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基在这一带看见一位边境穿越者已经散掉了的部分骸骨。那是他一个月之内碰见的第二位死者。他打电话报警，警局派了两名警探过来将找到的骸骨取走。基说他们只在附近转了五分钟就准备走人了，因为天气热得要命，两位警探没有准备也没心情进行大规模搜索，更何况寻找“偷渡客”的骸骨从来不是执法单位的优先要务。现在我们三个重新回到这一带，准备寻找那个曾经活着的人的其余尸骨。
基没有说错。那里还有骸骨，只是警探忽略了，但我们找了很大范围才找到，因为骸骨散得到处都是。我们往下坡走，看见一段手臂卡在两块岩石之间。除了连接骨头的肌腱还在，其余的皮肉都被不知道哪种生物给啃干净了。小径再往前一点，我看见红土坡上有几块白色斑点非常显眼，很像有人掉了一盒粉笔。我凑近一看，发现那些是人骨碎片，大部分是被阳光晒白的肋骨残骸，已经被某个动物弄断啃过了。我瞥见小径旁的石头上有一颗完整的牙齿，心底燃起一丝希望，心想头骨或许就在附近。
人齿，2011年图马卡科里山区（迈克尔·韦尔斯摄）
于是我们开始焦急寻找那人的头颅。我们翻动岩石，戳弄地下巢穴，伸长擦伤流血的双手在厚树丛里盲目摸索，希望找到被动物藏起来或大雨冲散的骸骨。虽然天气热得让人没力，我们还是拼命搜索。就这样奋斗了四十五分钟，我们放弃了。没有头骨，也没有其他的牙齿，但我们确实在一处骸骨旁发现一双破烂的登山鞋。头骨到底去哪里了？我开始想象可能的经过，脑中闪现蒙太奇画面：一群秃鹰笑着啄出那人的眼球；两只郊狼像踢球一样用脚猛踢那人的头颅，想从枕骨大孔弄出点脑髓吃。这种时候你真的会讨厌人有想象力。在沙漠失去过亲友的人都会告诉你，不知道亲友发生了什么，加上脑中浮现的各种可怕场景，真的会把人逼疯。
基收集散落的骸骨，韦尔斯开始拍照。断臂装进黑色垃圾袋，肋骨和牙齿则是进了封口袋。基潦草记下GPS位置。之后他会将骸骨送到警局去，然后被骂“破坏犯罪现场”。讽刺的是警察自己明明来过，基只是捡拾警察草草搜索遗漏的骸骨而已。事实上，这里虽然是犯罪现场，却没有几个人真的在乎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个遗体被啃得连性别都无从得知的人就只是个“偷渡客”，违反美国法律而沦至此下场的非公民。其中不少人更认为，只要一直用“偷渡客”称呼这些人，就能不谈他们的本名，不用想象他们的面孔。美国就算是个移民国家，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有太多人患了历史失忆症，将过去的“高贵”欧洲移民和现在的拉丁裔边境穿越者视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们一下就忘了美国曾经多么暴力地对待爱尔兰、中国和其他新抵达的移民族群。和过去移民遭受的苦难相隔久远有个好处，就是如今有许多美国人根本不介意将国籍摆在人命之前。光是瞄一眼网民对最近一则名为“非法移民人数减少，边境穿越死亡人数增加”报道的评论，就能看出极端反移民人士对迁移者死亡的看法：
我没有谴责死者的意思，我也认为让人死于痛苦很残忍，但从某方面来说，这样或许比较好？我的意思是，毕竟有些人就是因为家乡什么都没有才会铤而走险，死在路上至少不会再受苦。
既然美国什么都会附说明，而且光有告示并无法……吓阻人们非法进入美国，那我们何不……将那些晒干的尸体挂在迁移者穿越边境的地方，然后附上说明：“或许两天后你也会变成这样”？
网络上几乎所有关于迁移者死亡的报道都会见到这类评论，让人还以为自己读到的是讽刺刊物《洋葱报》(The Onion)的《美国之音》专栏呢。我们往往只将这些响应看成极端的仇恨言论，但这种藐视无证者性命、认为应该用尸体来吓阻迁移者的想法，却是美国联邦政府目前边境治安政策的基本要素。
不过，在我们寻找遗骸的此刻，这些其实都无所谓了。因为沙漠已经开始抹去这个人的痕迹，还有他或她曾经历的暴力与惊恐。整件事还没来得及为人所知，就已经被人遗忘。
骨粉：被迫成为裸命
许多边境研究者都受到哲学家阿甘本著作的影响。他对主权、法律和个人权利的探讨，启发了研究者对国与国之间那片物理空间如何左右公民、非公民和政府权力的建构的理解。而他提出的“例外状态”的概念，也就是当局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搁置个体受到的法律保障，加强政府对个体的权力，对于研究民族国家边陲(margin)更是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些边陲地带，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紧张关系不仅有明确的发生地址，而且每日上演，清楚可见。如同阿甘本对集中营的分析，边境的空间构成往往让一块不在正常状态与道德律法之内的空间得以存在。边境成了“例外之地”，成了一个人进去后就被剥夺个人权利和法律保障的物理和政治所在。尸体被野生动物吃掉便是美国联邦移民政策在索诺拉沙漠造成的许多“例外”之一。
多蒂(Roxanne Doty)指出，美墨边境是标准的例外空间，那些想未经许可进入美国的人常被迫成为裸命(bare life)，也就是死亡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个体，因为美国的边境政策不承认未经允许的迁移者的权利，并且让这些非公民暴露在政府建构的地缘政治空间中，借由苦难和死亡来吓阻他们迁移。认为边境穿越者的性命无关紧要这种看法不仅反映在联邦移民查缉单位对待他们的方式里，也充斥在普遍的反移民论述中，前面提到的网络评论便是一例。而索诺拉沙漠地处偏远，渺无人烟，很少出现在美国民众的视野内，更有助于这种将人“非人化”的做法。在这个空间里，可以用放到其他环境中几乎都会被视为暴力、残忍和荒谬的方式维护治安。你只要想一下，如果拉丁裔无证者的腐烂尸体不是出现在索诺拉沙漠，而是出现在某个高尔夫球场的第九洞旁，或附近的麦当劳停车场堆着被晒白的头骨，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沙漠与世隔绝，再加上民众认为边境是法外之地，让政府得以名正言顺使用非常手段控制和排除“不文明”的非公民。执法者在那里“可以搁置司法命令的控制与保证，例外状态的暴力被看成是为‘文明’服务”。主权权力将迁移者塑造成需要用暴力处置的被排除者，同时剥夺他们抵抗或抗议的能力。环境成为一种威慑，执法者可以“尽情利用沙漠的野性(raw physicality)，并以之掩盖社会与政治权力的运作”。你只要鼓起勇气踏进这个骇人的地缘政治空间，就会看到美国的内在监视(internal surveillant gaze)如何运作，并了解为何这一区的地图应该标上“怪物出没”(Here be monsters)。
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死亡现场时，我发现地上有东西，便蹲下捡了起来。那是一块比我指甲还小的骨头，而且立刻就碎了。我正想递给基，不料忽然来了一阵风，将粉末吹掉一大半，于是我赶紧将手指上剩下的残渣聚拢，倒进封口袋。但这只是白费工夫。对于骨粉，鉴识科学家能做的非常有限。那人很可能就此被归档进皮马县法医室迁移者死亡数据库：“姓名：不详。年龄：不详。国籍：不详。死因：尚待确定（骨骸部分遗留）。”那人的身份和大部分尸体都被沙漠吞噬了，而且没有目击者。一条裸命就只剩下鞋子、几块骨头和“不详”。
我常想到那一天，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知道那人的死亡和他或她存在痕迹的消失一点也不特别。从2000年10月到2014年9月，光是亚利桑那南部就找到2721名边境穿越者的尸体，其中近800人至今依然身份不明。其次，沙漠里的那一刻完美展现了目前美国边境查缉政策的结构、逻辑和对人体的冲击。我是在2012年春天造访诺加莱斯的胡安·博斯科(Juan Bosco)移民收容所时（见第五章 ）彻底理解了这一点。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灰泥墙上总是贴满墨西哥政府警告沙漠风险的亮面传单、“人道边界”组织制作的超大幅边境穿越者死亡位置图，还有家属张贴的失踪迁移者海报。但要到2012年，我才头一回看见男厕墙上出现一张美国国土安全部制作的小标语。标语用西班牙文写道：“下回再没有证件穿越边境，就会成为沙漠的牺牲者。”标语旁边还很可笑地画了一棵卡通的巨人柱仙人掌。
那么拙劣的沙漠图案让我笑了出来，却也让我想起只在墨西哥的收容所看到过那么几次美国政府制作的警告标语。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则标语将沙漠拟人化，将之比喻成锁定迁移者的施暴者，而且很取巧地绝口不提美国联邦边境查缉政策和那片恶土之间的战术关联。然而，只要将这个公共服务标语放到历史里检视，就能看穿“威慑预防”这个自1990年代便开始刻意将迁移者引导至那片沙漠的策略结构，同时看出美国边境巡逻队是多么狡猾地征召大自然成为执法者，并且在迁移者死于沙漠之手时可以严词否认自己负有责任。接下来，我将简要介绍威慑预防策略的历史与逻辑，并点出边境查缉政策与迁移者所遭受的苦难和死亡之间的关联，进而在本书其余篇幅里详细探讨这个关联。
眼不见为净
1993年7月，美国移民及归化局任命墨西哥与美国边境巡逻队员雷耶斯(Silvestre Reyes)为埃尔帕索区队长。雷耶斯会得到拔擢，是因为当时边境巡逻队在该地区陷入危机，面临一连串官司和违反人权的指控。民众的不满主要有两个，一是合法居留的拉丁裔人士受到不当的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二是持续追捕无证边境穿越者的做法危险又过当。住在边境一带的埃尔帕索居民大多数是拉丁裔，这让边巡的不靠问话很难判断谁是“偷渡的”。当地居民受够了每天出门办事都会被执法人员拦下查验公民身份。面对他们的抱怨连连，雷耶斯想出了一个极端的全新策略，彻底改写了美国的边境治安作为。邓恩这样描述雷耶斯1993年9月19日展开的“封锁行动”(Operation Blockade)：
行动重点是展示强势警力，吓阻从华雷斯到埃尔帕索这段核心城区未经允许的边境穿越行为……包括在格兰德河两岸及邻近堤岸配置400名边境巡逻队员（该区的巡逻队员总数为650人），一律穿着军绿制服，乘坐绿白两色巡逻车，全天候短距离（间隔50米到800米）驻扎在埃尔帕索和华雷斯之间那32千米路段……密集驻点让巡逻队员在格兰德河畔形成一道慑人的防线，甚至类似一堵虚拟围墙，更别忘了还有侦察直升机频繁出动，在低空盘旋。
在这个新策略出现之前，边境巡逻队的标准作业程序是等迁移者越过边境之后再设法逮人。然而，几十个男女老幼同时翻越边界围篱，让身穿绿制服的巡逻队员追着跑的景象实在太像马戏团，跟电影中的“启斯东警察”(Keystone Cops)一样滑稽，后来喜剧演员马林(Cheech Marin)甚至以此为灵感创作了电影《生于东洛杉矶》(Born in East L.A.)。这种情节每天上演，显示了封锁边界有多困难，而雷耶斯在埃尔帕索的边界口岸及周围布下重兵是很有效的公关手段，似乎让当地居民心满意足。然而，这样的“警力展示”并没有阻止非法移民，顶多只是让原本习惯穿越市区的迁移者受不了，被迫转到人口稀少的城市边缘继续轻松翻越围篱。
除了将迁移者引出市区，新策略还让迁移行为更少出现在民众眼中，让对付无证者的治安行动发生在几乎没有目击者的区域。所谓的眼不见为净，尽管这项威慑转移策略只是让边境穿越者的踪影较少出现，但很快便有政治人物大力赞扬，其他地区也起而效尤。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1994年执行“守门人行动”、亚利桑那州1994年和1999年两度执行“防卫行动”，到得克萨斯州南部1997年执行“格兰德行动”，1990年代美墨边境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威力。雷耶斯当初推出封锁行动只是想将边境穿越行为引出市区，让“迁移者待在边境巡逻队的地盘上”，完全没想到这个做法会变成以自然环境为战术、广泛执行的政策，并且在“9·11”事件后成为边境治安措施的基础。
险恶地带
封锁行动的构想很简单。在埃尔帕索市区的边界口岸及周边强化治安，就能迫使无证迁移者选择从较外围的区域穿越边境，更有利于执法单位实施监控。虽然在埃尔帕索试行这个做法并未得到移民及归化局的正式许可与完整评估，但立刻引来了媒体和政治人物的注意，并且随即被纳入联邦政府的新方案中。封锁行动执行不到一年，移民及归化局便颁布了策略计划，基本上就是将雷耶斯的非正式做法包装成全国计划：“为改善边境管制，边境巡逻队将执行威慑预防策略，在所有主要入境通道挹注优势执法资源，以便达成策略目标。边境巡逻队将增加第一线执勤人数，并有效运用科技以提高遭逮捕的风险，达成吓阻之功效。”构成这项新策略的要素之一，就是判定边境偏远地带（如索诺拉沙漠）难以步行穿越，因此执法人员可以有效利用。然而，历史学家埃廷格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一点也不新颖：“打从（1882年）执行《排华法案》开始，美国移民当局就发现了沙漠和荒山野岭是打击无证入境的好帮手。迁移者在偏远小径上很难取得食物和饮水，只有在公路或铁路沿线能取得必要物资，但那些地方也最容易被移民查缉队逮到。”就如1926年一名联邦职员所指出的，边境查缉的目的在于“起码让穿越边境变得危险，非法入境只能少量进行”。
不过，美国直到1993年正式进入“威慑预防”时代，才真正认定可以将沙漠和其他横跨边界的极端环境当成策略手段，吓阻迁移者大举非法入境。移民及归化局的策略计划备忘录是最早提到可以用环境条件来防卫地缘政治边界的文件之一：“边境环境非常多样，从高山、沙漠、湖泊、河川到谷地，都是天然的通行障碍，而从北端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到南端的烈日炙热不仅考验着非法入境行为，也对执法构成了挑战。非法入境者穿越无人居住的偏远海陆边境地带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引文中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下同）。”
虽然政策制定者在过去数十年来不断写到威慑预防策略，但只有一开始的相关文件曾清楚提到官员对环境作为执法工具的设想：“预计旧有的入境和偷渡路线将中断，非法人口移动将受阻或被迫改走地形较为险恶、利于执法而不利于穿越的地带。”威慑预防策略施行前，美国边境管制的主要手段为非法入境后再逮人，然后送往自愿离境区(voluntary-departure complex)等候处置。被捕的迁移者可以放弃召开听证会的权利，以换取尽快被遣送回墨西哥，不用长期拘留。不少人指出这种做法相对无用，因为许多迁移者被捕多次后不是习惯了，就是不再那么害怕。威慑预防策略其实是这套规训措施无效的直接后果。
移民及归化局在1994年的策略计划里用了“险恶”(hostile)一词，代表新的边境查缉措施将比之前的做法更加激烈和暴力，因此也更加有效。选择这个词很有意思，因为拟定策略计划的除了边境巡逻队，还有来自“国防部低强度冲突研究中心的专家”，他们曾经负责研拟发展中国家的镇暴策略。只是非常讽刺，这些专家想方设法阻绝的那些迁移者，有不少正是为了躲避受到美国干预主义政策认可并支持的中美洲暴行而选择迁移的。
这份初始报告发布后，描述沙漠环境的用语开始逐渐从“险恶”转为“严苛”(harsh)和“荒凉”(inhospitable)等等。措辞转变显示了美国官方千方百计想淡化这项政策所付出的人命代价。譬如沙漠的险恶程度明明是政策有效与否的关键，但以威慑预防为主题的政府公开文件甚少提及，也很少谈论这项政策与迁移者死亡的关联。此外，虽然边境巡逻队2012年至2016年策略计划里附了多张队员在索诺拉沙漠执勤或“援救”迁移者的照片，却绝口不提这块区域，也不谈它对吓阻迁移行为有多关键。这片险恶的土地已经在政策备忘录里伪装隐形了。
1994年，专家预言威慑预防政策将使迁移者不再仅仅是被捕与遣返。策略计划的拟定者做了几个基本假设，包括“暴力升高，策略的效果才出得来”等等。然而，计划并未明确定义“暴力”，而且这两个字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太直白了，因此后来的政策简报都改用比较婉转的说法，例如“代价”(cost)。移民及归化局发布策略计划三年后，一份美国国会报告这样写道：“西南边境策略（前称策略计划）最终目的是吓阻非法入境美国之行为。该计划指出‘本策略的中心目标就是让非法入境变得难度极高、代价极大，以使更多人不敢轻言尝试’。”
虽然没有官方文件公开讲威慑预防的目标就是杀害边境穿越者，以吓阻其他有意尝试的迁移者，但学术界和不少负责考核边境巡逻队计划的联邦单位都指出了这项政策和迁移者死亡的关联。2010年，美国一份呈交给国会的报告写道：“威慑预防策略……将未经允许的迁移从人口稠密区推往更偏远而危险的边境地带。这项政策造成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那就是边境死亡人数增加。原因为未经允许的迁移者试图横越荒凉的亚利桑那沙漠，但无法适时取得饮水而丧命。”
迁移者死亡人数增加是威慑预防政策“始料未及的后果”，这种说法不仅有误导性，而且忽略了先前提到的证据，政策制定者早就知道死亡在查缉政策里扮演的角色。例如，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就在1997年一份报告里指出，“尝试入境者死亡人数”是“西南边境非法入境吓阻策略的效力指标”之一。同一份报告还表示，“司法部长的策略要能奏效，取得预期成果”，就得“看执法资源如何配置。有时可以减少或预防死亡，例如沿着高速公路设立围篱；有时可能增加死亡，例如在市区执法，迫使外来者尝试从沙漠或山区穿越边境”。我读了好几遍才完全搞懂这段话。它光明正大地表示政府是用迁移者死亡人数来衡量威慑预防策略的效力。从某方面来说，这只是边境穿越者死亡报道底下那些反移民评论的漂白版而已。譬如有网民说：“只要移民人数减少……我就可以接受边境死人。”这些美国民众不在乎迁移者性命的程度似乎和联邦政府不相上下。
上述官方文件透露了两件事：早在规划之初，威慑预防策略就视迁移者死亡率为衡量策略效力的可靠指标（即“暴力升高，策略的效果才出得来”），而边境巡逻队显然知道“在市区执法，迫使外来者尝试从沙漠或山区穿越边境”会提高死亡率。虽然亚利桑那沙漠的死亡人数于21世纪初开始飙升，而这份报告是在那之前发表的。早在1997年就有明确证据显示，威慑预防策略造成的死亡主要来自“环境暴露”（坠落、体温过高和脱水）。这项政策没有选择在迁移者翻越围篱时射杀他们，而是让沙漠成为边境穿越者的新“加害者”。
串起来了
威慑预防策略一开始施行，亚利桑那州偏远地区的逮捕人数和迁移者年死亡率都大幅攀升。1993年，图森区边境巡逻队共逮捕92639人，2000年已经高达616346人，增加至近七倍（见附录）。虽然南方边境这七年间整体逮捕率没有明显提高，威慑预防策略的引导效果却很明显，尝试穿越图森区的人急遽增加。1993年，图森区逮捕人数只占南方边境总逮捕人数的8%，2000年已经占37%，过去近二十年来更成为无证迁移者的主要入境路线，直到最近才稍有变化。
虽然威慑预防策略将迁移者引导至较为“险恶”的地区，却没有让有意穿越边境的人大打退堂鼓。政府问责局早在2001年就发现了这一点：“虽然移民及归化局确实达成了目标，将非法外来者引导至市区之外，却以牺牲……这些外来者为代价。而且许多外来者非但没有放弃非法入境，反而冒着受伤或死亡的危险尝试穿越山区、沙漠与河川。”威慑预防策略实施以来，已经有很多人死亡，而且将迁移者引导至边境偏远地区和迁移者死亡人数飙升显著相关。然而，尽管联邦当局也承认威慑预防和迁移者死亡有关，却还是普遍否认两者有因果关联，例如政府问责局2012年一份报告便指出：
登记在案的迁移者死亡人数自1988年的高点344人降至1994年的低点171人，随后又于1998年增加到286人。根据国土安全部的资料，登记在案的迁移者死亡人数自1999年的250人增加至2005年的492人；2005年至2009年平均每年死亡431人，2010年至2011年降至平均每年死亡360人……对照同一时期的外来者逮捕人数（即未经允许入境者估计人数）减少，迁移者死亡人数的增加特别值得注意……整体而言，数据显示自1990年代实行威慑预防策略以来，边境穿越变得更加危险。不过要再次强调，我们仍不清楚执法作为对迁移者死亡的确切影响。
此外，联邦政府、社会科学家和人权团体对于边境穿越者死亡人数的计算方式也毫无共识。比起其他单位，国土安全部经常选择最低的迁移者死亡数字。由于这类资料不受欢迎又有争议，不难想见政府会低报数字。根据一项较为保守的估计，1998年至2012年的迁移者死亡人数为5596人，2000年至2014年9月在亚利桑那南部发现的尸体则有2771具，足以坐满五十四辆灰狗巴士。这些还只是登记在案的死者呢，许多迁移者或许死在偏远地区，尸体始终没被发现。死于迁移过程中的确切人数将永远成谜（见第三章 ）。
雷耶斯1993年在埃尔帕索推行的封锁行动和本章开头提到的骸骨或许相隔了将近二十年，距离560千米，但两者的关联清清楚楚。封锁行动成为全美边境政策的基础，该政策以沙漠为武器，而且继续使用这项武器。威慑预防策略已经从直言不讳的构想——这个构想公开承认沙漠的险恶可以被当成对付敌军或移民的武器——变成一套漂白过的论述，用来支持一个不幸（或“意外”）造成迁移者“冒生命危险”的标准查缉方针。
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开认可，赞成将边境穿越者引导至执法人员具有“战术优势”的“险恶地带”。二十年后，边境巡逻队的标准论述却将炮口指向人口贩子，指责他们“将迁移者置于沙漠的险恶之中”。联邦政府的这种说辞转变，将究责对象从政策转移到环境和“郊狼”身上，《亚利桑那每日星报》(Arizona Daily Star)有一则传神的报道。报道中，一名边境巡逻队员被问及发现数具迁移者尸体一事，他说：“索诺拉沙漠非常辽阔，又很偏远，水源很少……重点是非法移民被人口贩子骗了、害了。那些家伙把他们带进暗藏风险的地区，暴露在极端环境下。”但内文斯一针见血，指出联邦政府否认对这些死亡负有责任，并归咎于“郊狼”将迁移者带进高风险区。这种论调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正是边境策略加强管制，才直接导致借助‘郊狼’的移民比例大增，会有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预测”。
取道亚利桑那的迁移人数上升，穿越边境者死亡人数增加，显示美国的治安手段有效且系统地将人引导至险恶地区，让迁移过程更加致命。威慑预防策略明明白白仰赖沙漠“威慑”迁移者，吓阻他们别再尝试穿越边境。但那片“险恶”土地到底是什么模样？又具有哪些环境因素可以阻拦迁移者？下一章我将回答这些问题，并提供一个理论架构，帮助各位了解边境穿越者和扮演威慑者的人与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
2 险境
异质集合体
美国边境巡逻队长雷耶斯为了防止边境穿越者翻过围篱进入埃尔帕索市区，派出数百名身穿绿色制服的队员驻守格兰德河，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的做法引发连锁反应，彻底改写联邦政府从布朗斯维尔到圣伊西德罗的边境治安政策，也已经过了二十年。虽然雷耶斯当时并不晓得，却已种下了不久后出现的“威慑预防”一词的种子。
威慑预防，听起来很厉害，用粗体字打在联邦政府文件上很抢眼。这四个字大摇大摆出现在边境巡逻队的幻灯片上，给前来了解他们如何打击恐怖分子、打击非法移民的政治人物看。威慑预防，听起来很有威力，却不恶毒，希望说服你相信它是个人道的政策，目的只是在预防犯罪，防患于未然。
威慑预防，这个词既模糊又干净无菌，像极了国防精英谈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人员伤亡时拿来消毒的枯燥字眼。和军方一样，边境巡逻队的用语充满了各种婉转与抽象，例如外来者(Alien)、非老墨(Other Than Mexican)和战术优势。而“威慑预防”就如同政府使用的许多治安语汇，“只有字眼，没有血淋淋的实况”。它是语言织成的幕布，将血汗与泪水从大众眼前遮去。我说过了，这四个字摆在幻灯片上很好看。
二十年后的现在，威慑一词对边境穿越者来说代表什么？“险恶”地形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是可以将肉烤熟的高温吗？铜墙铁壁和远程地面传感器？还是地面上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巡逻队员？是毒蛇咬痕或有轮奸癖好的盗匪吗？是在荒凉山区走了几十千米而解体的鞋子？还是原本没诊断出来，结果在沙漠里走了几天就出现的心脏病？虽然这些（还有其他一大堆）全都成为边境巡逻队查缉机制的一部分，却从来不曾出现在政策说辞中。况且，威慑一词可不只是用来掩盖这项策略的人道冲击的政治话术而已。
就算政策规划者将用词改成“死亡预防”或“苦难(suffering)预防”，还是远远无法捕捉这套查缉手法的复杂与残暴。这里无法用三言两语交代清楚威慑预防的组成变量、程序与角色，里头有太多部分、太多未知与随机行事。基本上，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掌握迁移者是被什么“威慑”了。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开始了解这套错综复杂、有时随机、永远无法让人摸透的机制？如何找出一个公允的分析视角，同时解释坐在豪华警车里吹着冷气看着绿色监视屏幕发呆的巡逻队员，以及山洪、蝎子蜇、膝盖脱臼、40℃高温、在沙漠盘旋搜寻热信号的无人机和吃腐肉的猛禽野兽？如何才能开始了解这道同时由人类、动物、植物、物体、地理、温度和未知构成的威慑之墙的结构？
我想阐明威慑预防的复杂与模糊，而做法则是来自异质集合体(hybrid collectif)理论的启发。卡隆(Michel Callon)和劳(John Law)主张，能动性(agency)是许多异质单元互动产生的突现性质。这些异质单元被称为行动者(actant)，可能是人类也可能不是。说得比较简单、没那么法文术语化一点，就是人和物体并非独立行动，而是无时无刻不在时空中复杂互动，不时生成事物或促成事件发生。因此，“展现能动性”的其实是这些关系，而非个别的人或物。能动性不存在和出现于真空中。用本内特(Jane Bennett)的话来说就是：“行动者其实从来不单独行动，其效能(efficacy)或能动性永远仰赖协力、合作，或许多物体与力量的互动干涉。”
想了解能动性的产生是多么错综复杂，就必须放大视野，将构成异质系统的所有单元尽收眼底，从人类、动物、矿物到天气形态无一遗漏。此外，我们还必须跳脱一套简单、多年来受到不同领域的学者挑战的二分法，不要再严格划分人类和非人类。这套二元论哲学架构是许多人一味尝试将所有行动归于人类、所有随机和无生(inanimate)状态归于非人类的原因之一，其罪魁祸首正是西方世界的精英。对愿意敞开胸怀重新思考人类和非人类的关系，甚至跳脱这套分类的人来说，“组成集合体的异质成分互动”什么时候“产生突现效果”，集合体就什么时候存在。
为了搞清楚非人类对行动形态(form of action)有多重要，贡献为何，我们必须先做到几件事。首先是不再将人类视为能动性方程式里的主变量，打破这个将我们置于万物之上的阶序观，体认到智人并非永远是行动世界的中心或必要存在。如同斯特内斯库(James Stanescu)所言，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欺骗自己，认为自己是特别的：“相信人类例外论需要某种超然之信(transcendental faith)，相信我们和其他万物及生灵截然有别，不受同样的演化力量所主宰。”这并不表示人不重要，或者说世界上许多事物会是现在这样通常不是我们的错。人很多时候都是跨物种系统的原动者（例如全球变暖），但少了工厂、汽车、温室气体、化石燃料、太阳和其他非人类，我们不可能毁灭自己所在的这个星球。我们全体，从人类、物品、矿物、环境条件到人以外的动物，都以无数种方式同时交缠在一起。这些异质单元连接起来所组成的结构，还有这些结构所展现的能动性，都会在时空中不停变化，以各种形态与大小出现。
因为人只能透过语言和人类特有的认知形式来描述和思考异质集合体，所以必然会有许多遗漏。日常生活里有许多时刻，其复杂我们既无法完全理解，也无法用语言描述。就拿你昨天中午吃的汉堡来说吧，你能描绘出那个汉堡背后的所有行动者和经验吗？你的描绘里有牛的观点吗？从牛栏的角度会看到、感受到和闻到什么？你有想到负责电击牛头的人吗？那一击“成功”了吗？还是那头牛悬吊在屠宰间里痛苦挣扎，直到某人架住它，再电击它一次？负责维修电击枪的人呢？还有驾驶卡车运送汉堡肉到餐厅的女司机？你能描绘卡车引擎和中东制造的精炼汽油的化学反应吗？牛生前吃的饲料和屠体处理室的温度呢？你有想到在厨房里煎汉堡肉的危地马拉无证青少年吗？或是在煎烤过程中被高温破坏的大肠杆菌？这样说你应该懂了吧。
异质集合体的大小取决于分析的角度和尺度，有时甚至会膨胀到无限大，把你的脑袋逼疯。更别说有些系统（如人脑）对我们的大脑来说连理解都有困难，遑论描述了。重点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各种行动，而我们对那些行动几乎一无所知，也无法控制。异质集合体非常复杂。
卡隆和劳的理论之所以有解释力还有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意图”的概念。人类往往认为只有能做选择、赋予选择意义和评估选择的个体才有能动性，而评估和赋予意义通常都借由语言进行。这样去看能动性再次落入了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分法，这或许能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万物之灵，却至少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这样的想法暗指只有人类是能动者，因此完全忽略或看低其他个体对能动性的贡献，也就是卡隆和劳所谓的归因逻辑(attribution)：“能动者是多种不同物质组成而产生的效应，却会以归因逻辑的形式呈现出来。归因逻辑将能动性限缩成单一主体，而这一单一主体通常以人体的样态显现。归因逻辑让部分的物质组成获得‘原动者’的地位，从而抹去了集合体内的其他实体与关系，或视之为辅助或基础的角色。”换句话说，能动性来自许多组成分子的贡献，但人却习惯将这个“多种不同物质组成而产生的效应”归到自己身上，就算人的角色其实很小也不例外。人有将能动性独立或辨别(appropriate)出来，并将行动责任完全揽在自己身上的需求，当这样做符合个人目的时更是如此。集合体的其他组成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被贬为辅助者。我们认定唯有当人类为了某种目的驱使它们，非人类才会脱离被动。但当不受欢迎的能动性出现时，我们却可能将错推给非人类，比如宣称“机器故障”或“自然力量”作祟。
人类误将自己视为唯一的能动者，行动的唯一来源，结果就是将所有他者化约为背景噪声、不可控的变因或随机物，认为所有能动性都来自人的意图与动机，以致无法体悟到，一个异质集合体有时从人的角度看是策略性的，有时则不是。这种看法还将能动性限缩到只有人才能辨别的形态，于是就会像我刚才用汉堡的例子简要说明的那样，错失了大量内涵。卡隆和劳提出有力论据，指出能动性有各种形态，其中许多完全超乎人的想象，是“非策略、分散和去中心的”，以致我们很难甚至无法理解。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尽管为了分析之便，我们可以将某一时刻促成行动的诸多关系分离出来，但必须牢记能动性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
如同我之后会指出的，威慑预防策略执行至今二十年了，还在持续演化中。沙漠里每天都有许多行动者发生无数次互动，产生新形态的能动性。1994年正式（且有意）启动威慑预防异质集合体的或许是边境巡逻队，但自此之后，许多人类和非人类都在不同的时空点上牵连其中。
虽然沙漠和沙漠里的所有行动者都是威慑预防异质集合体的一部分，边境巡逻队却千方百计想将这项政策和迁移者被引导至“险恶”环境而遭受的创伤划清界线。他们非但没有将沙漠视为边境查缉措施的关键伙伴，反而将它描绘成一头执法人员无法掌管的野兽。在边境巡逻队的漂白论述里，自然，就像一辆没有车长的失速列车。2013年6月，图森区两天内发现三具腐烂的尸体，区队长小帕迪利亚被问及此事时只说“沙漠六亲不认”，却没提到死在亚利桑那沙漠里的绝大多数都是无证拉丁裔迁移者。
我在本章想表达两个重点。首先，威慑预防策略创造了一个场域，让边境巡逻队既能利用动物和其他非人类的能动性来干脏活，又能让自己免于承担迁移者受伤或死亡的罪责。多蒂称这是联邦政府的“道德不在场证明”。其次，将沙漠描绘成“迁移吓阻器”不仅让边境穿越者面对的三维空间“混合地理”(hybrid geography)（萨拉·沃特莫尔，Sarah Whatmore）扁平化，而且使得许多影响边境穿越的人类和非人类政治主体隐而不见。从民族志的视角检视迁移经验，我们可以开始为联邦政策论述添上血淋淋的实况。
囿于边境穿越环境(milieu)的尺度、复杂度与随机性，我们无法解释或描述过程中的所有元素或行动者。这是描绘所有异质集合体都会遇到的难题。异质集合体永远无法被充分阐明，也不可能单点辨别出系统里的所有组成分子，顶多只能“在极少数场合，当我们碰巧与它们交会，发现需要与之互动时，创造出适度庞大的方式来将其再现”。在稍后的故事里，我将描述一次典型的边境穿越经验，并提到吓阻迁移者穿越诺加莱斯―萨萨比走廊的各种地理、环境与社会障碍，以期“再现”构成索诺拉异质集合体的几个常见的行动者。
我要讲述的故事综合了数百次的迁移者访谈与对话、在诺加莱斯和沙漠的田野观察，以及跟边境巡逻队的正式与非正式互动。汉弗莱斯(Michael Humphreys)和沃森(Tony Watson)称呼这种叙述为半小说化民族志(semifictionalized ethnography)，即“将发生于一次以上民族志研究里的事件重新排列组合，融会成单一叙事”。这个糅杂了多重观点、凝视与变数的故事，通过结合多种（甚至乍看迥然不同的）数据集，对迁移过程做出更细致的描绘，从而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了无证迁移计划的整体策略。我从迁移者告诉我的故事里撷取出某些细节，适度调整可读性与流畅度，希望阐明这个异质集合体的组成分子如何齐力展现威慑的能动性，进而带给读者现象学上的临场感，更贴近天天在沙漠上演的惊惶与恐怖。
第一天（6月）
“快起床！要出发了！”肥仔(El Gordo)用他的肥手敲着旅馆的合板门大喊。哈维尔微微睁眼，看着正上方灰泥天花板的黄色污渍。
“还起床咧！这种鸟地方谁睡得着？”
房间里汗臭弥漫，混合了盐与身体上的油垢味，刺鼻得很。哈维尔臭气熏天是有理由的。他在墓园里睡了五天，只能用附近公交车站后面的生锈水龙头洗洗脸、腋下和私密处。他一周多以前爬着离开沙漠之后就没有换过袜子和内衣了。他转头看了看房里其他皮肤黝黑的陌生人。
仅有的单人床上躺着两名黑发女子，整夜穿着鞋子睡觉。其余的人用各种不舒服的姿势睡在地板上，有些缩在角落里，有些拿衣服当床垫躺在上头。哈维尔用他那个廉价的尼龙背包当枕头，背包里是他仅有的家当：另一件衬衫、一把超大的绿色塑料梳子和在边界带发食物的基督徒(cristiano)给他的一本宣教小册子，里头关于“被提”(Rapture)的那几页都被撕掉了。躲在墓园里的人会把陵墓当成大理石厕所，那天他蹲在里面拉屎没手纸的时候，还好神救了他。
旅馆房里共九个人，除了哈维尔还有三女五男，所有人闻起来都像刚从沙漠或墓园里出来一样。哈维尔昨晚曾想开一点门缝让空气流通，但隔壁房间实在吵得令人不安。他只有两个选择，忍受同伴们(compañeros)身上的恶臭，或是听隔壁房的妓女来来回回地一会儿跟皮条客吵架，一会儿将色情录像带音量开到最大，好让喝醉酒的恩客硬起来。最后他选择了一个人跟汗臭搏斗。
这九个互不相识的人在墨西哥诺加莱斯的旅馆里躲了两天。而肥仔，就是哈维尔最近认识的“郊狼”，原本答应会帮他弄到一个舒服的房间，让他在穿越沙漠之前好好休息。那个狗娘养的家伙压根没提到会把他关在廉价妓院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哈维尔的堂哥几天前用西联汇了500美元给他，而他给了那个人口贩子400美元当定金。
肥仔用力吸了一口万宝路烟。“等我们到了菲尼克斯，你家人再汇其余的3100美元给我就好。”
“我不会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给你的，想都别想。他们脑袋清楚得很，只有我说了他们才会汇钱(lana)。”
在街上跟“郊狼”交谈很危险，哈维尔必须尽量小心。
肥仔张着门牙歪七扭八的嘴啧了一声，装出诧异的模样。“别担心，兄弟，我这个人说话算话(Yo soy una persona de confianza)。”说完便告诉哈维尔在那间糟乱旅馆待两晚要40美元。
房里的人虽然共处了将近四十八小时，却几乎没有聊天。所有人都很安静，在出发前想办法补眠几小时，就算睡不安稳也好。哈维尔只知道其中几人的名字。卢佩是两个孩子的妈，二十七岁，来自瓦哈卡［不会吧，他们是从瓦哈卡来的？(¡No mames, güey! ¡Todos son de Oaxaca!)］，过去十四年都在美国，在纽约上城区一家一元店当收银员，努力供两个是美国公民的小孩温饱。她横越沙漠已经失败过一次，但会一直尝试直到和孩子团聚为止。她告诉哈维尔，是隔壁门的胖女士向移民单位检举她的，因为想偷走她的孩子。听起来很扯，但可能是真的。边界带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可思议的过往。超现实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卢佩用手掌抹去眼眶的泪水说：“我只是想要回我的小孩。我不需要住在美国，我只想要我的小孩。我爱我的小孩。”她湿润泛红的眼睛黯淡无光。卢佩显然不是第一次说这些事，因为话语中已经听不出激动。精神创伤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