越墨西哥，时常断手断脚甚至送命。死于这条新路线的成人与孩童人数不得而知，但墨西哥北部发现的乱葬岗和得克萨斯州数个县的墓园里出现的无主坟冢，都显示这条路线是新的杀戮场。
面对这批有碍观瞻的中美洲迁移者，美国联邦政府的反应是动用政治经济手腕，迫使墨西哥政府遏止迁移者坐在火车顶上偷渡。因此，迁移者目前可能必须步行上千千米横越遍布危险的墨西哥，路上几乎免不了遭遇攻击、抢劫、谋杀、强暴和勒索。美国早已将其南方边界推到危地马拉，并且将墨西哥的险恶地形纳入异质集合体中。
2014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暂缓遣送符合特定条件的大批无证迁移者出境，包括2010年之前抵达美国且至少有一名子女为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的人，以及十六岁之前抵达美国者。这道迟来的命令让大批滞留美国的人暂时松了口气，人数估计将近500万。遗憾的是，本书提到的几位朋友，还有不符合资格的六七百万无证迁移者，都无缘获得这项暂时措施的庇荫。基本上，奥巴马此举相当于为某些已经踏上美国领土的人提供一片联邦“创可贴”。然而，这项行政命令并未改变美国边境的治安手段，也没有终结异质集合体，压根没有减缓无证迁移潮。
每天你都会在边界带见到路丘、梅莫、克里斯蒂安、玛丽塞拉和何塞。他们有些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些人则是希望修补跨国迁移撕裂的家庭。这个社会过程有如一张复杂的蜘蛛网，范围又大又广，对困在网上的人来说，永远没有“幸福结局”可言。梅莫和路丘依然每天都得力求温饱，同时躲避移民单位的查缉。梅莫一直跟我说只要存够钱，他就会回去探望病弱的母亲。从她亲吻儿子的脸颊与他告别，已经快二十年过去了，但团圆至今仍是一场梦。撰写这最后一章时，我接到梅莫电话，说他被经济不景气害惨了。工作机会锐减，让他突然得在家附近的“家得宝”门口站岗，等待有人来雇临时工。我们相识六年来，他头一回向我借钱买日用品。尽管如此，梅莫依然是个乐天派，不断跟我保证他回去探望母亲之后，会再带着相机穿越沙漠回来。反观路丘则是隔三岔五想起那段经历，死也不肯再回到亚利桑那荒漠。
克里斯蒂安一直努力存钱，希望弄到旅游签证让年迈的父母到纽约来。他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们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老人能带着他未曾谋面的十三岁儿子一起来。他最近也不好过。2014年秋天，他站在4.5米高的梯子上卸除房子上的石棉瓦，结果脚下踩空跌落了好几层脚手架，倒在地上昏迷了十分钟，同事都以为他死了。因为工地许多人都是无证者，不敢打911，所以将克里斯蒂安送到一家免费诊所，替他包扎冰敷，喂他止痛药。意外发生四个月后我见到他，他仍然不良于行，内伤也还没痊愈，而且还是没看医生。既然稍微能走动了，他又开始打算找工作，像是办公大楼夜班清洁工之类轻松点的兼职。
玛丽塞拉的三个孩子慢慢适应失去母亲的生活。克里斯蒂安尽可能经常汇钱供应他们所需，而瓦妮莎则是尽力填补玛丽塞拉过世在他们心里留下的空缺。
何塞的女友塔玛拉一边忙着照顾两人的爱情结晶，一边信守承诺继续等他。她经常写邮件问我有没有何塞的消息，并计划未来和她母亲一样迁移到纽约，好赚取美元汇回昆卡养育女儿。
古斯塔沃和保利娜仍然抱着希望，觉得儿子还活着。我经常和保利娜通电话，听她说他们又联系了哪些带路人，看他们知不知道何塞走的路线。我承诺帮他们夫妇俩继续寻找儿子的下落，因此除了频繁联系“郊狼”，我也花了许多时间寻找当时跟何塞同行的伙伴。过去这一年，我、韦尔斯和基只要去亚利桑那，就会到索诺拉沙漠的阿塔斯科萨山脉附近转转，寻找何塞的蛛丝马迹，但他依然没有出现。
撰写本书期间，我偶然读到奥丹诗人塞佩达(Ofelia Zepeda)的一首诗——《1993年洪水及其他》。诗里有一段我现在时不时就会找出来重读：
遗体。
此刻他的骨灰在山脚下被雨水冲刷，
重新混进了当初孕育他的土壤。
他的尖叫无声，
你仿佛在他的笑声中听见那些灰烬，
犹如青少年的话语让你摸不着头绪，
你无法期待十五岁的少年能够懂得。
骨灰已经飘向四面八方，
混进了带来雨水的云，
甚至飘到流向皮马县的希拉河上。
当然有些骨灰飘进了大河，顺流而下
去了墨西哥，混进温暖的沙滩，而你正躺在沙滩上
微笑看着螃蟹爬过身旁。
不论何塞身在何处，都愿他温暖微笑。
致谢
迈克尔·韦尔斯
我要感谢玛丽塞拉和何塞在厄瓜多尔和纽约的家人、阿里瓦卡的朋友和吉卜赛小馆(La Gitana Cantina)的所有人，包括弗恩(Fern)和彭尼(Penny)，尤其要谢谢加里(Gary)。我还要感谢无证迁移计划的所有学生。内人格蕾丝(Grace)和两个女儿波普伊(Poppy)及朱尼珀(Juniper)，我很爱你们。最后要谢谢德莱昂从一开始就找我加入计划。
杰森·德莱昂
本书能完成，全靠书中人物对我的信任与坦诚。他们的慷慨我无以回报，只能期许自己做好说书人的角色，替这些朋友说出他们没办法亲自讲述的故事。我要感谢玛丽塞拉的家人，尤其是化名为克里斯蒂安和瓦妮莎的两位，谢谢他们打开纽约和厄瓜多尔的家与生活让我走入其中。谢谢何塞的家人，即使他们的遭遇仍然像无法愈合的伤口，却还是信任我，应允我讲述他们的心碎故事。最后我要谢谢路丘和梅莫这些年来给我的一切。梅莫，你是我兄弟(eres mi hermano)。
我要感谢许多朋友与机构这些年来对无证迁移计划的启发与支持，并协助我顺利“生出”本书。2004年夏天，我和来自墨西哥特拉斯卡拉圣何塞潟湖区的巴迪略(Victor Baldillo)坐在发掘遗址旁，听他说起穿越索诺拉沙漠的痛苦经历。和他为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启发我成为如今的人类学家。兄弟，我们海滩见！(¡Nos vemos en la playa mano!)谢谢本兹(Lauren Benz)出了个疯主意，要我去亚利桑那看看关于无证迁移，考古学能说些什么。
无证迁移计划的种子是我在华盛顿大学教书时种下的。它的“版税研究基金补助计划”给了我迫切需要的资源，让我得以在2009年进行首季的田野调查。此外，我还拿到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RAPID补助计划（案号0939554），在亚利桑那和墨西哥进行前导研究。谢谢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温斯洛(Deborah Winslow)从最初就看好这项研究计划。
我要感谢谢尔—邓肯(Bettina Shell-Duncan)，她是我在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时的系主任，虽然她没有义务那么帮我，却竭力支持我的研究。我还要谢谢弗拉加(Luis Fraga)在我执教两年期间的全心支持。霍夫曼是我在西雅图时的好同事、好邻居和好朋友，阿圭勒(Rick Aguilar)则是值得信赖的好伙伴。最后，我要感谢加西亚(María Elena García)和卢塞罗(José Antonio Lucero)这些年给我的指引、友谊与关爱，我对他们的感激无法尽诉。
我有幸以密歇根大学作为我学术的家。校方始终在财务、后勤与智性上大力支持本人的研究，时常让我感到何德何能。我要感谢密歇根大学文学、科学与艺术学院提供的补助，让书里许多照片得以顺利纳入。
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是我待过最有学院气氛的地方。系主任弗里克(Tom Fricke)从我一到系上就大力相挺，让我铭感五内。系上许多同事是我获得支持与脑力激荡的来源，本书少了他们就不会成真。我要特别感谢贝克(Rob Beck)、贝阿尔、德夫林(Maureen Delvin)、杜阿(Jatin Dua)、菲利—哈尼克(Gillian Feeley-Harnik)、费赫尔瓦里(Kriszti Fehervary)、加维(Raven Garvey)、赫尔(Matt Hull)、基恩(Webb Keane)、金斯顿(John Kingston)、基尔希(Stuart Kirsch)、莱蒙(Alaina Lemon)、曼海姆(Bruce Mannheim)、米塔尼(John Mitani)、米格勒(Erik Mueggler)、奥谢(John O'Shea)、帕森斯(Jeff Parsons)、帕特里奇(Damani Partridge)、罗伯茨(Liz Roberts)、施赖奥克(Andrew Shryock)、西诺波利(Carla Sinopoli)、斯佩思(John Speth)、斯图尔特(Brian Stewart)、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赖特(Henry Wright)和扬(Lisa Young)。本书的章节与构想大大得益于人类学系社会文化研讨会、人类史学(Anthro History)工作坊和人类学系博物馆午餐交流会上同事与学生的回馈，以及2009年至2015年邀请我发表演讲的各单位的听众。我要感谢人类学系的伦德奎斯特(Amy Rundquist)和温尼厄姆(Julie Winningham)在行政事务上的协助，满足我从田野调查、写书到出版补助各方面的需求。我还要感谢人类学系图书馆馆员戴维斯(Jennifer Nason Davis)在档案里寻找本书能用的照片。我要特别感谢同乡克鲁格里亚克(Amanda Krugliak)各方面的大力合作。谢谢巴恩斯(Richard Barnes)帮助我用新的目光看待迁移经历。感谢史密斯(Sid Smith)和人文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对无证迁移计划的坚定支持，并让“例外状态展”得以成真。谢谢多林—怀特(John Doering-White)、弗朗克—瓦伊塔尔(Amelia Frank-Vitale)和卡米纳(Matan Kaminer)给我许多启发，我很荣幸和这几位学生共事。谢谢蔡“朋友”(Howard “Amigo” Tsai)、“约翰尼叔叔”德沃尔(Jonathan “Uncle Johnny” Devore)和希克斯(Randall“Kevin” Hicks)让我入伙。感谢内姆谢尔(Dan Nemser)和多布金(Loren Dobkin)，你们真是很棒的朋友。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死党兼人生教练伦珀特(Michael Lempert)于本书撰写期间各个阶段的协助，并提醒我哪里有特价珍珠奶茶。
本书大部分篇幅是我在高等研究学院(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担任威勒海德研究员(Weatherhead Fellow)期间撰写的。我要感谢学院教职员对我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巴卡(Lynn Baca)、戴维斯(Flannery Davis)、盖根(Cynthia Geoghegan)、古铁雷斯(Isidro Gutierrez)、霍尔特(Laura Holt)、蒙托亚(Randy Montoya)、帕切科(Lisa Pacheco)、潘(Elysia Poon)、桑多瓦尔(Carol Sandoval)、斯威尼(Ray Sweeney)和泰勒(Nicole Taylor)。我要特别感谢前院长布鲁克斯(James Brooks)于2013学年让这群出色学者齐聚一堂。我很荣幸和以下这群伙伴在高等研究学院（主要是台球间）共度一年：包狄诺(Patricia Baudino)、布兰塞特(Kent Blansett)、伯姆(Debbie Boehm)、丹克(Jon Daehnke)、杰德(Islah Jad)、卡兰迪诺(George Karandinos)、李和(He Li)、隆特伊(Amy Lonetree)和特菲勒斯(Májiá Tailfeathers)。特别感谢威尔逊(Jordan Wilson)教我各种烹饪诀窍。我要感谢哈特(Laurie Hart)，因为她是如此特别，还有布尔古瓦的友谊与指引。我还要感谢托瑞亚多(Chile Torreado)，他做的墨西哥卷饼早餐真是全新墨西哥州最赞。
我2013年获得国家地理的新秀探险家奖(Emerging Explorer Award)，本书部分研究得到该奖支持。我要感谢国家地理同仁的长期支持，尤其是阿马多尔(Fabio Amador)、克罗宁(Anastasia Cronin)、莫恩(Alex Moen)、桑顿(Christopher Thornton)和祖克(Cheryl Zook)。
感谢我在其他单位的许多同事为本书不少章节和构想提供的有益意见，尤其是道蒂、麦圭尔(Randy McGuire)和斯蒂芬(Lynn Stephen)。谢谢我的法国患难兄弟里夏尔(François Richard)。
我有太多事情要感谢马歇尔(Kate Marshall)。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编辑，她在本书构思、撰写和编辑期间不仅全力支持，还充满耐心，给我诚实的反馈。她在编辑上的敏感度可比蜘蛛，不仅将本书推向正确的轨道，必要时也会叫我悬崖勒马。我找不到比她更棒的写作教练了。我要感谢出版社的印制魔术师布朗(Dore Brown)，将我沾满咖啡渍的粗糙手稿改造成你手上的成品。我还要感谢艾森施塔克(Stacy Eisenstark)为了本书好几个地方而据理力争，以及弗特坎普(Ryan Furtkamp)和达内(Alex Dahne)努力宣传本书。感谢耐心勤勉的文案贝克(Steven B. Baker)帮我做到一丝不苟，就算我坚持放进一堆无法翻译的墨西哥俚语和编造字，他依然不离不弃。我还要感谢出版社对本书的信心，让我和韦尔斯放进那么多照片。
本书初稿得到三位审稿人诚实又有帮助的批评指教，他们的反馈充满洞见，让手稿的内容大为改善。书中所有错误疏漏均为作者之过。
虽然我在书里提到阿里瓦卡的次数不多，但它在2010年至2014年间一直是无证迁移计划的心脏、灵魂与核心，并成了我第二个家。我永远无法回报阿里瓦卡这些年给我和学生的爱与支持于万一。感谢阿里瓦卡行动中心连续几个田野调查季借地方给我们做实验。我要给好友法雷尔(Jill Farrell)以大大的拥抱，是她让我知道社群的真谛。谢谢麦圭尔(Danny McGuire)、台球玩家盖瑞(Gary)、霍利(Holly)、肯尼(Kenny)、黛比(Debbie)、奥克塔维奥(Octavio)、龙尼(Ronnie)、金特罗(Sean Quintero)、罗哈斯(Shawn Rojas)、谢尔登(Kathy Sheldon)、斯托布(Bradley Staub)、蒂姆(Tim)和乔乔叔叔(Uncle JoJo)。读者要是去阿里瓦卡，一定要造访吉卜赛小馆，那里是北美甚至全世界最棒的酒馆。我还要感谢老板米林诺维奇夫妇(Maggie and Rich Milinovitch)、谢泼德夫妇［Penny and Steve Shepard，还有巴斯特(Buster)和奇科(Chico)］和鲁宾逊(Fern Robinson)这几位大好人，感谢他们总是不吝对无证迁移计划伸出援手。我要向我阿里瓦卡的表亲杜(Drew C. Do)致敬。我爱你，兄弟。
这些年我在图森认识了一些非常棒的人。谢谢威尔逊(Mike Wilson)、普赖斯(Norma Price)和图森撒马利亚人的大家。还要谢谢我的朋友赖内克，她帮我的次数多得数不清，并且让我明白什么叫为了改变而工作。如果想了解更多赖内克等人在沙漠替家属寻找亲人遗体的工作，可以到科利布里人权中心网站(http://colibricenter.org/)查询。图森导演兼作家弗格森一直是我的沙漠精神向导，我很荣幸能称她为友。我要感谢“禅师”基这些年来向我展现的一切，尤其是让我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我欠他的情永远也还不了。
田野调查期间，墨西哥的诺加莱斯有许多人指引我、支持我。谢谢洛雷罗夫妇愿意打开胡安·博斯科收容所的大门，让我能够做研究，并且从1980年代初期到现在一共协助了100多万名迁移者，为他们提供了温暖的床和食物。感谢收容所里的许多员工协助我做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一个人如何在每天面对无穷尽的悲惨与愁苦时还能保持乐观。我特别要感谢费尔南多(Fernando)、波洛(Polo)、何塞(José)、埃里克(Erik)和内奇(Netchy)。
2009年我徒步穿越沙漠，“长耳大野兔”杰克逊[Jackson(Jackrabbit)Hathorn]是第一个被我说动同行的学生。我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旅伴或DJ了。这些年来有许许多多大学生和研究生参与无证迁移计划，让计划得以成功。我想在此一一感谢他们。无证迁移计划2009年班：莱德斯马(Briana Ledesma)；2010年班：伊马迪(Rachel Emadi)、加西亚(Ester García)、哈米尔(Morgan Chalmers Hamill)、扬诺内(Adrienne Iannone)、欧斯特里彻(Ian OstericherTM)、佩恩(Hilary Payne)、普拉斯(Graham Pruss)、里奇(Steven Ritchey)、希普曼(Austin Shipman)、斯托克斯(Shaylee Stokes)、武洛维奇(Sasa Vulovic)和亚克肖(Sophia Yackshaw)；2012年班：贝克(Johnquil Baker)、巴雷特(Reanne Barrett)、卡斯蒂略(Mario Castillo)、迪岑(Alarica Dietzen)、葛拉波克沙(Sam Grabowksa)、曼克尔(Magda Mankel)、纳尔逊(Lauren Nelson)、帕拉西奥(Rolando Palacio)、“丘巴卡”舒伯特[Ashley(Schewbacca)Schubert]和辛格(Parth Singh)；以及2013年班：安东尼乌(Anna Antoniou)、巴特(Emily Butt)、丹特斯(Andrea Dantus)、多尔夫斯曼—霍普金斯(Marcela Dorfsman-Hopkins)、戴维斯(Jordan Edward Davis)、德拉罗萨(Bill De La Rosa)、拉夫伯(John Lefeber)、卡斯(Hannah Kass)、李(Dan Lee)、洛夫兰(Erika Loveland)和姆林(Leah Mly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